我好读书。古今中外，百家学说，兴之所至，无不涉猎。初读英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一书的“导论”部分（以下简称：《马》论），激发了我若干思考。
经验性学问的本质
2009年7月，英国10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致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回答她于2008年提出的问题——“专业经济学家为什么没能预测这场危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更多精通技术工具但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如今的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也几乎如此！一些学者过对“数学模型”的滥用，不光使这种“人文学”脱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使得欲进此门者对这样“人为设置的门槛”感到沮丧和愤怒。长此以往，这些学人及其著作就会被决策者们毫不留情地抛弃！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形象地说道：“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打到他家。……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笔者注）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的‘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
我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多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经营管理学是一门“实学”。要以老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实践中，学习和探索经营管理之“实”和“是”（实事求是）。反对搞花架子、耍嘴皮子、做书呆子；这“三子”既知不真、也知不实、还知不透，做起来则行不通，行不果，行不久。
根据多年的观察、交流、阅读和实践，我认为，战略学和经营管理学等“人文学”多为经验性学问。
经验性学问就是“求真务实之学”——非亲身经历难以得其真假虚实，非躬自实践无以成我能力水平。“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爱因斯坦语）。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虽然也必然以实际的例证为基础，但如果理论过多地抽象化演绎，最终会使其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脱离现实，成为“虚伪之物”。因此，从事实际指挥和决策的人，如果不能抵制理论的“引诱”和被理论“全副武装”了头脑的顾问和学者们的压力，那么，他就会变得盲目、犹豫，给工作带来灾难。
经验性学问也是“经验道理学”。经验者，非得靠实践积累不行；道理者，乃不可违背之规律和原理。经验涵于道理之内，道理寓于经验之中。经验使人们加深了对道理的认识和熟悉，道理又反过来使经验不断逼近其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经验道理学不是经验“无理”学，也不是“知道”道理学，而是经验和道理的统一。
实际工作中，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具有同样的危害！有丰富直接经验的人仅是依靠直接经验去认识事物，不一定得其窍门，必须进行间接经验的学习。管理者和决策者，既要通过持续、反复地亲身实践，累积直接经验，又要通过理论学习、交流、谈话等诸方式获取间接经验。干中学、学中干，发扬已被多数人遗忘和忽视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不断反省，不断总结，使主观不断符合客观，从而提升驾驭工作的本领。
研究一切问题的起点和前提
今天，“战略”一词已被泛化应用，成为宏观思维、整体把握和深谋远虑的“同义词”。
美国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在回答为什么需要战略时说过，战略是将组织经营之道（哲学，笔者注）转化为绩效的工具，战略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在不可知的环境中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国“将军战略家”博弗尔也认为，战略是为了传播和实现制定者的哲学的工具。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战略，即：战略乃是其制定者为实现自己的哲学主张，在既定的条件下和环境中，有效地积蓄、动员、分配和使用一切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主动谋划解决方案，以达到预期目的（目标）的科学和艺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魏征语）。正确的哲学及其指导，实为研究和制定战略的“根本”和“源泉”。为什么一些从事战略管理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往往胶柱鼓瑟、洋相出尽？为什么大多数讲战略的书籍给人的感觉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主要原因就在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因此，研究和制定战略者，必须加强哲学修养。
综观古今中外那些高明的战略家在进行博弈时，有哪一个不重视从对手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入手，研究其“哲学”呢？他们会问——“是什么样的哲学在滋养和塑造着对手的心灵和大脑、指导着对手的言语和行为？”回答对了这个问题，就有助于把握、甚至预测出对手的言行及其动向，从而在博弈中取得主动。
《马》论引用柏拉图的话写道，“像人类社会与国家一样，其他物种显示权利会以如下方式确定：优者主宰劣者并拥有更多。”联想到今天的美国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及其领导人的大脑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经常发现“柏拉图”？
何为“正确的哲学”？它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恩在这里向我们点明：只有首先从人们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出发来研究问题，才不会让研究成果显得空洞和无用。否则，起点和前提错了，那么结论和结果也必错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战略研究领域充满了“多余的研究”的根本原因！
这也就是张文木先生说的：“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的深刻含义。
以研究我国安全战略问题为例。第一个起点和前提，就应当以我国的基本国情、社情、民情和生存发展需要（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业？）为准。我国的基本情况至少有以下十点：
1、一个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海陆面积的国家；
2、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
3、一个有5000年以上历史沉淀的国家；
4、一个尚未统一，又为敌对势力欲解体之而后快的国家；
5、一个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6、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7、一个发展中的、资源短缺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8、一个古代辉煌，近代挨打，试过各种救亡图存方案的“灾难深重”的国家；
9、一个有自己独特和一脉相承的文明的东方（亚洲）国家；
10、一个经济、军事、科技和金融等还不发达的国家。
以上“基本点”所对应的领土领海、军事斗争、吃饭就业（尤其是三农、土地关系）、社会管理、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政治制度、执政党建设、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经济金融等等问题，即应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基本和主要对象。
