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道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于2015年9月13日发布。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以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改革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改革的方向、原则和实施要则作了明确规定,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于2015913日发布。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发布以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改革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改革的方向、原则和实施要则作了明确规定,对全面推进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在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正确理解《指导意见》的精神,配合中央精神的贯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刊,于2015919日在人民大学召开了“学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研讨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必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刊拟系列刊登这一方面的理论动态、重要成果和在学习贯彻《指导意见》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孔丹*:《指导意见》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从去年10月底起草,到今年913日正式公布,经过了10个多月时间。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督促的,因为国企改革的任务非常重大,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才形成文件。913日之前公布的两个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包括这个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指导意见》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全面针对国有企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一定的均衡性。我们面临既要加强国企活力、发挥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又要加强对国企的监管的重要任务。

第二,长远。国企改革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要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这与十八届五中全会将要提出的“十三五”规划期是同步的,而且一定会成为“十三五”规划里最重要的一个配套、同步的举措。

第三,空间大。这是指理论上进一步理解和解读的空间较大,实践上进一步实行和探索的空间大。比如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不能“一刀切”,强调因时、因地、因企施策,不搞拉郎配,不设时间表,不搞全覆盖。这样的表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现实条件下推进,不能死板僵化地执行文件。又比如提出企业依法自主经营,根据什么法,法要不要根据国企发展要求进一步修订,这也是依法的重要空间。还有,任何机构不得干预企业日常经营,这句话的份量非常重,对于以往出现的国企管理错位、缺位和越位,如何依法管理也有很大的空间。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配合、策应中央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配合和策应中央在国企改革方面的重要部署也是中信集团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将配合政府的安排,开展一系列的研讨和宣传活动。

卫兴华*: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学习《指导意见》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要把《指导意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合起来,理解其新的精神。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其中一方面内容,其重点是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且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由于对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顶层设计和细则,被一些人做了偏向私有化、自由化、全面市场化的解读和宣传。

例如,一位国务院下属研究所的副所长认为“混合所有制本来是让民营资本改造国有企业,慢慢地稀释国有股”,主张将13万多中小国有企业彻底民营化。又如,《国家治理周刊》2015227日发表了北京大学某教授的论文《混合所有制改革助推产权结构优化》,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要点是大幅降低国有股比重”。他提出,“在绝大多数行业国家应放弃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在高度竞争性行业,除非存在国家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应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比重,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国有资产转让,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定价过高,民间资本不会有兴趣”;“现阶段的‘国退民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选择”,因为“国有企业中存在人浮于事、官僚作风等不良现象”,而国有企业中适度的国退民进“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率”。等等。

多年来,有些人妖魔化国有企业,宣传国有企业拖累民营经济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还有的宣传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不相容,这种思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予正面回应。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由谁控股。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没有给以细则说明。有些人借此主张,私人资本参股国企应该取得控股权;有些地方部门没有深刻领会中央有关精神,搞“混改”刮风,定时间、下任务,要求限期让出多少控股权。这样下去,就会产生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

《指导意见》提出了国企改革、包括“混改”的顶层设计和细则。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深化国企改革,不仅因为国企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且因为只有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才能更好地使其担当重任。“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为此,《指导意见》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对于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工作者来说,要不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进一步提高其质量和效益,着力于将其做强做优做大,是是否认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否认同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深化国企改革,要服从于两大根本目的:一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这是生产力标准;二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也就是一贯所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文件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指导意见》针对前一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股风”、“一刀切”的非科学改革惯性,提出“坚持因地施策、因业试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但人们在讨论中只强调和着眼于私人资本参股国企的混改方式,不讲或很少讲国有资本参股私企的混改方式。既然“交叉持股”,就应是国资和私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指导意见》专门提出“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有人疑虑这是不是又要搞“三大改造”时的公私合营,用国资销蚀私资?完全不是。首先,这是既有利于国有资本发展,更有利于私资发展的混改方式;其次,国资参股可以缓解私企贷款难、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三,国资参股私资,当然由私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与“三大改造”时的公私合营完全不是一回事。

关于控股问题,要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分别实施。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私资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应该肯定,国有资本控股是主要的,国有资本参股、私资控股应是特殊情况下的少数事例。例如,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落后企业会倒闭、破产,需要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这类企业可转由私资兼并,由私资控股,国资参股。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目标,是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也要防范借混改之机销蚀国有资本、化公为私。《指导意见》专设第六题“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包括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制度、建立外部监督机制、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这样,对国资混改中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行为,建立倒查机制;对侵吞、贪污、输送国有资产等行为,建立监督问责制度,就可以把国有企业混改的权力关进笼子里,防范新一轮国有资产流失。

有林*:加强党的领导,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围绕这方面问题我谈一点学习体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时企业管理比较混乱。1981年小平同志提出要加强企业管理、依法管理,1983年彭真同志主管政法工作,成立起草小组进行调查,并先后组织到江浙、上海、北京、东三省进行调查,其中部分调查是他直接领导的。当时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984年也参加了这项调查。参加直接调查的还包括书记处研究室、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同志。调查的范围包括工人、企业代表等等,给中央写了报告,其结论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加强——加强党的领导和工会的作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或者经理主要负责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党的工作由党委来做,包括人事、思想教育、监督管理等方面,主要起政治核心作用;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要起监督作用,要参加管理。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加强和三个积极性。

现在这个《指导意见》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方面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发展。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毛主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作为正面加以肯定的。我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不仅对现在的企业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今后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的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

林岗*:分行业绩效考核和企业内的平等劳动关系

《指导意见》发表之前有所担心,因为在学术界主张私有化的意见比较流行。世界银行有一篇报告,主张2030年中国国有经济比例应降到10%以下。美国正在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明确对国有企业进行限制,包括我们的国企和新加坡淡马锡。

理论界有人主张,既然所有土地所有权为国有的,哪怕中国一个国企都不存在,也还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等等。就是变着法要把社会主义的基础全部搞掉。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变,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不能削弱。

《指导意见》的论述很明确,没有给进一步私有化的主张留有太多余地。但要真正把它变成根据企业可以操作的办法,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怎么评估和考核国资效率以及保值增值,这都需要深入研究。

如何把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效率挂钩、和利润挂钩?是不是可以按照平均利润除以国家基础利率的方式,评估企业的实际资产。考核企业的利润率指标,能不能是分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而非全社会平均利润?这样就排除了因宏观环境变化、而不是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利润下降,也排除了因各行业资本构成差别的因素。如果一刀切地评价企业效益是不合理的。

我们要关注职工参与管理问题。国企相当一部分职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没有主人翁感。

只讲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还不够,还要讲在国有企业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要体现共同所有者的劳动关系,这才能调动工人积极性,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且能够监督领导者。这样我们共产党才真正有劳动者的基础。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脱离了工人阶级。

国家在遇到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不能总是着眼于发挥私人作用,其实公有制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土地承包以后,大部分地区集体经济已经瓦解,农村治理问题才出问题,社会秩序混乱。邓小平晚年说过,农村承包后经济有了发展和改善,在新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把集体经济搞好。我们中国的学者,一定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要老是眼向外国跟风。

何自力*:明确国企定位,慎重对待股权问题

读了《指导意见》,感到有很多的创新,使得舆论界对国企改革的认知发生很大变化。文件体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明确回应了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国企定位问题的攻击。对照过去的国企改革报告,《指导意见》有新亮点、新提法、新观点,这些综合起来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国企定位问题最清晰,最准确的解读,在理论上也是最扎实的一次。

关于国企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指导意见》概括了五条:

第一,重申了国企的性质,即国企属于全体人民。这对深化改革意义很大。

第二,指出国企地位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政治基础。如果国有经济被削减,必将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动摇国家的安全。尤其在今天的环境,强化政治基础这一概念非常重要。

第三,明确了国有经济三大责任:一是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和迈向中高端经济的支撑作用,二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负有重大责任,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梦紧密相连。这对于弘扬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增加广大群众的认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国有经济的贡献,从四个方面做了充分肯定和全面概括:第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是保民生,第三是拓展国际市场,第四是增强综合国力。

第五,关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过去中央文件通常提出要增强国企的“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指导意见》提出“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为实现四个能力,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一些人对国企“做大”不很理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市场竞争角逐的都是大型跨国公司,西方国家为鼓励本国企业“做大”,不惜淡化反垄断。反倒是国内有人总喜欢拿“国企垄断”说事。“做优做强做大”正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其中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比如,强调国企是人民的,加强对国企管理层的监督非常重要,需要明确上级监管责任机构。要想整个改革有效推进,集中统一领导非常重要。

关于企业股权安排问题,文件提出“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如果企业经营得很好,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参股的。参股以后叫国有资本,不叫国有企业。

关于职工持股,以往的实验多数不成功。职工持股是利润分享的安排,而不是参与管理的安排。国企不能只谈职工持股,不谈职工参与。国企职工持股的问题其实不简单。比方企业的科技人员可以持股,管理人员是不是持股,怎样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工资本来就是衡量贡献大小的。

刘纪鹏*: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

《指导意见》大家期盼已久,无论是改革的各界人士、理论界,还是资本市场,都认为它是改革的一个标准。

有两个环节讨论中是回避不了的,一个是“主义”,一个是“问题”。论证国有企业优势,首先是要能创造出比私有化企业更强大的生产力。同时,了解这个文件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操作层面有哪些大的跨越、进步和亮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文件的最大意义,就是在创新中国模式,践行中国道路上奋力前行探索,并且跨出了重要一步。首先,市场经济方向在文件里是充分坚持的。其次,市场机制中的运行载体,是以国资为主,同时通过股份制、公司制的构造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这和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改革方向完全不同,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艰难探索中,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总书记讲国企要“浴火重生”和“凤凰涅磐”,火是市场经济的火,不是旧体制的火。凤凰涅磐在文件中的体现就是探讨国有经济新的运作方式。

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跨越,是文件的一大亮点。过去一讲改革就是国有企业内部和企业层面的问题。而国有资本的改革涉及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政府的层面。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政府环节,资本所有者地位是绕不过去的环节。经过36年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所有者层面,从管国有企业资产到管资本;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管理者、指挥者,一定是政府部门,相关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就在文件中得到体现。

谈到国企分类,绕不开盈利标准。文件是按照商业类和公益类来划分的。过去有人试图分为公益类和竞争类,这是不怀好意的分类,意思是国退民进,国企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如果这样,我们的经济中还有盈利性的国资吗?中国特色是在于有庞大的盈利性的商业类国资,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生产力?没有这样的庞大的商业性的国资,我们就跟美国的公益性企业一模一样,那有什么中国模式和道路呢?

中国的发展路径不能复制西方的老路。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载体,通过国有资本跟现代经济对接,形成中国的大公司、拥有强大的竞争力,为实现中国崛起打下基础。这也给我们提出了艰巨的理论任务,必须对法人所有制的内涵、我们企业的历史以及西方现代大公司制度进行通彻研究。指导意见中有几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第一次把国有资产问题厘清了。国务院国资委管理范围内有112家国企,其中有大量金融类的、文化类、教育类的国企,都要改革。进行分类的结果就意味着在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

第二大亮点,就是经营性国资要统一监管。当前党政机关管理的所有经营性企业要纳入统一监管范围。现在有72个党政机关,管理8000多家国企,分布在教育、文化、新闻、金融等产业,这些经营性的国资统一监管,由谁来监,这意味着今后国资委的定位非常关键。

第三个亮点,就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按现代管资本为主的“淡马锡”,共同融于国资系统。过去国资委既是监管者、又是出资人,今后应该把直接出资、从事资本经营的职责转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纯粹控股公司,后者不上市、不从事具体的实业经营。国资委则把监管的职责担起来,统一规划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作为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者,以及国资保值增值的安全维护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组建就是用舰队战略替代航母战略,以资本运营公司为旗舰,发展庞大的国资控制的现代大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再面面俱到管国企,由资本为纽带,上面千条线,董事一线牵。这就是新的管理模式。

在治理结构上,对党组织和治理结构两者的关系问题,《指导意见》的思路非常正确,但具体形式还要在学习贯彻中加以补充。例如,要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从政治到经济必须有一个好的制衡机制。原则上党的领导人担任董事长,尽量让党委委员与董事会成员结合起来,选拔懂技术、懂业务的高管进入董事会。但强调不能够违反市场经济中一般公司的发展规律,不能在公司法之上再设一个党组织。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国家的,但形式都是现代大公司。党的领导蕴含于国有资产的大股东中间,外部通过国资委,内部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意志要与国家意志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大战略。

张晖明*:国家全局性部署与上海改革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布后,关于如何推进国企改革,社会上有很多不同见解,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在具体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上海是最早发布地方整体方案的。一年多前推出两个企业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上港集团和锦江集团都是上市公司,且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吸引投资。上港集团试行员工持股,集团18000员工全员参与,一般员工和董事长持股数量是六比一;锦江股份吸纳弘毅投资进入也是定向增发。

改革要有全局性布局。这次发布《指导意见》,我们在各种讨论、各种试点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统一。

国企改革核心的命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下,如何处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对管企业和管资本概念的明确,从而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运行能够更接地气。具体落实到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国有经济运行方向、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相融合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进步。

《指导意见》明确了方向、目标、原则和整体操作方案,然后是实施细则。在一些具体层面还是有难度的。比如说国有经济发展目标,提出要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做大并不难,但做强的背后却是市场竞争能力,要求我们更加追求质量、更加追求资本回报水平和整体竞争水平。

关于国企分类。当时上海的方案,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益类。《指导意见》中将商业类分为商业A类、商业B类。A类可以不控股,这是结合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提出的。分类原则是有意义的,但是具体落实分类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从目前中国所处全球竞争格局来看,国有资本对某些产业领域确实应该控制,甚至保持全资控股。很多人把公有和私有的问题理解得比较简单化,其实中央政府掌握一定国有资本,对于抗风险和化解危机非常重要。

关于投资运营公司。在这方面我们借鉴了淡马锡的一些做法,但不是简单抄袭。淡马锡所在的社会环境比较特殊,因为新加坡仅是一个城市国家。我们的投资运营公司如何定位,如何在市场上形成出资人,如何参与董事会,如何派出股东代表,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办法。

上海现在正在做第三层次的试点,20条方案出来后又推出三个配套文件,一个是混合制改革如何操作,一个是如何培养控制力、竞争力,有条件的加快“走出去”,第三个是如何发现金子人才,如何强化治理和董事会建设,以及经营人才的约束机制。

关于公司治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改成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没有魂,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资本结构,对不同的下属公司,是控股、参股或全资?这涉及行业的匹配问题。董事长的遴选很重要,他要体现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能力,以及主持董事会讨论决策的能力。

管理人员的招聘和薪酬,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上汽集团曾经招聘GM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来做上汽副总裁,先是主要分管全球事务和重大决策,但实践证明,由于思维方式、沟通方式的问题,难以参与日常治理的经营活动;后来又分管国际事务,仍不能胜任。所以,今天一些市场化招聘的高管,他们的薪酬是按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自身的经验和能力确定,但实践中仍出现很多摩擦,这也需要市场规则与人才配置之间的匹配。

陈小津*: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

以往的中央文件都是按级传达,这次一下子全党全民公开,可见《指导意见》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学习、体会、落实、贯彻。

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今天的《指导意见》相当一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企发展改革文件的典范。

建议结合《指导意见》的学习,开展对国企发展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及对国企多年成功典型经验的交流,这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将国有经济的理论探讨推向深入,更好地学习贯彻《指导意见》。

国有大企业是有“魂”的。这次大阅兵展示了国有军工企业的实力和成就。我们不能忘记“两弹一星”后面国有企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工人的艰辛和默默奉献。再比方说“鞍钢宪法”、“大庆会战”。将这些活动回顾一下,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对于我们更好利用、落实、贯彻《指导意见》有很大现实意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成就伟大,教训也不少。有教训怕什么?当年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那么深刻,共产党的本质就是能自我完善,自己总结教训。

比方说煤炭工业,当时主要领导人争论,今天回头看煤炭这些问题,矿产资源门一开,小煤窑的问题,污染环境的问题,山西省塌方式腐败,教训多深刻。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典型。中信就有很丰富的在改革开放中壮大的经验。还有许多新生的事物比如中国商飞、中航工业。很多老前辈的同志在自己的行业干了一辈子,航空、航天、核工业等等,这就是我们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所以我们在理论探讨的同时,应该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把理论探讨推向深入,对于更好贯彻《指导意见》也很有好处。

高梁*:媒体有责任引导舆论全面理性看待国有经济

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人就不断对国有经济实行污名化、妖魔化,那些认为国有经济跟社会主义没关系的理论,无非借口就是国企低效、腐败、垄断等。

去年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一个讲话上说,根据百元收益上交税收情况,2014年国企、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分别是8.53%3.02%3.03%。国企税收率是非国有企业和的2.8倍。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年鉴2006-2008年统计数据,机电类行业中,看企业增加值率指标,国有、民营、外资企业都是26%,这组数据最能够说明一个行业中各种经济成分的实际效率。

在国家经济中,国有企业对国家转型升级,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了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的中坚作用,这是有无数事实证明的。比如电力方面,我们在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领域世界领先,保证了我们能够长距离大规模输电,实现西气东输;再如,国产大型火电机组的推广,使发电单位耗煤量大大降低;大型工程机械、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自主创新等等。没有各行业领域以国企为中坚力量的自主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支撑我们国防科技工业的快速进步,也不可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

我们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距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就无法提升国际竞争力,也不可能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

(编辑 宋斌斌碣石)


*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 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有林,《求是》杂志原社长、总编辑。

*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 张晖明,复旦大学教授。

* 陈小津,中船工业集团原董事长。

* 高梁,《经济导刊》总编辑。

历时近两年时间起草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件的起草,亲自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文件。 《指导意见》贯穿全文的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把“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这十二个字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

历时近两年时间起草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件的起草,亲自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文件。

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就国企改革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这份文件奠定了主题和基调。文件从起草到颁布,前后进行了上百次修改,征求了各个部门、各个省市、大中企业、专家学者的意见,凝聚了全党各方面的智慧,体现了利益相关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将为各个方面带来极大政策性利好,促进实现帕累托改善。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取向。国有企业能否实现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不仅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和创举。

《指导意见》贯穿全文的一条红线,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把“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这十二个字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全文8个部分、30条、10139个字,都是围绕这十二个字在做文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为此必须继续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做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核心是落实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这就要求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重点管好国有资本的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做到三个“归位于”,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将配合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改组并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既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平台,也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一道防火墙。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着眼于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追求资本回报为目标,主要通过持有和运营需要结构调整的国有股权,建立市场的资本投资、持有和流转机制,开展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退出等,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增值能力,实现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通过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落实国家战略目标、获取资本回报,不干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投资运营行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成为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要通过创新发展一批做好增量,通过重组整合一批盘活存量,通过清理退出一批主动减量。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要为清理退出、重组整合、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退出机制,切实保障退出企业依法关闭或破产,加快处置低效无形资产,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化,把变现的国有资本用于更需要的领域和行业。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机制统一监管。截至目前,中央部委仍有8200多家企业没有实行政企分开,全国28%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游离于统一的监管体系之外,监管规则和制度不统一,管理上比较分散,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利于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不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为了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配置效率,有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要积极稳妥推动将所属企业纳入集中统一监管体系,能脱钩的要脱钩,要依法稳妥做好资产、人员等交接和安置工作,实行政企分开,暂时不能脱钩的,也要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各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推进本地网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要加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按照统一制度规范、统一工作体系的原则,抓紧制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工作。

《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指导意见》从推进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推进股权多元化、推进改制上市三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具体措施;明确提出了根据不同功能定位,调整国有股权比例;阐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形成的经营机制并首次对探索实施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提出了要求。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指导意见》提出,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花瓶董事会问题,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一方面,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职权,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衡约束,规范董事长、总经理的行权行为,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强化考核评价和管理,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近年来,中央企业一直在推进董事会试点,目前试点企业已有83户,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做法是外部董事占多数。外部董事占多数的制度是国际上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和通行做法,实行外部董事制度,有利于决策与执行的分离,有利于各董事从不同视角参与决策,有利于避免董事会成员与经理层人员的身份重叠和角色冲突,保证董事会独立于经理层进行公司决策和价值判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建立和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指导意见》提出,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法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机制。推行企业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要以强化忠诚意识、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新精神、锻造优秀品行为重点,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经营机制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清晰界定区分国有企业功能。《指导意见》提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是因企施策、差异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既考虑了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的一般特征,又考虑了我国国有企业应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对企业来说可以解决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发展同质化等问题;对出资人来说,可以使考核更科学、监管更精准、改革更有针对性;对市场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明确的预期导向,有利于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与市场深度融合。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建立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办法,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激发经营者的活力。《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权是企业的法定权利,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即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通过实行员工持股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指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各类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切实做到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激发广大职工的活力。

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资本专业化运作,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国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不是去国有化,而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改革目标。从国有企业个体角度看,要着眼于切实转变经营机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增强企业活力,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优化布局角度上看,着眼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

促进企业公平参与竞争

要公平维护各类投资者的权益,推动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商业化运作,优胜劣汰。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要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对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主要目标的公益类企业,可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也可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要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国有企业公平参加竞争创造条件。通过改革,为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各类市场主体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下,按照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依法平等地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配置资源、开发市场、经营产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共同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

总之,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国有企业的内生活力,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苏歌)


* 楚序平,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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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时,出现了千股跌停的场面,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在目前A股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人信心不振;其二,则是对于文件中整体上市这一提法认识不同产生的负效应,这提示我们,对大型国企整体上市应该慎重对待。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时,没有如人们所期盼的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反而出现了千股跌停的场面,原因无非有二:其一,在目前A股的市场环境下,投资人信心不振;其二,则是对于文件中整体上市这一提法认识不同产生的负效应,认为后续产生的“大恐龙”也会像四大银行一样圈了钱后投资者却“炒”不动,这提示我们,对大型国企整体上市应该慎重对待。

