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的内海化与“一带一路”的文明史观

20世纪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所描述的中国史观，隐含的背景都是海洋中心论。虽然它讲宋朝、讲近代史，但讲到最后就是因为运河连接了海洋，实际上是将海洋史观投射在中国历史上，重新叙述这个历史的结果。从哥伦布时代以来，就是要提高海洋的地位，贬低内陆的地位，所以这个所谓的边缘性，实际上是由海洋历史观主导的历史叙述。作为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不仅衰落了，而且作为一个理念也只是古代的遗存。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历史想象，其实包含了一种历史观上的转变，即对近代海洋史观的逆转——不是对于海洋时代的否定，而是对于海洋时代的完成，即海洋彻底内陆化了，陆地与海洋的分界消失了，内陆才以另一重面貌展现出其意义。

关于陆地与海洋分界的消失，即海洋的内海化，曾经在战后引起两位欧洲哲学家（科耶夫/施密特）的关注，但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这一变迁对于遥远的欧亚大陆具有何种意义。他们对于内海的想象就是以地中海为模板的。

这些变异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可是每一次世界观的偏移都补充给我们很多的历史认识，纠正了很多认识上的不足，使得我们有更加丰富的图景，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偏见和新的中心论。总之，检讨的工作是持续不断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就是“跨体系社会”。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

“跨体系社会”是指，我们的社会内部包含了多个体系，相互纠缠，但社会恰恰就是由这些相互缠结的体系构成。体系可以是语言、宗教、族群，甚至文明，比如伊斯兰文明、西藏文明等等。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跨文明的文明”。中国文明的一个独特性恰恰在于，它能够包含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是内在地包含，不是外在地综合。我说“内在地包含”，不是只倚靠一个外在的结构把它强加在一起，它是由长期交往、互相渗透而逐渐形成为一体而又未取消其各自特征的存在。

有一次我到一个云南的村庄，本来是去看一个藏族的村庄，到了好多人家才发现，有些人家说是某个民族，但其实家族中就包含了四、五个民族，还横跨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比如父母分属藏族、纳西族，孩子结婚又跟白族、回族混在一起。所以我说“跨体系社会”时也不仅仅是说整个的中国文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村庄、一个家庭都可能是一个“跨体系社会”。甚至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是跨体系的，因为个体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只能从关系中加以界定。我们学习不同的语言，理解别的文明、别的文化，在交往中，我们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但这个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他人的要素。我们自身就是由他人的痕迹构成的新的主体。他者的痕迹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不是外在的。所以，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里能够意识到自己内部也包含了他人的痕迹的话，他所认同的范围就宽广了很多。

一个社会，一个好的社会，是能够容纳多种认同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不会强制性地将多重认同单一化，无论这个单一化是以民族的名义还是宗教的名义，还是其他的名义。我是国家的公民，也是某个族群的成员，我信奉某一种宗教，也承担其他社会名分和责任。我在家庭中是什么位置，我在单位中是什么位置，这些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构成了我们的交往关系中的复杂要素……比如在这个大教室里面，有不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背景。这些交往关系都变成内在于我们的很多要素，因此任何一个认同都是包含着多样性的。这个混杂性和多样性不是以否定共同性来表达自身的。这个意思就凝聚在“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上，这不仅意味着内部的多样性，也意味着社会的开放性，因为一个跨体系社会同时也是与“跨社会体系”相关连接的。但既然谈论一个社会，就不能否定其某种不仅多样、而且动态变化的同一性。

区分共同性与单一性

历史的叙述大多从过去到现在，沿时间的轴线纵向地向前推进，但历史可以并且也应当横向地加以叙述。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单一地域、单一族群、单一宗教、单一语言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相互交往、渗透、纠缠、冲突、同一的历史。就因为如此，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叫做横向的时间。我们该如何叙述喀什或喀什噶尔的历史？这个地区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或多种叙述系统，汉文文献的系统、维吾尔文献的系统，当然还有其他文献的系统，称谓的差异显示它们之间相互重叠，而不是相互隔绝的。塑造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祖先，也包括我们的朋友，偶然的相遇，比如爱情和婚姻、友谊和冲突，可以改变生活的轨迹。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

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共同性与单一性。共同性不是与独特性相矛盾的，而认同如果只向单一方向发展却是危险的。在20世纪，最极端的表现是单一性民族主义与国家的结合，即法西斯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以单一性的民族和宗教出发，攻击各种容忍或承载混杂性和多样性的容器，并在一种二元对立和自我确证的逻辑中，发明一系列贬义的概念指称这个曾经承载了各种混杂性的容器：比如帝国、东方专制主义、民族的牢笼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在跨体系社会内以不同形式迫使社会群体向认同的单一性转化的时候，冲突和压迫就内在化了——内在于我们的社会、内在于我们自身、内在于不同成员之间，也内在于被认为同群体的社群内部。

多样性植根于我们自身，强制的单一化不但形成无法化解的自我矛盾，更转化为以强烈地投身于单一认同为动力的暴力行动和激情。这是残害他人与自我戕害的重叠过程。如果强烈地只让自己认同一样东西，而不能认识到自我内在的多样性，认同的政治就常常变成了冲突的根源和攻击性的武器。认同是人之为人的理由之一，但认同的单一化，或认同的单一化政治，却是取消人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取消人的内在的社会性的通道。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有认同的，不是所有认同的政治都应该产生冲突的，只有将包含了内在多样性的认同强制性地引向单一方向的模式，才是所谓冲突性的认同政治发生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情况不断地出现。为什么要提出“跨体系社会”这个范畴？就是因为需要认识我们内在的多样性，理解中国文明内涵的多样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主体性。

跨体系社会的内在要素

我提出这个“跨体系社会”的范畴，其实是与我在更早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中使用它重新思考帝国与国家问题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后来谈及的“区域作为方法”相互勾连的。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提出过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 systems）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观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社会是可以用实证方法研究的，但超社会体系却强调我们不仅生活在社会中，而且还生活在超社会，即无法用实证方法确证的体系之中，这个体系不仅是物质性的，还包含了精神性的、世界观性质的内容，举凡法律、权力、习俗、信仰、世界观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超社会体系。我们也可以模仿说，不仅社会、社群，而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超社会的体系，因为我们不仅是公民、学生、父亲、母亲、儿女或干部，我们也是带着自己的价值体系、信仰和世界观的人。这个体系性意味着我们既是一个个生活着的个人，可是实际上每个个人都不只是一个个物质性的个人，因为我们各有自己的信念和世界观。这些东西内在地包含在我们的个体里面，我们跟一个人打交道，就不仅是跟他或她的社会身份打交道，还在跟他或她的超社会性打交道。比如，在喀什这样一个社会里，在我们的教室里，我们相互交流的不仅基于日常生活里看得见的、可以实证的身份和位置，还包含许多看不见的、相互不同又相互重叠的价值和信仰。

“跨体系社会”的意思，就是这种交往的混在性本身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内在要素。我说一个社会，强调其共同性，但既然是跨体系的，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会相互关联，从而具有内在的开放性。在跨体系社会里，人们不但可能共享一系列价值和信念，也分享着（未必以赞同的方式）不同的价值和信念。这是同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多少有点复杂的概念，一个将多样性和平等综合在一起才产生的概念。你见到一个人，看到他是一个个体，但也知道他背后还携带着一整套文化信仰等等。你跟他交往的时候，其实还在跟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交往。交往包含了认同，也包含着矛盾和冲突，这是跨体系社会的内在要素。

跨体系社会多少有点像文明的概念，因为文明总是包含了多重要素，但同时又有自身的连贯性和基本价值。那么，为什么要费事地提出跨体系社会的范畴？或多或少，这是因为在19世纪，由于欧洲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知识，这一范畴也经历了种族化的过程。它把文明与种族、宗教或语言等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相关联。比如，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参照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的概念，提出了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圈、汉字文化圈等概念。这些概念有一定概括性，也并非不可用，但我们也要问，基督教文明只是基督教的吗？中国文明只是儒家文明吗？如果存在着汉字文化圈的话，那么中国的范畴与汉字文化圈是什么关系？如果中国文明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范畴，那么儒教至多只是某种主导性的力量之一，不然我们如何描述西藏文明、伊斯兰文明在中国文明中的内在位置呢？如何描述这些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或以其他要素作为自身主体性的要素呢？文明不仅总是包含着他者，而且就是以他者的痕迹作为内在要素的动态过程。

十五年前，我在德国做访问研究，与一些伊斯兰学者朝夕相处。围绕伊斯兰世界这个范畴，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许多伊斯兰学者用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来批评民族国家的概念，因为他们说民族国家是西方来的东西，是殖民主义强加给伊斯兰的。伊斯兰是一个世界。但后来也有伊斯兰学者说，伊斯兰世界内在地包含了不同的世界，并不存在单一的伊斯兰世界。我们仔细地去观察这个体系，它是相互关联的。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是相关联的。跨社会体系意味着一个个不同的社会体相互关联在一起。我们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就像一线串珠，以一种更为坚实而富于弹性的方式，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与跨社会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跨社会体系。现在谈论一带一路的多是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关心的是金融、投资、生产过剩、找到新的市场，当然还有国家间关系的博弈、合纵连横等等。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意义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一带一路包含了文明的意义。夸张一点说，是再造文明的意义。

一带一路，“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的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两者还交织着中印、中巴两走廊，以及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的欧亚大陆桥。从历史上看，过往的帝国扩张都是通过对领土的不断占有来完成的，但路、带、廊、桥是什么呢？它们是四个概念，是四个表达互联互通的方式，是勾连起不同文化、社会、语言、文明、宗教、习俗的纽带，是通过经济与文化的综合而让不同的人相互交流的计划。因此，它不应该是一个领土扩张的计划，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计划，互通有无的计划，相互交往的计划。它也应是一个超越历史资本主义的、文明再造的计划。路、带、廊、桥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基础性的概念，而绝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计划。

如果将路、带、廊、桥的概念与伴随海洋内海化而产生的全球律则加以对比，它们所寓含的规则是极为不同的。在前西方世界，“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所谓四海既是界定中国或天下的范畴，也是神秘的未知和无限，而非内海。在这个未知和无限的视野中，中国的天下观包含了对于尚未掌握的他者的预设，这是包括朝贡体系在内的秩序预设弹性安排和多重参与的动态过程的前提。在海洋内海化的今天，路、带、廊、桥等概念预设的跨社会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多样性，仍然保留了早期秩序中的弹性安排和多重参与的特征，这意味着互联互通概念是以他者的无限可能性为前提的。在前西方时代，无限性是“浑圆曰海”的特征，那么，在互为内海的时代，无限性却预设着每一个文明的无限可能性，从而路、带、廊、桥代表了一种不同于海洋中心论的全球律则的弹性世界观和秩序观。

其实，这一构想并不是一个计划。如果是计划的话，也是多个计划或多重计划，一个通过由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世界观共同参与、相互塑造、并最终改变全球关系的动态过程。说这话带有应然的意思，也就是重新确定价值方向的意思，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一带一路计划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它也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市场扩张的逻辑，即海洋内海化、边疆内地化的逻辑。如果我们只是关心金融扩张，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寻找新的机遇，不去理解路、带、廊、桥所涉及的是不同文明的关联——这意味着你需要去理解、研究、认识每一个它所经过的社会，它所经过的文化和它的独特性——你如果不理解这个东西，你只是用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逻辑去推动这个计划，就有可能对这个广阔区域的复杂的文化和生态造成破坏，倒过来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那是要遭致报复的。

我们时刻都要提醒自己，路、带、廊、桥所连接的世界像“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一般，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能动地参与的、包含着“未知”亦即“无限”的、持续变动的一组/一个世界。因此，我要在一个文明和文化的意义上重新提出路、带、廊、桥的意义，将其理解为一个跟近代任何扩张性的帝国主义模式完全不一样的互联互通计划、再造新的跨体系社会的计划。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实践才能在运动过程中，重建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构造一个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相互连接的世界。我曾说过，这是一个综合了历史文明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一个将独特性和普遍性、多样性与平等结合起来的计划，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内海化”的大同计划。大同的意义在于其对无限性的承诺，而不是对于所谓“全球律则”及其普世性的臣服，其哲学基础就是“生生之谓易”的那个有关“生生”的宇宙论和历史观。这个计划——更准确说，它不是一个计划，英文词叫做initiative，而是一个动议或倡议，一个倡导大家来共同参与、平等交往的动议。无论在国家的范围内，还是在跨越国境的框架下，这个倡议都是对不同人群主动参与的召唤。如果它是一个计划的话，也必然是一个复数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才不致单一地被解释为增长，进步才不是破坏性的，建设才等同于探索发展的多样性或者多样性的发展。

 昨天王立胜专员陪我去南达农场。从硕果累累的桃园望过去，一边是寸草不生的砂岩山，据说是天山的余脉；另一侧则是彼此相望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葱岭和帕米尔高原，两种表述，一个地方，相互重叠。两侧的山峦隔着戈壁与绿洲遥遥相望，一边如火，一边积雪。三座大山，时时在地底运动，相互挤压，震撼大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整整80年前，毛泽东在长征之后来到黄河岸边，他想象着“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莽莽昆仑，心里惦记的却是“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看见我遥望砂岩山下雨水冲击形成的荒漠，站在我身边的陈凯博士对我说：只要有水，戈壁也会长出绿草的。

精彩互动：

库尔班•吾斯曼（喀什大学校长）：由北向南的中国语言，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上海话，很多字是听得懂的；再往南，到了四川重庆，字也还可以听清。但越往南，到了福建广东那块儿，就一个字都听不懂了。想问这是为什么？

汪晖教授：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变迁多由北方民族南侵推动，原来中原地区人口逐渐向东南迁徙，这也造成了南方方言的某些音韵、甚至句法更接近于古代汉语，而如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音的普通话其实深受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古典语音学中有些音变规律，比如卷舌音在古代往往读作舌尖音，舌面音往往读作舌根音。此外，唇齿音和双唇音也有一些音变规律在里面。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语言——尤其是口语和语音——成为界定民族的主要尺度之一。但民族的构成，即便从语音上说，也是混杂的。在中国历史上，经过拓跋魏的改姓，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混杂已经难以厘清了。“杂种”在汉人的传统中不是好话，但英文里的hybridity是文化研究中最常用的褒义词。晚清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点自卑，觉得日本人万世一系，中国人实在是谱牒散乱，难以整理；即便是家藏的族谱，宋以前的也几乎没有多少是真的。

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是考据学的宗师，而他的考据学的典范作品是研究《诗经》的《音学五书》。考音的出发点是追寻原初的礼乐制度的本意，即正音或正声所代表的礼乐宗旨。但是，声音与地域、风俗、好恶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声音的变化标志着地域、风俗、制度、好恶的变化或歧异性，而声音转化为“乐”也就是把多样、歧异的声音组织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乐由音生，而音又是“人心之感于物”、“形于声”的结果。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序》中说：由声到文，由文到音，由音到诗，由诗而入乐。这个过程虽然由人所创制，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自然的（本然的）过程。

要考音一方面是因为音及其与文字的关系不断地经历传播、混杂、流变的自然过程，从古代而至秦汉，从秦汉而至隋唐，声音的流变与文字的稳定性构成了经学研究中最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后世的音又往往提供了了解古代音的某些因素或线索，从而考证方法的途径之一是逐层递进地发现转变的环节，最终恢复古代的音。

姑丽娜尔•吾甫力教授（喀什大学科研处处长）：汪教授所讲的一带一路，王教授您从喀什专员的角度是如何解读的？认同的多样性对新疆的意义在哪里？

王立胜教授（喀什地委委员、地区行政公署常务专员）：汪老师的思维纵贯古今，是国际视野，关键是思考问题的路径、视野和方法。汪老师提出的方法论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第二个是跨体系的社会，它对人口的迁移、区域的变动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上，而是人们的世界观的迁移和变化。

汪老师谈到中国人口由北往南的迁移对中国社会影响特别大。我过去听说的青州（王立胜曾任青州市委书记5年）就是胡人和汉人的一个交界处，大概是山东唯一做过首都的城市。十六国时期，青州是慕容家族南燕国的首都，而古代意义上的青州就是现代的山东。现在的安徽、福建一带，都有山东移民；现在的黄山一带，徽州文化的来源有一条或者第一条就是山东文化。正是由于山东文化往南的迁移，到了宋朝的时候才有了新儒学的产生，才有了南宋儒学。这实际上也是跨体系社会产生的一个思想成果。

