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则徐，如诵传统文化的多彩诗章。时而为其凛然正气所强烈震撼，时而为其坚韧不拔所深深折服，时而又盛赞其毅然创新的堂堂之鼓，时而则沉思其守先待后的深远神韵。
林则徐的毕生实践可谓兼“创新”与“坚守”之二任，它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是富含创新基因的，其某些重要价值观念不仅不可割断，而且应大力弘扬！
一
林则徐出身书香之家，但祖父时家道中落，父亲林宾日已“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可是他教育得法，则徐七岁，父亲便让他学作文。亲戚朋友们反对，担心欲速不达。但林父说：“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施教耳。”
因材施教，激活孩子“时有发现”的灵气，无疑是发展创造潜能的好方法。千百年来，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倘一提传统教育就把它和令人窒息划等号，便大错特错了。林则徐受传统教育，吸收传统文化，但分明有极强的创造力，难道不是事实吗？
有个“开潘氏仓”的小故事很有趣。那年林则徐任职苏州，赶上大饥荒，急须开仓赈民，他打算到苏州首户潘世恩家借粮。潘世恩是当朝尚书，因母丧正“丁忧”在家。则徐登门请潘尚书开仓放米，不料潘信誓旦旦，说他家粮仓早就空了，粒米皆无。则徐平心静气听完，缓缓说道：“既是空仓，也好，正可借来贮米啊。”立刻命手下，去给潘家粮仓贴上封条，紧急借用。潘家人连忙阻止，则徐说：“潘大人说的明白，是空仓，不过是暂借一用而已。”自然，潘家的米不久就启封放赈了。
林则徐从政数十年，化解难题无数，但从不谋私。他曾因林宾日身体不好辞官回籍，打算不再复出。林宾日坚决反对，说：“汝年未四十，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安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儋石储，就是百斤以上的储备粮，这是一家人安心度日的下线。那时林则徐已任“司局级干部”十几年，家里还无“儋石储”，直到任省部级高官二十年后，给子女“析产”，每个儿子名下的房产财物折成现金，也只六千两银子。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官”相比，林则徐可算圣人中的圣人。而他的创造能力则是能臣中的能臣。“开潘氏仓”之类不过“小菜一碟”。他虎门销烟、粤海抗英、开封治水、新疆屯垦、云南敉乱，一桩桩“硬邦邦”的大事，在在体现出他超强的创造能力。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开启了我国探求国外新知的风气。这是石破天惊的创新之举，但其中体现的，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楚地昭示着创新理念。《中庸》指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重视品德修养，还要自强不息，努力求知，达到广博、精深的程度——道破了创新的必由之路。这些经典教诲，林则徐早在七岁前就深印在脑海里，而且还“时有发现”。应当说，林则徐的创造力，充分得益于他受的传统教育。大张旗鼓地探求外国新知，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虽与林则徐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对林则徐探求新知也钦佩不已。这说明，最了不起的创新，未必就要惊世骇俗，弄得人人不懂。
林则徐探求外国新知，是有备而来的。他一到广东就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条幅挂在钦差大臣衙署，这无异于他探求新知的郑重宣言。“有容乃大”典出《书经》“有容，德乃大”。成大德，是传统文化对做人的最高要求。《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说，使“德”完美再完美，是“大学”最根本的道理。最近习总书记接见日本访华人员时引用了“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中这个“德”字的重要意义。林则徐肩负禁烟大任，高屋建瓴，牢牢把握住“德”惠苍生的最高追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学习一切新东西，这是他在广东一系列创新的思想基础。
林则徐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比如他与水军战士“约法七章”，其中有一章很有意思，讲瓜皮小艇攻击拥有重炮的“敌舰”的战法：以三十只小艇对付一艘敌舰，从敌炮射击盲区处逼近，把满载易燃物及火药的小船牢牢“钉”在敌舰下部，纵火后战士泅水返回，当然同时还有中部、上部的攻击之法。总之，其创新之举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文化上对外国新知的探求。