央企整体上市不适应资本市场生态,违背交易学基本理论

所谓整体上市,例如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航母”式的上市模式,即整体变成一个法人,将所有资产注入一家上市公司。从实际效果看,此种上市模式并不为市场所接受,自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银行重组并整体上市以来,由于身形庞大,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食大不化的问题,股价长期低迷。目前四大行的平均股本为3064亿股,其中最大的工商银行股本高达3564亿股,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美国银行3家的平均股本仅为62亿,在四大行的平均利润(2159亿元)为3家外资银行平均利润(800亿元)将近3倍的情况下,后者的平均市盈率(26倍)则是四大行平均市盈率(5倍)的5倍之多(具体如下表一所示)。这让其难以发挥资本市场上价值投资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其结果就是以四大行为代表的大盘蓝筹股尽管业绩突出却无人问津,投资者纷纷转向创业板的“小跳蚤”,毕竟创业板485家企业的平均股本仅为9500万股,容易通过交易赚取差价,这就造成整个资本市场上价值投资的风气无法形成而投机风气盛行,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表一:四大行与外资上市银行对比

究其原因,这是整体上市的模式不能与资本市场的金融生态相适应,巨大的股本使其在资本市场上难以腾挪,也违背了资本金融学术理论的基石——交易学。一方面,巨大的股本使得其增发配股动辄上千亿,根本无法驱动股价上升,投资者就缺乏购买股票的内在动力。同时,二级市场价格低迷预期也将使得特大型央企在一级市场的询价少人问津。国企改革的推进必然依托于资本市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大恐龙与资本市场不适应的问题,继续推进“航母”式的整体上市,就只能用电网等大型央企造就一个又一个“上市就死”的大恐龙。

下一步国资改革应改变整体上市思路

之所以当年整体上市成为央企改革的“时髦用语”,源于以下认识误区:其一,外国投行为了做大单子、拿高额的中介费,极力宣传整体上市,而某些经济学家脱离实际,以保留集团公司不搞整体上市就会造成国资改革不彻底甚至导致“关联交易”为由,极力主张整体上市为外资投行做嫁衣;其二,这也迎合了某些央企领导人“占山为王”“越大实力越强级别越高”的心态;其三,整体上市的提法是在两层次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此次改革中提出的经营性国资统一监管,意味着国资监管机构不能再热衷于当股东。毕竟,对72个部委的8000多家经营性企业的统一监管,体量绝非目前的100余家央企可比,如果继续按“行业整合——整体上市——成为股东”的思路,无疑会陷入杂事而分身乏术。《指导意见》提出三层次论,指出要充分发挥资本运营公司的作用,这就更要求我们认识到今后国资系统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淡马锡”的模式。

国企改革要进行现代大公司制改造并推向资本市场。但是继续奉行整体上市这一资本市场无法接受的模式,会带来以下三方面问题:其一,就国企自身而言,此种模式不能通过优质资产先行上市获得单位高融资额,也不能培育未成熟资产注入后获得增发的高溢价,更使得职工期权难以推行,根本无法实现国企改革的自身受益;其二,就国资改革而言,一方面,国资在一级市场的贱卖乃至于无人问津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低估乃至流失,而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乏力则会使借助于资本市场实现国资的优化配置的改革初衷落空;其三,就资本市场发展而言,此种模式无法为资本市场注入正能量,无法与资本市场的生态相适应。如上所言,大恐龙股价的低迷使得投资者纷纷转向创业板的小跳蚤,造就了在业绩远不如大盘蓝筹股的情况下,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曾一度达到121倍的“壮观局面”,如此国资的经济控制力与资本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又从何谈起。

这就要求我们摒弃航母模式下的整体上市,转而采用旗舰模式,实现从单一大公司战略向集团战略转型,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作用,以实现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适应资本市场生态的双重目的。

旗舰战略与航母战略的比较

所谓“旗舰战略”,是指在一些重要行业,组建以一家或几家带有行业特点的“旗舰”式国有资产集团控股公司,以之为龙头来整合行业内散、小、差的国有企业,将若干个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通过产权纽带组成一个建立在资本连接纽带基础上的母子公司或母子集团的资本联合体,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整合,并带动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本身以下四方面的特征:1、主导性,通过在行业内确立一家或几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旗舰”地位,以产权纽带和集团章程,来主导和带动舰队的其他成员企业,按照统一的发展规划进行生产、经营;2、整体性,即以行业内国资的整体为对象,根据整体发展需要制定的,追求的是行业内国资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利益,是全局性、综合性的规划;3、行业整合性,即按照集中力量、加强重点的原则,对行业内零星、分散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进行重新分类整合并有效集中,从而做大做强,形成群体竞争力;4、资本经营性,由国有资本经营公司通过产权纽带、以资本经营对行业内国资进行整合、主导和影响,与原来的政府部门管理、指挥企业的方式绝然不同;5、产融结合性,可根据国家政策组建财务公司,为“旗舰”舰队的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撑,发挥综合优势。

相对应的是,“航母战略”从本质上看是单一大公司战略,所划入的子公司、上市公司设想将按独资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模式构造,并分别纳入几家非法人形态的事业部中,实行一体化管理;不同于旗舰模式所采用的以资本运营为主的集团战略,航母战略则是单一战略,以产品经营为主,且组建的是某地区行业内唯一的国企龙头。

“旗舰战略”的产权结构是“旗舰”控股公司采用独资的模式与国资委对接,而所属各子公司的产权结构则多元化、股份化,并探讨上市;组建力度上,由于“航母”所属企业法人的权力呈收敛趋势,因此下面的阻力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重于政府用行政性手段、自上而下的实现重组,而“旗舰战略”的形成由于保留所属企业的法人地位,且由于“旗舰”控股公司变为从事资本运作的资产经营公司,与国资对接,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权并未减少,甚至可能会从子公司进入到子集团,使其实际地位得到提升,所以阻力较小。

以旗舰战略代替航母战略,推动国资改革的顺利进行

当前推行和实施“旗舰战略”,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随着“旗舰战略”的推行,“旗舰”企业的实力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不断增强,将逐渐涌现出规模较大、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国资龙头,这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环境,对于真正提高国企的市场竞争能力,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其次,“旗舰战略”的资本经营性特点,要求以产权清晰化和资本流动性作为前提,因而推行和实施“旗舰战略”,必然带动相关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这将为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通过“旗舰”的资本经营功能,利用股份化和公司制等形式,将进一步带动和影响非国有资本,也会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改革要体现国有资本在经济中的控制力、竞争力、活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这“四力”的背景下,传统的航母战略并不能适应这一过程,该模式急于求成、内部交易成本过高,且人员、组织和资产的调整量回旋余地小,一旦完成一级法人的构造,再重新拆分,非常繁复,而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又极为痛苦。而旗舰战略则能达到既保持所有者对国有资本的统一控制力,又保证国有资本活力和资本市场的接受度的目标。


*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生产者的利益代言?在一位菜农的眼中,放任的农产品市场并没有带来公平、效率与安全,中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菜农(小农)受到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的掠夺与盘剥,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监管松散、放任的市场。作者认为,在农民组织缺失的当代,国家应协助菜农应对市场盘剥与风险,让那些耕作在祖辈的土地上的小农找到坚守下去的理由。】

【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生产者的利益代言?在一位菜农的眼中,放任的农产品市场并没有带来公平、效率与安全,中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菜农(小农)受到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的掠夺与盘剥,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监管松散、放任的市场。作者认为,在农民组织缺失的当代,国家应协助菜农应对市场盘剥与风险,让那些耕作在祖辈的土地上的小农找到坚守下去的理由。】

自从看了王君柏教授的《2015夏回乡记》与对该文的回应,就想着把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思考的关于农村中的一个点——蔬菜村里菜农与蔬菜的内容整理成文,算是对王教授所提出的希望对农村发展有兴趣的人为弄清乡村这个整头大象的面貌所作出的呼应吧!

当今中国,乡村蔬菜种植已经是农业生产、甚至说是农业文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村庄直接就是单一的番茄村、黄瓜村、西葫芦村等,也就是中央所强调的“一村一品”的现状,本文就围绕这个蔬菜的点来阐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长期从事与蔬菜销售、种植、种苗培育等有关的工作,基本工作经历是:

一是在一二三四线的城市(主要是工作调动的原因)超市都有过工作经历,干过凌晨两三点到蔬菜批发市场集中采购蔬菜的工作,知道蔬菜的品种、栽培模式、某一品种在我所在工作地区(主要是其中的三四线城市)的集中种植区、质量状况(这里的质量状况指的是蔬菜的品相、农残、同种蔬菜不同品种的区分等);对蔬菜批发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有一定了解;对目前城市市民在不同渠道,如超市、农贸市场、蔬菜专卖店、蔬菜地摊等所购买的蔬菜的来源及价格构成也是了解的;当然对城市中餐饮经营者所用原材料的获得也略知一二;对政府在农残控制的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尤其是对北京新发地,本人提出极大批评,政府在保障公众利益、推动公众健康方面责任极度缺乏)也有一定思考。

二是在农村的农业种植与种苗企业工作过,知道目前中国蔬菜种子的基本状况。了解种苗培育、销售的过程,与种子、农药、肥料经营者有过接触,也了解菜农的生产状况,了解这些种苗、农药、肥料经营者与农户打交道的方式,了解目前蔬菜种植环节产生后期农药残留的基本形式,了解基层农业执法部门如何权衡农资经营企业的利益,并大体能够揣测出基层农业执法与基层行政对于蔬菜种植的规避与疏远。

三是到过田间地头,与菜农有过一对一的、一对多的交谈,对菜农的需求与困境有些了解。本人虽说是普通企业员工,但是在社会责任方面也有一定的思考,所以在工作之余,在工作之中,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来搜集一些最真实的资料,以便对此可以有个准确的判断。

本人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所以用语随意些,思路可能也不是很清晰,不具有逻辑性,有些内容也会重复。只是希望提供一些在我所经历的范围内的信息,给关注农村发展,尤其是关注菜农利益,关注食品质量安全的人们一个点上的感性认识。

下面主要从六方面来论述:

一、蔬菜种子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无论大田粮食作物,还是大棚经济作物。在这个追求产量,要求抗病毒,还想着产品长得漂亮、又耐储存、耐运输的时代,种子是蔬菜种植中绝对的核心。反过来说,也是绝对的制约点。为什么,因为目前我们基层菜农们所种植的蔬菜种子绝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品种。在个别品种上,比如番茄、茄子等,外国品种甚至于形成垄断,最起码也是区域内的事实垄断格局。不知道负责反垄断的中央部委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隐含着的垄断局面?!是的,我们看工业行业,看信息技术产业,知道有垄断,还在最近几年,有点小动作。但是在最不起眼的蔬菜产业上,有人看到这种情形吗?有人采用反垄断措施维护农民利益吗?话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说,包括下面有些内容的描述,可能会令很多企业,令很多政府部门,令很多人不高兴,但是这些事实存在着的问题难道就因为关涉农民就不感到会影响国家大局吗?我看未必。只要看看现在有些国外种子的涨价形式就知道了。垄断就是要吃人的,从来都是这样,除非有国家的理性控制。国家需要在蔬菜种子产业链控制方面着手先调研一番,然后要采取措施,维护农民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子民的基因健康。

其实,中国自己的种子企业也培育蔬菜种子,但是目前多数的国产种子的稳定性差(也就是说第一年种的话,可能果型好,产量高,但是到了第二年就大打折扣了。当然也有些品种,比如黄瓜,天津研究所搞得还是很好地,但这是少数),种苗企业不愿意用,菜农也不愿意用。应该说,只有逐步地加大扶持中国种子企业,打造核心技术,推动民族种业发展,实现蔬菜种子的自主化培育与生产。

二、农资经营者

种苗:现在很多菜农都是购买种苗,直接移栽种植的。而种源则成为种苗企业的制约点,很多种子销售人员以此来获取灰色收入,甚至于是利用种子信息的不对称,以假冒真,以次充好。有些种子经营者还依靠技术垄断,形成捆绑推销,像美国的杜邦公司、德国的拜耳公司,既研制蔬菜种子,也生产农药。他们往往为了达到控制蔬菜种子销售的目的,在推销时,为菜农提供免费的农药或者喷施肥。这样,菜农完全被他们控制起来。现在很多菜农连农药都是用进口的,为什么?因为国产农药对这些种子的蔬菜防治病虫害不起作用了,或者是起到的作用远不如进口农药。如今来看,有些品种的蔬菜,其种子、农药、种植技术服务等完全操控在国外蔬菜种子巨头手中。国家应当从战略层次高度关注此事。不只是粮食重要,蔬菜同等重要。

农药与肥料:这两方的经营者如今都知道菜农是离不了他们的,单就是说如今的几个大类的蔬菜品种,如黄瓜、番茄等,已经无法使用种苗直接移栽种植了,而是采用嫁接的方式种植。直白说就是,蔬菜的地力因为重茬、大量施用农药、肥料等,导致土壤肥力几乎损失殆尽,普通黄瓜苗、番茄苗直接移栽的话,产量上不去,所以在种植的时候,采用将苗子直接嫁接到更加粗壮的、能够更有力度吸收养分的南瓜苗上。有些肥料经营者为了加大销售力度,根本不去了解菜农地力缺乏微量元素的基本情况,只是胡乱卖货。结果造成有的菜农过量施用某种元素,比如磷肥,或者钙肥,造成植株生长出现问题的情况。至于政府一再推行的测土配方,在菜农那里似乎并不知道此事似的。

应该说,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为中国农产品(当然包括蔬菜)的产量提升,做出了很大额贡献,满足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消费需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不良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农村地区,为不知情的农民提供了非常坏的产品与十分不恰当的使用方式,他们对目前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三、菜农

有些农资经营者总是认为农民难搞定,说什么,农民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有时候,就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我看到的却是菜农对现实的不安,他们不能够掌控上游的种苗、农药、肥料是否真实可靠,他们对农业技术非常渴求,他们在询问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面带笑容,而且还有种小心翼翼在里面,对某些人的呵斥往往也是微微一笑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似乎是给对方添了多大的麻烦。菜农是对免费提供的农药啊,喷施肥啊,什么的,非常想要,试问城市中对于免费赠与时所显现的哄抢场面又做何种解释呢?我们都说农民是弱势群体,在我看来,这种弱势并不是天然产生的,都是因为农民在无法掌控资源的情况下维护自身最大利益时所表现出的无奈。是的,他要想种植出的蔬菜在收购商那里卖出好价钱,就得听种子业务员的,就得听种苗业务员的,就得听农药业务员的,就得听肥料业务员的。

有时,种苗业务员把菜农请到饭店吃顿饭,菜农就不得不买些他的种苗,农民总是感觉吃人家的,就得为人家做点实在事,结果就是,农民只是因为一顿饭,就成为各大种子公司的试验者——免费的试验者。种植效果不好,他们会说你菜农管理不当;种植好了,他们会说这是种子品种好。有时,他们还以甲品种冒充乙品种,反正农民也看不出哪个是哪个。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时常在想,在中国,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利益代言?国家对粮食种植有补贴,可是补贴的绝大多数到哪里了呢?就算是农民获得了按照国家要求所给的种粮补贴,可是上层人士们,你们可知道农民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一亩地120元的种粮补贴,受过多少委屈,吃过多少苦,并受到了种种名目的盘剥,最后可能只得到一亩地60元的补贴的现实吗?好吧,就算是这120元补贴拿到手,国家又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但是如今的农资价格猛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如耕犁、收获等的成本上升,真真是抵消了这些补贴与保护。说来说去,这些补贴款,这些保护价,给谁了,当然是上游农资、农机生产者、经营者了啊!

再说菜农,他们购买没有任何监管的农资业务人员所提供的种子、种苗、农药、化肥,他们使用着没有任何监管的农资业务人员所提供的技术服务,至于使用效果如何,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保障,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你就按照我说的做,不行,再说!”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而这些生产果实将有绝大部分提供给城市消费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消费。就这样,这些城市消费者还总是骂骂咧咧,说这些农民不道德,种出来的菜都是有毒的。好嘛,一年到头,辛苦劳作,谨小慎微,细心打理,最终了啊,还落个骂名,这就是现实的农村中的菜农的窘况。不仅如此,常年棚内劳作,忍受药物残害,各种风湿病、不孕病等等,将挣得的钱又回归城市的医院。

我想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中国蔬菜的未来必定会朝着生产设施更加便利化,生产环境更加舒适化,封闭式而避免使用农药的方向前进。除了种子研发与培育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也就能为中国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信任,为菜农生产生活带来绝大益处。

四、蔬菜流通者

有些蔬菜收购商与种子供应商、种苗供应商合谋,协助他们兜售某一品种的蔬菜。为此,蔬菜收购商会故意抬高那种蔬菜的收购价,然后在市场不断吆喝,或者在村里,利用村委会的扩音喇叭来吆喝,或者挨家去宣传,如此,此一品种的蔬菜就会格外受到关注,种苗卖得好。至于收购价,随行就市。因为到了明年的新种植的这个品种收获时,市场并不能延续去年所给的承诺,现实终归是要现实的。说白了,这都是营销策略,或者是一种声东击西之法。在目前的蔬菜流通体制下,直接从菜农手里收购蔬菜的采购商会把蔬菜运输到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这里是城市各层级蔬菜销售点的蔬菜集散点,比如超市、比如蔬菜专卖店、比如餐饮、比如各大单位(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食堂、比如普通摊贩等。只不过,在这所有的环节中,真正有基本的农残检测管理的似乎只有正规超市。而这些超市的检测,往往也只是一个摆设。如此算来,也就是说几乎没人来做这项工作。也许政府在偷偷做,但是看不到公开的结果。

在蔬菜收购价及销售价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菜农只有接受收购价格的份,根本不具备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个番茄从菜农手里的收购价是1/斤,经过一手收购商,二手批发商,三手终端零售商,到了北京的超市或终端农贸市场,价格是4/斤,如果稍加包装,价格更高。由此可见,菜农只是得到整个供应链条上最小部分的利润。而且,由于缺少有组织的或者说政府层面的调控,菜农只是凭经验种植某个品种的蔬菜,结果是往往造成一个品种今年会是丰产年,到了明年可能就是歉收年了,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会存在宁可把菜烂在地里也不收获的怪现象,也常见“姜你军”、“蒜你狠”的情况。这都是被媒体炒作而众所周知的,那些没有进过曝光的事件,每年都在发生着。我所接触的就有两起,一起是关于番茄的。作为番茄主产区,A地区今年的收购价是1.2/斤,而去年呢,只有0.4/斤。今年A地区的菜农还是乐呵呵的,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原来,去年价格不好,其他地区的菜农去年种植番茄的今年都没有再种植这个品种,而A地区是常年生产番茄的,菜农坚持下来了,就靠着这种市场的幸运赚了一年。还有一起是关于芹菜的,情况大体跟番茄一样。所以在菜农那里,经常说赚一年,平一年,赔一年,总之是也有很大风险的,总之是只有菜农的自发的种植行为,在这里没有任何经济组织,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能够为农民提供种植品种、种植面积的指导,更没有为之销售操心的了。

五、消费者

城市地区的政府为消费者的蔬菜消费花费了大量的补贴资金。虽然普通消费者看不到,但这是切切实实存在而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六、政府的责任

有没有专门的机构研究目前的蔬菜主产区那些已经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年的大棚土地的情况,研究土壤的疾病、地力、可持续性等。对蔬菜批发市场,政府有专门的检测机构吗,有的话,真正去检测了,有结果吗?北京的新发地,那种乱糟糟的模样,让人看了就感觉不到安全的存在。反正现在医疗水平高,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高,这些都是小事。地方政府建设的质量可追溯系统,也只是摆设。

至于农业执法部门所应起到的对农资的监管作用,基本是缺乏的。为什么?主要还是村庄分散,农资经营散户庞杂,农业执法部门没有这个人员,也没有这个能力全部管理到位。而且这些执法人员大部分是住在县城驻地的,说来都是城市人口,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又能有多少细枝末节的了解呢?再者,即使有这种了解,多半也只是对规模比较大的种苗企业、农药区域代理商、肥料区域代理商的管控。这种管控往往都是,怎么说呢,只是收取灰色收入的过程罢了。曾经遇到过一个种苗企业,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后来执法部门知道了(之所以执法部门会知道这个信息,就是竞争对手揭发造成的),过来,罚款。一开始是6000元,到最后只有区区1500元,为什么?因为在农村能够建立这种无牌照的种苗企业的人员,都是与县一级公务人员有些关系的,通过这种关系疏通,最后就是这样的局面。这还是针对有些规模的需要严格管控的种苗企业呢,都是如此处理方式。可想而知,那些个体农药经营者、肥料经营者、种子销售者,他们能够获得怎样的监管了?!