我所以留在新疆，内心的愿望就是思考新疆问题，进而研究思考中国问题。过去我读过两本关于农村的书，一个是曹锦清所著的《黄河边的中国》，还有一个是华生教授回应曹锦清的著作《长江边的中国》。到了新疆才知道，《长江边的中国》并没有解决《黄河边的中国》提出的疑惑和问题。但是在汪老师的观点中好多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如果把汪老师的观点和思想真正深入理解，再看我们过去争论或是目前面对的问题，都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通透感觉。我们最大的一个方法论上的误区，即就喀什论喀什，就新疆论新疆，没有把喀什和新疆放在一个大的思维框架中去思考问题。汪老师讲的跨体系社会有一个隐含的哲学假设，就是主体的多元性，而且这种多元是平等的、共生的，不是谁压迫谁。

一带一路最大的一个思想的突破，就是把国家看成是一种平等的主体，国际交往的主体。当然这个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一带一路，从经济上来说，是一种次区域跨国经济合作，不具有排他性。中巴经济走廊明显的是一种次区域跨国经济合作，但又不局限于经济合作。以汪老师提供的视野来看，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明显的跨体系的社会。我们有些人思考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是单一的思维。一位印度籍的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曾经提出一个命题——认同是会杀人的。那就是指单一认同。汪老师指出国家公民的认同是基本的认同，但它不排斥其他的认同。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在经济上，也是在文化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视野，而且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它是在承认国家主权前提之下的平等合作。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名义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里面提到的就是“共商、共建、共享”。这些词都表明了上述观念。最近习近平主席在有关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些讲话当中，经常讲到“共建、共赢”问题，这确实能够开阔我们的思路。我们的思维方式应该尽快转到这上面来。

国家已经确定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习近平到巴基斯坦访问的时候，媒体有个提法，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习近平讲话中说，喀什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喀什的历史定位、现实定位，在这三个表述中已经非常清楚了。

在新疆、在喀什，“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恐势力）”是意识形态领域和民间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大家必须有全球的视野并运用汪晖老师的方法论准确把握其实质内涵。民族分裂主义思维的基础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过时的理论思维框架。一带一路是国家的大战略，希望把喀什的思维水平、考虑问题的水平能够真正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

我们一直说喀什是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波斯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个地方繁荣交汇，它本身就是个跨体系社会。用跨体系社会的方法来观察它，可能在思想上和实际操作上，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罗浩波教授（喀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喀什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汪教授的讲座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汪教授从龚自珍、魏源讲到林则徐，林则徐被贬到伊犁时，曾经遍巡新疆，所以他的很多诗是对新疆文化的描写。中国古代有两个人对新疆的描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岑参，另一个就是林则徐。汪教授还讲到拉铁摩尔，讲到文明的变迁和背后世界观的变迁。我们虽然处在喀什，但是我们不要老是把自己看成中华文化的边缘。西方文化及很多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地方是怎么交流、怎么荟萃，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互为边疆这个概念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还有对文化内在多样性的认知，在我们新疆是尤为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能把文化的单一性放大，而要认知到跨系统社会的包容共同。不要仅从民族、种族来认知，加大民族间的距离，文化的距离也同样变大。汪教授提出的“路、带、廊、桥”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启发。我们要把自己放到世界中来理解喀什，将对我们认知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是一个观念的洗礼。

*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新疆自治区天山学者新疆大学讲座教授。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发展表明，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路径不适合当代新兴国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及中国兴起的深度影响。未来世界竞争的主轴取决于各国自身的治理能力。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在120年前，一场甲午战争让东亚风云变幻，也让中国长期陷入外患与内乱的动荡之中。100多年来，中国走过一段非常崎岖的现代化历程。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恢复其历史地位，更带动东亚与世界秩序的重组。这个历史大趋势的端倪近来日趋明显。

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对所有东亚国家的知识精英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和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这个功课做不好，东亚国家将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

解读“中国兴起”要有大历史观

过去300年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引导作用，可以和中国兴起相提并论。第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前两个事件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秩序，后两个事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十月革命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美国崛起的影响更大，其完成了英国、西班牙、荷兰都不曾完成的霸业，在生产贸易、军事安全、货币金融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建立起“一元化”霸权。

与上述四个历史分水岭事件相比，中国兴起的历史意义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世界而言是石破惊天的巨变。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广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减贫，它的发展模式震动了西方。中国的高速增长恢复了其曾在东亚和世界的地位，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对东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启动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实现最大幅员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广裘的地理范围，进行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表现，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的话语控制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抉择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时，可以有一个更宽阔的思考与选择空间。

解读中国兴起一定要有大历史观，否则根本看不清楚，为什么我选择用“兴起”而不用“崛起”？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GDP就曾超过全球经济体系的四分之一，曾经一度达到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恢复它昔日在东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而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关键成员。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兴起是“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大故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大故事就是20世纪后40年到21世纪的目前为止，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轴。现在欧洲面对的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脉络里面，全球生产力重新分配与财富重新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格局的变化。

三百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中心快速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己经起了剧烈的变化，不会真正永远保存在那儿。一本名为《后美国世界》的书探讨了这个历史大变化和大趋势，书中说，当前的历史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崛起；第二个是美国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

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IMF与世界银行等。以前这些机构相信自己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知识，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如何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这种支配地位如今发生了剧烈变化。也正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世界银行才可能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

中国未来的世界角色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首当其冲，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中国却保持了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很多指标一举超过美国，包括制造业总产值、能源总消费、汽车总销售，还有技术专利数量等。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军事支出，目前中国军事支出仅占美国支出的22%左右。大约在2025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可能超越美国。不论政治、经济、军事与国内社会结构，未来十年内中国都会发生重大转变，它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角色也会出现重大变化。

全面理解中国的兴起，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精英远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或知识匮乏？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更多的是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样的认知基础却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然而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资讯，那些先入为主、形成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架构将无法形成真正客观的理解。

有人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奇迹”，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成长，事实上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1860年内战以后的快速崛起，更超过了19世纪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化速度。

从来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像中国那样以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超级式、跳跃式的升级。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并横跨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产业。很多学者希望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可以和中国大陆形成“垂直分工”，但这个选项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生产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产品；同时，它也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其他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中国品牌的通信设备与交换机，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厂相竞争。可见，中国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又继续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保有一席之地。

中国正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关键：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14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从平均关税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庞大的跨国资金。中国企业正在参与跨国金融，并直接发展了21世纪水准的通讯和基础建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它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从2008年以后就一举超过美国，然后一路领先。未来几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若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意味着它将稳居带领全球经济扩张的龙头地位。根据《经济学人》估计，2015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量的30%，将源于中国的贡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计为1.2兆美元，相当于2015年印度生产总值的一半。也就是说，中国每两年就成长出一个印度，这个新增的总量也超过亚洲其余国家GDP成长的总和。

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的快速兴起是如何办到的？简单地说，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

第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公有化，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社会最基层。在此期间，中国还建立了非常时期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上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也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而到2014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发展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中国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满足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第二是“规模大”的优势。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关键性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地区也很难建构一个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严格说起来，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美都有巨型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而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在跨国公司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了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与科技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次不齐，有一些已经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一些还很落后，然而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它要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迅速，无论是航空母舰、隐形战机、核能电厂、智慧电网或是高速铁路都是一样的。

日本学者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认为东亚可以形成一个“垂直分工体系”，日本是领导者，跟着四小龙，再后面则是东盟。但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自己内部就可以产生雁行效应，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中国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分成几个不同层次，因为中国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成本、土地价格等。在提升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就像接力棒一样，可以延长中国经济成长的高峰期。

第三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这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   

当中国要安装一个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一举跨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然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曾经输给韩国和西欧，但却最早布局了第四及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服务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已经冲到世界最前沿。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6.23亿，成为全球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已站在网络科技革命时代的前端领域，包括电子商务、网络金融、4G移动上网、云端运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都出现万丈雄心，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进高铁技术，吸收了国际上所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当时引进了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等产品技术。经过十多年消化整理，中国开始向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自主研发体系迈进。由于庞大的经济规模与地理幅员，让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的技术享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高铁的研发单位每隔几年就推出新一代动车组，技术质量不断提升，并快速向百分之百国产的目标迈进。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例如东北的高寒地带、新疆的沙漠地带运行的防风沙动车，国外都没有尝试过。由此中国积累了很多技术，营运与维修的经验。这些是德国、日本或法国无法相比的。这就是典型的蛙跳式技术更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2009年已经逐渐摆脱“山寨”阶段，快速跃升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定制化生产者。当制造业进入虚拟化时代以后，数位自动化控制技术将普遍运用于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全面降低产品定制化门槛。

小订单与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边际成本将逐渐趋同。所有个人创意才能都可以被释放出来，完全不需要大型组织充当媒介，人人都可以成为“创客”，设计工作可以完全数据化，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来连接愿意接单的生产者，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供应链资源。专家预言，未来中国将成为满足全球“创客”订单需求最大及最完整的生产基地，这也意味着这一波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升级，即将在全球掀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仍有待完善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在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体制的重要特征，一方面通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材料、市场供需及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多种所有权并存，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国有企业主导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同时，中国不会轻易跨出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一步，因为这将导致农民丧失土地，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班班可考。所以这并非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在发展中不断修复社会分配不均问题，追求平衡发展，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一些措施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农业税，对农村医疗和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进行全面补贴，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化。中国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的当代民主所欠缺的。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观察重点应该在于其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提升治理能力。

一是能否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集体领导与监督机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反复出现的个人独大，以及由此导致的继承权危机和腐败。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在中共体制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它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工作，各自有分工，最重要的决定寻求达成共识。各级政府和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

二是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共产党最关键的任务是建立完善的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和能力的人，能够在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并受到监督。中国虽没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但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完全可以摸索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选任机制。

三是建立更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让地方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更大能动性的机制。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与体系，控制着军队、银行、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同时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又像是联邦制的国家，省一级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在实践上体现着联邦制的特色，各地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实验创新。这些也都是中国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许多机制，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中国长期维持“一党专政”体制，不可能没有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享”，而不是“民治”；是“民心”，而不是“选票”。这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本”，其实也是一种精英政治形态，试图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的基础。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当时的气氛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势已去，中国经济转型危机重重。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波舆论也明显退潮。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能坐视中国做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随着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一波舆论很快也成为昨日黄花。

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焦点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有关焦点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

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专政机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主权国家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它们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去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经对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走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编辑    季节）

2015年8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启示与思考”的座谈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资深外交官丁原洪大使等嘉宾，中信青年学会部分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话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研究历史跟研究现实一样，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样的史实，角度、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只有确立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方法论，我们的研究才能为国家、民族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我们的研究应坚持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思想不是纯粹又纯粹。共产党就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和成长。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抗战胜利的深远影响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孔丹认为，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万军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们的正规军已经超过100万。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真正的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学习、提高，然后形成了夺取政权的实力，形成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如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毛泽东是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点，它能解决问题，能打胜仗，能够夺取政权，能从弱小变成强大。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认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从未停止内战，从未真正结束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指日本；“安内”针对的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宁派、粤派、西北军、东北军等所有与蒋介石作对的力量。蒋介石要加强的是个人集权，重庆政府是军事管控政权。相比之下，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政权，无论国际观瞻还是国内舆论，都是形象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形象恰成对照。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著名演讲，指出：中国或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也就是新中国；或者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贫弱的旧中国。而抗战给中国提供了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前景。

武廉洁（民营企业家）认为，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奠基期，也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建立期。我们多年来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和发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三个世界”等思想、方针、政策、策略，都能在抗战中找到萌芽和雏形。反共反华势力不怕我们的国际战略西方化、附庸化，就怕我们中国化、自主化、毛泽东邓小平化。习主席提出了以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建立两个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有助于在新时期促成多极化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

塑造、建立起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从三方面构建起战后国际秩序。一是为战后国际政府秩序提供法理基础，最直接体现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为免今世人类再遭惨不堪言之战争祸乱。”各国要通过谈判而不是打仗来解决问题。日本安倍政府采用错误的历史叙述所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意在逃避甚至篡改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二是为战后国际贸易秩序提供制度基础，使世界不同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贸易环境。现在是全球性价值链时代，大量的产品的生产是跨国的。现在美国搞的TTP，TTIP，这是针对一些国家专门设定的有针对性的规则，这将导致世界回到二战前那种破碎化的贸易环境状态。三是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运行基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之上的货币规则1973年被美国废止，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维持一种没有经济活动支撑的货币价值，比如阻碍亚投行和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等，企图篡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重点从法治角度谈到中国抗战胜利对国际秩序、法制和机制建设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重塑秩序。这里体现在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一个是《联合国宪章》。1840年以来，中国无战不败，在国际体系里不断被边缘化。日本侵华从1931年“9·18”到1941年，中国实际上是孤军奋战。美英召开大西洋会议，美英苏三国的莫斯科会议等重要国际议程统统没有关注中国，也没有中国参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再由其他22个国家按英文字母来签署，这里包含了对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设想。此后，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重要议程，如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意志和利益。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

第二是恢复正义。二战结束后，如何处置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条，对战犯将进行法律裁判，包括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1956年中国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这有别于之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战争处理方式。它从法律上宣告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使它日后无从翻案。这是正义的进步。

第三是重建和发展国际法治。从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然后到联合国不以武力相威胁的新原则的确立。

第四个就是人权文明。日本当时为永久地霸占中国东北，向中国东北不断移民。战后遣返这些日本侨民时，中国在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情况下，仍提供了大量食品、药品、燃料等物资，还有1.3万节火车皮，这是真正的彰显人道主义。相比当时美国和苏联各收容的数万日俘都被送去做苦役，中国彰显了更为珍贵的人道主义。

当前美日战略动向值得关注

丁原洪大使认为，中央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题是“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因为当前现实确实值得深思，日本现在千方百计地否认、粉饰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最近安倍的讲话完全没有诚意，他虽然用了“道歉”、“殖民统治”、“侵略”等词，但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他不甘心情愿承认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安全遇到的威胁仍然相当严峻。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二次大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当前，日本安倍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新安保法案，更改日本自卫队性质，进行扩军备战，在东海挑起事端，扰乱南海局势。前不久，日本政府居然把以武士道精神作支撑的“神风特攻队”事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说明他本身没想承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安倍在前不久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上，还想把欧洲拉到自己一边。所以这些动向值得我们警惕。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危险的政治道路。

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难脱干系。当年美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根本就没有清算日本在亚洲地区所犯的罪行。197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这恰恰发生在基辛格访华前，表明美国已经把这个作为牵制中国和日本的一张牌。此后，美国又支持日本通过相关事态法，实际上默认日本插手台湾事务。最近几年特别是奥巴马上任以后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去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参加20国峰会时称，美国在欧洲有乌克兰问题，中东有“伊斯兰国”问题，但不会影响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亚太地区。为此，美国将60%空军和海军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另外就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它的安全威胁就是四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北朝鲜、伊斯兰国。经济上，美国千方百计要达成所谓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最近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网络攻击问题。9月3日中国举行阅兵仪式，美国叫所有欧洲国家都不要来，韩国想来也不让。种种情况说明，美国实际上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去年台湾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事件”，背后都是美国。

美国想长期独霸世界，而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两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光是军事上的常规战争，还包括网络战争、太空战争、金融战争等。最近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争论。他们原先希望所谓对华接触政策设想两大目的：一是通过经济上的自由化，促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没想到中国仍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可靠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但这一目标同样没有实现。所以，美国今后要对中国加强施压，牵制中国。他们认为，由于在历史、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及国内政治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所以美中两国对未来亚洲的形势有着截然不同的、而且是互不相容的观点。美国学者皮耶奇讲得更有坦白，他说美国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容忍让“中国梦”成为现实。

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压力和挑战准备。丁大使认为，我们应尽力争取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对抗。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有良好愿望并不能得到和平，和平是要经过斗争得来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定要实现的，这一点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   