要了解外国新知，必须组建翻译团队。这在当时是无中生有，简直是无所措手的难题！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林则徐正是不拘一格，组建了我国第一支西方文献的翻译团队。他在北京访求到一位在印度受教育、懂英文的老人，便邀其一同南行。后又访求到四位翻译人才；一位是混血（母亲是孟加拉人），曾帮英国教会用中文讲《圣经》；一位原籍四川，十岁在南洋学过拉丁文，后在马六甲编写过当地大学用书；一位曾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回广州后在外国洋行教英文；一位则是从小在美国传教士家里长大，刚返广州不久。按清政府招募文员的常例，这些人没一个够格。即使县太爷的“文秘”，起码也得是秀才。而林则徐却把这些无学历、无功名、无家世背景的人礼聘为钦差大臣幕僚，当时的满朝大员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支队伍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林则徐借此不断增加对世界的了解，同时他还组织了另一支二、三十人的调研团队。这些人不是官员，而以洋行职员、外洋船只引水员等熟悉外国情况的下层人物为主。在英国人的记载中统称为“奸细”，说这些人极聪明，专搜集外国情报动态，包括英国商业政策、各种机构详情、对清政府所颁禁烟政策的反映、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外国流行什么书、从哪儿能搞到等等。林则徐要求这些人把有关情况定期书面上呈。有时，他还把一些人传到家里，从白天谈到夜晚。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深入细致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外国军舰上有多少门大炮，炮位在哪儿，射击盲区又在哪儿。
林则徐探求新知范围很广，对某些问题更是反复探求。比如瑞士人瓦特尔的《各国律例》，是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一本关于“国际法”的著作，其中有谈“战争”“敌对措施”“封锁禁运”等几段文字，林则徐认为很紧要，但幕府译员的译文不令他满意。他知道有个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医院。于是就找了个熟悉这位传教士的洋行商人，以林钦差名义挂号求医，寻求治疗“疝气”的药物，实际是把那几段文字拿去请他再译一遍。当时林则徐正勒令英国鸦片贩子义律交出杀害中国人的凶犯，而那几段文字很有参考价值。林则徐探求新知，确乎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林则徐的翻译团队译了《各国律例》、伦敦新版《世界地理大全》及《中国人》等最新著作，还把“洋报”上各类信息陆续翻译出来。林则徐将其加工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和“论各国夷情”等若干辑，有的抄送督抚官员参考，有的进呈给道光。林则徐很珍视这些资料，他遣戍新疆时专门到镇江，与著名思想家魏源彻夜倾谈，一部分资料托魏整理，辑录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其余的则带到新疆、云南，随后又带回福建老家。魏源及其后一些人对“西学”的探求，都起步于林则徐的推动。林则徐毅然突破了清代中叶的自我封闭，大力探求国外新知，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史学家把林则徐作为我国近代史起点人物，这是对林则徐创造性历史贡献的公允认定，符合林则徐率先反抗外国侵略并且战而胜之的事实，符合他在清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事实。
对林则徐的这种开创能力，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近日看到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各国律例》的翻译。”为什么用“居然”呢？难道林则徐必须闭目塞听就正常么？这个“居然”背后，分明有着对传统文化相当深的误解。传统文化中不乏封闭保守的东西，但其富含的创新基因在林则徐身上生机勃勃，怎能视而不见！
林则徐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一面旗帜。英国远洋舰队不敢在广东与林则徐“叫板”，广大民众则赞美道：“客从粤中来，语我粤中事。岩岩林制军，万鬼不敢觊。”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时，江南到处传言：朝廷起用林则徐，赐尚方剑，总制四省，兵已渡淮，且至扬州矣……
但同时，林则徐更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一面旗帜。
二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传统文化不尊重人的个体存在，认为儒家教化扼杀了人的“个性”。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林则徐的坚韧、刚强、旷达、决断，无不体现出鲜明个性。他屡挫英舰，令英军头目叹服“林总督”的“血气”“才华”（见梁廷柟《夷氛闻记》），这是多么有锋芒的“个性”！他探求国外新知，敢为天下先，其浩然之气，何其壮也！
林则徐个性鲜明，是有师承的。他从十四岁考中秀才到二十岁中举之前，除偶或教读谋生，主要是在“鳌峰书院”求学。该书院“山长”（主讲者）郑光策，讲气节，崇尚“经世致用”。乾隆闻其名，一次“下江南”期间曾专门召见，而郑不肯屈事和珅，毅然归里。像郑光策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比如浙江人姚学塽，考中进士，授“中书”之职。当时和珅是大学士，按规矩，“中书”对“大学士”须执弟子礼，姚学塽“耻之”，辞官不做。传统文化把这种凛然的个性称之为节操。
孟子有段名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圣者，但每人有不同的特征。伯夷是“清”，就是对是非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伊尹是“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柳下惠是“和”，就是不像伯夷那样界限分明，随和但不越底线；孔子是“时”，兼有前三者优点，合于“时”之所需。郑光策、姚学塽可能更喜欢伯夷的“清”。
