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也引发各方的不同解读。《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领域的改革任务，首先要准确理解改革的总目标。

建设完备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构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决议，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标，提出构建完备、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

按照上述战略构想和部署，《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此统领各领域深化改革的分目标。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对此进行了全面阐释。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从更宽的视野看，人类历史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国家治理体系的成型稳定，通常也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为了寻求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经历过多种尝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正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学习国外经验、经过自己的长期探索，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曾经犯过严重的全局性错误。

1980年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克服体制的弊端，而且是要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

中国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要通过全面系统的改进，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这和一些国家的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不要低估我国现行制度的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

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增多。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约瑟夫•奈说，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我国的实践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事实宣告了以西方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诚然，和我们发展的历史任务、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尚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

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贯彻《决定》提出的总目标，首先要明确方向和道路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根本。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一些人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横竖看不惯，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这就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但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并不完美。以“民主教父”自居的美国，其国家治理也存在诸多弊端：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重重；两大政党互相掣肘，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国内经济问题久治不愈，便不断制造国际安全议题“转嫁危机”。这样的制度，中国为什么要学？冷战结束后，照搬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有几个是稳定发展的？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有哪个政局稳定下来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的一个告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鼓吹在中国搞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并不是要“普度众生”，也不是要传授给我们什么“通灵法器”，而是要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纳入他们主导的政治轨道，以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我们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不能盲目跟从西方的制度标准。

人权问题。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难道他们真的比中国政府还关心本国人民的权利和福祉吗？他们这样做，其实不过是为国内极少数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撑腰打气，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筹码。

就拿美国来说，在诸如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种族歧视、妇女和儿童权益等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美国对本国和全世界人民大范围监听，连其盟国领导人也在内。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用无人机滥杀无辜，不经任何法律程序，把别国公民当作“恐怖分子”监禁虐待，那些被伤害的人的权利到哪儿去了？

在世界上，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权事业要发展，但不是以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要基于自己的国情，以人民的要求为标准，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也用不着西方评判。

选举问题。西方有人将民主简单归结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各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并非千篇一律，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也不尽相同。不少学者指出这种选举制的弊病：它是富人的游戏，政客的竞选诺言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敲门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对政府日常运作实行监督。

我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这一制度需要不断改革完善，但这不等于要照搬西方的选举制度。我们要不断努力，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和监督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

法治问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目前，在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60年后的今天，关于“宪政”的争论忽然升温。有人是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出发，也有人套用西方“宪政”概念，要中国共产党放弃领导地位，声称非如此，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宪政”。

中国的政体和西方的“宪政”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作为判断的标准。中国的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从而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国家领导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

我们对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有坚定的自信。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

中国人民要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形成，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它需要改进和完善，改进和完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不能不顾国情地照搬照抄他国模式，更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比发达国家的总和还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但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全盘西化，搞西方那一套，就会党争不断，内斗不止，社会再次变成一盘散沙，国将不国。

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坚持自己的道路，是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原则，是我们在历史和世界风浪中能够站稳脚跟、固国安邦、民富国强的法宝。要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们不仅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

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符合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就被冠以“坏国家、坏政府”。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殖民主义时期开始，西方国家就是这么干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依然以这个价值观念为由，对他们不喜欢的国家搞“颜色革命”、颠覆他国政权。美国在“NSS 2010” 中明确将“普世价值”列为涉及其国家安全的“四大持久的国家利益”之一。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所有价值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等观念，有其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今天我们认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西方国家能接受吗？

西方运用这套标尺也是“看人下菜碟”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甘当他们仆从的国家，一切都可以不闻不问；对不肯听命于他们的国家，就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策动“颜色革命”，甚至动用武力推翻其政权。眼前的乌克兰危机，就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国内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是要借此抹黑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传统，掏空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是要我们归顺西方，改变国家制度，当他们的附庸。

要高度重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在西方和国内一些人的鼓噪下，我国媒体以及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明显偏差，对社会价值观念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一些人盲目跟风，对什么事情都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评判。比如今年二月东莞警方依法“扫黄”，网上很多人和若干“大V”群起指责政府，连起码的是非观念都丧失了。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任凭这种人恣意造势，迷惑和利用善良的大众，后果将不堪设想。

坚守民族道德传承和精神独立性。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道德价值十分重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很多人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要高度警惕。中华民族如果失去精神的独立，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后果可能将是重蹈苏联亡国覆辙。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美德。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同时，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学习借鉴。只要我们一代接一代人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华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就前程似锦。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倡导者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之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之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制度的优势何在？这需要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

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走向哪里？又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7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这说明毛泽东是有自主性、自觉性的。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里，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追赶。这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要超越西方。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没有成功，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是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3倍，急剧缩小为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也是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全球GDP总量增长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2007-2012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倍和3倍（见表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从最大的“世界工厂”变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减贫方面的成就。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了《人间正道》 一书。该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性，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迷信，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中共党内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邓小平不但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且在1980年创意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并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已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但是现代化因素分布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既不平衡，又不同速（度），这就出现了我们所面对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免费午餐，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

对现代化造成的问题，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另一个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来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风险、成本和代价“对冲”。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现代化因素越强，社会主义因素就需要越强；中国越是现代化，越需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所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纲领和政策的基点。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所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主流，也上不了台面，而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唾弃，被淹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十几亿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并且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先后经历了两步走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富论”，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先富起来。邓小平在1978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都坚持和重申了这一原则。

2002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先富论”阶段转为“共同富裕论”阶段，从“效率优先”原则转为“关注公平”原则，从不平等机会转为平等机会，从不和谐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如果说，使中国人民普遍相对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第二个“中国奇迹”就是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可能是最艰难的目标，也一定是最伟大的目标。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中国用30年或更长时间，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有国内外各种因素、党内外各种因素，而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又主要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因素，中国共产党因素主要是党中央因素，党中央因素主要是决策机制因素。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因此，中国的许多失败，固然有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决策机制因素。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核心观点，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发展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

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是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的保障，也是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

中国的集体领导决策制不同于世界上类似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或总统个人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集团是由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中国的领导人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会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政治坚定、坚强有力、奋发有为。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构成、质量水平以及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反观美国，近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总统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个人专权、个人专断制度。小布什当政时一个人就能决定先后发动以反恐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明显的低级错误。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的最大负外部性就是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融危机，他却连一句“对不起，我错了”都没说过，便一走了之。这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制度失败的案例，而且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它问题已经明显暴露之时，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迷信美国、吹捧美国？

如前所述，邓小平早就指出：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成功。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今后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一条成功之路。为了保证未来我们发展战略的决策成功，防止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创新的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最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出具体设计，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2年将如期实现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无形现代化”我称之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保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受损。这种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只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提供，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和平发展作用。与此相反的案例，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等国所面临的“国家失败”，既无法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尚处在极低发展水平基础上开始创建的，它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改进，形成了独创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共产党的领导大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包括执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没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而当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价研究。

2008年和2011年，我们先后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在22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19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得分为86分。

2013年7月，我们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体实施进展顺利，7大目标有6个进展顺利，24个（实际28个）主要指标有3/4提前完成或如期完成。

2013年9月，我们又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2003-2012）进行了后期评估。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

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可测量的，也是可评估、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目标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

坚定制度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对此，我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

2011年1月，我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 ，采用两个案例来进行国际比较：第一个案例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了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在所有的指标中，1978-2008这30年间，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最好的。

第二个案例是对G20国家2009年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考试成绩最佳，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2.5倍左右。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总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我还做过两个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和机制与欧盟比较（2000-2010）；另一个是与美国比较（2000-2013）。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需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自己原来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超越西方。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大大优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

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的。

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

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采用五年规划手段，同时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中国自信。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2012）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的《宪法》（2004）也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 。

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曾告诫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并且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如何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现代国家的三根支柱，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政府、市场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也不是简单地加强政府责任，而是使三者相得益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社会自治既可能代表人民大众，也可能代表少数利益集团；政府之手既可能是掠夺之手，但也可能是建设和保护之手。发挥三者的积极作用、制约其消极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如何使这样的国家永不变色，要靠完善的制度体系，这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府和市场——捆住政府的哪只手？

一讲市场经济，人们就会想到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他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其实这不是斯密强调的重点。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高度一致，《资本论》第24章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谴责资产阶级政府“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 ，“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 。不同的是，斯密没有指出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而马克思指出了，那就是通过革命建立代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和政权。

当时，刚刚进入工业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规则的作用还不突出，仅仅是一个“守夜人”。因此，斯密反对作为“掠夺之手”的政府，也算抓住了主要矛盾。然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市场失灵愈来愈凸显，政府作用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20世纪“大萧条”之后，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推动之下，资产阶级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医疗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建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职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之后，通过制度竞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以更大力度强化政府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制度，以至于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运动、劳动力短缺、知识经济等原因，劳资对立已经消除，政府已经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当年设想通过革命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已经和平解决了。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减少政府干预为主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席卷全球，带来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南北差距和各国内部的社会差距，特别是在东欧、东亚、拉美的不少国家接受了“小政府”的理念，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放松金融监管，导致了经济金融危机。

可见，到这一阶段，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来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医改。从肯尼迪到奥巴马，一直试图为美国平民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但是受到医药产业利益集团阻挠，反对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我们不要大政府”。而对于发动战争、买卖军火这种对平民利益不大、对利益集团却大有油水的事，利益集团就不再说“反对大政府”了，反而上赶着促成。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了65%以上的国民收入，2010年这1%的人占有了政府挽救危机支出的93%，美国贫富分化达到了近一个世纪最严峻的时期 。这种“政府放权”，惠及的是1%的人，代价却是那99%。可见，这种“限制政府权力”，完全把事情搞反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加复杂在于，由于制度不健全，政府同时具备“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鼓吹“小政府”很容易迷惑人，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让政府放弃了本该承担的“保护之手”的责任。东欧和拉美的教训表明，一些国际说客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福利最小化，恐怕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之名，行涣散政府能力之实，以维护他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占优地位。所以要明确，“约束政府权力”不是要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为了更有效、更有力地履行国家治理的职能。

有效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同样也需要有机的社会，市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有效的社会保障、完善的社会组织、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保障市场经济起点公平的前提，也能够抵御市场风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如果脱离了所在的社会关系，就一刻也不能生存。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国家和社会——究竟谁是“社会”

社会无非是人的联合，但关键是什么人的联合。“社会”既可以是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人数很少，但是掌握巨大的资源和政策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政策。“社会”也可以指由最大多数人民组织起来，有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自我管理和治理的主体。但是，后者要组织起来和发挥影响，比前者困难得多。

被称为“利益集团鞭挞者”的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认为，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集团等“分利集团”，只关心自身的福利，而不关心社会总福利。一旦他们获得政策影响力，就可能阻碍技术进步、资源合理配置，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农业和军火集团。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主要是由于种姓制度确立的分利集团起抑制作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迅速发展，则得益于战争彻底打碎了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奥尔森认为，中国改革之后之所以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因为改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打破了利益集团，使得改革初期具有十分公平的起点。

既然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那么人数更多的人民大众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呢？奥尔森另一篇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普通劳动者利益分散，人数越多，搭便车的冲动就越大，从而无产者是最难组织起来的。

中国社会结构的古今变迁，是说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典型例子。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周期性的皇权、地主士绅、小农三者关系的变迁。皇权代表国家，而受过儒家教育、对政权认同的地主和士绅是政权的依靠，由他们主持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自治，提供了基层的公共产品，是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承平日久，地主士绅以及同他们联系的官僚体系，通过土地兼并、高利贷和垄断商业经营盘剥小农，就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威胁王朝稳定。周期性的农民战争，以及王朝初期均田免赋的政策，便是抑制和打碎这种利益集团的措施。商鞅、王安石等历史著名的变法，针对的也是这种“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 的寄生性的分利集团。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乡村自治的传统，成为维护大一统帝国基层稳定的力量。以至于直到现代，许多人依然推崇这种自治传统，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蒋介石作为其治国方略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他写道：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来……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

这段对乡村自治田园诗般的描述，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土豪劣绅恶行，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么谁错了呢？蒋介石看到了乡村自治对于稳定农村的作用，但他没看到，这种稳定是一种消极的办法。在稳定的同时也使农村长期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无力集中资源实现技术进步，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停滞。一旦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在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冲击下，这种制度就迅速瓦解。从清末到民国，农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环，不同的是，这次豪强地主和新兴的工商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相结合，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而蒋介石相信“乡村自治”，根本没有把土地问题和农村政权建设摆上他的日程表，征税、征兵只能依靠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进入蒋先生口袋的却有限。四川一份调查推测，保甲长把1/3的摊派金装入自己腰包。1945年初《大公报》记载，农民的负担五倍于政府下达的税负，中间差额就被地主豪强拿去了。这逼得国民党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钞票，结果得罪了从中产阶级到农民的各个阶层，注定了失败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败就败在利益集团林立、基层社会溃败和国家治理能力缺失。而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怀念的“政府放权、社会自治”的“民国范儿”。

民国时期，一些主张改良的进步学者希望通过组织农村合作化，重建一个新社会，其中就有毛泽东的挚友梁漱溟。1938年1月，他带着《乡村建设理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彻夜长谈。梁认为，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新社会的基础。这同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毛泽东也认为“分散的个体经济……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但与梁漱溟主张和平地把农村组织起来不同，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基础上，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

梁漱溟同晏阳初等一大批学者，在各地进行了农村组织和乡村建设实验。但是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乡村合作组织也被俘获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以高利贷为例，1936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指出，“银行资本决不愿同地主豪绅发生冲突，而是联合起来剥削贫苦农民。银行放款要通过富农掌握，未到手时便扣去抵偿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从而，合作社也成为剥夺农民的工具。

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那时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没有利益纠葛，从而可以放手发动群众，给农民切切实实的利益，赢得了农民的拥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通过人民公社把工农组织起来，在资本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工业化，保障了基本民生。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全能政府”挤占了社会的空间，这个认识不准确。实际上，当时的国有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不仅是经济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社会组织，政府的许多职能是下放给企业、社区和农村人民公社的，连社会安全和公安这种国家职能，在基层也主要不是依靠财政供养的正式队伍，而是靠自治组织供养的联防队、民兵。一部分城市和全部农村的医疗、教育，主要也不是由财政支出，而是由集体经济保障的。这种模式通过人民集体协作、自我管理和服务，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大大超越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给予肯定的“枫桥经验”，就是这种模式下诞生的。

这个时期是现代化第一次影响到中国的农村和基层。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工农组织起来，开始形成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我们将其叫做“人民社会”，其特征是国家-社会的合作关系，优于西方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国家和社会对立，双方博弈往往关注短期利益，资本家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但工会也可能形成利益集团，妨碍国家竞争力。新中国的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长远利益而做出暂时牺牲，超出了奥尔森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困境”，可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国的“人民社会”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打破了土豪劣绅、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在农村实现了土地平均分配，在城市实现了生产资料全民和集体所有，从而为建立真正的自治奠定了平等的社会基础。这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观点——美国立国之初就有乡村自治的传统，是因为最初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殖民者收入、教育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任何贵族和利益集团 ——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没有发现新大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就只能通过革命重新塑造一个公平的起点了。

其次，新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从而可以有力抑制利益集团的形成。而且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打破原有精英的各种特权，把资源向普通工农分配，维护了公平的社会，为自治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新中国的成功，还有赖于国家对外部环境的治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团结第三世界，打破了美苏两个大国霸权世界的图谋，从而避免国内的社会自治受到外部势力干扰。

毛泽东曾说“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如果把秦始皇在历史上作为暴虐君主的印象放在一边的话，正是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单一制的民族国家；是马克思，把一盘散沙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今天人们在批评“强政府”时可曾想过，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最期待的就是有一个能够外御列强、内抑豪强的“强政府”？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公平的“强政府”？

防止国家异化——公有制和经济民主

至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然后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对内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利益集团，维护公平正义。

然而，新的问题是——政府自身变成利益集团怎么办？ 

首先明确，通过缩小政府责任、弱化政府能力来防止政府变质，是一种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消极办法。在一个利益格局已经固化的社会，政府让渡的权力和资源，往往不能到达老百姓手里，而只能为其他利益集团俘获。拉美东欧私有化后，国家的垄断变成私人的垄断，更加加剧财富分配不公平，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引发危机。美欧新自由主义改革，缩小政府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结果扩大收入差距，都是明显例子。

但是，如何防止国家异化成为利益集团，这确实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国家可以消亡，真正地实现“把政府关进笼子，把权力交给社会”。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来得及回答，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设这种“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新型国家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反而有可能把政治权力和掌握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放权让利”，结果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苏联政府官员、企业干部同普通工人的差距，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企业内部仍是等级森严，同资本主义的企业没什么两样。最后，也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在苏联全民公决同意保留苏联的情况下，违背民意瓦解了苏联，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异化，避免走向苏联式的失败，毛泽东最先做出了探索。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了苏联的教训。他批评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矛盾，实现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不能自动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而是需要使劳动者真正参加管理上层建筑。他说，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 。1960年，他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 。这一基层组织的民主治理原则尽管贯彻的情况各地有差别，但它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群众路线思想。

毛泽东将这方面的思想称之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探索找到一条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防止本是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党和政府异化为利益集团。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党实行广泛的群众路线。“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

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追赶和维护安全的压力很大，以及封建残余、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尚未根本改造，毛泽东的设计并未很好地实现。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色调。他的最后一首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是通过赞成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国家能力，减少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 。他在1974年最后一次同周恩来彻夜长谈时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他反复强调，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新的利益集团，坚决要避免中国走向这条道路。他晚年推荐最多的理论著作是《法兰西内战》，因为巴黎公社的精神就是，把无产者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实现“联合的自由的劳动”。

述往事，思来者。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和事业，在一个十分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扩大社会自由，把毛泽东时代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市场经济自由、权利的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在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上始终没有犯颠覆性错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决心和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遏制各种利益集团，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下一步的任务，则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国家治理的这些做法制度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将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一项课题——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目标，这是对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的继承。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要再过三十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才能比较成熟定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实践邓小平的愿望，那就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如何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设，使得执政之后的共产党始终保持本色，对市场、社会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公平正义，使国家长治久安，江山永不变色，并最终走向“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

结合市场、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切中时弊，确实是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当前中国市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和治理体系的不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调整政府和资本的联系，强化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出现过分“亲资本”的倾向，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对包括外资在内的资本极尽优惠，以行政力量“流转”土地，这就是典型的“掠夺之手”。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当年马克思的主张一样，政府不应该同资本站在一起。这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针对性。

向社会放权，首先需要有机的社会基础。在市场冲击下，我国基层社会已经碎片化，特别是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普通劳动者，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市民社会”，容易异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甚至为外部势力所掌握。所以，我们要建立的只能是大多数人的“人民社会”，这需要平等的经济基础，实现共同富裕，让普通劳动者有工作、有保障、有尊严、有希望。这样他们才能有条件、有动力参加社会事务，形成良性的、同政府合作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组织。

现代国家治理，不是简单地“向市场分权、向社会分权”。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首要问题，并非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不足，而是社会的溃败、治理的无力。当前，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的不健全，政府直接面向千万小农，治理成本空前提高。而基层政府税源不足，捉襟见肘，基层干部疲于奔命，一些地方连最基本的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都难以保障。农村社会内部分化，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加上社会空心化，集体土地权益实际上被少数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食洋不化地主张放权、自治，会直接动摇人民共和国的根基。

十八大以来，对群众路线的回归，已经逐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针，也将是改革的正确方针。当前，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的普及，许多过去曾经设想但难以做到的事情可以成为现实。由此，我们主张

——市场、社会和国家治理相辅相成。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保障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参与。而市场经济和社会参与的发展，又反过来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具有完善的基层组织，高效的执政和执行能力，有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发扬这些优势。

——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缩小阶层差距，遏制利益集团，为市场经济奠定公平的起点，使市场经济服务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要建设面向大众的“人民社会”，把群众路线从作风建设转化为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对各项改革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发展协商民主，建设在劳动者共享政治经济权利、广泛而有序的直接政治参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人民社会”。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在网络世界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将帮助我们实现超越现有其他制度的现代国家制度：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

2014年2月9日，央视对东莞多个娱乐场所涉黄进行暗访报道。同一天，东莞迅速部署全市统一查处行动，广东警方也以雷霆之势掀起为期3个月的全省扫黄专项行动。截至2月12日13时，全省公安机关共清查各类娱乐服务场所18372间次，共查处涉黄场所187间，抓获涉黄违法嫌疑人员920人，刑拘121人、行政拘留364人，停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38间，桑拿按摩场所156间。

扫黄行动如火如荼，舆论场则更喧嚣沸腾。继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之后，以一些“网络大V”及南方都市报评论、广东发布为阵营，微博舆论场掀起了反央视、挺东莞的言论战。尔后，《人民日报》连发四篇社论予以反驳，舆情陷入对峙和激辩。关于央视及其背后公权力的讨论，甚至超过对扫黄打非本身的关注度，议题出现明显漂移。

本次事件中，一方面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舆论动员力和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力更为凸显，另一方面舆论场阵营分化加剧、舆论博弈更为激烈。本文从舆论阵营分析和微博热点分析入手，通过东莞事件案例，捕捉并探讨当下舆论场的发展趋势和微妙变化。有名人称东莞扫黄“目的是救党”，此结论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这次南方的媒体和广东发布等力挺东莞阵营的齐声呐喊，更像一个媒体化的政党在行动。

舆情脉络分析

据有关数据统计，从2014年2月9日至2月25日，共有涉及东莞扫黄事件的相关新闻10706篇（含新闻网站转载），论坛主帖10921则，博客文章4680篇，微博主帖832943条（不含其它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

舆情可以分为：爆发期（2月9日-2月10日）、发展期（2月11日-2月13日）、高潮期（2月14日-2月17日）、回落期（2月18日-2月25日）。

媒体舆情脉络

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焦点访谈》等多档栏目曝光东莞多个娱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该报道引动了舆情爆发。2月10日，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东莞扫黄举措，舆情热度迅速飙升。

舆情发展期。参与媒体数量持续增多，观点鲜明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是非界限岂能模糊》、环球时报的文章《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光明网的评论《东莞扫黄，关键是反腐》、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大V不该为“东莞色情”选边站》等，均将矛头对准南方报系与网络大V，舆情进一步发酵。

舆情高潮期。2月14日新华社发表东莞公安局长被免职的通稿，东莞市委对扫黄工作不力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随后，2月16日当地媒体《东莞日报》刊登4名镇党委书记的公开道歉书，人民日报发表第四篇评论《治理责任不可含混》。媒体对东莞色情业背后的“保护伞”的揣测与打探成了高潮期的主基调。

舆情回落期。全国各地的扫黄行动分散了媒体对东莞的集中关注，评论转向对东莞扫黄后经济发展的讨论。在此期间，2月18日，东莞召开娱乐服务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2月21日，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对东莞扫黄遭非议进行表态、力挺主流媒体的政治责任；2月22日，东莞一副市长声称“扫黄后若经济上不去将留笑柄”等均引发媒体小幅关注，但整体呈回落态势。

网络舆情脉络

舆情爆发期。自 2月9日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起，网络舆论场就掀起不小的波澜，网络大V“作业本”、“五岳散人”、徐昕、李银河、罗永浩及南方都市报评论、广东发布等连夜发出抨击央视的言论，炮制煽情口号“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一时间“东莞挺住”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与主流媒体舆论场形成对峙格局。

舆情发展期。网络舆论场关注话题逐渐深入与分散，观点趋向多元。如四月社区的帖文《“东莞挺住”不过是南都“绝望的呐喊”》，凯迪社区的帖文《东莞扫黄：“太子辉”梁耀辉好日子到头了？》、《央视对东莞的色情业报道是否客观公正？》，中华网社区的帖文《梁石川：拿东莞扫黄替卖淫者脱罪或是伪命题》，共识网的博文《胡赛萌：央视曝光东莞涉黄背后的权力博弈》，网名为“钞太平”的博文《东莞事件的舆论立场分析》等，各种观点的碰撞，网络舆论场活跃度继续攀升。

舆情高潮期。广东对东莞扫黄不力人员的问责成为网络讨论的焦点。面对汹涌质疑，网民将当地政府部门免职东莞公安局长这一行为解读为对中央的初步交代。对此，独立学者司马南提出，“必须追究东莞泛黄的主要领导者责任”，西祠胡同的帖文《严小康何以当上东莞局长?》将矛头指向广东省领导。与此同时，对央视的批评声音并没有停止，如网民“王东Money”在微博上发起“央视、东莞你支持谁”的投票，将舆论的对立与分裂进一步直观化。

舆情回落期。由于没有新的爆料与发现，网络舆论场的话题转移到如京津冀持续雾霾、中央反腐新进展等其他领域，舆论热度日渐回落到平稳水平。在此期间，网民对色情行业该不该合法化的讨论仍有余音。

综上，在舆情爆发期，央视报道为网络关注设置议程，但网络大V和南方报系发出“东莞挺住”的声音，又引发了以央视、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主流媒体针锋相对地回应反击。在两大阵营胶着对峙下，舆情进入发展期，观点碰撞激烈，甚至从扫黄打非主议题偏离到媒体责任、新闻伦理、权力庇护等次生议题。

随着地方官员被免职和发出道歉信，舆情关注度在走向高潮的同时，也逐渐向理性讨论回归，各地扫黄打非行动渐次出现，中央以扫黄来反腐的决心和行动力愈发显现，舆论平稳回落。此次舆论事件，并没有明显的潜伏期，但纵观八项规定、扫除“四风”到近期整治政法腐败，东莞扫黄事件的发生并不偶然。

此事件再次表现出，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更容易聚焦、瞬间点燃、集中爆发；社会舆论泛政治化特点愈发明显，舆论场分裂已经从暗处走向明处。除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和南方报系明显对峙外，商业媒体开始站位，地方媒体或暧昧不清或前后矛盾，舆论场博弈恐将愈发激烈，网民对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风格的习惯性反感将成为博弈的软肋。

舆论阵营分析

话题一：“东莞挺住”与“挺央视”的辩论

围绕央视报道的激辩在三大观点阵营中最为突出。这一阵营辩论的焦点并不在卖淫嫖娼是否合理合法，而在于对中国的所谓“公权力”的质疑。在时下网络许多问题的辩论中，几乎都可以按照质疑或支持“公权力”的标准分为正方和反方。