程亚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全面全面加速再军事化步伐。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是70年前的中国，今天相对有秩序的亚洲与此前混乱的亚洲也不一样。中国一定是要强化自身实力，强化实力的核心是强化战略能力。同时要在坚持独立自强的前提下实行开放、面向世界。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亟待加强。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认为，当前抗战史叙述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娱乐化。比如说在冉庄地道战那个地方，甚至给游客穿上日军的衣服，演起鬼子进村的戏码，调侃、娱乐化的宣传在景区也是随处可见，太不像样。二是遗忘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很多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遗址被遗忘了，如河北涉县129师师部遗址、黄杨洞八路军遗址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和否定，不仅在舆论场流行，甚至在部队基层官兵中也存在糊涂认识，以致于网络上一则纯属捏造的荒唐说法“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总共打死日军851人”疯传一时。

第三，防范新形势下的技术突袭。柴卫东通过分析二战技术遗产，以及战后军事技术发展，指出中国应居危思危，防止技术突袭的威胁。他认为，技术和战争有互动关系。现在科学技术很多来源军事技术。比如移动电话是英国1960年为军事目的开发的；互联网是美国为保证战时全军统一指挥研制的。火箭、原子弹更是如此。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潜艇、核武器、电子高度发达；苏联是航空和坦克；英国是航空、雷达、密码；德国是航空、潜艇、导弹、生物武器；日本是航空、潜艇、生物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独占日本和德国的生物武器，窃取技术成果，不惜与战犯共谋。美国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有重要价值，远比追究731部队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更为重要。因此不惜与石井四郎进行交易，将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弄到美国。除与日本人交易外，美国还把纳粹德国的杰出人才笼到美国，包括克劳布等纳粹首席细菌战专家。美国军方一个重要人物曾经讲过，我们可以发明一类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针对特定人口，发挥长期作用，使目标人群绝育，致癌或体质退化。生物武器走到今天，它的投放方式和杀伤规模可能超出人的想象。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略突袭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在旧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战略突袭可以被侦查到。但在二战期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突袭变成新常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杀伤力，第一毁灭力。当前，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新技术提供的新威胁面前，如何避免被敌对国技术突袭，我们必须居危思危。

（编辑 田文林）

1939年9月下旬，美国记者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然而，斯诺的这次再访陕北却少见提及。或许是因为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作为第一位记者首次采访陕北红军大获成功的光芒过于夺目，反而鲜有人知他的这次“再访”，几乎没有在当时报刊上留下发声音响，也就难怪人们不知晓他的“再访”行为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卷本《斯诺文集》。其中第三卷“为亚洲而战”，忠实记录了作为记者的斯诺在中国的抗战采访活动，斯诺1939年9月陕北之行的事迹，也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本文拟多维度地厘清斯诺1939年9月再访陕北的整个过程。

中央文献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是这样写的：“（1939年）9月24日，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部分内容，时间标明是“1939年9月24日。”[1] 9月24日，斯诺与毛泽东正式谈话后，斯诺会在延安进行一些采访活动，从9月25日至30日共有6天。如果加上23、24日两天，斯诺很可能在延安最多停留8天。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斯诺两次访问陕北，1936年是在保安，1939年却是在延安。第二次访问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刚刚全面打响，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正在加快形成。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再访陕北，既想了解毛主席对时局的看法，也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第二次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1936年6月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和影响力。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1939年9月生动的延安情景和鲜活的延安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声音，宣传了我党抗战的正确主张；它在今天已然化作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独特视角笔下的叙述，转化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历史场景之一：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9月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是毛泽东在9月下旬，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斯诺也有类似记载，宴会完后，毛泽东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发表抗日演说。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道：“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2]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内容，《斯诺文集》与《毛泽东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语言障碍的缘故，毛泽东引用了孟子、孔子的话，斯诺没有记录下来，但大致意思都有。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党地位、阶级基础、革命目标等诸方面的立场、原则和方向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坚定的态度、清晰的阐述和鲜明的雄辩，给斯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很有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从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3]

然而，面对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及其动向，斯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些地方却不赞成。《斯诺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的毛、斯谈话里，均未涉及国际内容，我在网上曾见过一个当年毛、斯谈话内容的全文版本，但未说明版本来源；作家丁晓军著《埃德加·斯诺》中也以文学笔法引用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国际问题部分，虽未见之于权威文献，但在斯诺的文章里，倒是有些描述，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斯诺记录的国际部分谈话内容的确存在。

对当时刚刚发生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波兰这一重大事件，斯诺与毛泽东展开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支持斯大林进军波兰，认为“希特勒是在斯大林的口袋之中”；斯诺则持异议，觉得斯大林的作法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还得罪了那些支持过苏联的政党和人民，斯诺甚至调侃“斯大林的口袋上有个洞。”[4]

作为英美价值观训练出来的记者，斯诺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场上看待国际局势变化。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正在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延安报纸马上刊登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消息报道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赶紧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斯诺写道：“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蒋介石）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认为毛的看法太过分；他们盼望张伯伦给予中国以实质的援助，因为中国是英国自己在远东安全的堡垒。我必须声明我对毛的推测也不大同意，因为那是这么明显地违反了英国的利益；当以后几个月中英国不大阻挠中国抗战时，我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5]

据悉，斯诺后来将采访毛泽东的言行，发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而国内报纸却没有任何一家据此翻译转载，这恐怕也是斯诺再访陕北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场景之二：毛泽东的延安生活状态。斯诺描写的毛泽东延安生活状态，实际已成为后来许多中外作家、编剧的主要摹本。斯诺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包括书房、卧室和会客厅3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6]斯诺是3年之后再次见到毛泽东，他仔细端详，比较了新旧变化：“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开始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7]斯诺的观察力，应该说是惊人的准确。毛泽东的俭朴、自信、乐观气质和工作狂热，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四年之后，斯诺在一篇文章《1943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中，又提到了再访陕北的毛泽东，他写道：担任红军领袖十余年，“毛仍然身无分文”，“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3美元。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部一样，而且和农民同甘苦。”[8]毛泽东不要厚禄，朱德也抛弃钱财，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在无私地奋斗着，斯诺写道：“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外别无长物。许多中国游击队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人。”[9]

作为美国记者的便利，斯诺可以近距离地长时间观察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是当时中国恐怕绝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斯诺记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10]看了斯诺的比较评论，你不能不钦佩斯诺的眼光确有独到的历史穿透力和判断超前力。蒋介石的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不正是国共两党高下有别、成败殊途的根本原因之一吗？

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极其细腻，有时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1936年保安采访时，他注意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边与他谈话，一边挑捉衣服上的虱子。这个经典细节，后被人们广泛称道。1939年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斯诺不仅“曾听到他承认错误”，而且“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11]

历史场景之三：延安抗战状况展示。由于有着1936年采访红区的垫底，斯诺敏锐地注意到全民抗战元素已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

他写下了他的整体感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12]

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工业生产——大部分是手工业——大大增加着。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消费合作社拥有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13]

他写下了延安的新闻出版面貌：“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14]

他写下了延安的音乐艺术面貌：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着500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于……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15]

他写了他特别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学：“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它围抱着肤施附近的两座山，而由200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侧面，是纵横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园，学生们在那里自己种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到田野劳作两小时，然后去上课。有400个女孩和妇女就这样学习着一切，从纺织到看护婴孩乃至复杂的英文和俄文文法。”“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斯诺还描写了延安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事业现状。

历史场景之四：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显象。斯诺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国力衰败，但他很佩服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的性格。他真诚地写道：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6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16]

斯诺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他不认可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与苏共、欧洲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与共产国际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他写道：“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17]尽管斯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支持毛泽东并理解中共的做法，因为这是中共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斯诺十分钦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精神，他写道：“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性。”“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方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18]斯诺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战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强调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纪律意识，的确是中共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和其它军队的不同特征。

八路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的呢？斯诺分析道：“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予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月无分文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19]彭德怀曾经对斯诺说过：“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20]依赖千百万人民作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产生无穷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剖析了“鱼水关系”，他写道：“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贵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购买物品只要出最低的价钱。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伤残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年轻姑娘组成的编织队，曾一次“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营，只有田地和工作。”斯诺继续写道：“边区人民为什么特别踊跃输将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的血汗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丢掉他们的脑袋。”[21]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接触红军和中共一些高层领层人后，比较国民党及其精英高层，他断定：擅长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必将败于胸怀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之手。张学良与斯诺看法，倒是不谋而合。

斯诺非常欣赏中共军队的游击战略与战术，认为这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强敌的有效办法。他写道：“经过战场上许多年的代价昂贵的经验，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把游击战发展而为称作全民持久抗战的一种主要的战略观念。到现在为止，它是唯一的达到了使一个全能主义的侵略者无法收获他全部胜利成果的方法，谁能说它不会是欧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获得他们的自由所要经历的道路？”[22]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它力图把每一个乡村变成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斯诺对游击战的理解是：击则歼灭敌人，游以避免歼灭；既须不时出击，又须不时移动。斯诺认为国民党军队学不会、也打不了游击战，他写道：“旧式军队尝试游击战的大多数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23]

斯诺以国际视野的开阔眼光高度评价了中国游击战的伟大气势，他说：虽然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有些相似，但中国的游击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满的白山黑水之间，成千上万的村庄都是这场“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而领导这些军队的正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斯诺写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24]斯诺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力量，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才防止了重庆政府向法西斯主义投降。”[25]国民党政权心里明白，一旦他们对日妥协甚至投降，整个民心必将倒向延安和中共。中共的积极存在和坚决态度，成为了国民党企图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逼使国民党不敢选择投降。

斯诺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游击战争的残酷和八路军的作战效力。他写道：“1938年以来，日军已作了多次的消灭进攻，对着所有主要的游击根据地，首要目标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各种组织现在的作战次数约占沦陷区全部交战的五分之四。”连日军将领也称中共军队是“日本敌人中最顽强、最危险者”。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曾发表过一个统计，表明战争最初两年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截获和破坏敌方损失的全部大炮的6%，全部机关枪的15%，全部货车的28%和全部步枪的34%。全中国俘获的敌军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一边军队扩大，一边作战效力也增加；1939年内，他们差不多参加了全部作战次数的25%，不包括地方游击队的战斗。”[26]

当时日军在华的40个师团中，“十七个专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交战。”中共军方提醒国民政府说：“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兵力”，而“他们的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2.72元。”[27]“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60万元，或者说，3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装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1939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应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趾、手指和耳朵。”[28]

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直到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网上跟着胡说乱叫。让我们看看当年斯诺以一个客观中立记者的视角，怎样来评价这种说法吧！斯诺写道：“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再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5年，象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29]斯诺的驳斥，可谓有根有据，在情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共军队作了那么多的抗日斗争，为何国外无人知晓？斯诺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的新闻封锁。1939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活动的消息。”[30]也正是由于斯诺客观上为中共说了好话，斯诺于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从1939年到1944年的五年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红区采访。重庆政府彻底隔绝了边区政府对外发声的通道。

因此，斯诺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更显弥足珍贵。作为一位享誉西方新闻界的记者，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理解，对于中共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的理解和呈现，尤其令人感佩。这份记录将成为所有热爱正义的人们心中的珍贵记忆。

[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2] 同1，第227页。

[3] 同1，第239页。

[4] 《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5] 同1，第238页。

[6] 同1，第235页。

[7]《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8] 同1，第410页。

[9] 同1，第410页。

[10] 同1，第239页。

[11] 同1，第240页。

[12] 同1，第408页。

[13] 同1，第221页。

[14] 同1，第222页。

[15] 同1，第226页。

[16] 同1，第141页。

[17] 同1，第241页。

[18] 同1，第270页。

[19] 同1，第272页。

[20] 同1，第412页。

[21] 同1，第258-260页。

[22] 同1，第276页。

[23] 同1，第278页。

[24] 同1，第404页。

[25] 同1，第401页。

[26] 同1，第281页。

[27] 同1，第282页。

[28] 同1，第275页。

[29] 同1，第412页。

[30] 同1，第403页。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一股完全否定中共在抗战中贡献的歪风。一些实名登记的网络大V的相关言论流布极广。有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竟然说，八年抗战，共军只击毙了851名日军。如此颠倒黑白的言论，竟然在互联网甚至部分纸质媒体上通行无阻。

在贬损共产党敌后抗战的谣言中，有四则最为恶劣。

谣言一：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0月间，日本人曾先后17次轰炸延安。其中，1938年11月20日的大轰炸，造成当时不足2万人的延安城死伤152人，包括抗大校舍在内的房屋近400间被毁；1939年9月8日的轰炸，再度造成我死伤58人，150余间房屋被毁。

侵华日军后来在反思其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曾检讨对延安认识的不足：

此外，还有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资料编号3，第473页）

抗战后期，当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攻城掠地时，日本人越发认识到延安的可怕，甚至有通过先占领西安再从西安进攻延安的计划。对此，日方有如下记载：

求助于国共斗争来消灭共产党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资料编号3，第96页）

但这一设想后来因侵华日军内部在先进攻四川还是先进攻西安、延安认识上的分歧而未能实施。

中央部5月12日召开参谋长会议，华北方面军参谋次长有末精三少将赴京出席会议，他对省部特别对田边参谋次长强烈要求实施西安、延安作战。田边次长……认为实施四川作战虽尚须视形势的发展进行研究决定，但首先单独实施西安作战则有必要。中国派遣军对上述参谋次长的作战通知，未能同意。（资料编号4，第361-362页）

谣言二：日本人与共产党代表在山西曾达成秘约。

在“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的谣言风行一时后，新浪微博上接着就有人发布这一消息，并指消息来源是1947年7月23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看似有根有据。

实际上，这恰是国民党出于“亲日反共”目的捏造的一则谣言。1945年日本投降后，延安共产党政权立即将冈村宁次列为第一号战犯，要求蒋介石政府予以严惩。但迟至1947年年初，在其他许多日本战犯已被宣判或处决的时候，南京政府仍然没有审判冈村宁次，反而就如何反共不断求助于冈村，加之南京方面对各界关于冈村去向的疑问从来未出面澄清。于是，共产党背景的《大公报》不仅揭露此事，而且引用外界“猜测性”报道说，“冈村有可能正在江北前线指挥对共军作战”。为进行反宣传，国民党方面一些人欲盖弥彰，编造了一则谣言，反咬共产党与日本人“勾结”。

《冈村宁次回忆录》正好有一则此日日记，摘要如下：

7月23日 ……。

今日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均为政府系统报纸）以“毛泽东的卖国行为”为题，煞有介事地登载：1943年8月17日，冈村宁次与毛泽东于山西神池达成共同对国府军作战协定，以及该协定的内容。此报道显系捏造，但以“军闻社”通讯发表，恐引起误会。闻国防部第一处及战犯处理委员会已采取措施予以更正。

据闻由于共产党系报纸经常捏造或夸张我与中国政府军部的关系，新闻局第二处年轻人出于愤慨，乃作出此种过火的反宣传。（资料编号10，第200页）

谣言三：因为日本人“帮助中共发展自己势力”，毛泽东多次当面表示感谢日本人。

我们先引用两处正规文献所记载的毛泽东关于“感谢”日本人的谈话。

1956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南乡三郎时，说了“感谢”。毛泽东自己回忆说：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才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1]

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2]

引全了上述两段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而决非真是要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毛几乎对所有的敌手都表达过这样的“感谢”。兹举几例：

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3]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4]

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5]

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者，的确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这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我们今天反思两个甲子之前甲午惨败的深刻教训，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民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冷漠。梁启超曾用两句话来形容当时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结果，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整个民族遭受屈辱。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这样明确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民族中坚，就在于只有她才最终使一盘散沙般的民众团结起来，实现了民族的整体觉醒，并最终建立起现代国家动员体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侵略最终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那些拿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说事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谣言四：中共军队一共才击毙851个日军。[6]

这则谣言据说最初是“自干五”的一个“钓鱼帖”，但竟然被众多网络大V和公知视为“重大史料发现”。今年6月底，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

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纪录。

这则微博一出炉，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这则谣言在网上的阅读量已经达到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并不系统，且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资料编号1，第2页）

尽管如此，仅摘录《华北治安战》中日方报告在与中共抗日武装交战中伤亡的一些零散记载，所谓“共军仅击毙851名日军”的谣言是如何耸人听闻还是一目了然：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资料编号2，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资料编号2，第278页）

在此次作战中（作者注：即日军所谓“第二次冀中作战”），……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276名。（资料编号2，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作者注：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资料编号2，第315页）

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资料编号3，第161页，这里指的是1942年6月日方所谓的“冀中三号作战”期间伤亡情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

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资料编号3，第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仅1941年这一年：