当然,地方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在某些已经注册了地理商标的主产区,对限用农药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甚至于会上升到采用刑法管制的办法。虽然其合法性有待验证,但是震慑作用还是蛮大的。

综上,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农村由国有企业(比如供销社、邮政系统等,目前国家体系内的经济组织真正能够切入农村、服务农村、了解农村的还就是这两家)对农资实施专营,进行专卖。即使不是全国性的一盘棋性质的专卖,也可以先期由某些省份,比如山东省、河北省、天津市等蔬菜产出比较大的省一级行政区进行试验。通过政府建立农资销售的指导价格,目的就是,严控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对农民的信息不对称上的掠夺与盘剥。政府既然没有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员去管理松散的农村农资市场,那就让这两家国字号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来搞,然后让他们去掌控上游生产商,政府来监管他们两家。如此,在农业技术服务方面,国字号企业指派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农民,政府进行监督指导,农民放心,生产出来的蔬菜政府放心,投放到市场上的蔬菜,消费者放心。

在此基础上,再由国有企业控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联合并购,形成一家能够占到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超过30%市场份额的超大级中央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这家批发市场的建设,完全地打造标准农产品批发市场,在价格引导、质量管控、蔬菜储备、服务菜农方面作出表率,并逐步过渡到可以直接进行田间采购的阶段,完成从国家层面协助农民进行销售的工作,进而在蔬菜产供销领域形成事实上的国家调控。

既然我们没有相当于西方整合产供销的农民合作组织,没有相当于台湾的农会,那就依靠国有企业吧,这会是最优解决方案。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过时的、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是市场经济所容许的。但是我们要说了,西欧国家对农产品产量的配额管制、价格管制,难道是市场经济的,是自由竞争的?只要有利于农民获取更合理的收益,有利于政府提供更有效的管理,有利于消费者获得安全健康的产品,我想这就是最优的方案。

本人认为,只有解决菜农的生产环节的问题,蔬菜村才能有重建的可能性,菜农的声誉才能有保证。对于王教授所说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我是非常赞同的。本人也是近几年才悟透出农村衰败的根源是人才的流失。即是,人才走了,永久地不再回来了。有时想想,古时,身在外的仕宦人家乞骸骨是最典型的归乡,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促进家乡建设。当今时代也有一些开明官员,退休后归乡,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再就是那时的乡贤,这是保持乡土中国延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古人逝后,往往归葬原籍,后世子孙常要在特定日子,比如清明,归乡扫墓祭奠,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乡建设。至于江南一带儒家典范,有设立类似家族教育基金的传统,既促进人才成长,也为富足之家与清贫之家的共同进步,保障后代都可以享受到同等机会,提供充足的财务条件。

如果说年轻人愿意回乡,政府又可以提供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让其在较长时间段内可以服务乡村,并在其离开后能够建立起新的人才承接机制,那么,乡土中国的构建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如果年轻人不愿意回乡,那么,那些曾经在农村生长生活多年、后来在城市工作生活、仍然拥有很大家乡情结、并有一定学识与能力、掌握一定资源与影响力的中老年人能不能返璞归真,老当益壮,衣锦还乡,为家乡建设立一番功绩呢?!这也会是一个选择项,政府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措施!

应该说,农业工业化、城镇化扩展将会是不可逆转的主流,物质文明的侵蚀性强烈而极具进攻性,作为乡村文明的载体——人,不可避免地去疯狂追逐,直至消亡!拯救,当然有办法,但只能是对个体多点奏效,全层次的乡村拯救是乌有之念!因为那些城乡结合部的、被城市扩充的、被规划为建设各种工业园区的乡村,注定是要消亡的。即使是远离城市的、很多交通不便的、人口流失严重的乡村,也必将消失。拯救乡村,也只是拯救可以拯救的部分,并且只能从中国传统精华——乡土精神中寻找,如同国家塑造中国文化的自信,同样需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一样。本人认为,加上国家调控下的经济组织对农民物质生活的保障,相信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村庄,形成一些乡村再造、延续乡土中国文明还是有希望的。

菜农,是在当今中国乡村中没有离开村庄的一部分人,他们仍然在祖辈的土地上耕作,只是更加辛苦些,收入当然相应地也高些;蔬菜村,这里不是空巢村,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虽然工作辛苦,但是他们在较高收入的支撑下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还是充满活力的,这里只是缺乏相应的人才来提供科学合理的管理服务。通过改进劳作方式,通过管控农资销售,通过维护菜农销售蔬菜的利益,就能够在物质层次保障这些农民在乡村的稳定,我想这是谈乡村建设的前提基础。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各种样的蔬菜村构建良好的乡村文明,形成持续的乡土中国发展,这将会是中国乡村这个整头大象中非常显亮的一点,也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

(来源:天熹策论)

专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仍然需要非常审慎地对待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减少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稳步推进汇率改革,加强资本管制应是当前可取的政策选项。

2012年以来,围绕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在未来五年左右时间内就可以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他们列出了若干加速开放的理由,如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和实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有助于倒逼国内经济改革等等。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并未成熟,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将导致金融动荡甚至危机。

中国已经具备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条件了吗?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成果显著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中国便启动了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进程。15年以来,在渐进模式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共计40项资本账户的具体交易中,中国有14项实现了基本开放,23项实现了部分开放,只有3项完全不开放。基于这些交易的开放程度所构建的资本管制指数从199912月的64%下降为48%

从主要类别的情况看,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简称FDI)属于部分自由化,一般情况下,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对FDI仍然进行事前审批。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通常存在很强的引资冲动,我国FDI的开放度要高于法规所允许的开放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有关方面正在酝酿修改《外资法》。如果修改内容获得通过,FDI有可能不再需要事前审批。第二,居民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DI)基本上是自由化的。总体而言,这类投资的规模还比较有限,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居民投资习惯和投资能力的制约。第三,股票和债券的跨境投资基本上也属于部分开放。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目前主要采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做法,并实行比较严格的数量限制。截至2015828日,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QFII)的投资额度为767.03亿美元,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简称QDII)的投资额度为899.93亿美元。另外,还有不到4000亿元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额度(简称RQFII)。去年以来,我国又出台了一些新的开放措施,如沪港通,允许外国中央银行、主权财富基金等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第四,国际借款属于部分开放,中长期借款需要获得事前审批,短期银行信贷则实行余额管理。第五,对于货币市场工具和金融衍生品投资,则实行严格限制,属于未开放领域。

总体上看,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直接投资领域。下一步的开放领域,将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开放(除扩大乃至取消境外投资者对股票债券的投资限额外,开放领域将扩大到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产品),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于这一领域,以及允许境内居民更为自由地从事境外证券和其他形式的投资。

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六个理由

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非常审慎地对待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六个方面原因。

第一,迄今为止,关于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是否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学术界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尽管在理论上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促进资源配置、实现跨期均衡和分散投资风险等好处,但在近年来国外学者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中,仅有一半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余则显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其经济学解释是:资本账户开放不仅包括各种潜在的经济利益,也包括相应的成本(集中体现为金融危机);如果成本超过了利益,开放自然就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上世纪8090年代,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与资本账户的不审慎开放不无关系,危机曾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倒退了很多年。

资本账户开放后产生的金融动荡和危机,通常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有关。不少研究显示,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往往因非理性或羊群效应引起,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最终导致有关国家陷入资产价格泡沫的生成和破灭周期(Boom-Burst Circle)。正因为看到了这样的开放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2年起改变了长期以来鼓励各国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认为当面对大规模资本流入冲击时,一国应该将资本管制当作可选的政策工具。

以上有关理论和经验提醒我们,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如果最终需要更大程度的开放(特别是跨境证券资本的完全自由化),那么时机仍然是个重要问题。已故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早在1993年就提出,对于那些转型经济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是所有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被称为“经济自由化改革顺序”的理论得到了诸多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实践的验证。凡是按此顺序渐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通常都成功地避免了金融动荡和危机;反之,则很少能够幸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根据50个发展中国家从1973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我们从经济自由化顺序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中发现,两者是高度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概率模型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顺序进行情景模拟。我们发现,如果中国在国内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在今年全面开放资本账户,那么未来五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将达到14.2%;如果继续实行渐进模式,在国内金融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再推动这个进程,那么未来五年发生危机的概率仅为5.6%

第三,由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滞后,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势必削弱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项。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国内市场巨大,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显然不是明智的选项。因此,如果要实现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必须首先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今年8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间价报价方式进行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朝着市场化和弹性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人民银行继续进行高强度的市场干预,其改革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能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资本账户开放的汇率前提仍然处于缺失状态。

在汇率制度僵化的状态下,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很可能助长短期资本的投机性攻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危机国家实行了过于僵化的汇率制度,这个教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四,中国的金融监管还不成熟,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很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动荡。今年3月以来,中国的股市经历了剧烈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先是在三个月内上涨了60%,然后又在短短三周内下跌了30%以上。股市的急剧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监管部门准备不足,应对危机的经验相对缺乏。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次股市动荡是一个标准的(尽管时间很短)资产泡沫生成和破裂的过程。政府加快资本市场发展的初衷,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泡沫的生成和扩大。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本次股灾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大面积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很可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和人民币急剧贬值,并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第五,中国的要素市场还不够市场化,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将加大市场扭曲。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最终产品价格已经完成了市场化进程,但诸如能源、电力、环境资源等产品价格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都会以价格信号作为自己的决策基础,如果价格信号是扭曲的,结果一定会导致错误的决策。倘若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在增长趋于稳定之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很可能成为产能过剩的新源头。

第六,宏观经济形势要求放慢而不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节奏。当前,由于“三期叠加”和周期性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的加息预期正在不断强化,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现象严重。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过去一年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本外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加速开放,极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大规模资本外流现象,这是非常危险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我国甚至有必要加强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减少周期性下行压力,我们需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实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尽快推动外汇市场改革,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改革。然而,面对资本外流压力,同时兼顾这两项政策是比较难的,因为降低利率很可能使得资本外流更加突出,并且引发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交互作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会大量消耗宝贵的外汇储备,而且可能导致已经启动的汇率机制改革停滞或倒退。为了兼顾降息、稳定汇率和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加强资本管制应该是当前可取的政策选项。

(编辑  王生升)


*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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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9月于香港完成整体上市后5个月,中信股份再度发力,引入正大光明(正大与伊藤忠的合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全部交易完成后最终持有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发行股本20%。 据悉,对于这次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的交易,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发出的公告中,公示本次交易的理由是出于与正大及伊藤忠的战略合作考虑。为此,我们对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唐臻怡进行了专访。

20149月于香港完成整体上市后5个月,中信股份再度发力,引入正大光明(正大与伊藤忠的合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并在全部交易完成后最终持有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发行股本20%

据悉,对于这次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的交易,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在2015年发出的公告中,公示本次交易的理由是出于与正大及伊藤忠的战略合作考虑。为此,我们对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唐臻怡进行了专访。

国企忌在“闭门”中改革

《经济导刊》 :中信为何在上市后不到半年,又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并同时引进两家外资企业?

唐臻怡:中信集团去年在香港整体上市过程中,泰国正大集团与日本伊藤忠商社希望通过正大与伊藤忠设立的合营企业(“正大光明”)认购中信的股份。整体上市完成后,中信于2015120日与正大及伊藤忠订立战略合作协议,同意向其出售2,490,332,363股现有股份(对价港币34,366,586,609.00元),并以港币45922,549,800.00元的总对价向正大光明配发及发行3,327721,000可转换优先股,并公告,三方期待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利用各自现有优势共同谋取并捕捉重要战略机遇。截至20158月底,全部交易完成,三方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为什么整体上市仅仅半年,中信股权结构就再度调整?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中信集团在香港整体上市有时间要求和市场配售份额的安排,因而只有在中信整体上市完成后,才能进一步研究确定与正大-伊藤忠的交易方案。

这次股权交易为中信集团及中信股份合计带来约800亿港元现金,其中一部分资金中信上缴国家,再次体现了国企对国家的价值所在。其余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增强公司资本基础,进一步提升集团融资和抗风险的能力。

《经济导刊》 :舆论界对中信引进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有些异议,尤其是伊藤忠的日资身份。也有人问,为什么考虑选择与日资企业合作,而不是欧美企业?

唐臻怡:网上确实对引进外资有疑义,我们应该从正面去理解中信引入国际战略合作伙伴的意义。20159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和机制。中信集团一直是“坚定不移”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战略的,今后仍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大胆探索创新跨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至于为什么不是引进欧美企业,而是把日本、泰国的大企业引进来,我们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去衡量利弊和可行性。

欧洲很多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国家甚至濒临破产。美元资金回流态势明显,谁还有能力拿出100亿美元投给你呀?日本现在融资成本非常低,仅为2%左右。伊藤忠认为,中信在国内影响力大,能够多元化发展,又有开拓国际业务的能力,他们看好并愿意与中信这样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合作绝非一厢情愿,绝非纸上谈兵,不能在国别上划线。合作双方要有实力、有互补性。我们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比如去泰国、缅甸等国参与重大项目招标,会见政府人士,正大都可以帮助进行安排协调。伊藤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综合贸易公司之一,它的物流、贸易能力在全球都是排在前面的,每年进出口铁矿砂达两亿多吨。现在我们在海外投资的铁矿国内外市场情况都不乐观,伊藤忠可以帮助我们到国际上去拓展铁矿砂的销售渠道。它的物流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将很多业务连接起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合作互补。所以引进这两家外资企业,是中信在国际化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习总书记在9.15会议上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并强调利用外资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明确指出,国企走出去时,要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因此,正确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在国企改革中进行大胆创新和积极尝试,是当下最为关键的重点。

《多维新闻》在三方达成合作意向之时就指出,中信集团到香港整体上市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摆脱闭门造车式的国企改革,必须站在国际化的高度上推动企业进行自身改革。

中信要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经济导刊》 :中信集团领导对这次交易是如何评价的?

唐臻怡: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非常看好这次交易。他认为,就应该大胆走出去,而不是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他一直以来有一个“梦”,要把中信集团打造成一个具有中国示范意义、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

《经济导刊》 :中信引进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是出于战略考虑还是财务安排?

唐臻怡:当然是出于战略考虑。中信是在香港整体上市的国际化综合公司,当然要打“走出去”这张牌,如果股东全都是地道的中国企业,怎么能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增加更大的竞争能力。中信需要在战略上有国际化的考量。

我们都知道,中信的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中信整体上市后,你们《经济导刊》编辑部发表了《中信与改革同行》一组文章,回顾了中信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肩负着中国对外开放窗口的重任,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者的历史。同时也提出,中信登陆香港,整体上市后,将按照国家部署的“走出去”战略,开启全新国际化旅程。可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实施中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步骤和保障。

《经济导刊》 :中信是否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在治理结构、股权调整等方面加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唐臻怡:国际化程度较高是中信鲜明的特点之一。30多年前,中信就把海外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在海外投资中,一直是从国家建设和国家利益着想,在海外投资具体项目中,注重选择投入国内短缺的资源领域,这也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在践行“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中信仍将是先行先试,为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必然会在治理结构,人才匹配、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进行相应的抉择。

强强合作的国际大企业梦

《经济导刊》 :中信同时引进两个亚洲战略投资者,是否表明中信要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将重点放在亚洲地区发展和实业投资的布局?

唐臻怡:中信将进一步深化国际经济合作、重视地缘政治经济布局、拓宽产业全球部署和深度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四个方面的作用。这次股权再分配,就是在考虑要契合国家和中信集团“走出去”整体要求和布局。先要立足亚洲。通过与正大和伊藤忠商社的合作,将获取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更多的业务机会,深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

《经济导刊》 :正大和伊藤忠是中国对外开放后先行进入中国,与中国开展投资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中国有很多成功的合资、合作项目。未来,中信与他们在共同开发海外市场,是否有共同投资海外项目的深度合作?

唐臻怡:正大集团是东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商企业之一,在全球范围从事广泛的业务活动,包括农工业、零售及电讯业务,它是第一批到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截至目前,正大集团已经帮助中国移动、上海汽车等国有企业进入泰国市场,三一重工等其他民企也与正大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有诸多的合作。

伊藤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综合贸易公司,在中日建交之前,就一直积极推动恢复中断的中日贸易。1972年,伊藤忠被中国批准为首家获准开展中日贸易的企业,40多年来,始终积极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

在具体业务合作发展中,中信将与正大合作开发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业务,如泰国的商业地产、电信、金融、高铁以及沿线城市开发业务、缅甸的港口建设、水力发电业务等。还将与伊藤忠在零售金融、海外资源开发、汽车贸易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业界普遍看好三方的合作前景。

中信、伊藤忠、正大是中国、东南亚和日本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三大企业都有在亚洲市场积极扩展的强烈意愿,同时在不同领域各具极强的专业能力。中信的核心优势在金融服务方面,外国企业对与中信合作有极高信任度;伊藤忠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物流业方面都有强大的优势;正大集团在东南亚以及中国市场的食品和零售业领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三家企业都在寻求扩大投资视野,并且对进入其它领域也有极大的兴趣。

《经济导刊》 :三方合作拓展全球市场的互补性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唐臻怡:中信的实业领域较为偏重传统行业,重资产结构特点明显,这也是历史发展下来的一个现实结果。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公司也一直在做调整和转型。目前,中信正在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布局,农业是我们考虑要做的一个领域。正大在农业领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现代农业方面。正大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很强的社会资源,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比如中信建设要到东南亚进行工程承包,正大就有能力在本地政府及社会有关方面进行各种沟通协调。

伊藤忠在物流贸易方面能力很强,例如,它有一个资产,叫FamilyMart(全家便利店),在全球都有布点,有超过2万个超市、便利店。如果利用这个遍布全球的网点,把中信银行的ATM机网点进行推广,每一个超市里面都安上分机,这就相当于中信银行多开了2万条ATM机的网点渠道,现在是渠道为王的时代,可以使得中信银行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另外,伊藤忠的铁矿石贸易能力非常强,中信澳大利亚铁矿的6条生产线开通以后,年产能力将达到2400万吨,可以通过伊藤忠进行全球交易。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能源类资产价格都很便宜,是进行收购的时机,但是单个企业出去进行收购的风险太大,而伊藤忠有意愿与我们在这方面合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收购矿产资源,可以联合伊藤忠一块儿进行收购,分担风险,分享权益。我们要在全球资源能源板块有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但必须拿到矿产才有定价权,这些项目都需要有比较强的合作伙伴。海外投资的风险是很高的,中国很多企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事实证明,采取适宜的国际合作方式,对中国企业成功的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济导刊》 :通过与正大和伊藤忠的合作,是否对中信从金融和非金融,国内和海外业务的结构会有调整?

唐臻怡:中信集团一直在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牵涉到今后的战略选择的两大方面,即金融与非金融的结构与利润平衡,国内与海外业务的业务平衡。通过实现这两个平衡,最终能够成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国际大企业。

中信无疑是正在为这个目标进行战略部署,它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已经看不到财务投资的身影,同时更加从实业角度考虑战略安排,这将对今后中信陆续开展的业务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

为中国的开放发展与国企改革探路

《经济导刊》 :这次交易是否也是中信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次尝试?

唐臻怡:中信集团实施本次交易,可以说是继中信在香港整体上市之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又一大手笔之作,进一步将具有“战略性”和“支柱型”国企的中信集团全面对接海外,这也需要相当大的改革魄力和政治勇气。

正在积极进取和快步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确实需要有中信这样的国际视野和开放创新的精神。将中信集团打造成一个战略投资性平台,将是国企经营思路重大方向性调整的“二次革命”。

《经济导刊》 :中信集团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方面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

唐臻怡: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信将会不断创新国际合作模式,以中信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将比传统的西方跨国企业更有优势。这种综合性企业集团的国际化拓展,能够更灵活地处理资源性投资、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开展多样性的投资和金融业务,同时,将为专业型企业的后续“走出去”战略提供很好的对接,为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发展战略起到较好的杠杆作用。

(编辑  季节)

整治网络谣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建立依法治网机制,同时需要政府部门提升媒介素养和舆论引导能力。在新媒体层出不穷、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建设顺应时代需要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成为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和执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这两年媒体进一步朝着网络化、移动化、社会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社交媒体在舆论的酝酿、爆发、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在上海踩踏事件、哈尔滨大火事件、庆安枪击案、重庆最短命医改方案、东方之星翻沉事件、文登事件、天津塘沽港爆炸事件、股市波动等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或公共议题中,各类网络谣言的肆意传播,不仅对公共事件的处置带来负面影响,更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谣言的动因

1947年,波兹曼(Postman)提出,谣言(的传播力)=(事件的)重要性×(信息的)模糊性。因此,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权威信息模糊甚至缺失,就造成了谣言滋长的空间,增强了谣言的传播力。

随着移动社交网络的发展,近期的社会谣言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分析,这里既有政府因素,也有媒体因素,还有一些意见领袖的作用。

一、政府因素

政府是突发事件处置的主体,如果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只做不说、多做少说,或者不能及时与媒体和公众沟通,就给谣言滋长创造了条件。哈尔滨大火案、庆安枪击案、天津塘沽港爆炸事件等重大事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方面问题。

以庆安枪击案为例,52日下午,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内与执勤民警发生激烈冲突,经再三警告无效后,被民警枪击身亡。14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公布庆安枪击调查结果及现场监控录像。在这两个星期内,各类谣言恣意传播,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谣言是:徐纯合是上访的访民,被民警截访并击毙。许多网络大V力挺徐纯合,一些网民甚至组织“快闪”,在一些公开场所打出“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的招牌。

在录像公开前,徐纯合是置于社会同情一方的。为什么很多网民相信徐纯合是无辜的?一方面是由于现场录像没有公开,公众不了解真相;另一方面,此次事件引发了当地政府干部的一连串次生危机,而且都被证实。这些信息虽然与徐纯合案无直接关联,但属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相关舆情,佐证了公众对于“当地官员腐败,徐纯合因上访被击毙”的先入为主印象。

再以天津塘沽港爆炸事件为例:发生爆炸数分钟后,网民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现场直播了爆炸视频画面。81223:29Ada豆豆豆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朋友圈塘沽万科海港城附近爆炸…着火那部分…谁知道怎么了】。23:37,又有网友发布了配视频的微博。(见下图)13日下午,天津市政府即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但参加发布会的都是区级干部,对许多情况不了解,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了解、不掌握、不知道”成为新的雷言雷语,新闻发布会直播信号被提前中断。这种不成功的新闻发布导致了后续谣言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