处处防备，处处不能防备。不能一谈国家安全战略，一古脑全上来，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枢纽、要害）。如同打仗一样，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就掩盖了坚锐所在，成了“消耗战”。慎明先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提出要重视“四大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问题，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即是抓主要矛盾的一个实例。
研究不要过早和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
做任何研究工作，首先不要在已有的、尤其是权威的“定论”面前“止步”。因为所谓“定论”，仅仅是占有一定材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一家之言”，并非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历史或国际关系研究，要避免“郢书燕说”的歧义解释和“盲人摸象”的片面主观，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辨别和探究已有材料的真假与虚实，还原“现场”。这本身就已不易！更不用说在搜集和发掘材料时，常常会碰到以下情况：或是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有意掩盖部分或全部的“真相”；或是他们有意制造和传播“假象”。
对某些自认为已掌握“足够材料”的研究者，过早、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既可能流于肤浅或失之准确，也会让他们的读者忽视或错过许多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操作技巧和富有启发的观点。更不用说有害的“意见”对人的误导了！如果这种研究成为风气的话，那就使“以他为鉴，服务于我”的研究目的大打折扣，而且还会使后来的研究者们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最终会使得这两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领域的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研究成果萧规曹随，从业者们被人奚落！
当然，对“时下”所急需了解和对待的问题，利用已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研究并拿出“意见”是必要的。但也要注意，一人一时之研究成果仅仅是个人性、阶段性的对“客观现场”进行的“主观拼图”，而非其本身！只有在多个不同的个体、不断地进行多材料、多角度和多方法的综合累积后，才会逐渐地逼近“现场”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得出更切实有用的东西。
研究者密切关注和跟踪新材料的出现，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研究方法，在各种已有“意见”的交叉中，不断地得出富有新意的“创见”、扎实可信的“新论”或提出颇具启发的“问题”。这样，就能为学术的进步，研究的深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把握研究问题的思想源流
《马》论写道，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许多研究文本、甚至那些最近以及最博学的研究成果都显示出对思想起源的不经意忽视或无视。”作者还把曾多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奖”，《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现实主义思想源流的“无知”，斥之为“奇怪论调”！
试问，当下国内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士，你们有没有和弗里德曼先生类似的、对思想源流“无知”的“奇怪论调”呢？
麦卡洛克说：“那些在科学或文学各科里收集大量文献的人，或者那些下苦功夫追寻其历史的人，对于见诸早期开拓者的正确原则和学理几乎无不为之动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不为已经破除的错误和荒谬一再复活所震惊。”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百年思索》一书的“代序”中说，当有一天她翻到韩非子写的《五蠹篇》时，让她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
今天社会上动不动就有人自封为某种观点、理论和原理的“发明人”——这种人还真不少！其实深究起来，他们所谓“发明”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曾经存在着的“文物”！他们敢这样讲，一个原因是无知，另一个原因是无耻！拿着背景、道具和台词已翻新、但却充满错误和荒谬的“古老剧本”招摇过市的“江湖术士”，无非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和善良，又做了一次“时尚秀”而已。
赵汀阳先生说得好：“正如生活中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好汉，思想上见过世面就不会被那些貌似警句的废话所雷倒，就不会被长得很像大师的骗子所忽悠。见过思想的世面，即使得不到真理，也至少能够不为浅薄意见所欺骗。”
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相关要素
“郢书燕说”这个成语典故，是讽刺当时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浮躁治学态度，后来多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读书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马》论引用恩斯特•哈斯的话说：“任何外交文献所使用的这个词汇[均势]”，“都不能反映作者的精确动机。了解这些动机要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整体进行细致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斗胆对每一位全权外交大使所使用的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进行概括。”
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向世人“传达什么”，首先必须研究他的“作品”（如：自传、回忆录、书信、著作），从而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思想心理和立场抱负。还要看——研究他的传记、研究他所处时空环境的著作以及同时代与其打交道的人的口述、回忆录，抓住“作者的笔”。
当然，这种“相当全面的”了解对研究一般的历史人物来讲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是对某个领域公认的名家、大家进行研究，就应该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之所以能精彩地塑造毛泽东、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伟大的战略家在处理他们面对各种问题时可信而生动的历史形象；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档案、文献，看其自传、回忆录、传记，同时代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对同类著作的比较等等方法，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气神”和“作者的笔”，把握其所处的时空环境的情势以及他们的立场抱负和思想心理。
张先生所进行的艰苦的“独立研究”，在今天浮躁的学术圈中是非常另类的、难得的。他对历史人物独到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如何准确把握历史人物言行的意味”很好的“解惑”！
专家“集体出错”的知识缺失
为什么社会上充斥着让人真假难辨的大师和似是而非的意见？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充满了迷惑，抱着固有的成见而不弃？为什么专家们总会被事实及其发展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地否定了曾经的“自以为是”后，发现真相竟然“原来如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能以国家生死存亡、不计家计私利之立场，打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门户壁垒、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博通之才”。
