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的产物

一般来说，装备制造业指的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产业。严格来说，装备制造业或装备工业本是机械工业中的某些行业。装备制造业是指机械工业中所造产品较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也只有这种高端的机械工业才具有国家介入的战略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使用武器的历史与使用生产工具的历史同样悠久，而现代武器既是机械的分支，又依靠机械来制造。因此，装备工业又具有军民两用的属性。

中国古代在科技上拥有辉煌的成就，但现代机械工业技术主要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是火药武器的发明国，但到明朝后期，西方已经后来居上，而明帝国不得不从西洋引进佛郎机等火器。从《火攻挈要》等文献来看，西方传教士在帮助明清帝国制造火炮时，使用了欧洲人用的西式机床。这是西方机械技术传入中国的开端。机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技术突破所无法绕开的关键因素。瓦特改良蒸汽机是英国工业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如果没有机床的改进，就无法完成高精度的加工，也就无法完成对蒸汽机的改良。而瓦特所利用的机床，一开始是为制造火炮而改进的。于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链条：军事需求—机床技术改进—蒸汽机加工精度提升—动力革命—民用工业受益—工业革命向深度扩展。在这条逻辑链中，前三个环节都涉及到广义装备工业的变革。因此，装备工业是工业革命真正的先导部门。

与暴力扩张的欧洲各重商主义政权不同，大清帝国具有一种农业帝国的特征，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华式天下”的差异。就经济发展而言，尽管清代中叶的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与省际分工，纺织、食品等各种消费品生产部门是当时中国GDP总量能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基础。实际上，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工业化的英国纺织品也未能全面占领中国市场；而中国传统的农村纺织业反而利用英国的机纺纱自我革命，顽强地延续了生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传统的手工丝、茶业继续大量出口，并使中国在合法贸易中长期保持对英国的出超；英国不得已只有靠继续贩卖鸦片来平衡贸易，并借助武力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国门。然而，经济问题是无法与政治、军事问题割裂开来考虑的。英国拥有大清帝国所没有的装备工业，而装备工业提供了打碎天朝上国迷梦的“坚船利炮”。可以说，英国工业化的消费品在早期渗透中国，完全不是市场的自然选择，而是依靠装备工业与军事工业的保驾护航。然而，一旦迫使清帝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片面开放国内市场后，工业化国家的商品也就能在制度优待下畅行无阻，并逐渐积累其优势。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轮番打击下，输掉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帝国也被迫开始了工业化。但是，和一些先行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在起源之初就选择了具有军事色彩的装备工业为起点。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一条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目标非常清晰：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技术，对内维系帝国的统治，对外抵御列强的侵凌。当然，具有这种战略眼光的就是所谓的洋务派。1865年，洋务派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工业企业。在创办江南厂的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建议曾国藩创办能够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就是用来生产各种机器的机床。容闳已经看到，中国人能够利用制造机床来制造枪炮、纺织机械、农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国防与经济焕然一新。遗憾的是，尽管江南厂的主要创办者李鸿章也认可容闳的观点，但迫于财政压力及短期需要，该厂最终还是成为一个纯粹的军工厂。不过，更为支持容闳的曾国藩，认识到仿造西方机器要掌握西方“算学”，于是在江南厂设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书籍，促成了西方科学知识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与扩散。可见，正是通过先行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清廷开始推动中国迈入工业时代的门槛。

然而，这与现代国家战略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在政府内部，推动工业化建设的洋务派官员是少数派，他们的专业技术与管理能力不能完全匹配现代工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无论在朝在野，漠视乃至敌视工业化的保守思潮仍是主流，甚至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人也未能理解现代工业与军事竞争对于国家生存的意义。这样一来，清廷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碎片化的，高度依赖于一群受到多方掣肘的官员的个人运作，清廷曾寄予厚望的江南制造局等装备企业不能有效支持打击外来侵略。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宣示了清廷大战略的失败。

