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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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编者按:2015629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应邀到喀什大学做专题讲座。喀什大学是一所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综合性应用型现代化大学,也是中国最西部的一所大学。

本刊将分两期连载汪晖教授此次主题讲座内容,及汪晖教授与嘉宾、师生互动的精彩内容。

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福乐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黙德•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塔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我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我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将近200年前的1821年,当时并不是很出名,但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议,这个奏议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势力,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印度洋的道路。

1758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就在1820年,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的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到1827年被清军击败。在这些动荡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官员腐败颟顸、政策进退失据,以致民怨沸腾的侧面。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对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有点民族志的味道了。1820年,在伊犁将军松筠幕前谪戍的前湖南学政徐松,经过实地考证,纂成《伊犁总统事略》,并由松筠进呈道光帝,道光皇帝作序并赐名《新疆事略》。这本书中的《新疆水道总序》和《新疆水道表》对新疆的十二条河流和湖泊做了记载。徐松,还有祁韵士,都是清代中期对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的人物。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都是这个圈子中的人,他们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奏议书疏,如《拟进上蒙古图志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上今方言表》、《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等,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的问题。

龚自珍视野的前瞻性

182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对这块土地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还守着宋明理学的夷夏之辨来理解“中国”。龚自珍的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界定,例如他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说:“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理学的中国观的针砭和批判,他自问自答:“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这是《五经大义终始问答》中的话。龚自珍、魏源等并没有做过实地调查,只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感觉到这个地域的丰富和广大。这不是一种一般的区域性的关注,而是对“中国”的再定义。用龚自珍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之学”。

清代在新疆设行省是1884年,那是在阿古柏之乱后的事情了。阿古柏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1877),龚自珍1821年上奏《西域置行省议》的时候他才出生,是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他在1865187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终被左宗棠军队击败。从1821年至1884年,前后63年,如果当时统治者认真阅读龚自珍的奏议(据说弃阅是因为嫌龚自珍的楷法不中式),甚而采纳他的方略,那么新疆地区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吧?虽然人们通常会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做一点反事实的猜想,也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主张“捐西守东”的李鸿章称赞龚自珍说:“定公经世之学,此荦荦大者。”这份奏议中的一些具体建议,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光绪朝始得实施。朝廷鼠目寸光、缺乏远见,甚至“远见”就在手边也无法辨识,这是常常发生的、可悲可叹的故事。龚自珍是当时第一个系统提出关于新疆问题的行政设置及其意义的人,也是内地士大夫中将新疆问题纳入中国问题中思考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龚自珍的这篇奏议,还应该与他在同一年写作但已亡佚的《东南罢番舶议》及后来给林则徐往广东赴任时的信结合起来读,也就是将西北问题与东南沿海问题联系起来读。我手头没有原文,但开头几句记得很清楚:“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自珍要描述的是西北,而西北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西北不临海”。换句话说,虽然西北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却必须从海的角度加以界定。

我们将这个视野与过去的史书、舆地学或士大夫的描述做个对比,就知其新意了。过去用山川、大漠、水地、草原、边界和边界内的族群、边界外的王朝界定西域,现在却从最遥远的海洋的角度来界定这个广阔的大陆。龚自珍说:

“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隃。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

龚自珍比较西北与东南之不同,东面的辽东和南面的闽粤,均临大海,而最西端至爱乌罕,最北端则是乌梁海,陆地的那边还是陆地。但高宗皇帝,也就是乾隆,用兵西征,锋芒所至,竟距北京一万七千里之遥,或许就要打通抵达西海的道路了。这个西海龚自珍并没有具体描述。但从今天的视角看,西海不就是印度洋吗?路线是不是就是通往瓜达尔港的这条中巴走廊?枢纽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置身的喀什?我们现在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不就是因为龚自珍曾经描述的这个从海洋视野中展开的内陆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篇奏议是“一带一路”(内陆与海洋)设想的前奏,或许也有一点道理吧?

内陆与海洋关系发生逆转

意识到内陆与海洋关系正在发生逆转的当然不止龚自珍一人。林则徐、魏源都有深刻的洞察。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时代,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变得极端重要了。恰恰是因为海洋变得特别重要,内陆的重要性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即不能只在防御游牧部落对于农耕部落的冲击,或者稳定清俄边境的意义上谈论内陆了,而且必须从大一统王朝与海洋时代的关系中思考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域。即便是清俄关系,也必须置于新的关系中进行考察。这是一个变动的视野。

放在历史变迁中,这个观察的新意就在于,龚自珍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内陆,而是来自海洋,这是两千多年来历史动力的逆转。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内外动荡之外,1820年鸦片进口量跃升至5000箱,是鸦片贸易的一个转折关头。河水泛滥、安置移民、平定动乱消耗了国力,而鸦片贸易又导致大量白银流失,反过来使得边疆和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这是国家财政困难,治理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代,也是海洋压力对中国变得如此地紧迫的时代。因此,在思考内陆问题时,意识到海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龚自珍在这个时期的著述中,将更大量的文字留给了青海、西藏、蒙古和回部。他当时就意识到在这一轮的海洋时代的竞争里,中国已经处在弱势的地位了。将近20年之后,他给赴命广东的林则徐的信中谈及中英军事斗争,已经包含了以内陆抗衡海洋的思想。而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以陆战对抗海战已经是基本的战略。这也是林则徐长期思考的结果。

我曾经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龚自珍的西北论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做过一个比较,或者说,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评论说:哥伦布时代并不是天然的海洋时代,在开始的时候,它以海洋时代的面目出现,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对于以“大陆”的权力分布和结构为基础的利益关系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龚自珍的西北论既是对清朝社会危机的反应,也是对所谓“海洋时代”——以军事、工业、城市化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为实质内容的时代——的反应。如果说海洋时代以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为标志,试图通过赋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原有的朝贡关系和多元性的礼仪制度,那么,清帝国出于内部动员和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内部的政治结构,通过加强内部的统一性,把自身从一种“无外”的多元性帝国转化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由于这个“民族—国家”所内含的“帝国性”,它又不可能不是一个“跨体系社会”。这个地区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全部植根于这一转变之中。我在这里所说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并不仅仅指族群、宗教信仰、语言和人口的混杂性,而是这一混杂性所居于其中的新的政治形式、社会组织及其规范下的内外关系和日常运作的动力。

正是因为理解了海洋时代的重要性,懂得这个时代的真实挑战,龚自珍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新疆的重要性。所谓海洋时代,其实也正是海洋失去其先前的无限性的时代,失去其未知意义的时代,即海洋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无限的范畴转变为西方的“内海”。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当年只能依托陆地的国家,正在试图将这个“西方的内海”变成“互为内海”。全球化将20世纪之前的海洋统统变成了“内海”,也就开始了“全球律则”(the Nomos of the Earth)的时代。因此,欧洲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各种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的“普世性”不过是在海洋内海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方法论上说,所谓“普世性”是通过对“无限性”的消解与所谓“袪魅”,以理性建构的方式,运用于或强加于世界的一套规则体系。

在晚清时代,写出了《大同书》的康有为,实际上就是综合大同理念与科学方法为全球治理订立规则。但是,这个大同构想产生于古典理念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也就是一套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律则的全球律则。事实上,康有为在《大同书》之外,还出版了《诸天讲》,前者是大同学说的外篇,后者才是大同学说的内篇,也可以理解为他为大同宇宙建立律则的尝试。《大同书》书写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一个只有内陆和内海的、可以用经纬线加以衡量和治理的世界,那么,其原理既源自宇宙自然,也必然可以运用于宇宙自然——这是人类试图将外太空内在化的想象,虽然这个过程还看不到尽头。

在龚自珍给林则徐的信里,提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从禁绝鸦片、整肃吏治、打击腐败,到如何与外商打交道,甚至海防等军事部署和武器的配置,他都有很精确的建议。林则徐很惊讶于他对广东的了解,知道他不是那些书斋中论兵的士大夫可比。我们反过来说,他的敏感还由于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已经思考了西域的问题。他思考海洋问题,包含着内陆的视野;而他思考这个内陆的重要性时,恰恰是从海洋的视野出发的。海洋成为了西方的内海,西域就必须被纳入帝国的行省,这两者之间有呼应的关系。也正由于此,我们才会读到《西域置行省议》中那段如今听起来有些突兀和奇特的句子,即“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或者“西北不临海”。

魏源后来也曾感叹,原来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中国人想象天下的时候,常常局限在一个帝国的范围内,所谓“外面”总显得更加遥远,可是当魏源、龚自珍有了新的地缘视野的时候,中国的“四海”意识发生了质变。中国现在进入了“两洋”的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时代了。我是说印度洋也成为界定中国的潜在视角了。新疆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东南沿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压迫,但对出海口的需求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因此,一定要找到内陆跟海洋的关联,找到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关联——如果太平洋成了西方的内海,印度洋那边还有一点可能性吗?其实两边都在内海化,但无论如何,当东南沿海面临问题的时候,恰恰要从另外一个部分去思考我们这个大陆跟海洋的关系。事实上,龚自珍提出的是将古代界定中国的作为“浑圆大物”的“四海”变成中国能够抵达并自由通航的四海。这是对于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突破,但这个突破同时采用重回古典的道路——亦即因海洋时代的到来而被废弃、贬低的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茶盐之路——的形式。但对他而言,这一次“重回”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含义,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制度构想。

1821年的时候,这不过是一个身处京师、地位不高的士大夫对世界的思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与今天的发展有关。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等等,新疆再一次地变成了真正的战略中心,新疆是“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最切近的着力点。我们可以说,从1821年到今天,有一个思想的线索是前后相联的。龚自珍意识到当内陆-沿海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引发剧烈的挑战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转变,例如内部行政体制需要变化,所以他提出置行省,其他的财政关系、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以儒家为中心的世界观也要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时写了一些对内地儒学学者的批评,说你们到今天还以长城为边界,守着过时的夷夏之辩,其天下观是如此的狭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卓识会把他孤立于他的同僚们。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及未来潜力,却自以为高明,抱残守缺。

当龚自珍批评他自己的同僚和朋友之时,就是在批评他自己曾经习惯的那个自我中心的、以内地为中心的、以京师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他对西域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这个地区的探讨,也是一个世界观的修正,或者说,他要重新建构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在地域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自我理解的意义上,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重新界定“我们”的含义。并且,把原来以某一个地域为中心的看法,转变为从太平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即“两洋”之间来观察这个大陆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这个长期处在边缘和边疆地位的地区,突然成了观察中国的中心之一。这是一个转变:不再是唐以前的长安和中原、不再以明清之际的江南,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观察时代的变迁,构思未来的方略。没有西域的视野,一个新的、完整的中国就无法界定。这个重心的偏移当然是相对的,却绝对不是可以省略的。

历史叙述中的中心与边缘

龚自珍上书建议设置行省之后的100年,也就是1920年代,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就是前面提及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到中国。研究蒙古史、满洲史的人更多地知道他,他也涉猎过一部分伊斯兰区域。1920年代,他先是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的雇员来华工作,勘探一些地方,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地理学会即《太平洋事务》杂志的支持下再度来华,沿长城进入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他意识到了这个区域的重要性。他跟傅作义等人有很多交往。他出版了许多书,最出名的一本就叫做《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和龚自珍的说法略有相近之处。龚自珍讲西域,拉铁摩尔侧重谈长城沿线。在关内很多人的眼睛里,长城已经是边疆了,一个边缘的地区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从哪儿出发来观察历史,表现的是你整个世界观。如果把龚自珍、魏源的西北论放在中国历史的南北关系中考察,那么,这是一次历史的倒转:传统由北往南的迁徙、扩张、征服和贸易路线,现在开始转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由南往北运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向?在分析长城沿线的历史互动时,拉铁摩尔明确地区分出“前西方”(pre-Western)与“后西方”(post-Western)两种不同因素,并把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是塑造新的边疆关系的基本动力。

在这一新视野的观照之下,以往中国社会的持续变动——族群关系、国家制度、经济制度、风俗文化和移民结构等因素的变动——主要不是远洋贸易或跨海征服,而是一种“亚洲内陆”的运动,一种大陆内部由北向南的运动。与此相反,“海洋时代”却是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扩张的代名词:在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占领和扩张之下,铁路、工业、金融等来自海洋的新因素把旧有的边疆关系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以至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范畴,就无法描述这种既新又旧的历史关系。

拉铁摩尔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现代的边疆扩张事实上意味着在早期历史中形成的人口和权力的运动路线的明显转向。导致这一转向的最为重要的动力,始终是工业化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从外部、从西方和日本的工业、商业、金融以及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也是从海上强加到中国的身上,并在沿海区域发生作用。”