以@作业本和@徐昕为代表的一些大V发文称，“央视无情，人间有爱，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短时间内便获得上万转发量，引发舆论高潮。

《南方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南都评论也发文：“东莞挺住！舆论对央视暗访东莞色情业的揶揄和反弹，不仅是对报道本身的不满，更是对权力僭越要管住公民下半身的恐惧的本能反应。”

@五岳散人发表博文对央视的报道表示不满：“做小姐的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哪怕要曝光此事，也只会找背后的原因，不会用猎奇的手法拍下她们跳艳舞的镜头哗众取宠。一个掌控着巨大媒体资源的机构，它的使命绝对不该是如此做新闻。”

在2月1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之后，@五岳散人又发表博文，赤裸裸地对央视进行调侃：“央视代表中国主流社会？那就是说中国是城乡结合部更年期女性为主流的国家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广东发布”，2月10日起持续挂着“东莞挺住”的内容。“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等，被认为是对央视的直接反击。

除去微博上的言论，平面媒体中《新京报》社论《东莞“扫黄”重点不在“小姐”》也隐晦地批评央视“找错了重点”：“杜绝色情业泛滥，关键不在于抓了多少‘小姐’，关了多少经营场所，而在于当地是否依法打击这个产业背后的犯罪，铲除背后的权力‘保护伞’。”“如果司法机关和媒体老是不能找到真正的重点所在，无疑就是对这个产业的变相纵容。”

此外，外媒对大V与央视的PK也颇为关注。《新京报》在微信的电脑版“爱微帮”上发表的文章《外媒评“东莞扫黄”》中提到：《华尔街日报》调侃说，央视“曝光”无疑是为东莞做了一次免费宣传。《纽约时报》则指出，东莞的性产业有目共睹，央视的偷拍式“曝光”很荒唐。

另一方面，从2月13日到16日，《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署名“钟新文”的系列评论文章，分别从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和治理责任等方面，表达对“东莞扫黄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波澜的思考。

2月18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对东莞扫黄唱反调有违公序良俗》，支持央视，“央视等媒体曝光东莞色情业泛滥，可谓扫污浊、扬正气，从大处说可利国利民，往小处说也可重塑一地的良好秩序，在微博上有少数人嗤之以鼻，甚至故意唱反调，真是可叹更可笑，可悲复可鄙。”

《法制日报》的《东莞扫黄为何被搅变味》以及《光明日报》的《东莞需要“挺住”什么？》则批评一些网络大V哗众取宠、一些网民跟风起哄的行为，指出“东莞需要‘挺住’的是城市精神，更应该‘挺住’基本的道德和良知。”

话题二：色情业合法化的辩论

围绕色情业合法化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东莞扫黄事件之后又再度复燃。网上一些大V借此宣传合法化的好处，但普通网民大多数反对色情业合法化。

@文史女教师发表微博称：“政府为什么不正大光明承认性产业合法化呢？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可增加财政税收；二是定期检查性工作者的健康，防止一些疾病的流传；三是杜绝相关部门的灰色收入。”

灰鸽子会肥在果壳网上发表日志《想哪儿写哪儿》，提出卖淫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消失，而扫黄动用的社会成本和警力成本太高，不可能持久，如果只是把色情中心从东莞赶到其他地方，意义何在？

以上是支持色情业合法化声音的几条典型观点；对此，新华网评《重拳扫黄也要清扫某些人思想上的“黄流”》反驳道，“这种思想观念无疑是荒谬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在微博上评论称：“性的市场自由被等同于性自由，是东莞被挺的原因。事实上，性交易中女性被剥削与欺凌，甚至制度性人口贩卖与强制的伴生，从来就无法依靠自由市场来解决，而是相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也参与进来，其官方微博发文称：“性工作者和所有人一样应当享有选择自己工作的权利，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的对待。”关于性工作者的社会问题，本来存在争议，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选在2月9日晚上发出这一论断，让人怀疑其批评指向。

作家@宝中堂创作了一个生动的小故事反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想象一个未来世界，17岁的女儿要买一个iphone10s手机，没有钱问父母要，父母不给，女儿就去已经合法的院子里卖淫，不，进行性工作的打工。父亲知道后，大怒下打了女儿一记耳光，女儿找到了媒体，搬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条例，对父亲进行了深刻的普法教育，要他尊重女儿的人权，最后父亲因为家暴被捕。”

作家陈希我发表博文《嫖娼的政治学》，从政治的角度解读此次扫黄行动，认为谁掌握着政治权力，谁就拥有性的特权。建议“如果确实要彰显法制精神，那么该杜绝的应该是高档的卖淫场所，而不妨保留底层民众的嫖娼空间。”

对此，《环球时报》社评《合法化，中国色情业决走不到的彼岸》指出，“广东扫黄是一个重大信号，它意味着中国始于2010年的大规模扫黄运动并没有中断，色情业从非法向半合法灰色地带过渡的通道仍被牢牢堵死，卖淫嫖娼活动在中国继续具有高风险。”

话题三：东莞模式及未来发展的辩论

随着扫黄行动的推进，舆论渐趋平稳，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东莞城市的未来发展上。在这一话题上，阵营分化没有前两个话题那么明显，报道基本都围绕东莞转型与产业升级进行，但有些媒体有意无意地强调“扫黄”给东莞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而另外一些媒体则反驳这种说法。

《新京报》文章《东莞涉黄业发展史：95年前后出名 97年渐成“性都”》提到，文化专家吴祚来曾撰文建议引进法国“红磨坊”发展模式，将东莞改造成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情色之都。东莞应该发展的不是色情产业，而是情色文化。

财经网转载大公网的文章《东莞扫黄致色情产业链断裂 20万人另谋生计》，称“东莞居民对当局严打地下色情业‘喜忧参半’。东莞色情业直接和间接至少提供20万个工作岗位。有部分商家担忧色情产业链断裂，影响生计。”

2月11日香港《新报》发表报道《反腐必须扫黄 东莞经济另寻活路》称，“尽管很多网民都认为，扫黄的副作用并不小，对经济和民生有重大的影响，但大方向是值得支持的，因为反贪腐是大工程。但是，东莞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如何救活东莞，减少当地居民的民怨，也是当务之急。”

《环球时报》对所谓东莞扫黄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予以驳斥，报道《外媒关注东莞扫黄风暴:负面形象将使其引资更困难》中，记者就“扫黄给东莞带来经济损失达500亿元”这一说法采访东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得到“这一说法完全不靠谱”的回应。文中还引用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的话称，“不能说这么大的城市是靠色情事业支撑的，那是对东莞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的否定。”

《华夏时报》2月21日的报道《东莞：痛并迷惘着色情产业链突然断裂》也认为扫黄影响经济发展和“反腐影响经济”的论断同样经不起推敲，“除去肿瘤的世界工厂更健康”。荆楚网的文章《“莞式服务”不能成为东莞的内涵》则提醒相关部门，长久致富之路怎么走要想清楚。

美国《侨报》2月11日载文《东莞该挺住什么？》指出：色情业这种灰色产业在东莞发达的背后，是东莞模式的衰落。以吸引外资和制造业起家的东莞经济，近些年来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技术人才短缺之困。东莞色情业的此番整顿，舆论应该讨论的是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及其产业如何升级转型，服务业如何创新而高端，更关乎中国发展。

微博热点分析

本次事件中，微博成为舆情发酵、升级、观点激辩的主战场。有鉴于此，课题组应用X—GOT的微博数据挖掘工具，对微博热点予以发现和梳理。

蒲公英图（图5）揭示出本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微博聚集热点及其推动力量。其中，蓝色实心圆代表舆论风暴中心，由此生发的红色实心圆代表引发活跃转发和评论的微博。被蓝色圈住的为媒体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大V微博原创，被绿色圈住的为政府微博原创，被紫色圈住的为企业微博原创。红色实心圆周边的绿色实心圆均为与之互动的其他微博博主。

由图5可见，在东莞扫黄事件中，产生较大微博影响力的，为媒体原创微博；但是，央视、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原创微博，互动的以普通网民为主，头条新闻、南方报系等商业媒体原创微博，则相对有更多的网络大V起到关键性的二次传播作用。

表2显示出在东莞扫黄舆情中，最活跃的5个微博。排在第一的东莞官方微博“莞香花开”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后，14:00发出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东莞下了场不小的雨”引爆舆论。排在第二位的是央视新闻，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产业也成为微博交锋最突出的话题。人民日报从2月13日到16日，连续4天刊发署名“钟新文”的系列评论文章，分别从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和治理责任等方面，表达对“东莞扫黄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波澜的思考。大V“于建嵘”2月17日 11:53就“东莞扫黄”分析当下形势，称“上在集权，有意治乱反腐，目的是救党；政界大佬各有利益和顾忌，观望为主”挤进了微博排行的前五。

点评与反思

在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泛滥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广东发布”立即推出“东莞你好”，其用意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而广东媒体《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发文《东莞挺住！》，直接指责“东莞扫黄”，各路“大V”公知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蜂拥而出，异口同声地反扑央视，“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平安东莞”、“天佑东莞”这些看似熟悉而又陌生的口号弥漫整个网络空间，令人联想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汶川挺住”、“汶川不哭”等通过央视等主流媒体的传播、已经耳熟能详的口号。时过境迁，而今网络上的一些意见领袖使用央视的表达方式来反对央视，“央视无情人间有爱、天堂里没有央视”，这些表面上看是对央视报道的不满，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舆论是很容易被持有优势媒体资源的利益集团操纵的，政党化媒体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服务，操纵舆论。以“东莞事件”为例，央视的报道究竟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网民的关注？支持和反对央视报道的人比例各有多少？支持和反对那些咒骂央视的公知的比例有多少？网络平台提供商可通过删帖、封帖、置顶、推荐等方式影响舆论的比例和方向，在“东莞事件”发生后，打开某微博平台，话题榜第一的就是“东莞挺住”，满屏看到的都是咒骂央视和支持东莞的声音，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在《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南都评论”发布了《东莞挺住》的微博后，跟帖中出现了大量的普通网民反对的声音，但很快被删除。

有大V称东莞扫黄“目的是救党”的结论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这次南方的媒体和广东发布等力挺东莞阵营的齐声呐喊，更像一个媒体化的政党在行动。作为执政党代言人的传统中央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优势受到极大挑战，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国内对执政党不满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优势资源，这些集团可以利用每天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进行舆论动员、社会动员、政治动员，其手法之娴熟，渠道之畅通，网络平台阵地就好似其家园一样。如果政策许可或治理松弛，聚集在某些媒体周围的经济、社会力量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可能性很大。此类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小觑的角色，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最大变数。

此类媒体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成熟的营销策略。很多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通过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通过屏蔽什么、不屏蔽什么，删什么帖、不删什么帖，在微博里重点推荐谁、封杀谁，来制造民意、引导舆论，营造政治氛围，甚至通过与某些舆情编写部门紧密合作，有选择、有议程地呈报“舆情报告”和“舆情排名”，影响高层决策部门。网民和大众并不清楚某些大众性媒体的政治意图，结果在诸如东莞扫黄和乙肝疫苗等舆论事件中，民意被绑架。本来作为政党与群众联系纽带的媒体集团演变成了议程设置者、甚至政治动员者和组织者。正如麦克奈尔说，“今日的政治已经进入媒介化时代，倘若不能正视媒介在政治过程的角色，将不能了解政治活动的真相。”

西方政府不使用“宣传”一词，将“宣传”贬为“洗脑”。其实，西方政府十分重视“洗脑”，只是将其包装为“公关”。近些年，中国宣传工作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不小的改进，但对于西方现代洗脑（公关）技巧仍然缺少研究，甚至一些官方媒体起到了西方传声筒的作用。

美国洗脑业遥遥领先

2013年夏，美国政府紧锣密鼓，掀起一波又一波指责中国黑客袭击美国网络的舆论浪潮，而中国方面则反控在遭到的网络袭击中，来自美国的黑客最多。在这场口水战即将进入高潮前，美国政府突然鸣锣避战了。原来这时冒出一个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斯诺登，爆出美国政府代号为“棱镜”的大规模全球监视项目，其中包括组织黑客长期入侵中国的民用电信网络，窃取了无数的通讯资料。

美国通过高调指责对手来掩护自己行为的战术，并非始于今日，而早就驾轻就熟。洗脑就是较早的一例。美国政府一方面以鄙夷之情严词谴责洗脑行为，占据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则不断改进洗脑方式，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化洗脑于无形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在这一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2003年伊战前夕，尽管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投票反对入侵伊拉克，连美国的盟国法国、德国也极力反对，但是根据盖洛普公司开战前一天的民意调查，有76%的美国民众支持小布什发动伊战。这可以认为是美国政府对民众洗脑的一个指标性成就，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被蒙骗了，小布什的开战理由纯属虚构。

2013年10月16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播出了一个称为“儿童圆桌会议”的节目。当主持人问到：“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样才能还清？”一个6岁美国男孩的回答是：“我们绕到地球的另一边，杀死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思议，一个6岁孩子怎么会对地球圆型的概念、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知道得如此清楚，这到底是一个“神童”，还是他下意识地复述了成年人向其灌输的仇华洗脑言论？答案应该不难得出。

作为著名的主流电视网的、有相当知名度的主持人，他的反应更说明问题。这位主持人一本正经地回复：“杀光所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子。”他可以辩称为“调侃”，可一个6岁的孩子能理解这是“调侃”吗？完全不可能。接着这位主持人高声问孩子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容许中国人活着（Should we allow the Chinese to live）？”有孩子大叫：“不容许!”对此，他居然一笑置之。只有美国人经长久洗脑后，才会狂妄地认为美国有当然的权力主宰别国人民的生命，才会无意中向孩子们灌输傲慢、狂妄、愚昧的霸权思想。

新闻洗脑术的经典案例

高明的洗脑术不会直奔主题，而是潜移默化，在细节上做文章，让细节来说话，并且以新闻的面貌示人。伊战初期发生3件著名假新闻，堪称是洗脑术的经典范例。

2003年4月2日清晨，美军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几个小时前美军突袭伊军驻守的医院，成功营救被俘的19岁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并发布了一段5分钟的“实况录像”。在这段采用夜视镜摄影设备录制的“影片”中，突击队的两架直升机抵达医院上空时，画面突然变成一片漆黑，接着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黑暗中可以看到子弹划破天空的闪光和听到突击队员“冲！冲！冲！（Go，Go，Go）”的吼声。好一阵后，画面又回到可视状态，是医院内摇摇晃晃快速闪过的镜头，只见从医院大门冲出一队美军士兵，抬着一具担架，急速上了保持启动状态的直升机，立刻升空飞离。接下来就是林奇在美军医院受到良好护理的感人场景了。

实际上，是伊拉克医生通知美军来接走负伤的林奇，美军出发前很清楚医院里没有一个伊拉克军人，医院所在的城市也没有伊拉克军队，他们已在两天前溃败逃跑了。记者会上美军发言人故弄玄虚，不回答营救行动中与伊军交火的问题，称不便具体透露。虽然发言人闪烁其辞，但“新闻”节目的受众，在漆黑画面，混战一片的无言细节中，被洗脑了一把，很自然地接受了一个美军“英勇奋战”的诗篇。这里洗脑的画面上没有一句解说，而效果远胜于慷慨激昂的说教。

在美军占领巴格达的凯歌声中，许多美国人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个欢欣鼓舞的伊拉克人，动情地对着摄像镜头说：“谢谢你，布什！谢谢你，美国！”这十几秒钟为布什歌功颂德的画面，感动了美国人，冲淡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质疑和反对声。倘如观众知道这个画面是广告，就不会有如此效果了。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一则广告，攻占巴格达之前在美国制作，而且出品部门不是电影公司或电视台，而是美国国务院。电视网把这段政府预先制作的“现场采访”悄悄地同其他伊拉克新闻片段混合在一起播放。这是深得现代洗脑术精髓的高明之作：洗脑，但不能让你察觉。

像这种公关作品冒充新闻的手段，美国政府早已驾轻就熟。《纽约时报》在2005年3月13日发表长篇报道，标题是《布什政府开创了一个电视新闻预先包装的新时代》，专题介绍美国政府雇用公关公司炮制对其政策歌功颂德的新闻和电视节目，花钱收买名家和专栏作家撰写支持其政策的“独立评论”，用这些手法操纵舆论，引导民众。

2003年4月9日，美国CNN、福克斯等主流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天巴格达市民举行大规模起义（a massive uprising），无数人自发涌进巴格达市中心的菲尔杜斯广场，把萨达姆的大型雕像拉倒，并向美军欢呼致敬，庆祝美军解放巴格达的历史时刻。但电视摄像机没有提供广场的全景图像，只有局部人群熙熙攘攘及向美军感谢的近景。据后来揭露的事实，这又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假新闻。此前美军先行清场，禁止巴格达市民进入。当时广场上的美军士兵、摄影记者、以及由大型军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萨达姆反对派，总共不到150人。这些两天前还住在美国的伊拉克人，充当了“市民大规模起义”场面的道具和演员，雕像其实是用长铁索被远处的美军重型卡车拖倒，当然演员们受命使劲握持铁索，以便让新闻记者拍照为证。一张事后流出的广场长镜头显示，整个广场只有在雕像前有一些人，由于菲尔杜斯广场非常大，看上去的感觉就是一小撮人而已，完全不存在市民大规模涌进广场起义的报道情景。

新闻霸权的现实

同假新闻本身相比，美国政府和媒体合伙造假以及新闻霸权势力，更令人吃惊。女兵杰西卡•林奇被俘和获救，菲尔杜斯广场上拉倒萨达姆雕像，这些事件完全没有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但美国主流媒体还是敢公然报道假新闻。

当时追踪伊拉克战争的国际媒体大本营，设在巴格达18层楼的巴勒斯坦大酒店，而这个大酒店紧挨着菲尔杜斯广场，完全可以俯视广场上发生的事。显然美国军方和CNN等主流大媒体不忌惮在各国媒体的鼻子底下“睁眼说瞎话”，将根本不存在的巴格达市民大规模起义的“新闻”，向全世界广为播报。美国军方和美国主流媒体有恃无恐，是因为能进入伊拉克采访的媒体和记者都需事先获得美军的批准，而这些记者们很清楚，与美军闹别扭，会被立刻赶出伊拉克。

杰西卡•林奇被俘和获救的故事，美国媒体就表现得更离谱了。林奇在伊拉克医院接受了9天的治疗，但美国军方和主流媒体将就在眼前的伊拉克医生、护士和其他目击者视如无物，而是以取悦美国民众、美化美军、创造英雄为“新闻”准则，随心所欲作报道。这件事的洗脑谎言与事实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军方和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主流媒体，无中生有地报道林奇遭遇敌军后浴血奋战，杀死了多名敌人，直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林奇身中数弹，并被刀刺伤，因枪伤和刀伤失去知觉被俘。有些媒体更夸张，称林奇被俘前举枪自杀，但因为子弹都打光了，所以没有自杀成。事实上，林奇的车队开错了路，意外开到了伊拉克军队的阵地，在突围的慌乱中，林奇乘坐的装甲车高速撞上前面一辆美军装甲车，驾驶员当场死亡，林奇负重伤，全身多处骨折，失去了知觉。在遭遇伊拉克部队后，林奇没有放过一枪一弹，只是跪在装甲车里祷告，一直到出车祸昏迷。林奇被俘后，伊军看她伤势很重，就把她送到一所民间医院。

林奇身上没有枪伤和刀伤，美军医生肯定一目了然，但他们任由军方和媒体胡说。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场上占绝大多数，但没有一家就近采访林奇住了9天的伊拉克医院，而是凭空捏造新闻，最后因为英国的《卫报》记者去那个伊拉克医院实地调查，才使美国“新闻”露了馅。

第二，美国媒体报道林奇被俘后受到残忍虐待，身上一些伤口是受审时留下的。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审问林奇，她被俘后就被送到医院，受到伊拉克医生和护士全心全意的救治，受到当地可以提供的最好护理。伊拉克医生对英国记者说，林奇一到医院就作了一次全身检查，除了车祸造成多处骨折，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伤。过了一天，医生又给林奇作了一次全身检查，没有新的发现。林奇被安置在这个医院唯一的高级特殊病床上，尽管人手紧缺，医院还是专门配给林奇一名护士。为了安抚林奇的情绪，这位护士为她唱歌解愁。当时血源紧张，伊拉克医护人员捐出自己的血输给林奇。相比于伊拉克战俘惨遭美军凌辱虐待的不堪丑闻，“民主国家”军队的素质，真令人不禁摇头。

第三，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突击队强攻萨达姆精锐部队烈士旅驻守的医院，经过激烈交战后成功救出林奇。事实上，医院里根本没有一个伊拉克军人，而医院在两天前还用救护车尝试将林奇送到一个美军公路检查站，但在接近时突然遭到检查站美军狂射，林奇差点被美国兵打死，这辆救护车幸运地逃了回来。接着医生冒着危险，将林奇在医院的信息传递给美军，请他们快来接人，因为林奇伤得很重，需要更好的治疗。而美军得到消息后，却精心等待适合造假的时机才去接人。伊拉克医生对英国记者说，当他看到美军半夜用直升机来接林奇，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医院乃至整个城市都没有军人，完全可以白天来。而美军冲进医院后，对医生、护士极为粗暴，马上将他们及其余病人全部绑起来或铐在床架上。

在《卫报》记者不知趣，败了美国同行的兴致后，林奇的美国主治医师们急急忙忙宣布，林奇患了失忆症，不记得被俘后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些失去的记忆很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在媒体疯传林奇浴血奋战、负伤被俘住院时，医生们不澄清；当真相开始浮出，为了阻挡人们向林奇核实，医院就透露她永远不可复原的“失忆病情”了。不难看出，这是军方、媒体、医院的系统性造假行为。幸好林奇本性单纯正直，她被“失忆”了一阵后终于出面说话，坦诚伊拉克医生和护士讲的全是事实。林奇又表示，她的生命幸亏伊拉克医生和护士的全力抢救才得以保存，伊拉克人是她的真正救命恩人。军方与媒体合伙导演的这部英雄主义大戏，到此被迫戛然落幕。

林奇获救事件，本来是伊拉克人可以引以为傲的人道主义范例，但由于没有话语权，真相被彻底抹杀；而在这个事件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美国人因为握有新闻霸权，反过来趾高气昂大作文章、滥发“新闻”。至于林奇，虽然只需要保持“失忆”状态，就可坐拥纷沓而至的荣誉和种种好处，但她顶住军方压力道出事实真相。在我看来，林奇真是一位名至实归的美国英雄。

新闻自由是空洞的命题

新闻自由理念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不能抹杀，应予肯定。然而，并不是那些将“新闻自由”喊得冲天响的国家就有了新闻自由。从实践来看，新闻自由话题虽然喊了几百年，至今还是一个空洞的命题。

首先，抽象的新闻自由没有立足之地。新闻能影响舆论，舆论能引导民众。舆论是杀伤力强大的信息武器，可以用来帮助维持社会秩序，也可以用来颠覆社会秩序。如果舆论不停地发鼓噪之声颠覆秩序，影响到社会稳定时，任何政府都会出手干预，决不会听之任之。新闻自由问题，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可操作定义，但是迄今未见有这样的定义；即使在自称有新闻自由的美国，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定义，媒体对新闻的取舍是以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实用主义为准则的。

第二，新闻自由只适用于资本，不适用于记者。如果媒体有一篇报道政府不准发，媒体可以用新闻自由原则抗争。媒体发的报道归根结底要由记者撰写，但记者却没有新闻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报道，而媒体老板出于某种原因不准发表（比如该报道是揭露一个大广告客户的丑闻），这种情况下记者不可能用新闻自由原则抗争。你如果要坚持发这篇报道，老板就叫你卷铺盖回家，你打官司也没用，法律不会支持你。

第三，出现了所谓的新闻自由与新闻霸权、新闻资源垄断共存的反讽现象。美国号称为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新闻资源被几家大媒体集团高度垄断，全国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只得跟从它们的指挥棒转。这种状况特别有利于垄断大媒体搞洗脑作业，因为洗脑术的要诀是不能让受众感觉到洗脑，而“新闻自由”的桂冠可使新闻貌似客观独立，从而起到隐蔽洗脑的作用。

伊战前美国媒体大规模系统性地制造假新闻，宣称伊拉克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伊战中美国媒体又故技重施，营造美军正义之师的形象。这些足以说明美国媒体的新闻伦理道德水平低，表里不一，无资格为人师表。

而西方的新闻自由，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依托新闻霸权，享受选择性报道的自由。美国新闻界仍然延续冷战时期的态度，只喜欢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越耸人听闻兴趣越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女孩在唱歌，但歌声其实来自另一个女孩，这种假唱确实不好，不过也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不是歌咏比赛，没有演员表，要突出的不是个人。如果这点造假的事儿发生在美国，实在是太过寻常了，并且性质又同电影中替身演戏差不离，肯定没有一家媒体会感兴趣。但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美国主流媒体就反复播报，处理得像是一个什么超级大丑闻，美国《时代》杂志年底还将此次假唱事件列为当年世界十大丑闻之一。可讽刺的是，美国媒体大规模制造伊拉克战争的假新闻穿帮后，对于这些真正的超级大丑闻却从未作出哪怕是稍微像点样儿的反思。

ABC电视网借小孩之口公然播放“杀死每一个中国人（kill everyone in China）”，这种赤裸裸的纳粹极端主义言论，理所当然地激起在美华人的大规模抗议，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并且组织了全美27个大城市在同一天抗议游行，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却全都装聋作哑，不予报道。这又一次印证了西方的“新闻自由”原则屈就于冷战意识，演绎成为选择性报道新闻的自由。

其实，现代所谓的新闻自由这个词，就像普世价值、言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名词一样，主要是作为洗脑武器和颠覆武器，向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输出。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于这些词的概念十分冷漠，甚至厌烦，认为是政客们玩的假惺惺游戏，所以使用的频率非常之低。

西方洗脑术以及新闻导向与管理的启示

古代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打仗，军队未动，舆论先行。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莫不如此。小布什深谙此道，通过制造假新闻引导舆论，硬是鼓动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民众支持他发动一场毫无由来的战争。新闻导向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打仗如此，改革也一样。重大的改革依赖舆论先行，如果不能成功引导舆论，改革很难平稳进行。中国新闻业肩负着引导舆论、协助各项重大改革平稳进行的重要使命。这就涉及到新闻业本身的改革。

