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创新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创新经常与包容性发展联系在一起。包容性发展是指惠及多数人的发展，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每个公民在内的发展”，是“社会福祉的分配伴随着发展有所提高，社会平均程度有所提升”的发展。[3] 包容性创新就是有利于包容性发展的创新，是“为了减少贫困”的创新，是“与贫困人群需求最直接相关的”的创新（世界银行，2007: Xviii，2，105）。[4] 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包容性创新：第一，采用更加正式的R&D方式努力为贫困人群服务；第二，依靠贫困人口，推动更广泛的草根人群努力参与创新活动；第三，提高非正规企业探索现有知识的能力。本文强调第二种方式，当然这三种方式有很多相互联系和重叠的方面。
“创新”不应当只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应当涵盖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在很多案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创新”，比如制度和组织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关键。[5]
信息通信技术和“穷人”创新
关于创新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熊彼特、马克思、库兹涅茨、皮凯蒂、博拉尼等都有论及。集中于创新领域的佛里曼和佩雷斯的观点。
信息通信技术
根据佛里曼和佩雷斯（Perez）的理论，我们正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大浪潮”的中间阶段。[6] 在“大浪潮”前期，竞争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到了“大浪潮”的中后期，这种现象有可能通过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必要的制度创新得到缓解。因此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如何帮助人们把握新机遇、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将把ICT大浪潮带来的机会作为关键因素之一。
谁做包容性创新
谁最应当充任包容性创新的创新者呢？我们在此强调“普通大众”或者“穷人”（指在主流之外的边沿人群）进行的创新是包容性创新极为重要的创新源头。
我们过去的研究强烈指向这类创新者对创新和发展的包容性的作用。[7] 例如，尼日利亚的国家研究机构受命开发加工木薯的设备，他们设计了集削皮、粉碎、洗涤、干燥全过程的自动机，做出来以后却没有人用，因为它太贵、太大（不适应小型加工）、自动化太高（不仅贵、而且不适应当地极不稳定的电力供应环境）。结果真正得到应用的是小作坊的匠人、能人开发的简易、便宜的设备。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适用技术”悖论，即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合自己要素禀赋的资本品，但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设备极不“适用”，这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再多也难变得富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的“穷国”也好，在特定国家内部的“穷人”也好，事情的关键是他们自己要有能力创新和开发资本投资品，为他们“有效”进入经济活动提供条件。这个道理很简单很直接，我们用它作为包容性发展中的另一项关键因素。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在Chataway等[8] 最近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如下（见表1）。Chataway等人的贡献是区分了“穷人”生产者和“穷人”消费者，以及“富人”生产者和“富人”消费者。这个区分很有意义，它指出了“穷人”的消费主要来自“穷人”的生产（表1中的场景1），赋予了“穷人”生产使得“穷人”被“包容”进经济生活的极其重要性；而表中的场景3，即“富人”为“穷人”生产例如跨国公司为基础疾病生产低价药物，在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场景3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中“适用技术”悖论的处境。
我们的细化是把“穷人”生产者进一步分解成“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见表1的左手部分，理论假设是“穷人”的创新是“穷人”进行生产所需工具最重要的来源。我们在“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之间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他们之间有许多互动和关联；我们在“穷人”创新者+“穷人”生产者及“富人”生产者之间也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相互支持的极其必要性，这个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穷人”创新持续成功的条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二元体系最终过渡到和谐、统一、先进的现代创新系统的必要前提。
表1 包容性创新：“穷人”创新者与“穷人”生产者
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现状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建设显然落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不过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近年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9] 到2012年年底，中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城市地区为57%，农村地区略超过24%。一年以后的2013年年底，互联网的总体普及率提高到45.8%，互联网用户从2012年的5.64亿增加到6.2亿。