如果说由北往南的运动以战争、朝贡、贸易、移民、法和礼仪的重构为主要特征,那么,从沿海向内陆扩张的运动路线则伴随着下列概念的频繁出现:贸易、条约、边界、主权、殖民、工业、金融、城市化、民族-国家。在拉铁摩尔看来,17世纪的满洲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最后一波。从此之后,大陆内部的运动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海洋时代”来加以界定。

龚自珍和拉铁摩尔之间有呼应,但更有不同,那是位置决定的。龚自珍的西北论是在清代经世传统与新的历史变动的互动中产生的。他有自己的政治观念,他不仅要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在哪儿,也要寻找中国的机会在哪儿。他不仅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个重要性还在上升,而且还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是通过贬低内陆的重要性而产生的。他写奏议,突出的就是内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内陆与海洋在新的环境中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说起来很容易解释清楚,但放在1820年代,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洞见。同时期没有哪个儒家的士大夫,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深远的世界观转变的开端及其后果。

拉铁摩尔的“长城中心论”

与之相对照,拉铁摩尔的到来本身就是海洋时代的产物。他的独特之处是:当大部分人注目于沿海之时,他把目光投向了长城内外,因为他发现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独特动力和运动逻辑。他的书从上古写起,一直写到近代,这是一部经典的综合性著作,将天文地理、自然生态与历史变迁结合起来。他的一些具体数据和结论,在今天不一定都成立,根据考古和其他的一些研究,人们可以而且已经在修正他的说法。但他的整个思考,到今天仍然是经典性的。

首先,他叙述的不是运河中心论、海洋中心论,而是长城中心论。他强调的是,秦代以来反复修筑的长城,起初的动机是一个防御的工事;可换一个世界观来看,长城沿线实际上是两大文明或者生产体系交互运动的结果,也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运动、相互交流的走廊;很多的关系,贸易、迁徙、交往、战争和宗教活动,就发生在沿长城两侧。所以,在拉铁摩尔的视野中,边疆,frontiers,成了“互为边疆”。边疆是一个交往地带,互为边疆,犬牙交错,相互渗透,来来往往。他甚至研究了蒙古的一些定居和游牧的情况,认为早期游牧部落的形成很可能是从关内、从农耕文明分离出去,最后逐渐成为稳定下来的游牧部落。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遭到修正的观点。

与之相反,游牧部落以后又对内地有持久的冲击,一代又一代由关外向关内的冲击,导致了中国历史几次重大的变化,从匈奴到突厥,从契丹到女真,从女真到蒙古,都是持续冲击中国王朝的游牧(及农耕)部落。所谓晋室南渡,所谓宋室南迁,这些冲击导致了中国人口和文化的大迁徙,今天南方的方言,常常包含了更多的古代中原音韵,就是其后果。广东话、福建话、吴语,我听起来也很困难,其语音要比我们通常说的北方方言更接近于中国的古音。如今,中国文明起源地的发音,更多的是北方方音,像西安话里头大量有蒙古发音的遗存,其他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北方语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近代音的形成,比我们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的近代要早得多,主要是北方进入这个区域而产生的变化。北方音晚,南方音早。学习中国文学时,老师常常会说,念唐诗的时候,最好说上海话、苏州话,用扬州话念,也比用普通话念更容易把握平上去入,尤其是入声。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动力是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为中轴的,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明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和南方的广阔地域。

我们再来看看拉铁摩尔所说的“前西方”与“后西方”的区分。19世纪前,可以称为前西方的时代。在前西方时代,中国历史的动力都是由北方向南推动的。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游牧民族对于关内的多次入侵和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几次大变迁,尤其是蒙古势力和满洲势力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对于中国地域和人口的稳定、对于中国文明内部构成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到19世纪,西方时代来了,这个海洋时代带来的是机器,交通运输的大发展,城市的大规模扩展。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要的动力都来自海上,这个时候迁徙的动力,文化变迁的动力突然有个逆转。资本主义就是靠着这个海洋的动力,背后则有机器和制造技术的推动,当然还有信息技术的扩张,而军事能力则是这些技术最重要的标志。这个时候城市开始扩张,它的移民方向开始变迁。即便在今天,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部,变化的动力也主要源自沿海,从内陆向沿海的移民远远大于从沿海向内陆的移民,基本动力的方向与“后西方”的状况也还是大致相似的。

拉铁摩尔的观察虽然敏锐,但还是难脱海洋史观的影响。拉铁摩尔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主要着眼于时代的差异,而忽略这些变迁时代的内部复杂性。综合地看,导致这一历史运动路线转向的基本条件包含了三个方面:

第一,清王朝是从北方入主中原的帝国,它在一统全国、定都北京、平定三北之后,势必将内地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带入它的发源地东北和西北地区;随着长城的边疆含义的消失和内地人口日孳,长城两侧的边疆区域成为清王朝的腹地。清初开始的沿着关内向关外发展的运动——移民、通婚、相互同化,以及相应的法律调整——都证明由南往北的运动源自清王朝的一统之势。随着边界的北移,清代士大夫势必把西北视为王朝国家的内部事务。其实,由于蒙元王朝,清朝这些大规模王朝的形成,虽然是通过北方入主中原的形式确立的,但由于它们变成统一的王朝,并试图继承中国王朝的法统,内部更多的混杂变得不可避免。所以,它们的第一波动力虽然是由北往南,但在统一王朝内,从南往北的移民路线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统一的共同体的必然后果。

例如,清代最初有封禁的政策,东北是满族起源地,不允许汉人进入。西北蒙古地区,开头也是封禁,但到18世纪汉人进入蒙古地区的情况已经很多了,到19世纪的时候就更多了。我们看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移民的过程,实际上是随着政治的变迁,随着新共同体边界的形成和稳定化而展开的。正是由于迁徙,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也都变得复杂多样,即便有某个族群起着主导的作用。贸易、战争、交往、朝贡和进香,是造成混杂性的多重动力,而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促成更大规模的内部混杂的历史条件之一。这个要素并不只是从20世纪开始,而是非常非常早,我们可以推下去,汉、唐、元、清这些大王朝的复杂局面十分明显,即便是宋明时代,也同样包含着混杂的趋势,只是程度和规模不同而已。

第二,清朝的帝国扩张和建设同时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维护东北和西北的中俄边疆区域的安定成为清朝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关系而产生的划界条约、贸易条约同时还联系着新疆、特别是准噶尔地区的战争和征服活动。随着外部边界的确定、跨国贸易和军事冲突的发展,不但清代士大夫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发展,而且中央对这一区域进行有效控制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清代对于西北和新疆的所谓“回乱”的镇压,密切地联系着帝国边界的内外压力和联系。

第三,清代后期开发西北的动议,是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剧、东南地区面临鸦片贸易和军事压力、白银外流和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既是清代初期开始的历史运动的延续,也是对于来自“海洋”压力的回应。那种将清代南北关系的转折单纯视为海洋压力和工业化的结果——即西方影响——的看法也还需要修正。

拉铁摩尔提出了一个以长城为中心来观察中国的一个世界观,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内陆,整个亚洲区域,所以他把这本书叫做《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就把整个这个区域关联在一起了。他的这个描写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过去的黄河中心观、运河中心观、江南中心观。明清时期一般研究经济的都是以江南为中心的,但拉铁摩尔拉长历史视野,提出了一个长城中心观。其实,他的这个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观,也是由海洋的新角色激发出来的。

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

说到黄河中心、运河中心等等,免不了提及另一批历史学家,比如宫崎市定,还有其前辈内藤湖南,就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有一批历史学家做东洋史、东亚历史,要把中国放到东洋这个范畴内部去。日本一直处于中国王朝的边缘,现在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逆转中国中心、日本边缘的传统位置。这些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上是帝国主义者,但有一些观点是有洞察力的,有些视野也很有启发性。我们讨论了长城中心,也不妨看看他们的观点。

他们提出东洋的近代问题,追问东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现代起源和历史脉络。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前期,日本都在跟西方的列强竞争,他们不但要在军事上工业上竞争,而且要在历史观上竞争,强调自己有个平行的现代过程:我们不是只是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化。如果现代都是从西方开始,还怎么论述自己的主体位置呢?但单说日本无法成立,因为古代日本处于中国文明圈的边缘。因此,他们提出中国有一个早期近代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宋朝。东洋的近世从十世纪的北宋开始,到十四世纪的时候,李氏朝鲜也进入了这个早期现代的过程,最后是德川日本,十七世纪的时候进入了现代过程。从空间上说,东洋的近世就是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到日本。

这个叙述背后隐含的意思,宫崎市定说得也很清楚。他说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黄河中心的时代,是一个以长安和黄河为它的文明起点、中心地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黄土高原和内陆文明,整个中原区域成为它的一个主要活动和传播的范围,既往西也往东扩散。为什么到十世纪的时候,宋朝成为一个新开端呢?他们列出了很多标准,在这些标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是宋朝的时候,中国进入了运河中心的时代。运河成了一个交通的大枢纽,连接了沿海和内地,一直到近代,沿海和内地发生了新的特殊的关联。这个关联有很多后果,因为到了17世纪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海洋中心的时代,日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中心了。这是一个目的论叙述,从你的长安,然后开封洛阳,绕道朝鲜半岛,最后抵达东京。日本成为海洋时代的东洋中心。德川时代就是跟西方的哥伦布时代相对应的一个亚洲版的海洋时代。这个海洋时代,是通过运河把海洋跟内地连接起来,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儒教文明圈”的文明。

日本当年的这一套叙述,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的历史学里也还是被很多人引用。例如所谓的唐宋转变,被看成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或者早期近代的开始。因为唐代主要是贵族制,唐代的宰相都是有门第的,除了极个别的如张九龄。到宋代科举正规化,文官制度也正规化了,大官都是考试考出来的。一个平民的时代出现了。同时,理学——一个复古的运动——成为新的政治认同的一个主要根据。在日本研究者的眼里这好像是准民族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都知道,民族、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性的一个标志。另外宋代周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王朝,相互之间竞争、盟约等等,促进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形成的交往。外贸开始使用白银,也就是说有硬通货,好像有一个国际性的市场交往体系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南宋时代海洋的贸易发达起来了。

 

特别关注

近两年,伴随网络商务的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在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正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我们必须不断深化认识新金融的运行特点、竞争方式、发展路径和监管规律,既不排斥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也不忽视其中的风险和隐患。这无疑是摆在经济学界和管理部门面前的重大前沿课题,而且任务紧迫。

编者按:近两年,伴随网络商务的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在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正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我们必须不断深化认识新金融的运行特点、竞争方式、发展路径和监管规律,既不排斥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也不忽视其中的风险和隐患。这无疑是摆在经济学界和管理部门面前的重大前沿课题,而且任务紧迫。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74日组织了“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金融与安全”研讨会,请到两位资深金融专家——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和微众银行总经理曹彤,作了专题演讲,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是研讨会纪要。

霍学文*:大数据、互联网金融和监管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的底层物质和技术结构。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如果仅仅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工具或一种技术,是大错特错。对于这次股票市场的急跌,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监管机构没有数据全貌。监管机构能够看到交易所的数据、证券公司的数据,至多能加上融资融券的数据,但这些仅相当于整个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数据不全就无法知道资金流向,无法实时监控。索罗斯之所以能够搞垮英镑、冲撞亚洲货币体系,其原因在于相关方没有数据,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当知道的时候,已造成事实影响了。这次股市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多重机制——做空机制、场内融资融券的机制、场外配资的机制、伞形信托的机制、媒体互动的机制,这使得政府现有的监管措施仅能起到有限的作用。这次危机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技术,不再是工具,更不是简单的平台。它所构造的是一种新的金融生态,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认识互联网。

从技术到消费、金融、产业、经济,互联网已经改造了多个领域,未来一定会改造我们的社会。我在《新金融 新生态》一书中归纳了互联网金融的特点:“一个网络,两种形态,三个属性,四维空间,五个竞争力,六个未来的趋势,七个公式,八方共治。”

一个网络就是互联网。两种金融形态是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传统不是落后,但是传统金融只有经过大数据化改造,才能够与互联网金融走在同一个竞争的起跑线上。现在起跑线不对称,由于传统金融所拥有的高楼大厦、众多雇员、网点和设备,使得它单位业务所消耗的成本远远高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传统金融(例如银行)还没打平成本的时候,互联网金融可能已经大大盈利了。

