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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劲夫晚年文集《嘤鸣-友声》

崔之元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9月 2015.10.15 21:05:46
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股份制和证劵市场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

《嘤鸣-友声》是张劲夫同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据他在序言中说,书名是取自《诗经·小雅》中的“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嘤赢。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书中“嘤鸣”部分收入张劲夫本人的22篇文章(包括访谈),而“友声”部分则收入了他的“友人”撰写的17篇文章(这里“友人”应是广义的,他未必和每位作者都相识相熟)。

“嘤鸣”部分的文章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故事引人入胜。例如,大家一般都知道,王选院士因在取代了铅字排版的中文激光照排和计算机中文处理上的杰出贡献并获得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748月王选的研究就已列入国家计委和电子部的重点课题,简称“748工程”。而在这项被张劲夫称为北宋毕昇“活字印刷”后的中国印刷术“第二次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范慕韩(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又如,张劲夫回忆说,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期间(1956-1966),钱学森一天晚上找到他的家,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劲夫告诉钱学森,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请他自己找。钱学森找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现在的年轻人一般知道杜润生在19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中的突出贡献,但很少了解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期间的工作。再如,在杨振宁的建议下,张劲夫写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不仅要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也要同时播发。张劲夫还提到上海漕河泾一家小葡萄糖厂(属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工人出身的厂长把“氟油”研制成功,使得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浓缩铀机器又能运转了。他力主给这位厂长连升三级,达到17级干部,因为当时县团级干部是17级,可以听到重要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时破格提拔这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还有阻力,但因有机所的党委书记边伯明坚决支持而最终成功。

除了这些生动的故事,我认为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股份制和证劵市场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

19835月,张劲夫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19837月至19897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长。他对股份制的关注起源于1983年国家经委开始的改变“大而全、小而全”格局,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改革试验。他回忆说:“因为把单一企业变成多个所有者共有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核心层的资本联合,需要确认和确定资产所有权。科学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把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明确哪些股份归谁所有,这是对所有者的确认(定性);同时明确有多少股,这是对所有权的确定(定量)。”关于股份制的性质,他特地请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蒋一苇回答我说,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说资本也是一种中性事物……,资产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它可以属于公有,成为公有资本;也可以属于私有,成为私有资本,它本身并不注定必须属于谁所有。”张劲夫同意蒋一苇的观点,他提出将重庆作为全国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其中有4点原因:1.重庆是国务院认可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2.蒋一苇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而且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这和他1944年就到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有关;3.重庆市政府支持蒋一苇办了很有影响的刊物《改革》;4.重庆是内地的大都市,试点有成绩固然好,试的不好对外影响也不大。

1983年,张劲夫和蒋一苇一起去重庆搞股份制试验。“我和蒋一苇及工经所的同志乘火车去重庆试点。一路上讨论得很热烈,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对‘企业股’争论最大,蒋一苇认为这是新的探索,是一种劳动共有股份制。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可以有自己的特性,但多数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的态度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可以试点,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不搞企业股。”

从张劲夫在1993年发表的悼念蒋一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苇还提出过企业集体股的主张,来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大集体企业历年积累起来的;二是国有企业用改革以来自留资金积累起来的,其产权归全体职工,是法人股,这种股只投入,成为企业自我积累的一个来源,而不把红利分给职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顺便说一点我对大集体的体会。1975 年我到苏南去调查,这里由地方集资投资搞了不少‘大集体’,又叫‘小全民’,在当时情况下它区别于‘地方国营企业’,主要是自负盈亏。具体有三条不同:一是利润按集体企业上缴所得税,平均在 50 %,余下一半归企业;二是用工指标由所在地的市县批,不要跑北京了;三是能源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由企业负责,逼着企业去找市场。……有了这三种不同,企业在压力下变成了动力,迸发出活力,生机盎然,在当时全国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绿洲,令我十分惊异,在思想上有很大触动。集体是有两种的,一是原来意义上的入股分红的合作社,被称为‘小集体’;一是地方集资投资的‘大集体’。而后者书本上是没有的。怀疑原来的框框,公有制不只是两种,而是多种的;全民是高级的,集体是初级的,觉得不对。一苇从理论上作了论述,认为公有制,既有大公有,也有中公有,也有小公有。有些大企业要采取既有大公有,又要有中公有、小公有,他称之为共有公有制。他的这一创见,可能是一家之言,值得探讨,但我对他的勇气是很敬佩的。”