然而，新闻业的改革又特别难，没有适合中国的现成模式可以借鉴，因为迄今为止各种新闻理论都脱离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西方媒体说一套，做一套，不足为师，但他们一些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还是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首先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

无论称为宣传、洗脑还是公关，其行之有效的关键，是让受众在潜移默化或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些内容前已详述。虽然按照西方新闻理论，宣传是宣传，新闻是新闻，两者不可混淆，可这是虚幻理论，西方新闻界口是心非，用此来说教，自己却不遵守。美国媒体利用新闻形式为小布什大造战争舆论就是一个实例。

然而，新闻造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当受到谴责。造假不能持久，新闻从业人员须记住林肯的名言：“你可能一时愚弄所有人，也可能永远愚弄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不仅不能鼓励新闻造假，并且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网络上自由撰稿人，都不得有造谣不受惩罚的自由，法律要在这方面发挥威慑作用，维护正常的传播秩序。

其次，构建大媒体集团。

美国由几个大型媒体集团发布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新闻报道，地方媒体只采访报道当地新闻，超出地方范围的新闻，就转发大型媒体集团的新闻稿。这种格局使新闻资源高度垄断，算不上是正道，但从新闻管理来看，确实有效，防止了新闻乱象。

中国也可以考虑组建大型媒体集团报道全国和全球的新闻，而地方媒体只采访报道当地新闻，涉及全国和世界新闻就转发大型媒体集团的新闻稿。记者有自由写稿权，但没有自由发稿权；大型媒体集团内部设置审稿发稿的程序细则，将新闻按政治敏感度分类，给予不同的审稿级别。比如说，体育新闻审稿级别最低，重大政治新闻审稿级别最高。另外将新闻报道的期限同审稿级别挂钩，一次性报道的新闻，其审稿的级别低于连续追踪报道的新闻。

美国大型媒体集团报道的国内政治新闻，来源主要是政府部门，同时政府官员频繁接受采访，引导舆论。因此，美国政府有很多软性手段可以影响控制大媒体，比如媒体不听话，就将不对其提供新闻或不接受其采访作为惩罚手段。中国政府也应当考虑增加软性手段来引导舆论。

第三，适度开展舆论战。

其实，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从未中止过，中国即便一味退让，也无济于事。俄国原总统叶利钦对西方民主体制佩服得五体投地，掌权后急不可待地向西方投怀送抱，到有生之年来日无多时，才经由冷酷的事实醒悟到，西方民主俱乐部绝不可能平等地接纳他，美国人给他设计的所谓经济“休克疗法”，目的只是要搞垮俄国。普京上台后即适度开展同西方的舆论战，提升了他在国内外的声望。

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发生的反华、辱华事件并非偶然，这是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舆论战的自然延伸，源自美国统治精英的政治需要。例如，美国军事力量毫无争议是世界之最，军费开支也是世界之最。伊战已经结束，但2012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仍然占到世界军费总开支的41% 。然而军方永远想获得更多的拨款，主要方法就是带动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多年来在国会讨论年度军费拨款的前夕，军方一定会推出一份吹捧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平日里不可一世的美军，这时竟然把自己描绘成一幅可怜相。

另一方面，受长期冷战宣传的影响，美国人也乐见竞争对手国的负面消息。媒体迎合这种心理，不断播放中国的负面新闻，然后归结为意识形态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转移美国民众对自己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他们盲目相信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以满足美国人特有的自大心理。

掌控新闻霸权，对世界舆论呼风唤雨，这些都是西方的软实力。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西方现在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软实力，是通过冷战得以壮大。中国的软实力与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亟需提高。但软实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接受挑战，不回避有限度的冷战，会有助于突破西方软实力霸权，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影响。

美国人的宣传方略：“高明的洗脑（宣传）术不会直奔主题，而是潜移默化，在细节上做文章，让细节来说话。”换言之，无须直奔主题纠缠于意识形态，可以采用实证导向的方法，用事实来做文章，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中国应当推出一批说服力强、具有可读性、讲事实摆数据、经得起验证的作品，向中国民众介绍一个真实的美国，破除中国民众和知识界对美国制度的迷信，凝聚自信心，走自己的路，创建中国模式。

2013年是国资委成立的第10个年头。在这10年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央企（中央国有企业）发挥了主干引领者的作用。金融危机后，央企走向世界的脚步在加快，中国第一代全球企业的崛起已初见轮廓。这将成为世界史的重要事件。解剖这出进行中的“历史大剧”，对判断未来的形势与机会至关重要。但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于央企尤其是优秀央企的历史了解不多，它们的故事淹没在各种老套偏颇的媒体说辞乃至指责下。

央企制度思想溯源

2003年4月，中国正式建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并相应产生了央企和地方国企两类国有企业。这套制度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摸索体制改革的产物，从思想源头上理解央企10年的历史，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此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央企”一说。今天央企的行列中，很大部分是原来的部委直属企业。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全面启动时，21.9万户国有工商企业分散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手里（1995），布局散乱，存在着重复建设和效率问题。

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初期，当时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华生等人就提出“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不过，由于同时涉及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投资公司）、资本市场（投资渠道）、股份制改革（投资对象及其公司治理）三个层次，改革构想未能梳理清楚，数以十万计的国企改革的实践难题更难以落地处理。

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价格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外部体制改革已到位，（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改革条件成熟。1997年，由吴敬琏教授领衔的国研中心课题组完成并出版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报告，提出“收缩战线，加强重点，优化布局结构”，“实现国有股权多元化，推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这些思想正是此后以大型企业为核心、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结合资本市场共同发展的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起点。

此轮改革形成的经济体系，可以和美国经过几十年形成的公众基金持股上市大型公司的经济体系相媲美：首先，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经中央大型企业工委（1998年）过渡，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资委，形成了一套“国资委—央企集团总公司 —央企主体上市公司—央企在各地分子公司（可为上市公司）”的保持控制力的多层次公司结构。其次，发展了资本市场，中国A股市场原本是上市公司质量差、投机盛行的小市场，经过若干年的颠簸和低迷，在2005年—2007年的股市高潮中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借助2003年以后经济加速势头和股改带来的A股复苏，一批大型央企在2005年之后在A股陆续整体上市，几方面因素互为因果，A股一举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央企在国家控股的条件下吸引社会资本壮大实力，实现了“十五大”的战略目标。 最后，“放小”的一部分地方国企，经由2003年经济起飞的选拔，转化出一批实力较强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在2004年启动的中小板、2009年启动的创业板上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通过世纪之交的坏账剥离和调整，以及2004年—2007年之间主要银行陆续上市和2003年以后国家开发银行的崛起，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也在稍晚的时间里基本成形，进而借助中国债券市场在2008年以后的跨越式发展而更加羽翼丰满。这15年中国经济、金融结构成型的主要历程，也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落地生根的过程。

正当央企等中国大型企业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受到美国NASDAQ泡沫以及“小的是美好的”思想的影响，央企制度方案的执笔者却与央企越走越远。这正是十年来央企进步，但媒体和经济学家却长期不进步的历史根源。央企只能“自己思考自己”，出现了群雄并起，人才辈出的局面。十年经验表明，拥有强有力的领导人的央企，往往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优秀央企入手，才能发掘十年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

央企十年快速发展的原因

如果国企战略重组只是所有制改变，那么未必能实现企业快速成长。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推行英国国企私有化，只有BP崛起为全球企业，其他企业却发展不快。所以，中国央企能实现快速发展必有其他原因。

在发掘真相之前，首先要排除几种经过长期渲染形成的流行意见的干扰：

第一种是“央企垄断享好处”论。这个论断有很大缺陷，实际上大部分央企都身处竞争性行业。这种“垄断”印象来自几个部委整体转制的领域，包括石油、民航、电信、电网系统。除了军工系统，这十年工业化突飞猛进的煤炭、发电、水泥、钢铁、有色等重大领域，没有任何一个是央企垄断的行业。而在垄断涉及的四个行业中，电信、电网因为网络属性倾向于自然垄断，石油趋向于大企业经营是已经被全世界工业史证明的结果。而且大型企业的经营也很复杂，不是一句“垄断”那么简单。“坐地收钱”的特权以前的确有过，如原外经贸部的五矿、中化、中外运等曾有进出口垄断权，但早就改革了。

另外，垄断并不一定带来厚利。比如石油系统，我国地质条件非常破碎，缺油少气，资源条件无法满足近十几年来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到海外买油，有条件再摸索采油。我国石油工业体系早年靠人海战术，老员工负担很重。同时由于照顾民生，对于炼油环节实行价格管控，我国炼油行业一直亏损。在不利的自然、历史、政策条件下，“三大油”是靠着国际石油价格这十年的高涨才有所积累，抓紧时间窗口各显神通，其中中石油重点开拓海外天然气及其管道业务，为中国中亚特殊关系的百年基业打下基础。因此，拿本国资源极其丰富，还有美—沙特供油协议的美国油价来对比并指责中国油价高是非常错误的——和欧日俄及发展中邻国相比，我国油价并不昂贵。再比如电信系统，中国移动一直奉行“大象快跑”的积极战略，带动华为、中兴等设备商布局了世界覆盖最完善的移动通信网，服务资费远低于欧洲和拉美，性价比超过美国（国外很多被误传到国内的优惠套餐其实服务都非常差）。电网系统，中国民用用电价格因为照顾民生而长期不提价，而国家电网这十年在技术和大型项目上的持续跃进是要资金投入的——目前主要依靠债务融资和折旧基金再投资，其体系之紧张，根本谈不上暴利奢侈。

另一种论断是央企靠房地产行业等“非技术暴利行业”捞钱，这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央企主业有严格限定，能大规模经营房地产业务的主要是原窗口公司和部分工程建设类央企。2003年以来，房地产热潮真正受益的是“招保万金”这样的公司，其中没有一个典型央企——招商地产和保利地产只是非典型央企招商局集团和保利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央企天价拿地”（如中化旗下方兴地产的“地王”）是在2009年—2010年在一线城市不正常的高潮中才成为焦点，地产业务对于大部分央企的贡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印象，这与大部分央企的行业属性有关。央企从事的行业通常属于生产资料领域，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距离，或者虽然在终端意义上属于消费型行业，但产业链条很长，工业系统内部的复杂性难为一般人理解——比如石油和电信。近十年来中国企业的“声誉”被消费品行业、房地产行业或时髦的互联网行业所占据。另外，目前一些在舆论上较活跃的经济学家和财媒记者仰慕和粗通西方经济学的居多，对我国工业系统有理解的很少（西方经济学和现代工业系统之间有相当的差距）。最后，央企之间相互了解不多，存在博弈关系的央企又容易被媒体力量各个击破。在这种环境下，有的央企干脆就“低调做事”，结果加剧了不平衡。

那么，这十年央企走过了什么样的崛起路径？其中的大要素是什么？

从时间阶段看，受益于国际大环境，一些企业在2003年及之前就已经有相对较好的业绩，比如石油部门在国际油价2001年起回升的支持下，已经走出20世纪90年代末低油价和改革叠加的困难日子，而电力系统中的发电企业和其上游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在21世纪初兼享需求上升与彼时低煤价之利，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利润积累。

2003年—2007年是中国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5年，也是整个央企群体崛起的五年，当然也是其他优秀企业起飞的五年。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前欧美需求拉动的全球化浪潮带动的贸易需求，以及自身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的巨量需求带来“两个市场”的双重红利。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贸部门、建设工程部门的央企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投资和收入都呈现出“大象快跑”，设计院等科研类央企也被拉动，摆脱了几年前“无活可干”的窘境，甚至变身为技术供应商，资产和收入出现十几倍、几十倍的扩张。这5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但是2007年下半年起伴随着全球流动性过剩和金融风暴的连环到来，很多领域出现价格暴涨暴跌，对相关产业震荡严重，影响深远（比如航运领域）。是否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做了战略准备，成为区分央企是否“优秀”的分水岭。比如中化集团的主体中化化肥之前太顺、只顾做国际贸易，2009年遭遇重大挫折，不得不用3年来进行战略调整。国家电网和中国建材正是在2003年—2007年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奠定了后来的发展主节奏。

总体来说，优秀央企多在这几类群体中脱颖而出：

第一、部委整体转换形成的央企。它们本身就是支撑中国这个大型经济体的基础产业系统，专业性强，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很高，直面经济高速发展对基础产业的压力，上进动力极强。国家电网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第二、高度竞争性行业的央企。20世纪90年代改革，煤炭、建材、钢铁、有色等领域部属企业下放到省，这些领域的央企通常在行业里本不是最强大的，要壮大就必须通过收购整合其他企业来实现。中国建材是突出的代表。

第三、地区性企业“撮合”而成的央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先有儿子后有老子”，把各地的工厂或者工程队划在一起再设立总部。这类央企的成功，总部实现对各地方公司的有效控制并能进行有序战略布局密切相关。优秀案例有中国建筑、中国南车等。

第四、科研类央企。国企改组最困难的要属出身于科研院所的央企——没资产没资本，只有人才和专利。经营有方的科研类央企往往转型做制造，成为装备制造类企业，并进而演变为运营类企业。中煤科工集团旗下的主体上市公司天地科技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其他类型央企也有经营出色的案例。本文着重论述国家电网和中国建材这两个案例，说明看似路径不同的央企，是如何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战略克服困难，走到全球企业的道路上来的。

国家电网——断代技术的复活与一个全球企业的诞生

2013年以来，关于国家电网的特高压建设的新闻陡然增多，一个中国特色的特高压体系就要起飞。但回望十年前，却并没有这般鼓舞人心的情景。

2002年，中国电力系统实行分拆式电力改革（也叫第二次电改），原电力工业部改组而来的国家电力公司被拆分为发电端和电网两大部分及电力建设公司为核心的辅业公司。其中发电端由五大电力央企组成，而电网先“试验性”地把最南边的五省区分离出来组成南方电网，其他资产则根据南方电网的运营情况和自身的发展再定，这就形成了国家电网（内蒙西部八盟独立建立自治区属国企内蒙电力公司）。

此时的电力系统，无论是技术还是经营业绩，电网并不是“精华”所在。2002年全行业利润七成在发电，三成在电网（含终端供电），原国家电力公司的科技精华，被划入到五大发电公司中的国电集团。留给电网的，只是一大堆老旧设备和一些零散的事业单位。

当时的局面和我国电力系统发展史有关。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苏联的支援下建立了工业基础，同时也继承了其缺点，大型项目建设比较慢。电力系统就表现为发电能力建设不够快。而20世纪70年代引进西方技术的新中国第二波工业化的大项目，以及80年代经济发展加速，使得用电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电力系统投资的重点自然集中在发电端，1987年第一次电改之后，通过设立电力建设基金的制度，放手各省引入外资办电厂，电网成了跟在后面的配套设施，谈不上什么技术革新。事实上，到21世纪初，我国的电网输电技术已经20年没有技术升级了（1981年起，我国已采用500千伏输电技术）。另一方面，电这种“用多少发多少”的特殊产品，对于电网的经营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003年已经到了中国经济全面起飞的关口，国家电网在成立的第一年就面临（华东）电力短缺的严峻考验。而改造这套系统又如何下手？

电力传输技术的国际性停滞

就在中国忙于解决电力需求的这20年，世界却经历了电力传输技术的巅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在能源技术上仍然领先——拟定开发的哈萨克北部埃基巴斯图兹巨型煤矿，采取坑口电站搭配115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的方法，把电力输往2344公里外的莫斯科，其中哈萨克境内的494公里在解体前已建好并运行2年。苏联采取特高压输电，主要是因为距离太远，需要降低线损（此前最高等级电压——500千伏交流输电的经济距离只有300—500公里，要达到2300公里必须采用1000千伏以上的电压）。同一时期，日本正大力发展核电技术。由于日本国内核电站有相当部分位于偏远地区，国内土地价格昂贵，为了节约土地（电压越高，单条线路输电容量越大二者是平方的关系），日本在1988年—1995年间进行了特高压交流线路的试验性建设。此外，意大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了特高压的示范性项目。但这成为国际电力工业的绝唱：不久苏联解体，哈萨克国内没有多少用电需求，因此把特高压线路降压为普通的500千伏运行，仅使用了容量的20%。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漫长下行，电力公司不再修建核电站，转向在都市圈郊区建多个LNG（液化天然气）电站的战略，特高压工程就停止了。至于欧洲，其官僚作风使得项目处于实际停滞的状态。自此，西方（含俄罗斯）体系内不再有推进电力大型工程的动力。

事实上，电力工业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的国际性停滞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当时欧美“环保”派兴起，欧美体系电力工业升级受阻。但这也给中国带来了独特的机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电网领域顶级技术一直比世界顶级技术慢20年左右，但这次不一样了，中国赶上来的时候，西方已停滞了20年，于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国家电网的“一特四大”规划

外部的机遇还需要内部时机的成熟。2004年接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的刘振亚经历了中国工业化的几个连续挑战。刘振亚是从山东电力部门走出来的，山东地方工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力需求猛增。1996年12月，刘振亚领导的山东电力工业局在全国第一家完成农村户户通电。1998年—2004年，全国掀起了“农网大改造”战役，山东脱颖而出。2000年刘振亚到原国家电力公司任职，大力推进农网改造，6年完成70年的工作。农村电网的改造，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电器需求打开了局面。这次战役也为大型工程项目提供了资金筹集和大规模采购等实战经验。

2004年，全面起飞的中国经济遭遇了华东大缺电。这年夏天，刘振亚向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副主任张国宝提出特高压建设方案，当即获得同意。2004年12月，刘出任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后，提出了“跨区域、大容量、远距离、低损耗”的特高压骨干网架战略构想，并启动密集的国际考察。

电网技术的提升是伴随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我国1981年500千伏超高压交流线路“平武线”的建设，是由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的武钢1.7米轧机的需求带动的。2004年，西部大开发的西气东输项目已开始投产，而另一大项目——西电东送则面临超长距离带来的技术难题：均从新疆、宁夏地区到我国中东部地区，距离均超过1000公里，而此时最高电压等级（500千伏交流）的经济输电距离只有300—500公里，如不解决能源通道问题（无论是铁路还是输电），新疆等地发展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我国东部能源需求区域经济密度大，土地快速升值，如依靠500千伏作为骨干网架，那么在大型电源输出地和电能输入地，将需要十几条输电通路，这样的“超密走廊蛛网”在城市规划上无法实现。所以，我国同时面临当年苏联和日本曾面对的挑战。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超前性的布局。我国上马特高压项目迫在眉睫。

在对国际经验进行考察吸收后，2005年—2006年，国家电网提出了“一特三大”——特高压输电与大火电、大水电、大核电基地配合的构想（2009年修改为“一特四大”，增加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一举实现水火调剂、西电东送、外电内送等多个战略目标。具体来说，特高压输电的全国布局是：在华北、华中和华东构建“三华”（华北、华中、华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坚强同步电网 ，同时用±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回路把西北、西南和东北的电力输送入“三华”电网，形成“三华”内有多条纵横，“三华”外放射状连接西部和东北、全国联网的骨干网络，组建世界最大的交直流混合电网。这样，宁夏、新疆的火电，四川的水电，乃至未来俄罗斯远东的水电火电就可以输送到中国的核心地区。

一手要建设这样的世纪工程，一手要同时完成技术的消化吸收，还要完成区域电网升级，这样多头并进的系统工程必须要由强大的组织机构来完成。国家电网在特高压启动后不久就重点突出“五大机构”来配合科研与经济工作，它们是：北京中国电科院、北京经研院（后分出能源研究院）、北京电建所（后并入中国电科院）、南京电自院、武汉高压所（2013年演变为中国电科院、国网电科院、智能电网研究院、能源研究院和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它们分别从事总体科研及特高压直流研究、市场与价格交易系统及战略软科学研究、工程问题研究、电网自动化技术研究、特高压交流研究。其中，武高所（现国网电科院）和中国电科院作为两大特高压技术的支点，地位尤为重要，国家电网分别建立了交流和直流实验基地，又在中国电科院下设置了中电普瑞科技和工程两大公司；从2009年开始，国网打造中电装备板块，并强化国网电科院下属南瑞集团，形成国网系统内的装备技术体系。

在形成这些骨干力量的同时，国家电网对于公司的内部结构进行逐步改革，统一全系统思想。2006年国网设立“两会”制度，即原公司工作会议升级为每年年初的全公司年度工作会议与职工代表大会，制定每年的重大战略。2006年启动集中规模招标制度，2010年启动“三集五大”体系，即财务、物资、人力资源集约化管理和大规划、大建设、大运行、大检修、大营销体系，这些都是把重大权力上收，下属各公司逐渐层级化、专业化的重大动作，改变了原三产部门错综复杂的格局，让强者生存。同时对供应商进行优化，布局了一些重点扶持的制造企业，完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的生态系统。这些调整、布局，不仅为特高压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大的制度保障，而且为其他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健的基础。

2006年8月19日，第一条特高压（交流）线路——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全长654公里，单回电路输送能力500万千瓦）工程开工，正式开启了特高压的建设进程。这是“三华”特高压交流同步电网中西纵路的一部分，2009年1月投入商业运行。第一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向家坝—上海±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全长1907公里，额定输送功率640万千瓦，每年输送350亿度电。此前三峡要通过三条线路每年方向上海输电100多亿度）2010年7月投入运行。截止2013年9月，另有锦屏—苏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全长2059公里，额定输送容量720万千瓦）、淮南—皖南—上海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全长656公里，是特高压交流规划标志性工程，属于世界级重大创新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新疆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在2014年1月建成（国网之外，南网只有4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规划，截止2013年修成2条）。

“十二五”内，核心的“三华”特高压交流网要建成“三纵三横一环网”的主结构，周边将建成13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到2030年，“三华”将建成七纵七横的主网架，并配以27条特高压直流线路。同时，2013年初，国家电网成功掌握±1100千伏直流输电技术，为进一步的升级打开可能。

与特高压骨干网络建设同时进行的，是区域电网主网架升级。国网安排500千伏成为省内电网的主网。而大区域如西北，则建立750千伏超高压主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疆，此地地域辽阔，电力需求有限，电网结构本为“城市孤岛”，2006年才实现全区110千伏联网，2007年跃迁为220千伏联网。2008年西北750千伏骨干网架（兰州—哈密）建成（此前只有330千伏网架）。2010年新疆区内750千伏骨干网架建成，终于把新疆和内地在电力上连接了起来。2013年6月，哈密到格尔木第二通道建成，预期到2015年，新疆电力外送能力将达到3000万千瓦，实现其大型火电、光伏、风电基地向东输电以及与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基地互相调剂的能力，成为“一特四大”的典型案例。这是新疆成为国家战略开发地区的最核心基础设施。

中国电网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正在特高压工程刚刚开启大幕后不久，国家电网又一个重要战略规划浮出水面，这就是“走出去”。此前，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多为承接工程、购买上游资源，还有华为等科技企业在国外获取订单，像国家电网这样的运营类企业走出去是非常少见的。

2006年，国家电网就开始与原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探讨合作事项，研究把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和蒙古国电站与中国国内联网的可能性。为探索海外运营，国家电网于2007年竞得菲律宾国家输电网25年经营权，2009年正式接管。国网用一年时间摸底整顿，3年就收回了投资。在试手过程中，国网逐渐形成了国际合作部、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等专门组织，并在2008年明确提出了“外电内送”的战略构想。菲律宾项目只是试水——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管理水平距离中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要加以规范化，就可获得丰厚利润。此后的动作更突显战略性：从2011年开始，国家电网先后收购巴西东南部电网资产、接手委内瑞拉电网EPC工程总包，并签署巴西美丽山水电站的特高压输电项目合同，计划采取±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把电输送到巴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此外，国家电网还参股葡萄牙国家能源网络公司和收购澳大利亚若干电网公司股权。看起来，国网意图在一些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长期缺少有力组织来运营关键基础设施的地区，投放中国技术并获得收益。这既是全球经营企业的前奏，又能让中国技术在世界不同的条件下接受考验，加速改进，为未来“外电内送”大工程打下基础。国际经营与特高压，正在构成国家电网走向全球企业的两个互相强化的支点。

国家电网发展中的两次扰动和一次“吸收”

当然，国家电网这十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围绕着特高压和国际化发展的主战略，发生了两次扰动和一次“吸收”。

第一次扰动是风电的大跃进。2006年，中国发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这是中国能源史上的大事。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从2005年累计125万千瓦（相当于两个大型火电站），一下子飞跃到2010年底的4470万千瓦、2012年底的7532万千瓦。此时，国家电网刚刚开始“一特四大”的布局，被陡然增加的风电杀了个措手不及。按照《可再生能源法》，新建的风电设施，当地电网必须给予接入。这种命令式的安排，没有在制度上解决建设方和传输方的激励相容问题。在“三北”地区发展大型风电基地原是符合国家电网思路的，但是在电力传输网络没有充分消纳能力准备的时候，一窝蜂的建设必然造成风机建成后停转的结果。另外，《可再生能源法》提到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收取-补贴的过程比较复杂，没有财政直达发电商的补贴渠道，跟不上风电上马的速度，在总量和地区（尤其是上马风电的密集地区）都发生收支不平衡。一拥而上的新能源投资商（主要是五大发电企业）势必与电网形成冲突，前者埋怨不联网或被阻挠上网，后者则认为在物理基础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引入不稳定电源极可能给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个扰动从2006年一直延续到2011年，直到2012年，一些连接“三北”的项目如高岭直流背靠背工程（世界换流容量最大）投入使用后，国网才做好了消纳的准备——而此时中国风电的发展顶峰已经过去。必须指出，风电在2006年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带动了我国机电行业乃至建材行业的大发展，但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吸取教训。

