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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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似携锄种明月

——读林则徐有感3
洗石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8月 2015.10.19 23:08:21
读林则徐,如诵传统文化的多彩诗章。时而为其凛然正气所强烈震撼,时而为其坚韧不拔所深深折服,时而又盛赞其毅然创新的堂堂之鼓,时而则沉思其守先待后的深远神韵。

读林则徐,如诵传统文化的多彩诗章。时而为其凛然正气所强烈震撼,时而为其坚韧不拔所深深折服,时而又盛赞其毅然创新的堂堂之鼓,时而则沉思其守先待后的深远神韵。

林则徐的毕生实践可谓兼“创新”与“坚守”之二任,它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是富含创新基因的,其某些重要价值观念不仅不可割断,而且应大力弘扬!

林则徐出身书香之家,但祖父时家道中落,父亲林宾日已“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可是他教育得法,则徐七岁,父亲便让他学作文。亲戚朋友们反对,担心欲速不达。但林父说:“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施教耳。”

因材施教,激活孩子“时有发现”的灵气,无疑是发展创造潜能的好方法。千百年来,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倘一提传统教育就把它和令人窒息划等号,便大错特错了。林则徐受传统教育,吸收传统文化,但分明有极强的创造力,难道不是事实吗?

有个“开潘氏仓”的小故事很有趣。那年林则徐任职苏州,赶上大饥荒,急须开仓赈民,他打算到苏州首户潘世恩家借粮。潘世恩是当朝尚书,因母丧正“丁忧”在家。则徐登门请潘尚书开仓放米,不料潘信誓旦旦,说他家粮仓早就空了,粒米皆无。则徐平心静气听完,缓缓说道:“既是空仓,也好,正可借来贮米啊。”立刻命手下,去给潘家粮仓贴上封条,紧急借用。潘家人连忙阻止,则徐说:“潘大人说的明白,是空仓,不过是暂借一用而已。”自然,潘家的米不久就启封放赈了。

林则徐从政数十年,化解难题无数,但从不谋私。他曾因林宾日身体不好辞官回籍,打算不再复出。林宾日坚决反对,说:“汝年未四十,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安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儋石储,就是百斤以上的储备粮,这是一家人安心度日的下线。那时林则徐已任“司局级干部”十几年,家里还无“儋石储”,直到任省部级高官二十年后,给子女“析产”,每个儿子名下的房产财物折成现金,也只六千两银子。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官”相比,林则徐可算圣人中的圣人。而他的创造能力则是能臣中的能臣。“开潘氏仓”之类不过“小菜一碟”。他虎门销烟、粤海抗英、开封治水、新疆屯垦、云南敉乱,一桩桩“硬邦邦”的大事,在在体现出他超强的创造能力。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开启了我国探求国外新知的风气。这是石破天惊的创新之举,但其中体现的,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楚地昭示着创新理念。《中庸》指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重视品德修养,还要自强不息,努力求知,达到广博、精深的程度——道破了创新的必由之路。这些经典教诲,林则徐早在七岁前就深印在脑海里,而且还“时有发现”。应当说,林则徐的创造力,充分得益于他受的传统教育。大张旗鼓地探求外国新知,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虽与林则徐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对林则徐探求新知也钦佩不已。这说明,最了不起的创新,未必就要惊世骇俗,弄得人人不懂。

林则徐探求外国新知,是有备而来的。他一到广东就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条幅挂在钦差大臣衙署,这无异于他探求新知的郑重宣言。“有容乃大”典出《书经》“有容,德乃大”。成大德,是传统文化对做人的最高要求。《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说,使“德”完美再完美,是“大学”最根本的道理。最近习总书记接见日本访华人员时引用了“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中这个“德”字的重要意义。林则徐肩负禁烟大任,高屋建瓴,牢牢把握住“德”惠苍生的最高追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学习一切新东西,这是他在广东一系列创新的思想基础。

林则徐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比如他与水军战士“约法七章”,其中有一章很有意思,讲瓜皮小艇攻击拥有重炮的“敌舰”的战法:以三十只小艇对付一艘敌舰,从敌炮射击盲区处逼近,把满载易燃物及火药的小船牢牢“钉”在敌舰下部,纵火后战士泅水返回,当然同时还有中部、上部的攻击之法。总之,其创新之举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文化上对外国新知的探求。