互联网用户的增加主要来自手机用户的增加，“移动通信替代PC电脑”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智能手机快速增长和移动服务普及的结果。与图1（包括所有的互联网接入方式，即移动手机和固定电脑终端）不同，图2 [10] 只统计宽带互联网接入的普及率，显示在中国，和在其它国家一样，移动互联的重要性逐年提高。移动互联网尤其为住在偏远省份的人们和在城市从事季节性工作的高迁移人群提供了方便。
农村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明显改善。2013年，在约6.3亿的农村人口中，有1.53亿互联网用户，其中1.06亿使用移动手机上网，4700万使用电脑接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四分之一意味着，中国农村每一个家庭或者家庭的近旁邻居已经拥有互联网接入的便利。在这个普及水平下，住在中国农村的人无论谁想依靠互联网做点事情已经高度可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ICT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来自政策的推动，一直是农村地区ICT技术基础设施快速普及的最主要力量。介入的包括若干政府部门。
一是信息产业部（现工信部）主持的《村通工程》“十五”规划期间（2001年-2005年）起动，最初是拓展电话服务，随后是互联网的接入和服务。最近几年的重点是宽带互联网的扩展二是《家电下乡计划》，在2009到2012年间实施，由财政部和商务部主持。“家电下乡”的10类家电产品包括了个人电脑和手机，农村居民可以享受13%的政策补贴。家电下乡有许多问题，不过这个项目对农村地区个人电脑拥有量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从分散的信息我们测算出家电下乡计划中的个人电脑销售大约在1800万台上下。[11]
三是农业部主管的《金农工程》和随后的《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以及 “十一五”以来的“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项目”。[12]这些项目覆盖了农业电子政务和与农业经营有关的信息服务。农业部在2006年左右发起《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该工程旨在建设行政村信息服务站（点），培训干部和农民具备获取在线信息和向村民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判断这个工程正在认真落实中。尽管工程的覆盖面还有限，它为信息化在村庄草根层面的应用播下了种子。
电商服务及电商市场的成长
电子商务服务和电商市场从城市起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农村人群进入电子商务起着一种类似“基础结构”的支持作用。图3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年发展的规模和结构。[13]在过去五年中，引起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几块主要的业务是：（1）“B2C”和“C2C”，二者合起来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11%上升到2014年的22.9%。这是小型电商和个人消费者的“网上世界”；（2）“小企业间B2B”，此类型应该包括那些活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小型企业、小型网店，它们的营业额从2010年的3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6万亿人民币；（3）“O2O”，起点低，增速快。此外还有“大企业之间B2B”类型，交易量在近5年间大体保持不变，而且由于（1）和（2）类交易的突飞猛进，此类交易在总体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下降了。上面提到的（1）和（2）两类电子商务，包括“小企业间B2C”，“B2C”和“C2C”，是本文观察的重点。
为什么B2C、C2C和小企业间B2B在加速发展？几项商业创新与之有关系。第一个是“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就是说服务商搭建电子商务平台，自己不介入买卖，以阿里巴巴的淘宝网为典型。“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信息渠道和交易空间。第二个创新是“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以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为代表。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提升了交易的安全程度。
第三个创新出现在配送系统。在过去五年中，快递业务量年增长率超过50%，2014年的快递件数达到140亿件，是2010年的六倍，支持了2万亿人民币的在线交易。[14] 2009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为那些能够满足质量要求的民营企业明确了法律地位。技术方面，条形码技术、射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和自动智能仓库技术都有改进，它们在物流环节的广泛应用支持了物流服务的效率和精确度。[15]
城市居民是电子商务及物流服务的主要消费人群。当规模扩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农村介入电子商务活动的条件也就准备就绪了。
“淘宝村”的故事
“淘宝村”指网商大量聚集成为村落经济活动主要成分的村庄。[16]阿里巴巴联合其它科研机构和媒体，在2009年确认了3个“淘宝村”，2013年增加到20个“淘宝村”，2014年同样的指标确认了211个“淘宝村”，“淘宝村”数量快速增加是中国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的一个信号。2014年的211个淘宝村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2014年淘宝村地理分布
2015年春天，阿里巴巴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淘宝村》，[17]也许是我国第一本比较权威的“淘宝村”案例集，是我们研究工作极好的基础资料。我们把书中全部14个“淘宝村”案例，按照“村庄和人口”、“所在省市”、“电子商务涉及领域”、“创业者及背景”、“当地资源”、“目前电商状况”、“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白手起家型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等，做分析归类（见表3）。此外，虽然没有列到表中，但是我们确实留意了各个案例反映出来的“社区嵌入”状况。村民介入当然属于“社区嵌入”现象，我们还注意到村庄、乡镇和县行政主管在每个案例都有积极作为。最终我们认同，基层行政主管应该是“淘宝电商”嵌入本地社区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村庄电子商务的发起者