治安讨伐与肃正作战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华北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是：交战17198次。……据报告，日军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资料编号11，第79页）

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情况又如何呢？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资料编号12，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资料编号12，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资料编号13，第170-171页）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资料编号13，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上述，仅仅是根据日方极少部分部队很零散的参与所谓“肃正作战”时的战报，不包括共产党武装主动发起的攻击，消灭日军已经甚众。不知何来“抗战八年共军击毙日军仅851人”的结论！

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简单分析，四则谣言其实都很低劣。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离谱的谣言，在互联网上不仅登堂入室，还得到众多公知、大V们的争相点赞和转载。足见有些人“为反对而反对”到了何等疯狂地步！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所获得的一次伟大胜利。纪念抗战胜利70年，本是华夏儿女共同缅怀历史、展望未来一次契机，但一些公知、大V出于消解中共合法性的目的，大量制造和传播贬损中共敌后抗战的谣言，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谣言永远是可耻的、见不得阳光的谣言！

参考资料：

[1]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译序）》，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2]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4]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5]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6]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7]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8]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9]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下）》，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10]（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

[11]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1年印。

[12]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5年印。

[1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卷）》，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

[14]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精彩句子：

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这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461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6]对这则谣言的反驳文字曾以《从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说起》刊载于《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

编者按：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于8月18日在京举办城乡一体化发展典型经验交流会。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赵长保致辞并作总结发言。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单位山西朔州市农村工作领导组专职副组长石生华，江苏苏州市委农办副主任王纯，浙江温州市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江西南昌县县委常委汪众华，河南新乡市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栗全义，云南开远市委办副主任、农办副李胜强，大连市甘井子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李赞东畅谈本地区的实践体会。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发言。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张全景讲话。王一程、高梁、周建民、李娜等有关方面专家出席。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贯穿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

赵长保同志在致辞时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是贯穿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在第一批和第二批试验区里，都有地区承担相关的任务，有些就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试验主题，有些开展了跟城乡发展一体化相关的改革试点工作。从基层实践角度来讲，今天来参会的8个试验区是全国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缩影。他们的探索虽然不能说已经破解了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个难题，但是无疑为我们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对我们推进全局改革很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推进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

逐步加大支农投入

参会的基层同志来自全国各地，东西南北情况各有不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自身实力，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投入方向，涵盖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硬件建设、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苏州市从2011年起，连续４年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题，相继出台了100多项政策，包括建立农业保险和担保、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并设立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引导基金。从今年起，进一步加大了公共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苏州市非常重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支持基层工作，将可支配收入在200万以下定为薄弱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每个薄弱村补助40万元，用于村级公共服务支出，减轻其工作压力。

朔州市的经济结构以煤为支柱，来自煤炭、煤电的收入占全市收入70%以上。2011年以来，无论省财政收入发生什么变化，市县两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比例没有降低，全市财政用于“三农”的开支从2010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14年20亿元。

开远市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对农村投入，从2005年的1.84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6.1亿元；对农村投入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5%提高到2014年的49.7%。近5年累计，对农村投入占财政开支的48.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返还农村比重，从2005年的1.4%提高到2014年的64.4%，基本实现了城乡“平分秋色”。

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城乡布局

苏州市很注重规划优先，已经基本建立了土地利用规划、城镇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规划的“四规融合”规划机制。市政府近期出台了《苏州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提出了2020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22项目标值：优化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进人的城镇化，加强城乡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功能等。按照“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原则，按照重点村庄、特色村庄和一般村庄空间形态的要求，开展了新一轮村庄布局优化调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标基本完成，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拥护。

朔州市在优化城乡布局方面提出了“一五五五”规划，即1个中心城市、5个大县城、50个小集镇和500个中心村的发展规划。三年来规划的基本框架已搭建起来，城市（县城）和农村新型社区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农民的进城意愿并不很强烈，城镇人口还没有达到预想规模。

新乡市按照“全局新乡”理念，编制了新乡现代体制规划等多个规划，形成了覆盖中心城市、县城镇区和新型农民社区等行政区域的城乡规划体系。按照产业、村庄、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探索分类指导新农村建设新体制，合理安排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积聚、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空间布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人居与发展环境

新乡市在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中，重点推进城市道路、供排水、水利、通信、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与发展环境。

南昌县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包括“六改四普及”：改水、改路、改厕、改房、改栏、改环境；普及电视、沼气、太阳能。按照“三绿一处理”的要求开展农村试点，包括庭院绿化、道路绿化、村旁绿化，农村垃圾无公害处理。目前完成了1300个村点建设，栽植各类苗木1500万株，投资5.6亿。根据南昌市“房屋美化、管线优化、村庄绿化、卫生净化、产业强化”的要求，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造工程。

吴起县按照做大县城、做强城镇、建设最美乡村的思路，邀请知名规划设计单位重新修编，加快城镇扩容体制改造，在路、水、电、气、通信方面破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县城面积扩大到6.4平方公里，县城人口从3万人增加到6.9万人；县城和集镇社区共吸纳9.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3.9%。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治理，大力建设美丽乡村

吴起县地处黄土高原，生态脆弱。从1998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实施统一规划，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治理。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0多万亩，林草覆盖率由退耕前19.2%提高到现在的72.9%。经过十年的努力，大地由黄变绿，这是了不起的跨越。在农村大力实施改路、改水、改厕、改圈、改厨兴建沼气的“五改一建”工程，在省内率先实现全县新型民居建设。在城镇狠抓绿化、美化。全县一半以上的村达到生态文明村的标准，先后被命名为水土保持文明县和首批全国生态文明工程试点县。

苏州近20年以工业强市著称，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恢复传统江南风貌，市里颁布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对生态湿地所在村和生态公益林进行补偿，逐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2010-2014年，累计发放生态补偿基金53.27亿元。实施了“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计划，建设美丽村庄示范点81个。推进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三年计划投入60亿元，以每年不少于10万农户的速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实现特色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现在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长，自然湿地保护面积超过400万亩。累计建设10个国家级生态村，526个省级生态村，江南水乡特色风貌得到彰显。下一步，将按照农业部对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的总要求，继续推进苏州城乡发展改革非试点工作。

开远市地处山清水秀的云南。“美丽家园”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成效显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呈现整洁干净、鸟语花香、山明水秀的迷人风采。城郊、坝区、半山区、山区涌现出了一批批各具特色的美丽“明星”村。城市通过“细节工程”、“小巷工程”、“水景工程”、“两污”工程等市政工程的实施，城市品位得到历史性提升，从根本上告别了“臭热闹”、“脏乱差”的历史。

促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均等发展

开远市在农村教育方面，建立了从幼儿到博士一条龙资助体系。采取公建公办、公建民办、民办公助等形式，推进农村幼儿园建设，普及学前教育。在全市中小学推进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城乡学生综合素质。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实行校长教师在城乡间轮岗，促进合理流动，提升教学质量。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建设，全市高中毛入学率达85%。

卫生方面，探索实行城乡医疗机构委托管理模式，由城区5所优质医院对全市所有乡镇（处）卫生院、卫生所进行业务“托管”，让农民在当地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城市的优质医疗服务。

文化方面，在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基础上推进“户户通”，通户率保持在98%以上；率先启动数字电影放映惠民工程，形成了“广场电影天天放、农村电影月月看、廉政电影定期放、法制电影常态放、拥军电影专门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不间断”，被各级新闻媒体称为中国农村电影的“开远模式”。建立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对群众文化艺术社团给予经费补助，每年补助各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1万元，补助每个村委会、社区、文体协会5000元，催生近千支文艺社团蓬勃发展。加快推进自然村“四位一体”活动阵地建设，并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示范项目。

吴起县在全国较早实现了15年免费基础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努力消除教育的城乡差别。近几年累计投入建校资金11.5亿元，将158所农村小学一次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每个乡镇建起一所高标准中心幼儿园，完成小学集中到乡镇、初高中集中到县城，小学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实现城乡无差异办学。吴起县先后被授予陕西省教育强县、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

卫生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县投资4.1亿元，兴建设施一流的县级医院，在西北地区处于前列。对9所乡镇卫生院和139个村级卫生室全部进行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城市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覆盖率达100%。健全完善了城乡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制度。建立与知名医院业务合作，托管乡镇卫生院机制，启动连接县乡医院的远程诊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推进城乡文化繁荣发展，在全省率先完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成设施一流的现代化体育馆、场馆和国家一级文化馆，活动设施一律向市民免费开放，乡乡建有文化站、农家书屋和篮球场等设施。作为一个西北小县城，举办了国奥篮球挑战赛和中美篮球对抗赛等赛事活动，提高了吴起的影响力和宣传力。县农村庙会改办农村运动会，受到媒体关注，成为公共文化建设一大特色。创作了一批优秀地方文艺作品，其中《山丹丹》参加了中宣部、文化部国庆六十周年献礼演出。

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开远市为消除城乡间的身份歧视，鼓励农民进城，规定：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享受的好的待遇一概不变，城镇居民转户下乡不鼓励，不限制，下乡后不享受集体组织权益，只享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民转户进城后，可以在现行的城乡政策待遇间自由选择。在市一级，统一城乡就业服务政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困难补贴标准、“三属”抚恤标准、城乡医疗救助标准和方式、城乡退役士兵安置政策、职中学生资助政策。今年云南省参照开远经验，全面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办理“农转非”6万人，城镇化率达73.26%。

南昌出台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财政注资22亿，已经有1.5万失地农民享受平均月金1300元退休养老金。户籍制度做到城乡一体，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全程通和一站式户口办理，全县新增城镇人口5万人。城乡居民医疗基本保险的整合已经到位。

大连甘井子区2003年启动城市化。经过分类实施，稳步推进，到2007年全区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区里投入36亿元，参保5.9万人，人均月退休金从350元提高到现在的1382元。

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苏州市着力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富民强村和优化生态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规定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确保完成100万亩优质粮田、100万亩高效园艺、100万亩水产、100万亩特色园林。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化、合作化、农场化的建设。全市拥有5个国家级园区、9个省级园区、18个市级园区，其中，太仓、昆山、上城区在全国示范农业现代水平监测中名列前茅，太仓市连续两年位列第一。加快发展新型农村主体的规模经营，现全市初步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经营为主要组织形式，集体经济和企业经营为补充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每年用于土地补贴的财政资金达到3亿元以上，市级农业担保累计实现362亿元。

集体经济是苏南模式的特点。新苏南模式从2013年开始，出台了具有苏州特色的“一村两楼宇”，在每个村建两栋楼，一栋发展公共服务，一栋发展集体经济。按照集体经济人均3平米的标准，加快闲置或低效集体资产的优化整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现在每个村的物业经济都超过2万平米，资源资产性收入比重上升到65%。从2014年开始，出台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现在苏州已经不鼓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以镇为单位，走联合抱团，异地发展之路。2014年，苏州市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达到1490亿元，村均稳定性收入达到718万元，农民可支配性收入达到2.36万元，增长10%。

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孔丹说，1987年，我们就设置了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体制机制，说明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始终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方针。近期以来，很多表述比较强调顶层设计。我认为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实践相结合，老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叫试验区而不叫实验区？实验是我们已经做了工作、有了原理的，我们再做；试验则指不很了解，不是很有把握的未知的事情。我们在1987年就有这样的做法，并取得了现在的成果，很受鼓舞。我们在总体上通过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现在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中央一直是保持正确的认识路线，不是脱离实际搞顶层设计。近期以来，关于三农方面的很多政策性文件出台，其中也引起一些疑问．比如说农村产权确权问题，它对农民流动性的影响、对三农问题到底会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这是有挑战的。今天我听到的回答是正面的。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金来源主要是中信集团，希望在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做一些工作。我们作为体制外民间的研究机构，准备组织起来搞调查研究。从民间角度配合中央，我们要发挥作用，配合政府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我的感觉是中国农村的地区差异特别大，今天发言的所有典型有一个特点，地级、县级财政反哺能力特别强。关于这一点，需要研究，这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的？能不能有这样持续的财政收入，或者其他资金来源给以支撑？除了项目投入、硬件投入、基础设施改进以外，社会保障方面一旦进入预算就是刚性的，没有资金来源就安排不了。发达地区的苏州、温州和大连，中部的江西、山西、西部的陕西吴起、云南开远，都是有较强的地方经济支柱的．所以现在就有这么一个问题，省地财政依赖性有没有转移支付，比例如何。

还有一个，是大家担心确权以后形成的流动性，离土农民的生计。大连甘井子区已经全是城市人口了，所以你有你的模式。如果没有就业这样基础性的安排，很多东西将来还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经济周期性变化，2008年底东莞大批农民工返乡，返乡以后有没有缓冲，而不是变成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动荡因素。

我们一定要好好配合中央，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希望将来你们也给我们创造机会搞搞社会调查，我们不仅要会见官员，还希望直接听到农民的感受。

加强理论研究，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有林说，我有一个建议，除了政策研究以外，搞理论工作的同志是不是也花点力气，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工业支援农业，要去世界各国考察一下。美国到现在为止，农业也是指令性计划，日本也是，我们怎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呢？还有工业支援农业，在西方国家都是工业发展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普遍推行的，他们是怎么搞的，有哪些好东西值得我们吸取，我们在这方面怎么下力气，也要认真研究。在认真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也要总结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以色列的农村农场也叫公社，经营得非常好，他们的食堂吃得很丰富，比自己家做的强多了。人家说，我们考察过你们的人民公社，当时的问题是在于强制，而我们是自愿的。要深刻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好的东西我们要坚持，错误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摒弃。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习总书记讲的，必须发挥好集体经济的组织服务功能。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就不可能普遍实现现代化。苏州在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我听了王纯同志的发言很受鼓舞。总之，要靠社会主义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别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张全景说，从理论上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要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其中就包括消灭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之一就是城乡差别。消灭不了城乡差别，还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呢？我们必须从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思想。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个改革试验区，都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经验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像河南的南街、刘庄，江苏的华西，河北的周庄，北京的窦店、韩村河等等，他们是什么化？你说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也行、工业化也行，文明村也行，说是什么先进典型都行，总之那里是全面发展，什么工作都走在前列。这些地方社会和谐、农民富裕、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村风文明，可以说他们已经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住在那里，甚至比在城市更舒适。这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我们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三农”工作中取得的最为骄人的成就。我们过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气呵成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会是这样的，要曲折漫长得多。现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根据你的经济发展、人文素质等等各方面的实际，全局把握、综合调控、分类指导，能快的就快一点，能慢的就慢一点。总之，要学会弹钢琴。切忌一刀切，大擂大轰，蜂拥而上等等简单粗暴的东西，形式主义的东西。

经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飞跃式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无根本性改变。纵观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近年各国在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仍把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美国在2012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又推出“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3年德国颁布“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同年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战略；2014年日本提出“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5年英国提出“英国制造业2050”等。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通知，不久前又公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加上近十年来推进了包括01、02、03、04专项在内的十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规划，构成了我国振兴制造业的战略与战术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虽有了巨大进步，但各行业间发展极不平衡。高铁与发电、输变电成套设备已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两者都采用“以我为主”，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取得成功。航空航天、海陆军事装备，随着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些家电行业在产量、质量与性能上都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加速进行，我国有一些行业已被淘汰出局：如照相机、办公设备行业基本全军覆没；分析仪器、大型科学仪器等处境艰难；高端医疗装备特别是检查用的影像设备大多由国外少数企业垄断。在一些新兴行业领域，装备主要靠工业发达国家进口，如制造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用的成套设备、原辅材料甚至清洗剂、超纯气体等，生产光伏电池用的核心设备及原辅材料，还有不少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各种专用材料，很多产品在我们国家还是空白，或达不到这些高新产业的要求。至于乘用车的生产态势，大家一目了然，我国是汽车生产大国，又是最大的市场，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但因采取合资生产方式，其核心技术与市场都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2025”必须面对这些不同产业出现的问题，就技术论技术、就产业论产业，是解决不了中国制造业的“病根”的。

“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各种政策、纲要、规划、计划、专项如何衔接好，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九龙治水”式的振兴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误导企业，重复投资。

为此，首先要弄清如何“以我为主”，“师洋而不崇洋”，从实际国情出发，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之一“智能制造”搞好。在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中，笔者过去是参与者，现在是旁观者、关心者，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供各方面参考。