夹缝中的装备工业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洋务派官员创办的一批国营企业艰难生存。在这些国营企业中，装备制造企业又由于侧重军工生产，具有纯消耗性，所以更难维系。然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的力量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开始接替国家主导产业的演化。当时，清政府尝试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对于人浮于事的江南制造局，进行了“局坞分家”的改革，将造船部分独立出来，组建为江南造船厂，并聘请英国人毛根主持厂务。毛根引进英商船厂的人员和管理制度。在毛根的改革下，几乎丧失造船能力、负债累累的江南造船厂一跃成为可与外资船厂竞争的自谋出路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一批民营装备企业开始兴起，如上海大隆机器厂、求新机器厂、武汉周恒顺机器厂、扬子机器厂等等。这些民营企业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不断根据商机调整经营，其中不乏从手工小作坊发展为现代大企业的例子。

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威权统治，国家很快就进入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整体来说，北洋政府时期缺乏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北洋政府没有像晚清洋务官员那样，积极从事新的大型国营工业企业的创办；另一方面，对已有的企业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一些大型军工企业的衰败。然而，在国家如此缺位的情形下，民营经济却大放异彩。在民国初期，革命所激发的创业热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从远东市场的后撤结合在一起，给了中国装备工业前进的动力与发展的空间。据统计，1913-1920年间，上海的机械工厂由91家增长到222家；天津的机械厂则由1911年前的不足10家，发展到1928年的130家，其中仅1915年就创办了32家。除了数量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若干装备企业有了质的进步。江南造船厂花重金从美国引进专利技术，并在战争末期开始以来料组装的方式为美国政府承造万吨级的运输舰；一些民营大企业不仅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且求新机器厂、扬子机器厂这两家规模最大的民营装备企业，还开始纵向扩张，投资钢铁工业，以期解决原料供应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时的中国从事装备制造这种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而一批民营企业家正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投身这一领域并坚持到底的。例如，中华造船厂的创办人杨俊生，原本在日本三菱船厂有稳定的工作，受孙中山的感召而回国创业，用求新厂创办者朱志尧的话说，投身于装备工业是为了“立国家富强之基”。

然而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返回远东，战时景气的消失对远东一系列工业部门造成了结构性的冲击。由于在战时扩张过快，中国装备企业的翘楚求——新机器厂、扬子机器厂等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逐渐陷入债务泥潭，最后被外资兼并。行业领军企业遭遇如此困境，自然给整个中国装备工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北洋政府基本上无所作为，使这些兼并看上去完全是基于市场原则的运作。但是，国家本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在东邻日本，装备工业的发展最初与中国一样，因为缺乏比较优势而举步维艰，东芝等企业在创立伊始就连年亏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同样面临着战后的结构性萧条，一批一战中扩张过度的装备企业难以维持。但日本政府及时给予川崎、三菱等企业以补贴，并通过军备订单让这些企业得以维持，并诱导这些企业进入航空工业等新兴产业。例如，从1932年起，三菱的航空机部门每年能从国家那里获得600000日元左右的安定利润，使其得以专注于技术研发，最后成功开发出了高性能的战斗机。在日本政府运用倾斜政策扶持装备工业的同时，日本装备工业又为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能力要强过北洋军阀。一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产业政策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重点扶持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但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也开始考虑发展装备、冶金等重工业，以加强战备。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派系纷繁，主事者的思想观念亦不统一，使其工业行政同样面临碎片化的低效能困境。当时中国的装备企业主要集中于上海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资本微薄，只注重短期市场需求，倾向于生产简单的机件与零部件。政府希望创办一家大型国营工厂作为领军企业，专门生产高端产品，并起示范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资金困难，要办大型装备企业不得不向英国借款，而英国方面认为高端装备在落后的中国缺乏销路，强令政府将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计划改为铁管等简单零件，也就意味着产业政策破产。此外，政府还曾经计划引入外资创办汽车工业，发展完整的汽车制造能力。但通用、福特等跨国公司的兴趣只在将零件运来中国组装，以避开关税。实业部只得再度向外商屈服。直到抗战打响，无论是机器厂还是汽车厂均没能建立，这暴露了其行政效能之低下。政府官员表示中国可以只发展轻工业，以避免与当时重化工业化正如火如荼的日本产生冲突。有这样的官员身居要津，自然很难期待装备工业能够顺利建设。