谁是村庄电商的发起者？回答是本村村民，除了一个例外，即案例12，当地已经建立的教玩具企业——华夏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率先在2002年开始在线销售产品，随后很多村民跟进。这些淘宝村电商的发起者，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没有大学背景，但是所有的发起人都有离开村庄到外面工作的经历，意味着在信息通信技术广泛传播之下，从事创业的视野比上线的技能更加重要。
联系上文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分析，在这里我们看到，村民（“穷人”）进行的创新（在这里是从事电商的创新，属于商务模式创新）开启了在村子范围的电子商务；那么发起之后谁来跟进的和使用呢——还是当地村民。所以淘宝村的例子印证了“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极为密切关系，辨识和推动由普通人（“穷人”）自主进行的创新活动，应该是包容性创新研究之核心所在。
淘宝村涉及的商业领域
这些“淘宝村”案例涉及的行业覆盖两个大类：一是以人造投入品做原料的简单、小型制造；另一类是当地独特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这两类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常见的领域。案例中的第1、2、3、4、7、12、14属于第一类：他们生产和销售衣服、简单家具、演出服饰和道具、户外用品、教玩具、箱包；案例中的第5、6、8、9、10、11、13属于第二类，产品包括木制衣柜、草柳编、粗布制品、藤铁工艺、竹器、茶叶、生态旅游、大闸蟹、坚果炒货和花木。
这些领域适合农村地区创业者轻松开业，而且，这些领域产出的特色小商品、农产品等大部分属于“终端产品”，B2C、B2B正是方便的电商模式。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领域、依靠这些产品，电子商务在低成本下正在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中发挥着明显优势。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指的是电子商务和先前本行业发展基础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具备不具备已经存在的业务基础，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应该不同。表3中最右边一栏“白手起家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就是考察这件事的。我们发现全部14个案例中的11个处在已经具有一定业务基础的领域，电商的进入造成了商业模式的“转型”，我们把它称为第一组；第二组，包括案例中的少数共3个，属于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白手起家”模式。
“转型”这一组还可以细分：即，第1、2、4、5、6、8、12、14共8个案例为第一小类，都属于小商品生产，都有20-30年出口导向历史。余下的第10、11、13为第二小类，经营特色农副产品：案例10的大闸蟹，案例11中的坚果，案例12的花木。销售方向上这一小类从来都是国内市场。
“转型”对上述两小类共同体现在商业模式的转变上。从前的商业模式，做生意从生产开始，到销售，到配送。现在，商业过程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开始，到供货，到生产和配送。在交易中应用电子商务，把消费者的信息迅速传导给整个产业链，造成原有全部业务的重新构造，称之为“转型”。
“转型”组的第一类是全部案例的一半多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在海外市场需求突然减少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帮助了沿海出口导向小型加工业迅速地开辟国内市场，这一组大部分在线商务的开始时间是2008和2009年，这决不是偶然现象。当然，“转型”除了开发国内客户的消费需求以外，还孕育了新产品，比如案例4的山东丁楼村，“转型”之后产品类型从原有的摄影服饰扩大到儿童表演服装、民族舞蹈表演服装、古装和圣诞表演服装；他们的客户也从原先的影楼扩大到家庭、学校、俱乐部。
淘宝村案例中“白手起家”类型创业，包括案例3、7和9。案例3和7是小规模的制造加工；案例9是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电子商业活动。这一组案例虽然不多，但也有几个有趣的特点。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案例9地处福建南部，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传统上当地人种竹子，加工竹制品，种植和加工茶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提供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的出现帮助当地挖掘了自然资源和美丽景观的市场价值，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美丽山村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现在村里的干部群众充满自信，要把本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种优势高效率地融合到一起，走出一条村庄发展的新路。
“白手起家”进入制造业的案例3和7说明，这类创业需要更强有力的企业家角色，还需要更长的“孕育期”。这两个案例各自都有一个领头者，分别是孙寒和吕振鸿，领头人的新产品创意即例3的简易家具和例7的户外用品，是他们创业的出发点。领头者开了头以后，追随者们进入到生产、销售、配送和价值链上各个环节，整个产业达到比较成熟需要若干年，比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市场结构“转型”缓慢得多。这使我们回想起过去20—30年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它们从萌芽到产业的配套成熟，也经历了缓慢的渐进过程。稍微不同的是，过去的产业集群从生产环节开始，现在的“白手起家”型“淘宝村”，销售、生产、配送几乎同时展开，产业链的成长和成熟也许有加快的趋势。
为什么是淘宝“村”？——农村社区嵌入型创业
在多数案例中，村庄是电子商务群“嵌入”的核心社区。当村里的某人开始从事电子商务并显出了成效，其他的村民或者快速模仿跟风，或者进入创业者的合作圈。由于祖祖辈辈相识相知，一些人还是亲戚，村庄社区拥有浓厚的“社会资本”，“知识溢出”和商业协作遇到的障碍很低。这解释了农村电子商务为什么是当地社区嵌入式的；相比之流动性很大的城市，农村社区还保留着当地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土壤。