二、媒体因素

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传统主流媒体失声失语或负面报道和评论的集中出现,在社会化媒体异常活跃的情况下,也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

天津塘沽港爆炸发生当晚,微博、微信上关于爆炸现场的视频、图片、文字报道和评论被刷屏,仅爆炸后一小时之内,新浪上的相关微博就超过600条,然而当时天津卫视正在播放韩剧;第二天早上,当央视等主流媒体开始报道爆炸事件时,天津卫视还在播放韩剧和动画片。中青报曹林发表微博称:几年前我(在天津蓟县大火事件中)写过《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今天似乎依然如此。此说影响很大,也戳中了天津媒体的痛处。

哈尔滨仓库大火事件发生后,官方新闻通稿全篇共计 585字,其中报道“领导重视”的有258字, ,并点名表扬9名领导。配发的新闻图片是领导看望病榻上的救火英雄,但英雄只露出半个脑袋,还是把绝大部分篇幅留给了领导。

截至17日,此事件的相关舆情信息共10305条。在报道媒介上,新闻报道占59.7%,论坛为18.6%,贴吧为6.5%,手机网站占5.5%(数据来源于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媒体评论 433篇中,标题中使用负面框架的约占80%,中性框架约20%,无正面评论。负面评论则集中在“外行领导内行”、“消防要职业化”和“行政瞎指挥”等话题。

一些报道和评论的标题负面框架被放大和扩散,为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以重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引发群体性事件为例,331日下午14时左右,重庆市上百名群众在上清寺(重庆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聚集,通过拦路、打标语、喊口号等方式表达对325日发布的《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市政府相关部门根据预案采取了疏导措施,当天下午16时集访群众陆续离开。41日上午,重庆市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全市暂缓执行2014年版医疗服务价格标准,恢复执行调整前的医疗服务收费,并于42日至18日由各医疗机构退还新旧版本差价中患者多支付的费用。上清寺事件爆发当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两者叠加,导致舆情负面程度扩大,引发数家境外媒体集中报道该事件。

事件发生后,宣传部门要求市属媒体记者不采访、不评论、不报道,这一通知流传到网上,激起了更大的反弹,在需要主流媒体发声以有效引导舆论时已先失一分。在舆论引导和“危机公关”的过程中也缺乏对社交网络媒体的有效运用。27日下午,舆情监测部门已经发现有尿毒症病友在“两江社区”等论坛集体吐槽,引起广泛共鸣。有关部门30日已经决定暂缓执行2014版收费方案,但由于信息沟通不畅,31日仍有上百名群众上街,当日政府也没有通过任何社交媒体发声。41日晚23:35,通过华龙网发布了就此事件的答记者问。从这一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党政部门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仍依赖传统媒体和官方门户网站,缺乏对微博、微信、BBS等社交网络媒体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努力适应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要求。

三、意见领袖

在谣言滋生和传播的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往往要大于普通网民。这些人比普通网民拥有更多的粉丝,所说的话更容易被公众相信,谣言传播的危害也更大。王绍光在为凯斯·桑斯坦著的《谣言》一书作序时讲到,谣言止于智者的说法十分流行。实际上,在信谣、传谣方面,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所谓“智者”往往更甚于“愚者”;谣言不仅与事实相关,而且与情感、偏见也相关,遏制谣言的方式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例如,在天津塘沽爆炸案中,从13日早上起,在朋友圈、微信群、QQ群、微博里,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天津火灾消息中,一个扎眼的英文词组不断的跳跃——Burn Down原则,最初版本是这样的:“化学品爆炸国际通用的是Burn Down原则,就是划出隔离带,人员撤离,里面烧完炸完了再进去处理。谁想出这么冷血的标题‘唯有英雄逆火而行’,近千度的炼狱,消防战士以血肉之躯赴死?我真的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会让这么多年轻的生命白白地牺牲?他们需要的不是死后大家给他们点蜡烛唱颂歌,他们需要的是好好活着!”

随即各种版本的类似贴文引发广大网民纷纷转载。

凤凰主笔唐驳虎撰文指出:在谷歌上,不会查到任何关于所谓“burn down 原则”的真正资料,不仅没有任何关于该原则的中英文学术文章,更没有专业文献;甚至连英文网页中都没有出现过 burn down 用于表达灭火原则的用法。作者写到:根据笔者经验判断,这个“Burn Down”极有可能又是一枚“钓鱼党”们放出的鱼饵,用中文「Bèn Dàn」的谐音来钓鱼。

谣言的传播规律

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形态,有无规律可言?谣言大致有哪些类型?从时间序列来说,谣言一般是在突发事件的哪个阶段产生?从空间特征来看,容易滋生谣言传播的平台有哪些?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

一、谣言的类型

谣言种类繁多,涉及时政、常识等各个方面。如:

空穴来风:这种谣言纯属无中生有,一经传播危害甚广,但也容易辟谣。例如天津塘沽港爆炸案中的“burn down原则”谣言,虽然经一些网络大V转载后引起舆论广泛热议,但事后很快就被辟谣。造谣者称“burn down原则”是国际通行的,那么通过互联网检索工具很容易识破造谣者的谎言。

借尸还魂:把若干年前已经证伪的谣言改头换面,稍作修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利用人们的关注度和善意再度传播。

例如,天津港爆炸发生后,一则求助消息被大量转发。该消息称“找一名二小学生,叫奇家乐,14岁,妈妈伤的很严重,想最后见她一面,叔叔电话:1504731****”。事实上,如果通过查询,该号码归属地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如果在百度上搜索,这名叫“奇家乐”的同学在20157月时已经被同样的理由“寻找”过。此类谣言的制造者利用公众的同情心,在突发事件中让谣言得以迅速传播,扰乱视听,还对业已脆弱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

近日,一条题为《东莞工人普遍“一夫多妻” 女工争相“养”男友》的新闻火遍了大江南北,连网络大V任志强都在微博转发。原来,这个被广为传播的新闻中的主体内容都是复制了201038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性生活是女工心中的痛》。如今该文又被改头换面在互联网走红。

添油加醋:此类谣言的鉴定难度较前者更大,因为它的特点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事实为基础,以公众恐慌心理为掩护,添油加醋地制造真伪难辨的谣言。

例如天津爆炸案中关于氰化钠的谣言,就是利用了公众的恐慌心理,在天津港爆炸现场存有700吨氰化物的消息公布后,朋友圈出现了不少“善意”的提醒:有人说,这700吨氰化物已经被炸到了空气中,而即将到来的覆盖京津冀的降雨将把它们带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某外国使馆的英文消息说,人们应该避免与这些雨水直接接触,一旦接触,应该把所有衣物脱下来后洗澡和洗衣。

作为“毒药之王”的氰化物尽人皆知,电影里描写特工自尽时,藏在牙齿中的米粒大小氢化盐就能致人于死地。 “700吨氰化物!足以毒死所有中国人!”“天津港内部通知:生化部队已经到了,已经确认爆炸物有毒,预计今夜两点飘到市区,大家关好门窗!”“辽宁,天津,河北,北京的朋友们,今天有雨,千万不要淋雨,因为天津新港爆炸经确认,已有700吨氰化钠漂浮在大气中……”

那些天,此类信息在微博、微信中大肆传播,一度引起京津冀公众恐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出面宣布,目前华北地区以西南偏西风为主,爆炸事故在北京东南方位,爆炸释放的污染物主要向渤海方向扩散,对北京空气质量无影响,等等。事实是:氰化钠虽然是剧毒氰化物的一种,但以固体形式安置于封闭容器内时,性质相对稳定。即使有泄露,也不会挥发,更不可能上升到云层变成毒雨。而且,解放军防化部队于爆炸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爆炸区开展行动,用强氧化剂处理氰化钠残留。

移花接木:此类谣言往往是把其他事件的图片、文字等信息嫁接到当前的突发事件中,掩人耳目、真假难辨。

例如,天津爆炸事件后微博流传“请大家为生命让路”的号召,称“预计送血车队126分从南站出发送至泰达心血管病医院,行驶路线为南站—外环线(西青、津南、东丽)—津滨高速—京津塘高速—塘沽北站—泰达大街—泰达医院,车队组成为:京N322**、津CQ11**、津MBH1**(急救送血车),由警车接力带道,请求沿线车辆为生命让路,拜托大家!”

实际上,这是一条天津交警85日发布的救助8岁女孩于文昊的公告内容。于文昊在医治心脏病时被发现为罕见P血型系统,在天津交警的帮助下,江苏血液中心顺利调运300毫升“救命血”,当日小女孩配型成功。

二、谣言的时间序列

目前,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第一落点往往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其中传播的信息往往夹杂着诸多谣言,有一些造谣者为了吸引粉丝,还有一些为了经济利益(例如天津港爆炸后某女孩称父亲被炸死,非法获得网友捐款),甚至还有一些为了制造混乱。

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内,影响未来谣言走势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透明度、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如果通过“一网两微”(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实时报道事件调查和处置进展,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有效回答媒体和公众关切,就较容易遏制谣言的传播。但是,从回顾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布的时机把握。信息的透明性和舆论引导力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

三、谣言的空间特征

哪些平台是谣言滋生和传播的温床?20117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谣言人民共和国》,文章称中国的某大门户网微博是史上最佳的谣言机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对201492条典型虚假新闻的分析显示,59%的虚假新闻首发于微博,首发于微信的谣言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传播方式相对封闭,辟谣难度更大。

2013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部署了全国范围内打击利用互联网造谣和故意传谣的行为,查处了一批利用互联网制造和故意传播谣言的人员,关闭了一批造谣传谣的账号,一大批传播不实谣言的网站也被关停。自2013820日起,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犯罪专项行动”,寻衅滋事罪成为新的打击谣言手段。秦火火等人就是以此罪名被拘。

然而,时至今日,每当突发事件发生后,网络谣言并未被杜绝,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微博、网站都是网络谣言的传统重灾区,微信也加入其中。

合力整治网络谣言

整治网络谣言既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建立依法治网的机制,也需要政府部门加强舆论引导能力,还需要媒体加强自律。

一、依法治网

对信息传播进行法律规制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利和自由。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发展,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已形成共识。在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任何信息传播行为如果超出合理的言论自由的界限,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就应当依法进行干涉,制裁违法行为,社会组织、传媒法人及相关公民也应以此为依据进行自律,以维护公共利益与个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规范不是中国独有的法律现象,而是世界上多数国家所共有,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其法律也绝对不会允许肆无忌惮、损害他人或公共权益的传播行为。

二、信息公开

突发事件中,政府肩负着信息监测和信息公开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备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第44条第2项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酌情“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第10项规定,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等,容易诱发突发事件的若干信息也在应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之列。

新闻发布制度有助于政府部门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尊重并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新形势下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桥梁,对协调政府与传媒、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从设立新闻发言人到全面建设新闻发布制度,并最终实现新闻发布的制度化、法制化,经历了循序渐进、与时俱进的过程。在新媒体层出不穷,信息传播方式多元化,人民群众对信息的需求也更为全面的时代背景下,建设顺应时代需要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成为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和执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在我国越来越普及,新闻发布工作已经从以往新闻发言人的表态和新闻发布会,转变为以新闻发布会为核心,借助多种信息传播手段传递各部门信息的活动。在传统的新闻发布工作中,新闻发言人的任务是全面准确地回答媒体的提问。但是社交媒体发展之后,公众意见更加直接地影响媒体判断,左右记者的提问。自2012 年以来,每年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都有记者以“有网民认为”“网络上有一种意见”“目前我国网民的主要态度”等作为开篇语进行提问,甚至有不少媒体在各种大型记者会之前,向网民征集问题。这些变化也对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出了更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三、媒体自律

自媒体博文的源头监管,网络运营平台责无旁贷。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平台应进一步健全辟谣机制和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对于造谣、传谣的账号实行各种惩罚措施,对于恶意发布、传播谣言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编辑  丁凡)

深化改革

我国开发性金融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长期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中占据关键位置,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一体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战略性意义。在国际金融合作的舞台上,我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发起成立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焦点效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性金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并作出一系列重要安排,标志着我国开发性金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上一般认为,开发性金融的发展方向是善用政府支持的杠杆作用,使融集到的大额资金发挥最大功效,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期,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组织编写了《全球开发性金融发展报告2015[1](以下简称《报告》),筛选了全球33家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DFIs)和社会组织,包括多边开发银行、高收入国家的开发银行、中低收入国家的开发银行、中国因素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国际性的开发性金融协会,对它们近些年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分析,阐明了我国开发性金融发展的世界意义,对如何引领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国际潮流提出了建议。

全球开发性金融的新一轮蓬勃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倒闭,国际开发性金融经历了发展低迷期,但是《报告》显示,全球开发性金融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21世纪初以来,一大批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成立,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亚开发银行、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委内瑞拉经济与社会发展银行、蒙古开发银行等,以及我国参与发起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大部分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总权益和总贷款在2006-2014年间实现了显著增长,一些开发性金融机构成长为超大型金融机构,并在世界金融市场扮演重要角色。在获得不良贷款率数据的11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中,有7家不良贷款率低于本国金融行业平均值。而这期间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商业性金融普遍陷入萎缩,这说明主要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危机的严重影响,相反呈现明显的反周期特性。2012年世界银行的调查也有类似结论,认为这一类机构在商业银行遭遇暂时性困难、私营部门融资受限时,通常会加大贷款力度。

为什么全球开发性金融会迎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直接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开发性金融的作用,但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是,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对长期转型性投资的巨大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

首先,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需要开发性的引导资金,以启动项目并促进变革进程。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的重要主题,与之相应,区域一体化不断加深,推动经济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各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以及各国各地区市场的深度融合。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推进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非洲也在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非洲开发银行制定了《区域一体化战略书》,跨境基础设施已经在建设之中。所有这些努力,共同开辟了合作的新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区、能源资源联合开发、经贸合作以及国际金融合作,无论哪一个方面,都需要长期、大规模投资来启动战略性的项目,以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其次,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长期资金。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必须增加长期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升级产业结构。新型城市化浪潮对可持续性、耐风险考验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日益高涨。世界银行预测,2030年各新兴经济体的城市人口数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新增20亿人。大量人口向城市迁徙,意味着对水、能源、交通等需求也相应增长,全球范围内陆路交通、电信、电力、供水和公共卫生等部门所需的基础设施投入将高达53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算,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如能源、交通、电信、供水和公共卫生等,共需投入约8万亿美元。

第三,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积极培育市场以实现有效融资。随着低收入国家数量从2000年的63个快速减至今天的34个,未来全球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如何帮助转型中的低收入国家完成市场培育,逐步过渡到可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获得可靠的融资,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转型。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诸如教育、卫生、减贫、保障性住房等公共品往往供给不足,城市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了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品供给动力不足。最后,实现绿色增长需要在农业可持续增长、产业升级、可再生能源创新等领域做出广泛努力,只有当技术突破使成本显著降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时,市场才会形成,私人投资才会形成规模。国家应当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支持,在培育前沿市场方面主动作为。

与巨大的融资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发展援助和社会资本无法给经济提供足够的长期发展融资。2013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的总支付额约为1500亿美元,而且结构零散,不足以应对大规模开发性融资需要,不足以承载转型所期的长远愿景。同时,各资本市场上短视主义盛行,私人投资者和商业性金融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往往高估风险,持观望态度,加剧了中长期投资的供需矛盾。

长期投融资短缺的症结并不在于资本总额不足,而在于缺乏有效的融资中介,能够引导资本投向复杂、期限长、风险更高的项目。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长期投融资渠道的开发很不充分,现有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政策必须经历改革,才能适应长期投资的需求规模,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对此,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着力释放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潜力,鼓励这些机构开展具有开发性的长期投资。更多国家认识到,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长期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中占据关键位置,是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一体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战略性意义。

中国开发性金融探索的国际价值

中国开发性金融的探索和实践与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发展紧密相连。国家开发银行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经过20年发展,我国开发性金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国际金融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国际影响力、引导力和示范效应越来越大。

一项显著成就是,20余年间,国家开发银行从最初的政策性金融学习者,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领军者。开行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1998年,陈元同志领导开行把国际先进金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之路,迅速获得成功。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以胡怀邦为董事长的开行领导班子,不断深化开发性金融实践,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稳步推进开行深化改革。20153月,国务院批复《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明确了开行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

《报告》显示,到2014年末,开行总资产达到1.66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开发性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2.7倍,超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同类机构的总和,同时不良贷款率连续39个季度保持在1%以内,资产、利润、项目、风险管理、业务种类等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业绩最佳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回望世界,自1816年全球最早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法国储蓄托管机构(CDC)成立起,在国际开发性金融近200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用不到20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国外同行的超越,充分显示出中国开发性金融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中,我国对开发性金融的认识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对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简单化的二元认识,形成了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开发性金融理论,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开发性金融的再认识。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金融形态。《报告》指出,开发性金融机构与传统的政策性银行相比,更主动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公共政策(或国际发展)的既定目标,而不是依据行政命令进行资源配置;更强调资产质量、风险管理和财务可持续性,而不是以政府转移支付或补贴作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更有效率,产出更具规模、更具有可持续性,影响力更大。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比,不以利润和股东权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政府所确定的公共政策和战略性目标,仅追求收支平衡或略有赢余,以实现可持续经营;不受商业银行短期融资期限错配的制约,可以依托主权信用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因而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核心产业部门、公共项目以及国际开发合作提供长期、大额融资支持。同时,在那些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领域(如公共服务)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和制度,为商业金融和社会资本的参与奠定基础。

在具体实践中,国家开发银行把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与金融的投融资优势相结合,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在支持项目运作中形成许多卓有成效的发展理念和金融原理,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例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市场空白、缺损情况,开发性金融积极推动市场建设,通过市场主体建设、现金流建设、信用建设、治理机构建设等“四项建设”,搭建市场化运行的政府融资平台,推动银政合作,形成了城建融资芜湖模式、中小企业融资“四台一会”等模式,2011年被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收入案例库。“规划先行”理念和规划合作也是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国际上的鲜亮名片,通过融资规划,建立与各地发展规划的对接,动员社会资金覆盖全部地区、领域、行业所有项目的融资需求。截止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累计与54个国家签订规划合作协议,完成27份不同国家的规划报告,打破了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对国际规划咨询的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规划合作选择。这些理念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重要探索,与世界银行、IMF等机构极力推介已被证明破绽百出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反差,代表了国际发展理论的先进力量,更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受到越来越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欢迎,每年都有大量外国政府、银行、企业骨干来中国培训。

在国际金融合作的舞台上,我国积极行动,发起成立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焦点效应。自2005年始,国家开发银行先后推动成立上合组织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和中国-东盟银联体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合作发挥了先试先行作用。2013年以来,中国开发性金融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加包容的合作精神、更加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活跃在世界金融舞台。我国发起成立旨在向亚洲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推进互联互通方面提供融资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20147月,金砖五国领导人签订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时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成立,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首个项目——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项目已经启动。中国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发达国家的被动反应,迟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相对黯然失色,为建设更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带来有利因素。可以预见,这些机构必将引领更多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际投资参与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在国际合作中引领开发性金融发展

展望未来发展,我国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一方面将继续承担为经济社会发展筹集中长期资金的重任;另一方面在全球转型进程中还将发挥长期规划、市场培育、以及聚合各方力量促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战略性作用。

以战略视野制定长期规划,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巨大潜能,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经济体。开发性金融机构具备制定长期综合性规划的专长,可以成为规划方面的“融智银行”,能够协助各国政府、尤其是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长期综合性规划,助推发展。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制定长期规划中,根据对该经济体的具体情况和优劣势的分析助其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多元化进程。非洲开发银行已经走在路上,它认识到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必不可少的,为每个借款国都制定了五年期国家发展战略。《报告》显示,非洲开发银行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合作,共同制定了2011-2015年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与该国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规划相一致;具体提出了非洲开发银行将如何支持该战略的实施。中国开发性金融也将继续在规划合作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国家开发银行开展委内瑞拉国际规划、瑞典国际规划等案例,展现出规划工作在开发性金融原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包括区域规划、产业规划、社会规划、市场规划、融资规划等内容的工作体系。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导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的形势下,开发性金融的国际规划合作将是我国经济外交的新名片。

开发性金融还将在市场培育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担当市场建设先行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紧约束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健全,甚至根本不存在,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进程。市场培育的核心是信用建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信用是十分宝贵的信用资本。开发性金融依托主权信用,利用市场机制开展活动,可以主动建立市场、培育社会信用,启动和扩张投资,承担中长期风险,克服市场低迷状态,为投资者建立信心,以较小规模的投资引导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开发性金融的先行先试还可以推动改善借款方的信用状况和公司治理结构,为市场培育长期现金流,实现市场培育。《报告》显示,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印度和泰国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印度尼西亚的地热工程等“被视为技术上或结构上有风险”的领域,引领市场发展;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支持约旦制药企业获取知识产权,为克罗地亚、乌克兰制药企业提供长期运营资金,培育中东和东欧的制药产业市场;世界银行、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银行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支持风力发电、污水处理、节能改造等绿色项目。在这方面,中国开发性金融以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市场培育建设的艰辛和重要价值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这一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更有借鉴意义。

此外,开发性金融沟通政府和社会部门的桥梁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实现公共使命和战略目标为宗旨,又遵循风险管理、项目管理和财务表现等市场化原则,因此具有准公共部门性质,。这种双重角色使开发性金融机构能够获得公共和私营部门双方信任,在政府、商业金融机构、社会资本、融资人之间搭建合作平台,乃至担当融资综合协调人,促成有效合作。例如,世界银行创立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平台,主要为复杂的公私合营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PPPs)项目提供筹备和结构设计方面的便利,吸引私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伊斯兰开发银行与盖茨基金会合作,设计出“三方共赢”的创新融资机制,由国际融资机构(IFI)通过普通资金来源筹集大笔资金,并借由慈善捐赠的资助,将之转换成软贷款,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公益项目。中国开发性金融始终强调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实行“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融资机制,在“融资、融智”的同时,帮助各级政府“融商”,汇聚政府、银行、企业各方力量,打造产业生态圈,形成支持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合力。