三个属性指互联网的金融属性,平台关系属性,市场属性。

四维空间,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交方式。例如,微信侵入金融业,微信里有一个工具是微信零钱,零钱是用户的钱,但不在银行账户里,是用户名下存在于微信系统内的一个虚账账户资产,实际上它是无卡支付时代的开始。一旦微信红包或者微信零钱的机制拓展其功能,传统银行卡就首当其冲受到威胁——银行卡的便捷程度远不如微信零钱。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互联网金融的社交方式替代了很多银行从业人员的功能。这种替代实际上刚刚开始,未来会逐渐形成基于社交的、自动化的金融业务,这个改变非常深刻。换句话说,我们过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都深深地改变了。

大数据金融的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管理界以前认为,由于中国的管理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数字化,因此西方经济比中国经济走得快,至少在微观层面发展得更充分。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将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中国人迅速接受、采纳并应用互联网,使得“数”或者“大数据”在无形当中走到了前面。大数据对世界最大的改变就是一切皆可量化。有人说结构化数据可量化,非结构化数据不可量化。现在发现,只要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赋值就可以量化。起初赋值的过程是人工的,现在可以设定互联网算法的机制,实施自动赋值,像现在高频交易一样,任何一个指令都能转化成算法,然后进入到程序。

在大数据情况下,银行是大数据集成商。我在蒙特利尔银行待了三个月,深刻地感到它是一艘经过大数据改造后的航母。在传统银行中,业务员可以拉走客户,而蒙特利尔银行的业务员所做的是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固化在银行的数据库里,无论哪个业务员跟客户洽谈,都只是维护银行的客户关系,客户不属于任何人,业务员要按照银行的要求录入与客户的谈话记录。同时,客户的价值必须分享——开发客户的绩效奖励占50%,另外50%则是分享客户所获得的绩效。这种机制促使业务员分享客户,共同做业务;需要时聚集个部门业务员共同给一个客户做方案。

如果我们的银行能够把所有的客户的底层数据打通,就能真正做到客户是银行的。人们现在去银行办业务,每办一种业务就需要填一次单,实际上银行已经有这个数据,为什么不能打通?因为业务分管所限。另外,过往银行的技术部门是为业务部门服务,若银行大数据化,就会变为技术部门主导业务部门,业务部门要根据大数据计算的结果,开发客户、服务客户。这涉及银行内部结构的转变,要实现还比较难。

证券公司已经是动态大数据服务商。2000年证监会决定,支持开展网上证券交易。从那时开始,股票交易所、证券公司开始互联网化,所以现在证券市场受互联网的冲击最小,从互联网获益最大。

保险公司是生命周期的大数据,它管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财富,应该是未来所有金融机构里面最具竞争力,也是最有长久存在价值的。但保险公司现在似乎是互联网化最弱的一个环节。保险行业互联网化改造能够大大增加消费者的福利,而且会带来全球保险业的改变。

互联网时代,所有金融机构未来的核心资产将是大数据,不再是固定资产,且所有的固定资产未来都不会带来高收益的资产。这样的变化是对银行经营风格、经营模式根本性的转变。

银行的核心功能是支付结算功能。但是全世界的银行——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更多地集中在发展存款、发展贷款,没有在支付功能上用功,所以第三方支付发展起来了。银行8点半上班,4点半准时下班,4点半后人们的业务活动找谁?第三方支付。如果没有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会这么快发展起来,它本来是在堤坝上开了一个小洞,但是由于它确实满足了大家的需求,连通了储蓄者和投资者,两者可以不通过中介机构进行直连。这完全是银行的疏忽,导致银行在未来竞争中的劣势。

金融机构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账户。如果允许微信零钱不断发展,那微信就成了每个人的账户,未来的前景不容小觑。而未来的监管将变成大数据监管。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有很多形态,两者是共存的关系,但是在生态的演进上存在着差异。比如传统金融的区隔、静态、模块化的特点,它要变革一个产品非常难,而互联网金融要变革一个产品非常快。因为传统金融有牌照、有必备的决策流程,投资项目必须有研究报告,上经理(行长)办公会、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之后还要招投标,招投标通常耗时三个月。等这个流程走完,互联网企业早已干成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存在诸多不匹配,这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充裕的时间。

大数据监管和互联网金融安全

大数据监管有以下几种模式:主动监管;精准监管;动态监管;日常监管;协同监管;社会共治。

关于大数据监管模式。如果我们现在依然采取被动监管(即出了问题再管),或者说有了底线报上来再管,这个决策流程太长,而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息传输速度都极其快捷。例如昨天证监会开会,今天证券业协会发出公告,但公告还没发布,几乎全网已经在传播,大家马上开始解读。这和传统的信息传导机制完全不一样,互联网信息传播几乎做到实时,所以政府监管模式,必须适应互联网时代做到实时监管,才能够做到主动。

所谓精准监管,必须利用大数据和全息可视化进行监管。集成部门数据形成大数据只是基础性的,必须把它转为可视化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市场变化的全貌。

此外,监管必须是全息的。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在发布信息,对社交媒体(互联网股吧、自媒体等)披露证券市场的信息没有规定限制,也没有纳入监管层的监测范围,但这些信息都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互联网时代,信息维度已经由平面概念变成了多维概念,要想监管好市场,要想发挥好互联网金融的功能,就必须把监管变成全息监管,所有能集成的信息必须集成,然后大数据全息化可视化,这能成就一个新的监管模式。

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时代存在哪些风险?以P2P为例,一是欺诈风险。二是市场风险,股市过快上涨、过快下跌,这是以往没见过的。三是操作风险,例如光大的乌龙指事件。四是信用风险,传统银行贷款必须拿房做抵押,而互联网金融是信用贷款。

但在今天,每一台设备经过计算机的算法,都被赋于了这个设备在全球唯一的身份,这叫设备指纹。即使你不用实名,认为自己是保密的,但在互联网上你所用的设备已被监测。透过设备指纹,可以把一个人运用的所有设备——PC、平板电脑、智能终端等等可上网的设备全部连接起来,连成一张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数据画像,这样个人信用就被自动监测到了。

所以互联网金融跟传统银行竞争,必须抛开抵押贷款,变成信用贷款。在互联网上,当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终端被监测之后,都将自动遵守信用。未来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社会,因为网上的记录根本抹不去。现在个人可以修改自己档案里的东西,未来在互联网上则根本无法更改,因为你不知道哪里存着你的真消息。互联网有容错技术,一个人可以造很多假,但是这些信息相互印证,会让真的信息自动呈现。在众多可监测信息源的情况下,造假将越来越难。

我们开发了一个大数据监测预警平台,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专门监测非法集资。我们发现,电视台做广告成为非法集资最重要的来源,那些被打过的非法集资,没在电视台做过广告的太少了。非法集资来钱太快,数额巨大,打击它又很难,这是法律监管机制造成的。公安局抓人,检察院检察,法院要起诉、审判。过去法院是合议庭制,大家商议后出结果;现在是主审法官负责制,且终身负责,因此法官越少判出错越少。法院判得少,检察院就无法批捕,公安局也会不抓或少抓。法治社会不是有法就行,法的漏洞多,又太宽松。例如一家保险公司某营业部的业务人员,公然推销非法集资产品,老百姓多次上访要求抓人,保监会说保险法没有赋予我们相应的监管职责;保险公司说它只能监管业务人员卖本公司的产品。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看到了希望。

如果不用大数据监管,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非法金融活动会让合法的金融秩序很难有效存在,或者说会动摇我们的证券基础。如果我们不进行大数据的监管和风控,今天这样的股市异动还将会重演多次。所以大数据的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以及监管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监管的主要手段。

讨论:

问:大数据技术有没有权限?

答:有权限。在大数据情况下,大家面对权限是一样的,但是企业的管理有层级。即使去中心化,企业仍有人管。平等是指在互联网上,不是在机构体系内部。并非像人们所担心的,互联网一旦去中心化之后就没有政府了;政府和监管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态存在。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互联网上如何划定人的边界,国土的边界,这些边界可能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我在美国收了国内的微信红包,这个是人民币进到美国,还是依然在中国?我们会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以现在的法律体系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些确实需要学者去划定边界,因为它跟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很相关的。

问:中国互联网金融能带来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机制创新,它是否具有引领国际潮流的可能性?

答:中国现在发展了很多类型的具有金融要素的交易所,很有生命力。比如,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主要是权益交易中心,如果深圳能够借互联网金融成长为债权交易中心,很可能改变深圳和香港的关系。

我们在传统金融领域很难超越西方。但是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机会。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是中文环境优势;第二是人数优势;第三,中国的传统金融覆盖不了80%的中小企业和中小客户。问题是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握、如何运用。这三五年的时间就会决定未来的格局。

问: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现有国际金融资本形成冲击?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意义?

答:互联网既不属于金融资本,也不属于产业资本,互联网技术谁用就是谁的。但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们保有核心技术,在全球金融竞争中掌握着主动权。目前国内外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同一个平台,根服务器依然在美国(1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辅根服务器里9个在美国,其余的分别在英国、瑞典、日本)。我们有必要建设第三条基于互联网的、中国人可控的金融大通道(包括硬件和软件)、资金清算系统。这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

只要不发生极端情况,我们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能超越欧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在国内把业务做到国外,人民币结算实际上也国际化了。互联网打破了疆界。无需美国政府承认人民币,互联网上就可以使用。如果允许我们的大金融机构(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成为国际化、互联网化的节点,那么中国未来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就不断上升。但这个过程会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极大的影响,蜕变过程是痛苦的。

问:如果在中国形成另一个金融中心,需要什么条件?

答: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通过链接跟其他人达成合作和达成交易。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它不是没有中心,互联网的中心是规则。谁建立规则谁就建立了中心。因此,我们怎么样建立互联网上的规则、标准化体系、基础设施体系,这一切对互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问: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所有权的归属?怎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它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

答:在淘宝上,所有的个人数据都是隐私,但经过集合处理、剔除隐私信息之后的集成信息是公众信息。所以大数据时代,小数据(个人隐私),经授权才能被运用,这是法律财产权问题。

互联网对城市、对生活、对经济来说,最大限度地改变了三件事:第一,改变了人与人沟通、交往、联络的方式。第二,改变了资源的利用方式,过往人类发生纠纷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的所有权,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权力则是组织权。例如全世界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是Uber,全世界最大的旅馆是Airbnb,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制造商是facebook,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资源的所有者,那么,资源的组织者变成最重要的人。在全世界的金融竞争中,金融资源的组织者将越来越重要。所以那些创新度极强的小公司,看着不起眼,但是他们一旦成为资源的组织者就势不可当。所以互联网对城市的改变就是,哪个城市造就的互联网上的资源组织者越多,那个城市就将是中心,就将是价值链的创造者。研究互联网企业一个重要的方向,应该是研究资源的组织。

曹彤*: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金融改革有三个主题:一是宏观金融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管制改革,目前推进的速度很快。二是中观金融——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平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平衡政府和市场。三是微观金融,主要涉及公平与效率——怎样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融资双方的对接。

在这三个主题当中,互联网金融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金融改革真正遇到互联网不过5年,互联网金融对于促进整体的金融业改革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当然也在累积一些负面的、潜在的风险。

例如宏观金融的“三率”改革。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前,市场分资金市场和信贷市场,民间市场潜在下面,但又是真实存在,货币政策的传导,很难触达到民间市场。互联网金融使民间市场显性化,这有好的一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公开市场操作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工具,其在民间市场上的效力需要评估。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模糊了过去通常理解的直接融资(上市)和间接融资(贷款)的划分法。互联网金融属于直接融资,但是因为互联网金融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流动性,甚至创造自己的货币,所以它又带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很难界定它的属性。对它的调控也是很大的挑战。

从中观看,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不必再走两百多年来以金融交易所为核心的欧美老路。事实上,现在也出现很多中心式的金融市场,像众筹、P2P、商品信息中介等一些包含金融要素的信息媒介,正在演变成新型的交易所。这些交易所也在聚合资源,产生新的聚合效应,老的交易模式在被解构,新的在生成。

从微观金融看,因为互联网的属性天生接近C端,它是解决融资难非常好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它不一定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因为宏观政策传导不到民间市场,融资就无法降低成本。

总体而言,互联网金融为中国提供了一次跨越欧美,以全新模式成为金融大国的历史性机遇。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很多东西发生量变甚至质变。我国货币存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当海量货币和互联网金融模式融合、发生某种形式的裂变时,其结果难以想象。若微观金融主体、中观金融市场、宏观金融调控都互联网化后,它的聚合效应也很难用传统的概念衡量。在此背景下,有可能出现全新的金融理论、金融模式、金融路径、甚至全新的金融标准,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金融时代。