世间万事万物的事理彼此息息相关，各种学问不能切割而孤立之。比如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就涉及哲学、战略、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法学、金融、军事、心理、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等诸学，如果一个学者对这些相关的学问未曾问津，只研究战略学，就会感觉到越想进步越难，走入死胡同。不能博通就不能专精。
现阶段，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整合各领域学者的力量。今天最见成效的研究成果来自紧密相连的领域，正是在各种学科的交叉点上才会有新的突破性的发现和成就。
前文提到的英国10位经济学家在给女王的信中还说道：“……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是怎样使经济学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的，……我们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
很明白，专家之所以“集体出错”，其因皆在仅是某个专业的“家”而已，人为地切割了理论与现实及彼此相互依赖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专家 “集体出错”的现象，以及《马》论中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之间的“鸿沟”、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被“切割成两半”的现象，早已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经济学家一个群体、国际关系研究一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这几乎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当今多数学者，知经济者未必学政治，知政治者未必学经济；研究国际关系者不知政治与历史，研究历史者不明政治与国际关系；搞自然科学者不懂人文，搞人文者不解自然科学；知中国者未必知外国，知外国者又往往不懂中国；博古者未必通今，通今者常常又未必博古；有理论者实践经验匮乏，实践经验丰富者又不懂理论；……不一枚举，令人沮丧。
“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者往往或因时间和信息（如：最近刚开始的共济会研究，以前国内就很少有人知道并关注），或因视野和角度（如：“金门炮击”，很少有人能从中、美、英、日及我台湾等角度综合研究之），或因立场（如：中外各方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或因位置（如：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或因能力（如：没有掌握唯物论辩证法或才能不济），或因专业（如：研究政治史的很少研究经济史）等等原因，使得我们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人物的认识难免产生“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孤立性和偏狭性，而浑然不觉。
拿研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就应该、而且也必须从正确的立场和哲学观出发，从多个领域对美国的认知和总结，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和博弈，多类人物对其的认知和介绍等等方面进行总体的、长时间段的综合探究，从而总结出较为全面，切实的阶段性“意见”。这种研究成果我至今未见！
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问题丛生”
《马》论写道：“‘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与负责对外政策操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问题丛生，……没有出过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了解航海技术，……但是却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尽管自己从来没有从政治国，却宣称知道如何评判国家与帝国的施政当局。’实际上，这就是当今外交事务大臣在听完内阁冗长且常常谬误百出的讨论后所发出的典型牢骚”。
这种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问题丛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风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
要使这种“问题丛生”的关系变得和谐起来，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学者要和决策者有“一致的立场”。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一致，才可能有一样的感情，有共同的语言，情“通”了，讲“理”别人才能听得进去（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立场这个问题了）！学者在向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建言献计之时经常被礼貌地搁置，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没有认真对待“立场问题”——提建议到底“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情都不“通”，理何以“达”？！
但是，如果决策者站错了立场（如企业负责人光考虑所谓股东利益或者说个人私利，党政部门决策者不考虑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学者和顾问最好“走为上”。
第二，为学当“致用”。
决策者要的“意见”和“滋润其心脑的营养”，都是为了满足工作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从事管理学和战略学这种典型的“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者，如果不能足其所需，如何为之所用呢？这里，学风不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研究者为学是“图名利、为卖弄、赶时髦”，把研究学问仅视之为谋生和取宠的手段。
其次，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忽视或错认“人文学”是求真务实学和经验道理学，自己的成果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货色，谁又敢用？！
再次，文风晦涩冗繁，故弄玄虚，写不出简洁明快、一针见血和为人喜闻乐见的好文章。看看《毛泽东选集》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著作，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第三，学者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分量。
研究学问者众，然为人重视者少。实际上我们有三类“诸葛亮式”的学者：
一是“事后诸葛亮式”——他们的本事就是事后向决策者做“到底发生了什么及其为何会发生”的解释，而解释的结果有“误读型”和“正确型”之分。
二是“事中诸葛亮式”——低层次是“提醒型”，他会及时和准确地提醒决策者要注意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层次是“建设型”，他不光能提醒决策者，还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应对之策。
三是“事前诸葛亮式”——这类学者深得经世致用之实质，通过实践历练和经验总结，能见微知著，有前瞻性，使决策者防患于未然。此乃真学者，大学者！
总之，就经世致用而言，一门学术之兴衰，一位学者之浮沉，全在于是否为时代所需要，是否对社会有用处。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征途上，希望学者们能认清大势，顺势而为，以期为国、为民多做贡献！
的确，“术业有专攻”。学者缺少一定的实践经验，与决策者缺少足够的理论积累，在现实中是一样的惊人。但并非是说，学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就不能集于一身，出类拔萃者如曾国藩、毛泽东、斯大林、尼克松、松下幸之助、安迪•格鲁夫等人，尤其是毛泽东，皆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卓越人物，是“办事者”和“传教者”相统一的大家。
榜样所在，虽不成至，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