着眼未来,在全球发展对开发性金融需求增加和开发性金融供给不足的矛盾下,各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不是相互替代和竞争的关系,也不存在开发性金融的最佳实践,各机构之间需要加强相互信任与协作,构建互为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携手发挥战略作用,支持全球发展融资。中国开发性金融在继往开来的创新发展中,当以充分的自信引领时代潮流。

为此,在亚信非政府论坛“开发性金融与亚洲发展”会议上,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作为我国唯一的开发性金融社会组织,与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济活动银行、亚太开发联盟机构共同发出《开发性金融机构相互信任与协作发展倡议》。《倡议》提出,全球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加强理念沟通与经验共享,共同推进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中长期投融资合作,加强政策、信息和规则的沟通协商,共同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合作机制;加强规划合作,增强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积极促进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和规划衔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亚洲的互联互通筹集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消除亚洲发展的瓶颈制约;加强产业融资合作,支持符合各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强信用建设合作,加强对国际合作风险的识别、预警和防范,推动信用评级的国际合作;加强人员交流与合作,在开发性金融的智库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上深化合作,为构建各类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打好基础。这些“嘹亮”的倡议正如声声号角,引领开发性金融发展的国际潮流。(编辑: 宋斌斌)


* 邢军,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秘书长。王春来,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秘书处。

[1] 《全球开发性金融发展报告2015》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机床工业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需求严重不足,实际上是低端过剩和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是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与机床行业不能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现在,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已经到了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是否能从这轮严酷的调整中走出来,关键取决于企业资源的投向以及企业家,而国家产业政策思路的适当调整也十分必要。

无论是中国机床产业还是中国制造业,如今都处在一个时间窗口,既是一个结束,又在期待开始;既是敏感和关键的时间点,也是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的契机。

这个时间窗口有着许多标志性事件:国家推出“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展开下一轮“走出去”宏伟蓝图,亚投行的成立为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国务院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智能制造成为下一轮政策导向的主攻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上述一系列重要机遇和挑战成为中国工业由大变强的背景。

机床是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母机”,机床工业作为基础产业关系着国民经济和国防安全,不仅战略性特质明显,而且关联性强,与上下游产业联系密切。通过对机床行业发展现状的了解,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探察中国工业的共性问题。

结构性矛盾导致持续下行

中国经济从2011年下半年起已告别了过去近十年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回落到7%左右的年增长率,宏观上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国内机床工具市场也经历了一个持续的跌落过程,至今整整持续了4年时间。行业下行的直接原因是国内机床消费市场发生了显著且持续的变化,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求总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是需求结构显著升级。

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统计数据,与开始下行的2011年相比,2014年国内机床市场消费总额下降了 18.6%。值得关注的是,市场需求总量下降是结构性的,即低档通用型产品的需求下降最为突出,属于大幅下降,甚至称为“断崖式”下跌也不为过。而这一类产品的市场恰恰是我国机床产业过去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我们在这一领域长期占据绝对主导的市场份额,该类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给大部分国内机床工具制造企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四年来,行业企业一直承受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并且从目前情况看,这种下行压力还在进一步加大。

根据协会重点联系网络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下降6.3%,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6.4%,机床产量同比下降15.3%,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9.9%,其中金切机床领域的利润总额更是同比下降207.1%。今年上半年,全行业亏损企业已占近四成(39.4%),其中金切机床领域企业亏损面接近一半(48.6%)。由此可见,上半年除出口指标(同比增长2.3%)外,主要行业指标全部呈下降走势。在持续下行的压力下,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少数企业已处于半停产甚至停产状态。

然而,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经营困难的现状,并不能代表行业现状的全貌。要全面准确地判断行业形势,必须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理事长工作会议上,我们对行业现状提出了四点基本判断,并对今明两年的行业走势做出了四点基本判断。

对现状的基本判断是:第一,行业主体仍然处于下行区间,并且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第二,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显著升级的基本特征日益明显;第三,多方面的行业结构分化开始显现;第四,行业转型调整过程中已经呈现积极变化。

对今明两年的基本判断是:第一,中国机床市场诸多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二,行业运行还将承受更大的下行压力;第三,市场格局、企业竞争的结构性分化将进一步显现;第四,政府和企业的积极作为将有效对冲下行压力。

在经历了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机床行业陷入了四年持续下滑的逆境,还是在能够承受的上下波动区间,但我们需要关注市场的底部在哪儿。实际上,我们对当前困难形势的认识应该保持理性客观,还不足以称之为“危机”,叫调整更合适。因为这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一个必然阶段,从长期来看,调整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不会是一条直线,经济增长的调整和变化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机床工具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机床行业不可能拥有我们如此多数量的机床企业。以日本为例,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日本机床厂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中国机床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将经历一轮严苛的优胜劣汰。目前这一调整正在随着形势变化而展开。

在调整之初的201110月,我们做出如下判断:行业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企业的分化和重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样一个淘汰的过程迟早要经历,绕不过去,也不会舒舒服服地进行调整。而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就是一种外在推动力,推动行业结构进行深度调整。

行业调整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困难,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上看是需求严重不足,实际上还是低端过剩和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是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与机床行业不能适应和满足这种需求的矛盾。

机床工业出现结构性缺陷的原因:一是过去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倾向于追求量的扩张,这样一个大的经济环境对机床行业影响很大,单纯追求量,而忽视了质的发展;二是机床企业多年来的战略趋同现象,造成了企业无论大小轻重,几乎都是以“做大做强”为战略追求,这导致低端产品的同质化竞争;三是多年来制造业的发展生态存在不健康因素,突出特征就是浮躁,静不下去、稳不下来、风风火火,奢望一日暴富,例如看到重型机床好卖,就一窝蜂去搞重型,弄得重型机床很快就严重过剩。

我们正处在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

中国机床行业一次次咽下了结构性缺陷的苦果,现在外部经济环境也在倒逼行业调整升级。其实,“高端失守,低端混战”之痛早已是行业痼疾,大家不是没有认识,也不是没有努力,但为何且败且战、又且战且败呢?

正如2011年底我们在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指出的,不可否认,市场环境的显著变化是导致目前行业面临困难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行业过去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大环境的驱动,以及行业发展的阶段性限制,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规模增长的巨大成就而言,结构调整明显滞后。这是不容回避的又一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更具根本性的原因。

四年之后的现实境况,起码从两个方面印证了当时的判断。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失衡愈加严重,由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资源的脱实向虚,经济体征的实冷虚热。另一个方面是许多企业受累于前期规模扩张过猛,产能过剩,效益下滑更甚。

可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企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根本性的问题。前者具有外部的、客观的属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者则具有内部的、主观的属性,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而改变的。这正是行业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

现在,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已经到了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是否能从这轮严酷的调整中走出来,关键取决于企业资源的投向以及企业家,而首要的是企业家对问题和出路的认识。一是关于硬问题和软问题。技术设备、营销手段、竞争条件、优秀人才等是硬问题,花钱是可以解决的;而企业制度、文化、机制、氛围是软问题,靠花钱解决不了。而软问题又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起来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它又是非解决不可的。

二是关于同质化和差异化。通常我们认为,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是解决生存发展的路径,其实关键问题并不止于此。比起低端化,同质化才是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更本质的差距。事实上低端产品也能够依仗差异化获得生存空间,差异化生存才是健康的产业生态。即使做高端产品,也要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三是关于广度与深度。千山万水、千家万户的市场策略,是在广度上做文章;而个性化订制、为用户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等,是在深度上下功夫。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在规模上适当收缩,因为仅仅有广度无助于企业的升级,还是在走量的扩张的老路。

四是颠覆性创新和持续性改善。相对于百年难遇的颠覆性创新,制造业是一个需要扎实基本功的行业,持续性改善也许更行之有效。很多欧洲、日本制造业的百年企业都在谈改善、积累,积小胜而大胜的持续性改善正是这些优秀制造企业的灵魂。而我们常说弯道超车,喜欢毕其功于一役,喜欢“颠覆”,做了许多的夹生饭,欲速则不达。

五是从“能做”到“做好”。做高端产品,一要能做,二要做好。“能做”固然重要,而“做好”尤其不易,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做好”上,不能熊瞎子掰苞米,满足于显示科研成果,便不再向“做好”努力了。

调整国家产业政策的建议

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对数控机床产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时至今日,我国数控机床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综合差距,尤其是在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差距巨大,国家许多重点产业领域所需的高档机床装备还严重依赖进口。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产业自身继续做出全面努力,但国家产业政策的适当调整也是十分必要的。

众所周知,我国数控机床产业早已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数控机床市场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甚至对许多高档产品的进口还给予了减免税收的政策优惠。不可否认,上述政策对于我国数控机床产业开拓视野、扩大交流、主动融入全球产业合作和竞争,并在合作与竞争中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效果,最突出的负面效果是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国产高档数控机床产品的进步和发展。

除了少数企业的少数品种,目前我们在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差距巨大,无法与国外强手在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同台竞争,在国外强手的巨大优势面前,我们在自家市场上几乎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因此,在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领域,当前阶段还不适宜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政策方针,国家应给予适当的产业保护,以减缓国产高档产品和核心技术的市场压力,使其在适当的保护中逐步形成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此外,以往国家政策多着眼于财政补贴手段,而西方发达国家更长于采取税收手段提供支持,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可考虑适当借鉴。目前,协会正在编制《中国机床工具2020》,为企业制定“十三五”规划提供参考,并向政府提供制定产业政策建议,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建议采取相应的降低增值税等鼓励政策。


[1] 陈惠仁,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工业化是现代国家尤其是大国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通常被视为经济现代化之内核的工业化,是与现代国家对自身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过程。对大国而言,必须重视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而在这种类型的工业化中,装备制造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战略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国家战略的产物

一般来说,装备制造业指的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产业。严格来说,装备制造业或装备工业本是机械工业中的某些行业。装备制造业是指机械工业中所造产品较复杂、技术含量较高的部分,也只有这种高端的机械工业才具有国家介入的战略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使用武器的历史与使用生产工具的历史同样悠久,而现代武器既是机械的分支,又依靠机械来制造。因此,装备工业又具有军民两用的属性。

中国古代在科技上拥有辉煌的成就,但现代机械工业技术主要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是火药武器的发明国,但到明朝后期,西方已经后来居上,而明帝国不得不从西洋引进佛郎机等火器。从《火攻挈要》等文献来看,西方传教士在帮助明清帝国制造火炮时,使用了欧洲人用的西式机床。这是西方机械技术传入中国的开端。机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技术突破所无法绕开的关键因素。瓦特改良蒸汽机是英国工业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如果没有机床的改进,就无法完成高精度的加工,也就无法完成对蒸汽机的改良。而瓦特所利用的机床,一开始是为制造火炮而改进的。于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逻辑链条:军事需求—机床技术改进—蒸汽机加工精度提升—动力革命—民用工业受益—工业革命向深度扩展。在这条逻辑链中,前三个环节都涉及到广义装备工业的变革。因此,装备工业是工业革命真正的先导部门。

与暴力扩张的欧洲各重商主义政权不同,大清帝国具有一种农业帝国的特征,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华式天下”的差异。就经济发展而言,尽管清代中叶的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与省际分工,纺织、食品等各种消费品生产部门是当时中国GDP总量能占全球四分之一的基础。实际上,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工业化的英国纺织品也未能全面占领中国市场;而中国传统的农村纺织业反而利用英国的机纺纱自我革命,顽强地延续了生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传统的手工丝、茶业继续大量出口,并使中国在合法贸易中长期保持对英国的出超;英国不得已只有靠继续贩卖鸦片来平衡贸易,并借助武力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国门。然而,经济问题是无法与政治、军事问题割裂开来考虑的。英国拥有大清帝国所没有的装备工业,而装备工业提供了打碎天朝上国迷梦的“坚船利炮”。可以说,英国工业化的消费品在早期渗透中国,完全不是市场的自然选择,而是依靠装备工业与军事工业的保驾护航。然而,一旦迫使清帝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片面开放国内市场后,工业化国家的商品也就能在制度优待下畅行无阻,并逐渐积累其优势。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轮番打击下,输掉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大清帝国也被迫开始了工业化。但是,和一些先行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在起源之初就选择了具有军事色彩的装备工业为起点。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是一条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目标非常清晰: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技术,对内维系帝国的统治,对外抵御列强的侵凌。当然,具有这种战略眼光的就是所谓的洋务派。1865年,洋务派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工业企业。在创办江南厂的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建议曾国藩创办能够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就是用来生产各种机器的机床。容闳已经看到,中国人能够利用制造机床来制造枪炮、纺织机械、农机等各种各样的机械,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国防与经济焕然一新。遗憾的是,尽管江南厂的主要创办者李鸿章也认可容闳的观点,但迫于财政压力及短期需要,该厂最终还是成为一个纯粹的军工厂。不过,更为支持容闳的曾国藩,认识到仿造西方机器要掌握西方“算学”,于是在江南厂设馆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书籍,促成了西方科学知识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与扩散。可见,正是通过先行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清廷开始推动中国迈入工业时代的门槛。

然而,这与现代国家战略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在政府内部,推动工业化建设的洋务派官员是少数派,他们的专业技术与管理能力不能完全匹配现代工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无论在朝在野,漠视乃至敌视工业化的保守思潮仍是主流,甚至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等人也未能理解现代工业与军事竞争对于国家生存的意义。这样一来,清廷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碎片化的,高度依赖于一群受到多方掣肘的官员的个人运作,清廷曾寄予厚望的江南制造局等装备企业不能有效支持打击外来侵略。20世纪初的八国联军侵华,宣示了清廷大战略的失败。

夹缝中的装备工业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洋务派官员创办的一批国营企业艰难生存。在这些国营企业中,装备制造企业又由于侧重军工生产,具有纯消耗性,所以更难维系。然而,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的力量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开始接替国家主导产业的演化。当时,清政府尝试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革。例如,对于人浮于事的江南制造局,进行了“局坞分家”的改革,将造船部分独立出来,组建为江南造船厂,并聘请英国人毛根主持厂务。毛根引进英商船厂的人员和管理制度。在毛根的改革下,几乎丧失造船能力、负债累累的江南造船厂一跃成为可与外资船厂竞争的自谋出路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一批民营装备企业开始兴起,如上海大隆机器厂、求新机器厂、武汉周恒顺机器厂、扬子机器厂等等。这些民营企业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不断根据商机调整经营,其中不乏从手工小作坊发展为现代大企业的例子。

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威权统治,国家很快就进入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整体来说,北洋政府时期缺乏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北洋政府没有像晚清洋务官员那样,积极从事新的大型国营工业企业的创办;另一方面,对已有的企业基本上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一些大型军工企业的衰败。然而,在国家如此缺位的情形下,民营经济却大放异彩。在民国初期,革命所激发的创业热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从远东市场的后撤结合在一起,给了中国装备工业前进的动力与发展的空间。据统计,1913-1920年间,上海的机械工厂由91家增长到222家;天津的机械厂则由1911年前的不足10家,发展到1928年的130家,其中仅1915年就创办了32家。除了数量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若干装备企业有了质的进步。江南造船厂花重金从美国引进专利技术,并在战争末期开始以来料组装的方式为美国政府承造万吨级的运输舰;一些民营大企业不仅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且求新机器厂、扬子机器厂这两家规模最大的民营装备企业,还开始纵向扩张,投资钢铁工业,以期解决原料供应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时的中国从事装备制造这种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需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而一批民营企业家正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投身这一领域并坚持到底的。例如,中华造船厂的创办人杨俊生,原本在日本三菱船厂有稳定的工作,受孙中山的感召而回国创业,用求新厂创办者朱志尧的话说,投身于装备工业是为了“立国家富强之基”。

然而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返回远东,战时景气的消失对远东一系列工业部门造成了结构性的冲击。由于在战时扩张过快,中国装备企业的翘楚求——新机器厂、扬子机器厂等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逐渐陷入债务泥潭,最后被外资兼并。行业领军企业遭遇如此困境,自然给整个中国装备工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北洋政府基本上无所作为,使这些兼并看上去完全是基于市场原则的运作。但是,国家本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在东邻日本,装备工业的发展最初与中国一样,因为缺乏比较优势而举步维艰,东芝等企业在创立伊始就连年亏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同样面临着战后的结构性萧条,一批一战中扩张过度的装备企业难以维持。但日本政府及时给予川崎、三菱等企业以补贴,并通过军备订单让这些企业得以维持,并诱导这些企业进入航空工业等新兴产业。例如,从1932年起,三菱的航空机部门每年能从国家那里获得600000日元左右的安定利润,使其得以专注于技术研发,最后成功开发出了高性能的战斗机。在日本政府运用倾斜政策扶持装备工业的同时,日本装备工业又为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能力要强过北洋军阀。一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产业政策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重点扶持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但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也开始考虑发展装备、冶金等重工业,以加强战备。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派系纷繁,主事者的思想观念亦不统一,使其工业行政同样面临碎片化的低效能困境。当时中国的装备企业主要集中于上海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规模小、资本微薄,只注重短期市场需求,倾向于生产简单的机件与零部件。政府希望创办一家大型国营工厂作为领军企业,专门生产高端产品,并起示范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资金困难,要办大型装备企业不得不向英国借款,而英国方面认为高端装备在落后的中国缺乏销路,强令政府将中央机器厂的生产计划改为铁管等简单零件,也就意味着产业政策破产。此外,政府还曾经计划引入外资创办汽车工业,发展完整的汽车制造能力。但通用、福特等跨国公司的兴趣只在将零件运来中国组装,以避开关税。实业部只得再度向外商屈服。直到抗战打响,无论是机器厂还是汽车厂均没能建立,这暴露了其行政效能之低下。政府官员表示中国可以只发展轻工业,以避免与当时重化工业化正如火如荼的日本产生冲突。有这样的官员身居要津,自然很难期待装备工业能够顺利建设。

蒋介石则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引入政权,组建了专为对日备战而从事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出于备战需要,资源委员会对于培育装备工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当时在该会负责筹建机器厂的是留美归国的物理学家王守竞。希望创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而航空发动机直到今天也是名副其实的高端装备。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管飞机制造及使用的部门是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推进航空发动机的早期工作尚称顺利,王守竞也亲赴美国,与莱特等名厂洽谈技术引进事宜。但是,英国、意大利等国不希望看到这一大订单被美国独占,他们安插在航空委员会的顾问游说蒋介石,中止了王守竞与美国厂商的签约,转而筹备“公开招标”。只是,这一计划中的招标久拖不决,而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急迫的压力下,宋美龄干脆认为“造不如买”,最终否决了自制航空发动机的计划。资源委员会耗费了大量时间、金钱,航空发动机计划终于流产。整个过程也暴露了南京国民政府缺乏培育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意志与能力。

这样,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的装备工业仍然极为幼稚。一方面,在一个开放性的自由市场上,民营装备企业发展阻力重重,并面临着被外资吞并的威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虽有心培育装备工业,但没有行动能力。在这一时期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才数量开始增长,中国装备工业的这一苗头是可喜的。然而,仅1934年,日本大学、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机械、造船及车辆专业技术人员就有3648人,而1933-1935年中国整个大学工科毕业生只有3350人,这一差距不仅决定了两国装备工业的差距,也影响到两个国家的国运。

转折期的浴火新生

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对中国的装备工业而言,抗日战争同样是其早期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国间的战争开始采取以现代技术装备为基础的总体战,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主要强国都较为注重发展本国的装备工业,尤其是一些新兴大国。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机床工具产业也陷入困境,但苏联和日本成为了美国机床的大买家。从苏联方面说,为了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下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该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斯大林明确指出装备制造业的独立是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础。对日本而言,其军方与官僚系统吸取了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教训,试图通过加速发展装备工业来打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便在其侵略扩张与美苏等国发生冲突时,军备供应不至于中断。实际上,中国的王守竞等人,也利用美国的大萧条,低价购入了大量机床与工具,这些设备成为后来大后方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有限的装备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集聚于上海附近。这种布局明显不利于国防,资源委员会曾考虑在湘潭等地建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即组织上海等地的各类工业企业迁入武汉等内地,并随着战事的扩大再由武汉迁入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实际上,由于重化工业事关国防,国民政府对机械、化工等企业搬迁给予的补贴也最高,而装备制造企业在所有内迁厂矿中所占比重最大,达40.40%。战争结束后,尽管大部分企业又迁回东部,但仍有一批企业全部或部分地留在了西部地区,从而改变了中国装备工业的地理布局。以重庆来说,在抗战前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制造企业,正是抗战使其一跃成为西部地区的装备制造基地。而这些内迁的装备制造企业也对抗战作出很大贡献。战前,不少企业主要生产农机、纺织机械等民用装备,但它们迁入大后方以后,开始按政府要求制造枪械、弹药等军火,支援前线作战。这恰与底特律在战时成为“民主的兵工厂”是一个道理。