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难点,有三条比较突出。一是微观主体的法律地位。一些类金融机构和准金融市场,其法律地位如不能最终得到确认,会使得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模糊。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的画面中,主要是企业和产品层面,基础设施的创新还没有得到突破。三是金融监管问题。以上问题,核心都要回到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这是传统金融的量变演绎,还是一个几次迭代发生质变的新物种?这是确立监管理念和监管框架的分水岭。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国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可以保持不变;如果是后者,就可能出现很大的结构改变。

其中,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核心问题。它的逻辑是:金融主体的发展和创新,包括法律地位的确认,取决于监管的态度和政策;在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监管层不可能无限制地鼓励没有经过法律认可的金融主体不断快速地发展,即使这个金融主体具有创新能力;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突破的话,那么对风险的总体可控,就非常困难。

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大的项目看,目前还非常滞后。

第一是身份识别,这是互联网金融识别的第一要务。但目前从技术到监管政策,再到各方软件的应用,都还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目前主要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声波识别、Ukey等方案。在实践中,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可以推广,但如果推广,就将涉及整个行业结构的改变。

第二是账户的开立。这涉及技术的安全性、现有架构的稳定性,以及反洗钱等问题。目前线上开立账户已经在局部开展,比如证券的开户已经在线化了。一部分险种也可以在线消费。现在核心问题还在银行体系,如何突破在线开户问题。

第三是风险识别。互联网世界的风险识别,和我们线下几十年积累的做法、模式,完全不同。线下可以与客户多次见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现场获取信息,但是在线方式跟客户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必须一瞬间迅速地完成对信息的捕捉和判定,才能发生交易。所以如何产生基于互联网世界的征信、交叉验证等模型,在实践中没有真正落实。

第四是信用评级。我们现在的信用评级明显滞后于线上业务的发展,大部分都是线下。其实线下业务的评级发展也不快,绝大部分债权包括非标都没有纳入用评级,包括风险增信,资产证券化的技术,流动性的安排等等,这都是互联网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没有基础设施的生长条件下、且快速奔跑的互联网企业和产品,其创新有一定的潜在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究竟谁是这个设施建设的主体,是市场还是政府?现在没有标准答案,只是要看如何能够符合它的发展规律。另外,例如在线的身份识别,存在多种模式选择,应该把哪一个作为政府认可的标准模式?是在市场试错中产生,还是通过主观判断决定?这个非常重要。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单一主体还是多元组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由谁承担?线下金融中,银行间的清算与二维支付体系,严格意义上都是国家买单,人民银行牵头,大银行出一部分钱,就搞出来了。这相当于政府承担了社会公用的成本。那么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由谁承担?我个人认为,因为互联网世界的生态太复杂,而且交易海量,所以应该由市场多元主体自由组合,分摊成本,在反复试错中,最后找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的公约数。

与其并行的是监管的角色。实际上,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观点非常开放。今天中国互联网金融在应用层面能走在世界前列,与现在的监管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当然,往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监管分寸把握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期较长,见效慢,且投资的成本和收入往往不匹配,时间上存在错位——收入在未来,成本是当期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假如建设标准没有变成行业共识,就是投资失败,所以对于投资者也是很大的考验。这也是目前在产品层面的创新风起云涌,但基础设施上的创新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所以,总体上是否应该并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发展,前者更应该成为政策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是监管理念。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学习, 2000年以后,基本上用巴塞尔协议。这两三年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是模式迭代很快,任何一个监管规则确定以后,都可能是对现有的一些创新的极大鼓励,也可能是对于圈外其它模式的简单否定。所以,是否可以考虑一种跟随创新的监管理念,尽量减少事前指定的行业模式。行业内每半年或一年总有新东西出来,如果都套用既有规则,有时候很难操作。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监管规则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层应该对行业内通过试错产生的、大家通认的模式或惯例给予一定的认同,两者保持一定的关联度。否则,创新之后形成行业惯例,却出台政策否定这种创新,没有人能承受这个试错的不确定性。一旦预期形成,没有人敢在这个领域做太多的尝试,它的连带的负面效应就比较难以处置。

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的跨越基础设施建设的话,互联网金融将很难成为承载重大社会使命和国家金融战略的载体。

讨论:

问:对传统银行发展前景的预判?你们在业务方面的特性是什么?

答: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不会纠结于客户和业务是谁的。比如淘宝平台,它自己不开店,它是没有小我的。我认为传统银行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突破小我。如果总是想着我的业务、我的客户,就跳不出去。这是一种自我革命。

银行网点的空心化已成趋势。银行网点有三个功能:开户、重要业务(如挂失、读卡业务)、现金。这三条现在都被互联网化了。现在很多消费可以通过手机支付,不用现金,现金的需求量下降。开户的业务如果能慢慢搬到网上,也无需去网点了。

另一个趋势是商业网点的金融化。自从允许淘宝卖基金开始,就等于允许所有的网点(不管是互联网网点还是线下的网点)只要跟互联网接通就可以售卖理财产品,像星巴克、苏宁。当然也有资格限制。所以银行网点面临两头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并非战胜不了大的金融机构。

问:企业、金融机构、众筹、P2P如何跟你们这个平台进行对接?

答:我们是平台,但主要业务也是银行老三样——存贷汇。对于贷款来说,就是连接有贷款需要的人和能够出钱的人。P2P也是类似的做法,连接的是社会资金和社会需要资金的人。理财方面连接的是想买理财的人和产品的供给方。机构之间对接的技术性问题并不难,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对接的问题,而是模式问题。做平台,别人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平台,即在合作意愿上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如何加强保险公司的互联网化?

答:首先,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进行底层的大数据改造,如果改造不好,没有办法跟电商竞争。保险主要是三件事,一是筹集保费,如果电商能卖保单,就不需要那么多营业员;二是保险清算,现在保险公司雇很多人算保单,监管机构也要算、批,但是这一切都可以由大数据代替,由计算机完成。三是保险的资产管理,如果保险的资产可以交由银行、基金公司等管理,那么保险公司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所以互联网对保险业的改造将是非常大的。另外保险机构需要做一个重大决策,即由技术部门驱动业务,这是互联网的特点。但这个转变不论在银行还是在保险公司,都需要克服不少障碍。

 


* 霍学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

* 曹彤,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

 

专题研究

这些年,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或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常常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局面。

这些年,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或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常常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局面。

201412月初,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发布2014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报告。该报告罔顾事实,不计中国强有力的反腐倡廉行动和效果,将中国的排名大幅下调20位,从2013年的世界第80名降至2014年第100名。几天后,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发表年度报告称,世界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中,中国、叙利亚和伊朗三国表现最差。上述三国在65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自由度排名中垫底,中国倒数第三。

综上,实有必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研究发布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报告”。

西方评价指标体系的“傲慢与偏见”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针对各国政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的研究与实践活动在西方悄然兴起。上世纪50年代,随着科学行为主义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兴起,以经验研究和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在西方政治科学界广泛流行。一系列相关的政治评价指标、指数和排行榜等相继产生,如“世界各国自由度”、“民主指数”、“全球和平指数”、“全球幸福指数”、“失败国家排名”等等。

尽管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扭曲状态,即西方唱“独角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持续性“失语”。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是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例如,20146月,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了2014年度“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持续几年被纳入“全球最和平国家”之列,居第8位,高出中国100位,再次成为“亚洲最和平国家”。同样是20146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与和平基金会发布了2013年世界“脆弱国家指数”排行榜。也许是受国际舆论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谴责,《外交政策》杂志2014年将这份自2005年起每年发布的“失败国家指数”改名为“脆弱国家指数”。在178个国家中,中国获得79.0分(满分为120分),排在第68位;日本则排在157位,远离“脆弱和失败”,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处于稳定、成功国家之列。很明显,上述两份排行榜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排斥和否定。

无论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发布机构的属性、还是发布的动机等,现有的西方评价指标体系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思想传统和政治利益。以英国《经济学人》旗下“经济学人情报社”发布的“民主指数”为例,它以选举进程和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五个方面为考察维度,在全世界167个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展开问卷调查,最终以010分的民主指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实的民主状况进行量化测评。根据这一指数,中国大陆2012年的综合得分为3.00,排名第142位,创该指数2006年首次发布2.97分之后的“新低”,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的选择性失明。实际上,无论是强调选举进程和多元化,还是突出公民自由、政治参与等因素,这些指标无一不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理论预设。可想而知,以上述设定的变量来考察非西方国家,其结果必然难以反映各国真实的政治发展状况。

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实质

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所谓“客观”、“中立”的政治排行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

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民主、自由、人权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的“高尚”和政治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简而言之,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软实力较量”。它反映了话语权的较量,成为国际间争夺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2006年,为应对西方幕后频频策动的颜色革命浪潮,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时提出了“主权民主”的口号。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组织外交部直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联合社会规划研究院和《智囊》杂志,及时推出了俄罗斯版的《当代世界政治详图》。俄罗斯学者一反西式的政治评价方法,建立了100多组初级数据库,运用大约60组量化的客观统计参数,通过对“国家主权性指数、国际影响力指数、内外威胁指数、生活质量指数以及民主制度基础指数”五组综合数据,对世界上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行了比较排行。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将该成果的俄、英版本提交联合国,其目的就是反击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偏见和“双重标准”。

研究制定“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评价体系

目前,国际上恰恰缺少类似的对世界各国政治进行全面性和综合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我国有必要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和资源,权威社会科学机构、有关高校和媒体,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结合国际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制定并定期发布中国版的《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评估报告》,以进一步扩大我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力和影响力。研究和及时发布中国版“国际政治发展(力)评价排名”,以冲破西方垄断政治话语的现有格局,提高中国学术的“思想力和影响力”,占领世界学术理论和政治评估与舆论传播的制高点。

近两年来,国际上对西方政治弊端的反思越来越多,对西方大国大肆向外推销民主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完全有理由更加自信地阐释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中国学术界应重点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发展力”和国际间“政治竞争力(保障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思想价值,增强思想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让新的政治发展评价体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和更强的理论适应性。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评价体系应注重考察政治进程的“发展性、稳定性和功能性”,以“全面的、科学的政治发展”为目标,重在比较和分析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力”和“政治竞争力”,通过对各国政治的“主权性、民主性、稳定性、制度性、有效性、法制性、廉洁性”等参数进行主客观评价,客观全面地展现出一个时期里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舞台上的发展与进步。

精彩句子:

尽管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扭曲状态,即西方唱“独角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持续性“失语”

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软实力较量”。它反映了话语权的较量,成为国际间争夺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的主要作者。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东西方世界的学者、政客纷纷热议、炒卖“民主”,其目的有想“占领道义的制高点”的,也有企图在“学术江湖中确立一席之地”的。何种民主?谁之掣肘?去向何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前,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两大对立阵营。很有意思的是,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并且指责对方的民主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关于“民主及其正确制度”的解释和争议;并且,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本差异,对于建立何种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政治格局也存在不同理念。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个减少为5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颓势,一时间西式民主在全球形成大潮趋势,世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走向衰微。

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推行的自由民主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此告一段落。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性阐释,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然而,2008年以来,“始于西方的国际金融海啸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中国模式”初具雏形,其成就令人瞩目。但在理论和现实的面前,我们仍需要推动和引导民主研究和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通过深刻反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主及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线索,我们可以分析其内隐动力对世界政治与格局的深层促变。

何种民主?谁之掣肘?去向何方?