我国企业应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主要历程

机械工业应用计算机控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北京机床研究所已成立数控机床及系统的研究室，主要人员来自从苏联留学的海归学者；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也起步研究数控机床及系统。因此可以说在数控方面我国起步较早，与美国相差不到十年（美国在1947年发明计算机，1952年就出现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床，即数控机床），但我国因缺乏计算机技术的硬件与软件，当时又处在被封锁状况，进口集成电路模块及其它元器件十分困难，因此无法突破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决定引进三个透平制造成套项目：沈阳鼓风机厂引进意大利新庇隆公司的透平鼓风机、透平压缩机成套技术；杭州汽轮机厂从西门子引进了3系列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机厂则采用测绘仿制办法试制2.5万KW燃气轮机。在引进中，特别购买了CAD设计技术和软件与相应的计算机硬件，并进口了一大批当时的高档数控机床，开始采用CAM技术。笔者在与西门子谈判中，争取到了3系列工业汽轮机设计的源程序，以便该厂能自行扩展与改进。不久后一机部成立了计算机中心，购置了相应的电子计算机及外存设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一机部陶亨咸总工程师介绍，西德阿亨大学的二位教授来到沈阳第一机床厂进行计算机管理的试点工作，当时选择了两个车间：一个是大批量生产的C6140普车（即苏联提供156项成套技术中的1A62车床）车间；另一个是生产C630、C650等批量生产普车的车间。这都是属于离散式计算机管理模式，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于当时科学化管理水平尚差，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工票很难统一，没法采集有用的数据，因而建立数据库就很困难。试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这也是一次计算机管理的尝试。

1980年前后，国家决定引进技术与成套设备，新建千万吨级的宝钢。其成套装备由机械部组织力量，采用引进技术、合作生产的方式，即技贸结合模式来带动提高重型冶金设备行业的制造水平。如其中的2050热轧板材轧制成套设备，用三级计算机控制。四个粗轧机架，二个精轧机架，与冶金部领导协商后，有一个精轧机架液压的伺服机构采用了合作生产方式，以逐渐掌握其核心技术，为此，机械工业部从全国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成立一个包括机械装备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双总设计师攻关队伍，进行国产化攻关。这是一条典型的三级计算机控制的机、电、仪一体化的系统，当时属于最先进的热轧线。其它如精轧、连铸连轧线等都按技贸结合的办法进行。可以说，宝钢项目带动了装备采用计算机控制的国产化进程。从技术上讲，这些带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特点的成套冶金设备，使我国重型机械行业采用信息技术的水平大大前进了一步。紧接着机械部从西屋公司、GE公司引进了30万、60万KW发电成套设备，锅炉则采用了DCS控制系统，也按照技贸结合方式实行国产化。这样，CAD、CAM、CAE等技术在这几个行业逐渐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电工、重型行业的“两化融合”水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机械工业部引进了约800项先进技术，同时也引进了CAD设计技术。根据合同，派了大批人员到国外相应工厂进行学习培训，大大扩展了企业领导及技术人员的眼界，也了解到CAD、CAM等技术在国外的推广经验。此后不久，我们提出“甩掉图板与丁字尺”的口号，CAD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向中小企业推广与普及。

为了配合CAD等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管理，软件开发是不可或缺的技术，硬件与软件必须互相匹配。为此，1980年前后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了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室。在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也聚集与培养了一批软件开发人员，大大加快了计算机在企业应用的速度。

另外，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逐渐兴起，特别是合资汽车厂的建立，促进了CAD及CAM、CAPP、CAE、CAT等向高档水平发展，不少企业逐渐采用ERP、MES等软件系统进行计算机辅助管理。大量的国外先进设计及管理软件进入中国，提高了企业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水平。一批专业的软件开发公司及“两化融合”咨询公司纷纷成立，这为本世纪开始全面推进“两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创造人员与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

从战略目标上讲，德国已是制造业强国，很多领域已占领制高点，“引领技术，引领市场”。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德国与美、日及西欧工业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力求继续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曾经提出“以新能源、新材料及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加州奇点大学的瓦特瓦教授也强调：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的结合将引起制造业革命。这是发达国家在已完成工业革命及城镇化背景下提出的新趋势。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还正在进行中，工业及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大都处在产业链的中下端，劳动技术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有比较优势，劳动、资源、能源、污染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优势，高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竞争力与制造业发达国家尚有不少差距。国内建立的合资或独资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仅仅是把制造高新技术产品过程中的劳动、能源、污染工序转移到中国，其核心技术与配套的关键零部件还是从所在国进口，利润也随之外流。因此，“中国制造2025”只是“三步走”（三个十年计划）的第一步，目标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部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进入强国之列。

我国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比较薄弱。中国企业家的思维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特别“三基”（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或四基（“三基”加基础技术）不强，很多还受制于工业强国。

德国制造业的特点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企业组织结构，有强大的塔基，按细分市场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具有创新能力极强的中小企业，生产“三基”或“总成”。其中不少虽是家族式股份制企业，但经过长期优胜劣汰的考验，留下来的企业都有其特点，生命力很强。有的企业已传承了若干代，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具有自己独特的工艺诀窍（Know How）。德国拥有1200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一些零部件产品在世界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另外，欧共体有众多像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在德国主机及成套设备的生产过程中，它们是配套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创新，这已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因此产品研发周期短，产业化速度快，得以长期占领制高点。我国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社会化专业化的程度较高。“德国工业4.0”中提出的“端”到“端”，靠互联网快速传递各种信息，方便纵向到横向集成，进行定制化生产，满足个性化需求，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德国有一家Horn刀具公司，在中国已建立生产销售企业，为用户提供专用复杂刀具。据称该公司从与用户咨询、协商到签订合同、生产、交货、试用一般仅需两个星期，有的甚至几天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机加工特别是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

从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方面看，德国比我国更早、更广、更深。笔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考察，它们都已出现无纸化车间及工厂，日本Fanuc的主板生产已是无人化，最长可达一个星期实现无人化操作，当然还需要人管理，根据产品输入程序，更换工序，更换工装和加工工具，设备维修。

随着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LSI/VLSI）的进步，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价比按“摩尔定律”发展，加上专用电路多样性，电力电子进入第三代，“两化融合”越来越向高端发展。

从人员素质来讲，我国与德国差距更大，这些“软件”是用钱买不来的。德国的管理经验、技术传承、各种生产中的Know How都深藏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头脑中，特别是掌握诀窍、身怀绝技的操作人员、技师、工匠的数量大大多于我国目前的一线工人。过去“八级工”是受人尊敬的，因为机械工业与一般行业不一样，不管什么装备都是由工人双手生产调试而成，没有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身怀绝技的工匠。无论“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都必须由人来实行，没有合格的人才，没有勤劳、敬业、智慧的人，就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

从制定方法上讲，“德国工业4.0”是由西门子、博世等跨国大企业集团，集合一些智囊团、专家研究、讨论提出的，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首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它首先考虑企业的自身利益及其在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工程院组织数以百计的专家教授经过两年研究后提出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后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似乎是“自上而下”的。现在很多省市纷纷制订本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应切忌同质化、重复生产、重复投资，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太阳能及风能发展的教训要汲取，现在工业机器人遍地开花，。切忌用群众性运动方式，无序发展来实施“中国制造2025”，在这方面政府要进行协调，有所作为，目前情况似乎不容乐观。

智能制造概念初探

笔者在1985年曾提出“机电仪一体化是机械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战略重点”。[1]文中提出：

新技术革命……对机械工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微电子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它有两大方面：一方面用于机械工业自身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包括从设计、制造、测试、检验等生产全过程，也包括采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生产、物资、财务等企业现代化管理。当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把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技术从系统工程出发，对它们进行有机的组织和综合，实现机械装备的整体最佳化。也就是机、电、仪一体化，提供各种高效率、高精度的、自动化的、高经济效益的新型机械装备。如汽车自动化、发电机组自动化、轧钢设备自动化等等，都离不开机、电、仪一体化的广泛应用。仪器仪表（传感器）是一个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产品更新期短，质量要求高的行业。新技术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测量控制技术，二是通讯技术，三是计算机技术。仪器仪表（传感器）是获取信息并实现局部控制功能的技术工具，它不但在机、电、仪一体化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信息技术、包括军事情报、经营管理、科技信息、商业信息、气象信息、资源信息等等不可缺少的工具。

近30年中信息技术发展极为迅猛，集成度及运算速度有很大提高，价格大大下降，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普及尤为迅猛。因此今天提出的“智能制造”又增加了新的特点。对机械工业来说，为各行各业提供的装备必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节能减排的，这样用户才能实现智能制造及绿色制造。作为装备工业制造的智能化、绿色化，必须要求其工作母机，即机床工具产品，铸、锻、焊装备产品及在线测量仪器必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节能减排的。

智能制造是一个不断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过程，是基于新一代数字与网络信息技术，贯穿用户、设计、工艺、生产、检测、管理、服务，及上下游企业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多参数人工智能）、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可控并可远程控制的具有反馈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要不断优化与精准化制造流程、建立数据库，从而可具有以智能生产单元、生产线、生产车间、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络互连为支撑等特征，具有虚拟制造与实体制造相结合，以优化实体制造的虚拟实体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可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最佳生产排序计划、最佳多种库存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交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并可追溯、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加速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流转。进一步发展电商、线上线下销售服务，逐步向用户定制化发展，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增加附加价值。[2]

“德国工业4.0”带来的启示

根据德国“工业4.0”的分类标准：1.0时代是机械化；2.0时代是采用生产线或达到半自动化水平或单机自动化；3.0时代是高度自动化，少人化及部分网络化；4.0时代的特点则是“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统”（笔者建议采用虚拟实体系统的译法）。这种分类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践检验。工业4.0的内涵还在不断完善充实，德国国内也有一些争议。最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亨林·卡格曼说：“这个概念是简单的，但是它的方案是极其复杂。不是所有人知晓它所能产生的全部影响。”就德国而言，工业4.0也有不同的解释版本，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造行业各企业发展极不平衡，东、中、西地区的制造业水平发展更不相同。从机械工业来讲，我国企业大都处在工业1.0与工业2.0的阶段，少数行业的排头兵企业正在进入工业3.0时代。尽管这些企业采用计算机信息化技术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人的素质、观念、技术水平、敬业精神等与德国的差距很大。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中国制造尚处于工业2.0和3.0并行发展阶段，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3]并明确智能制造是推进两化融合的核心目标和主攻方向，也是与德国工业4.0异曲同工之妙的所在。中提到：从单个企业来讲，从工业1.0到工业2.0，再到工业3.0发展到工业4.0，必须走串联式发展之路以缩短代际追赶的时间。机械制造行业是一个实践性行业，需要经验、资料、技术、管理及各种数据的长期积累与传承，特别是人掌握的技术管理经验或生产中的突发事件尚无法完全用虚拟的信息化技术来替代。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瑞士，其精密机械制造业特别发达，精密机械、精密仪表、钟表、甚至只有数十人的传感器企业都领先于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瑞士拥有一大批掌握绝技的技师、工匠和专家。这就是“工匠精神”，它与国之大小无关。最精密的机械设备最后还是靠高超技艺的人来完成的， “人工智能”目前是代替不了它的。再如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却出了像SKF轴承、山特维奇的硬质合金刀具、阿特拉斯的挖掘机械、Volvo的汽车、工程机械、军事装备等世界有名的跨国公司，很多产品处在垄断地位，还有一批世界级堪称“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所谓“以小干大”、“以粗干精”靠的是人的绝技。即便将来实现所谓的“无人化工厂”、“少人化工厂”，人还是要起决定作用的，即要求人掌握更高技术、更丰富知识、具有更高的智慧。

“互联网＋”与“＋互联网”对智能制造的影响

智能制造本来就包含着网络技术的内涵，一个企业内信息的传递靠“专网”或“局网”，与外界联系则依靠互联网。而信息安全需要提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层面来考虑，因此“专网”与“互联网”之间要建立防止信息泄露的“物理防火墙”。各种重要的软件运行都要加密，而且要设计不同的密级，不同级别的人员可接触到不同密级的内容。一些重要的大企业一定要有自己和软件开发人员，一来开发适合自己企业情况的软件，特别是应用软件；二来为了保障信息安全及加密。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协同制造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将大大促进智能制造及智能化装备的快速发展，包括远程监控。在这项工作中，各主管部门要注意协调同步发展的问题，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分力，否则将重蹈过去重复投资的覆辙，事倍功半。

网络就像高速公路，是一种载体与工具而已。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使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交流缩短了时空间距离，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生活，甚至政治与军事业态的变化。信息的互联互通，首先靠的是传感器，即把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通过传感器变为数字化的信息，这样才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交流信息，从而使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相互紧密结合。传感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行业还没有被政府及业界人士重视，我们的传感器市场大大受制于人，特别受制于发达国家，往往引起很多商业麻烦。对于“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等振兴制造业的国策而言，传感器的发展还极不理想。无论是“物联网”、“智能制造”，还是现在的“互联网＋”都应当把传感器作为核心技术来攻关，要改变“九龙治水”的管理模式。虚拟制造与实体制造，或信息与物理系统的桥梁就是传感器，没有传感器就没有智能制造，没有装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也就没有物联网，也就发挥不了互联网的作用。

目前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业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很多排头兵企业订单不足，生产能力放空，企业领导忙着解困或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造成的，很难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因此，企业领导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善于把“吃饭”与“发展”，即实现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变“危”为“机”，使后者成为解困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这是一次对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智慧与决策能力的考验。我们既要用良好贴心的服务与质量开拓国内外的细分市场，也要提防国内外市场带来的各种风险，特别是防止资金链的断裂。

（编辑  王生升）

* 沈烈初，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本文经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欧阳劲松所长、石镇山副所长、宋彦彦教授级高工精心修改。

[1]参见《科学学研究》1985年第三卷第四期文章“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

[2]智能制造一般分为流程式与离散式两种，笔者认为还需加一种模式，即半离散半流程式，如汽车工业四大工艺自动线（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及检测），冶金自动化中炼铁、炼钢、连铸连轧、冷轧、涂装等，自动线中间必须设立合理的“缓冲库存”，不因为个别设备发生故障而停产影响整个车间或工厂的效率。

[3] 详见5月13日苗圩在2015智能制造国际会议的主题讲话。

包容性创新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创新经常与包容性发展联系在一起。包容性发展是指惠及多数人的发展，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每个公民在内的发展”，是“社会福祉的分配伴随着发展有所提高，社会平均程度有所提升”的发展。[3] 包容性创新就是有利于包容性发展的创新，是“为了减少贫困”的创新，是“与贫困人群需求最直接相关的”的创新（世界银行，2007: Xviii，2，105）。[4] 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包容性创新：第一，采用更加正式的R&D方式努力为贫困人群服务；第二，依靠贫困人口，推动更广泛的草根人群努力参与创新活动；第三，提高非正规企业探索现有知识的能力。本文强调第二种方式，当然这三种方式有很多相互联系和重叠的方面。

 “创新”不应当只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应当涵盖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在很多案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创新”，比如制度和组织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关键。[5]

信息通信技术和“穷人”创新

关于创新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熊彼特、马克思、库兹涅茨、皮凯蒂、博拉尼等都有论及。集中于创新领域的佛里曼和佩雷斯的观点。

信息通信技术

根据佛里曼和佩雷斯（Perez）的理论，我们正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大浪潮”的中间阶段。[6] 在“大浪潮”前期，竞争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到了“大浪潮”的中后期，这种现象有可能通过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必要的制度创新得到缓解。因此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如何帮助人们把握新机遇、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将把ICT大浪潮带来的机会作为关键因素之一。

谁做包容性创新

谁最应当充任包容性创新的创新者呢？我们在此强调“普通大众”或者“穷人”（指在主流之外的边沿人群）进行的创新是包容性创新极为重要的创新源头。

我们过去的研究强烈指向这类创新者对创新和发展的包容性的作用。[7] 例如，尼日利亚的国家研究机构受命开发加工木薯的设备，他们设计了集削皮、粉碎、洗涤、干燥全过程的自动机，做出来以后却没有人用，因为它太贵、太大（不适应小型加工）、自动化太高（不仅贵、而且不适应当地极不稳定的电力供应环境）。结果真正得到应用的是小作坊的匠人、能人开发的简易、便宜的设备。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适用技术”悖论，即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合自己要素禀赋的资本品，但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设备极不“适用”，这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再多也难变得富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的“穷国”也好，在特定国家内部的“穷人”也好，事情的关键是他们自己要有能力创新和开发资本投资品，为他们“有效”进入经济活动提供条件。这个道理很简单很直接，我们用它作为包容性发展中的另一项关键因素。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在Chataway等[8] 最近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如下（见表1）。Chataway等人的贡献是区分了“穷人”生产者和“穷人”消费者，以及“富人”生产者和“富人”消费者。这个区分很有意义，它指出了“穷人”的消费主要来自“穷人”的生产（表1中的场景1），赋予了“穷人”生产使得“穷人”被“包容”进经济生活的极其重要性；而表中的场景3，即“富人”为“穷人”生产例如跨国公司为基础疾病生产低价药物，在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场景3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中“适用技术”悖论的处境。