要了解外国新知,必须组建翻译团队。这在当时是无中生有,简直是无所措手的难题!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林则徐正是不拘一格,组建了我国第一支西方文献的翻译团队。他在北京访求到一位在印度受教育、懂英文的老人,便邀其一同南行。后又访求到四位翻译人才;一位是混血(母亲是孟加拉人),曾帮英国教会用中文讲《圣经》;一位原籍四川,十岁在南洋学过拉丁文,后在马六甲编写过当地大学用书;一位曾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回广州后在外国洋行教英文;一位则是从小在美国传教士家里长大,刚返广州不久。按清政府招募文员的常例,这些人没一个够格。即使县太爷的“文秘”,起码也得是秀才。而林则徐却把这些无学历、无功名、无家世背景的人礼聘为钦差大臣幕僚,当时的满朝大员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支队伍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林则徐借此不断增加对世界的了解,同时他还组织了另一支二、三十人的调研团队。这些人不是官员,而以洋行职员、外洋船只引水员等熟悉外国情况的下层人物为主。在英国人的记载中统称为“奸细”,说这些人极聪明,专搜集外国情报动态,包括英国商业政策、各种机构详情、对清政府所颁禁烟政策的反映、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外国流行什么书、从哪儿能搞到等等。林则徐要求这些人把有关情况定期书面上呈。有时,他还把一些人传到家里,从白天谈到夜晚。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深入细致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外国军舰上有多少门大炮,炮位在哪儿,射击盲区又在哪儿。

林则徐探求新知范围很广,对某些问题更是反复探求。比如瑞士人瓦特尔的《各国律例》,是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一本关于“国际法”的著作,其中有谈“战争”“敌对措施”“封锁禁运”等几段文字,林则徐认为很紧要,但幕府译员的译文不令他满意。他知道有个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医院。于是就找了个熟悉这位传教士的洋行商人,以林钦差名义挂号求医,寻求治疗“疝气”的药物,实际是把那几段文字拿去请他再译一遍。当时林则徐正勒令英国鸦片贩子义律交出杀害中国人的凶犯,而那几段文字很有参考价值。林则徐探求新知,确乎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林则徐的翻译团队译了《各国律例》、伦敦新版《世界地理大全》及《中国人》等最新著作,还把“洋报”上各类信息陆续翻译出来。林则徐将其加工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和“论各国夷情”等若干辑,有的抄送督抚官员参考,有的进呈给道光。林则徐很珍视这些资料,他遣戍新疆时专门到镇江,与著名思想家魏源彻夜倾谈,一部分资料托魏整理,辑录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其余的则带到新疆、云南,随后又带回福建老家。魏源及其后一些人对“西学”的探求,都起步于林则徐的推动。林则徐毅然突破了清代中叶的自我封闭,大力探求国外新知,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史学家把林则徐作为我国近代史起点人物,这是对林则徐创造性历史贡献的公允认定,符合林则徐率先反抗外国侵略并且战而胜之的事实,符合他在清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事实。

对林则徐的这种开创能力,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近日看到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各国律例》的翻译。”为什么用“居然”呢?难道林则徐必须闭目塞听就正常么?这个“居然”背后,分明有着对传统文化相当深的误解。传统文化中不乏封闭保守的东西,但其富含的创新基因在林则徐身上生机勃勃,怎能视而不见!

林则徐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一面旗帜。英国远洋舰队不敢在广东与林则徐“叫板”,广大民众则赞美道:“客从粤中来,语我粤中事。岩岩林制军,万鬼不敢觊。”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时,江南到处传言:朝廷起用林则徐,赐尚方剑,总制四省,兵已渡淮,且至扬州矣……

但同时,林则徐更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一面旗帜。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传统文化不尊重人的个体存在,认为儒家教化扼杀了人的“个性”。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林则徐的坚韧、刚强、旷达、决断,无不体现出鲜明个性。他屡挫英舰,令英军头目叹服“林总督”的“血气”“才华”(见梁廷柟《夷氛闻记》),这是多么有锋芒的“个性”!他探求国外新知,敢为天下先,其浩然之气,何其壮也!