第二次扰动，是2007年一位原电力部的老处长“上书事件”，他的意见主要有三条：第一，国外没有发展过特高压，苏日都不发展了，国内也不应该发展；第二，质疑特高压交流网架的经济性，认为500千伏的线路加以改造就能提高收益；第三，质疑特高压交流的安全性，认为特高压交流建成闭环网架后出现低频振荡导致连环解链而造成大停电的概率很大。这个意见被一些长期质疑中国发展、质疑国家大型工程项目信奉“分散竞争”意识形态的财经媒体看重。但是，这些意见忽略了其重大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电网大工程是受阻于西方“环保”势力而停滞。至于电网是分散好还是集中好，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六大电网是最好的结构，似乎支持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美国电网体系面对的最大问题，正是近百年来分散而无规划的“自由拉网”造成的混乱和低效率。另外他给予高评价的巴西，恰在2011年启动了和中国国家电网的合作，共同建设巴西特高压。关于技术安全问题，国网方面由薛禹胜院士领导的团队提出了“时空协调的大停电防御系统”，在技术上正视应对这一挑战。至于另外一些专家担心的西北煤产区发电耗水问题，也有技术进步逐渐解决。在晋东南—南阳—荆门示范工程运营3年后，“上不上特高压争”终于告一段落。

一次“吸收”，指把“智能电网”的概念吸收纳入体系。智能电网是一些美国IT企业如IBM推出的概念，和“小的就是美好的”、“平等的网络”密切相关。其实，美国这种思潮有深厚的经济、社会乃至地理背景。热衷于这些概念的人群往往比较富有，很多来自加州，新能源（主要是太阳能）丰富。所以，美国的智能电网的“智能”重点放在电网终端的消费者层面，试图融入信息技术进行消费者用电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来相应制定弹性价格，在终端实现价格诱导式的节能，并且强调电网和分布式新能源（主要是各家屋顶的太阳能板）的对接，相互之间还可以买卖电力。这样，一个“高科技小农网络”就诞生了。

但这种思想在中国缺乏生存的基础，我国城市很少平摊式的低层住房居民区，不太适合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发电，中国的风、光资源的不均匀分布决定了中国的电网只能是大生产基地和大消费基地相对集中，用远距离骨干通道连接，这正是国家电网“一特四大”勾勒的远景。因此，国家电网主动出击，于2009年6月在特高压国际大会上提出了“坚强智能电网”的概念，把“智能”的重点放在电力传输的主干部分，尤其是对重要变电站、换流站的智能检测、处理上。工业生产需要规模经济的规律不会轻易改变。如果美国要大规模开发风能（主要位于中部的落基山脉），也要采取特高压的坚强电网布局。而2011年，以加州太阳能发电企业Solyndra破产为标志，奥巴马政府主导两年半的“新能源—智能电网”项目由于无经济可行性也归于沉默。

从2003年到2013年，国家电网累计投资超过2万亿元，电网规模翻了一番多，在西方和印度屡屡出现大面积停电事故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目前，国家电网建设任务继续加速，仍然艰巨：2012年国网年收入2万亿元，毛利1000亿元，净利800亿元（2012年以前为300—400亿元），但当前投资提速，每年要进行3000亿元的投资（“十二五”总投资超过1.7万亿元，“十一五”为1万亿元），现在主要靠固定资产折旧省下的现金流进行投入（每年经营性现金净流入2300—2900亿元）。截止2013年9月，国家电网最新的在国内进行的主要工作，是一手继续推动特高压建设，一手在2012年启动配电网大规模建设。另一方面，国际化继续加速进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特高压工程在国内因为人为原因没有按照预期推进，国家电网也可以走一条类“华为”路线，在海外更复杂的制度和自然环境收获更加丰富的经验后，再反攻国内。可以说，国家电网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一个沉睡15年的世界顶级技术得以复活并有可能在全世界开花，这正是国家电网作为第一代中国全球企业的战略，也是它成立十年的立命之本。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如果不是由专门负责的机构或个人管理经营，就可能导致重大的资源配置扭曲，使国有资产受到严重损失。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由专业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管理运营企业所使用的国有资产，以保证整个经济和国有资产使用上的高效率。

为什么需要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一般应保证其使用的资产在经营周转中不亏损甚至增值。这首先是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通常是赢利性经济组织，这种赢利性就意味着其使用的资金要得到尽可能大的增值。这是对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者的基本要求。让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来管理和经营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归根结底是基于这样一种需要。

企业使用国有资产的极端情况，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高经营者，如国有独资工厂的厂长、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在企业经营中使用的当然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资金。企业私有的“卫道士”们通常都基于这一点，断言国有企业的经营一定没有效率，会造成严重亏损。不过，他们的这种断言，既没有严格理论分析的支持，也得不到经验事实的印证。

企业的最高经营者在经营企业时，运营的不是他自己的资金，这并不是国有企业独有的现象。即便是私有企业，往往也会有这种情况。私有企业的出资人也可能将自己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营者来经营，现代的巨型股份公司更往往如此。特别是在股票市场上市的私人股份公司，其股东人数众多而股权分散，股东们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则通常都没有值得一提的股份。西方经济学者曾经作过严格的比较研究，认为这种由职业经营者经营的企业，在资金赢利率上通常低于出资人自己经营的企业；但那些由职业经营者经营的企业仍然通常不仅有正的利润，而且利润率也并不很低，往往足以弥补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中，基于不对称信息所作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将企业出资人视为委托人、企业经营者视为代理人。这些理论分析足以说明存在企业经营者的优化激励方案。大体上说来，这种激励方案的特征就是使职业经营者的收入适当地随企业投资总回报的增加而增加。我们还可以证明，这样的报酬方案，对于解决企业经营决策上所面临的其它一些问题，通常也是接近最优的。显然，这种最优报酬方案不仅适用于私营企业的职业经营者，也完全适用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最高经营者。

这样，从理论上说，在企业层次上，对国有企业最高经营者的激励，并不存在什么根本性问题，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获得不次于由职业经营者经营的私营企业的资金效益。从经验事实上看，中国、新加坡、法国甚至德国都有很多资金回报率相当高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它们以事实证明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资金回报率不低于由职业经营者经营的私营企业。

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都说明，在防止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亏损并令其增值方面，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不在企业内部的企业经营者，而在企业外部是否有人足够好地履行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功能。

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但是全国人民不可能都来直接履行其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国有资产所有者在企业外部的权利和职能，只能由具体的机构和个人代表全国人民来履行。在中国目前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代表全国人民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和职能的应当是两个层次的机构，一是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它是国有资产的直接支配人；另一个是负责监管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政府机构，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

在新加坡、法国和德国这样有许多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国家，大多数国有控股企业通常都分别由政府的各个专业部门直接领导，有的国有控股企业甚至由政府的首脑直接参与管理。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处于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原则上说，相关政府部门只要行为得当，也完全可能履行好国有资金所有者的权利和职能，使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良好的资金回报。许多国家的实际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支配和调度企业使用的国有资产，可能导致许多严重的弊病，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宜普遍实行。

如果由政府部门的领导直接支配和调度企业使用的国有资金，而这些部门又不是专门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这些部门的领导可能偏重于其政治的或专业管理的考虑，而忽视国有资产增值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可能给予其直接领导的国有企业过多的优惠，妨碍他们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一领域中的私营企业。最重要的是，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收入、政府部门的经费和工作人员的收入，都不可能与其管理的国有资金的回报有很强的联系。长远来说，这不利于管理激励。

基于上述原因，又由于中国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大，企业经营使用的国有资金是如此之多，支配国有资金的人使国有资金增值的动力不足，会给经济发展的全局造成损失，这都决定了中国应当将国有资金所有者在企业外部的权利和职能主要交给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来实施。这种公司的经费和其领导者的个人收入最终都应当正向地取决于其管理的国有资金的回报。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机构行使的国有资金所有者的权利和职能，才留给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来行使，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实行监管。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法律定位

根据前文的论述，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是由3个层次构成的体系：第一层是政府的监管机构，它根据法律规定，监督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运行，根据其经营业绩决定对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负责人的任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担负的就是这样的职责；第二层是赢利性的经营机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其职责是管理和经营国有资产使其尽可能赢利，并按照经营业绩获取机构和个人的报酬；第三层就是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运营的国有资产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性国有资产中包括政府所有的股权、证券等收益资产，具有可交易性。除了有明文规定为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外，政府投入任何企业的物品与资金都是经营性的国有资产。

为了实现市场经济运行的高效率，政府应当使政府机构与市场化经营完全分离，将所有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都委托给企业使用。政府对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即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的体现。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是受法律管辖的独立的特殊经营机构，既不是政府机构，又不是普通的生产流通型企业，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唯一经营目标。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作为接受委托行使国有资本支配权的机构，应享有下述权利：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和收回国有资本；任命使用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支配国有资产收益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分享国有资产的收益。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经费依据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从国有资产的收益中按比例提取。

由于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并不是普通的企业，而是代表国有资产所有者行使所有者职能，它就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司，勿宁说它更像一个投资基金。而每一个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内部的核心，也确实应当是一个完全国有的基金。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国有资产运营公司都应当是某一个国有基金的外围机构。

这意味着，每一个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都应当由相应的国有基金持有；该国有基金的管理人和管理机构，也就是相应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与国有基金的唯一差别在于，国有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都是国有资产，政府对国有基金享有单独排他的所有权；而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可以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其绝大多数股权只能由相应的国有基金持有，但是除此之外，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还可以有一些私人的小股东，这些小股东所持有的那一小部分股权，应当全部来自该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给其成绩卓著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或股票期权式奖励。以国有基金为核心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保证了该国有基金的国有性质。

在这个基础上，应当以法律形式规定，专门经营国有资产的国有基金只能归国家所有，其创设和撤销仅由国家决定。禁止任何私人获得国有基金本身的股权。

尽管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应当行使资产所有者的绝大多数权利和职能，但是它不应当拥有一般的资产所有者的所有权利和职能。这是因为，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也不是其所运营国有资产的真正的所有者，而仅仅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理人。理论上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经营者们也有可能贪占由其代管的国有资产。为了防止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的管理人和经营者们侵占国有资产，督促他们尽可能好地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就必须有专职的政府机构来监管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因此，持有大量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任何一级政府，都应当设立专职的政府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监管经营性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监督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营、在必要时最终收回国有资产，其监管对象是相应一级政府下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具有下述权力和职责：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包括有权力和义务执行严格细密的财务和会计管理、审计和统计监督；最终收回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支配权，也就是撤换或惩处有故意侵害国有资产行为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负责人；规定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资产收益（利润）以何种比例分配；按照上述规定的比例收取用于社会消费的那部分国有资产收益。这些用于社会消费的国有资产收益可以用于各种社会事业，如社会保障、教育补助、科技资助等等。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经费的提取办法、与国有资产总回报的比例关系、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应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规章统一规定。

为加强监管，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与国有资产占资本某一比例以上的大型企业的总会计师或首席财务官，应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任免。对此应制定细则，规定须由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任免总会计师或首席财务官的企业类型与标准。总会计师或首席财务官独立于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和企业，只负责按照国家规定保证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和企业的账目准确、完整、清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和企业任何造假账的行为、在总会计师或首席财务官主管账目体系之外进行的任何经营活动，皆为非法。

另一方面，为鼓励在国有资产经营上作长远考虑，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负责人的任期不宜受硬性限制。不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依据法律规章，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国有资产运营公司负责人有故意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或对国有资产经管不善时，撤除其职务。

政府的权力属于人民，国有资产归根结底是全体人民的资产。为体现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任何一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都应当直接对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任何一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都应当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及相应国有基金的设立、撤销、合并，及由其所管理的国有资产的变动，由管辖该国有资产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对于那些对该级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其负责人也可以由该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名，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命。

为了防止企业在重组和产权交易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损失，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对外进行的股权投资或另外设立的独立核算单位，都必须报所属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批准，并报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在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之间进行的国有资产产权交易（代管的企业所有权的交易），以及在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与私人或私营企业之间进行的任何产权交易（企业所有权的交易）都应获得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同样，为了保证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不受侵犯，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国有独资企业所有权的任何转让、企业国有股权的任何转让，都应首先报请相应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转让企业的国有所有权或股权，其金额大到超过大型企业资本金数额以上者，应经过相应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批准，并在讨论前广泛征求和听取全体公民的意见，在转让完成后向人民代表立法机构报告转让结果。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当然也应适用以下各项适用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规章制度：

——有权直接支配用于企业经营的国有资产的机构、其企业的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归国家所有的企业，应对全体公民公开其财务状况。对这类机构和企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就国有资产的收益和增值情况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企业有义务回答公民相关的询问、质疑和批评；

——转让国家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都应向全体人民公示。公告中应说明转让了哪些企业的所有权、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的详细情况；任何公民都有权就转让情况向主管转让的机构和人员提出询问、质疑和批评，上述机构和人员有义务回答公民相关的询问、质疑和批评；

——转让国家所有的任何企业所有权，其数额达到一定数量的，都应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批准，并在讨论前广泛征求和听取全体公民的意见。任何公民就此类转让提出的异议，都应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应涉及被转让所有权的企业、被转让企业的财务状况、转让的条件特别是售价以及受让方；

——出售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的任何收入，都必须再投入企业中以形成新的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只有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决议专门指定了出售国家所有的企业所有权收入的用途时，才可以例外。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儿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太开，就都能发现自己与乡村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基本底线，也成为绝大多数人安放自己心灵的精神家园。乡村的前途，不仅与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也同样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从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乡土社会的急剧变迁，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都会有些不适应，都会生发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乡愁”。而记录下乡土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记录下一份份“乡愁”，就成了这个时代中一些个体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

我们并非这个巨变时代之外的看客，身处于这个巨变的时代之中。我们对于这种巨变的“乡愁”体验，不仅仅局限于某些个体的某种具体需求的主观实现，而是变成了以客体为本位，认识并改造乡土中国的一种实践。

因此，首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乡村变迁的事实是什么”？或者说，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农村的什么方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是如何成为可能”？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站在国家整体的角度，站在农民中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认真分析“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或者说“农民在盼望什么”？以及“乡村的出路在哪里”？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乡村，我们就能从时代巨变所造成的普遍的个体焦虑中超越出来，理解这种焦虑的发生过程和发展规律，从而积极地回应这个巨变时代下的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2014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们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进行“家乡观察”，并撰写了上百篇以“回乡记”为题的随笔和报告。这一系列文章主题广泛、视角多元、情感丰富，生动地记录了全国各地的“农村之变”与“农民之盼”，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乡土中国，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图景和更接地气的素材。

本刊将选取若干文章陆续刊登。以下是其中二篇，以飨读者。

田孟：家乡的变化——从建房说起

今年回家，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家乡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新房子。这些房子都盖在我家的周围，使这个区域渐渐成了一个新的农村聚落。而在此之前，我家周围都是农田，给人空旷的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楼房建起来了，空旷的感觉没有了，周围也越来越热闹了起来。

征地“搬迁”

我所在的村子有2000多人，大家居住比较分散，每一个小聚落就是一个村小组。上世纪90年代，村里组织修建了一条进组马路，接通了外面的县级公路。但由于大家居住比较分散，进组马路只修到了井边，大多数农户要想出去，还需要走平均宽度约0.5米的小土路。2000年左右，渝怀铁路开建，涉及沿线农民的搬迁。我家刚好在铁路规划范围内，于是就搬迁到了现在所在的地方，在进组公路的边上。

这块宅基地原本是我家的责任田，叫做“峦田”。与我家类似情况的还有8户人家，也因为渝怀铁路搬迁，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建起了房子。其中，有3户是彻底重建，盖起了楼房；还有7户跟我家一样，是将原来的木结构房子迁到了新的宅基地上。

征地单位原本规划了一块土地用于搬迁农民集中居住。但是这个规划范围是七队的土地，而且已经分配到了个人。这样，搬迁户要想集中建房，就需要花费一定的资金购买规划区的土地。按照当时的征地标准购买，被征地的农民当然就不愿意。因为在山区，而且是在农民开始倾向于放下锄头进城务工的情况下，农民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于是，渝怀铁路征地后，基本上没有被征地农户按照要求在规划区范围内建房，绝大多数都是选择自己的责任田或自留地建房子。

新的“搬迁户”

随着这几年家乡经济条件改善，村里逐渐出现了一批“开车师傅”。有的是开运货的农用车，有的则是开载客的“慢慢游”。买了车的人基本上就不需要外出打工了，在家里也能够挣得农业之外的收入，而且还不耽误农业生产。因此，有些开车师傅，同时也成了村里的“农机专家”。

开车师傅最关心的是，在自己休息的时候车辆停在哪里。要是自家的房屋离马路太远，车却只能停在马路上，要照顾车辆就很不容易；而总是请住在路边的农户帮忙照看，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这些家里有车的农民，就成了铁路搬迁之后的新搬迁户，也选择在马路两边建房子。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之前居住在半山腰的农民，因为出行和生活都十分不便，于是也搬到山下来。在以前，国家强调“以粮为纲”，建房不准占用农田，所以很多农民都是开山建房，把房子建到了半山腰上。

但是，随着绝大多数家庭越来越依靠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种田、种坡地仅能够维持家庭温饱，不可能致富。由于山上的农业生产逐渐荒芜，越来越少的人往来于半山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方面觉得没了人气，另一方面还增加了很多不安全感，于是，沿着马路和县道的两边，慢慢也出现了他们的房子。

村庄里的“人气”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向马路沿线搬迁，进小组的这条马路渐渐有了人气。去年，留守在家的妇女们闲来无聊，就组织起来跳起了广场舞。于是六七个妇女、一台DVD加音响，每天晚饭后，只要不下雨，她们就会跳2小时的广场舞。

广场舞不仅对于妇女们是一种新的娱乐，也很快成了村里一项日常性的文艺活动。以至于小组里基本上每家每户，晚饭后一放下碗筷，都会到这里来走走。即使自己不跳舞，也来看别人跳舞。

有的妇女在边上比划着动作，因为掌握不住要领，学得有些走样。有的胆子大一点的，就拉着领舞的妇女，要她现场教学。教的人很热心，而且觉得很有面子；学的人也很认真，而且很有兴致。

而村里的男人们，忙完了一天的农活，坐在路边，一边抽烟、“摆龙门阵”，一边看妇女们跳舞，自是另外一种休闲。在这以前，他们只能是在家里看天气预报，计划明天的生产劳动，然后就洗漱一番睡觉了。

对于那些小孩子们，这时候更是欢乐的时刻。没有了妈妈或奶奶的管束，基本上玩“疯”了。有的小孩——尤其是小女孩，跟着大人们有板有眼地学跳舞，可谓无师自通。还有些小孩子成群结队地在一旁玩着些什么。

乡村公共空间既有结构性，又具有很强的建构性。这个农村公共空间，不像人工打造出来的那种新农村“样板工程”所表现出的标准化、异质化和昂贵，也不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主观想象的那样散乱、简陋和落后。这是村民自发形成的具有内生性的公共文化和实践，是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生活，是面向农民的公共文化活动。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十分强烈、供给却很匮乏”这一点，在我的家乡表现得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舞姿标准不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参与、观赏、品评，甚至假装漠视广场舞的过程中，切身地体验到一种参与到共同体社区的存在感，是一种社区身份的不断再确认。这种感觉是与那种在电视机前被动地接受屏幕不断供给的画面所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因为在电视屏幕面前，观众是谁并不重要，电视屏幕里也并不关心具体的观众。

为了“热闹”

于是，沿马路两边搬迁来了更多的农民，原因无他，热闹而已。然而，就“热闹”来说，镇上和县城岂不是更热闹吗？问题在于，搬迁到镇里或县城，成本往往要高昂得多，部分农民很难支付购房费用。另外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在城镇买房容易，生活下去却很难。在城镇生活，不仅原来的农业或副业收入减少了，而且“喝口水都要钱”，生活成本会增加，生活质量还不如在农村。更重要的是，城镇里的热闹，是一种农民不熟悉的热闹，或者说，对农民来说是一种表面的热闹；而这里的热闹，却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热闹。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嵌入在乡土的行为逻辑里的，每个人的来龙去脉都十分清楚，大家知根知底。这种热闹对农民来说就是一种真热闹。

在我家乡，目前房屋的主流结构还是木制的。本世纪初，“80后”进入婚龄阶段，于是迎来了一波结婚高潮，同时也是新一波建房高潮。这一次，农民将木结构的房子改建成了砖瓦结构或楼房。

目前来看，这一波建房热潮刚刚开始。而这些家庭之所以选择在马路两边集中，主要的考虑就是热闹。这里的“热闹”，不仅仅只是那些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农民的追求，也是目前还在外面打工的年轻农民的追求。须知，后者才是这一波建房热潮的主体。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在外打工，终究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农村来。绝大多数的外出务工者，都有一个回家的预期或时间表。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挣到钱以后拿回家来消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消费内容，就是建一栋漂亮的房子，既解决儿子的结婚问题，又解决自己老年以后的安身之所问题。

在我家乡，农民要建一栋新房子十分不容易。楼房往往都不是一次性就建好的，而是多次建房。多半情况是要举家外出务工，赚足了建房子结构的钱，就回来建个结构；然后继续举家外出务工，赚到了装修的钱，再回来搞装修。装修好了之后，老年一辈基本上已耗尽了体力，不能再在外面找到工作，于是就回家务农。儿辈们则继续外出务工，为家里添置更多的家具、电器，或者挣钱偿还前面建房、娶妻所产生的巨额债务。

正是因为建新房不容易，所以把房子建在哪里，农民就很重视。在农业生产越来越不重要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便利，就越来越成为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自然，马路两边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马路两边并不是想建房就能建的，因为有些农民的责任田没有在马路边。农民想在马路边建房，于是农村中的土地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土地“交易”的案例

代华有一子三女。儿子已经结婚，在县人民医院当医生，在县城买了房子，已经成了城里人。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最小的女儿嫁在一个比我们村更偏僻的村子。小女儿一般是住在娘家，想在这边安家。

去年过年，代华儿子开车回家，发现小车开不到家门口，只能停在马路上。代华家距离马路约有一里地，是一条不到半米宽的田埂与马路相连，外出十分不便。别说小车进不来，下雨天，空着手走路都很容易滑倒，甚至掉进水田里。老人小孩都很不安全，儿女在外工作也不放心。所以，代华早就有了搬迁的愿望，于是组织全家开了个会，决定择地搬迁。确定建房后，需要找地基。他们看中了7队邓某的一块责任田，就去找邓某商量，买下了他的农田。

其实，便于儿子停车只是一个顺便的理由，真正促使代华一家搬迁的原因是“热闹”。儿女成家以后都在外面，原来的大家庭就只剩下两个老人。老人经常到马路边上来玩，打麻将、看大家跳广场舞……但是又不能玩得太晚，太尽兴，因为还要打着手电筒走那不到半米的土路回家。于是就想，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儿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也该迁就一下自己了，那就搬迁吧！

搬迁带来的问题

正是因为不少家庭的老人、儿女都有搬迁的意愿，才促成了目前村小组马路两边建房的热潮。但是在这股热潮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的规划。渝怀铁路搬迁仅仅是建房热潮的一个开端，当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马路两边建房时，相关政策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供给却处于一片真空状态，农民的建房行为处于一种没有机构进行管理和引导的境地。政策和制度越来越赶不上农民迅猛的现实需要，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一个问题是，基层政府的规划和管理缺乏基础条件，政府提供的规划根本没办法落地落实，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自然得不到保障。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权受到削弱，部分基层机构连维持自身的基本运转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组织力量和财力物力去发挥职能？

正是因为政府的规划没能制定，或者制定之后没能有效实施，规划的作用就不能得到体现，从而出现了农民建房杂乱无章、布局无序的情况。由于个体的农民都是按照自己既有的条件和预期修建房屋，造成村庄整体缺乏统一性，房前屋后的设计缺乏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和邻里纠纷，也很容易造成后续建设的问题。比如出现“外扩内空”的空心村，这完全是规划缺位或规划不当的产物。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凝聚村庄共同体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农民私自处理集体土地，将造成村庄共同体的彻底瓦解，从而瓦解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当农民合法取得宅基地的渠道被人为地关闭以后，土地交易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但是这种交易的方式确实很有问题。土地是集体的，这至少意味着，土地不是个人的，它属于一个共同体。然而，既然土地不是私人的，但是私人却把土地卖出去了，这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逻辑里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而且，在一个集体内部出现了买卖土地的情况，将极大地瓦解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强化农民对土地私有的意识，从而瓦解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瓦解了，国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就没有了制度基础。

农民建房问题的建议

毫无疑问，农民有巨大的建房需求，国家政策确实应该对农民的现实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通过瓦解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策基石来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其实，在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内，并不是没有满足农民建房需要的空间。问题是，现在的地方实践，往往是将这个空间压缩到了极致——很多基层国土所都不再新批宅基地，倒逼农民私自进行土地交易活动。

其实，就我家乡情况而言，只需将马路沿线土地规划为建设用地预留区域，并对这个区域的建设方案进行规划控制；同时将该区域内宅基地地块的分配权力和分配规则交还给农民自主、民主协商，就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方案还需要国家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归还原本就属于村集体的调整土地的权利，从而为建设预留区的占地补偿提供必要的腾挪空间。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之内，坐实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将能够有效地避免土地利用私人化倾向，避免土地变现、成为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同时，这也有利于维护村庄共同体，从而有利于超出农户个体层面对土地利用和管理进行长远的规划和安排。

桂华：买房与进城

这几年春节回家，亲友相聚谈论时，一个不变的话题是买房。

传统时代，建房娶妻是农民的三大人生任务之一，其他两个是生儿子和养老送终，人活一世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如今，大概是从七八年前开始的，不兴在村庄里建房，而是流行到城镇去建房或者买房。这个风潮由我父亲那一辈人兴起，因为在2000年以后，“80后”一代步入结婚年龄，给儿子建房，是做父亲的责任。房子是根基，为每个儿子奠定根基，才能完成家庭交替，为人父才算合格。

进城买房，老观念挡不住大潮流

过去，农民以务农为生，聚集而居，形成村落这种集生产生活和经济文化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形式。我的家乡在豫南，在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村落里，生活着40余户人家。因此耕地资源十分宝贵，宅基地更加难得。宅基地就像传统财宝一样，是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留下的，所以值得珍惜。在我的记忆中，寻找宅基地似乎是当时每个多子女家庭的迫切任务。我本人兄弟两个，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为我们寻下建房子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爷爷为我叔叔在后山青石板上开凿宅基地的不易，这种印象就像钢钎在青石上凿出的印痕一样深刻。因其深刻，至今让我对家乡这片土地充满感情。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为家乡修桥铺路已经成为我努力读书的动力。我想，假如哪一天我发达了，也一定会了了这个心愿。