我们的细化是把“穷人”生产者进一步分解成“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见表1的左手部分，理论假设是“穷人”的创新是“穷人”进行生产所需工具最重要的来源。我们在“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之间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他们之间有许多互动和关联；我们在“穷人”创新者+“穷人”生产者及“富人”生产者之间也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相互支持的极其必要性，这个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穷人”创新持续成功的条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二元体系最终过渡到和谐、统一、先进的现代创新系统的必要前提。

表1 包容性创新：“穷人”创新者与“穷人”生产者

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现状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建设显然落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不过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近年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9] 到2012年年底，中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城市地区为57%，农村地区略超过24%。一年以后的2013年年底，互联网的总体普及率提高到45.8%，互联网用户从2012年的5.64亿增加到6.2亿。

互联网用户的增加主要来自手机用户的增加，“移动通信替代PC电脑”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智能手机快速增长和移动服务普及的结果。与图1（包括所有的互联网接入方式，即移动手机和固定电脑终端）不同，图2 [10] 只统计宽带互联网接入的普及率，显示在中国，和在其它国家一样，移动互联的重要性逐年提高。移动互联网尤其为住在偏远省份的人们和在城市从事季节性工作的高迁移人群提供了方便。

农村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明显改善。2013年，在约6.3亿的农村人口中，有1.53亿互联网用户，其中1.06亿使用移动手机上网，4700万使用电脑接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四分之一意味着，中国农村每一个家庭或者家庭的近旁邻居已经拥有互联网接入的便利。在这个普及水平下，住在中国农村的人无论谁想依靠互联网做点事情已经高度可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ICT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来自政策的推动，一直是农村地区ICT技术基础设施快速普及的最主要力量。介入的包括若干政府部门。

一是信息产业部（现工信部）主持的《村通工程》“十五”规划期间（2001年-2005年）起动，最初是拓展电话服务，随后是互联网的接入和服务。最近几年的重点是宽带互联网的扩展二是《家电下乡计划》，在2009到2012年间实施，由财政部和商务部主持。“家电下乡”的10类家电产品包括了个人电脑和手机，农村居民可以享受13%的政策补贴。家电下乡有许多问题，不过这个项目对农村地区个人电脑拥有量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从分散的信息我们测算出家电下乡计划中的个人电脑销售大约在1800万台上下。[11]

三是农业部主管的《金农工程》和随后的《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以及 “十一五”以来的“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项目”。[12]这些项目覆盖了农业电子政务和与农业经营有关的信息服务。农业部在2006年左右发起《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该工程旨在建设行政村信息服务站（点），培训干部和农民具备获取在线信息和向村民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判断这个工程正在认真落实中。尽管工程的覆盖面还有限，它为信息化在村庄草根层面的应用播下了种子。

电商服务及电商市场的成长

电子商务服务和电商市场从城市起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农村人群进入电子商务起着一种类似“基础结构”的支持作用。图3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年发展的规模和结构。[13]在过去五年中，引起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几块主要的业务是：（1）“B2C”和“C2C”，二者合起来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11%上升到2014年的22.9%。这是小型电商和个人消费者的“网上世界”；（2）“小企业间B2B”，此类型应该包括那些活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小型企业、小型网店，它们的营业额从2010年的3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6万亿人民币；（3）“O2O”，起点低，增速快。此外还有“大企业之间B2B”类型，交易量在近5年间大体保持不变，而且由于（1）和（2）类交易的突飞猛进，此类交易在总体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下降了。上面提到的（1）和（2）两类电子商务，包括“小企业间B2C”，“B2C”和“C2C”，是本文观察的重点。

为什么B2C、C2C和小企业间B2B在加速发展？几项商业创新与之有关系。第一个是“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就是说服务商搭建电子商务平台，自己不介入买卖，以阿里巴巴的淘宝网为典型。“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信息渠道和交易空间。第二个创新是“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以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为代表。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提升了交易的安全程度。

第三个创新出现在配送系统。在过去五年中，快递业务量年增长率超过50%，2014年的快递件数达到140亿件，是2010年的六倍，支持了2万亿人民币的在线交易。[14] 2009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为那些能够满足质量要求的民营企业明确了法律地位。技术方面，条形码技术、射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和自动智能仓库技术都有改进，它们在物流环节的广泛应用支持了物流服务的效率和精确度。[15]

城市居民是电子商务及物流服务的主要消费人群。当规模扩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农村介入电子商务活动的条件也就准备就绪了。

“淘宝村”的故事

“淘宝村”指网商大量聚集成为村落经济活动主要成分的村庄。[16]阿里巴巴联合其它科研机构和媒体，在2009年确认了3个“淘宝村”，2013年增加到20个“淘宝村”，2014年同样的指标确认了211个“淘宝村”，“淘宝村”数量快速增加是中国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的一个信号。2014年的211个淘宝村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2014年淘宝村地理分布

2015年春天，阿里巴巴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淘宝村》，[17]也许是我国第一本比较权威的“淘宝村”案例集，是我们研究工作极好的基础资料。我们把书中全部14个“淘宝村”案例，按照“村庄和人口”、“所在省市”、“电子商务涉及领域”、“创业者及背景”、“当地资源”、“目前电商状况”、“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白手起家型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等，做分析归类（见表3）。此外，虽然没有列到表中，但是我们确实留意了各个案例反映出来的“社区嵌入”状况。村民介入当然属于“社区嵌入”现象，我们还注意到村庄、乡镇和县行政主管在每个案例都有积极作为。最终我们认同，基层行政主管应该是“淘宝电商”嵌入本地社区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村庄电子商务的发起者

谁是村庄电商的发起者？回答是本村村民，除了一个例外，即案例12，当地已经建立的教玩具企业——华夏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率先在2002年开始在线销售产品，随后很多村民跟进。这些淘宝村电商的发起者，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没有大学背景，但是所有的发起人都有离开村庄到外面工作的经历，意味着在信息通信技术广泛传播之下，从事创业的视野比上线的技能更加重要。

联系上文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分析，在这里我们看到，村民（“穷人”）进行的创新（在这里是从事电商的创新，属于商务模式创新）开启了在村子范围的电子商务；那么发起之后谁来跟进的和使用呢——还是当地村民。所以淘宝村的例子印证了“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极为密切关系，辨识和推动由普通人（“穷人”）自主进行的创新活动，应该是包容性创新研究之核心所在。

淘宝村涉及的商业领域

这些“淘宝村”案例涉及的行业覆盖两个大类：一是以人造投入品做原料的简单、小型制造；另一类是当地独特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这两类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常见的领域。案例中的第1、2、3、4、7、12、14属于第一类：他们生产和销售衣服、简单家具、演出服饰和道具、户外用品、教玩具、箱包；案例中的第5、6、8、9、10、11、13属于第二类，产品包括木制衣柜、草柳编、粗布制品、藤铁工艺、竹器、茶叶、生态旅游、大闸蟹、坚果炒货和花木。

这些领域适合农村地区创业者轻松开业，而且，这些领域产出的特色小商品、农产品等大部分属于“终端产品”，B2C、B2B正是方便的电商模式。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领域、依靠这些产品，电子商务在低成本下正在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中发挥着明显优势。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指的是电子商务和先前本行业发展基础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具备不具备已经存在的业务基础，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应该不同。表3中最右边一栏“白手起家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就是考察这件事的。我们发现全部14个案例中的11个处在已经具有一定业务基础的领域，电商的进入造成了商业模式的“转型”，我们把它称为第一组；第二组，包括案例中的少数共3个，属于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白手起家”模式。

“转型”这一组还可以细分：即，第1、2、4、5、6、8、12、14共8个案例为第一小类，都属于小商品生产，都有20-30年出口导向历史。余下的第10、11、13为第二小类，经营特色农副产品：案例10的大闸蟹，案例11中的坚果，案例12的花木。销售方向上这一小类从来都是国内市场。

“转型”对上述两小类共同体现在商业模式的转变上。从前的商业模式，做生意从生产开始，到销售，到配送。现在，商业过程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开始，到供货，到生产和配送。在交易中应用电子商务，把消费者的信息迅速传导给整个产业链，造成原有全部业务的重新构造，称之为“转型”。

“转型”组的第一类是全部案例的一半多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在海外市场需求突然减少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帮助了沿海出口导向小型加工业迅速地开辟国内市场，这一组大部分在线商务的开始时间是2008和2009年，这决不是偶然现象。当然，“转型”除了开发国内客户的消费需求以外，还孕育了新产品，比如案例4的山东丁楼村，“转型”之后产品类型从原有的摄影服饰扩大到儿童表演服装、民族舞蹈表演服装、古装和圣诞表演服装；他们的客户也从原先的影楼扩大到家庭、学校、俱乐部。

淘宝村案例中“白手起家”类型创业，包括案例3、7和9。案例3和7是小规模的制造加工；案例9是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电子商业活动。这一组案例虽然不多，但也有几个有趣的特点。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案例9地处福建南部，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传统上当地人种竹子，加工竹制品，种植和加工茶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提供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的出现帮助当地挖掘了自然资源和美丽景观的市场价值，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美丽山村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现在村里的干部群众充满自信，要把本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种优势高效率地融合到一起，走出一条村庄发展的新路。

“白手起家”进入制造业的案例3和7说明，这类创业需要更强有力的企业家角色，还需要更长的“孕育期”。这两个案例各自都有一个领头者，分别是孙寒和吕振鸿，领头人的新产品创意即例3的简易家具和例7的户外用品，是他们创业的出发点。领头者开了头以后，追随者们进入到生产、销售、配送和价值链上各个环节，整个产业达到比较成熟需要若干年，比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市场结构“转型”缓慢得多。这使我们回想起过去20—30年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它们从萌芽到产业的配套成熟，也经历了缓慢的渐进过程。稍微不同的是，过去的产业集群从生产环节开始，现在的“白手起家”型“淘宝村”，销售、生产、配送几乎同时展开，产业链的成长和成熟也许有加快的趋势。

为什么是淘宝“村”？——农村社区嵌入型创业

在多数案例中，村庄是电子商务群“嵌入”的核心社区。当村里的某人开始从事电子商务并显出了成效，其他的村民或者快速模仿跟风，或者进入创业者的合作圈。由于祖祖辈辈相识相知，一些人还是亲戚，村庄社区拥有浓厚的“社会资本”，“知识溢出”和商业协作遇到的障碍很低。这解释了农村电子商务为什么是当地社区嵌入式的；相比之流动性很大的城市，农村社区还保留着当地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土壤。

电子商务的当地社区嵌入基础并不局限于村庄。几乎每个案例都提到，淘宝村的影响力超越了本村。案例1青岩刘村的刘文高从2006年起，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的带头人，自己创业。同时还自告奋勇担任村子里“电子商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为村里的网店创业提供支持，促进合作。这个村子后来进一步与义乌市合作推出“网货超市”，引入配送公司，与义乌工商学院联合培训该学院的学生和村里的商业人才。这样，青岩刘村成为义乌市网商创业的“黄埔军校”，前后哺育了1万多家网店在当地起步、做大，然后走向义乌市各地。结果之一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基地的义乌市，经历了从专业出口向着同时服务于国外、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结构转型。

很多村庄电商领头人做了“利他”性质的工作。除了“乡亲”关系的原因以外，农村小型电商的起步需要“抱团取暖”，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案例7浙江北山村的吕振鸿，创业之后帮助许多村民开淘宝店，现在北山村和周边的总共200家网点绝大部分在分销吕振鸿开创的“北山狼”牌户外用品，还有未计入的若干“北山狼”品牌代工厂。抱团和互相帮衬的原则是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的生存之道，领头人在“利他”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成长的机会。

另外我们观察到，几乎每个村的上级政府或早或晚都会给予“淘宝村”必要的支持。案例1的义乌市政府最近决定投资1000万元用于提升青岩刘村的整体软、硬件环境。村、乡（镇）和县（区）行政部门积极发挥对村级电子商务的支持作用，是“淘宝村”的地方“嵌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本地人民造福、获得发展政绩、和改善政府预算基础，综合起来是地方政府的动力来源。

尽管本文以“淘宝村”为题目，但14个案例中至少有3个（案例10、13、14）选择了乡（镇）为分析单位。原因或许是在这些案例中，产业活动已经扩展，很难搞清楚到底是在哪个村子最先发起了电子商务——也许是几个村子同时进入电子商务。所以，考察“淘宝村”又不仅仅限于村庄作为分析单元，是合情合理的。

表3 淘宝村案例

讨论与结论

1，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具有支持小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特点，与1950和1960年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大型组织进行的创新形成对照。完善ICT基础设施是公共政策一项重要功能，它为处在“边缘地位”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创新、从创新中学习并获益提供条件。

2，农村地区的ICT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中国在十多年前开始的农村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条件大大改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我们应加倍珍惜。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涉及多方面合作，包括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等等。管理和协调好基础设施项目中众多部门的合作，是对我国政策能力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监控方面大力改进。

3，关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企业如何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如何创造和捕捉价值；商业模式创新不限于技术，它更关心商业活动的方向、组织的变化和企业间关系，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阿里巴巴的开放平台式服务和第三方在线支付，农村创业者开启的电子商务，都是“商业模式”创新极好的例子。进入电子商务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特别表现在与消费者互动方面，电子信息技术使得买卖双方的互动更便宜，更快捷，由此引发整个行业的构造和运行的变化。

4，本文分析的“淘宝村”现象，迄今主要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电子商务使得原先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商品加工业，在外部市场急剧萎缩的情况下，较快地实现从单纯服务外部市场到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市场结构转型。考虑到我国小企业在工业总产出、制造业出口和提供就业上均占到大头，“淘宝村”现象在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目标中具有战略重要性。

5，“淘宝村”现象，特别是由本地特殊资源支持的农业和制造业与电商结合，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当地民众中企业家资源不够，本地缺少起码的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仅靠电商很难对农村发展起到根本作用。例如内地西北偏远山村，“淘宝村”模式不见得适用，要另外找出发展道路；“淘宝村”的长孕育周期，需要我们对农村电商带动的新机会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耐心持久的培植。

6，沿海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困难和紧迫性，并不因为电子商务的进入而趋向缓解。电子商务可以降低农村地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信息成本，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需要企业的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有的文献称之为“第一级学习”）与现代知识中心有组织的理论工作（亦称“第二级学习”）相互配合，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创新系统中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互动”，才能实现。在本文观察的14个案例中，只有1例出现了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的身影，可见农村地区除了本地政府帮助以外，与现代知识系统有相当距离。

7，研究“淘宝村”和农村电子商务，仅仅开了头，涉及的议题还很多。例如，淘宝村内部的业务生态多种多样，有的村子围绕自主品牌发展了纵向分工，有的村子大部分“淘宝店”自行加工、销售、进货，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各有什么优劣？与行业、发展历史、村庄文化有什么关系？又例如“淘宝村”、网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究竟怎样？增加的就业是什么性质的，受影响萎缩的业务在什么领域涉及什么职业，政策上需要什么应对？还要很多后续研究学习。

（杨利红 译）

[1]本文原文为英文，是作者于2014年9月在UNU-MERIT和浙江大学共同发起的“包容性和绿色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摘要。

[2] 顾淑林，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3] 参阅：Conceio, Pedro, David V. Gibson, Manuel V. Heitor, Giorgio Sirilli (2001): Knowledg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ly Integrated Learn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66, Number 1, January 2001, pp. 1-29(29); Kanbur, Ravi and Ganesh Rauniyar (2009): Conceptualiz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DB Occasional Paper No. 7, 2009

[4] 参阅：The World Bank 2007: Unleashing Indian’s Innov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Mark A. Dutz (ed.), Washington D.C. USA 2007