夷清而惠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但都是“圣者”。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伯夷是亡国贵族的儿子，两人大不相同，孟子并不认为伯夷也要像伊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而有趣的是，伊尹还曾是陪嫁的奴隶呢。孟子这段话，对儒家主张“个性”多样化，说的实在相当透彻。即使是“圣者”，个性也是多样的，遑论其余。传统文化何曾扼杀“个性”呢？
林则徐是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他的个性大概与孔子的“时”有些接近。而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其他人，他又怎样对待呢？试谈三例：一小官，一“落榜生”，一颇有造反精神的书生。
林在江苏时有个下属陈德培，有能力而屈居下僚。林则徐发配新疆，途经甘肃，陈在甘肃“候补”七年才刚当上一个“九品”小官。林则徐对故人真诚相待，临别写了四首七律相赠，谈自己当时的心境“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很感人。同时勉慰陈德培：
晚嫁不愁倾国老，卑栖聊当入山深。
仇香岂是鹰鸇性，奋翼天衢有赏音。（鸇：zhān，猛禽）
“仇香”句用了《后汉书》仇览故事。仇览又名仇香，淳朴寡言，四十岁才被县里召为小吏，管理种多少果菜、养多少鸡豚的小事。对不事生产的年轻人，他负责指派任务，役以田桑。哪家有丧事他要去帮忙；哪家穷寡，他要设法赈恤。有位“政尚严猛”的县令王某，听说仇览“以德化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人“少鹰鸇之志”。鹰鸇是猛禽，那位王县令喜欢“鹰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欣赏“霸气”的干部。但仇览说“鹰鸇不如鸾凤”，依旧踏踏实实干他那些事。《后汉书》给不慕“鹰鸇”但做“鸾凤”的小吏仇香立传，可谓颇具慧眼。林则徐就用这故事勉慰陈德培，说像仇香那样的鸾凤，同样可在天空高翔，同样会有知音。
“落榜生”叫李纶元，考进士名落孙山，不服气，打听到他的卷子是林则徐阅的，就写了首诗给林则徐，请林“指导学业”。林赴云南主持乡试，途经李的老家，写了“次韵答谢”的诗赠李。次韵，就是用李诗原韵，表示尊重。首两句自我批评：“当时真自笑冬烘，只少金箆为刮矇”，说自己可能确有点冬烘气，当时眼睛被什么东西挡住，该用篦子刮刮才好。末两句劝李别着急：“不明未必皆如我，会见知音遇有司”。身为考官，向落榜生检讨，这份尊重可圈可点。而中间十二句，则说明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文章要在修辞、韵味上下功夫，二行文要务去陈言、不要全是套话，三做人要有正气。这些意见针对性很强，但用了韩愈《答李翊书》的故事来表达，不失含蓄，让对方易于接受。这名落榜生太热衷功名，林则徐看得很清楚，但对他勉励、引导兼而有之，实在是循循善诱的典范。
有造反精神的书生叫钱江，《夷氛闻记》说他“在粤不为士夫所齿”，一般读书人不愿与之为伍，很“另类”。但在反对签订“南京条约”时，他积极奔走，写《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指陈英国侵略者罪行，很有感召力，还在“明伦堂”召集士民几千人，号召组织乡勇抗英。结果被投降派捏造罪名，遣戍新疆。林则徐在新疆听说此人，很器重。林则徐很赞成组织乡勇抗英，特地在乌鲁木齐邀钱江会面，请钱吃饭，表扬他，并对其遭遇表示同情。林则徐离开乌鲁木齐时，钱江陪他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才依依惜别。
林则徐待人以“德”，恪守礼敬之道。对不得志的陈德培，对有“鹰鸇”之性的钱江，对热衷功名的李纶元，他都勉励有加。从林则徐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文化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人，是理解尊重的，是与人为善的，是着眼于化解“心结”的，是有原则的。但现在有些鼓吹“个性”者，往往并不懂得尊重别人，而把人的“个性”和人的社会责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个性”一词有些变味了。
本来“个性”的意思很明确。《现代汉语词典》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比较固定的特性。”黑格尔说：“个性像白纸，一经污染，便永不能再如以前的洁白。”这两种解释相通。我国古代没“个性”这双音词，只用单音词“性”，如“鹰鸇性”的“性”即“个性”。古代所用的“性情”“禀性”等，则与“个性”的意思差不多。
而鼓吹“个性”者，却让这个词背离了本义，让它等同于“任性”，等同于唯我独尊，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这与几十年的外来影响有关。著名学者吴宓曾说：“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定则，正是现在一些人所标榜的“个性”。吴先生当年的话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出这种煽动感情、鼓吹主观自私的东西，是西方“近世”（即继浪漫主义之后的未来主义等）才大行其道的，以前的西方文学并不这样；二是指明这种所谓的“个性”，是我国传统文化从来不予肯定的。吴先生要表达的是我国传统文化有优于西方处。