众说纷纭的“民主”迷雾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东西方世界的学者、政客纷纷热议、炒卖“民主”,其目的有想“占领道义的制高点”的,也有企图在“学术江湖中确立一席之地”的。

其实,“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从古希腊雅典民主到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再到当代民主,民主的内涵与形式均发生了诸多演变。只是到了近现代,民主才成为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逐渐转化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民主、民主化”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政治工具。

20世纪,民主理论出现一些新的演化,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情况: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参与式民主论等。其中,精英民主论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韦伯、萨托利等。其主要观点为:民主是由社会精英或政治家统治而并非人民统治;民主是多元的精英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通过采取政党竞争的方式加以实现;精英阶层是一个开放系统,人们有平等的机会加入该阶层;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统治者。“实际上,精英民主论一直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传统内容” 。因为精英民主论可以直接为利益集团的核心——政党政治提供支撑。但是,“就其政治实践来讲,精英民主论把民主的内涵缩小到仅仅是政治选择的范围内,把社会各个领域中少数寡头控制的社会政治现象称为民主政治,这实际是对民主的一种反动。因为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 是“多元民主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公民个体、统治者和多种利益集团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统治者需要个体选举产生,利益集团影响公民,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多元的公平竞争,这是保障公民参与和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对权力的多元角逐可以避免权力垄断,约束精英的权力,公民通过选举和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民主的决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集团之间稳步妥协的过程。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揭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式的真实机制在于社会集团利益的竞争。用社会利益集团代替社会阶级,实际上掩盖了民主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性质,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特殊决策地位和作用。在金钱支配政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必须有财力基础,否则难以介入政治。因此,多元民主仍是“资本控制下的民主”。

英国的柯尔和美国的科恩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人民参与的政治制度,社会成员以社团为基础,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自治或者决策。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参与或参与影响决策作为民主的标志,实际上忽视了民主政治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它所定义的民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附属品。”

美国学者萨托利说:“唯一能够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民主,只能是宪政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包含着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像古希腊那样采用公民大会的方式进行统治;二是指现代民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为此,它必须对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加以限制。”并且指明:“这一层含义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以色列学者兼政客夏兰斯基在《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称:只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自由与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鼓吹“为了对不民主的国家进行改造,可以不惜武力。”以及“从美国出发向外推广民主”:“第一,自由世界能够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来推广民主。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能担负起将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的重担,粉碎当今和以后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专制者。第三,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民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更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

以夏兰斯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者,逐渐走出了民主研究学术正轨,这些西方民主论者把民主工具化,主动与西方的霸权势力结合,在近期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充当了以“民主化”为名义的颠覆活动的鼓吹手。

揭示全球民主化的暗流

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点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

民主理论研究出现了十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其一,民主潮流化研究。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政治现象。苏东政变是“第三波”,并企图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其二,民主测评与排行热。根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廉洁—腐败”、“经济自由—经济不自由”等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排行,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着“民主”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其三,民主化与全球化研究。这类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给西方民主制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其四,民主实现研究。出现了“民主爆炸说”、“民主孕育说”、“民主精英互动说”等观点。其五,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20世纪中后期出现几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后,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民主自由体制”的确立与衰退进行了分析。其六,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冷战后西方学术界关注“政治落后、民主不兴”的第三世界,并在注重国际间的民主比较研究中将民主视为全球唯一的、绝对的政治进程,根本无视各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样性。第七,民主策划术与设计术。部分学者热衷将民主技术化、模块化和工程化,并出版各种简化版的“民主教程”、“民主行动指南或手册”,大规模地对国外青年进行民主培训,讲授如何酝酿“街头政治”和“民主革命”,教授示威青年如何与警察打交道,如何使用新媒体,怎样迅速召集多数人起来,推翻目标国政权。第八,民主标准研究。以西方政治为标本,归纳出一系列评判国际民主的标准,并且将其视为国际援助和西方投资必须参照的条件或规范。第九,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然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鼓吹者宣扬“民主国家”可保留对非民主国家的开战权。第十,民主同盟论。20006月,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韩国、马里七国发起,在华沙建立了“民主国家联合体”,宗旨是在世界推广并巩固民主制度;2006年前后,美国部分新保守主义分子推出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建议性报告,提出要成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甚至用它来代替联合国。“民主同盟”论调宣扬自由民主,主张对违背所谓“民主意志”的国家发动国际干预,甚至动武。一些国家的政要公开宣称要实行“转型外交”、“价值观外交”,打造“亚洲与繁荣自由之弧”,等等。

与这些西方民主化潮流互为表里的,是世界上许多“民主化”改革的国家政治发展踏入陷阱和劫难,造成许多政治乱象:

西方民主理论输出、扩展与民主外交背后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与欧盟对外输出民主,两者虽有理念与策略上的不同,但都是以“民主的名义”行干涉之实;

冷战后,拉美国家和中东地区分别上演“民主悖论”、“异质民主”,这些现象往往被描述为“移植民主”惹的祸,实则是西方大国在“民主”口号下进行的“唯我独尊”、“分裂世界”之新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

苏联解体的根源,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问题重重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并导致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经济艰难处境;

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突尼斯等国家的以街头政治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其后都有“颜色革命”的策划,而一次次“广场暴动”带来的只不过是权力争夺与政权更替,结果是百姓遭殃、西方得利与真正民主的迷失;

当今国际上一些流行“政治排行榜”背后,也是全球政治的较量与意识形态的斗争。

世界各地民主化的潮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们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和背后主角们的阴险狡诈,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不容乐观。

规划中国与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学术界从思想和认识上要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

(一)强调发展民主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坚持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则必然是有害无益。后冷战时代的大量案例表明,“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强调民主发展的阶段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直线前进的。如果没有处理好民主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民主建设也可能出现急剧的倒退现象。列宁指出,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1990年代苏东国家盲目冒进的“休克疗法”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崩溃、国家动荡、民族分裂和全面衰败。

(三)中国的民主道路必须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民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烙印,这数百年的历史印证的不过是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的自由民主背后的阶级统治。民主从来不曾取消或超越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能再走老路。

(四)应当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和推进民主化,树立中国的国际信誉。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早已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常态,甚至联合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都早已沦为霸权主义的工具。理论意识形态方面,“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一系列无视事实的歪理歪说都在为霸权主义的扩张行为推波助澜。中国同样决不应当重复霸权主义的错误。

“我们主张各国与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但要这样讲,更要实实在在地践行。

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目前评价体系采用的完全是体现西方大国利益的评价标准,中国决不能坐受其困,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提出关于政治健康的“中国标准”。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六十六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十足的底气去研究并制定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 贾江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张树华,《学术前沿》(京)2012年第9下期第68-75页。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此书。

[]同上书,第376页。

[]同上书,第376-377页。

[]同上书,第362页。

 

深化改革

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来盲目放弃了。在民生领域 完全交给市场,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今天的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过于相信市场这个偏向走出来,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建设。共产党和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

内容提要: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来盲目放弃了。在民生领域 完全交给市场,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今天的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过于相信市场这个偏向走出来,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建设。共产党和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

反腐大快人心,促民生才能大获民心

玛雅:今年3月,某位因卖掉公立医院而出名的省级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他曾经是地方政坛的风云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他的升迁和落马告诉我们什么?

李玲:他的落马表明,这种不计社会后果的惟私有化“改革”走到头了。他的“三斧头”——卖光、拆光、招商,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极大讽刺。卖掉公立医院却一路升迁,这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我这些年全国各地到处跑,看到基层有很多好干部,比如某县书记率先在本县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深受欢迎。老百姓发自内心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应该永远执政。可是这位领导却被调任。这件事对地方官员的影响很大。

我这几年做医改,接触了很多各级官员。我觉得,我们的干部队伍,顶层和基层都不错,但是中间有很大一块肠梗阻,就是部门和中层有不少庸官。

玛雅:在学界、政界的“市场派”看来,全民免费医疗是“逆天”。

李玲:全民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给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愿不愿做的问题。当初医改,某部官员说,医疗让市场解决。财政部门的钱是老百姓的税钱,是公共财政,如果连医疗这样的问题都让市场解决,那老百姓给你交税干什么?所以说到底,是领导干部的素质问题,不知道什么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现在反腐,抓了一批贪官。贪官该抓,但也要看到那些不干事儿的庸官的危害。一些岗位上的干部占着位子不作为,比如医改,政府投进大量资金,成效到底怎样?涉及13亿人的利益受到危害,这是什么样的损失啊!

我认为,共产党这个体制,关键就在用人。只要能把贤明能干的人挑出来,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这个体制就可以运转自如。实事求是说,如果用对了人,中国医改就不会是什么世界难题。

玛雅: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的破与立都是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才培养出数以百万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我觉得今天也应该这样,不但要破,还要立;贪官要反,同时也要提拔一批好官,在民生领域多做点实事儿。好官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李玲:毛泽东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应该反腐败、促民生。在基层调研,老百姓说,我们很赞成反腐,但是我看病还是贵呀。继续反腐老百姓肯定拥护,但是怎样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应该重视。反腐大快人心,但促民生才能获民心!

背离社会主义是颠覆性的错误

玛雅:早在2011年宿迁市决定,由政府财政全额出资,建造一所大型公立医院。舆论批评说,宿迁卖光医院10年后走回头路,这是领导的任性。

李玲:仇和当时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现在宿迁投入20亿重新建一个大医院,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老百姓说,医院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

医疗是一个市场完全失灵的领域——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所以在医疗领域以及其他民生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尤其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任地让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遭殃,政府也遭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名存实亡。

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领域基本都是社会化管理,而不是市场化管理。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就该分,卖医院,卖学校,分到每个人的责任。这是非常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凝聚亿万民众的根本制度。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把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学校都交给资本办,我不否认他会办得好,因为市场上拼出来的这批人很能干。但是都交给他来办,或者搞这制那制,变着法儿把仅剩的一点国有企业折腾光,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凭什么保证你能长期执政?资本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一定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才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往这个方向再走下去是不可逆的。

习总书记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他说国有企业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如果没了公有制,没了国有企业这个抓手,政治上就是一场空。政治需要经济基础支撑,如果整个基础都变了,你还谈社会主义,跟谁谈呀?

医疗改革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玛雅:前面你提到,医改几年来,政府投进去大量资金,成效甚微,为什么会这样?

李玲:我认为是国家宏观治理有问题。医疗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改走到今天,实际上考验的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玛雅:是什么样的问题?方向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李玲:方向不明,政策不当。人类社会探索到今天,要么是全民医疗制度,就是国家办医院;要么是全民医保制度。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国家基本不给钱,然后用大量的财政资金办医保,把钱“分给”千家万户,再让医院从医保里收费。我说这叫“反弹琵琶”。

本来国家直接把钱投给医院,同时积极加以监管,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国家把钱投给个人,然后让医院去挣这个钱。“新农合”和“城居保”,国家今年投给每个人380元,医院一转手就给挣走了,给多少也挣走了。让自己的医院挣自己用税收办的保险,这个体制机制不但不顺,而且花钱多效益差。

玛雅:结果是政府投入大大增加,可老百姓看病的负担仍然过重。

李玲: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解决医院创收带来的问题,所以政府投入越多,医疗趋利机制越膨胀。大医院医生被“逼”的一天到晚超负荷工作,过度医疗是普遍现象,一些需求其实是被造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必然水涨船高。从2009年到现在,全国医疗费用翻了好几番。20081.2万亿元,2013年已经3.2万亿,2014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估计不会低于3.6万亿。可这么大的投入进去,看病却越来越难。比如,原来没医保的时候,看个感冒100元,现在北京一个普通门诊已经到了500元。即使报销一半,个人花钱也比原来多了很多。

医药领域就更乱了。几千家药企过度竞争,造成药品生产严重过剩。这个过剩要寻找出路,就靠进一步推销药品,助长过度医疗,来增加GDP

玛雅:也就是说,医改从2009年开始,已经6年了,我们的医疗还在市场化的漩涡里打转。

李玲:现在泛泛说社会政策要托底。底在哪里?怎么托底?你的治理体系能不能托住这个底?中国医疗保险征收的费用是世界之最,北京占工资的14%,我们的养老保险也是世界之最。老实说,很多民营企业要是真按国家标准交税,不要说五险一金,就是三险一金——养老、医疗和失业,他也撑不住,肯定垮掉。但是这么多钱收上去达到什么效果了?看病还是贵,越来越贵。毛泽东时代花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保护老百姓的健康,现在花那么多钱为什么保护不了?这说明我们的治理体系有问题,钱浪费了。

民生领域 “与国际接轨”是自毁长城

玛雅:中国现在不光看病难,普通老百姓家孩子上学难,住房、养老都难。

李玲:这几个方面,过去恰恰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我们自己给丢掉了。过去国有企业有医务室,有托儿所和学校,有家属区,民生问题基本解决了。后来说企业不能办社会,把这些都一刀切了。现在回头看,我们过去的机制设置其实是非常好的。你在这个企业工作,你的一切和这个企业是联在一起的,你自然而然就以企业为家了。我上中学时曾经下工厂劳动一年,那些老工人觉悟非常高。我们中学生不懂事,干完活用润滑油洗手,工人看到马上制止,说你们这是浪费国家财产。那时候的工人真的是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

玛雅:现在不一样了。国有企业的工人一般都是合同制,很多是农民工,流动性非常大。工人不会说企业是我的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政治意识。

李玲:现在反而是国外采用我们当年的模式,企业和社会结合。比如韩国,浦项钢厂是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那个城市就是一个以钢厂为龙头的社会。不光有医院、学校,连大学都有,培养出来的人就为钢厂服务。那里棒球队非常强,甚至还有电影业。非常齐全的一个社会,人们在那儿安居乐业。

玛雅:人家往社会化方向走,我们往市场化方向走。

李玲:我们太追求利润了。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指标就是利润增长多少,忽略它的社会性。企业只顾利润,你雇了这些人,不管他的生老病死吗?我刚回国时去首钢调研,首钢医院当年花很少的钱,保证了全体工人和家属的免费医疗。后来改为社会保险,交的钱是当时办医院的好几倍,却只保工人,不保家属。首钢医院也被推向社会,自己挣钱去了。最近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服食农药身亡事件,暴露的问题就是,企业支付的工资仅能维持工人个人的生活,而家庭和社会承担了巨大的成本。

玛雅:出了这样的事,真的要从根子上检讨过失,否则惨剧还会发生。

李玲: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来盲目放弃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真的是自毁长城。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今天的“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了,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我们现在还没有从这个偏向走回来,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

扭转尽管很困难,但必须扭转!习总书记讲前后两个30年不可分割,这话意义非常深远。人类历史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有一些失误和偏差,就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现在国际上很多做的好的都是学的我们中国,而我们自己却做成了这个局面。

当然,往回走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结合实际真正解决老百姓面临的问题。可能我们得再一次出去学。你看谷歌、通用这些大公司,现在都是又办医院又办学校——这是成本最低的。人家能这样做,我们也能这样做。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一个障碍所在。跟德国这些国家比,我们极度缺少技术工人,因为流动性太大。工人对企业没有认同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干几天就走人。技术是要积累的,过去的8级工,车一个部件精确度就是高。现在都是临时上阵,现学现用,所以技术不过关,那你产业如何升级?