蒋介石则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引入政权，组建了专为对日备战而从事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出于备战需要，资源委员会对于培育装备工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当时在该会负责筹建机器厂的是留美归国的物理学家王守竞。希望创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而航空发动机直到今天也是名副其实的高端装备。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管飞机制造及使用的部门是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推进航空发动机的早期工作尚称顺利，王守竞也亲赴美国，与莱特等名厂洽谈技术引进事宜。但是，英国、意大利等国不希望看到这一大订单被美国独占，他们安插在航空委员会的顾问游说蒋介石，中止了王守竞与美国厂商的签约，转而筹备“公开招标”。只是，这一计划中的招标久拖不决，而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急迫的压力下，宋美龄干脆认为“造不如买”，最终否决了自制航空发动机的计划。资源委员会耗费了大量时间、金钱，航空发动机计划终于流产。整个过程也暴露了南京国民政府缺乏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意志与能力。

这样，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的装备工业仍然极为幼稚。一方面，在一个开放性的自由市场上，民营装备企业发展阻力重重，并面临着被外资吞并的威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虽有心培育装备工业，但没有行动能力。在这一时期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才数量开始增长，中国装备工业的这一苗头是可喜的。然而，仅1934年，日本大学、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机械、造船及车辆专业技术人员就有3648人，而1933-1935年中国整个大学工科毕业生只有3350人，这一差距不仅决定了两国装备工业的差距，也影响到两个国家的国运。

转折期的浴火新生

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对中国的装备工业而言，抗日战争同样是其早期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间的战争开始采取以现代技术装备为基础的总体战，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主要强国都较为注重发展本国的装备工业，尤其是一些新兴大国。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机床工具产业也陷入困境，但苏联和日本成为了美国机床的大买家。从苏联方面说，为了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该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斯大林明确指出装备制造业的独立是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础。对日本而言，其军方与官僚系统吸取了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教训，试图通过加速发展装备工业来打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便在其侵略扩张与美苏等国发生冲突时，军备供应不至于中断。实际上，中国的王守竞等人，也利用美国的大萧条，低价购入了大量机床与工具，这些设备成为后来大后方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有限的装备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集聚于上海附近。这种布局明显不利于国防，资源委员会曾考虑在湘潭等地建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即组织上海等地的各类工业企业迁入武汉等内地，并随着战事的扩大再由武汉迁入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实际上，由于重化工业事关国防，国民政府对机械、化工等企业搬迁给予的补贴也最高，而装备制造企业在所有内迁厂矿中所占比重最大，达40.40%。战争结束后，尽管大部分企业又迁回东部，但仍有一批企业全部或部分地留在了西部地区，从而改变了中国装备工业的地理布局。以重庆来说，在抗战前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制造企业，正是抗战使其一跃成为西部地区的装备制造基地。而这些内迁的装备制造企业也对抗战作出很大贡献。战前，不少企业主要生产农机、纺织机械等民用装备，但它们迁入大后方以后，开始按政府要求制造枪械、弹药等军火，支援前线作战。这恰与底特律在战时成为“民主的兵工厂”是一个道理。