[5] 参阅：OECD 2013: Paunov, C. 2013: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Main Policy Issues”,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2013/01, OECD

[6] 参阅：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浦江创新论坛研究报告第7期 （2011年）：佩雷斯教授在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主旨讲演和小型研讨会摘录。http://castm.tongji.edu.cn/

[7] 参阅Gu, Shulin, John O. Adeoti, Ana Celia Castro, Jeffrey Orozco and Rafael Diaz 2012: The agro-food sector in catching-up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ases, in Franco Malerba and Richard R. Nelson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earning Process, Variation Across Sectoral Systems, Chapter 6, 194-280, Edward Elgar, 2012

[8] 参阅 Chataway, Joanna, Rebecca Hanlin and Raphael Kaplinsky 2013: Inclusive Innovation: An Architectu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IKD Working Paper 03/2013

[9] 资料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http://www.sic.gov.cn/News/287/2782.htm

[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http://www.stats.gov.c/85n/tjsj/ndsj/2014/indexch.htm

[11]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家电下乡》，好搜百科；2、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2]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2、第十一个及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内容；3、《农村信息化》，百度百科；4、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3]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报告，2011，2012，2013，2014；网页：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45910.html; 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25005.html; http://ec.iresearch.cn/shopping/20130128/192198.shtml;http://ec.iresearch.cn/others/20120112/161330.shtml

[1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见之于http://business.sohu.com/20150326/n410380272.shtml的数据。

[15] 关于2009年的《邮政法》，请参考中国政府网信息http://www.gov.cn/flfg/2009-04/24/content_1295123.htm

[16] 阿里巴巴公司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点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

[17] 参阅：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编著：中国淘宝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北京。

编者按：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

37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带来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反映社会矛盾的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而中国与世界更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国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与日俱增，也使得如何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经验正当其时，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37年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既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能回避失误和教训。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孔丹[1]：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平台的主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会议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实事求是与中国改革》，我讲一点我的亲身体验。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比较多，学术理论基础比各位青年学者相对薄弱一些。但亲身的体验和经历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些实践的基础。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涉及整个国家民族、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的、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人们的认识就可能还停留在传统框架里，就很难回到我们原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经过艰难困苦的努力，28年后夺取政权。新中国后的17年经济建设，在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以两阶段叙述，1949到1956年是改造生产关系的7年；1956年到1966年是经济建设的10年；然后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总共27年。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37年。

从建国以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始终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认识路线。毛主席的认识论是党能够无往不胜的基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全党进行反思和总结，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创造了一个认识基础。

我个人对此有切身的经历。1977年，我调到当时成立的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坚持“两个凡是”，在具体问题上，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不能对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平反；不能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发挥更好的作用。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实行改革开放。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就是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我们是想总结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时37年的理论和实践。中央对这一段历史是做了总结的，这是一个“且行且思考”的过程。1992年我们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被视为是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提法。我觉得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笔直又笔直的发展过程，党内思想也不是纯粹又纯粹的思想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应该是我们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理论基础。

萧武[2]：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形成很多新的思想禁锢。比如说，以为国企改革就一定是要把国企私有化，不私有化就不是改革。由此在一些政策宣传导向上出现问题。

国企改革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以承包制为核心，主要是放权让利。1992年到200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国有资产在一些领域大规模退出，而在一些领域也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石化行业，把原来行政管理的部门重组为几个大型企业集团。这个过程到2004年告一段落，县以下的国企基本上不存在了，在地市一级估计保留下来的就10%左右，省一级保留的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也不多。全国范围内，留下的120多个央企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体部分。

2003-2004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社会上发生了“郎顾之争”，对1990年代中后期广泛推行的“管理者收购”（MBO），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腐败和国资流失问题进行了披露，此后MBO基本被叫停。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国资委，监管体系逐步成熟；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国企的主要任务是做大做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国企目前的规模。国企改革这个过程，有一些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国企可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国企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通过内部机制的改革创新，国企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的。

第二，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国企在“进”的同时，民企也在“进”，并不一定说是国企进了，民企就退。

第三，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确定了一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明确地划分了国企在哪些领域必须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哪些领域保持相对的控制力。这等于给国企的退出划了底线，不再是盲目退出。

第四，国企在过去37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贡献比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讲政治。比如说抗震救灾，在南方遭遇雪灾影响电网供电时，只有国企才能不计代价地服从国家指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私企就很难做到。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对国企进行监管。之后各地各级政府都陆续成立了国资委。有了专门监管机构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稳住阵脚，进行结构调整，盘活资产，做大做强。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改革初期阶段，尤其是在1990年到2004年，国企退出过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例如医药分销体系，除了国药和上药，基本上全部退出，如果留下哪怕20%的市场份额，也能保持对药价的干预能力。而现在要调整药价没有了抓手。

第二，监管能力跟不上改革的节奏。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比较快，而当时对国企监管缺位，地方上能卖就卖，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当时国企经营状况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国企员工的社保包袱过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一概归结为体制原因。

第三，配套措施改革不同步。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保并没有跟上，大量的工人被推到社会上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幸运的是当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第四，一些行业的改革方案问题很大，人为地制造竞争。比如说电信行业，为打破垄断反复分拆，造成重复布网，浪费很大。电力改革实行厂网分开，放开煤炭市场，2002-2008年用电缺口大，煤价上涨，但电价由国家控制，给电厂经营带来很大困难，逼得发电企业去控股煤矿。

第五，什么都不能一刀切，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窝蜂”。例如国企“走出去”，在缺乏必要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国际化导致不少失败教训，大规模跨国收购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孟捷[3]：市场、社会保护和国家的作用

我们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框架，分析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波兰尼的观点是，市场的无限扩张会引起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他用无限扩张的市场和社会保护运动这对矛盾来解释200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意义。波兰尼的理论同时也关涉到国家的形成。因为在社会保护运动当中，当然少不了国家的作用。

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更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国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道路的制度很多，老外也经常讲，最根本的是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改革以来国家发展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党也是与时代一起变化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党赋予国家形成精神层面的东西。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好好重新领会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何处？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但还不够。由于改革以来国家理论发展的滞后，就容易受到天真的或狡黠的自由主义者的围攻。但自由主义是片面的，新自由派只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历史，却忘记了此前的历史。只知道斯密，却忘掉了凯恩斯。从希腊民主两百年的覆灭来看，统治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未必是“有历史的”（借用马克思的表达）。

王生升[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学术大腕，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他们所接受的理论熏陶和学术训练，让他们逐步接受某种特定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并由此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某种一致性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三大命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论命题是有限理性论，认为个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理解市场体系运动的局部特征，不可能认知“历史发展规律”。其工具主义倾向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导致很多经济学家放弃了有关思维和客观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客观上强化了有限理性论的影响力。这种认识论立场无疑有助于为现存关系和秩序进行合理性辩护。所谓的理性预期同样是有限理性，只不过其重点在于强调个人与政府理性有限的无差异性，以此来否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方法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没有触及该假说更重大的问题，即超历史性和非生产性。经济人都是一个超越历史、超越生产关系的抽象个人，而现实中对个人行为构成基本约束的生产关系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方法论命题包含两个核心要点：超历史的个人交易行为，及由此演绎的市场均衡关系。即通过“经济人”假说将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抽象为一个个平等的孤立个体，再以交易行为将这些个体关联起来，并演绎出没有矛盾冲突的市场均衡体系。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把企业理解为自然契约的连接，而不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

纵观经济学界的研究，不难发现，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静态性，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动态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越被视为内生变量。

本体论命题，即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和谐系统，即：第一它符合自由原则，第二它具有经济效率，第三它能实现利益和谐。

从上述范式出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成了对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观构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遮蔽性，它把真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遮蔽了，而筛选抽象出一个与现实资本主义高度脱离的市场经济乌托邦。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按照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方式对之彻底改造；同时将中国经济奇迹主观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典范。我们怎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成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解读，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江宇[5]：医改的主要危险是资本化、碎片化

新中国前30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率先建立了保公平、低水平、全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降低了发展的成本，促进了社会团结。建国时我国人均寿命才30多岁，1970年代末就是68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教育体系。这就产生了医疗卫生市场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

同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原有社会保障也开始瓦解。附着在国企上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市场化的叠加，加重了国企负担。到1990年代末，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明显化了。进入21世纪，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同时对资本投资大开绿灯，我们从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成为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经营性国家”。在工业领域过剩之后，新的投资机会进入服务业。最近几年，鼓励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又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体系的盈利性，进一步增加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成本，这反过来抑制了内需。

虽然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医疗卫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现有措施还是鼓励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运行。近几年，老百姓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不管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都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医疗卫生的营利性抵消了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应该说，中国的体制是有利于推进医改的。我们是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有资本和大量的公共资源还在国家手里，制度优势还没有失去，我们也有条件避免“福利陷阱”。医改的危险是私有化、资本化、碎片化。健康是人生最基础的需求，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人民健康，很大程度上体现它的制度特征。医改首先要澄清医疗卫生的本质和使命。

何建宇[6]：多元化、群众路线和国家-社会-市场的互动

国家与众人之间怎样搭建一个基本的组织桥梁，这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部门成长速度在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也逐渐被重视。

我个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是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市场三个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改革过程中，市场分权的逻辑是很清晰的，然而向社会分权相对比较缓慢。“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实际上形成的后果是“小政府、大市场”。以市场简单地替代社会，显然造成了不少问题。观察社会力量或社会部门的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改革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

公有制部门就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到现在大概只有20%，这也就意味着80%的人很难被传统组织延伸过去进行组织和关联。这也意味着党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是在减弱的。怎样去培育一套更有效的组织体系，或者去发现人民自己的组织，发现一些可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使之能够与政党重新关联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展开，并开始改变政治过程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逻辑。同时还是党员的培养锻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验和传统。

回到三个部门的宏观结构变迁，培育社会或者说是重新塑造人民政治的逻辑，又丰富了我们对于权力互动和平衡关系的理解。以前，单调的经济分权或者向市场分权形成了不稳定、不均衡的政治关系。通过培育更加成熟的、跟总体利益和党的领导相关联的社会部门，不仅能促进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同时还能促进市场部门与社会部门的相互平衡和制约。党和国家是与社会部门相隔离还是相关联，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验或者政治逻辑。

张翔[7]：关于“不争论”

邓小平对“不争论”的论述是有特定背景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在所有方面都提倡“不争论”，他既讲要“不争论”，同时也讲，仍然需要争论，认为争论的存在可以让决策变得比较科学。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网络的应用，社会意见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突出的案例是反思改革的社会舆论的形成。1990年代，在知识界已有著名的辩论。之后人们在网络上发表关于国企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公共卫生、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批评意见，在2004年“郎顾之辩”达到了高点，那时还谈不上“水军”，社会民意在网络上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呈现。而一些学者则呼吁中央表态终结辩论。但社会上的辩论并未中止，而且对政策的调整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案例是围绕“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争论。到2009年前后形成一种舆论，认为中国问题很多，不应该讨论“中国道路”问题，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对讨论的展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正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社会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舆论管理方面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舆论治理的新思路。中央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面对社会分歧和争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怕因言获咎。新世纪以来社会辩论发展与中央政策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显示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这种建构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来自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

近年来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强，操控手段越来越多变。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普通群众的声音能有比较充分的表达空间？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群众路线经验，基层群众的声音将获得此前所缺乏的能量，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会得到锤炼。

王维佳[8]：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

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媒体的影响和塑造，例如国企改革，福利社保制度，加入WTO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是非常大的。

舆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或人心问题，它跟舆论的生产机制变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熟悉的，以注意力资源集纳和贩卖为基础，以广告营收为主要来源的这套媒体生产机制，是19世纪中期在西方产生的，按一些历史学家的表述，它是伴随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兴起的。

冷战时代，不论哪个阵营中的国家都对媒体的商业化有所限制，而把媒体看作是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角色。1970-80年代之后开始解除管制，信息传播业成了大规模进行商品化、市场化改造的领域。

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它实际上默认了新的社会优势群体借市场化完成意识形态的沟通和联盟，并创造一套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

1990年代以来，传媒业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媒体放权，一整套专业主义的业务规范和伦理也应运而生；围绕利润和“眼球经济”，引入了好莱坞式的高效生产流程。一方面，媒体内明细的管理层级和流程控制，把从业者的主动创造意识降至最低，成为“知识劳工”；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专业主义的说辞塑造自身的“独立性”，运用专业技巧参与社会热点的制造和解释，俨然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政治共同体。

这样，市场化的新闻业，用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意识形态，杜绝了从实际社会关系理解媒体生产的反思性视角，既掩盖了自身的“观念生产”控制机制，又为自身从社会中分割更大权力创造了合法性。

从这场逐渐商业化、市场化的变革过程，可以延伸出几个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一是在文化上。之前政策领域的主流看法，媒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的部门，不能让商业内容和低俗内容渗入。现在它越来越强调按照基本欲望标准来生产内容。现在很多新闻产品，就是用数据化的标准来定义读者，根据读者的兴趣定义其类型，然后不断推送类似的信息。新闻媒体教育和提升的功能越来越缺失。

第二个是政治司法过程和媒体过程的冲突。规范的政治司法过程要求审慎商讨，细致调查。但是媒体要求第一时间快速报道，快速下结论和问责。形象地说，今天政治资源被媒体“绑架”，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现“宣传媒体化”现象。政治运行的公共关系色彩越来越浓重，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是外部压力。市场化、商业化意味着国家从宣传实践的一线撤出，意味着放弃对新闻队伍政治素质的要求，而变为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要求。这在中国媒体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明显。但冷战过后，很多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国家力量并没有撤出宣传一线，而继续以各种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伪装和依托，不断地轮训世界各地记者，回到所在国，变成舆论领袖。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典型的现象，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挑战。

最后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媒体领域的进一步资本化，而它借助的是所谓“互联网思维”和“媒体融合趋势”。互联网企业和知识界在合力打造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影响，就是跨界、融合，然后借助这种方式构造新的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今天我们提出智慧城市、互联网+，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投资媒体，基本上要把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一网打尽，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和讨论的。它跟我们媒体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跟八十年代整个市场化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

孔丹：实践性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最高品格

我们要研究现实问题，很多决策，其实是利害权衡的结果，不是仅从一个理念出发。怎么打觉得顺手，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反思，也不能拿文革的思路来套现在的问题，比如拿当年高官的收入来对比当今的腐败问题，这是不可比的。

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性是这一类研究的最高品格。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有的放矢。他说箭不能拿在手里面，好箭要面对中国的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是简单的一个方法论，首先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基础的地位上。最初改革开放目的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且行且思考，缓不过劲来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康庄大道啊！我们锻造的思想，是要教育人民，反驳敌对意识形态。实事求是，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实践性品质才更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最近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个全面挑战性极大。你要建设什么样的小康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小康后面是大同，小康后面是共产主义。全面小康，不是人均GDP达到多少是小康，而是一个普惠人民、人人受益的这样一个目标。改革要坚持这个方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关于深化改革，一定要给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明确定义。难道改革就是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市场、把政府职能废掉吗？政府工作严重越位、错位，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该管的没管，缺位严重。丢掉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丢掉中国模式的精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政放权决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

有人说现在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共产党干部出现了双重人格的问题。共产党员一边讲社会主义，一边向资本主义方向推进。习总书记讲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挑战也很严峻。如果能为中央的这个前进方向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如果能把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事说清楚，特别坚定，特别明确，这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这个平台就算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尽到了责任。

（编辑  丁凡）

精彩句子：（放在相关发言者文中）

孔丹：如果讲实事求是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就是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孟捷：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

张翔：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王维佳：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

[1]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萧武，《经略》编委。

[3]孟捷，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4]王生升，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5]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6]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7]张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8]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嘤鸣-友声》是张劲夫同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据他在序言中说，书名是取自《诗经·小雅》中的“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嘤赢。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书中“嘤鸣”部分收入张劲夫本人的22篇文章（包括访谈），而“友声”部分则收入了他的“友人”撰写的17篇文章（这里“友人”应是广义的，他未必和每位作者都相识相熟）。