当年抓什么问题都是抓在关键环节

玛雅:你谈到,中国药企过度竞争,造成药品生产严重过剩。这样一种混乱局面,监管部门不管吗?

李玲:要是有人管,至于这么乱吗?这也说明我们的体制机制需要变。比如产业政策,所有的赶超国家没有哪个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对本国的重点产业优先扶持。中国每次五年规划也说这产业、那产业,比如医药产业,若干年都在说是重点、要优先,可是一些重要的政策迟迟落实不了。

举个例子,别的国家都有“强仿”,世卫组织(WHO)允许强仿——你不用做研发,把人家的药拿来仿制就可以。比如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一盒卖23000-25000元,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而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一盒200元,连它1/100都不到。很多中国患者吃不起格列卫,就买印度的“格列卫”仿制药,药效达到99.7%。中国有最大的白血病人群,因为人口基数大,可是国家没有任何政策鼓励生产仿制药来保护老百姓。

玛雅:更为讽刺的是,去年国内有位白血病患者因为网购印度生产的“格列卫”还被起诉。

李玲:印度当年是学的我们。印度1949年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好,国民总产值、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率,都比我们高。印度学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但他们的医生都送到欧美培养,药品都从欧美进口,以他的国力怎么用得起?上世纪70年代印度人来中国学习,当时印度人均预期寿命还50岁,我们已经68岁了。

印度人来中国,发现中国自己培养医生,中国生产的仿制药价廉物美,回去以后就开办学校,培养大批的医生,并且以国家的力量推动仿制药生产。现在印度仿制药世界第一,欧美、WHO都进口他们的仿制药。不光印度,全世界都在学我们当年的做法,我们这里却是一片乱象。

这背后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管理部门结构需要调整。中国在前30年那么穷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能看得上病,吃得上药?1949年刚解放时一支青霉素一根“大黄鱼”(金条)都买不到,那不就是今天的奢侈药吗?那时候国家组织大规模生产,实行补贴,流通是国家三级批发,让老百姓用到低价而且是价廉物美的药品。新中国最早建的药厂是华北制药,大量仿制青霉素,就把青霉素从奢侈品变成了“白菜”,2分钱一支,老百姓当然用得起。

当年抓什么问题都是抓在关键环节,一举就能解决问题。医院是国家办的,医务人员是国家培养的,药品是国家生产的,流通也是国家控制的,医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合作体,费用很低,老百姓就能看得起病。

改革就要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

玛雅:华北制药现在怎么样?能不能继续给老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药品?

李玲:华北制药至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但它现在生产出来卖不掉,因为太多的小企业跟它竞争。比如一个头孢,几百家企业在生产。很多小企业违规操作,生产出来想方设法营销,造成贿赂成风。现在抓腐败,哪来的?不就是用流通倒出来的钱腐败吗?

众多小企业过度竞争的结果是,每个企业的利润都很薄,没有任何研发和创新的能力。美国为全世界提供药品,前20大药企市场份额超过60%,前3大流通企业市场份额在96%。法国、英国、瑞士都是只有几家药企。中国5000多家,但前100家市场份额仅30%,前3大流通企业份额约30%。国外大药企的研发投入一般是销售额的20%,中国2%都不到。一家跨国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超过我们5000家。所以中国就被锁在这个低端,我们的企业发展不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亚当•斯密的市场竞争理论已经占了主流地位,但过度崇尚市场,负面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中国经济真正要升级,经济理论一定要升级。

玛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企业过度竞争,相互掣肘,市场和利益就是人家的。

李玲:没错,我们的药品市场就成了跨国公司赚取暴利的场所。我们现在70%是进口药,90%以上的耗材和器械——CT、核磁、彩超、钢板、支架等,全是进口的。这实际上是在抽我们的血!医药行业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行业,他们又是以最高价格进入中国,不是把我们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血汗钱全都拿走吗?我一直在讲,中国医改的配套工程应该是药品和设备耗材的国产化。不走这条路,再多的钱投进去都不够。

玛雅:5000多家药企,为什么不进行整合?

李玲:地方政府首先就要抵制,因为药企是税收的来源。当时我们在设计基本药物制度时,曾经提出“定点生产”的方案。定点生产自然就能淘汰一批小企业,但是药企的力量太厉害了, 2009年医改方案出来时,定点生产被否了,变成省级招标。

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已经很强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防范利益集团的措施。这种潜规则的结果是什么?你要为老百姓做事非常非常难,后面这个组织也不支持你。但是你要为利益集团做事很容易,他支持你。为老百姓做事,你博弈的是利益集团,结果这些年来,做医改的人感觉处处举步维艰。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玛雅:一盒格列卫在中国卖25000元,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口的,为什么价格会翻成这样?既然印度的仿制药这么便宜,我们为什么不从印度进口呢?

李玲:印度的药没有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至于进口格列卫价格为什么会翻成这样?我跟一些跨国公司谈过,问他很多药专利期都过了,为什么还卖那么贵?他说我可以降价,但是在中国的营销成本非常高,因为你从来不给我量的优惠。你给我量,我价钱就可以降,但你是一盒一盒买的,所以价就高。

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9%财政投入,但其中医药费不到10%。我问他们管理部门是怎么控制的?他是以国家为主体、全球采购,跟全世界大的跨国企业谈。英国6000万人口,他以量来换价,这也省去了这些药企的流通成本,药企还是赚的,就能接受这个价格。所以英国人用的是最好的药,价格又很低。

玛雅:以量换价,我们这么大的需求量,什么价换不来?

李玲:我们现在是各省招标,中国30多个省市,哪怕丢了你这个省他也不会降价。除非是以国家为主去和他谈。英国NHS前总裁和我说,我6000万人的市场跟跨国药企谈,谈成白菜价,你们13亿人可以谈更好的价呀!你们这么好的谈判优势为什么不用?

我们国家谁在管这个事?谁在对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不能光说为人民,你要有为人民的实际政策。

玛雅:说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意识问题。就像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李玲:实事求是说,当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打基础,播下种子,让后人收获。真的就是习总书记说的,功成不必在我。中国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这在短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别忘了,这是1949年到1978年农业合作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础——农田的平整、8万座水库的修建、农机化肥良种的使用,还有大量人才的培养。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1979年是在这个基础上放开以后,农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玛雅:从“格列卫”仿制药案,我们得到什么启示?

李玲:得到的启示是,国家要对老百姓的医疗卫生负责,远远不是建立医保就完成了,何况我们现在医保水平还很低。需要做一个制度设计,从医疗、医药、医保全方位入手,几方面形成联动,才能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障。现在北京的人均医保水平已经超过台湾了,北京大概是7000元,台湾是5000元人民币。但是台湾是高水平的免费医疗,北京很多进口药都不报销。为什么花钱多却不如台湾做得好?就是没有制度安排,没有宏观把控,太多的钱浪费了。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当家长的心里有数,钱要花在需要的地方。国家治理不能大撒把,以为只要放开就好。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事事穷。现代经济是要有计划,有规矩,有管理,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体察到,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谋划,去管理。

特别重要的是加强党的领导。科教文卫都是民生领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一定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而不是为了满足班子的人员构成,凑个班子去分管。2009年基层医改启动,开始阶段起色也不大。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亲自抓,很好地利用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动员组织各省领导积极推进。基层医改取得了巨大成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建设。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政府必须得管。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搞经济,民生没有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所以医改改到今天还是这么难。

反腐大快人心,但问题是要获得人心,我希望医疗可以作为中央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抓民生,医疗是个好的突破口。以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只要下决心做,是可以取得显著成效的,让老百姓看病低费甚至免费,就能大获人心。

要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

玛雅:你有一个观点,要以社会建设引领全面改革,凝聚增长新动力。你是怎么认识的?

李玲: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建设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

在我看来,“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特殊秘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新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

玛雅: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是中华大家庭的家长。如果过分地相信和依赖市场,政府不再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让老百姓自立门户、自谋生路,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了。

李玲:政府是公众利益的最佳保护者,现在的社会政策仅仅是托底,但是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给百姓提供保护,免除担忧?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讲中国的医改,人家问,老百姓看病还要钱吗?我说要钱。人家一句话就把我问死了:那你们医改好在哪呢?人类社会已经走到这一步,连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免费医疗。你们还没免费,还要那么多钱,你们再改能有什么成效?我无言以对。

什么叫现代社会治理?现代社会治理就是组织起来,建立富人帮穷人,年轻人帮老人,健康人帮病人的制度,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见得要全免费,毛泽东时代也不是免费,是低费。组织起来,大家一分摊,成本就低了。共产党走到今天,凭的就是超高的组织能力。这些年来中国所有最大的成就——航天、高铁、奥运会,包括抗震救灾,一定是发挥了共产党的组织优势。

所以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发展市场经济,市场要利用,但不要把市场当成无所不能的东西。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在今天,如何使这样的国家不变色,要靠完善的制度体系,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

玛雅:坚持中国道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这是路线问题。

李玲:现在讲纪律,讲规矩,纪律和规矩的后面是路线。讲路线,才是最大的政治。今天官员腐败问题,背后的根源是理想信念的失落。纪律和规矩一直在那儿,他根本没遵守。毛泽东能够胜利,其实就是路线正确。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主席讲宏观,讲统筹全局。比如医疗卫生,他指出: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中国创造了全世界至今还在学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而在今天,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时,医改为什么困难重重,值得反思。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并且由财产分布不均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逐渐显现。然而,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不论是对居民流量财富的分配还是居民存量财富的分配方面,税收调控的作用都很有限。完善财产税制对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分析现行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为基础,强调财产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上作用,辅以国际财产税制为借鉴,以期完善我国的财产税制。

财产分配不均加重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较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也有破坏性作用,如抑制消费,增加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减少社会流动性等等。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总体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86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为0.4282012年,小幅下降为0.404。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2000年为2.787;到2009年,扩大到3.333倍;2012年小幅下降为3.103倍。[]第三,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加大。1997年以后,金融业成为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而农、林、牧、渔业是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二者之比从2000年的2.563倍扩大到2012年的3.956倍。[]最后,因财产分布不均特别是金融资产和住房分布不均问题突出,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突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基尼系数为0.532,远远高于同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8[]

面对日益加剧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现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体系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但对居民流量财富的分配不公调控不力。一方面,流转税的税负容易转嫁,且具有累退性。对一般生活必需品而言,其需求弹性较低,消费者承担了较重的税负;而对奢侈品而言,其需求弹性较高,消费者承担的税负较轻。另一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较低,再加上其以工薪收入为其主要税源,大大减弱了其通过“削高”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

此外,由于现行税制下财产税,尤其是房地产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位,无论在财产保有环节还是财产转让或交易环节,由财产分布不均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控。

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再分配效果甚微

本文计算了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以及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效果。从计算结果看,2000-2003年,财政政策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程度在2001年达到-4.15%2004年后,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略有增强;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在2008年达到最大,使基尼系数从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0.327下降为0.319,政策效果为2.47%

OECD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收效甚微。2000年代后期,OECD国家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030.300,政策效果为25.6%[]欧洲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都明显高于其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与之相比,拉美国家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明显较弱;而2011年,我国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仅为0.97%,效果最差。

我们将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分解为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个人收入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六大部分。[]其中,工薪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于居民资本存量的差异。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这些是我国财政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居民的个人收入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则是财政收入一侧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本文采用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支水平之比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分解公式可看作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中,每一类收支项目差距的加权平均,权重为最低收入户中每一类收支项目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一比重反映了各类收支项目的差距对整体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的贡献。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如下(图1),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8.56