这大概也算是乡愁。

与父辈们的留恋和保守不同，“80后”一代受过教育，去城市闯过，见过一点世面。在他们眼中，这个离乡镇5公里、离县城40公里，至今还没有通水泥路的大别山区小村庄是封闭和落后的，留在那里注定是没有出息的。的确，留守是不会有出息的，因为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无论如何也刨不出富裕来。因此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村的青年人都外出了，有些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他们大部分是到广东，在电子厂、制衣厂一类地方做工。

2000年以后，这代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结婚就是成家立业，成家首先得有个独立安身之处，这是我们老家的风俗。所以说媒“看家”环节最主要的目的是，女方看看男方是否有独立的房子。当时，一些思想前卫或者娘家交通方便的女孩，看不上我老家山村这个被老人们视为“世外桃源”的地方，提出到乡镇买宅基地建房。当村里有人第一个到隔壁新县县城的城郊农村买房时，乡亲们都不能接受，“又不是吃商品粮的，住在那里要喝风啊！”

那时乡镇的地皮很便宜，两间宅基地（150㎡）不过4000元。当时还上缴农业税，每亩300多元，负担很重。乡镇周边村庄的干部将农田划为宅基地出卖，农民减少种田负担，村里和乡镇政府都得好处。买卖地皮兴旺了一段时间，我们乡镇的一条主街道就是在当时买卖地皮基础上形成的。不过山区农民太保守，没有人能预计到后来的变化，所以买地皮的人比较少。当时我两个叔叔正要建房，提出在乡镇买地皮，而我父亲主张翻修老房子，就采取了第二种方案。这几年看着地皮价格飞涨，我父亲和叔叔们都后悔不已。

老观念终究挡不住大潮流，当年轻女孩们普遍要求在乡镇有房之后，做父亲的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打听乡镇的地皮价格。这大概是在2005年以后，乡镇的宅基地价格在两间5万元，都是乡镇上的“狠人”们开发的。他们从村民手里买来农田，平整后，划为宅基地出卖。自此，乡镇地产持续升温。原来公社和乡政府下属各个单位的旧公房，比如兽医站、粮管站、供销社等，拍卖的拍卖，占有的占有，都相继出售，再以后是公路沿线两旁的农田被占用。我们乡镇有四条通向其他乡镇的公路，现在以乡镇街道为中心，沿着这四条公路的一公里范围内，都成了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普通地段的地皮涨到两间15万元。已经建成的单门独院两层房，价格不低于30万元。

30万元，父子爷儿们拼了命打工务农，至少也得积攒七八年。这还得儿子争气，家业顺利。看着房价一路飙升，家家户户都感到着急，家家户户都被裹胁，亲友们一见面就是谈论买房。农民总结出一条经验：房价涨得比收入多，打一年工挣的钱还填不上地皮和房子涨价。因此，买房要赶早！于是，需要的和不需要的，都卯足了劲为买房谋划。有闲钱的，买了吧，反正比存银行强；钱不够的，找亲戚们凑一凑，咬牙买下；实在没钱的，就只好暗下决心，明年在工地上干活一定要更少休息。呃，还得戒烟省钱！

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兴起

攒钱，买房！成了新时期农民经营家庭生活的核心。我粗略数了数，不算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我们村在乡镇或县城建房买房的有16户，超过全村三分之一，其中有9户在县城，7户在乡镇。在县城的9户，有3户在那居住，其余6户的房子常年空置着。这些家庭基本都是父母居住在村庄务农，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家人更习惯在农村生活。

县城离村庄几十公里，对于不在县城里谋生的农民来说，城里的房子纯粹是消费品，在那里居住是“坐吃山空”。农民说，城里“除了空气免费，其余都得花钱”。农民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闲住在城里。实际上，纵然是在县城居住的那3户，也都是在外地打工。

所以，在县城买房，买的更多的是心里踏实和在村庄里的面子。别人买，我也得买；不为自己，也得为儿子买下，在县城有房子，儿媳妇就不愁。即使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住，再过十年八年，儿子终归要进城，农民是这样预期的。并且，搞城镇化，消灭农村，是大潮流。这是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在乡镇买房的情况略有不同。早些年，乡亲们不接受居住在乡镇的原因是，“住在那里，没有收入，开销大”。随着打工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农民这方面的疑虑逐渐打消，开始习惯于乡镇的生活。乡镇交通方便，中学和完小都在乡镇，如果不买房，小孩子去读书也得租房。

农民越来越感受到乡镇生活的好处，更关键的是，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十年前，乡亲们的眼界还被束缚在村庄地域范围内。正如费孝通先生形容的，“半身插入了泥土里”。十足“乡土性”的农民一旦跨出村界，内心就会本能地产生莫名的恐慌和无助。村界之外是陌生人社会，是“他人的地盘”，在他人的地盘上很难扎根。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农民觉得5公里之外的乡镇充满未知的风险。这更多是一种心理而非地理距离。传统的村落是个实体，稳固的边界塑造了农民封闭的心态，这就是乡土社会。

在观察、尝试之后，乡亲们发现乡镇并不遥远。乡镇周边大姓氏的人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面目可憎，只要不去招惹他们，也可以和睦相处。这样，农民越来越不再以异乡的心态对待城镇的生活。十里八乡的人汇聚在一起，原有社会边界被冲垮，一个新的半乡土性、半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

尽管逐渐习惯了乡镇的生活，乡亲们并没有将根儿搬走。老家的社会关系依然维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一如既往地参与。尽管不居住在一起，但心理上，还是原来的一个村、一个姓的人。

因为放不下这种根基纽带，所以乡亲们更愿意在乡镇买房子。正如当年农民觉得乡镇太遥远一样，如今农民依然觉得县城太遥远。在那里举目无亲，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习惯了熟人社会生活的农民，总觉得要有那么一点抓得住、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关系，才能安心。所以，只有那些计划将来脱离农村，或者纯粹是为了投资的人家，才会到县城买房。

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从当前的现实条件来看，县城确实不是农民的好去处。老家人主要是在附近两个县城买房，而这两个县的工业都比较落后，县城没有能力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离开工业化的城市化，都是空谈，连农民都知道，“房子是买得起，住不起”。所以农民更愿意搬到乡镇，觉得搬到乡镇后，老家的农业还可以兼顾。

乡镇同样没有工业就业机会，而且一个两万人的乡镇（平时留守的不足几千人），商业总量是有限的，只能维持很少的商店经营。因此，全镇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靠外出打工。而打工要想攒下钱，既要外出的人省吃俭用，也需要家中留守老人的务农收入维持。儿子儿媳两口子打工一年能存下5万元，关键是家中的开支都由父母种田、种茶的收入负担。这是当前农民家庭经营的“两条腿走路”方式，无工（打工）不富；但若无农（务农），儿子媳妇的工资供给家用后，必然所剩无几。

农民在城镇买房的钱，是这种“半工半农”经营方式支撑起来的。而一旦搬到乡镇居住之后，农民会发现，耕种老家的田地实在不方便，所以要么抛荒，要么老人们回到农村老家。抛荒的多半是那些需要在乡镇照顾孙子读书的家庭，其他的则将乡镇的房子空着，或者租给那些到镇上陪读的家庭，自己回家种地。

农民，毕竟不能脱离农业。解决就业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农民不愿意住在村里，当然与农村基础设施差有关。大多数村庄都不是新农村建设点，水利、道路等条件十来年没有改善，村庄建房的运输成本极高。破败的村庄，别说外边的姑娘看不上，就连村里的农民也觉得没有生机。在这个大潮中，别人都搬走，你不搬也不行。像我们老家农民买房那种情况在当地很普遍，周围有几个村庄，都已经全部搬空。当然，房地产开发者的宣传鼓动也是重要推力。隔壁一个乡镇的地产更火爆，独栋别墅已经标价80万元。当地流传着“划镇建县”的小道消息，无非是为了吸引农民买房。

对于农民买房的大潮，政府应该考虑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不能让城镇建设房地产化。没有工业，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农业在家庭经营中发挥支撑作用，这是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情况。以我们这样一个小乡镇为标本，可以反观城镇化的大方针。至少对于我们家乡的农民来说，城镇化就是买房，是用全部家底甚至举债，在城镇上换一栋房子。说实话，除了交通方便这个最大优点之外，实在看不出乡镇生活的其他优点。当然，娶媳妇更容易，这就不说了。

在性质上，这种一般农业地区的乡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它不具备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功能，主要是居住和消费的地方。当前这类小城镇的繁荣是以农村的打工经济为支撑，如果城市就业不景气，乡镇的消费性岂不就是无源之水？这种生产与居住场所分离的城镇化方式，破坏了之前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经济模式，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否可持续？乡镇居住瓦解了之前的村落社区，村落消失了，农民的根基何处安置？

城镇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

除了需要在大政策层面反思外，我家乡的城镇建设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乡镇建设主要是依托房地产进行的，而房地产又是由本地的“狠人”们开发。他们看中哪块地皮，就与村干部联合，再打通政府关系，不经过征地程序，私自开发。这样粗放的开发，就像他们本人的粗暴个性一样，没有审批，没有规划，乱占耕地的情况十分普遍。他们依靠暴力私自“征收”土地，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从开发后果来看，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下水道、垃圾处理等都没有考虑，乡镇在格局上如同一个混乱的大村庄。

城镇建设是政府的责任，这种粗放式发展与地方政府有关。在当前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偏远且经济落后的小乡镇，不可能获得用地指标。因此，乡镇建设就以违规方式进行，政府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违反土地管理政策，就交给私人开发。地方上的“狠人”们凭借早年打架砍人的名声，主导着整个过程。

鼓励农民到乡镇买房，政府有这个积极性。这是一个地方版本的“土地财政”的故事。这中间，农民十几年的血汗财富被释放，地方政府开支有了来源。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过去人人唾骂的“狠人”们，现在经常开着豪车载着年轻姑娘，在街上转悠。

我对乌克兰事件有三句话概括：它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延续，是全球危机的深化，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历史博弈的一个新局。

第一，乌克兰事件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1991年苏东集团解体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这个已经“瘦死的骆驼”，还想继续打下去。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有个分析，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它还将是一个帝国；如果失去乌克兰，它就不会是一个帝国，甚至可能只是个亚洲国家。

虽然对于前苏联，西方认为这一页已经翻篇了。但是普京对于俄罗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定位是，俄罗斯要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因此在欧亚大格局上，俄罗斯希望重建它的所谓亚欧同盟。俄白乌关税同盟、俄巴哈经济一体化，俄罗斯甚至想推行政治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他们认为，不把乌克兰装到自己兜里，俄罗斯就还没有被彻底打趴下。

这就出现了乌克兰是向东靠还是向西靠的问题。西方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吃相贪婪，他们一直想通吃。但是却把普京惹急了，通吃是不可能的。本来俄罗斯是希望将乌克兰作为缓冲带，至少乌克兰不要敌视俄罗斯。但现在看来，欧洲美国并不希望这样，而是期望更多。所以说，它是整个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

第二，乌克兰事件是全球危机的深化。如果说全球化周期为五百年，这中间将有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到了美式全球化，应该说是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也充分暴露出它的问题。全球化走到这里就不行了，除了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系危机，我们称之为一百年的危机。以前是西班牙的体系，然后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延续五百年，美国体系这一次也应该是差不多了。美国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达到世界第一，到现在大概也是一百年，它也到了一个关键点。此外，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有问题。

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说要退出QE。由原来的每月850亿美元的QE，现在说减到750亿或700亿。但是它扩了这么多都不往实体经济走，就业也得不到改善。官方失业率数字是7%，我曾经问过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他估计要达到23%。

从一些基础数据来看，整个西方集团除了德国还处在正增长时期，其他国家全是负增长。同时，美国的长期资本大概每个月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速度流出，造成很大的“失血”。从美元和欧元这两个货币体系的竞争来看，美国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要通过一些安全议题来改变这种经济颓势。即：如果我不好，我就要让你们更不好。如果你的经济好，我就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来牵制你。我们看这些年，中国和东盟的10+3、10+1，包括东北亚中日韩的整合，都受到安全议题的阻断，正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做这些事。

这次乌克兰事件，美国远比欧洲要主动得多，包括派军舰，希望该地区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紧张度。当然目前是不是要突破这个点，美国还在观察，但至少是要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紧张程度，把欧洲的核心地带抓住，力图对整个的金融危机有所影响。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是不太合作的。欧洲是一个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军事的侏儒，不太愿意和俄罗斯在军事上对抗，也没有这种能力。欧洲的利益和美国是有差异的。美国是跑到别人家去砸瓷器罐儿，可以毫无顾忌。但对于欧洲来讲，尤其是德国，包括法国，40%多的天然气都是靠俄罗斯供应，硬要在这个地方干这么一下，它们未必痛快。对于欧洲来讲，乌克兰是一个局部，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加全面。而且处于危机这种背景下，谁也不愿意当替罪羊。

在这个赌局上，欧洲7国集团明显是分离的。奥巴马给几个国家打电话，都是爱沙尼亚、立陶宛这些原来的苏联加盟国。这就看出来，奥巴马希望拉一个同盟圈，但是感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可能比较难以跟他完全同步。

为什么呢？这跟目前世界整体处在一个危机过程中有关系。美国的全球化是一定要解体的，解体以后谁占得份额更多一些？欧洲认为自己可以占得比较多。如果是这样，这件事闹不好对欧洲就不利。这是从全球危机的背景来看乌克兰的危机。它有美国转嫁危机的色彩，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第三，从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历史博弈来看，乌克兰事件是一个博弈的新局。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讲得比较清楚，决不能让一个国家单独控制欧亚大陆。如果有一个国家单独控制，美国就被边缘化了，就成了英国现在在欧洲的地位。美国虽然有“两洋”的环境，但两洋环境相对于欧亚大陆分裂的情况，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将欧亚大陆如果整合起来，那将是海权国家的梦魇。这是美国长期的地缘大战略的基本想法，他们一定要促使欧亚大陆保持分裂和分治。

实现这个战略就一定要遏制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这几年要搞欧亚新同盟，俄罗斯帝国还想重新站起来，美国就一定要把它给按死。目前情况下，美国对于中俄战略合作的局面是非常难受的。他们采取这边在海上挤兑中国，那边在乌克兰大整俄罗斯，不自觉中把中俄赶到一条路上。其实，从地缘格局上来讲这对美国很不利。可是美国执意要这样做，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给中国施压，是要防止东亚地区经济、货币的“脱美化”，遏止以中国为核心的整合趋势，这是维持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需要；对俄罗斯施压则主要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是从麦金德、布热津斯基以来，海权国家力图要控制欧亚大陆格局的延续。现在，美国在做两手努力，一方面在欧洲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在牵制中国。这是美国的两个大棋局。

从以上这3个维度来看，对乌克兰危机就能有相对整体的把握。

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结局可能是几方各让一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乌克兰现在的所谓新政府的领导人利益通吃做法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已经签了协议，又进行毁约，完全倒向西方。但是普京一出手，就立即把这个势头扭转了。普京的态度更强硬，决要把克里米亚问题解决。普京可能会把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作为可以让步的战略缓冲带，使对方在政治态度上回到签订的那个协议上，还是选总统。使乌克兰当局不可能产生完全敌视俄罗斯的态度。普京很清醒，彻底地把乌克兰抓回来是不现实的，他会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就迫使美国和欧洲来压乌克兰当局让步。

如果把克里米亚拿下，在欧洲这个桥头堡留下一块地方，俄罗斯就不至于处处陷于被动，不断被乌克兰政局的变化牵扯。而以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做让步，这种情况美国最终也是会接受的。布热津斯基最早提出乌克兰的“芬兰化”。最近基辛格提出，乌克兰最好是芬兰化，采取对各方友好，不对俄罗斯敌对，相对比较亲西方。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太可能把乌克兰完全整合起来。而欧盟，由于南欧和其他欧盟国家的问题，德国要想做到完全整合乌克兰也很难。有可能将是各让一步，让乌克兰保持一种芬兰化。

第二个可能是继续“顶牛”，估计还将顶一段时间。由于美国的国内危机，奥巴马和克里现在表现得很强硬，希望把普京的头按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应当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作为一个核大国，如果俄罗斯跟美国全面摊牌，也是美国不可承受的后果。美国要逐渐接受这个现实，退到各让一步的情况。

若要乌克兰要接受一种妥协，就是使克里米亚保持相对独立，或者干脆加入俄罗斯。这可能会是最终的走势，不过不可能这次事件就一次解决。要有一种妥协方式，但是这种妥协要满足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乌克兰不能反俄的底线。

现在当事各方都在互相摸底，讨价还价。乌克兰事件涉及整个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包括欧亚大陆的未来。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国相对来说地位比较超脱。火到猪头烂，现在火候还没到，我们不必特别着急，事缓则圆。还是坚持这两条：尊重各国主权，争取政治解决。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附和美国。一方面中俄有重要的战略互补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也是辩证的关系。战略上要维持中美合作大局，同时该争的也要争，不能一讲合作就回避矛盾。毛泽东当年论统一战线时说，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但不能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要在斗争中求合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张文木常说一句话，美国真正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当他认为你够格和他平起平坐，他才会真正尊重你和你的利益。

（编辑 苏歌）

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定型了。这是什么体系呢？我把它叫做“新凡尔赛体系”。历史上曾有维也纳体系，以英俄合作为主导。当时俄国基本控制了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就不用说了——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很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当时是“柿子拣软的捏”，许多国家联合入侵俄罗斯。随后西方建立排斥苏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苏俄受到打压，东欧曾因不满沙俄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地倒向西方——这与今天东欧因不满苏联倒向欧洲的情况很像。

但西方不知道节制的打压不仅没有将苏俄压倒，反而压出了一个苏联和苏联帝国。要知道，苏联并不是兼并来的，它是西方打压出来的。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独立出来的东欧及中亚国家，因不满西方剥削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外交挤压，在一战后纷纷组建苏维埃，积极跟苏俄共产党联合，最后大家建立了苏联。

凡尔赛体系稳定下来后，希特勒出来搅局。这为苏联提供了扩张的机会。斯大林是沿着列宁的路线，在危机中实现扩张：当时周边国家受西方挤压总是求援于苏俄，苏俄的边界就在这一次次“呼救”中扩张了。前几年在与格鲁吉亚冲突中的南奥塞梯和今天的克里米亚都是这样。

苏联为什么解体？问题出在哪儿呢？它扩张得太厉害，一下子把东欧都弄进去了。苏联的边界到乌克兰一点问题都没有，希特勒当年都没拿下这个地方，今天北约也拿不下这个地方。

希特勒失败和苏联帝国的建立同时出现。这个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系。原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合作，在雅尔塔体系中，变成了苏联和美国，即斯拉夫人与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合作。欧洲在其中成了牺牲品。

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无法赢得的。

苏联解体后，东欧一下子又倒向西方，而欧洲又回到新凡尔赛体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战败后的情形一样，今天的西方又持续东扩，逼到俄罗斯人不能再退让、必须强力反弹的底线了。没有黑海的俄罗斯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西方制造的这次乌克兰事件确实将俄罗斯逼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底线。好在俄国这时候出了普京，而普京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民族都会推出自己成熟的政治家。有了普京，俄罗斯就有了一种向苏联回归的气象。

这次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新凡尔赛体系不能再东扩的边界。边界都是武力来确定的。乌克兰事件的结局对于俄罗斯意味着守住了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

新凡尔赛体系的确立意味着欧洲的雅尔塔体系的最终解体。但必须说明，雅尔塔体系在远东没有解体，其标志是台湾还是中国的；北方四岛还在俄罗斯手里；冲绳、关岛都还在美国掌控下。远东雅尔塔体系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日本。中美有矛盾，但跟日本是根本性的矛盾。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是雅尔塔体系奠定的。如果远东雅尔塔体系真的像某些人说的“解体”了，今天台湾的法律地位，甚至美国、俄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就会出现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动摇”。

20世纪初凡尔赛体系形成时，在远东还出了一个华盛顿体系，当时叫“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现在新凡尔赛体系确立了，美国也开始“战略东移”。过来干什么呢？它要在远东再弄一个“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在欧洲的边界这次在乌克兰事件中已经确定，而建立远东“华盛顿体系”的尝试则刚刚开始，其成败还处于未定之数：有可能是华盛顿体系，也可能是中华体系。这要看中国人是否坚持斗争，还要看中美间的博弈是否有哲学。

在今天的凡尔赛体系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过度挤压的结果，西欧的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时的俄罗斯人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我注意到，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地区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不少。他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这时也可能明白了，靠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

这几年包括我们国内有些人，真以为嘴皮子能翻动世界。今天的乌克兰总统就是相信这些理论的牺牲品，与反对派玩所谓“宪政”，以为法律能解决问题，最后将自己玩到阴沟里去了。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去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了政治是带血的。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 。空谈是要不得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普京这次有力地捍卫了欧洲不能再动的边界，我相信，东扩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基本到此。原因在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就俄罗斯的资源来，说守住这条底线绰绰有余。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历史上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胜利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俄国人往往得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联，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这里使不上劲。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是生死线，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线，为此，俄国会动用全部资源，而西方不会。乌克兰事件，不管如何演变，其结果便由此先定。

现在普京在西边挡住北约东扩，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边界在哪儿？也得抵挡，不抵挡，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相信软实力，其实，运用软实力的极限就是没有或放弃硬实力。很多人假模假式，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就什么都行了。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很幼稚，1959年，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里写道：“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显然失分了。美国近年把中国硬推向俄罗斯，是其重大失误。希拉里的本事和安倍差不多，光知道喊，没有战略。小布什也没战略，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鲍威尔这些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哪儿呢？不在于它从中国捞了多少经济利益——那是小账，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国推向俄国——这才是大账。如果没有中俄边界的稳定，俄罗斯这次在克里米亚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中俄一旦联手，美国必败无疑；反之亦然。

乌克兰这件事对我们经济上的警示是什么呢？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军事能力，那只能说明你“胖”。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贸易量远比中国高得多，最后是它们打起来了；当时我们跟美国没有多少贸易量，反倒成了朋友。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永远是这样。

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全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了回来，在那里丢掉的市场再想恢复就很难了。你说中国人这聪明那聪明，就是拳头不行，那还是不行。历史上还没有离开拳头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

做生意中国人不能走得太远，你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才有你可持续的赢利市场。在乌克兰，继而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区，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发言权，已签的合同就得另说。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这种令人乐观的“大满贯式”的世界贸易，将要出现逆转。咱们过去以为质高价廉就能赢得世界，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着政治。经济利益是用于摆平政治利益的。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一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我们今后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我不赞成。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也将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了，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才是可以讨论的。

讲政治，这是世界经济的潜规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西方曾想在WTO限制中国，迫我们就范，没成功；今后人家可能就要来硬的。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好象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利润是要靠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世界的西界已经稳定，我们这边将是什么格局还难说。现在中国需要在欧洲新凡尔赛体系和远东可能出现的华盛顿体系之间争出一个中华体系。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谁跟它斗谁没好结果。这话不对。美国就是跟当年的老大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家里去，结果美国人硬是把它打败了；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争得这个世界大国地位。斯大林也是向欧洲挑战争出来的。没打过架的男孩，长大后在成人堆里是混不下去的。国家成长与此同理：大国若不经过挑战，尤其是战争的挑战就被人承认的事，世上尚无先例。

中国是否能赢得未来世界，这的确是个必须严肃对待的事。

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一个安全度。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势力范围。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重心在东亚，涵盖到亚洲，再远了就走不动了。毛泽东给我们设计的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是小康国家，小康实际上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提出这个概念不是小平同志谦虚，而是智慧。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失败的。中国不要走那个路，守着亚洲地区我们可能成功。今天美国衰落是它过于透支了。毛泽东较早地看到这一点，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 毛泽东看到的问题，对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而言，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

最后，我想跟大家重温1935年毛泽东写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诗：“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我们不想争美国，也不想要欧洲，我们只要把亚洲尤其是东亚找回来就行了。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现在东亚外部环境有利于我们接近这个目标，但这时也是西方图穷匕现的时期，中国今天顶得住，我们未来的历史就会光荣，我们的人生就会很自豪。

（编辑 苏歌）

由于在冷战中落败，俄国在一夜间就回到了19世纪初欧洲边缘国的地位。无能的领导人让俄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入欧”努力白费了。

地缘政治分析没有过时。俄国北部边疆是冻封的北冰洋，西部只能从圣彼得堡出狭窄的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因为丧失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和东德，现在俄国西面的出海安全已经毫无保障。南部出海口如何？原来黑海几乎是苏联内海，是保障南出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希腊和土耳其对西方封堵苏联南出地中海极为重要。若欧洲第二国土大国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连出黑海的安全都成了问题，遑论出地中海，俄国就成内陆国家了。布热津斯基很早以前就判断：若西方将乌克兰划入势力范围，俄国当超级大国的希望就永远终结了。因此，乌克兰成为西方与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但西方拿下乌克兰这事靠谱吗？真把1852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再重复一遍，把俄国打垮，使之经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一路下滑，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才开始翻盘的痛苦历程？西方现在或许已经“过度扩张”，俄国会拼死争夺乌克兰。第聂伯河岸上的基辅和河西的西乌克兰还谈不上是西方稳固的势力范围，河东的东乌克兰就是俄国反扑的基地。但东乌克兰也很脆弱，要看西乌克兰的发展状况而定，倒向西边的可能也存在。

乌克兰之争的意义相当于“9•11”或“新冷战”吗？“9•11”导致长达10年的“反恐”，而冷战导致美苏对峙近50年。对所有受西方压迫的国家而言，50年或哪怕10年较宽松的环境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比如给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变成“正常”国家的机会。对中国而言，冷战促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国得以选择当“正常”国家，并在美国集中“反恐”的10年间成了大气候。

但乌克兰之争未必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重大机遇。双方都会愿意减少这个地区的火药味儿，打一场慢工细活的持久战。

西方不会就此与俄国翻脸，俄国更不愿同西方翻脸。西方会在经济上全面制裁俄国吗？恐怕英国不答应，德国更不答应。缺少了俄国的能源供应，欧洲根本活不下去。

从国土面积来说，乌克兰是除俄国之外欧洲的第二大国。人口小五千万，也是欧洲人口大国。尽管乌克兰科技比较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也高，目前却相当贫穷，普通人工资收入低于中国不少，而且历史文化很复杂。因此，进入严重缺钱时代的美国和欧洲难以吃下这个国家。让日本加入出钱行列是有可能的，但日本恐怕要价过高，要交换美国在东亚支持其与中韩对抗。

