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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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张宇 来源:《经济日报》 2015.04.21 11:12:1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经济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觉自信,全面科学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它一方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着实践向前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经济建设照搬前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号召全党要以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诫,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和重要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几重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同一个时代交织、叠加,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多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经济理论和学术界,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把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对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经济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策性研究,如关于宏观管理体制、国有企业、金融、财政、价格、汇率、收入分配体制、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和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管理办法的对策报告和政策建议等。从理论结构上来讲,这些研究属于应用层次的对策性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距较近,与基本经济理论相距较远。尽管如此,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参考依据,同时还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重要原料。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等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效率和公平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研究,如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似抽象,与现实经济联系较远,但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

总的看,上述几个层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成就是巨大的,功劳不可抹杀。

毋庸讳言,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发展中,学术研究中基础理论薄弱,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严重,“玄、虚、浮”的毛病突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正常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定型之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之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当然也在探索和发展完善中。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历史,面向中国问题,并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新理论,一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理论成就,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列宁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的原理等。这些原理为我们科学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为了谁”的问题,是我们做好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不同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鲜明地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它把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们实践的目的性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这样根本的问题。

3.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如关于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经济规律的理论,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理论,关于生产的首要性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般内容和基本要素的理论,关于分工协作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等等。

4.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计划经济,因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指导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资本论》研究对象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了价值、货币、价格、供求、竞争,以及成本、利润、信用、利息、地租等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特别是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提出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如剩余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更健康有效地推进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6.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三大差别等重要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科学价值,我们不妨举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这个例子来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自由贸易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都不能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本质。比如,自由贸易理论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互惠互利、平等自愿和各国的收益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民族主义又过分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危害,对全球化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文明冲突的理论则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上述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释:(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了经济全球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客观过程。(2)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3)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4)承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对落后的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5)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坚持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政策。(6)坚信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全球的或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和统一,并把这一理想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7)兼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强调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8)认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对外开放当做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努力在全球化中实现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科学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我们正确推进对外开放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中可见,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我们才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才能正确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要注意以下几点: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背离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4、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施机制、适用范围和实现过程,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对外开放等新的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如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要把理论与当今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特别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创新。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判断制度变迁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一种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前进的运动,一种需要通过顽强的追求奋斗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导,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热情和向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更加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30多年;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利己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标准和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关系是否一致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对于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就会产生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偏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民的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偏离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把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价值标准。

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推进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论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领域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理论。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被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学派。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是在一定时期看属于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恰当的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

开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国际接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误区。且不说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例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用哪个“轨”,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许多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绝不是完美无缺可以通用的理论,而是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了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等。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不能把它作为国际接轨的唯一标准。

这里,需要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般来说,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就是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和赞同的经济学说。以此标准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抛开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弊端不谈,单从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途径来讲,过分崇拜主流经济学而贬斥非主流经济学也是有害的。因为,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由于符合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成为了一定时期主流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理论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论所代替。某种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变成主流的理论。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流行的是重商主义,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是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开始成为了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这种变化当然以后也不会停止。此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中,主流经济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在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局限,主流经济学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经济学更科学,更有道理。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标准化、国际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

——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也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

——向历史和传统学习,既要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向所有的科学学习,既要学习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要学习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向各门各派学,既要学习包括新古典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也要学习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

——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既要学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也要学习指导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等。

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个别性,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用抽象教科书的原理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样化的无比复杂的现实。以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

我们知道,共性是以个性为基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对所有的理论适用。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它具有的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具有个别性或特殊性。且不说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能够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理论很少。即使是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比较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时空结构为前提的。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存在时间的区别,又存在空间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与地理特性问题”。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并不适用。即使是对于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很容易以它为样板,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当做普遍规律或“国际惯例”。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从资源配置的一般形式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如稀缺、理性、供求、价格、竞争、货币、成本、收益等等,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如价值规律、供求平衡、收益最大化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这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规则具有不同的制度含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东西,更不是一种个案或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国特色与一般性或普遍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辩证法。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认为市场经济仅仅适合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认识,严重阻碍了人们的眼界。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历史勇气,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实现了效率和公平、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熊彼特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的经济学是从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深扎根历史的丰厚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看不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改革开始时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关系。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曾经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能脱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不能脱离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认识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恐怕是很难加以否认的。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政府和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这在那个时期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并伴随理论的繁荣兴盛。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理论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我们的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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