1)各类收支项目的贫富差距[]

2)各类收支项目所占权重

1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分解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

具体来看,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有以下特点:

1)个人收入税所占比重过低,税基过窄,调节功能受限。

尽管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个人收入税支出之比高达316.49,但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仅有0.05%。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为58841.76元,所缴纳的个人收入税为1114.05元,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89%。因此,个人收入税的收入分配再调节功能非常低。

2)社会保障支出累退,收入分配恶化。

除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外,社会保障支出是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财政政策。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具有累退性质,即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缴纳了更高的金额,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具体来看,最低收入户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2.22%,而最高收入户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28%,甚至低于全国总平均水平8.53%

2 各收入等级社会保障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

3)财产税制不完善,收入差距两极化。

虽然财产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仅有1.48%,但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高达34.02倍,对股利、红利等的税收优待,极大地恶化了收入分配。此外,未纳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范畴的出售住房收入,表现出贫富两极化的特征,最高收入户的出售住房收入为最低收入户的57.92倍。现行房地产税中,土地增值税和房地产税的减免政策,加剧了财产的两极化分布。

转移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其中,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捐赠收入(包括遗产收入)和赡养收入两方面的比值分别为12.184.21。现行财产税制中缺少遗产税和赠与税,对由财产无偿转让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无力。

4)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补助力度减弱。

转移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达到27.61%,是除工薪收入外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转移性收入中的社会救济收入在调节收入分配、补助低收入群体上效果不彰。社会救助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中等及以上的收入群体中不到0.1%,可以说不被这类人群享有。但是,该比重在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中也仅为6.67%3.63%,并且对于收入水平稍高的低收入户,该比重急剧下降为0.74%;在中等偏下户中,该比重仅为0.27%。从最低收入户到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增加了55.20%,社会救济收入却减少了68.52%。社会救济收入在低收入人群中表现出极大的累退性,大大削弱了补助性政策的补助力度。

我国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或者效果不彰,或者恶化收入分配,或者缺乏应有的手段。以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为目标,除在流量税制方面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外,在存量税制方面完善财产税制,尤其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重要的意义。

借鉴财产税制的国际经验

广义上的财产税包括对不动产和动产在其保有和转让或交易环节征收的相关税收,分别为财产保有税和财产转让税。在发达国家,财产税在其税收体系中有独特的地位。

财产保有税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在财产保有环节,关于财产税的公平性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类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和“新论”。“受益论”将该类财产税视为财产所有者因其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获利而缴纳的税种。纳税人的财产价值越高,从公共服务中的获益越大,所缴纳的财产税也就应该越多。但由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较大,以财产价值为基础的比例税率使其承担了较重的房地产税税负。即财产税具有累退性质,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此相反,“新论”认为,由于全部资本所有者承担了财产税税负。其中,高收入人群拥有较多的资产,所承担的财产税税负也较重。因此财产税具有累进性质,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在各国的税收体系中,对财产保有税的称谓有所不同。如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称之为财产税(property tax),英国、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称之为地方财产税(local property tax),而波兰等国家称之为不动产税(real estate tax),本文将其统一为财产保有税。因财产,尤其是不动产,所具有的不易流动性和不易规避性,财产保有税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偏爱的税种。2012年,英国财产保有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法国为3.9%,加拿大为3.3%,美国为3.0%,而我国不到0.6%2011年)。

3 主要国家财产保有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Revenue statistics: Comparative tables, OECD Tax Statistics. (ISSN 2075-8510 - © OECD 2013).

财产保有税的计税依据,包括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净值财产(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征税两类。对全部财产征税大多采用比例税,税收征管较容易;应税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以不动产(如房屋和土地)为主。对净值财产征税一般采用较低的比例税,少数国家采用累进税率;应税财产仅包括纳税人全部财产扣除其负债之后的财产净值。由于净值财产(保有)税覆盖了纳税人的全部财产,并且依据能够反映纳税人实际财富的净值财产计征,通常被认为是符合税收能力原则的财产保有税。我国现行财产保有税分别对房产、土地、车船、金融资产等进行课税;在不同产权情况下,纳税人、财产所有者和实际使用者有所不同。与上述两类财产保有税相比,有应税财产零散、产权不明、纳税人多样、征管不易等缺点。

财产保有税以房地产税为主,英美等国家不仅对法人拥有的房地产课税,也对居民拥有的房产,包括住宅和土地课税;美国最主要的应税财产为非农业区的居民住宅。应税财产的价值需要经过评估机构依据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我国的房地产税相对不完善。首先是仅对经营性住房征税,现对居民住宅进行征税开始试点。其次,尽管房产税采用比例税,但是,因房屋用途不同而实行从价计征或从租计征,导致同一房产的纳税额不同。最后,房产税依据房产购买时的原价值计征,同样有悖于税收的横向公平。

如“受益论”所述,尽管高收入人群缴纳了更高的财产保有税,但财产保有税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例更大,因此,部分国家的财产保有税具有累退性。以英国为例,对居民不动产征收的保有税(council tax, 家庭税)占财富最低的10%家庭收入的比重超过6%,而占财富最高的10%家庭收入的比重不到2%[]相似的情况也在加拿大和美国被证实。[]

财产转让税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在财产转让或交易环节,本文讨论财产无偿转让中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包括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税和对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征税。在大多数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均以赠与税作为其辅助的税种,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进行课税(二者税率相当),以保障财产赠与和继承的税赋公平。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过于集中,遗产税具有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有利于削减财富积累在代际间的无偿转移,缩小财富分布的不均等,同时也有利于高收入人群将财富更多地用于社会公益(避免缴纳过高的遗产税)。最后,遗产税作为缴纳“公共服务费“而存在,且收入越高的人群应承担更重的税赋。

遗产税的征收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类: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制。在总遗产税制下,以财产所有者的遗产总额为课税对象,由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缴纳遗产税。在税率设置上,通常设有起征点和扣免项目,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美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实行该税制。在分遗产税制下,以遗产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为课税对象,由遗产继承人或受赠人缴纳遗产税。在税率设置上,设有扣免项目,多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日本、法国、德国、韩国和波兰等国采用该税制。在总分遗产税制下,先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进行课税,再对继承人或受赠人获得的、达到一定数量的遗产份额再一次课税。菲律宾、伊朗,以及取消遗产税之前的意大利等国家采用该税制。与遗产税制相对应,各国采用与之相同的赠与税制。

与主要税种相比,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规模不大。2011年,OECD国家平均遗产税和赠与税占GDP的比重为0.12%2012年,法国遗产税和赠与税占GDP的比重为0.47%,日本和韩国为0.32%,英国为0.20%,美国为0.16%。从税率设置上看,美国联邦遗产税2013年税率为18%-40%的超额累进税率,年度免征额为525万美元,并有税收扣免项目规定。英国遗产继承税实行40%的单一比例税率,目前免征额为32.5万英镑;2016年,该免征额将提高为32.9万英镑。日本自1950年起改为实行分遗产税制,针对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应税遗产额设置10%-50%的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了非课税财产和税收扣免项目。

4 主要国家遗产税和赠与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Revenue statistics: Comparative tables, OECD dataset.

比较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开征遗产税后,各地区的财产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当然,两者的因果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尽管发达国家居民财富的积累及其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越其国内生产总值,如法国的居民净财富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1997-2007年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超过7%,远远大于同期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1.7%。而2008年,法国遗产和赠与的财富量占其GDP的比重达到15%[]但是,遗产税和赠与税在调控居民存量财富分布不均上的作用备受质疑。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整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言,遗产继承的影响因子很小。[11]并且,部分国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为防止资本外逃,逐渐减少和废除遗产税(奥地利、法国、新西兰、瑞典等国家)。

完善我国的财产税制

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体系

狭义的财产税仅指不动产和动产的保有税。我国现行的财产保有税税种主要有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因居民转移性收入方面上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并且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捐赠收入(包括遗产收入)和赡养收入两方面的差距分别达到12.18倍和4.21倍。本文将不动产转让或交易环节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尚未开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纳入财产税体系中。

作为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种,财产税的功能主要是筹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我国财产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6.83%上升为2011年的14.19%;其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远远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此外,我国的财产税以向不动产征税为主,其占财产税收入的比重在94%-98%[12]的范围内波动(见表1)。

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由于在证券投资所得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上有优待和减免,遗产税和赠与税均尚未开征,对由财产保有、转让或交易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无力,加剧了财富存量的两极分布。

财产保有税

在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体系中,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但课税对象仅为经营性住房。由于房产原价值存在差异,基于房产原值征税将导致不同时期的房产所有者面临不同的税负;而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两种方式并存,使得房产所有者因其经济行为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13]对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因其价值以外的不同因素(如取得时间或经济用途等)而致使财产所有者缴纳了不同的财产税,有悖于公平原则。但是,比例税率在现阶段具有其累进性和公平性。以从租计征为例,假设在一定时期内,可租房屋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供给完全无弹性,则房产税的税负全部由房产所有者承担。以居民的出租房屋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为12%[14],各收入等级的房产税负如下图所示。2011年,最低收入户缴纳房产税7.84元,最高收入户缴纳房产税165.55元;房产税支出分别占其可支配收入的0.11%0.28%。从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看,高收入群体均承担了较重的税负,房产税在税率设计上具有其公平性。

与之相比,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均为定额税率。而定额税率缺乏公平性,以车船税为例,载客人数为9人以下的小型客车均缴纳相同的车船税。一般地,低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车辆价值较低,缴纳相同的车船税意味着无论从受益原则还是能力原则看,低收入人群都承担了更高比例的税收支出。因此,在财产保有环节,我国的财产税依据财产类别、财产用途、财产原价值等因素,而非体现财产受益或其所有者能力的因素计征,并不完全满足公平性要求,从而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上效果不彰。

从财产保有税制的国际经验来看,我国需提高财产保有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以房地产税改革为契机,扩大财产保有税的规模。同时,明晰财产产权,完善财产信息登记制度,健全财产价值评估体系,使财产保有税的征管更透明更便利。

财产转让税

目前,我国由财产分布不均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逐渐明显。计算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内部各子类收入的基尼系数,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5年来波动上升,且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其差距上作用十分有限。[15]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基尼系数为0.532,远远高于同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8。其中金融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出租房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4。从城镇居民的财产分布来看,陈彦斌(2008)基于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分析表明,2007年,我国城市财富最低的10%家庭组的中位数财富为-0.5万元,而财富最高的10%家庭组的中位数财富为95万元;且财富最高的10%家庭占有社会35.9%的财富;[16]财富最高的1%家庭占有社会8.74%的财富。[17]尽管财产性收入对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小,但社会财富的过于集中和贫富差距过大将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阻碍。因此,除在财产保有环节和有偿转移过程中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外,在征收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在平均社会财富和降低代际间的财产集中上十分重要。

借鉴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国际经验,我国在开征遗产税时,需以赠与税作为辅助税种;在税制选择上,可选择利于征管的总遗产税制;在税率设置上,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和税收扣免项目。针对由遗产税和赠与税引致的资本外逃,需要制定相关预防措施。


*郭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二期,本刊略有删节。

[]以上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的数据计算。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Surveys: Norway - © OECD 2012.

[]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个人收入税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本文暂不考虑记帐补贴。

[]图中的数值表示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各类收支之比。

[]Netzer, D., Economics of the Property Tax,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66.

[]Joumard, I., et al., L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e Growth Are They Compatible? Part 3. Income Redistribution via Taxes and Transfers across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926 (2012).

[]Chawla, R.K., Wannell, T., Property Taxes, Perspectives, Statistics Canada, vol. 4, no. 7 (2003).

Davis C., et al., Who Pays? 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x Systems in all 50 States, 3rd edition,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09).

[]Piketty, T., On 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Inheritance: France 1820-2050,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0).

[11] Blinder, A.S.,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Stanley, T.J., Danko, W.D., 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The Surprising Secrets of Americas Wealthy, Atlanta, GA: Longstreet Press, 1996.