除了将东部地区的民营装备企业迁入西部后方，国民政府还新建了一批国营装备企业，这些企业规模更大、技术含量更高，成为战时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中坚力量。据统计，1941—1942年，后方机电企业共有752家，其中民营679家，国营仅73家。然而1943年统计，资本1千万元以上的大型装备企业中，民营企业一家没有，国营企业却有5家，且有1家资本在5千万元以上的超大规模企业，这是国企的真正实力。而国企与民营企业在产品制造上也形成了某种分工，以电机来说，民营企业只能生产一些小型产品，国营企业却已经开始尝试制造电站成套设备。实际上，国营装备企业的大发展，与国民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一改此前的犹豫态度，对发展装备工业投入了较多资源。战前没能办成航空发动机厂的王守竞，也在昆明创建了一家综合性的装备制造企业——中央机器厂（与战前实业部的计划重名），并花重金从瑞士、美国厂商引进技术，制造发电装备、机床、汽车等各类装备，同时兼造炮弹引信等军需品。当时中央机器厂开始制造电站锅炉、大型发电机、组装汽轮机等开创性业务，技术难度大、生产周期长，企业的运营承受很大的财务压力，为其融资的国有银行也颇有微词。但是，王守竞坚持企业要尝试制造高端装备，政府每月也为这家企业注入资金，中央机器厂从而能够完成对电站成套设备的试制。尽管以今天的标准看，中央机器厂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过程不甚完美，例如汽轮机需要进口组装，产品仅是2000千瓦火力发电机组，但在战时被封锁的条件下，有此成就极为不易。而且，在制造活动中，中央机器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其中一些人如工程师丛勉，在建国后上海汽轮机厂首造6000千瓦汽轮机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是该厂引进制造的一些产品，如6250型柴油机（原型为瑞士的VD25柴油机），在建国后一直生产到1990年代。除了中央机器厂外，国民政府还创办了其它国营装备制造企业，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等。令人感慨的是，吃够了日军空袭苦头后，政府一改“造不如买”的主张，令航空委员会从美国引进技术，办起了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尽管该厂直到战争结束时产能仍极为有限，但它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吴大观。

尤为重要的是，在抗战期间，中国的机床工业开始得到发展。机床作为制造其它一切机器、装备、武器的工具，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前，处心积虑培育机床工业，摆脱对欧美列强的依赖；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8年通过了扶持国内机床产业的法案，实行了财政豁免，并统一了车床设计的标准。在政策诱导和军事需求的拉动下，日本的机床产量从1937年的年产2万多台，跃升为战时的年产5万～6万台。而在美国方面，主管战时生产的生产管理局于1941年要求美国机床工业公会在一年时间内成倍增加产出。1942年，仅辛辛那提铣床厂一家企业就能每17分钟造出1台新机床，而该厂每周工作7天，日夜不休。据统计，1941年美国机床工业年产18万台以上。这一产能差距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胜负。中国方面，由于战时贸易通道被日本封锁，机床的国产化被提上议程。当时，除了中央机器厂等大型国企从事机床制造外，一些民营企业也进入该领域。甚至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开辟了独立的机床制造与销售业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机床工业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从只能制造单杆车床发展为制造双杆车床，从只能制造8呎龙门刨床发展到可以制造16呎的产品，并开始制造精密车床。为了规范行业发展，国民政府还根据德国标准制订了《工具机检验规范》，显示出了积极培育产业决心。不过，由于起点过低，战时中国机床工业的年产量不足2千台，但它毕竟为中国机床工业起步打下了基础。例如，前述中央机器厂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后来分别成为了昆明机床厂与重庆机床厂。这两家企业的成长是中国装备工业在抗战中浴火新生的缩影。

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既见证了装备工业对于一个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又使长期以来受各种不利因素束缚的装备工业迎来一个转折点。公平地说，国民政府在战时主动采取扶持装备工业的政策是有其历史贡献的，如果没有这种扶持，即使有战时需求，很多装备企业也难以发展。战后，国民政府片面地开放市场，在极为不成熟的情况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使得大量进口产品涌入，沉重打击了仍然极为幼稚的本国装备工业，而且导致民族资产阶级与国营厂矿职工的离心离德，加速了政权的溃败。

历史的选择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极为重视装备工业的建设，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中国近代的历史表明，一个由比较优势原则主导的开放性自由市场，并不能促进落后国家装备工业的发展，相反还往往造成阻碍，而一个缺乏本国自主装备工业的国家，几乎没有现代国防可言，只会诱使那些拥有先进装备工业的国家对其欺凌。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大批技术官僚主张效仿苏联，以计划经济的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真心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更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因此，1949年后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启示在于，对发展中大国来说，工业化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综合考虑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等诸多因素。如果国家丧失了独立性，经济也不可能得到高质量的发展。装备工业因其既能为其它产业提供技术设备，又是国防武器生产的基础，具有多方面的战略引导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缺乏比较优势的装备工业，政府对于产业的介入与扶持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想要引导产业发展，必须具有坚定的战略意志，否则，无论何种产业政策都只能流于空文。

* 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