林则徐个性鲜明,是有师承的。他从十四岁考中秀才到二十岁中举之前,除偶或教读谋生,主要是在“鳌峰书院”求学。该书院“山长”(主讲者)郑光策,讲气节,崇尚“经世致用”。乾隆闻其名,一次“下江南”期间曾专门召见,而郑不肯屈事和珅,毅然归里。像郑光策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比如浙江人姚学塽,考中进士,授“中书”之职。当时和珅是大学士,按规矩,“中书”对“大学士”须执弟子礼,姚学塽“耻之”,辞官不做。传统文化把这种凛然的个性称之为节操。

孟子有段名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圣者,但每人有不同的特征。伯夷是“清”,就是对是非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伊尹是“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柳下惠是“和”,就是不像伯夷那样界限分明,随和但不越底线;孔子是“时”,兼有前三者优点,合于“时”之所需。郑光策、姚学塽可能更喜欢伯夷的“清”。

夷清而惠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但都是“圣者”。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伯夷是亡国贵族的儿子,两人大不相同,孟子并不认为伯夷也要像伊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而有趣的是,伊尹还曾是陪嫁的奴隶呢。孟子这段话,对儒家主张“个性”多样化,说的实在相当透彻。即使是“圣者”,个性也是多样的,遑论其余。传统文化何曾扼杀“个性”呢?

林则徐是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他的个性大概与孔子的“时”有些接近。而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其他人,他又怎样对待呢?试谈三例:一小官,一“落榜生”,一颇有造反精神的书生。

林在江苏时有个下属陈德培,有能力而屈居下僚。林则徐发配新疆,途经甘肃,陈在甘肃“候补”七年才刚当上一个“九品”小官。林则徐对故人真诚相待,临别写了四首七律相赠,谈自己当时的心境“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很感人。同时勉慰陈德培:

晚嫁不愁倾国老,卑栖聊当入山深。

仇香岂是鹰鸇性,奋翼天衢有赏音。(鸇:zhān,猛禽)

“仇香”句用了《后汉书》仇览故事。仇览又名仇香,淳朴寡言,四十岁才被县里召为小吏,管理种多少果菜、养多少鸡豚的小事。对不事生产的年轻人,他负责指派任务,役以田桑。哪家有丧事他要去帮忙;哪家穷寡,他要设法赈恤。有位“政尚严猛”的县令王某,听说仇览“以德化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人“少鹰鸇之志”。鹰鸇是猛禽,那位王县令喜欢“鹰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欣赏“霸气”的干部。但仇览说“鹰鸇不如鸾凤”,依旧踏踏实实干他那些事。《后汉书》给不慕“鹰鸇”但做“鸾凤”的小吏仇香立传,可谓颇具慧眼。林则徐就用这故事勉慰陈德培,说像仇香那样的鸾凤,同样可在天空高翔,同样会有知音。

“落榜生”叫李纶元,考进士名落孙山,不服气,打听到他的卷子是林则徐阅的,就写了首诗给林则徐,请林“指导学业”。林赴云南主持乡试,途经李的老家,写了“次韵答谢”的诗赠李。次韵,就是用李诗原韵,表示尊重。首两句自我批评:“当时真自笑冬烘,只少金箆为刮矇”,说自己可能确有点冬烘气,当时眼睛被什么东西挡住,该用篦子刮刮才好。末两句劝李别着急:“不明未必皆如我,会见知音遇有司”。身为考官,向落榜生检讨,这份尊重可圈可点。而中间十二句,则说明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文章要在修辞、韵味上下功夫,二行文要务去陈言、不要全是套话,三做人要有正气。这些意见针对性很强,但用了韩愈《答李翊书》的故事来表达,不失含蓄,让对方易于接受。这名落榜生太热衷功名,林则徐看得很清楚,但对他勉励、引导兼而有之,实在是循循善诱的典范。

有造反精神的书生叫钱江,《夷氛闻记》说他“在粤不为士夫所齿”,一般读书人不愿与之为伍,很“另类”。但在反对签订“南京条约”时,他积极奔走,写《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指陈英国侵略者罪行,很有感召力,还在“明伦堂”召集士民几千人,号召组织乡勇抗英。结果被投降派捏造罪名,遣戍新疆。林则徐在新疆听说此人,很器重。林则徐很赞成组织乡勇抗英,特地在乌鲁木齐邀钱江会面,请钱吃饭,表扬他,并对其遭遇表示同情。林则徐离开乌鲁木齐时,钱江陪他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才依依惜别。