双方谁也不会让乌克兰稳定下来。乌克兰内部严重分裂，是美欧的机会，但也是俄国的机会。靠雇佣小特务挑动分裂搞暗杀，美国人会，俄国人更会，何况是在俄国家门口。美国这次小动作做过头了，坏了潜规则，将来可能自食其果。他们谁都想吃下乌克兰，可谁都吃不下。西方把第聂伯河以西这一大块咬在嘴上，却咽不下去。俄国叼着河东这一大块，却不知是否该先咽下克里米亚这一小块，一时算不清得大于失抑或失大于得。

双方谁都不敢直接出动军队对抗，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在21世纪的核武器时代重演。普京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把克里米亚占住。谁要是来打我就是你要跟我打仗，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这将是长期的争夺，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短期内谁都不能指望出现输赢定局。如此，妥协的机会很大，妥协导致稳定。

如果以第聂伯河为线，西边是你的势力范围，东边是我的势力范围，西方就能固化本方的重大进展。但俄国人会遵守吗？估计不会真心遵守，但也不一定谈不成。我猜想，乌克兰乱局可能会促使西方各国开会定规矩，用好听的词儿婉转地制定两条国际准则。第一，不许对他国或本国分裂地区动武，除非由美国号召或准许。第二，允许西方插手他国内乱推翻“专制”政权，但是否“专制”得由西方来定义。用这两条规矩把美国的世界霸权秩序变成法定秩序。

欧洲放话准备拿出110亿欧元来稳住乌克兰亲西方政权，美国放话要紧急拨款10亿美元。中国在乌克兰有重大利益，把遥远却庞大的乌克兰当作与东欧联系的一个支点来对待，投入是200亿美元以上量级的。中国在非洲把南非作为支点。假如南非反对派赢了政权，干掉非国大，那中国的损失就惨重了。从大局看，当前中国属于暂时的输家。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权上台，被美欧稳住5年8年，我们200多亿美元的项目就可能泡汤。

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俄国与欧美的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不会很快决出输赢。眼下最有可能的是双方都想稳住局面，不再扩大化。这件事既非“新9•11”也非“新冷战”，没有哪国需要“站队”。

对中国而言，乌克兰乱局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的经验教训。

第一，国家体量大了，对外投资的增长是难免的，但必须有应对长线投资政治风险的预判。我国遇到的这种问题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大。我们应当懂得，这个世界绝非仅是“在商言商”的世界，而更是用政治军事力量抢夺财产的世界。为保障在远方不稳定地区的投资安全，我们必须想出应对的办法。比如，注意投资条件的合约条款，增加苛刻性；或者与西方财团联手做大项目，分担政治风险；或者控制和减少国有银行担保的远方大型项目。

第二，西方的制裁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经常制裁一个国家，而是拉个名单直接制裁个人，把国际法问题简化成国内法问题。这个名单特别包括能对被制裁国的内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该国领导人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铁哥们儿。不给这些人提供前往制裁国照看自己财产的旅行便利，甚至冻结他们的财产，就能左右该国的内政外交。

按说本应是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的私人资产多，但事实却相反。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存放的大多是上市公司的集体资产，随时可以撤资，对不动产更是只租不买；而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存放的是大量私人资产，特别是不动产。

这个新制裁手段灵不灵？若不灵美国怎么会越用越上劲儿？这是打击一个政权的“精确制导”手段。出于自己隐蔽的家族利益，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们天天吹政策风。公开说狠话的政要越来越多，实际政策却越来越软弱，执政集团从内部分裂。普京强硬，禁止官员有海外存款，但官员的老婆孩子、铁哥们儿有海外存款。欠发达国家相当普遍的现象是：有海外利益的人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编辑 苏歌）

从乌克兰这件事本身来看，可能是一个新冷战的开始，也可能就是张文木所说的新凡尔赛体系的形成。现在来看美国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2008年格鲁吉亚是一次，这次又来一次，几次想伸到黑海里去。不仅伸到黑海，还想把乌克兰全吞，欺人太甚。逼到这份上，即便叶利钦在位也不会忍的，更不要说普京了。美国这个帝国弄到今天这一步，是战略上的愚蠢。现在看来，大打不可能。往后看，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制造一个紧张对峙，局部性冷战的局面可能已形成。

中国怎么判断这件事的意义？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讲堂，是帝国主义 “阴谋论”的生动一课。过去一说“不能迷信‘普世价值’”，有人马上就说你是“工具 + 阴谋论”，自由民主有什么不对呀？事实一次一次给大家上课，这次太明显了，已经赤裸裸了。什么街头政治，什么和平示威，就是美国欧洲势力乘机介入，有意制造流血事件，颠覆他们不喜欢的政权。这个阴谋论是实实在在的。国内有些人不好公开说，恐怕已经在闭门总结乌克兰的经验教训了。实际上从2011年以来，这件事就没有消停过。

乌克兰紧连着西方，而且这么点地盘，非常紧张的族群关系，外界操纵起来相对容易得多。但是和中国今天的情况相比，是不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30多年自由主义的侵蚀，可以说从舆论场、从思想倾向上，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是亲美的。（潘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和舆论是分裂的，我们中国在立场和舆论上的分裂跟它差不多）。

我国沿海一带集中了60%的经济总量，培养了一大堆亲西方的利益集团。而且在高层和政治圈子里的影响力极大，包括金融界和思想界。近几年来一直在试图扭转这个态势，现在看来困难不小。美国从小布什以来就已经把中国看成第一对手，结果出了“9•11”，拖了10年。现在好不容易就要搞定了，马上又来乌克兰事件。如果说可能是第二次“9•11”也有道理。

美国战略东移，一方面把中国围堵起来，一方面企图从内部分化，硬实力软实力一起动。它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这样的态势实际上是逼着我们和俄国接近。

我们现在经济的问题是过于依赖世界市场，这和俄国不一样。俄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现在不是光脚的了。我们对外贸易的问题，一是能源和资源需求，2亿多吨石油当量的消费，1亿多吨要靠进口，俄国只能满足其中一部分。再一个，我们现在是世界工厂，1/4的工业产品面向出口，必然要往外走。这样的国家想调结构——最大的人口国家，还这么依赖外贸，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我们的芯片、小车发动机等，凡是高级点的都不能自己生产，形不成规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业是个弱势工业，是“肥胖型”的。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却老自以为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差得太远了。但是要想调这个结构，走向高端，又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和俄国战略接应，同时也要看清，现在就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并不现实。

西式的民主自由、颜色革命，这些事究竟怎么看，怎么去吸取教训，给大家一个警示。这可能是最值得深入讨论的事。网上看到的情况，国内舆论的同情面在俄罗斯一方。这一课足够深刻了，很多亲美派没话可说了。美国蠢就蠢在不知道自己的边界，老以为得寸就可以进尺，失去了分寸感。已经力不从心，又太不知趣，这标志着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已实质性的衰落。

（编辑 苏歌）

我们前段时间忙反腐，接下来，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可能反恐这个帽子我们也会戴上。美国的战略很清楚，一方面利用乌克兰等问题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遏制中国。我认为，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颜色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也是“挑事”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看问题，从国际政治的高度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清王朝之所以搞出那么大的疆界和帝国来，就是因为新疆准葛尔有个噶尔丹在捣乱。噶尔丹这个人很不老实，今天他东征蒙古，结果反而导致喀尔喀蒙古倒向了康熙；明天他又去干涉西藏，结果西藏纷扰、三废达赖，康熙干脆借此实行驻藏大臣制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我们处理边疆问题之所以比较顺，基本的原因是：我不怕你在新疆、西藏、蒙古地区闹，一闹反而挑起各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内部的分歧，而这就需要中央出来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

讲到颜色革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敌对势力设的“反恐”圈套我们绝对不能跳。疆独、藏独就是想给一些兄弟民族戴上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就维吾尔族来说，我感觉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本来是能歌善舞、开朗活泼的民族。那个时候维汉是通婚的，维族姑娘穿得比汉族姑娘光鲜多了，思想也开放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鼓励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而最近20年，我们在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有大退步，太鼓励宗教化、保守化了。维吾尔族的形象也被宗教势力塑造得非常保守，不准哭也不准笑，女孩子把黑纱巾都围上了。这些年伊斯兰教众去麦加朝圣的很多，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派中尤其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鼓励人殉教，非常压抑。伊斯兰文明一夜之间回到了中世纪，这是文明的大倒退。

我觉得，鼓励思想解放的核心工作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大家都认为中世纪不好，所以应提倡文化解放、性格解放，鼓励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恢复活泼开朗的性格，让56个民族都唱起来，跳起来。这顺乎时代潮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讲文化建设，我们真的很需要新王洛宾、新才旦卓玛出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总之，文化、宣传方面，要自觉地同压抑的、黑暗的中世纪原教旨主义文化作斗争。

我们说思想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要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打一仗。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现代文明民族化，民族文化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这个事老是推不动，原因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利益固化了，觉得西部投资回报率太低，利益调整难。中央提出面向欧亚大陆的大方向，开拓新的丝绸之路，是很伟大的战略调整。但问题是，我们要两头下注，以对冲风险，陆权海权两手都要硬。乌克兰问题，经过罗马尼亚马上就接德国了，如果拿住乌克兰其实就走通了。但是向西开拓的战略，前提是要搞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敌对势力也不会忽视这个地方，制造地区麻烦，声东击西。所以边疆问题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问题。

张文木概括的这个体系非常好，高屋建瓴。我觉得，思考中华体系，必须研究康熙以来所形成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边疆体系。它是怎么构成的？潘维老师提出中华体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使得这个范畴有内容。边疆问题怎么进入中华体系，以及中华体系是怎么进入边疆的经验，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太够。当年边疆是怎么“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恰恰是噶尔丹作乱，成为促成清朝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契机。因此，康熙不认为噶尔丹作乱是个坏事。毛主席当年说过，达赖闹事是好事。他不闹，我们还不能搞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呢，他一闹，我们就非改不可了。所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闹事。

（编辑 苏歌）

乌克兰事件给中国提供了巨大启示和机遇。中国的复兴需要一次新启蒙运动，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中国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套在美国的圈子里出不来。（高梁：这是新的思想禁锢，新的“两个凡是”：凡是美国的都是对的，凡是自己的都是错的。）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坏的。

乌克兰危机把美欧和俄罗斯逼入对决的第一线，中国外部环境的压力会相对减轻。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乌克兰那边，乌克兰是大国，美欧短期内脱不了身，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回旋余地，甚至充当俄罗斯和美欧在乌克兰问题的“调停者”。这对中国是极大的利好，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怎么处理好，这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

刚才大家讲，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一边倒西化，中国整个大环境是西化。但是我觉得，这次对我们可以说是极佳的机遇。因为我们需要一次新启蒙，不能两个凡是，凡是美国说的我们都得跟着。

我们这次的机遇是什么呢？破除美式民主迷信。我们知道，乌克兰在苏联时代是粮仓，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其他地区，而所谓的民主将这个富裕国家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一半。“民主”没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国家稳定、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还有美国的双重标准，它在后面捣乱，出钱支持反对派在乌克兰搞所谓“民主”。现在克里米亚公投，美国说是不合法的，但是6年前的科索沃呢？不就是美国支持的吗？这次普京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维护克里米亚人权，美欧却举起了“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大旗！你为什么是双重标准呢？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也需要一个反面教员。2008年金融危机，它那套市场机制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现在美国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所谓的道义，又是一次很好的反面教材。

应该说，乌克兰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启蒙运动的鲜活教材，但是咱们用不用？我们的媒体美化或西化得非常厉害，媒体报道是绝对有选择性的。乌克兰反对派闹事把列宁像给推倒了，咱们大报小报争相报道；但是同时有工人守护列宁像，媒体就不报了。

这次昆明事件，美国也是个反面教材。双重标准嘛，你那就是反恐，我这就打引号。普京真是个非常精明的人，昆明事件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习主席，跟中国站在一起反恐。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机会？中国也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理直气壮地反恐。这和小布什当年是一样的，stand with us（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朋友，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敌人。

面对这个难得机遇，老是被动不行。要积极有为，要有智慧，能够利用这个机会顺势借力，但又保存实力，不牺牲自己。这是要设计的，不能等。通过这么一个机会，要把中国的思想、文化方方面面洗一次牌。

中国和俄罗斯是有渊源的，我们的工业化前苏联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俄罗斯面对这样的境况，是不是咱们考虑新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来了？中国已经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刚好是888亿美元，每年的增长非常快。我们跟它是天然互补的，我们需要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俄罗斯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需要市场，没有比这更好的市场、更近的市场。当然，如何妥善处理好中俄关系、中美关系，这是比较高难度的。

总之，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树立三个自信，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乌克兰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开创美好社会制度的新模式。

（编辑 苏歌）

2013年11月以来，乌克兰政局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最初是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合作协议，由此引发亲西方反对派大规模抗议；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妥协，但亲西方议会旋即罢免亚努科维奇，并选出新的临时政府总统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以合法总统的身份“请求”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扑朔迷离的乌克兰政坛，实际只是二十多年来该国政坛乱象的缩影和写真。这种“民主化引发动荡”的现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为何实行西式民主制度后的乌克兰会陷入动荡和分裂?西方国家为何不遗余力地在该国“输出民主”?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值得深入剖析。

西式民主结出“恶之果”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摒弃原苏联政治制度，转而奉行西式“三权分立”制度。但此后乌克兰政坛始终“不得消停”，尤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政局“走马灯”般不断分化重组：先是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橙色联盟”仅维持几个月就分道扬镳，2005年9月，总统尤先科宣布解散季莫申科政府；2006年，尤先科任命昔日政治对手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后者上台后与总统权力斗争激烈；2007年4月，总统尤先科解散支持总理亚努科维奇的议会，同年季莫申科再次出任总理；2008年10月，总统又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近3年来，乌克兰先后举行过3次议会选举。

既然有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何乌克兰引进西式民主后，国家状况却更加糟糕呢?大体来说，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西式“民主化”使国家偏到寡头政治的轨道。

列宁曾说过，“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国体问题(也就是哪个或哪些阶级掌权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其次才是政体问题(即权力组织和运行方式)。西式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政体变革等次要矛盾，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在民主政治框架下，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少数寡头。即使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说过：“政治是各种为如何切分国家经济这块大蛋糕而斗争的战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美国民主尚且如此，遑论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在前苏联地区，很多原先的政府高官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通过“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摇身变成了权贵资本家。随后，这批人又借政治民主化之名，堂而皇之地成为“民主政府”的掌权者。乌克兰的寡头阶层也是在经济私有化和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据统计，乌克兰几乎所有大银行的领导层，都是前苏时期的官员。前总统库奇马曾任南方机械制造厂总经理，其在“自由民主”幌子下，很快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而成为经济寡头。前总理季莫申科被称为“天然气公主”，拥有20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和银行，一度控制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据报道，十几名商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该国GDP的20%。这一小撮政治经济寡头不仅掌握乌克兰大部分财富，还把持了议会和政府。在议会450名议员中，大多数是富翁，此外有约50名议员向首富阿克梅托夫效忠，这些议员包括他的前司机、前安保负责人和私人律师等。因此，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寡头国家” 。

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实质就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寡头之争，即以金融和采掘业寡头为首的亲西方寡头和以传统制造业为首的亲俄寡头之争，以及总统领导的执政寡头集团和在野党领袖领导的在野寡头集团之争。

阶级立场决定政策方向。无论是亲俄派寡头还是亲欧派寡头上台，都是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首位，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这些寡头借经济优势谋求政治地位，反过来又借政治特权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如减税、补贴、特权等）。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大儿子亚历山大成为身家超过5亿美元的富豪，并控制乌克兰安全部队；小儿子成为国会议员。亚努科维奇提拔的高官也大多与大儿子亚历山大关系密切。原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女儿后，变成了亿万富翁。季莫申科出任总理期间，同样大肆贪污受贿。

学者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因此，这种寡头统治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

第二，西式民主政治具有先天缺陷，很容易引发“政治功能紊乱”。

西式民主政治一般都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西方学者阿罗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为代价的，可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当初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的，而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是同时面临这些难题。“强经济需要强国家” 。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的情况下，国家需要优先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等等。而西方民主化带来的力量分散化和个人自由度增加，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之后。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奉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党政军一体的政体，其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强大执行力。当年苏联能够在建国后很短时期内，“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一心要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结果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从前苏联母体中独立出来的乌克兰，并未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根据l996年6月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乌克兰实行总统议会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由总统议会制过渡为议会总统制。2010年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又恢复了1996年宪法，重新改回总统议会制。2014年以来，在反对派压力下，亚努科维奇同意恢复2004年宪法，将政体重新改回议会总统制。乌克兰政体不断“翻烙饼”，导致该国政治游戏规则混乱，总统、总理、议会三大权力机构内耗不止，领导人像走马灯般不停更换。2014年1月28日辞职的总理阿扎罗夫称，他已是乌克兰独立二十多年来的第l4位总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政府威信和执行力日渐丧失，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导致该国经济至今未达到独立前水平。

第三，“好民主”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否则很容易加剧内部分裂。

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西式民主制度的有效推行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众具备共同的国族认同。如果国族整合(nation—building)未完成，启动民主化只会加剧种族、教派间的对立和矛盾。

乌克兰恰恰陷入了这种困境。乌克兰是由不同地区、种族、宗教拼接而成：乌克兰东部(第聂伯河以东)从1654年起就由俄罗斯统治，西乌克兰地区从14世纪直到l939年都处于波兰等国管辖；东部地区是乌克兰重工业区，拥有全国70％的工业，西部则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对落后；克里米亚地区则是在l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当时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的。

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地域隔阂，使乌克兰东西部居民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居民天生亲俄，认为“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兄弟”；西部居民则亲近波兰和欧洲，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哲学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只有一个总的俄罗斯民族。自独立以来，乌克兰国内族群间的巨大裂痕仍未消融。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独立l7年后的2008年，仍有l2.5％乌克兰公民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31.5％居民不以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

按正常情况，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种族或地域差别。但乌克兰人的种族、地域认同，强于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启动民主化进程，反而将东西部差异凸显、矛盾激化。l994年总统选举时，克拉夫丘克获得西部l3个州多数选票，政治对手库奇马赢得东部各州支持；2010年选举中，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亲西方的季莫申科，东部选民则支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来自不同地区的领导人政治主张各异，互不妥协，使国家内讧不断，政策左右摇摆，在重大问题上(如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面对俄罗斯出兵等)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甚至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有学者干脆将当前乌克兰东西部的对立称为“文明的冲突”。

总之，西式民主政体在乌克兰运行效果不佳，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明显。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非常富裕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约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工农业产值占l／5，煤产量占34％，钢产量占42％，粮食产量占23％。加之矿藏丰富，交通设施发达，地理环境优越，乌克兰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l991年独立以来，该国经济水平却每况愈下。2012年，乌克兰实际GDP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实际GDP只相当于l990年的81.1％。在此情况下，乌克兰民众对民主政体日渐失望。2013年六七月间，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亲西方的乌克兰西部居民59％倾向于西式民主，但中部地区(包括首都基辅)这一比例只有30％，东部地区(包括克里米亚)仅l5％，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有34％居民更倾向于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输出民主”成为西方控制他国的战略工具

乌克兰陷入“民主化陷阱”，看似是这些国家咎由自取，实则更多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操纵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将“输出民主”和“民主改革”作为重要外交目标。 199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系列旨在支持俄罗斯及新独立的欧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及建立自由市场”的法案，此后美国以各种名目向前苏联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但受援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二是必须推动“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200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的决议案，强调所有援助都要同民主化进程挂钩。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将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强调要在“部分民主国家”推行“民主化”。近几年，美欧在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和“颜色革命”的做法越发明显。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以及2014年政坛巨变，明显有西方操控的身影。

为何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到处“传经送宝”，将民主推销给乌克兰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呢?简单地说，“民主化”正是西方势力扩展霸权、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之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

一方面，美欧借“民主工具”扩展势力范围。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但其对经济基础乃至国家兴衰具有巨大反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承担着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职责。因此，对西方大国来说，发展中国家政治越是孱弱，缺乏政治自主性，便越有可能听命于西方，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因此，西方大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诋毁和抹黑第三世界国家的“强政府”政治制度，斥之为“独裁”、“专制”、“不民主”等等，并伺机用“民主化”方案消解和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制造出一系列更容易任凭西方摆布的“弱政府”。有学者指出，“实现美国管理世界的全球大一统宏大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政府。恰恰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的美国，喋喋不休地教导第三世界削弱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维护自己民族尊严与最大多数人权益的意识形态。所谓削弱政府权力，其实专指削弱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权力。” 这就是美国当局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特别起劲地鼓吹削弱国家、削弱政府权力的主要背景 。

l991年苏东阵营解体以及这些国家纷纷选择西式政治制度，就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西方为侵占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以“民主自由”为价值观纽带，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将东欧和部分前苏联版图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而乌克兰更是西方争夺的重点。乌克兰是欧洲惟一地处独联体、西亚和中东欧三大集团接合部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尤其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国力日渐复兴，美欧更急于在前苏联地区扩大势力版图，寻找遏制俄罗斯复苏的合作伙伴，而乌克兰最符合西方的条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

为了使乌克兰在价值观进而在政治态度上更加亲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输出和巩固“民主”方面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国在减少对俄援助同时，维持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使乌克兰取代俄罗斯，成为继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受援国。索罗斯基金会也在乌克兰24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投入资金近l亿美元。2000年，克林顿宣布启动“未来一代的首创精神”计划，大批乌克兰青年赴美学习。 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期间，美国与欧盟看中尤先科，向其竞选联盟提供了5800万美元，并最终通过“橙色革命”扶其上台。美智库学者坦承：“这些人本来没能力也没打算进行革命。革命完全是西方人为组织和资助的。如果向这种计划投入大笔金钱，同时向某些人物提供反对派领袖的角色，这种方式通常会奏效。” 2014年乌克兰政坛剧变同样是美国、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划的。 它们为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不惜雇佣狙击手射杀20多名抗议者，然后嫁祸于人。

美欧等西方势力支持所谓的亲欧派，并不是真心要为乌克兰带来民主自由，更不是为了改善乌克兰人民生活，而是要将乌克兰变成围堵俄罗斯势力扩张的前沿哨所。事实也证明，2004年“橙色革命”后以及2014年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产生的新政权，都明显将“向西看”作为对外政策优先目标。

另一方面，以“民主化”削弱非西方国家经济强国的政治基础，使这些国家以边缘或半边缘身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欧等西方势力看重乌克兰，主要是乌克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乌克兰的“工业化国家”身份。相反，在西方金字塔型的经济体系中，留给乌克兰的只是边缘或半边缘位置。因此，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不便明说的前提条件，就是乌克兰自废武功，实现“去工业化”。而要想瓦解乌克兰这一经济根基，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从上层建筑入手，通过“输入民主”来制造“弱政府”，进而削弱其经济管理职能。

就乌克兰来说，盲目移植西式民主制度，使乌克兰政坛内耗不止，领导人“走马灯”般地不停更换，由此使政府无暇顾及经济，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乌克兰经济状况越是虚弱，就越需要依靠外部势力的援助，因而也就越容易屈服于外部势力的压力。而“民主化”就是导致经济动荡衰落的一大祸端。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乌克兰预算赤字常年在8%-10%，外债占GDP的70%，公共债务占GDP的40%，外汇储备接近衰竭，主权信用评级被降到和希腊一样的级别。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称，乌克兰经济正在脱轨，濒临破产。临时政府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但欧美借此机会提出苛刻援助条件。3月3日，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称，答应这些条件不啻是政治自杀，但乌克兰为获得贷款别无选择，只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西方大资本利益)所有要求，并考虑对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私有化。

与此同时，看似公平的民主制还使乌克兰寡头专断局面日益巩固。这种寡头经济明显脱离本国市场和人民，而更多成为西方经济中心的附庸和帮衬。“这些精英对于维持跨国企业的投资抱有强烈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依赖跨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国内精英和跨国企业联姻的一个结果便是，当地的工资水平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以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此外，国内精英还设法将企业经营税和其他税费维持在低水平上。在吸引跨国企业的同时，却降低了穷人从政府中得到的再分配收入。” 乌克兰寡头甘愿让他们的国家受到西方的持久控制，很显然，他们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买办势力。

结论与启示

乌克兰当前的“民主陷阱”为我们更好理解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鲜活案例。总结乌克兰政体变革的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政治变革事关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主要是看这种制度是否实现强国富民，增强综合国力，而不是实现所谓“民主化”。具体地说，主要看是否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是否有利于扩大代表性，使政权真正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刀握在谁的手里一样。国家政权的代表性越强，政权的根基就越稳固。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这涉及到以何种方式配置资源和权力的问题。政府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越强，效率越高，国家就越强大。

中国政治制度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用邓小平的话说，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际战略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政治突破型”，因此在其政治生命全程，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通俗地说，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须靠政治强化生命之途。“举什么旗”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受损。当年苏联正是先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目前，意识形态渗透已成为西方控制、削弱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西方势力在忽悠、扳倒苏联后，开始重点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重蹈苏东覆辙。以境内外大资本为背景的利益集团，也希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并在“民主中国”中充当可以呼风唤雨的寡头。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这在西方战略家眼里都不算数。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党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形态警觉性，不能守住“三个自信”的底线，很容易歧路亡羊。

需要指出的是，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要敢于使用专政手段。列宁曾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捍卫自身政权稳固、防范“颜色革命”乃至武力颠覆，对任何国家都是首要任务。中国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它内置了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两项内容。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当敌对势力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等反动手段抢夺政权时，当政者更要勇于担当，敢于使用专政手段。这没什么输理的地方。相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仁慈退让，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国际政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案例。

边芹，旅法女作家。近距离观察西方数十年。她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就中国当下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困境，写了一系列警示性的文章。

作者通过对中国日常文化生活的大量细节的观察，抨击了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自卑情绪和文化思想领域的颓败倾向。

文化审美权被夺。在天罗地网般的话语战场中，真正的武器是对细节的操纵。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大幅画面天天播放着西方影片或广告，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

大学讲堂和媒体普遍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和利己主义哲学，不加筛选地传播西方思想，解构中国文化，误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史，瓦解中国文化自豪感、诱导大众道德自卑感。鼓励全社会“向钱看”、当“快乐的小猪”，淡漠国家主权和尊严。