除了将东部地区的民营装备企业迁入西部后方,国民政府还新建了一批国营装备企业,这些企业规模更大、技术含量更高,成为战时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中坚力量。据统计,19411942年,后方机电企业共有752家,其中民营679家,国营仅73家。然而1943年统计,资本1千万元以上的大型装备企业中,民营企业一家没有,国营企业却有5家,且有1家资本在5千万元以上的超大规模企业,这是国企的真正实力。而国企与民营企业在产品制造上也形成了某种分工,以电机来说,民营企业只能生产一些小型产品,国营企业却已经开始尝试制造电站成套设备。实际上,国营装备企业的大发展,与国民政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一改此前的犹豫态度,对发展装备工业投入了较多资源。战前没能办成航空发动机厂的王守竞,也在昆明创建了一家综合性的装备制造企业——中央机器厂(与战前实业部的计划重名),并花重金从瑞士、美国厂商引进技术,制造发电装备、机床、汽车等各类装备,同时兼造炮弹引信等军需品。当时中央机器厂开始制造电站锅炉、大型发电机、组装汽轮机等开创性业务,技术难度大、生产周期长,企业的运营承受很大的财务压力,为其融资的国有银行也颇有微词。但是,王守竞坚持企业要尝试制造高端装备,政府每月也为这家企业注入资金,中央机器厂从而能够完成对电站成套设备的试制。尽管以今天的标准看,中央机器厂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过程不甚完美,例如汽轮机需要进口组装,产品仅是2000千瓦火力发电机组,但在战时被封锁的条件下,有此成就极为不易。而且,在制造活动中,中央机器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其中一些人如工程师丛勉,在建国后上海汽轮机厂首造6000千瓦汽轮机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是该厂引进制造的一些产品,如6250型柴油机(原型为瑞士的VD25柴油机),在建国后一直生产到1990年代。除了中央机器厂外,国民政府还创办了其它国营装备制造企业,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等。令人感慨的是,吃够了日军空袭苦头后,政府一改“造不如买”的主张,令航空委员会从美国引进技术,办起了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尽管该厂直到战争结束时产能仍极为有限,但它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就包括后来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吴大观。

尤为重要的是,在抗战期间,中国的机床工业开始得到发展。机床作为制造其它一切机器、装备、武器的工具,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前,处心积虑培育机床工业,摆脱对欧美列强的依赖;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8年通过了扶持国内机床产业的法案,实行了财政豁免,并统一了车床设计的标准。在政策诱导和军事需求的拉动下,日本的机床产量从1937年的年产2万多台,跃升为战时的年产5万~6万台。而在美国方面,主管战时生产的生产管理局于1941年要求美国机床工业公会在一年时间内成倍增加产出。1942年,仅辛辛那提铣床厂一家企业就能每17分钟造出1台新机床,而该厂每周工作7天,日夜不休。据统计,1941年美国机床工业年产18万台以上。这一产能差距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胜负。中国方面,由于战时贸易通道被日本封锁,机床的国产化被提上议程。当时,除了中央机器厂等大型国企从事机床制造外,一些民营企业也进入该领域。甚至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开辟了独立的机床制造与销售业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机床工业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从只能制造单杆车床发展为制造双杆车床,从只能制造8呎龙门刨床发展到可以制造16呎的产品,并开始制造精密车床。为了规范行业发展,国民政府还根据德国标准制订了《工具机检验规范》,显示出了积极培育产业决心。不过,由于起点过低,战时中国机床工业的年产量不足2千台,但它毕竟为中国机床工业起步打下了基础。例如,前述中央机器厂与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后来分别成为了昆明机床厂与重庆机床厂。这两家企业的成长是中国装备工业在抗战中浴火新生的缩影。

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既见证了装备工业对于一个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又使长期以来受各种不利因素束缚的装备工业迎来一个转折点。公平地说,国民政府在战时主动采取扶持装备工业的政策是有其历史贡献的,如果没有这种扶持,即使有战时需求,很多装备企业也难以发展。战后,国民政府片面地开放市场,在极为不成熟的情况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使得大量进口产品涌入,沉重打击了仍然极为幼稚的本国装备工业,而且导致民族资产阶级与国营厂矿职工的离心离德,加速了政权的溃败。

历史的选择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极为重视装备工业的建设,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中国近代的历史表明,一个由比较优势原则主导的开放性自由市场,并不能促进落后国家装备工业的发展,相反还往往造成阻碍,而一个缺乏本国自主装备工业的国家,几乎没有现代国防可言,只会诱使那些拥有先进装备工业的国家对其欺凌。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大批技术官僚主张效仿苏联,以计划经济的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真心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更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因此,1949年后由国家战略主导的工业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启示在于,对发展中大国来说,工业化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综合考虑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等诸多因素。如果国家丧失了独立性,经济也不可能得到高质量的发展。装备工业因其既能为其它产业提供技术设备,又是国防武器生产的基础,具有多方面的战略引导作用。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缺乏比较优势的装备工业,政府对于产业的介入与扶持是必不可少的。国家想要引导产业发展,必须具有坚定的战略意志,否则,无论何种产业政策都只能流于空文。


* 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作者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推行草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体制弊端以及产生的严重后果。实践证明,牧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有效改善牧区的整体环境和牧民的经营状况,这种制度创新并没有否定家庭承包关系,而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长江、黄河上游,境内海拔大部分地区在3000米以上。在全州三个自然类型区中,东部丘陵山地,农林牧兼营;南部气候温和,是全省主要林区之一;西北部为广阔的草甸草原,是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甘南州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也是甘肃省的主要牧区和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自治州辖七个县及合作市,其中玛曲为纯牧业县,碌曲、夏河、卓尼、合作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县(市),牧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牧民现金收入的85%以上,均来自畜牧业。[]

甘南州草场承包制的强力推行

甘南州境内草原广阔,水草丰茂,具有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和优势资源。全州天然草原总面积占全州面积的70.28%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开始在青藏高原推行。由于高寒草原畜牧业的特殊性,这种源于农区的体制一开始就遭到藏族牧民的强烈抵制,而各级政府在推行家庭承包制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干部层层动员。牧民的顾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牲畜归户后,各户管护和经营能力有限,畜种选择、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场的破坏、防疫等各种困难势必发生,而造成的损失却由牧户自担。二是草场承包到户后,长期形成的放牧习惯就要改变,也会产生一些难以化解的矛盾。

甘南州畜牧业经营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牲畜私有到户,二是90年代的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第二个阶段明显积极性下降。1981年甘南州在碌曲县尕海乡进行牧业联产承包到户试点,此后陆续在全州牧区全面推开,全州各县、社全面实施牲畜全部承包到户。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集体牲畜分包到户,二是作价承包,三是将承包的集体牲畜作价,集体收回畜款,牲畜归社员所有。[]这三种形式,严格说来只有前两种属于“牲畜承包”范畴,第三种实际是牲畜私有到户。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方针开始实行,名义上让牧民吃上“定心丸”,实际是将上述三种承包形式统一到阻力最小的最后一种,即牲畜私有化上。

1987年州委、州政府做出了《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是年底,碌曲、玛曲、夏河三个牧业县的1481.5万亩草地已实行承包,占三县可利用草地面积的52.9%;包到户与联户的占80.4%,包到自然村的占19.6%;凡承包的草地,由县政府颁发了草原使用证。[]1990年底,州委、州政府重新修订颁布《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完善了草场承包政策,但该项工作的开展仍然阻力很大。牧民们认为,草场承包到户形同“画地为牢”,与旧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并不愿意改变集体经济生活;况且承包后,各户草场质量不一,有失公平。针对牧民群众的抵触,相关部门从州、县、乡,成立各级专门工作小组,宣传部门进行配合,不断向牧民宣传普及草场承包到户的好处。如有利于牧民定居,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产积极性等等。甘南州为了推动草场承包,由政府包下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以减小承包遇到的阻力。

尽管如此,青藏高原上的草场承包仍然不彻底,虽然多数草场承包到户,但也有不少草场牧民坚持承包到联户,包到自然村的仍占19.6%,还有一些牧民又自发组建起专业合作社来。

草场家庭承包制的全面溃败

草畜矛盾在一切草原畜牧业中始终存在。在游牧生产方式中,矛盾没有公开化,牲畜游走采食可以使草场获得休养补充的时间。在集体经济时期,甘南州实行的是四季轮牧制度和粗放的两季轮牧制度,一般来说,滩地作为夏秋牧场,山地沟谷作为冬季牧场,在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严格的牲畜放牧途径和停驻时间,从而维持着较为缓和的草畜矛盾。

实行草场家庭承包后,甘南州的可游牧草场被分割,以牧户为单位将各户草场固定下来。铁丝网封围的家庭牧场是固定草场的象征,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为定牧。在家庭固定草场上放牧,牲畜采食范围大大缩小,采食导致的牧草减少不能通过空间变换获得补充,草畜矛盾必然发展起来,成为威胁草原畜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矛盾。

首先,草场承包后牧户增加出栏数量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有限的草场面积下,要增加出栏数量,必须增加基础母畜和存栏数量,势必造成草场超载和过度放牧,结果是破坏草场生态,造成严重的草场沙化、退化(见表1)和黑土滩化。据统计,2014年甘南州沙化草原约80万亩,其中流动沙丘5.17万亩,沙化草地74.83万亩。经2008年调查统计,甘南州鼠害总面积是1929万亩,“黑土滩”草地总面积约达400万亩。[]

1 2014年甘南州各县(市)草原退化状况

第二,牛羊生产均为户育户养,导致畜种退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牲畜配种由各户独立完成,牲畜近亲交配繁殖频率非常高;随着人口增加和藏族牧民商品观念的增强,草场载畜量不断提高,过牧导致草场退化,牧草供应量不能满足牲畜的采食需要;家庭牧场的有限性,使牲畜采食的牧草种类单一,营养失衡;对畜种退化产生直接影响;牧民单家独户经营,经营管理下降带来选种不良,交配不当,喂饲不精,畜种退化。

第三,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过度放牧,改变了高寒草原生态的许多因子,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以玛曲为例,由于过度放牧和人为滥挖虫草和药材,植被遭到破坏,失去对土壤的保护,造成水土流失,致使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成为基岩裸露区。1991年以来,玛曲草原干旱现象加剧,草场沙漠化扩大,鼠虫害严重,许多泉水干涸,河水减少。草场过牧,草地质量下降。由于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当地出现频繁的泥石流灾害。201087日,甘南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引发三眼峪、罗家峪等四条沟系特大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流经区域被夷为平地。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玛曲可谓母亲河的母亲,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玛曲作为黄河“天然蓄水池”及“中华水塔”的生态地位。

第四,草场承包后,牧户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各户经济实力的差异,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造成牧户之间贫富分化极为严重。

第五,不同于生产队时期的集体生活方式,牧民过着分散、孤独的个体生活方式。牧民住户异常分散,牧户之间距离较远,且交通不便。夏秋放牧季节,家庭主要劳动力一般留在草场放牧,老人孩子在定居点生活,无人照顾,条件艰苦。

第六,牧民居住分散,导致适龄儿童上学成为一大难题。有的适龄儿童无人看管,只能跟随父母去草场放牧,上学被耽误,不利于藏族孩子的成长。

第七,受气候、水质、饮食习惯及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牧民基础性的体检、保健等无从谈起,一些高原心脏病、胆结石等常发病难以防治,牧民平均寿命仅为67岁,低于全国74岁平均期望寿命。草场承包后,牧区交通不便,通讯滞后,更加剧了牧民看病难的问题。

第八,全州草场面积有限,且“不留死角”全部承包到户,各户只留出部分牧道供牲畜通行,但未留出牧民出行道路。许多牧户不愿让出越来越珍贵的草场作为道路,原来留出的牧道亦越来越窄,导致牧民和牲畜出行困难。

第九,草场承包后,冬季牧民一般在定居点附近所划分的草场放牧,夏季便到靠近边界划分的草场放牧。全年基本都在草场,住牦牛毡房,饮用河水或井水,使用光伏发电,无法享受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

第十,生产队时集体经营草场,分组轮流外出放牧。草场承包到户后,牧民个体长期孤独在外放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无人交往,降低了牧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高寒草原畜牧业由于盲目照搬农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所造成的负面效果远超农区。不仅对草场、畜种资源造成不可恢复性的破坏,而且加剧了长江、黄河主要河流发源地的水土流失,更造成了牧民生活水准的下降。由于高寒草原资源和河流发源地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资源和生态破坏将影响到子孙后代。

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

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不成功,源于其内在矛盾,即家庭固定草场和放牧方式的冲突。这种家庭经营体制必须得到创新,那就是发展牧民专业合作社。

牧民专业合作社是牧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在自愿基础上,将牲畜和草场入股共同经营,按照一定的股份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新型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甘南州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社。围绕牦牛藏羊犏牛繁育、育肥和犏雌牛(奶牛)养殖五大产业带,甘南州将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作为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要途径,以乡为单位划分牛羊专门养殖合作社,在注册登记、金融支持、服务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鼓励专业合作社以耕地、林地、草地、宅基地等所有权证进行反担保抵押贷款,降低贷款门槛。2014年末,全州注册登记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社3818户,覆盖了全部2996个村民小组,入社成员29055户,达到全州农牧民总户数的26%。牧民合作社逐渐成为促进牧业结构转型、推动现代农牧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牧村的重要力量。[]

甘南州牧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原来各户基础较差,直接以草场、牲畜和资金入股组建;二是以某一户为主体,吸收部分牧户草场或牲畜或资金组建;三是以各户草场、牲畜、宅基地等所有权证反担保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经营而组建。

第一种合作社是所有社员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均加入合作社,后两种合作社则保留或部分保留社员户原有的家庭经营草场和牲畜。这种新型经济组织在畜种改良、草场保护和建设、提高市场应变力以及增加牧民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青藏高原藏族牧民的欢迎,因而取得了较快发展。

新型合作社由于打破了各户分散的草场、分散的牲畜育养、分散的劳动力使用、分散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增强了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在划区轮牧基础上,有效化解了家庭固定草场经营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实现了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首先,新型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划区轮牧、分工放牧、集中围栏、提高草场利用率、人工半人工草场封育,减轻了超载放牧、草场退化沙化、黑土滩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草地放牧与草场合理利用经验,如划分季节草地,实行季节轮牧;在季节草地内根据各类牲畜的不同放牧习性,因地制宜划分放牧地段。不同季节采用“夏放高山、秋放半山、冬放沟湾,春放河滩”的放牧方法。成立合作社有利于科学合理地集中经营草场,扩大牧场载畜量,提高草地利用率;有利于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夯实畜牧业发展基础,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有利于统一集中灭鼠、补播草种,保护草场。

其次,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畜种改良,提升牲畜生产能力。按照《甘南州牦牛藏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规划》,以组建种公畜专业合作社和种公畜基地为抓手,加大良种选育力度,组建核心群,积极扶持农牧户规模经营种公畜,加快牲畜本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步伐,实现畜种改良的低成本、高效化,防止种质退化,不断提高全州良种繁育水平。玛曲欧拉乡欧强村扎西塘合作社为专门的藏羊合作社,覆盖50多户牧民。2014年培育7000只母羊,适龄母畜比例提高到80%,而全州平均数仅为40%左右。自给型畜牧业转化成商品型畜牧业,牧民收入得到提高。玛曲县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了《玛曲牦牛良种繁育协会》,选择原牧工与周边有经验、有条件的10户牧户为会员,养牛5000余头,由此组成了10个基础选育群,良种率45%左右。并注册设立了《玛曲县阿孜牦牛养殖牧民专业合作社》,阿孜村28户牦牛养殖专业户为合作社社员,在政策、资金等扶持下引导会员与社员提高良种质量、扩大良种数量。根据州县安排,合作社加大种公牦牛配送工作,向阿万仓乡、木西合、采日玛、曼日玛、齐哈玛五个乡和河曲马场,共配送种公牦牛1546头,在改良畜种方面,家庭经营体制难以望其项背。

最后,通过合作社的引领,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大为增强,入社牧户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牧户专业合作社发展还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这些牧户可外出打工,拓宽了牧民的收入渠道,增加了牧民收入。

牧户专业合作社并不是否定草场承包政策。一方面,牧民除了共同经营合作社生产经营项目外,可保留单家独户的独立经营,拥有自己的牲畜和草场。另一方面,牧户专业合作社入股的草场、牲畜及筹集的资金均为合作社成员所有,以牲畜户有和草场使用权包到户为历史前提。因此,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没有否定家庭承包关系,而且是以后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

(编辑:宋斌斌)


¨本文是作者跟随杨思远教授于201573187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就高寒草原畜牧业进行调研的成果。

[] 宋志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甘南藏族自治州代州长赵凌云.政府工作报告【R.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201539日。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89.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84.

[] 甘南州统计局.全州天然草原生态环境现状【R.20154.

[] 甘南州农牧局.甘南州畜牧业发展情况介绍【R.2015.

环球扫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1.4万亿美元的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类似当年美苏“恐怖平衡”的地位,但现在中国靠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甚至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但却仍让美国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编者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1.4万亿美元的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类似当年美苏“恐怖平衡”的地位,但现在中国靠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甚至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但却仍让美国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人补贴美国是我们耍他们?还是他们在耍我们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许自知在美国的形象有问题。他是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和他的公司在中国一度非常出名,博客、报纸和电视谈话中常提到他(他的中国名字苏世民)。在美国,施瓦茨曼因贪婪令人嫌恶。 2007年,为了自己60岁的生日宴会,他耗资500万美元。美国专栏作家安德森称他是“这个贪婪时代的代言人”。。在中国,施瓦茨曼则被怀疑卷走了老百姓的血汗钱。

2007年黑石上市之前,中国的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花了3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每股29.6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1亿股黑石股份。美国新闻界赞此为精明老练之举。美国政府常对中国敲敲打打,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运用新增财富时做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投资黑石看来正如美国所愿。中国政府将三十亿美元的国民储蓄投入美国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买了8%首次公开发行且无投票权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入伙西方的一流公司,同时没有引起政治疑惧。当初,日本人与沙特阿拉伯人在暴富之时,招摇摆阔买下西方著名企业及地标建筑,惹来愤怒与嫉妒,中国人与他们的差别显而易见。

但六个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飙升时,中国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账面损达到失约十亿美元,至少从账面上看这笔投资不能算是精明之举。我曾在两所大学演讲,学生都指出,施瓦茨曼是共和党的“大金主”。还有消息说,2007年布什总统前往施瓦茨曼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活动。

黑石公司的案例体现了中、美关系较深层、较不公开且有可能更具破坏性的矛盾对立。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的不仅仅是施瓦茨曼的公司,而是每一个美国人。

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已25年有余,领导人一直刻意压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正含义(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4万亿美元,约每天增加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债券)。实际上,这等于被(富有的)每个美国人在约十年间向(贫穷的)中国某人借了四千美元。就像许多失衡的经济情况一样,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也一定会终结。但结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渐进;有可预见的理由,还是在一阵恐慌中?不同的结束方式在未来几年会对美国及中国经济带来极为不同的影响,且不说对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局外者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其实际应该所处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总额大于生产总额。经济学家也会指出,尽管中国的大城市看来耀眼夺目,并且出现亿万富翁阶层,但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额只有其生产额的一半。

中美两国政府都希望别人注意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有利。对中国来说,这有助于政府依其想要的方式来引导经济发展。“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与“失控的通货膨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样做也能防止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恶性通膨。就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便宜的iPods、低利率、较低的按揭给付、较轻的税负。但是由于双方国内的政治紧张,也由于这项经济失衡的规模庞大,而且有增无减,现在已有迹象显示这种安排将难以为继。

我在2005年撰文《崩溃在即》,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景象:美国房地产暴跌,信用市场摇摇欲坠,造成中国等外国投资人恐慌,余殃多年不息。真实的世界最近已略有类似的忧虑(编者注:实际上,这种忧虑已经演变成了现实的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半年来,中国官方机构的某些非重量级人士曾暗示,中国可能不会再供应这么多钱给美国,而这样的言论竟然在外汇市场引起一阵恐慌。20078月,一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方面学者何帆,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假如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可能转移部分资产至较强势的货币。这话并无威胁之意,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该篇文章很快就在欧、美激起危言耸听的报道,说是中国正在考虑使用其“核爆选项”——减持美元。

数月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表达了与何帆大体相同的看法。就在他发言数小时后,国际汇市便一阵交易频繁,迫使美元对欧元及其它货币的汇率跌到当时的最低点。。随后的几个星期,“美元挤兑”及“信心崩溃”之类用语越来越常出现在金融文章里。当年11月,更有影响力的温家宝总理表示:“我们担心如何保住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此话一出, 人心惶惶。

在美元强势时,下列的(好)事全来了:食物、燃料、进口品、制造品以及其它一切(包括欧洲旅游)的价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上扬。抵押贷款、卡债及商业借贷的利率下降。税率也可能降低,因为外国借钱给美国会降低国债融资成本。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贵了,因此伤害美国的出口。

而美元疲软时,下列(坏)事就会发生:食物、燃料、进口货等等价格都会上涨(也不再有欧洲旅游)。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几乎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会下跌。利率升高,税率也可能升高,以弥补国债融资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处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便宜了,有助创造就业,并且能提高以出口为导向的美国公司(加州的葡萄酒商、新英格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价值。

美元维持高价已经许多年了——高得有些离谱,大部分是因为与中国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国的生活水平(虽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样的理由一直低得离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怪平衡的起源和运行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种情形难以为继,以及美元崩盘或其他事件后这种情形将被何种情形取而代之。

为何一个穷国家有这么多钱

截至1996年,中国的国外资产首次累积到一千亿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此后,金额又增加六倍多,远超过一万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首位。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以官方汇率计,日本经济实力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但外国资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联酋和俄罗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放在保守、获利低的金融工具,如国库券、联邦债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国库券与债券有美国政府的背书,被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资,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于公司债券,过去两年给付的年息是4%5%,而美元对人民币便已贬值5%6%,利息勉强抵得上贬值。