电子商务的当地社区嵌入基础并不局限于村庄。几乎每个案例都提到，淘宝村的影响力超越了本村。案例1青岩刘村的刘文高从2006年起，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的带头人，自己创业。同时还自告奋勇担任村子里“电子商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为村里的网店创业提供支持，促进合作。这个村子后来进一步与义乌市合作推出“网货超市”，引入配送公司，与义乌工商学院联合培训该学院的学生和村里的商业人才。这样，青岩刘村成为义乌市网商创业的“黄埔军校”，前后哺育了1万多家网店在当地起步、做大，然后走向义乌市各地。结果之一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基地的义乌市，经历了从专业出口向着同时服务于国外、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结构转型。
很多村庄电商领头人做了“利他”性质的工作。除了“乡亲”关系的原因以外，农村小型电商的起步需要“抱团取暖”，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案例7浙江北山村的吕振鸿，创业之后帮助许多村民开淘宝店，现在北山村和周边的总共200家网点绝大部分在分销吕振鸿开创的“北山狼”牌户外用品，还有未计入的若干“北山狼”品牌代工厂。抱团和互相帮衬的原则是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的生存之道，领头人在“利他”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成长的机会。
另外我们观察到，几乎每个村的上级政府或早或晚都会给予“淘宝村”必要的支持。案例1的义乌市政府最近决定投资1000万元用于提升青岩刘村的整体软、硬件环境。村、乡（镇）和县（区）行政部门积极发挥对村级电子商务的支持作用，是“淘宝村”的地方“嵌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本地人民造福、获得发展政绩、和改善政府预算基础，综合起来是地方政府的动力来源。
尽管本文以“淘宝村”为题目，但14个案例中至少有3个（案例10、13、14）选择了乡（镇）为分析单位。原因或许是在这些案例中，产业活动已经扩展，很难搞清楚到底是在哪个村子最先发起了电子商务——也许是几个村子同时进入电子商务。所以，考察“淘宝村”又不仅仅限于村庄作为分析单元，是合情合理的。
表3 淘宝村案例
讨论与结论
1，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具有支持小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特点，与1950和1960年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大型组织进行的创新形成对照。完善ICT基础设施是公共政策一项重要功能，它为处在“边缘地位”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创新、从创新中学习并获益提供条件。
2，农村地区的ICT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中国在十多年前开始的农村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条件大大改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我们应加倍珍惜。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涉及多方面合作，包括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等等。管理和协调好基础设施项目中众多部门的合作，是对我国政策能力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监控方面大力改进。
3，关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企业如何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如何创造和捕捉价值；商业模式创新不限于技术，它更关心商业活动的方向、组织的变化和企业间关系，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阿里巴巴的开放平台式服务和第三方在线支付，农村创业者开启的电子商务，都是“商业模式”创新极好的例子。进入电子商务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特别表现在与消费者互动方面，电子信息技术使得买卖双方的互动更便宜，更快捷，由此引发整个行业的构造和运行的变化。
4，本文分析的“淘宝村”现象，迄今主要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电子商务使得原先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商品加工业，在外部市场急剧萎缩的情况下，较快地实现从单纯服务外部市场到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市场结构转型。考虑到我国小企业在工业总产出、制造业出口和提供就业上均占到大头，“淘宝村”现象在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目标中具有战略重要性。
5，“淘宝村”现象，特别是由本地特殊资源支持的农业和制造业与电商结合，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当地民众中企业家资源不够，本地缺少起码的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仅靠电商很难对农村发展起到根本作用。例如内地西北偏远山村，“淘宝村”模式不见得适用，要另外找出发展道路；“淘宝村”的长孕育周期，需要我们对农村电商带动的新机会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耐心持久的培植。
6，沿海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困难和紧迫性，并不因为电子商务的进入而趋向缓解。电子商务可以降低农村地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信息成本，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需要企业的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有的文献称之为“第一级学习”）与现代知识中心有组织的理论工作（亦称“第二级学习”）相互配合，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创新系统中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互动”，才能实现。在本文观察的14个案例中，只有1例出现了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的身影，可见农村地区除了本地政府帮助以外，与现代知识系统有相当距离。