不少文人盲目崇拜西方、取媚西方人，甚至以充当西方仆从为荣。

“精英”们大规模逃离本土，带动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和“出国热”。

作者尖锐地指出：近几十年，中国人在西方的文化霸权面前，再次处于弱势。

作者希望，不要对其作品轻易贴上“自大、排外”的标签。“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就像说老虎是肉食动物不等于“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并没有把西方说得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并不存在；我也并未反对西学，只是要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作者长期旅居欧洲，从“浪漫地欣赏西方文化”，逐步转为深入客观了解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内涵、其长处和短处，并与中国进行综合的比较，这样就更深刻而痛切地感受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艺评论家，作者的文字表达不免激烈，但透过激烈的言辞可体会到其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

实际上，作者再次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应有的态度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文明是在和西方文明的交流、较量与取长补短中，不断改进与丰富着自身。中华文化在对传统的继承和锐意进步中，爆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精神力量，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当今时代，各国文明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在不断加深，自立自尊、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当前，我们应该特别提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边芹的意见，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文化征服战：对审美权和道义权的争夺

全球化了，一些人以为“世界是平的”，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这个世界在资本的逻辑下，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在精神文化上更为崎岖不平。

作者认为：西方（这里主要指英美法等国）有一股力量，几百年来努力碾平世界，谋求绝对统治。作者将其称为“集团”、“帝国”。西方的精神世界中不存在“和而不同”。他们不断寻找和制造对立面、打击和摧毁对立面，这是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 “征服使命”凝聚在西方文明的基因中。西方“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悄无声息地“导演”着世界，这就是思想的征服战。

对内：强化“界内”意识，高度凝聚“精神集体主义”。

多年来，西方向世界展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其实这只是外表，内里的东西是集体主义、精神专制主义。“自古只有‘社会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永远也吃不透西人的‘精神集体主义’”。

“集团”的真正力量来自精神集体主义，以及由此结成的他人看不见的网。它的特点是没有恒定的善恶、是非标准，只有随利益不断挪移的界内界外。这一点传统宗教是没有的，而是犹太精神的产物。

“精神集体主义”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却不可与西方统治集团针对敌对国的举措公开唱反调。这是一贯的“政治正确”。

西方凝聚“精神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和加强“集体优越感”，锻造自觉当卫士、当战士的意识。这不仅用于对外（他文明），而且也用于对内（本文明）的下层，在精神上牢牢捆绑住教民大众。西方文明在十几个世纪里，精神世界囚禁于一本《圣经》，于今也只不过是换了一本“圣经”而已。

对外：窃取审美权和道义权，解构他国文明。

“帝国”征服世界的所有努力，就是不断强化自己的精神力量，解构他国的精神力量。在一个隐蔽世界，长期、接力地展开文明战争。

一个文明有两个权是不能丢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失去了审美权和道义权，这个文明就成了身体尚未冷却的僵尸。

审美权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文明外衣是卷在这个轴心上舞动的。 。“二十世纪全球一系列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无审美权做基石。从苏联六十年代以后的电影可陆续看出，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制度，无需外界强敌直接攻打，它自己就会倒掉……信仰这座漂亮大厦的一砖一瓦不是别的，就是审美权和紧随其后的道义权。”

审美权的窃取往往从细节着手。在表面信息流通变得无比“自由”的当代，文明间的战争是靠细节的操纵取胜的。 由心理专家设计的解构“他文明”的纯熟技术，在文艺作品中以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诱导大众的潜意识。“集团”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指鹿为马，设计“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宣传中逐渐改变人们的审美观。

审美权被蚕食吞噬，要比国家的一个政策错误甚至一场战争失败还可怕得多，因为这常常是不可逆转的，是最温和最致命的攻心术。这是摧毁一个文明的转折点。你会一步步交出道义权。“解构他人的战船、一钉一铆地拆卸，对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儿。”

审美权易手和道义权被劫持，由此产生了幻觉，这一幻觉让背叛者失去羞耻感，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还自觉“无上荣光”。

从“征服中国”到“导演中国”

征服世界与“导演世界”并行不悖。国际上总在博弈，地球就是棋盘。西方人认为自己是棋盘的主人而俯视全球。如果说“征服世界”是外在的西方，那么“导演世界”就是内在的西方。“导演”就是解构他国的文明精神。“很多国人认识的西方止于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导演世界……导演世界是‘集团’秘不示人的那部分。”

“征服”和“导演”是一架庞大推土机的两只轮子。征服世界必须让征服者接受使命，让被征服者接受命运、被打的人觉得该打，这需要高超的导演技巧以及旷日持久的情节。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油点似地扩散”。“文明推土机”一层层、一遍遍推，从圈内渗透到圈外，由电影艺术文艺渗入百姓精神世界。 看不穿这一点，自然就看不透我们早就落入“导演”的指挥范畴。

中国被“集团”视为“真正对手”。几千年遵从温良恭谦让的中国，“是一个不以宗教而以文化统治的文明古国，……是一个至今未被收服为打手的君子之国，是不打掉就没法让他们独霸世界的障碍。” 中国并非谋求与西方对抗，只是客观上横亘在“集团”征服世界的道路上，因而必然被当作对手。这是西方统治集团长远的策划。

作者指出：中国人百年来曾经拼死抵抗外敌的武装侵略并取得胜利，但当下面对西方向我们悄然发动的“文明战争”却陷入被动。很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富强起来，文明战争必定打赢”。但实际上，“穷与富、工业化先进与落后并非一个文明失魂的决定因素，真正的转折点是审美权进而道义权的失手，信仰的崩塌。”

争夺中国人的审美权和道义权。审美权被夺是中国在“文明战争”中落败的起始。西方人用他们的审美观（或特意为中国编制的审美观）覆盖中国传统审美观，长年累月的诱导，让中国失去传统优越感、不断增加中国人的“道德卑贱感”。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竟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西方擅长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核是追求高贵的情感和精神，而西方“集团”则鼓励其文艺作品在细节中不断宣扬“负面中国”——“封闭、落后、愚昧、贫穷、卑琐、压抑、扭曲、无个性、无个体自由”。营造中国人“道德卑贱”，是百年来“集团”从未歇手的方针，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名词和概念、为心理解构服务。这样一遍一遍把你披挂几千年的道德优越感剥去。被剥的人没有应有的警觉，甚至在艺术的感染下，形成一种“自戕的愉悦”。

西方的涉华电影中，一部分是有中国人为正角的西方电影，另有部分中国电影被挑进“文艺国际”俱乐部。这些作品中均包括被作者简称为“父殇”的细节。传统中华文明讲究尊父敬母，但在西方涉华影片中，“父亲”永远是反面角色。这是他们“政治正确”不可逾越的一条线，而且有着不易觉察的国际携手性。我们从中可以体察西人的“精神同一性”深达什么程度。也许是“文艺国际”的刻意筛选，没有这类细节的电影被悄悄封掉，不给其登台的机会。

策动精英不断“反思历史”。“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征服一个能干的民族，有比刀枪更隐秘也更有效的办法，就是篡变他的历史观。改变历史观是个潜移默化的活儿，尤其是怎么让少数精英之外的人群接受。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鼹鼠”对付前苏联的毒招，前苏联领导人向理论界发出“历史不留死角”的指示，如此“伪史”层出不穷，整个俄国革命史、苏联建设史被全盘颠覆。

这些年，中国的一些媒体孜孜不倦干的就是雅科夫列夫当年交待的事情，试图重写新中国革命与建设史。特别是不遗余力诋毁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把中国革命史妖魔化、污名化，抹掉华夏文明的红色元素。

我们没有接受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命运，并为之殊死抗争，但却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西方对世界的解释。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荒谬之事，这等于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浴血奋斗反对的东西，其实在这30年期间我们从源头就接受了，即承认了征服者对世界的解释权。 “接受了西方“集团”的信仰体系，却幻想着保住我们的独特和独立”。

诱导中国人专心发财致富。在经济上允许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外国的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思想等纷纷进驻中国，中国制造与服务进入西方市场。中国迅速积累起巨大财富，物质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精英阶层乃至中产阶层上层纷纷“活在当下”，为赚钱而疯狂，成为“快乐的小猪”。原本被钉上耻辱柱的“买办”，如今堂而皇之上了光荣榜。底层的弱势群体也多半在“明天会更美好”的期待中。

西方左手送出的东西（物质财富）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东西（精神统治）。几十年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骛。“银河号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甚至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这些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件，也未曾动摇国人发财的意志。

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并没有加强自己的软实力，并没有从物质的进步中获得本应转换的尊严（得意和炫耀并非尊严），连原有的尊严也毫不足惜地丢掉了，甚至到了丢而无意识的程度。

招募为“集团”尽心竭力的“公知”。几十年来，福特基金、民主基金、阿登纳基金等西方“财主”在中国不断撒钱。在西方思想长期浸润之下，一批合乎他们理想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锻造”出来。他们在悄然不知中改造了自己的审美观，进而丧失原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习惯于在征服者设定的轨道上做惯性思维。

“一些公知尽心竭力为‘集团’当下手，像‘猎犬’一样奔去叼回主子射中的猎物，自己却丝毫不察”； “觉得只要好吃好喝、潇洒自在，头颅拴在谁的腰带上都无所谓。他们目前正处在‘享受诱饵’的历史阶段……这‘历史最好时期’既有自己劳作的收获，更有猎手悉心放置的诱饵。”

选择小卒，给利益小人以大荣誉。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多数知识精英毕竟有着基本的善恶感，当“猎犬”是很忌讳的。有鉴于此，西方“集团”特意挑选所谓“政治正确”（可有效解构中国精神文化）的作品，通过另立独特标杆——揭露丑陋——诱导重塑中国的审美标准。文学“世界奖”、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此类手段的一种。

“只要用正常的脑子推理一下，就一目了然：一个小国、几个评委何来操纵他国历史的如此能量？”被中国以及喜好中国文化与武术的国际读者热捧的金庸，就不可能被诺奖看中。不管他在中国乃至东亚有多大影响。西方“集团”怎么可能让传承中国古典士文化的人走向“国际”呢？

留学“海归”不乏“蒋干盗书”。西方为世界精心准备了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欣赏学习的，但这有时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用来让对手上当的东西，实际做的是下面那套。说的事从来不做，做的事却从来不说。这种文化上的分裂，处理起来非常从容，切换非常自然顺畅。

西方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在自己大搞经济垄断时，却宣扬“竞争越自由经济越有效”，“小的就是美好的”。

近现代中国大批西方留学者，把人家用以解构我们精神的“秘方”拿来，自以为取得了真经，实际却是 “蒋干盗书”。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政治上的“普世价值”，科技上的转基因……哪一样都可以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

有些人盲目听信西方说教，以为文艺作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上西方在文化领域（从图书市场到电影市场），西方并未真的“玩”市场经济，只不过人为控制得非常有技巧，而且上层抱团守秘。这个所谓“市场”，其实就像纵横交错的水田，田埂的设置和入水出水的闸门完全是人为严密控制的，市场只在可控制大小的田埂内自由行事。市场这张牌只是引君入瓮的圈套，套的是傻乎乎真信的人。

拆除中国的精神城墙。这是西方“集团”近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祖国，除了边界、领土、落脚点这些概念，还是人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哪怕腰缠万贯，没有精神家园就是永远的流浪儿。“集团”在不能明火执仗征服的情况下，最便捷的战法就是：改变一个文明对世界的解释权，妖魔化爱国主义，在人们的头脑里打破“祖国=精神家园”这一历经世纪用血肉铸成的概念。 文明战争，说到底就是守不守得住精神家园这个“魂”。

在“宽容开放”的口号下，中国人不知深浅地投入了这个不能玩的游戏，不知游戏的终点是自己的绞刑架。当道义权被劫走的时候，那将物质进步转换成尊严的目标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越追越远。而没有尊严这一精神城墙，你什么样的兵器能守住江山？！

华夏文明面临的危机

近几十年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令很多国人越来越飘飘然，物质上光鲜靓丽，但精神却空虚颓废。在作者看来，中国若不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败绩，在精神上不至于如此“惨不忍睹”，这是一场文明战争的失败。

表征之一：普遍的民族自卑感。当今很多中国人往往张口便是：“中国人素质太差”，“西方人文明”；为任何个体的过错而否定整个国家和民族，几乎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广大中下层人群也落到这一步，是精英层为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出了大问题。强盗打劫总有“强盗逻辑”，但是中国人被打劫后不去研究强盗逻辑、以便对付强盗，而是埋怨自己，觉得挨打是自己不好。

正因为长期不断的精神解构，使我们多多少少形成了“原罪思维”，这是精神上被“驯化”的第一步。“凡事将西方往好里想，将自己往坏里想”。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道德优越感的失落，由此没有了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表征之二：审美观错乱，以西方为美。看一个实例：上海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劳动最光荣”节目中，两个巧克力糕点师，一个做巴黎铁塔、一个做伦敦奥运场馆，灵巧的手追逐着时髦的影像。在为广大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同时，谁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本土文化符号被悄悄替换的信号。这个巧妙且极具耐心的过程，以看似顺乎潮流的方式，人为制造“时尚审美”，定向清洗大众头脑。这与金融诈骗没有本质差别。

看看先富起来的国人对法国奢侈品的崇拜，就可以明了西方人对国人洗脑如何成功。西方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识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用标识化的设计替代了奢侈本身，以虚无飘渺的概念扑天盖地地渗入人的大脑，形成“奢侈品=名牌=标识的复制”这一荒诞等式。 这一本万利的（奢侈品）买卖，靠的是对消费人群的精神控制。中国社会的送礼传统和从众心理，更加剧了这种精神控制的广度和力度。

表征之三：价值观变迁，自觉传播西方价值。审美权的丧失不仅导致价值观变迁，而且还会自暴自弃，主动传播宣扬西方价值。在西方不可能见到的怪相在中国已司空见惯：高铁车厢内的视屏，连篇累牍地播放好莱坞电影、明星及西方时尚的画面，让西方代言人来洗自己人的脑。这类画面每天每时轰炸着大众的视觉和潜意识，而播放者丝毫意识不到画面的颠覆作用胜过千言万语！

中国的大学和媒体，为西方文明传播者提供整版报纸和讲堂，贬低和抹去自己的文明，却丝毫意识不到，正在帮着埋葬维护这个国家的凝聚力。这不是说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不能表达思想，而是听其表达的中国人，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是什么人。

表征之四：文明自信丧失，民族精神麻痹。中央电视台法语台一部有关西沙的多集纪录片，其中一个细节是一群守卫西沙的女兵，在表现她们如何能吃苦、如何能战斗之外，也不忘展示女兵们爱武装也爱红装。只见军人卧室里，从抽屉里露出一堆东西：洋美女封面的时尚杂志和一些女红——快完工的刺绣上绣的是一对西洋男女，整幅画表现了对那个文明、那个人种的向往。这不是上海小资的闺房，而是中国边防最前沿！这个细节不光意味着中国民间属于本文明的文化符号正以惊人的速度被覆盖，也意味着这支精神上被麻痹的军队可能正在失去战斗力。

有人若以为将西沙女兵抽屉里的刺绣与北洋水师炮舰上的衣物类比有些过度，那么，一个国家几代艺人墨客争前恐后取悦西方以博得对自己作品的好评；几代学子前赴后继到西方留学，研究的对象百分之八九十却是中国问题；青年才俊拼命跻身北大清华多半只是为了便于去西方留学，成为国际公民……如此不一而足，是否折射出华夏文明已被深度休克？

表征之五：精神上再度“下跪”，甘当“仆从”。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这几十年，一些精英文人在精神上又纷纷跪下去，并以给“西方主子”当“仆从”为荣耀。 3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似乎都在为“帝国”培养上等仆人，多少年轻人在为得到“上等仆人”的位置而努力。

如果“开放”与“接轨”被这班“主子”做代理人（或通过子女西移作间接买办和代理人）简化手续、并提供道德借口，那我们有权提问：我们为什么被卖？如果我们被卖，只是换得“仆从”的儿女在西方谋得个上等仆人的位置，我们更有权提问：卖得是不是太贱？！

表征之六：“精英”大规模逃离。30多年来国人信仰大半被解构，很多精英投进了西方的怀抱。但他们既看不见外强的觊觎和布设的陷阱，又忙碌地要锯断自己呆在其上的枝干。环顾世界，通常一国的社会精英不会背叛自己的文明价值，不会为一口饭离土弃国，但中国的社会精英却蜂拥而为。甚而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以挟洋自重为荣。“测试一国国民的潜意识被操纵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那些背弃祖国的人是否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

但他们不知道，那个世界并非他们想象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选民”（西方人）为主人的世界，中国人在其中只有两个角色：被主子接纳的“上等仆人”和未被主子接纳的“下等仆人”。

表征之七：出国人众成潮，甚至以背离祖国为荣。近几十年，举国学习外语，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现象。整个国土变成了为西方培养人才的大课堂（父母以小孩能靠留学换得西方某国国籍为荣），好像中华文明成了附庸文明；倾举国之力培育的顶尖人才，把自己的本事都当成了背弃国家的本钱（从顶尖学生到冠军运动员），好像文明心脏早就不在长江黄河畔；社会上层的子弟都以受西方教育为先，好像这片土地没有足够的文化供他们掌握和传承，好像拥有的权力还不够至高无上，好像祖先留下的历史远不足以荣宗耀祖！

在意识形态上，上游闸门若出现一条狭缝，即意味着下游泛滥成灾。精英们的逃离与背叛，使得社会道德颓丧、爱国主义瓦解，形成一股莫名其妙的自我否定、自贱、自戕的潮流。逃离者们非但没有愧疚感，反而还以具有“道德优越感”，作为炫耀的本钱。

表征之八：“崇洋媚外”形成潮流。在部分“公知”眼中，西方人“强大的武力、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智力”让中国人崇拜——那白人、美国人活脱脱就是优等人种。“以洋为美、以洋为尚、以洋为荣”成风。

中国文明正在被“童稚化”，即失去了主心骨。社会心理颓败至此，一般都是亡国巨创所致。然而上面这一切却发生在一个自称“太平盛世”的国度，强敌没有兵临城下，刀更没有架在脖子上。

近代血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真实的战线上，我们曾拼死挡住明枪，却不知已被暗箭射中。致命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凶。在殊死决斗的战场上，不知彼也就不知己。梦想世界一家亲，开放到没有边界线，宽容到人家打左脸递右脸，以为这样除了麻痹自己还足以打动世界，那是自作多情；以为这样除了改造自己还足以改变现实，那是白日作梦。

夺回审美权和解释权，赢得“文明战争”的胜利

认清西方文明的本质和长处。

中国与西方，前者讲究“温良恭俭让”，后者崇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中西文明的差异，说到底是“西方文明的征服本质和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的差异。

中国人首先要懂得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一面。流氓与书生要比高下，就看放在什么水平上。必要时书生也得学点流氓的手段，学会挡明拳也要学会挡暗箭，否则无理可讲。

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乾隆皇帝礼貌待客，但什么都没答应。中方官员全程陪同马特使一行、吃喝全包，送别时依依不舍。但英国人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好处就忘了使命。马特使在横跨中国的旅行中一路收集军情，顺带偷窃茶树之类技术“专利”；回国后不但没有做促进英中友好的事，而是开始谋划后来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的那场（鸦片）战争。

西方比我们更讲意识形态，更重“政治正确”。西方有只信一神、只读一经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统是正常状态。

西方派往国外的记者，更接近侦探而非文人。刺探内情、培养反对派是他们的基本活计，必要时帮助反对派推翻政权也是份内事，而绝不是我们理解的“满足百姓的知情权”。中国人专挑舞文弄墨的文人作记者。西方人挑记者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胆略，关键位置血统乃是重要条件。战士和文人对自由的诠释和满足程度会相差多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传媒“自由”之下犹似坚硬的混凝土，而我们一放开就如同散沙！

法国中学会考，把哲学考试放在重要位置。2012年哲学试卷的论题之一：“平等是不是自由的威胁？”这种考试不是考技能，而是考你学了哲学（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后的思想状态。这与中国被废除的科举考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用考试来代代传承本文明的思想体系。

大力强化“精神集体主义”。中国的“被迫集体主义”止于社会层面，而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几乎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精神捆绑。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被彻底铲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关键是用“精神集体主义”把“散沙”似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终于让这个被列强踩在脚下的民族重新站起来。

精神层面的集体主义是西方社会表面宽松、内核坚硬的关键所在，它要比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更牢固而隐秘。这也是我们对西方社会整体误读的起始点。看到这一层你才能领会：为什么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西方社会缺乏个人主义；为什么中国社会提倡集体主义，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缺乏集体主义！

夺回审美权，增强文明自信，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破除迷信与神话。西方“集团”编织了诸如“自由经济”、“政治民主”、“普世价值”等系列神话。一些人对揭露西方文明伪善、贪婪的真实情况和褒扬中国人自尊的言论，都要上纲上线，扣上“排外”和“反对开放”的帽子，把“开放”作为对中国人的道德要挟，正是落入了征服者设计的思维陷阱。

中国的诸多精英人士总是幻想西方如何优越、如何自由民主。实际情况是，所谓“新闻自由”更多是操纵的自由。

“比如嫦娥二号升天的新闻是封锁的；法国人也不知中国的高速火车比法国快；不知中国有退休制度（法国媒体声称，中国人连退休二字为何物都不知道）；不知中国妇女与男人同工同酬（法国妇女工资比男人少30％）。不知中国能用高科技织布、炼铁、造汽车（多数民众认定，中国人连织布技术都要偷法国的）；不知朝鲜战争美国人是打不过才谈判的；不知从制瓷、造纸到印刷均传自中国；不知鸦片战争原因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毒；不知法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烧了圆明园……”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会适得其反。没有神话的西方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点，破除迷信不一定就是自大自闭。总有人把向西方学习与“放弃自我”混为一谈。学人之长与“认人为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就是有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将二者分开。

公德与品德无关。今天挂在中国公知口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如何如何差，西方人如何如何好。然而西方人讲公德并不代表就有品德。“穿戴讲究、一切按照规矩行事，是公德、美俗的表现。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公德’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公德是规矩，规矩不靠教育而是从小驯养成的习惯；而且不需要里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西方诸多文明规则，往往只在界内有效，对界外的自动无效”。

近代以来，在西方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为何一到殖民地、落后国家，霎时间就蜕变为恶魔与强盗？因为西人的所谓公德、是被强大的社会秩序约束、是被文明的华丽外表掩饰的。“在别国做坏事可以不受惩罚，是帝国心态的一种转移，高人一等早已被训练成本能，以致一出国界，到了他们认为‘低人一等’的国度，文雅的小伙子可以转身变成强盗。”

丢掉浪漫与幻想。“带着无敌无界、甚至浪漫致极的心态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还有点良心，如果事先没有取弃国的立场，慢慢地就会在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实面前惊呆：西方公开地、更多是暗中地、遍及整个上层建筑地视中国为敌，这种越到后来越隐秘的敌对状态旷日持久，从未终结。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冷战’在这里是常态，根本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体制的变化而改变。”

“不管什么制度，要维持都得化身为信仰，让百姓觉得自己在统治自己事半功倍，否则你的经济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没用。我们一直以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种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规则。”

“学人之长，‘长’究竟是什么，你得弄清。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好人愿意授以真长，小人则故意以短相诱。西方连科技都以专利、知识产权、禁售的屏障阻止你接近，其他领域人家会把真长告诉你？不但不让你知道，人家兵不厌诈，还把表面迷惑人的花招力荐给你，让你拿着假方子吃错药。”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西人与他人交往，左右手各执一个盾牌：利益与尊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逐利之外，就是带着刺人的标尺去试探对方的尊严底线，对对方的态度由这杆标尺上的尊严刻度而定，而绝非出自情与义，那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有的，而且自作多情想象别人也有的。如果你不把尊严当作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防线，只在受伤时才被动拿出，在‘主观能动’为生命第一要义的西人眼里，就形同低等动物。”

“西方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火车头。但它走出地球一角，一路将其他文明碾压在地，至今没人能测算损失成本。这个文明充满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有人对前辈洗劫中国感到愧疚，但统治精英并无悔意，法国为将犹太人遣送纳粹德国而忏悔、对贩卖黑奴道歉……但何时对火烧圆明园道歉？”

然而，中国牺牲了尊严，是否就能免于吃苦受罪、实现繁荣发展呢？绝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尊严，不要说世界统治集团，就是一个小国都可以玩弄你……十九世纪西方文人学者的著作中，众口一词说中国人‘没有荣誉感’，绝少例外。”

夺回话语权，培植道德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

话语权，包括历史解释权，关系到“文明战争”的成败。“话语战场的不战而败，严重性远比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要深远而持久，这已不是一个国家的战败，而是一个文明的覆灭。”

多年来，中国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有人自我标榜掌握着治病救国的秘诀，实际上是给西方征服集团当马前卒，损害着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我们宁愿少些“公知”，多些国家与民族的脊梁。

一个文明，审美权和道义权是不能丢的。为了华夏文明的延续，在西方征服集团发起的文明战争中夺回主动权，中国必须夺回这两大权力，重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注：本文引用作家边芹的文字全部来自“四月网”与“观察者网”的“边芹专栏”文章。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有太多的屈辱、沉沦。面对危难，一些人喊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激烈极端的主张，甚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甚至要取消汉字，从里到外彻底洗心革面。如今，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救亡高于一切”的危急关头，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在展望未来时，还应该回头审视过去。回望历史，我们对救亡过程中大量激情的反叛表示理解。我们理解那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也理解那些矫枉过正的夸张。但是，我们还应该冷静地意识到，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就算一个婴儿出生要剪掉脐带，与父母的血脉也不可能断绝。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处境不佳而埋怨父母，不能因今天的不幸遭遇而埋怨过去。只有用温情的敬意关照我们走来的每一个脚步，才有可能事实求是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为今后提供借鉴和动力。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极力贬低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抹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的价值，贬损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意义。近年来，一些史学论著极力淡化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巨大灾难，极力美化给中华民族施加了无数灾难和痛苦的源头——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就是在呼应西方，打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要中华民族再次丧失自尊和自信。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面是西方中心论