美国人有时(但不常)争论说,如此严重依赖外国政府控制的钱是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辩论再切题不过了,因为美国以前从未欠一个国家如此多的债务。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在争论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是否划算?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他们购买股票支撑了美国的401(k)退休基金的价值,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而他们购买美国债券亦复如此,而且还让美国政府花钱却不必加税。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到的怪现象就是,一个有那么多的需求尚未满足的国家,竟会让 “一万亿美元资金从年富力强的地方流到一个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虽然有些中国人富裕了,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达不到发达国家标准。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健全的医疗、更干净的空气和水、更完备的都市下水道——在中国,所有能想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跟“工厂─出口经济”搭边。就个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情形也一样,大工厂的工人平均现金收入每月约160美元,农村则只有这个金额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国人都感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起点非常低。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一直把钱输送给美国?经济学家会描述这个怪现象说,中国目前已是全世界国民储蓄最高的国家。这听起来令人称羡,但像中国这样搞得太过头,显得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不协调,使人民生活低于应有水平。相较之下,印度的储蓄率大约25%,即印度人民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75%。以韩国与日本来说,储蓄率往往维持在20%多到35%左右的水平。近年来,美国的储蓄率有时会低于零,也就是说美国经由进口外国商品消费了超过国内生产的东西。

中国的储蓄率徘徊在50%上下,这可能是和平时期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一般家庭储蓄占收入的一半,虽然个人储蓄率在中国是非常高的。很多中国国民收入以外国资产的方式“储存”起来,这几乎是看不见的。一直到现在,大部份中国人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因为经济增长较高,即使消费水平受到压制,仍会使大部分人的财富逐年增加。

然而,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仅描述了状况,却没有解释原因。为什么中国要从国内老百姓手中取走这么多钱去给美国?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明明知道美元对人民币肯定会持续贬值,还甘愿把这么多财物换成美金?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需求甚殷,却有那么多他们赚得的收入不允许享用?中国政府曾作过一些明确的选择,,这些选择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国的经济在其它许多方面都已大幅开放,但对于至关紧要的部份政府仍维持管控。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追寻一元美金从美国某位顾客手中到中国的一家工厂,然后再转回到美国中期公债(T-note)拍卖场的历程。

一美元的历程

假若你在美国CVS商店买了一支30美元的欧乐BOral-B)电动牙刷。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中国看过一家可能制造这种牙刷的工厂。试想这30美元绝大部分会留在美国的CVS商店、经销商与欧乐B公司本身,最终只有3美元左右会回流到中国南部。这是小型消费品价格中能回到中国南部的平均比例。

中国工厂都用美元为欧乐B报价:X百万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国制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们需要人民币——每月付1200元人民币(约合160美元)工资给工人、向中国其它工厂买零部件、缴税等,所以企业主拿着美元到当地商业银行 (假设是深圳开发银行)带着支票或货运单(证明这些美元是真实交易所得,而非投机买卖的流入款)换到人民币。

此处中国开始了第一道管制。在其它主要国家,像深圳开发银行这类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他们所收入的美元,比如拿到外汇市场换成欧元或日币;直接投资在美国;或者发放美元贷款等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根据中国 “结汇规定”,中国的银行不能做这类事情,他们必须把美元当“违禁品”看待,将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美联储”),以当时的官方汇率换成人民币。

这样每天有成千上万笔的交易进行,人民银行的美金疯狂地累积,说得更精确点,每天超过十亿美元,累积的速度甚至比对美贸易顺差所显示的还要快,因为其它许多国家的客户也是用美金结账的。

实际上,人民银行必须设法处理这笔钱,而目前中国僵硬的指令只容许一项选择,即把美金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再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想办法把美元存放在最能获利的地方:有些买美国股票、有些换成欧元,而绝大部份则转为收益低但相对安全的美国国库债券。

于是我们的美元又回到美国老家。先是在CVS花掉,钱转到欧乐B,再付给中国南方某工厂,然后在深圳的银行换人民币,接着“上缴”人民银行,再经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投资,最后到美国国库券拍卖场叫价,随时等着重新注入美国的货币供给再被花掉——理想的话,买的还是中国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百姓从没决定要将这么多钱弄到美国,事实上大部分钱在每一阶段都不由他(她)们支配,这些实际上都是强制储蓄。

强行规定人民币与他国货币的兑换价值,不让人民币像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一样由市场供求的力量决定,这样做明显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中国产品的低价格,中国工厂就会有忙不完的接单生产。正因如此,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操纵世界货币市场。还有许多较不明显的理由。管控货币价值的作法本身也许是比汇率被实际设定的价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许多美国演讲常讨论的汇率而论,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维持巨大差距,即使人民币大幅上扬,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制造商仍保有价格优势(要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倍,工厂工人每月收入会从160美元涨到320美元,这虽不会让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却足以伤害中国的出口经济活动)。政府一旦决定要阻挠市场驱动的货币兑换率,就必须控制金融体系其它无数的层面,比如透过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币上缴及“冲销债券”等(防止外币交易造成通货膨胀的方法)。

中国用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工具实现了难以置信的高储蓄率,虽然非常复杂,但结果是不能使全体消费者获得出口带来的购买力。个别的中国人手中的确有很大的购买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挥金如土的亿万企业家。但从巨额国际储备来看,中国花费的并不多。

中央政府采取的上述决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路线。政府不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币值,认为那样会打断持续不停的经济增长,打乱小心翼翼用高昂代价确立的“工厂─出口”经济路线。近忧方面,政府担心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价值会飙升,使上海等高价地区的工厂产品价格贵到没生意可做;远虑方面,他们视不稳定的货币为讨厌的扰乱因素,因为币值波动使一切涉外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公司很难预计海外的年收入,很难商定契约,很难吸引外资,也很难预计燃料、零件和其它进口货的成本。

中国一直创造新的工厂就业机会,从而缓解中国本身的社会紧张关系,为乡下穷人创造机会。中国人会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虽然比正常预期的生活水平差很多,但也会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恶性通货膨胀可能让中国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把大量的国家财富换成在美国的账面资产,防止了美元挤兑,支撑中美关系,让大笔的美元现钞洪水般倒流回美国人手中,供他们继续使用。

中国人希望看到的情形

2007年成立的中投公司负责创新渠道,让中国至少二千亿美元的国外资产实现增值。中投开始投资黑石公司时引发了关注。2007年年终,该公司表示要采取更谨慎小心的投资方式,新闻说公司下一轮投资会支持一些信用出问题的本国银行。看起来他们正在研究胆大而心细的方法来管理巨额款项。

布拉德·塞泽尔最近所作的分析表明,尽管有这样那样放弃美元的说法,中国仍照旧将大部分钱财换成美元持有,约占国外收入的65%70%。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出对美元失去信心的讯号,因为那样会导致人民币急剧上升,从而伤害中国的出口商,更会损及中国现存的庞大美元资产。

外国观察家只能揣度中国的意图而无法确知。不确定性部分源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金融界的新领导层及他们制定政策的背景。外国观察家也表示,中国金融的领导阶层也许还没完全了解别国对中国的金融意图到底有多么疑虑重重,有的疑虑合乎情理,有的则完全没必要。不合情理的疑虑是对一个新兴强权的所有意图都惴惴不安。一位在中美两国都有丰富经验的金融业者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当成有政治涵义,不管他们买什么,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看成‘中国公司’所为。”

合情理的疑虑则是透明度的问题。中国是否会随其富裕变得更透明?中国官员说他们将朝这个方向迈进。艾德温·杜鲁门曾经通过一份管理优良程度评价表,分析了外管局和中投等数十个主权财富基金。他比较了新加坡、南韩、挪威及其它地方的基金,就其管理架构、开放程度及相关性质排列等级,结果中国的基金排在倒数第三——只比伊朗、苏丹、阿尔及利亚好些,但是比墨西哥、俄罗斯、科威特还差,在最高可得12分的“透明度与负责任”这一项,中国只有半分。

恐怖平衡

把外国对中国富强的恐惧推想到合理的极致。美国与中国对贸易、外交政策、环境等问题时常意见相左,有一天分歧可能恶化。

无论面临何种挑衅,中国都会考虑他们拥有的杠杆力量和武器,从中找出最强的一种——也就是别国无法运用的武器。假若没有中国每天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就不能保持经济稳定,或不能挽救美元于崩盘。

中国人会用这项武器吗?合理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他们也会严重伤害到自己。他们多年的国家储蓄是以同一种会被他们摧毁的美元持有的,一旦发生抛售恐慌,他们只能收回狂跌前价值的一小部份损失;此外,他们的工厂制品也是靠使用美元的客户来消费的。

但是这种回答实际上是令人心惊胆颤的。萨默斯把现今这种安排称作“金融恐怖平衡”,并说它的缺点如同冷战时期的“相互毁灭”。当时的信念是,美国与苏联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攻击对方,因为反过来自己也会被对方毁灭。夸张一点,中美的美元僵局也可以应用此类说法。中国承受不了不把美元回馈给美国人,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干,他们自己持有的美元将会全毁。只要这种逻辑站得住,这样的体系就行得通,一旦不管用,我们的问题就大了!

什么情形会把这种逻辑戳一个大洞?不见得要为台湾的未来而发生殊死斗争,才有此忧。只要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够了。比如,中国经济学界为回应来自美国的挑衅而发表另一篇演说。或者,产油国不再以美元购货而改用欧元计价的谣言。有走漏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希望买下英特尔公司,结果惹来美国国会愤怒的谴责,传出中国不参加下一次美国国库券拍卖会的消息。世界悲剧的造成,起因于误判的次数绝不亚于起因于敌意的次数。

各个方面被压抑的政治对立也会惹祸。中国的不均衡增长可能会使得国家越富裕,而社会越不稳定;同时,中国的扩展打乱了世界其它各地的工业,引起紧张;中国每星期注入美国数十亿美元,反而令人惊诧地让美国更难面对自己的结构问题。有一天,维系这局面的绳子断了,他们就得找兴师问罪的对象,而美国这边也已准备还以颜色。

这必然造成大灾难吗?没人能知道,知道也太迟了。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家普拉沙德(Eswar Prasad)最近在一篇关于金融不平衡的论文中写道,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灵活弹性,承受住国内或国外强大的震撼,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内含的矛盾实在太大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当今美国经济体系的价值变动剧烈,这种情况我们看太多了,因而我们在较长时间里仍不在意。但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都知道,真正的经济混乱会有多大的痛苦。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回顾上一世纪他们国家的遭遇也能明白。如今美国人想象不到悲惨的局面,已浑浑噩噩陷在一种由中国提供低利美元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政策设计中,在这种政策持续的期间,生活是舒适的,这可能会再持续一阵子,但不会太久了。

多年前,中国人若选择慢一些但较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便可避开现在的各种压力。而美国本来也可能选择非常不同的路子:少依赖中国的补贴,多靠自己的现金支付。但现在提这些想法已经有点迟了,唯有准备好对付在各自选择的道路尽头碰上的事了。

(编辑:王生升)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曾任卡特总统首席演讲稿撰稿人。本文刊登在《大西洋月刊》20081/2月刊。本刊有删节。

文史沉思

近年来,不仅在互联网上,甚至在相当一部分“重写近现代史派”学者眼中,共产党抗战是“被迫的”,是为了摆脱“历经长征九死一生后行将彻底被消灭的境地”;全面抗战之后,则是以发展自己实力为主,并没有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企图。事实上,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力量。

近年来,不仅在互联网上,甚至在相当一部分“重写近现代史派”学者眼中,共产党抗战是“被迫的”,是为了摆脱“历经长征九死一生后行将彻底被消灭的境地”;全面抗战之后,则是以发展自己实力为主,并没有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企图。事实上,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力量。

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战者

仔细爬梳日本人史料,有两点是不容质疑的。

其一,共产党抗战最早,绝不是“形势所迫”,而是主动选择。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就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强盗开展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游击战,把号称最精锐的日本关东军牢牢牵制在东北境内。一直到抗战结束,关东军也未能腾出主要力量南下。如果说国民党当局抗战是8年,那么,共产党人坚持抗战至少有14年。

1936年,日本侵略者驻伪满洲国的所谓“军政部顾问部”编印过一份 “极秘”类资料,名为《满洲共匪之研究》,资料分两辑,近百万字,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兴起和发展的情况。

关于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力量的领导者,《满洲共匪研究》有两处记载很有意思:

一处记载是关于“一月信件”。即19331月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发出的信件。该信件的副标题是《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日本人认为该信“直到今天(1936)还作为满洲共匪活动根本方针”。

在那封著名信件的开头,开宗明义写道: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焦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资料编号1,第20页)

信中提出:

当前的目标是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大众的人民革命政权,而建设苏维埃政权只是作为宣传口号。(资料编号1,第21页)

19331月,中共苏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中共武装并没有面临生死存亡境地。可见,抗日并非中共长征后期“权宜之计”。

另一处记载是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日本人写道:

南满及哈东两游击区,过去曾多次试图以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自从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倡议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关内的抗日战线不断发展,两个游击区的统一战线运动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资料编号1,第50页)

文中特别详细描述了共产党人主导的两次会议分别在“南满”和“北满”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次是由1935910月间:

“共匪杨靖宇召集南满东北义勇军系统抗日匪七个部队联合倡议成立以他为军长的抗日联军。其后不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由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等六个军的军长以及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副总司令孔宪荣、汤原和海伦反日游击队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八一宣言……就连过去同人民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资料编号1,第50-51页)

另一次是19361月下旬:

“赵尚志、李华堂、谢文东、夏云楷、李延禄、张寿笺 [注:即李兆鳞]等北满著名共匪和政治匪于汤原县集会,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 (资料编号1,第50页)

这两次会议,都是在东北各地义勇军最为困难、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刻召开的。两次会议后,日方承认:

关于团结反满抗日力量,并使其组织化、系统化的工作,在形式上基本完成。(资料编号1,第51页)

实际上,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东北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权,是共产党人最初在各抗日力量中在纪律性和作战勇敢方面的强大示范作用。

19366月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1]

在我军中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大家都很敬爱他们,愿意接近他们。共产党员政治觉悟最高,抗日意志最坚决,打仗最勇敢,待人最公平,在军中也最守纪律。……在作战冲锋的时候,多半是共产党员领头,所以我们四军在作战中牺牲的将士,共产党员占多数。

其二,与国民党相比较,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毫不妥协。

在日本人眼中,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从来都有“共同利益”:双方都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共同的敌人。因此,即使战事全面爆发,日本人也在寻求与重庆当局接触谈判的渠道和可能性;而对延安共产党机关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日本人是从来没有纳入其可与之谈判的视野。

1944年起,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转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国民党将领何应钦1933年与其谈话内容。其时,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人签订《唐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几乎全部利益。在谈及国民党当局为何不惜如此大让步也要尽快与日本实现停战时,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何应钦是亲日派巨头之一。他对日华两国的将来甚为忧虑。在他的言谈中,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资料编号2,第449页)

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都视共产党为最大敌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双方也没有停止过谈判,即使是到了1942年,日方还在“与重庆每周交换电报一两次”。(资料编号2,第319-320页)

据日本方面记载,与重庆当局最接近“达成和平目的”的一次,是1939年末开始的所谓“桐工作”。即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之间的谈判。双方谈判代表甚至草拟好一份协定,安排蒋介石直接与板垣见面。日方允诺,如果1940415日前重庆方面能够接受相关条件,将不支持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谈判的“基础”仍然是都视共产党为敌。日本方面记载宋子良第一次会见时向日方谈提及的所谓“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第4条即是“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此后,日方仍然不放弃与重庆蒋氏政权进行和谈的努力。一直到1943年开罗会议上,重庆当局再度得到美国与英国的支持与承诺,才没有受日方诱惑对日媾和。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盖因19431123日~26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已确定战后对日处理方针,我方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始终采取相当强硬态度。实际上对方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我方对此并不理解,致使双方主张不可调和。(资料编号2,第251页)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权立即着手准备内战。为此,不惜求教于昔日的侵略者、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军将领。尤其是冈村宁次,被羁押期间和被释放后,国民党要员多次与他见面。除了谈移交问题,还有就是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武装。

冈村宁次在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曾于1943年指导编写过一个小册子《剿共指南》,也给了国民党政府作为内战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这样写道:

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为此,我命令参谋部编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册子,列举了这方面的实例以防遭难,并根据经验讲述讨伐共军的要领。小册子分交各部队供作参考。(资料编号2,第325

也正因为即使是全面抗战期间,重庆蒋介石政权仍然不忘防共反共,致使在国、共、日三方交界处,一些高级将领消极抗日,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共。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详细记载:

中国事变爆发,日军进入山西省时,阎锡山也决不离开山西,盘踞于该省西部沿黄河线交通不便之山地,不与日军作战,且暗地联系日军以图保存实力。(资料编号2,第9697页)

实际上,日本方面一直阎锡山的确与日军始终保持秘密联系,共同与共产党抗日武装为敌。仅摘要日军部分记载:

“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资料编号5,第462页,此处所引为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产党武装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资料编号6,第23页)

曾任侵华日军第1军参谋的土田穰大佐回忆:

“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 (资料编号8,第182页)

但这位大佐也这样感叹:

“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资料编号8,第182页)

更为荒唐的一幕是,敌占区不少伪军,尽管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但也是重庆当局地方武装。他们在投降日军后,仍然领着重庆方面发的饷,与日军一起打击共产党武装。冈村如是写道:

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 (资料编号2,第327页)

翻开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各种战史读本,日本侵略者一直在政治上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拉拢。其中,有针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桐工作”,有针对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的“伯工作”,还有针对影响力犹存的老军阀吴佩孚的“熊工作”。但看不到哪怕一起针对共产党人的、由大本营部亲自主持的拉拢与和谈工作。

正如曾指挥华北方面军与共产党作战时间最长的冈村宁次所言: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资料编号6,第473页)

共产党敌后抗战最让日寇恐惧

近几年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有人引用内战或1970年代之前国民党当局说法,说是“游而不击”,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必须专门再说说《华北治安战》这部书。此书亦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书中不仅确认了“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且承认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如《华北治安战》中记载,仅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在19388-1939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资料编号5,第156页)1941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资料编号6,第17页)

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真正陷占领区敌人于汪洋大海,且除了游击战外,已经发起歼灭战。正如日本人承认的:

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自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是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日本军的小队、中队,就连大队本部有时也成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资料编号4,第79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在节节胜利,“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有生力量,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人在《东北共匪之研究》中,引用他们截获的中共中央给东北抗联的秘密信件,信中这样写道:

在游击战的战斗中,一般来说,其战术的目的同样在于压倒并歼灭敌人,迅速取得胜利,但其战略目的却不同,它在于“使敌人丧失斗志”。[2]

事实的确如此。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一个极大的功效,就是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

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专门回忆了1942年其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的“事件”。随即写道:

“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武器装备。……像这样表明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资料编号7,第55页)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了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从924日晨,榆社、辽县之间的各警备队(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及东潞路的小滩镇警备队,同时遭到共军急袭。这是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第三八五旅所属的共军精锐部队,其兵力约8000人。榆社——辽县道路上的榆社、常家会、王景村、铺上、管头等地的警备队,虽尽力进行防御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大半遭到全歼,战死约八十人。” (资料编号5,第313页)

9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 (资料编号5,第316页)

藤原彰回忆说:

19436月联队即将离开华北,我们都有一种终于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八路军袭击的不安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感觉。(资料编号7,第67页)

时任日军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少尉,在其回忆录中对比他与中共和国民党军交战的不同,这样写道:

“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资料编号6,第169页)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3]

“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为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自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所谓的“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然而,日寇事后回顾每次“扫荡”或“强化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哀叹失败。

冀东扫荡后,当时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说:

1939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资料编号5,第132-133页)

1940年初冀西与冀中扫荡后,当时日军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这样回忆:

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资料编号5,第156页)

1943年的太行地区扫荡活动,日华北方面军总指挥冈村宁次这样写道:

1943年虽然在山西、满华边境方面、黄河故道等中共军活动的主要区域,进行了肃正作战,特别是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资料编号4,第79页)

在日本人看来,共产党比重庆政权更难对付。为此,在筹划1942年总体战局时,日本人迟迟不敢进攻重庆,一个重要考察就是怕重庆最终落到更难对付的共产党手中。对此,日本人写道:

参谋本部对中共的认识虽也未必充分,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资料编号6,第96页)

日本防卫厅撰写的系列丛书中承认,自1939年认识到共产党敌后抗战可怕之后,自1940年开始,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武装,日本所组织的所谓“华北方面军”,不仅人数一直稳定25万左右,而且最为精锐,一直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在一直对此,日本人自己也有记载:

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特别是8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资料编号6,第126页)

1941116日,为了集中精力应对共产党抗日武装,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所制订“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明确,此后作战重点在华北占领区,不再对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规模作战。原文如下:

“二、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资料编号5,第360页)

对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予以了确认:

“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9425月我曾去石门的方面军战斗指挥所,亲自指挥冀中作战为时八天。1943年秋,又将方面军战斗指挥所迁到保定,在我亲自统帅下,对盘踞在太行山脉的共军主力进行两个月的清剿作战。”(资料编号2,第325页)

上述日本人笔下的详尽资料,从侵略者角度反证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陷敌于汪洋大海,的确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些以另一个角度的史实与资料,值得所有真正深入研究或了解抗真正面目的广大民众认真阅读和思考。

本文所引用资料编号:

资料1: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资料2:(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

资料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资料4: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资料5: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资料6: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资料7:(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资料8: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1]《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战时出版社刊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第83-84页。

[2]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第376页。

[3]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2/06/11027560/20051108/12829123.html

豫湘桂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它直接改变了当时以及抗战结束后中国的政治格局,进而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讨论抗日战争时,人们常常提及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事件和战役,如: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百团大战等等,大多发生在8年抗战的初期;但对于发生在1944年抗战后期的“豫湘桂大战”则少有提及。事实上,豫湘桂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它直接改变了当时以及抗战结束后中国的政治格局,进而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困兽犹斗绝地反击

1944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从欧洲战场到太平洋战场再到中国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德、日、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意大利已经战败投降,德国在北非战败。美英联军从欧洲南部西西里登陆,苏军在东线发起了战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日本失去了马绍尔群岛,保障日本本土安全的“绝对国防圈”暴露于美军攻击之下,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日军在整个亚洲战场正在被逐步分割,作战体系面临瓦解。形势危急,困兽犹斗,为保证本土安全和战略资源供应,日本不得不寻求从中国战场的突破,希图固守东亚大陆以坚持长期战争。

1944年初,日本军部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亦称“大陆打通作战”,策划从华北开始,向南打开贯穿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路上战略通道,目的是形成东亚大陆的一体格局,以挽救太平洋海战失利造成的被动局面。由于这场战役的重点战场在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故中国方面一般称其为“豫湘桂大战”。

19444月,日军首先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日军第12集团军为主力,纠集近15万日军,以攻占平汉铁路(北京一汉口)南段为目标,向河南郑县(今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在一个多月里击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的8个集团军加1个兵团的40万大军,37天攻陷38城,占领了郑县、许昌、洛阳等河南各个战略要地。

525日,即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方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率日军第11集团军等部20万人发动湘桂作战,重点攻击湖南长沙、衡阳等地,至88日,日军横扫湖南,击败由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的4个集团军另2个军约40万人,占领长沙、衡阳等战略要地。

8月,日军占领衡阳后,立即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分进合击,以打通桂越(南)公路为目标,向广西推进。日军16万人最终击败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统领的约30万大军,相继占领全州、柳州、桂林、南宁等战略要地。至19441210日,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至此贯穿东亚大陆的战略交通线全部打通。历时8个月的豫湘桂大战以日军获胜告终。

国军: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1944年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在战略上完全陷于被动,战略资源和后备动员能力濒临枯竭。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中央军主导的中国正面战场竟然再次出现了像抗战初期那样的大溃败。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近60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5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城市和郑县、许昌、宝庆、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以及衡阳等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

豫湘桂大溃败不仅是军事上、战场上的大溃败,也是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一次大溃败。在参与豫湘桂大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军队中,许多将领是在7年抗战中久经沙场的战将,有不少人在抗战初期还有过不俗的表现。如参加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会战的汤恩伯,参加淞沪会战、指挥武汉会战、发明了抗战期间著名的“天炉战法”的薛岳,国民党元老、主张坚决抗战的张发奎,以及抗战初期颇有战绩的桂系军阀将领等,他们却都在豫湘桂大战中一败涂地。

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的关键时期,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各路军队再一次暴露出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执政集团的痼疾——山头主义、相互倾轧。应当说,这是豫湘桂大溃败最根本的政治原因。

衡阳保卫战是豫湘桂大战中最惨烈一战,是抗战期间中日双方伤亡最多、攻防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国民党中央军第10军约1.7万人固守衡阳,日军纠集近9万精锐攻城,经过3次总攻,历时47天,最后日军以伤亡3万人的代价攻陷衡阳。守卫衡阳的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破城之际,方先觉欲举枪自裁被部下救下,他一声长叹遂率部投降。

此前一直英勇无畏的方军长何出此举?