吴宓是我国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创始人，1916年留美，1925年应聘于清华，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吴先生这一论断符合中西实际。我国传统文学中不乏“个性”突出的英雄人物，但不管是鲁智深，还是李逵，都绝不“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上世纪风靡海内外的金庸、梁羽生武侠名著，创造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侠义英雄，但都是传统道德英雄，这是他们为华人所喜闻乐见的原因。把西方“近世”鼓吹的“个性”奉为圭臬，有很大片面性，弄不好就把痈疽当成了宝贝，对构建现代文明社会的消极作用很大。
鼓吹这种“个性”者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似乎只有张扬这种“个性”才利于创造性的发挥。这不符合实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两汉”跨度约400年，“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的跨度也约400年，但“两汉”时期重大的科技发明项目要超过后者至少一倍以上。而魏晋南北朝，恰恰是“蔑视礼法”（类似于现在某些人所谓的张扬“个性”）之风盛行时期。这说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人的创造性易于得到发挥的重要条件。我们再看看现实，如果以1949年划线，那么建国后60多年，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创新，是建国前60年远远不可比的。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靠的是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鼓吹主观自私的所谓“个性”，难道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吗？
人的健康个性，会产生巨大正能量。只有当人的“个性”融汇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之中时，才会形成巨大创造力。林则徐便是极好的一例。
我国传统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修、齐、治、平，无不以民为本；我国传统文化，又是倡导“知”“行”统一而尤重于“行”的文化。《易经》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强调对精要之义的透彻理解要落脚于实际应用。《中庸》关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名言，强调学、问、思、辨，要见诸于札札实实的“行”，即有益于社会的实践。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同时又把人的个体存在与群体的“民”的利益统一起来，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应大力弘扬。
林则徐天资明敏，才华高卓。他在友人潘曾沂画卷上题了首七十六句的七言古诗，竟然一挥而就。这份才情，即使与第一流文学家相比也不遑多让。但他无意做诗人。他服膺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的愿望是“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金匮要略>叙》）这是林则徐毕生的追求。他把关系老百姓生死的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他的实践，彰显了传统文化富含的创新元素，体现了传统文化鼓励个性与造福人群相统一的价值观，证明了传统文化具有融入现代、适应构建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强大生命力。
携锄种明月，是林则徐任职杭州时的诗句。他政务之暇去游孤山，那里是北宋诗人林逋隐居处。林逋终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称其“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林则徐为林逋补种梅花三百五十株，画“孤山补梅图”，写了“便似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的诗，表达对前贤的仰慕。
皎洁的明月，寄托过中国人无数遐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林则徐以“种明月”的奇妙联想，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美好期望。其实，林则徐的一生，正是“携锄种明月”的一生。他苟利国家、生死以赴，济世利物、忧国如家，锐意进取、探求新知，不仅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坚守者，更是把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植入现代社会的一位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