“嘤鸣”部分的文章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故事引人入胜。例如，大家一般都知道，王选院士因在取代了铅字排版的中文激光照排和计算机中文处理上的杰出贡献并获得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74年8月王选的研究就已列入国家计委和电子部的重点课题，简称“748工程”。而在这项被张劲夫称为北宋毕昇“活字印刷”后的中国印刷术“第二次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范慕韩（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又如，张劲夫回忆说，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期间（1956-1966），钱学森一天晚上找到他的家，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劲夫告诉钱学森,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请他自己找。钱学森找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现在的年轻人一般知道杜润生在19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中的突出贡献，但很少了解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期间的工作。再如，在杨振宁的建议下，张劲夫写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不仅要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也要同时播发。张劲夫还提到上海漕河泾一家小葡萄糖厂（属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工人出身的厂长把“氟油”研制成功，使得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浓缩铀机器又能运转了。他力主给这位厂长连升三级，达到17级干部，因为当时县团级干部是17级，可以听到重要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时破格提拔这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还有阻力，但因有机所的党委书记边伯明坚决支持而最终成功。

除了这些生动的故事，我认为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股份制和证劵市场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

1983年5月，张劲夫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1983年7月至1989年7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长。他对股份制的关注起源于1983年国家经委开始的改变“大而全、小而全”格局，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改革试验。他回忆说：“因为把单一企业变成多个所有者共有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核心层的资本联合，需要确认和确定资产所有权。科学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把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明确哪些股份归谁所有，这是对所有者的确认（定性）；同时明确有多少股，这是对所有权的确定（定量）。”关于股份制的性质，他特地请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蒋一苇回答我说，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说资本也是一种中性事物……，资产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它可以属于公有，成为公有资本；也可以属于私有，成为私有资本，它本身并不注定必须属于谁所有。”张劲夫同意蒋一苇的观点，他提出将重庆作为全国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其中有4点原因：1.重庆是国务院认可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2.蒋一苇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而且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这和他1944年就到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有关；3.重庆市政府支持蒋一苇办了很有影响的刊物《改革》；4.重庆是内地的大都市，试点有成绩固然好，试的不好对外影响也不大。

1983年，张劲夫和蒋一苇一起去重庆搞股份制试验。“我和蒋一苇及工经所的同志乘火车去重庆试点。一路上讨论得很热烈，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对‘企业股’争论最大，蒋一苇认为这是新的探索，是一种劳动共有股份制。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可以有自己的特性，但多数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的态度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可以试点，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不搞企业股。”

从张劲夫在1993年发表的悼念蒋一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苇还提出过企业集体股的主张，来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大集体企业历年积累起来的；二是国有企业用改革以来自留资金积累起来的，其产权归全体职工，是法人股，这种股只投入，成为企业自我积累的一个来源，而不把红利分给职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顺便说一点我对大集体的体会。1975 年我到苏南去调查，这里由地方集资投资搞了不少‘大集体’，又叫‘小全民’，在当时情况下它区别于‘地方国营企业’，主要是自负盈亏。具体有三条不同：一是利润按集体企业上缴所得税，平均在 50 %，余下一半归企业；二是用工指标由所在地的市县批，不要跑北京了；三是能源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由企业负责，逼着企业去找市场。……有了这三种不同，企业在压力下变成了动力，迸发出活力，生机盎然，在当时全国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绿洲，令我十分惊异，在思想上有很大触动。集体是有两种的，一是原来意义上的入股分红的合作社，被称为‘小集体’；一是地方集资投资的‘大集体’。而后者书本上是没有的。怀疑原来的框框，公有制不只是两种，而是多种的；全民是高级的，集体是初级的，觉得不对。一苇从理论上作了论述，认为公有制,既有大公有，也有中公有，也有小公有。有些大企业要采取既有大公有,又要有中公有、小公有，他称之为共有公有制。他的这一创见，可能是一家之言，值得探讨，但我对他的勇气是很敬佩的。”

我认为，张劲夫和蒋一苇在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许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试验“企业股”，给中国的《公司法》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和遗产。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司法教授西蒙(William Simon)注意到，中国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方可不再提取，而德国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10%以上的即可不再提取。西方的公司法中的“法定公积金”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设定，而中国的法定公积金则是为企业自身发展而设。这可能正是“企业股”的一种精神体现。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张劲夫关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1979年12月张劲夫任安徽省省长，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到，赵紫阳到国务院任总理后，姚依林和他一起问过赵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赵紫阳说，对“两靠一无”的生产队（即“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和集体无财产”），放手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但对生产条件和集体经济较好的队，一定要慎重。万里在离开安徽到北京任副总理前，也跟张劲夫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有些地方可以同意搞”。因此，张劲夫在安徽一开始只鼓励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如他家乡肥东县的古城和八斗岭，但对于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则鼓励他们搞其他形式的责任制。后来，他了解到巢湖边较发达地区也搞了包产到户后，就要求尊重群众意愿，不要纠正。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从今日视角来看，张劲夫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注重保护集体资产和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改革以来的农村体制十分契合俄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的“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所谓“差异化最优”，就是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垂直链条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产和经营环节有不同的“最优规模”。例如，鸡蛋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就是“家庭”，但饲料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是机械化的合作工厂，而这样生产出来的饲料又可供家庭生产所用，最终产品在供销合作社网络上销售。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三个内容，即他给所谓“托派”平反的故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四旅，安徽潜山县的革命青年领袖查化群（此时改名“华春”）任作战参谋，相当于团级干部。他在1939年根据党的指示，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工作团”从大别山撤到新四军地区。第四旅政委王某看中其下属一个女青年田井，要求与之结婚。田井征求她的朋友张伟的意见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拒接了王某。不料王某却认为是华春从中作梗（因为张伟是华春的女朋友），就编造材料说华春是“托派”，送到第二师师部。张劲夫回忆说，“第二师主要领导人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就批准师锄奸部执法队把华春抓了起来。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到延安学习去了，我是副主任，这事竟没有让我知道。本来，我们部队也是有规定的，抓人，关起来，应该进行审讯，最后才能处理。但华春关起来后，一位法官带执法队去对华春说要对他审讯，结果未经审讯在路上就把他枪毙了。”此事40年来一直缠绕在张劲夫脑海中。1980年，张劲夫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找到已经是省军区副政委的当年新四军二师锄奸部副部长杨家宝问：当年处理华春有无证据？杨家宝当即表示“一点证据没有”。张劲夫说，“杨家宝是一个好同志，是红军干部，立即很认真地把当时抓华春的、看押华春的人找到一起，进行调查，大家都写了证明材料”，最终省纪委，省委讨论，给华春正式平反。接着，张劲夫开始寻找华春死后被逐出新四军的女青年张伟和田井。结果发现张伟在安徽金寨县讨饭，张劲夫让县政协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得以养老。而当年拒绝王政委的田井去了加拿大，当她听说华春平反消息后，特地赶回国内和张劲夫见了面。

在革命的历史大潮中，很多人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敏感和关注，但张劲夫却没有，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张劲夫晚年文集的“友声”部分，还收录了五篇关于顾准的评论文章。这使我想起《顾准文集》中有张劲夫“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一文，主要说明孙冶方回忆说他关于“社会主义也要运用价值规律”（即市场）的文章是受顾准谈话启发。另外，张劲夫还收入了杜润生的三篇文章，我觉得这和他与杜润生在中国科学院10年共事的友情密切相关，当时杜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友声”部分还收入原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吴江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何意的探讨，以及“公有制”是否是“共有制”的误译的争论文章。从这些收录文章中，能感受到张劲夫追求真理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的拳拳之心。

最后，让我引用张劲夫喜欢的辛弃疾的诗句结束本文：“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1]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说明：近代以来，因西方侵略，中国发生了急剧而重大的变化，边疆地区所受冲击尤其严重。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的疏离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一些边疆地区分裂主义沉渣泛起，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暴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回顾近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或许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与处理民族边疆问题会有所帮助。

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整个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缩影。晚清时期，西藏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与中央政府越走越远，乃至于依赖英国支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直到1949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实行“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达赖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被迫平叛，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各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个过程也是近代以来其它边疆地区走过的道路。

清朝的西藏自治：宗藩关系现代转型的失败

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体系的朝代。同时，清朝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但仔细看，这个说法未必准确。

《钦定善后章程》与驻藏大臣制度（三级标题）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康熙时期，准格尔入侵，在西藏的请求下，清朝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依然维持了当时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再次出兵西藏，平定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鉴于对藏王叛乱的平定费时费力，清廷此后干脆废除了藏王体制，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驻藏大臣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事务。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身地位，但每次的提高，都很快回到“中央政府驻藏联络处”的角色上。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因此，关于达赖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00多年——如果达赖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但西藏的达赖和噶厦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在清朝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帝国主义扩张带来挑战

毫无疑问，对清朝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来自北方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主要的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清朝藩属小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和清廷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由于西藏地方军队在组织、指挥和武器装备水平各方面与英军的差距太大，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击退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用处不大的战略指导——比如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随后清朝中央政府撤换了文硕。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与英国交涉，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最终升泰与英军达成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此时，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任驻藏大臣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抵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有泰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其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有泰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对英军的抵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的结果。西藏地方可以转而这样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我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达赖出逃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侵犯，清廷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西藏在名义上是由达赖掌握政教大权，但实际上是摄政掌权。

达赖执掌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在西藏地方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但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达赖去世后，由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童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晚暴毙，至今仍是悬案。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而负责政府日常政府事务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僧侣为少数）。噶厦与摄政之间多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关系，相互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之死（西藏民间的印象，这应是达赖所为），使得达赖成为西藏唯一和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

清朝中央政府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但朝廷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此时他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还是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中央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朝廷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

至少可以说，在1890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从没怀疑过清朝的中央权威。但在经历了英军入侵时清朝中央政府想管又不想管的纠结之后，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变化。恰逢此时，英国与俄国正在争夺中亚。对俄国来说，西藏如果落入英国控制范围，将直接威胁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而且，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大量原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达赖的影响力不小。从20世纪初，俄国便开始与达赖秘密往来。一开始，达赖的回应并不积极。但目睹清朝面对英国入侵而消极应付的事实，达赖也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事实上，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后，确曾有过长期占领的意图，但最终因俄国的强烈反对而放弃了这一计划。

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了他。与之前达赖对待英国使节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不同，这次达赖放下姿态与朱尔典打交道，并表示西藏以后与英国要“友好互利”。日本驻华公使也会见了达赖。这时达赖明显有了撇开清廷直接与英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打算。

在达赖逃亡期间，清廷与英国的外交谈判也在印度进行。参与谈判的张荫棠曾经担任过清廷的驻外官员，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此前的历任驻藏大臣。他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由清朝中央政府代替西藏向英国赔款，坚持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坚持西藏只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无权独立进行外交活动。

应当说，张荫棠在印度谈判期间，虽然最后达成的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但他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西藏和中国争取了权益，从而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谈判结束后，清廷命张荫棠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张荫棠到西藏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向清廷弹劾了有泰，并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他的计划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从北洋新军中抽调部队入藏，保卫西藏边防。但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担心张荫棠会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因此向清廷建议调走了张荫棠。张荫棠走后，联豫基本按照张荫棠提出的计划，在西藏进行改革。

也是在此前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随后赵尔丰提议，对西藏也进行同样的改革，得到了清廷同意。赵尔丰遂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但由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的改革中以武力弹压当地藏族僧俗贵族的反抗，被视为“屠夫”，因此西藏僧俗各界集体上书清廷，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最终，清廷不得不收回对赵尔丰的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联豫提出的调派新军入藏的请求，清廷作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仅调1500新军入藏。规模这么小的一支军队要保卫西藏边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当联豫强力推行改革的后盾，弹压反对联豫的势力。

对西藏僧俗各界来说，当西藏抵抗英国入侵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清朝没有支援过一兵一卒，现在却要派兵入藏以加强清朝的统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无论张荫棠还是联豫的改革建议，只要付诸实施，都会伤及西藏僧俗贵族的既得利益。如果联豫的改革目标与赵尔丰在西康一样，那么中央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省，而这就意味着刚形成不久的、以达赖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将会被打破。因此，川军入藏很快就遭到西藏各界的反对。

就在这1500名川军奉命进藏的同时，达赖也已回到拉萨。他接到西藏各界反对川军入藏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列强能够干预。同时还下令噶厦在西藏区域内调集民兵，阻截川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有几重意义：第一，西藏地方试图以武力抵抗清朝派出的军队，与清朝刀兵相向，在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第二，达赖公然反对清廷的命令，这也是第一次。第三，这说明达赖所代表的西藏上层对清廷已经失去了信任，不再依赖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第四，达赖开始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借列强的势力制衡清朝中央政府。第五，达赖完全意识到了，在列强面前，清朝早已衰落不堪，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支援西藏。

总结起来，这种对西方列强和对清朝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意味着达赖不仅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西藏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刚侵略过西藏的英国和其它列强来抵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藏权力的努力。此时的西藏，已经不再完全心悦诚服地附属于清朝了。

川军刚一进入拉萨，就与西藏当地发生了冲突，在拉萨城区沿街开枪，当场击毙一名巡警，还打死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了枪。达赖身边的人纷纷劝他逃亡。于是，回到拉萨才四个月的达赖不得不再次出逃。不过，这一次他不是逃往他的信众所在的青海或蒙古，而是印度。清朝中央政府再次下令废黜达赖，并要求重新寻找转世灵童。消息传到蒙古、青海等地，引起喇嘛教信众的强烈震动。

到这时候，达赖对清朝和英国的态度截然反转，转而把英国这个原来的敌人看成庇护者。作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达赖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负面影响，从此西藏完全陷入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正面影响，中央政府趁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力。究竟产生哪种影响，其实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政策。

不幸的是，在达赖逃亡印度的1910年3月，大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只剩下最后的生命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取而代之。民国初造，袁世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南北统一等问题，对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就在这时候，奉命入藏的川军也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革命”。川军先是推翻了清朝驻藏大臣联豫，随后又发生内讧，其中一方不得已之下，招引藏军以为援助。结果，藏军将所有川军都围困起来，最后川军不得不向藏军投降，交出武器后，才被允许返回内地。在此期间，达赖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重新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权力。

川军被困拉萨期间，川军统帅钟颖致电北洋政府，请求援救。四川督军尹昌衡和云南督军蔡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反击西藏地方军队。得到允许后，川滇联军发起反击，连战皆捷。川军中路到达察木多（即昌都），拟从这里直取拉萨。川滇两省督军电请中央，请求中央支持他们直取拉萨。但这时袁世凯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得到列强的承认以便获取贷款。而达赖又致电英国望其向北洋政府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果然，达赖这一招很奏效，袁世凯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多次电令川滇联军停止军事行动。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次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民国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到北京，并致信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五族共和。袁世凯政府也投桃报李，下令恢复了达赖名号。

逃亡印度期间，达赖与英印政府的接触是全方面的。印度当时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让他大开眼界，对现代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对待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问题上，达赖有了很大变化。

对英国，达赖此时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英国实力强大，不仅远远超过灭亡前的清朝，也超过辛亥革命之后到处都潜伏着危机的北洋政府；但同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非常残酷，达赖对此十分反感。而对中央政府，他则基本上失去了信任。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威胁要超过英国；而英国有可能是他对抗中央政府的后盾。

清朝治理西藏政策的失误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基本上实行“自治”政策，干预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朝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未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央政府也没有在西藏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清朝中央政府却没有主动承担起西藏的国防任务，而是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处理，而西藏发展水平极低，无法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没有自卫能力。这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更失策的则是，面对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试图强制压服西藏接受中英之间出卖西藏利益的协定。英国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非但没有发挥保护藩属的作用，甚至试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充当调停人。当西藏为抵抗侵略付出惨重代价，清朝又想借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最终遭到西藏的抵制。英国却趁机从原来的侵略者变成了保护者。

宗藩关系是一个弹性比较大、解释空间也比较大的关系。当中央政府的实力足够强大时，这种关系就紧密，可能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中央力不能及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沦为虚文，主权实际上很难通过治权显示出来。中央实力衰弱，这种关系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松散。清朝后期因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只能被迫牺牲地方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平衡。但这种牺牲在地方看来，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一个进入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清帝国治理边疆所采用的传统宗藩关系范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无解的。其实历史给过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机会，因自身的消极态度而使使西藏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强。清帝国的崩溃，给了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机会，而北洋政府面临的问题更多，面对西方殖民者更容易妥协。最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甚至采用胁迫的方式，迫使北洋政府代表签署了承认西藏“自治”、承诺西藏不建省的不平等协定。（待续）

（编辑： 王生升）

*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