在第10军与日军殊死搏斗的一个多月里,周边国民党数万大军却作壁上观,见死不救,坐看友军覆亡。这样的故事在国民党的战史上真是数不胜数。

美苏:重新安排战后秩序

豫湘桂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战后格局和历史走向。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就是美国和苏联态度的变化,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1943112226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盟国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会,会议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告: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必须将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使朝鲜独立。

开罗会议后不到半年,中国战场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大溃败,美国深受震动继而强烈不满。在“二战”期间,中美之间一直矛盾不断,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中国国民党以及军队颇有看法。这些都集中反映在美国及美军驻华最高首长史迪威将军身上。豫湘桂大溃败,使他对国民党政府长期积聚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史迪威向美国建议他来全权指挥中国军队,甚至要将共产党军队也纳入其中。罗斯福总统旋即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并致信蒋介石,让其交出指挥权并由美方直接分配援华物资。蒋介石极力抵制,史迪威最终离开了中国,但国民党政府在美国领导层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国民党政府最终被剔出了开罗会议形成的“美中苏英”反法西斯四大领导国的行列。而更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则是,美苏英等盟国领导集团将重新安排亚洲战后的政治格局。

1945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全面讨论战后世界秩序及政治安排。而在一年前开罗会议上风光一时、代表中国的蒋介石夫妇却不见踪影。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及中国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是,美国及盟国邀请苏联出兵中国,结束对日战争,并承认战后苏联在华取得利益。

194589日,150万苏军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全线出击,迅速击垮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几天后日本宣布投降。818日,日本关东军放下武器,苏军随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苏联占领东北,特别是长期占领和管辖大连和旅顺地区,对中国战后格局以及中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苏联为共产党军队进驻东北提供了方便,遂使东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和后方。

中共:问鼎中原争雄天下

长期以来,中共及其军队尚不能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争锋抗衡。但是,临近抗战结束的一场大战改变了一切。

豫湘桂大战开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战局动态。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毛泽东进而分析,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表现是“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则是“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他敏锐地预言:“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从战场上的客观形势看,1942年以后,日军日益把共产党军队及其建立的敌后根据地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由此共产党及军队和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打击。根据地人口下降到5000万以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减少到30多万。这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军队最为困难的时期。但1943年后共产党及军队的处境有所改善。而豫湘桂大战开始后,华北的大量日军精锐被抽调向南打通战略大通道,共产党、根据地的压力大为减轻。随着日军南进,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1944年连克70余座城市,至1945年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发展到19个,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近十分之一;解放区人口超过9500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近四分之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100万之众,另有民兵220万。

1945年抗日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共产党所控制的区域已经遍及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也迅速成长为一个具备问鼎中原、争雄天下能力的政治集团。

1944年前,中共领导人十分谨慎地规划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革命一定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对于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倾向于建立联合的“民主政府”,利用“宪政”限制国民党的权力。但是,到1944年年底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面对如此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坐拥百万大军和上亿人口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怎能再寄人篱下?!

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连美国人也看得明明白白。19446月,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华莱士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要求他改变消极抗战和反共政策,并说明美国准备向延安派出军事代表团的意图。722日,也就是衡阳保卫战的决战关头,美军观察组悄然降落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重要使命是就近了解中国共产党,评估中国的政治格局与形势。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记录下了中国政治形势的起伏和心态的涨落,在看到了1944年下半年中共气势高涨的情形,他们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已经下了在战后与国民党一决雌雄的决心。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激昂的讲话,他说,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那是一个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大会;另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是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大会。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历史以成败论英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及其军队担任着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也曾付出过艰苦努力。但最终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最为重要的关头失败了。这一败,彻底改变了外部形势,彻底改变了内部格局,军事上丧失了实力,政治上丢失了人心,国民党政府形神俱散,短短5年后便在中国大陆上灰飞烟灭了。

(编辑: 丁凡)


¨ 本文于2015811日发于观察者网,本刊对原文有调整。

*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最终占领了拉萨,达赖出逃,留下的西藏噶厦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印藏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西藏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而已;和日本与中国达成关于朝鲜“独立”的协议几乎相同,但本质上的目的是由英国控制西藏,将西藏变成其殖民地。

西藏的双重现代化任务

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最终占领了拉萨,达赖出逃,留下的西藏噶厦被迫与英军签订了城下之盟《印藏条约》。按照这个条约的规定,西藏实际上脱离了中国,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而已;和日本与中国达成关于朝鲜“独立”的协议几乎相同,但本质上的目的是由英国控制西藏,将西藏变成其殖民地。

实际上,这时英国认为,中国对西藏事务并没有完全的控制力,要打开西藏的大门,应该与西藏直接打交道。但从国际法上说,西藏仍然是清朝的一部分,因此即使英国与西藏达成协定,也必须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画押认可才能有效。时任驻藏大臣有泰虽然抱定了“只有西藏吃了亏才能听中央话”的信念而来,但当他拿着《印藏条约》向中央请示时,清廷表示断然拒绝,明确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无权与任何外国达成任何协定,必须由中央政府与英国重新谈判,重新签署协定。英国应允,谈判地点设在印度。

清廷派出了代表唐绍仪,梁士诒与张荫棠为参赞。当他们与英国谈判代表会面后发现,英国想要的只是中央政府在之前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印藏条约》上签字画押而已,根本没有重新谈判的意思。于是,谈判陷入僵局。不久后,唐绍仪奉调回朝,张荫棠奉命留下,继续与英方谈判。谈判并无进展,但张荫棠在与英方接触中发现英国的真实意图是逐步吞并西藏,将西藏变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西藏的政治、社会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故此,张向朝廷提出了刷新藏政的建议。受到朝廷重视。

1906年,西藏问题谈判改在北京继续进行。唐绍仪仍为中方代表,张荫棠奉命回京参与谈判,最终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协定。虽然最后并未能撤销非法的《印藏条约》,但最终迫使英方承诺不吞并西藏、不干涉西藏内政等条件,为西藏和中国夺回了不少权益。由此,张荫棠无论在西藏,还是在全国,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1907年,张荫棠奉命赴西藏查办事件,受到当地群众夹道焚香的欢迎礼遇。

张荫棠主导的西藏改革

入藏之前,张荫棠就向清廷提出任命贵胄总制全藏、派兵入藏、收回治权的治藏方略。在藏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查办驻藏大臣有泰等满汉藏族贪污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张荫棠首先制订《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草稿,并交由西藏头人、噶厦(西藏政府)官员以及寺庙喇嘛广泛讨论,按意见补充修订为《治藏刍议十九款》,上报外务部,建议对西藏的官制、办事机构、经济建设、教育文化、贸易等方面实行根本性的革新 。

在《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一书中,作者吕昭义教授将张荫棠的改革措施归纳为六个方面,包括:

一、革除神权政治,收回治权。加封达赖、班禅,优给厚糈,使其专理宗教事务;裁撤驻藏大臣,另设西藏行部大臣,特简亲贵任之,达赖、班禅均归其节制,“以重事权而定主国名义”。行部大臣署内设财政、督练、交涉、学务、巡警、裁判、农工商、路矿、盐茶九局,优给噶伦等西藏文武官员月薪,在行部大臣节制下,办理九局事务。

二、广设学堂,推广教育。在西藏先举办小学堂(拟设小学堂数目前后不同,最后定为50所),普及教育,教授汉语文。数年之后再设中学堂,教授英印语文及各种科学。选择优等生到四川、南北洋高等学校学习。

三、训练汉藏新军,加强武备。裁撤原驻藏汉军,另练新军6000驻防要隘;西藏地方每年筹款24万,训练藏兵3000;由汉族官员任教习及军官,驻守边防。

四、改善交通邮电,发展经济。修筑巴塘至拉萨,拉萨至江孜牛车道路;架设巴塘至拉萨及拉萨至江孜、阿里电报线;除封禁神山外,准汉藏人民集股开采矿产;利用西藏畜牧、药材资源,兴办加工业;准茶种入藏,教藏民种茶,降低茶价,抵制廉价印茶;度支部总银行在打箭炉、拉萨、江孜、印度加尔各答设立支店,经营西藏的俸饷汇兑,使中国钱币流通西藏,与西藏所铸铜元相辅而行。

五、讲求卫生,繁衍人口。乾隆年间,西藏有人口170万,至今只有100万,百年间减少70万。喇嘛教盛行,缺医少药,不讲卫生,导致生齿不繁。必须缓解喇嘛嫁娶的禁令,听民自便。当务之急为设卫生局及医院,派北洋医学堂毕业生入藏,赠施医药,设医学堂教藏族子弟西医之法。

六、改良风俗。张荫棠颁布的《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主要为儒家伦理道德,其中也有不少倡导文明进步,培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内容。1

显然,这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方案。这个改革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此前一直只有名义上的主权而不掌握治权。因此,张荫棠提出的“简派亲贵大臣总制全藏”的方案,实际上相当于内地的总督权限,要将达赖与班禅都置于管辖之下,逐步推动西藏从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走向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在此基础上,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便可以从传统的宗藩关系,逐步过渡到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可谓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西藏内部的改革必须马上开始。包括改革政治、发展文化教育、改良社会风俗、增加人口、发展经济等。这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

所以说,对西藏而言,这个改革是双重改革。这两层改革又是相互依托的。政治改革是前提,一方面要改变西藏与内地关系的现状,使西藏能够与内地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得到内地的大力支持,派兵入藏,保卫边防,西藏才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从容地进行改革。

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遭遇失败

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现代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政教分离,达赖不能继续充当西藏最高政教领袖,否则很难使西藏地方政府系统和国内其它地区一体化,也就是改土归流。二是西藏的边防应当由中央政府派军队担任,而不能再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派一部分外省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也要在西藏当地招募兵员,进行训练。三是由中央政府派任的亲贵总制全藏,包括达赖和班禅,都必须听其节制,从而使权力集中起来,以便于统一管理西藏事务。

当时,在清廷上也出现了“西藏建省”的声音。尤其是在新疆建省成功之后,改土归流在大多数地方进展顺利,西藏建省之议自然也被一些人提出。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后,改革的压力更为紧迫。在此背景下,尽管张荫棠的旨在迅速建省的改革方案显得有些“激进”,但实际上也是必然之路。清廷最后选择了起来不那么“激进”的联豫(时任驻藏大臣)的方案,而这一方案未能阻止西藏问题的继续恶化,以致后来达赖出逃印度,西藏与中央政府陷入完全对立的局面。

经历了英国的两次入侵后,西藏上层精英也和张荫棠一样,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必须进行社会化改革。也就是说,不论中央支持与否,改革势在必行。改革要么由清朝中央政府主导,要么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由西藏地方政府主导,由于西藏当时各方面水平所限,改革不可能独立进行,必须依赖外部支持。

能够提供这种支持的,在当时主要是三方面:清朝中央政府、俄国和英国。1907年,俄国与英国就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达成势力范围瓜分协议,俄国承诺放弃争夺西藏控制权。英国当时的考虑是,如果俄国将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西藏就成为俄国势力与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印度则被英国视为其核心利益。所以英国竭力阻止俄国势力伸进西藏,这就是英国当时流行的西藏“缓冲带”论。在此背景下,西藏剩下的选择只有清朝中央政府和英国。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改革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央主导的“张荫棠方案”,一种是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达成妥协,中央政府支持,西藏地方政府主导改革。达赖出逃之后,驻藏大臣联豫按照前一种方案进行改革,但最后归于失败。

按照吕昭义教授的分析,张荫棠的改革是以中央政府主导,但在具体操作上,主要由中央派驻西藏的官员在争取西藏民众的支持后,发动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共同参与,一方面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控制力,西藏民众也将会从改革中获益。而联豫的操作手段则简单粗暴得多,只是为了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统治,而对藏族精英和民众则采取完全不信任的对立态度。1在联豫的领导下,西藏的现代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形势经过纷繁复杂的演变,这一改革路径就被堵死。而张荫棠的方案需要有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相互信任为前提;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双方刀兵相向,乃至西藏引入英国为奥援,自然不可能达成任何信任,改革便无从谈起。

英国借机插手西藏事务

那么西藏剩下的可能就是倒向英国。当然,倒向英国也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依附于英国,像印度那样,西藏变成英国殖民地;一种是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争取英国的支持。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它需要的是西藏能够成为一个不由中国控制、也不由俄国控制的“缓冲带”。按照英国与俄国在1907年达成的秘密协定,俄国承诺不介入西藏,英国也承诺不谋求直接控制西藏,以免威胁俄国在新疆的利益。因此,达赖于1912年返回西藏后,即在英国支持下着手准备对西藏进行现代化改革。

如前文所述,西藏的现代化包括两重任务,第一重就是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过,达赖回国没多久,西藏就发生了与川滇两省的战争,西藏完全处于劣势。达赖出于无奈,只好向英国求援,英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迅速行动,插手西藏事务,向北洋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在英国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同意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样,西藏这个“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

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与中央政府、英国三方代表参会,主要由西藏与中央政府代表谈判,英国则以表面中立的第三方面目参与“调停”。在会谈期间,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约定,如果英国能够迫使中央政府接受西藏“自治”,则西藏将承认英国对藏南地区的占领。2在会议上,虽然英国百般施压,中央政府代表只是草签了一个将西藏划为近藏与远藏,中央承认远藏“自治”的协定。而且,这个协定在发回到北京后,立刻引起国人强烈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并未承认这个协定。

之后,英国虽然想尽办法,希望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认可,将《西姆拉协议》合法化,甚至不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但由于西姆拉会议之后不久,袁世凯的皇帝梦就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破碎,袁世凯本人不久后也病逝,英国的目的未能达成。袁世凯过世之后,中国政治陷入长期战乱,但历届北洋政府始终未敢承认《西姆拉协议》,此后也未能得到中国任何一届政府的承认,从法律上说,这是一个非法协议。但英国事实上仍然占领着藏南地区,之后虽然西藏地方政府多次谈判,却未能将其讨还。就国际法意义来说,英国对藏南地区的占领始终是非法的。后来英国撤退,印度独立,藏南问题也成为横亘在中印关系之间的一块巨石,至今未能解决。

达赖主导的西藏现代化改革

中国内地陷入长期战乱之后,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无力对西藏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也就无法完全收回西藏主权。1911-1951年,西藏处于实质性的独立状态。这样,达赖主导的西藏现代化改革,实际上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近现代史上多见的“富国强兵”色彩。整个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而非真正地提高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

达赖在西藏内部进行的改革内容与前面提到的张荫棠计划相近,主要是尝试建立现代工商业、发展经济、设立学校、派贵族子弟出国留学等。最主要的内容则是建立现代军警体系。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进行的——建立工厂所需要的机器来自英国,留学生也主要派往英国,军队编组和训练由英国提供教官进行指导。最终,西藏建立起了一支一万人左右的军队,相比于之前的藏军,战斗力大幅提高。在之后与四川军阀的多次战争中,西藏的军队都能够处于上风。

在改革的同时,西藏上层精英内部通过分化重组,逐渐分裂为三种立场,分别是亲中国、亲英国和“自立派”。1达赖则在这三种立场之间,根据情势的发展不断变换其立场。但总体而言,达赖并不认为西藏能够完全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且他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极为反感。2因此,他对英国的态度始终是实用主义的,即利用英国帮助进行改革和建设。对中央政府,达赖始终寄予较大希望,认为只要中国重新完成统一,西藏仍然要回到中国。所以,达赖不断派人和历届中央政府进行联系,先是和北洋政府联系,国民政府北伐完成全国基本统一后则是国民政府。

但达赖主导的改革不希望、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其改革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加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同时进行社会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即便如此,他的改革仍然在西藏上层精英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三大寺为代表的宗教集团,成为反对改革最主要的保守势力。1而年轻一代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留学生和军队的中下级军官,都希望改革能够更加彻底,使西藏变得更加强大。世俗贵族们则希望更多地依靠英国,制衡中央政府。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冲突,不久就开始逐步积累加剧,到1920年代之后愈演愈烈,导致了多次政治事变。在多重压力下,达赖不得不在192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妥协,乃至最终放弃改革。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由他主导的改革也完全结束。这之后,西藏社会的改革基本陷入停滞。2

过渡期间的混乱局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无法对西藏进行有效的管治,更谈不上改革。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沦丧,交通运输线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曾考虑修筑一条通过西藏的运输线,将援华物资运进中国。为此,国民政府向西藏派出了一个考察团,对地理情况进行了勘察。但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强烈抵制,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十三世达赖去世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倾向于亲中央政府,并在达赖灵童转世的问题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即使如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其间还发生过达赖坐床、西藏设立外交局、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等纠纷。蒋介石一度陈兵西藏周边,试图派马步芳率军进入西藏,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及时妥协,也未成行。1940年,热振迫于西藏内部压力辞职,由他的师傅达扎活佛代替他担任摄政,达扎活佛主持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更加倾向于亲英,而与国民政府对峙。

1947年,英国从印度撤退,并将其在印度的整个政府机构都移交给了印度政府,其中,原来的英国驻藏办事处摇身一变成了印度驻藏办事处。在理论上,由于英国在二战期间受到重大损失,被迫退出在南亚长达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完全收回西藏主权与治权的最佳时机。但抗战刚一结束,国共内战就宣告开始,此时的国民政府无心也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只能在一些外交场合尽可能地向国际社会声明,西藏主权属于中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英国从印度退出后,失去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感到形势危急。虽然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内战无论谁输谁赢,中国都将重新统一,对西藏的现状不可能不闻不问。因此,自英国撤退后,西藏就试图向美国寻求支持。但此时的美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性霸权,对西藏的战略重要性显然不如英国理解的那样深刻。更重要的原因,美国在印度并无根基,缺乏英国那种和俄国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切身感受。而且,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期间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坚决支持变为逐步放弃。因此,美国没有对西藏表现出太多的兴趣,西藏地方政府派往美国的所谓“商务考察团”最终无功而返。

总之,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长期内乱造成的帝国主义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西藏原来的那种依靠英国的支持才维护下来的“高度自治”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老一代世界霸权英国走了,新一代世界霸权美国还不完全清楚西藏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而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要来西藏了。

(编辑丁凡)


[1]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1 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0页。

2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

1关于三种政治势力的博弈情况,详参李志农:《民国时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1930年,国民政府派往西藏的特使刘曼卿在离开拉萨前,达赖与其会谈。达赖在会谈中对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深表同情, “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根据刘曼卿记述,达赖讲这番话时,“态度异常沉痛”。详参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3详参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4对达赖所主持的改革,《现代西藏的诞生》、《喇嘛王国的覆灭》、《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等书皆有详细论述,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