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是紧密伴随的。不同在于，西方中心论是对西方自身的竭力赞美，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对非西方世界的竭力贬低，两者相辅相成。简单说，西方中心论就是认为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自始至终创造着属于全人类的优秀文明；人类最美好的“普世”价值观都是由西方独创，非西方文化落后，不可能产生那些美好的价值观；西方文化是全人类的至高点，也是全人类必须仿效的唯一出路。

遍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不会出现针对自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们都对自己的历史敝帚自珍，对自己历史上似是而非的功绩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成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历史连接点。从历史渊源上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属于拉丁民族，而它正是被后来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或者说是哥特人、汪达尔人、诺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毁灭的。因此，当罗马文明的毁灭者在一千年后将被其毁灭的文明标榜为自己的文明之源时，实际上就是盗窃别人以往的文明成果为自己贴金。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不完全是欧洲内在动力的结果，它的推动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被西方强烈贬低的东方。事实上，毁灭罗马文明的日耳曼人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文明程度都低于罗马文明，也低于很多亚洲文明。例如，他们长期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法。甚至作为日耳曼人一部分的北欧海盗，也成为那些国家为自己单薄的历史而感到骄傲的一部分。

欧洲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各派，从源头上说都不属于欧洲，而属于亚洲。但是，欧洲尽量回避这一点，还将同出亚洲一源的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视为异端，以正统的身份严厉打压一脉相传的父兄。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被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汇“地理大发现”就是欧洲人自我美化的典型之一。美洲作为地理上的存在，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吗？“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完全否定了美洲原住民的人类身份，仿佛只有欧洲人才能代表人类去“发现”它。

欧洲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也因大量吸收东方文化成果而形成。启蒙运动中很多对于欧洲人来说属于新鲜的思想、观念、文化成果，其实早就存在于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中。对此，欧洲人总是极力否认。英国作家杰克•古迪将这种方式称为《偷窃历史》。有些西方国家历史短暂，却总是想方设法地利用文物、遗址等方式，给自己的点滴光荣留下琳琅满目的实物佐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证明他们的伟大。

在欧洲人的历史描述中，对于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都尽量避而不提，或者一笔掠过，或者予以诡辩。西方国家自大航海以后轮番崛起，每一个崛起的西方国家都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例如贩卖黑奴。对此，欧洲人先是说那是给黑奴一个为上帝服务的机会，然后说是英国人有良心，率先废除了黑奴制度。再比如说贩卖鸦片，一会儿说是因为中国人闭关锁国，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贸易；一会儿说那时候贩卖鸦片合法，全世界还没有禁毒一说；一会儿又说中国老是占有贸易顺差，弄得欧洲人不得不反抗。种种论据都指向一点，西方从来都是正确的，都是先进的，错误或悲剧都是因为非西方人的原因。西方人对非西方人即便有点不仁慈，那也是为了给他们送去先进文明。

西班牙在美洲屠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谁见它道歉了？2008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印第安人道了一个歉，但他轻描淡写的道歉内容是针对当年强迫印第安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以切断他们文化根脉的洗脑做法。然而，欧洲人在美洲长期奴役、杀戮、虐待印第安人，致使印第安人几乎遭遇种族灭绝，在澳大利亚，有些原住民的确已经彻底灭绝了，他们道歉了吗？面对几百年的黑奴历史，一些国家多次要求西方殖民者道歉和赔偿。2001年9月，欧盟代表回答说：“赔偿并不能改变历史” 。

欧洲历史上即便对同为欧洲人的不同民族也犯下大量罪行，例如英国人长达数百年的镇压、奴役和歧视爱尔兰人；再如欧洲很多国家历史上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等等。德国对犹太人的道歉和赔偿，是特殊原因导致的一个特例。除此之外，西方人对于自己历史上的种种不良记录，总是力图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不惜浓墨重彩地粉饰自己。总之，西方从来不对自己搞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产物

把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中心论其实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随着西方在工业革命后的强大，他们急需为自己的种种野蛮行为辩护，急需为自己构建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西方中心论便与历史虚无主义一起配合，以实现这个目的。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美化，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功臣。而非西方民族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描绘下，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便处于毫无建树、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于是，对人类有用、有巨大贡献的西方人侵略、奴役那些对人类没用、没贡献的非西方民族就变得天经地义，正当合理；那些弱小、落后的民族遭受西方的掠夺、屠杀、镇压、灭绝就是活该、必然，无所谓的。这种手段运用在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原住民身上获得了成功。哪一个民族如果被认定为“可有可无”，西方对待他们的一切方式便都具有了正当性。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说：西方“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而显性种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初，到1840年后（尤其是在英国）才强势显现”。“隐性种族主义是通过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而不是遗传学特征来表现‘差异’的。尽管如此，它主要体现了包括西方优越性和东方劣等性的种族权利关系。因此，隐性种族主义远比显性种族主义更富欺骗性” 。霍布森所说的“显性种族主义”就是以种族、肤色等遗传因素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所谓“隐性种族主义”就是“文化种族主义”。它的起源可能比霍布森说的“18世纪初”更早，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歧视是它的体现。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的建立，对异族的歧视便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隐形种族主义”，即文化种族主义。当欧洲民族国家的武力冲突达到顶点时，这一文化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相结合，形成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它的核心是将世界上不同人种分成高贵与低贱，西方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其他人种从生理上就处于落后、低下的位置，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人类应该由西方白种人来统治，甚至可以从肉体上消灭劣等人种。

种族主义是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在某个阶段产生的重要思想和实践，用武力消除所谓“劣等人种”的种族主义曾是西方文化最大的罪恶，如今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但是，主张文化消灭的文化种族主义依然猖獗。在西方中心论构建了“西方在人类文明绝对领先”教条的同时，“文化种族主义”则把人种上的高贵、低贱转化为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而且，评判的唯一标准就是西方标准，西方等同于先进，非西方等同于落后。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成为绝对真理，强行改变着世界上与之不同的任何事物。近年来，文化多元主义的抬头，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然而，根深蒂固的文化种族主义并不那么容易消除，它在不同场合会以不同方式显现。例如，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政治改革目标，或以西方理论为核心的“宪政”等等，事实上都是文化种族主义的体现。

文化种族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例如：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西方即便有不好的，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凡是非西方的都是落后的；非西方的文化即便有好的，也是局部的、偶然的；相反，凡是非西方的，只要有坏的，一定是整体的、根本的、不可救药的，是制度缺陷，或者是文化传统的劣根性。它的结果必定导致全方位崇洋媚外，从学术理论到言谈举止，从服装服饰到酒席菜肴，从家庭摆设到日常消费，从社会风俗到国家关系，等等。由此，西方在文化上便始终处于绝对正确、高高在上的傲慢地位。非西方国家只要与西方理论不符，只要做的与西方不一样，就是错的，没前途的，大逆不道的。这种文化种族主义几乎使非西方国家丧失了话语权，长期处于被批判的状态，遇事总是先检讨自己、求西方“有点耐心，我们以后会同西方一样的”。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

欧洲向世界扩张的道路上，最终要与亚洲相遇，尤其要遭遇中国。当欧洲刚与中国相遇时，他们发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居然超过了他们唯一的模糊历史《圣经》，这种难堪是今天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这就成为欧洲或者说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最关键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对于西方来说，非常难打。做一个比较，西方为把非洲、美洲的本土文化描绘成一片虚无、一无是处，只要动动嘴、动动笔，用西方文字和学术下个结论就完成了。非洲和美洲没有多少实力来维护自己和反驳西方。例如，欧洲人从肉体和文化实物上大量销毁了美洲文化，以至于今天，残存的、被偶尔发现的美洲古老文字已经没有人认识和正确解读。

而中国随时都能找出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中国历史上比欧洲更先进、更文明。西方对待非洲、美洲本土文明的做法在中国不再适用。西方为此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用“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标准、发展规律来描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认定中国历史的价值是比较低级的，属于向西方的高标准逐步靠拢的过渡形态。西方发明的种族主义理论，将人类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高低层次，黄种人介于白黑之间，就是这一方式的明确体现。

二是通过教育、宣传、武力等种种手法，让很多中国人接受和信奉了西方中心论，靠这些人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否定中国历史，贬低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光辉成就和贡献，否认其正面价值，助长中国人的历史自卑感。于是，中国人丑陋、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片黑暗等等言论多年盛行，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学者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思想。

只要“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中国人自觉的潜意识，那么，西方的伟大和正确在中国就难以动摇了。中国即便不再接受西方的实际统治，也将顺理成章地接受西方的领导、指引和改造。中国再怎么发展，也只能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再怎么繁荣，也只能乖乖听西方的话；中国再怎么进步，光荣也只能属于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配合文化种族主义，将使中国人失去自信，从而阻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说否定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战役”，那么其中还包含着一系列战斗。例如，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后各约三十年的历史，等等。针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历史的质疑和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尤其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价值的言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反对指向五千年历史的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指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历史的虚无主义。从“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战略分析，局部胜利能够积累起总体战役的最终胜利。“历史虚无主义”向中国发动的局部文化战役，至少在知识分子圈内，的确收获颇丰。

但是，西方不可能获胜，中国的历史永远不可能被抹杀。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性

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意味着如何对待自己的未来。肯定中国历史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并不是要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要客观地认识成绩和分析错误。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到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习近平所说的“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确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曾经长期是很多国家模仿的对象。中国古人有无数创造发明，产生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许多至今还对世界发挥巨大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虚无主义几乎是否定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历史的必要性，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失去了意义。如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像某些人错误地描述那样，都是一团漆黑，要全部否定，连中国人的性格深处都有难以改变、丑陋的劣根性，试问，我们凭什么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值得复兴？

虽然中国的历史进程并不十全十美，我们需要向别人学习，吸收和接纳各种先进文明的成果，但是，吸收和接纳的对象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并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虚妄自信，而是对自己实事求是的认识。如同中国实践了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对于中国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该肯定的就要肯定，该批判的也该总结汲取教训。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充满自信。敢于批评自己，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自信的表现。但自信还应该看到自己的长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自信。它不是低声下气，也不是阿谀谄媚，而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引发了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反思。中国的复兴与反思始终在同时进行，反抗压迫与民族救亡成为首要目标，这一方面使得反思不够系统和深入，另一方面也使得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和表面化。在这种反思中出现了一种严重的简单化倾向，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能重新崛起，才能被西方文明接纳。仿佛中国以往的一切都是落后，都是野蛮，不是文明；仿佛是中国以往的一切造成了近代的落后挨打。这种反思虽然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但痛定思痛的结果却并不符合事实，反而有严重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社会。

我们一时还难以改变西方主导的文化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论，但是应该有能力改变自身，而且应该从现在起，立即着手清除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失去精神基础。

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起伏后，在当今中国开始迅速上升时，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展现出一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时，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坚定信心，不人云亦云，不妄自菲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肯定中国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重新面对我们创造了无数光辉成就、光荣业绩的祖先，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我好读书。古今中外，百家学说，兴之所至，无不涉猎。初读英国学者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一书的“导论”部分（以下简称：《马》论），激发了我若干思考。

经验性学问的本质

2009年7月，英国10位著名经济学家集体致信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回答她于2008年提出的问题——“专业经济学家为什么没能预测这场危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最近几年经济学几乎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已脱离了真实世界中的机构和活动了。……研究生教育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更多精通技术工具但对真实经济事件一无所知的白痴学者。……许多前沿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是如何强化不切实际的假设，从而有助于保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的。”

如今的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也几乎如此！一些学者过对“数学模型”的滥用，不光使这种“人文学”脱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使得欲进此门者对这样“人为设置的门槛”感到沮丧和愤怒。长此以往，这些学人及其著作就会被决策者们毫不留情地抛弃！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形象地说道：“学界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打到他家。……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管理学界和战略学界，笔者注）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的‘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

我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多年，最大的体会就是，经营管理学是一门“实学”。要以老实的态度、务实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实践中，学习和探索经营管理之“实”和“是”（实事求是）。反对搞花架子、耍嘴皮子、做书呆子；这“三子”既知不真、也知不实、还知不透，做起来则行不通，行不果，行不久。

根据多年的观察、交流、阅读和实践，我认为，战略学和经营管理学等“人文学”多为经验性学问。

经验性学问就是“求真务实之学”——非亲身经历难以得其真假虚实，非躬自实践无以成我能力水平。“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爱因斯坦语）。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理论虽然也必然以实际的例证为基础，但如果理论过多地抽象化演绎，最终会使其部分乃至绝大部分脱离现实，成为“虚伪之物”。因此，从事实际指挥和决策的人，如果不能抵制理论的“引诱”和被理论“全副武装”了头脑的顾问和学者们的压力，那么，他就会变得盲目、犹豫，给工作带来灾难。

经验性学问也是“经验道理学”。经验者，非得靠实践积累不行；道理者，乃不可违背之规律和原理。经验涵于道理之内，道理寓于经验之中。经验使人们加深了对道理的认识和熟悉，道理又反过来使经验不断逼近其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经验道理学不是经验“无理”学，也不是“知道”道理学，而是经验和道理的统一。

实际工作中，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具有同样的危害！有丰富直接经验的人仅是依靠直接经验去认识事物，不一定得其窍门，必须进行间接经验的学习。管理者和决策者，既要通过持续、反复地亲身实践，累积直接经验，又要通过理论学习、交流、谈话等诸方式获取间接经验。干中学、学中干，发扬已被多数人遗忘和忽视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优良学风，不断反省，不断总结，使主观不断符合客观，从而提升驾驭工作的本领。

研究一切问题的起点和前提

今天，“战略”一词已被泛化应用，成为宏观思维、整体把握和深谋远虑的“同义词”。

美国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在回答为什么需要战略时说过，战略是将组织经营之道（哲学，笔者注）转化为绩效的工具，战略的目的是帮助组织在不可知的环境中取得预期的成效。法国“将军战略家”博弗尔也认为，战略是为了传播和实现制定者的哲学的工具。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战略，即：战略乃是其制定者为实现自己的哲学主张，在既定的条件下和环境中，有效地积蓄、动员、分配和使用一切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主动谋划解决方案，以达到预期目的（目标）的科学和艺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魏征语）。正确的哲学及其指导，实为研究和制定战略的“根本”和“源泉”。为什么一些从事战略管理工作的同志在实践中往往胶柱鼓瑟、洋相出尽？为什么大多数讲战略的书籍给人的感觉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主要原因就在于本末倒置、缘木求鱼——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因此，研究和制定战略者，必须加强哲学修养。

综观古今中外那些高明的战略家在进行博弈时，有哪一个不重视从对手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入手，研究其“哲学”呢？他们会问——“是什么样的哲学在滋养和塑造着对手的心灵和大脑、指导着对手的言语和行为？”回答对了这个问题，就有助于把握、甚至预测出对手的言行及其动向，从而在博弈中取得主动。

《马》论引用柏拉图的话写道，“像人类社会与国家一样，其他物种显示权利会以如下方式确定：优者主宰劣者并拥有更多。”联想到今天的美国及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及其领导人的大脑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经常发现“柏拉图”？

何为“正确的哲学”？它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恩在这里向我们点明：只有首先从人们或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方式出发来研究问题，才不会让研究成果显得空洞和无用。否则，起点和前提错了，那么结论和结果也必错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战略研究领域充满了“多余的研究”的根本原因！

这也就是张文木先生说的：“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的深刻含义。

以研究我国安全战略问题为例。第一个起点和前提，就应当以我国的基本国情、社情、民情和生存发展需要（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大业？）为准。我国的基本情况至少有以下十点：

1、一个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海陆面积的国家；

2、一个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

3、一个有5000年以上历史沉淀的国家；

4、一个尚未统一，又为敌对势力欲解体之而后快的国家；

5、一个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6、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7、一个发展中的、资源短缺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

8、一个古代辉煌，近代挨打，试过各种救亡图存方案的“灾难深重”的国家；

9、一个有自己独特和一脉相承的文明的东方（亚洲）国家；

10、一个经济、军事、科技和金融等还不发达的国家。

以上“基本点”所对应的领土领海、军事斗争、吃饭就业（尤其是三农、土地关系）、社会管理、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政治制度、执政党建设、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经济金融等等问题，即应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的基本和主要对象。

处处防备，处处不能防备。不能一谈国家安全战略，一古脑全上来，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关键、枢纽、要害）。如同打仗一样，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就掩盖了坚锐所在，成了“消耗战”。慎明先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中提出要重视“四大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问题，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即是抓主要矛盾的一个实例。

研究不要过早和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

做任何研究工作，首先不要在已有的、尤其是权威的“定论”面前“止步”。因为所谓“定论”，仅仅是占有一定材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一家之言”，并非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历史或国际关系研究，要避免“郢书燕说”的歧义解释和“盲人摸象”的片面主观，就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辨别和探究已有材料的真假与虚实，还原“现场”。这本身就已不易！更不用说在搜集和发掘材料时，常常会碰到以下情况：或是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有意掩盖部分或全部的“真相”；或是他们有意制造和传播“假象”。

对某些自认为已掌握“足够材料”的研究者，过早、轻易地下终结性的“定论”，既可能流于肤浅或失之准确，也会让他们的读者忽视或错过许多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操作技巧和富有启发的观点。更不用说有害的“意见”对人的误导了！如果这种研究成为风气的话，那就使“以他为鉴，服务于我”的研究目的大打折扣，而且还会使后来的研究者们急功近利、浅尝辄止。最终会使得这两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领域的学术水平停滞不前，研究成果萧规曹随，从业者们被人奚落！

当然，对“时下”所急需了解和对待的问题，利用已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研究并拿出“意见”是必要的。但也要注意，一人一时之研究成果仅仅是个人性、阶段性的对“客观现场”进行的“主观拼图”，而非其本身！只有在多个不同的个体、不断地进行多材料、多角度和多方法的综合累积后，才会逐渐地逼近“现场”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得出更切实有用的东西。

研究者密切关注和跟踪新材料的出现，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研究方法，在各种已有“意见”的交叉中，不断地得出富有新意的“创见”、扎实可信的“新论”或提出颇具启发的“问题”。这样，就能为学术的进步，研究的深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把握研究问题的思想源流

《马》论写道，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许多研究文本、甚至那些最近以及最博学的研究成果都显示出对思想起源的不经意忽视或无视。”作者还把曾多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奖”，《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对现实主义思想源流的“无知”，斥之为“奇怪论调”！

试问，当下国内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士，你们有没有和弗里德曼先生类似的、对思想源流“无知”的“奇怪论调”呢？

麦卡洛克说：“那些在科学或文学各科里收集大量文献的人，或者那些下苦功夫追寻其历史的人，对于见诸早期开拓者的正确原则和学理几乎无不为之动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不为已经破除的错误和荒谬一再复活所震惊。”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百年思索》一书的“代序”中说，当有一天她翻到韩非子写的《五蠹篇》时，让她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

今天社会上动不动就有人自封为某种观点、理论和原理的“发明人”——这种人还真不少！其实深究起来，他们所谓“发明”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曾经存在着的“文物”！他们敢这样讲，一个原因是无知，另一个原因是无耻！拿着背景、道具和台词已翻新、但却充满错误和荒谬的“古老剧本”招摇过市的“江湖术士”，无非为了一己之私利，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和善良，又做了一次“时尚秀”而已。

赵汀阳先生说得好：“正如生活中见过世面、经过风雨的人才能成为英雄好汉，思想上见过世面就不会被那些貌似警句的废话所雷倒，就不会被长得很像大师的骗子所忽悠。见过思想的世面，即使得不到真理，也至少能够不为浅薄意见所欺骗。”

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相关要素

“郢书燕说”这个成语典故，是讽刺当时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浮躁治学态度，后来多比喻穿凿附会、曲解原意。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读书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马》论引用恩斯特•哈斯的话说：“任何外交文献所使用的这个词汇[均势]”，“都不能反映作者的精确动机。了解这些动机要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整体进行细致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斗胆对每一位全权外交大使所使用的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进行概括。”

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向世人“传达什么”，首先必须研究他的“作品”（如：自传、回忆录、书信、著作），从而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性格脾气、思想心理和立场抱负。还要看——研究他的传记、研究他所处时空环境的著作以及同时代与其打交道的人的口述、回忆录，抓住“作者的笔”。

当然，这种“相当全面的”了解对研究一般的历史人物来讲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是对某个领域公认的名家、大家进行研究，就应该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

张文木先生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之所以能精彩地塑造毛泽东、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这些伟大的战略家在处理他们面对各种问题时可信而生动的历史形象；原因之一，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档案、文献，看其自传、回忆录、传记，同时代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对同类著作的比较等等方法，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气神”和“作者的笔”，把握其所处的时空环境的情势以及他们的立场抱负和思想心理。

张先生所进行的艰苦的“独立研究”，在今天浮躁的学术圈中是非常另类的、难得的。他对历史人物独到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对“如何准确把握历史人物言行的意味”很好的“解惑”！

专家“集体出错”的知识缺失

为什么社会上充斥着让人真假难辨的大师和似是而非的意见？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充满了迷惑，抱着固有的成见而不弃？为什么专家们总会被事实及其发展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为什么我们在不断地否定了曾经的“自以为是”后，发现真相竟然“原来如此”？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能以国家生死存亡、不计家计私利之立场，打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门户壁垒、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博通之才”。

世间万事万物的事理彼此息息相关，各种学问不能切割而孤立之。比如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就涉及哲学、战略、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法学、金融、军事、心理、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等诸学，如果一个学者对这些相关的学问未曾问津，只研究战略学，就会感觉到越想进步越难，走入死胡同。不能博通就不能专精。

现阶段，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整合各领域学者的力量。今天最见成效的研究成果来自紧密相连的领域，正是在各种学科的交叉点上才会有新的突破性的发现和成就。

前文提到的英国10位经济学家在给女王的信中还说道：“……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胜过对真实世界物质的偏好是怎样使经济学家偏离了对大局的观察的，……我们缺乏的是由一套丰富的知识体系形成的一种专业智慧，……这种缺失在那些给政府、银行、商家和政策机构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身上显露无疑。”

很明白，专家之所以“集体出错”，其因皆在仅是某个专业的“家”而已，人为地切割了理论与现实及彼此相互依赖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专家 “集体出错”的现象，以及《马》论中提到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之间的“鸿沟”、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被“切割成两半”的现象，早已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经济学家一个群体、国际关系研究一个领域的个别现象。这几乎是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当今多数学者，知经济者未必学政治，知政治者未必学经济；研究国际关系者不知政治与历史，研究历史者不明政治与国际关系；搞自然科学者不懂人文，搞人文者不解自然科学；知中国者未必知外国，知外国者又往往不懂中国；博古者未必通今，通今者常常又未必博古；有理论者实践经验匮乏，实践经验丰富者又不懂理论；……不一枚举，令人沮丧。

“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者往往或因时间和信息（如：最近刚开始的共济会研究，以前国内就很少有人知道并关注），或因视野和角度（如：“金门炮击”，很少有人能从中、美、英、日及我台湾等角度综合研究之），或因立场（如：中外各方对苏联解体的研究），或因位置（如：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或因能力（如：没有掌握唯物论辩证法或才能不济），或因专业（如：研究政治史的很少研究经济史）等等原因，使得我们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人物的认识难免产生“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孤立性和偏狭性，而浑然不觉。

拿研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就应该、而且也必须从正确的立场和哲学观出发，从多个领域对美国的认知和总结，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认知和博弈，多类人物对其的认知和介绍等等方面进行总体的、长时间段的综合探究，从而总结出较为全面，切实的阶段性“意见”。这种研究成果我至今未见！

理论与实践脱节使“问题丛生”

《马》论写道：“‘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与负责对外政策操作的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问题丛生，……没有出过海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了解航海技术，……但是却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尽管自己从来没有从政治国，却宣称知道如何评判国家与帝国的施政当局。’实际上，这就是当今外交事务大臣在听完内阁冗长且常常谬误百出的讨论后所发出的典型牢骚”。

这种学者与决策者之间“问题丛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学风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种表现。

要使这种“问题丛生”的关系变得和谐起来，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学者要和决策者有“一致的立场”。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一致，才可能有一样的感情，有共同的语言，情“通”了，讲“理”别人才能听得进去（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立场这个问题了）！学者在向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建言献计之时经常被礼貌地搁置，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没有认真对待“立场问题”——提建议到底“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情都不“通”，理何以“达”？！

但是，如果决策者站错了立场（如企业负责人光考虑所谓股东利益或者说个人私利，党政部门决策者不考虑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学者和顾问最好“走为上”。

第二，为学当“致用”。

决策者要的“意见”和“滋润其心脑的营养”，都是为了满足工作需要，解决实际问题。从事管理学和战略学这种典型的“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者，如果不能足其所需，如何为之所用呢？这里，学风不正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研究者为学是“图名利、为卖弄、赶时髦”，把研究学问仅视之为谋生和取宠的手段。

其次，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忽视或错认“人文学”是求真务实学和经验道理学，自己的成果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货色，谁又敢用？！

再次，文风晦涩冗繁，故弄玄虚，写不出简洁明快、一针见血和为人喜闻乐见的好文章。看看《毛泽东选集》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著作，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第三，学者应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分量。

研究学问者众，然为人重视者少。实际上我们有三类“诸葛亮式”的学者：

一是“事后诸葛亮式”——他们的本事就是事后向决策者做“到底发生了什么及其为何会发生”的解释，而解释的结果有“误读型”和“正确型”之分。

二是“事中诸葛亮式”——低层次是“提醒型”，他会及时和准确地提醒决策者要注意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高层次是“建设型”，他不光能提醒决策者，还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应对之策。

三是“事前诸葛亮式”——这类学者深得经世致用之实质，通过实践历练和经验总结，能见微知著，有前瞻性，使决策者防患于未然。此乃真学者，大学者！

总之，就经世致用而言，一门学术之兴衰，一位学者之浮沉，全在于是否为时代所需要，是否对社会有用处。在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征途上，希望学者们能认清大势，顺势而为，以期为国、为民多做贡献！

的确，“术业有专攻”。学者缺少一定的实践经验，与决策者缺少足够的理论积累，在现实中是一样的惊人。但并非是说，学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就不能集于一身，出类拔萃者如曾国藩、毛泽东、斯大林、尼克松、松下幸之助、安迪•格鲁夫等人，尤其是毛泽东，皆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卓越人物，是“办事者”和“传教者”相统一的大家。

榜样所在，虽不成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