7，研究“淘宝村”和农村电子商务，仅仅开了头，涉及的议题还很多。例如，淘宝村内部的业务生态多种多样，有的村子围绕自主品牌发展了纵向分工，有的村子大部分“淘宝店”自行加工、销售、进货，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各有什么优劣？与行业、发展历史、村庄文化有什么关系？又例如“淘宝村”、网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究竟怎样？增加的就业是什么性质的，受影响萎缩的业务在什么领域涉及什么职业，政策上需要什么应对？还要很多后续研究学习。
（杨利红 译）
[1]本文原文为英文，是作者于2014年9月在UNU-MERIT和浙江大学共同发起的“包容性和绿色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摘要。
[2] 顾淑林，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3] 参阅：Conceio, Pedro, David V. Gibson, Manuel V. Heitor, Giorgio Sirilli (2001): Knowledg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ly Integrated Learn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66, Number 1, January 2001, pp. 1-29(29); Kanbur, Ravi and Ganesh Rauniyar (2009): Conceptualiz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DB Occasional Paper No. 7, 2009
[4] 参阅：The World Bank 2007: Unleashing Indian’s Innov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Mark A. Dutz (ed.), Washington D.C. USA 2007
[5] 参阅：OECD 2013: Paunov, C. 2013: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Main Policy Issues”,
[6] 参阅：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浦江创新论坛研究报告第7期 （2011年）：佩雷斯教授在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主旨讲演和小型研讨会摘录。http://castm.tongji.edu.cn/
[7] 参阅Gu, Shulin, John O. Adeoti, Ana Celia Castro, Jeffrey Orozco and Rafael Diaz 2012: The agro-food sector in catching-up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ases, in Franco Malerba and Richard R. Nelson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earning Process, Variation Across Sectoral Systems, Chapter 6, 194-280, Edward Elgar, 2012
[8] 参阅 Chataway, Joanna, Rebecca Hanlin and Raphael Kaplinsky 2013: Inclusive Innovation: An Architectu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IKD Working Paper 03/2013
[9] 资料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http://www.sic.gov.cn/News/287/2782.htm
[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http://www.stats.gov.c/85n/tjsj/ndsj/2014/indexch.htm
[11]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家电下乡》，好搜百科；2、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2]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2、第十一个及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内容；3、《农村信息化》，百度百科；4、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3]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报告，2011，2012，2013，2014；网页：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45910.html; 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25005.html; http://ec.iresearch.cn/shopping/20130128/192198.shtml;http://ec.iresearch.cn/others/20120112/161330.shtml
[1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见之于http://business.sohu.com/20150326/n410380272.shtml的数据。
[15] 关于2009年的《邮政法》，请参考中国政府网信息http://www.gov.cn/flfg/2009-04/24/content_1295123.htm
[16] 阿里巴巴公司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点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
[17] 参阅：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编著：中国淘宝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