林则徐待人以“德”,恪守礼敬之道。对不得志的陈德培,对有“鹰鸇”之性的钱江,对热衷功名的李纶元,他都勉励有加。从林则徐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文化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人,是理解尊重的,是与人为善的,是着眼于化解“心结”的,是有原则的。但现在有些鼓吹“个性”者,往往并不懂得尊重别人,而把人的“个性”和人的社会责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个性”一词有些变味了。

本来“个性”的意思很明确。《现代汉语词典》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比较固定的特性。”黑格尔说:“个性像白纸,一经污染,便永不能再如以前的洁白。”这两种解释相通。我国古代没“个性”这双音词,只用单音词“性”,如“鹰鸇性”的“性”即“个性”。古代所用的“性情”“禀性”等,则与“个性”的意思差不多。

而鼓吹“个性”者,却让这个词背离了本义,让它等同于“任性”,等同于唯我独尊,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这与几十年的外来影响有关。著名学者吴宓曾说:“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定则,正是现在一些人所标榜的“个性”。吴先生当年的话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出这种煽动感情、鼓吹主观自私的东西,是西方“近世”(即继浪漫主义之后的未来主义等)才大行其道的,以前的西方文学并不这样;二是指明这种所谓的“个性”,是我国传统文化从来不予肯定的。吴先生要表达的是我国传统文化有优于西方处。

吴宓是我国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创始人,1916年留美,1925年应聘于清华,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吴先生这一论断符合中西实际。我国传统文学中不乏“个性”突出的英雄人物,但不管是鲁智深,还是李逵,都绝不“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上世纪风靡海内外的金庸、梁羽生武侠名著,创造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侠义英雄,但都是传统道德英雄,这是他们为华人所喜闻乐见的原因。把西方“近世”鼓吹的“个性”奉为圭臬,有很大片面性,弄不好就把痈疽当成了宝贝,对构建现代文明社会的消极作用很大。

鼓吹这种“个性”者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似乎只有张扬这种“个性”才利于创造性的发挥。这不符合实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两汉”跨度约400年,“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的跨度也约400年,但“两汉”时期重大的科技发明项目要超过后者至少一倍以上。而魏晋南北朝,恰恰是“蔑视礼法”(类似于现在某些人所谓的张扬“个性”)之风盛行时期。这说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人的创造性易于得到发挥的重要条件。我们再看看现实,如果以1949年划线,那么建国后60多年,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创新,是建国前60年远远不可比的。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靠的是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鼓吹主观自私的所谓“个性”,难道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吗?

人的健康个性,会产生巨大正能量。只有当人的“个性”融汇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之中时,才会形成巨大创造力。林则徐便是极好的一例。

我国传统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修、齐、治、平,无不以民为本;我国传统文化,又是倡导“知”“行”统一而尤重于“行”的文化。《易经》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强调对精要之义的透彻理解要落脚于实际应用。《中庸》关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名言,强调学、问、思、辨,要见诸于札札实实的“行”,即有益于社会的实践。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同时又把人的个体存在与群体的“民”的利益统一起来,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应大力弘扬。

林则徐天资明敏,才华高卓。他在友人潘曾沂画卷上题了首七十六句的七言古诗,竟然一挥而就。这份才情,即使与第一流文学家相比也不遑多让。但他无意做诗人。他服膺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的愿望是“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金匮要略>叙》)这是林则徐毕生的追求。他把关系老百姓生死的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他的实践,彰显了传统文化富含的创新元素,体现了传统文化鼓励个性与造福人群相统一的价值观,证明了传统文化具有融入现代、适应构建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强大生命力。

携锄种明月,是林则徐任职杭州时的诗句。他政务之暇去游孤山,那里是北宋诗人林逋隐居处。林逋终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称其“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林则徐为林逋补种梅花三百五十株,画“孤山补梅图”,写了“便似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的诗,表达对前贤的仰慕。

皎洁的明月,寄托过中国人无数遐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林则徐以“种明月”的奇妙联想,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美好期望。其实,林则徐的一生,正是“携锄种明月”的一生。他苟利国家、生死以赴,济世利物、忧国如家,锐意进取、探求新知,不仅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坚守者,更是把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植入现代社会的一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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