我认为,张劲夫和蒋一苇在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许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试验“企业股”,给中国的《公司法》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和遗产。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司法教授西蒙(William Simon)注意到,中国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方可不再提取,而德国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10%以上的即可不再提取。西方的公司法中的“法定公积金”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设定,而中国的法定公积金则是为企业自身发展而设。这可能正是“企业股”的一种精神体现。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张劲夫关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197912月张劲夫任安徽省省长,1980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到,赵紫阳到国务院任总理后,姚依林和他一起问过赵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赵紫阳说,对“两靠一无”的生产队(即“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和集体无财产”),放手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但对生产条件和集体经济较好的队,一定要慎重。万里在离开安徽到北京任副总理前,也跟张劲夫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有些地方可以同意搞”。因此,张劲夫在安徽一开始只鼓励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如他家乡肥东县的古城和八斗岭,但对于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则鼓励他们搞其他形式的责任制。后来,他了解到巢湖边较发达地区也搞了包产到户后,就要求尊重群众意愿,不要纠正。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从今日视角来看,张劲夫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注重保护集体资产和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改革以来的农村体制十分契合俄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的“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所谓“差异化最优”,就是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垂直链条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产和经营环节有不同的“最优规模”。例如,鸡蛋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就是“家庭”,但饲料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是机械化的合作工厂,而这样生产出来的饲料又可供家庭生产所用,最终产品在供销合作社网络上销售。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三个内容,即他给所谓“托派”平反的故事。1941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四旅,安徽潜山县的革命青年领袖查化群(此时改名“华春”)任作战参谋,相当于团级干部。他在1939年根据党的指示,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工作团”从大别山撤到新四军地区。第四旅政委王某看中其下属一个女青年田井,要求与之结婚。田井征求她的朋友张伟的意见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拒接了王某。不料王某却认为是华春从中作梗(因为张伟是华春的女朋友),就编造材料说华春是“托派”,送到第二师师部。张劲夫回忆说,“第二师主要领导人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就批准师锄奸部执法队把华春抓了起来。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到延安学习去了,我是副主任,这事竟没有让我知道。本来,我们部队也是有规定的,抓人,关起来,应该进行审讯,最后才能处理。但华春关起来后,一位法官带执法队去对华春说要对他审讯,结果未经审讯在路上就把他枪毙了。”此事40年来一直缠绕在张劲夫脑海中。1980年,张劲夫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找到已经是省军区副政委的当年新四军二师锄奸部副部长杨家宝问:当年处理华春有无证据?杨家宝当即表示“一点证据没有”。张劲夫说,“杨家宝是一个好同志,是红军干部,立即很认真地把当时抓华春的、看押华春的人找到一起,进行调查,大家都写了证明材料”,最终省纪委,省委讨论,给华春正式平反。接着,张劲夫开始寻找华春死后被逐出新四军的女青年张伟和田井。结果发现张伟在安徽金寨县讨饭,张劲夫让县政协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得以养老。而当年拒绝王政委的田井去了加拿大,当她听说华春平反消息后,特地赶回国内和张劲夫见了面。

在革命的历史大潮中,很多人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敏感和关注,但张劲夫却没有,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张劲夫晚年文集的“友声”部分,还收录了五篇关于顾准的评论文章。这使我想起《顾准文集》中有张劲夫“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一文,主要说明孙冶方回忆说他关于“社会主义也要运用价值规律”(即市场)的文章是受顾准谈话启发。另外,张劲夫还收入了杜润生的三篇文章,我觉得这和他与杜润生在中国科学院10年共事的友情密切相关,当时杜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友声”部分还收入原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吴江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何意的探讨,以及“公有制”是否是“共有制”的误译的争论文章。从这些收录文章中,能感受到张劲夫追求真理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的拳拳之心。

最后,让我引用张劲夫喜欢的辛弃疾的诗句结束本文:“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1]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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