[12]作者根据表3计算。

[13]朱为群,曾军平,董文秀:《中国财产税的公平性分析》,《财政金融研究》2012年第6期。

[14]此处忽略其它带征税种,如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15]周晓蓉,杨博:《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

[16]陈彦斌:《中国城乡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金融研究》2008年第12期。

[17]梁运文,霍震,刘凯:《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学术论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今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今天距这个复兴的愿景从未如此之近,同时这又是充满挑战的关键之时。我们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导,形成具有时代性、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价值体系。

编者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今天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今天距这个复兴的愿景从未如此之近,同时这又是充满挑战的关键之时。我们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导,形成具有时代性、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价值体系。

黄万盛*先生是思想理论界著名学者,于2014年以“价值关怀与民族复兴”为题发表两次演讲,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620日,邀请各方学者围绕黄先生的演讲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学者讨论部分

价值体系事关中华复兴大局

杜链(国家信息中心):黄教授所提出关于民族复兴背后的价值体系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顶层的文化主题。它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可能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要回答中国崛起的“国魂”是什么,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和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它在当今世界有哪些“普适”的意义。

黄教授试图从东西方相互融合、相互优化的视角,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理性的认识构架,这无疑是个难度极大的贡献。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的普及、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高速更新的情势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在急剧地演化。黄教授提出的“价值关怀”切中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问题。其中包含了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之间文化相互对立与渗透的过程;它的背后是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信息战背后的本源是文化战争。       

胡石英:黄教授切入问题的角度非常好,中华价值体系,是民族复兴道路的核心命题。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入手,也可以避开泛政治化的争论。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开始都是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然后面对具体实践。很多问题并不是搬概念、扣帽子能够说清楚的,必须面对实践去研究和解读社会现象,才能够找到出路。马克思是这么说的,毛泽东也是这么做的。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集体主义、天下为公

文化自觉和自信,是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如何归纳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国学特别是儒学,可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陈晓星(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理事):今天我们所说的复兴,不过是回归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500年来,西方凭借航海和工业化,打着自由、民主、法制的旗帜,掠夺、瓜分和控制世界,这一过程充满着杀戮、奴役、贩卖奴隶,甚至是政府支持的贩毒。今天中国崛起,西方要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但他们应该反省,当年他们是如何负责任的。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说历史将终结在西方普世价值上。但2008年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模式的弊病。

中国学者也在反思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理念。现在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路口,单纯的计划经济肯定不行,单纯市场经济又有很多弊端,内部问题不少。中国往哪里去?其实路就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具有普世意义的核心理念恰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内。黄万盛在《价值关怀与民族复兴》一文中归结,这个价值是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理念。

方勤学: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服从整体利益,以集体利益为核心。西方文明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两种文明的价值哪个能胜出,现在还难说,将来的发展可能是两种文明的融合,因为西方文明隐含的前提是“资源无限”,这将难以持久。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是以个体利益至上的,那么这个民族不可能走得很远。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至今生生不息,世界上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迄今未见哪个西方学者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华民族走得这么长久,这里边舍生取义,或者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无论从传统文化还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来看,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  

王海侠(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价值实践的主体,应该包括精英层和人民大众。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精英群体,而不是普通的民众。关于中华文化,近几年对内法外儒的讨论很多,好像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儒和法,但老百姓身上体现最多的其实是道和佛。支配老百姓普通生活行为的,主要是无为、亲善、虚怀若谷、难得糊涂、天地君亲师、因果循环等思想。中华民族有文化的传承性,有多样性,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不能独尊儒术。知识分子应该客观反映人民的真实状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提出了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比较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概念,西方是契约式的共同体。两种社会结构不太一样。社会结构不同体现了价值观的不同。中国重和合、重集体,西方重契约,强调个体和分离。价值观的不同体现在政治基础方面,西方强调的是三权分立,我们是一体的分工,当然也有一定的制衡。我们强调社会中的安全、信赖和公立,这是一个有机的动态体系。西方强调原子式的个体,机械的概念,通过法院制度、诉讼制度维系社会秩序。总之,中国强调的是一个有机体的概念,而西方是机械学的概念。黄教授将中国价值提炼为安全、信赖、学习、公正,其中“学习”跟西方差异很大。中国是取经型的文明,西方是传教型的文明。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地方才能理解,我们中国是什么,今天我们中国该做什么。   

田文林:要用国际比较眼光看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的传统,造就了伊斯兰世界历史上的辉煌。随着近代西方价值观逐渐渗透,西方“民族自决、民族国家”思想的引入,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起了“移植病毒”的作用。2011年中东剧变,起源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需要调整社会政策,但阿拉伯世界多年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把“现代性”目标的实现看作线性发展的模式,参照系是什么没有看清楚。简单引进“民主化”的结果,比过去“威权”时代还要差。把别人的衣服直接套到自己身上是不合身的。

建立中国价值观的出发点应该是存在与发展

严晓江:任何社会、任何个人始终都是在竞争的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能够产生足够的竞争力,没有竞争力就不能够生存发展。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用什么精神来激励竞争;二是用什么东西来维护竞争,包括个人竞争和社会竞争。我提出两个价值观:第一个是激励价值观,主要内容是承认私有观念基础之上的自由、自主、平等;第二个是社会稳定和求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就是求真、诚信、公立。后6个字是约束前6个字的。

罗海曦: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儒学道家生于本土,佛学来自境外。我们现在提出融合的思想,目标指向的是和,也就是命运共同体。人类的共同命运是生存与发展,这个最有号召力,更有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色彩。

如何对待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遗产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怎么看待中国认同的问题?如果强调回归传统,怎么看待从晚清以来的一往无前的迎接现代化浪潮和历时长久的社会运动?我们今天的社会,应该说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成分和革命年代创造的成分,这包括国家组织架构、经济的组织方式和我们思维方式。如何面对和对待五四以来革命的遗产,也是我们理解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革命年代关于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方式,是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体系当中,要求挣脱被压迫地位、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平等。1990年代之后的对外表述,成了比较纯粹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在新的国际战略中怎么讲述自己,包括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和今天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关系,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搞清楚。

欧树军(人民大学):对中华价值观的反思,要更多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对中国走过的道路有自主的思考,有更充分的自信。黄老师演讲的重心是回到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理解,但我们需要对辛亥革命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所造就的新的政治传统,和中华文化传统之间,做一个融合的理解。“人民”概念是共产党创造的新的政治传统,其中也包含了如何理解民主问题。人民和民主是共产党的根本话语,是不能放弃的。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联合的道路,而我们是实现了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大联合。

杜链:讨论现代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要点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价值体系生成的实践路径。它是在实践中聚合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并逐步提升为“中国魂”。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大?民众大联合的力量最大。”中国的基本民众是农民,农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毛主席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起的动力体系开始,到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整纲领的28年的实践过程,将谋求中华民众的独立与解放的各路人马聚合到一起,培育出可以连接几乎所有实践环节的“党魂”和“民魂”。这就是共产党最基本的“为人民服务”概念,就是生存于人民之中的概念。

在当前情势下,这种“价值关怀”,应该孕育在我国由以GDP为标志的工作中心向以惠民生为主线的社会领域进行转移的过程中,孕育在围绕民生领域的综合改革,化解种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过程中,孕育在通过“惟在富民”的新思路,调整、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立国之道”的进程之中。

中国正在进行有别于西方价值的塑造过程

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任何价值观都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西方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代表资本势力的普世价值。现代的西方价值观在一定时期有其进步性,但今天问题越来越多,它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把普世价值作为他们的战略工具使用。我们提倡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多样性就是本土性,每一个国家都有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自己发展路径的权利。

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强调不同文明包容互鉴,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崇尚霸权、弱肉强食法则的“和平发展”的之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推崇仁治。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周边国家遵循“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等原则。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坚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情况复杂,既有过去的历史传承,又有苏联时期的深深烙印,又有中国和西方的影响。我们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既有尊重又有影响,影响是客观存在。我们要与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互信互融关系。以我们的包容性,做到求同存异,消解疑虑。实际上,中国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另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塑造,而且这是很多国家共同参与的过程。我们要塑造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原则,又能促进多地区和谐发展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片面维护本国利益的单一价值体系。

黄万盛回应部分:

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哪些问题是中国本身发生的问题?哪些问题是因为传播和交往所形成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资源和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用了150年,消耗了地球积累的大部分资源,因此出现了可持续的问题。这是198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的教训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参照、考虑的一个因素。

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加拿大传媒学教授麦克卢安在1970年代提出来的。之前维特根斯坦说,人不能通过死来认识生,因为人死了就没有认识能力了,这是就认识的主体和客体而言;第二是人不能离开地球来认识地球。在深蓝色的宇宙苍穹中,有一个发着蓝莹莹光芒的生命体,非常美丽,所以麦克卢安用了“蓝色救生艇”这个词。就是说,无论我们种族的区别有多大,政治立场的区别有多大,宗教信仰有多么不同,不要忘了,我们都生活在这条小艇上,这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今天我们提出命运共同体,是把生态环保引发的概念进一步引申,就是在文化、在价值,在我们持久的存在上面,我们同样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这就带来价值可不可以突破地缘、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局限,成为可以分享的公共资源。因为很多的对抗实际上是彼此价值的不认同。美国哈佛的亨廷顿写的《文明冲突论》中,认为基本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冲突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全球化的出现。1989年苏联东欧解体,资本主义世界突然开始认为,他们也有条件来建构一个全球社会,资本的力量,产品的力量,信息的力量,开始高度的一体化,人的共同感会在全球化的意义上充分发展。但是我们发现,人类进入全球化之后,战争的频率变得更密,战争死亡的人口非常大,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更好的和平;全球化创造的某种一体化使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变得更加凶猛,原来一百六七十个国家,现在变成两百多个国家。到底如何理解全球化?这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还是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在个过程当中,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类是通过各种尖锐的冲突和战争,去展现世界在这个方面困境的。

第三个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的高度增长,使社会的贫富差距变得史无前例的扩张和加剧。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托克维尔有一个著名的迷思,就是人类财富的增长为什么没有增加人民对社会的满意度,反而对社会更加怨恨?我们看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口从71%左右滑到56%,滑出去的那一部分绝大部分进入贫困阶层。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国问题,我们看看在中国的场景中,贫富差距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没有提供解决贫富差距的任何可能?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虽然理论上提出了很多说法,可是在实际中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不错,在绝对贫困的问题上毫无疑问是在改善,可是相对的贫困变得更大,这是普遍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语词模糊了很多实质问题。为什么西方有理由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单一起源的传播过程?我们所讲的现代化,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强调为市场进行生产,就是商品化的过程;我们强调所有权的改革,就是为了刺激个人的愿望和积极性;我们强调市场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有没有一种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我们需要去认识和发现?假如我们理解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根本的区别,那么排斥在这种现代化基础上所产生的西方价值的逻辑基础和根据在哪里?我们正在面对一些非常尖锐、同时又很深刻的理论问题。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特色,这些不同的特色不止是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我们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阶段。从马克思到黑格尔,他们没有阅读到今天资本主义新的特质。特别是进入全球化以来,资本主义产生一些新的特点。资本主义的生产跟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需求的稳定性,使得人们没有办法去不断地刺激大规模需求,来维持经济的不断增长。我们看日本、看美国,包括欧洲,长达30年的不景气。美国稍微好一些,但是在欧洲和日本,这个情况非常明显。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消费饱和。房子的需求,汽车的需求,大宗商品的需求基本满足。这种情况下它消费的动能匮乏,因此刺激了这些国家对扩展海外市场的渴求。需求饱和导致了生产规模的压缩。在今天,既然没有办法持续地大规模刺激需求,可是经济如果不能维持一个适度的持续的增长,它就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就要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的30年里,世界居然没有发生生产性经济危机,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金融和货币的形态。

在国内,30多年形成的三个支柱型产业,同时出现严重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市场的90%是靠政策维持。到内地去调查一下,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过剩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这跟我们滥用土地溢价、滥用土地资本来维持货币扩张有很大关系。这么多钱放到流通中去对接的载体,是土地。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都是在利用货币杠杆撬动经济,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道路的提出和探索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中国要面对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有一些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相比较而言,它更少制度化包袱,资本主义150年发展形成的那些稳定的制度,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突破这种制度化的困境,壁垒相对要更少一些。在制度的背后,有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提出中国道路的问题,既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发展一种人类可以分享的资源和未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还有没有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当是什么?资本主义基本上不把分配问题作为它的基本原则,因为它诉诸于财富总量的增长。哈佛商学院有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说不要去讨论政策问题或者制度问题,只要我们源源不断地生产足够的财富,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物质财富像喷泉一样不断涌现,而正是这个基础的出现,使得共产主义有可能不再像圣西门,傅里叶那样成为空想,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物质实现按需分配。真是这样的吗?联合国环境署有一个报告,全世界包括亚洲、南美洲和非洲,这些落后和发展地区,如果都要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需要20个地球来满足资源需求。所以我们应明晰,如果按照平等的观念,美国的生活方式一定不是人类可以共同分享的。

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如果按照启蒙时代西方的价值观念,比如个人权力,个人本位,欲望的天然合理性等等,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我们所需要的懂得节制,懂得关爱,懂得欣赏,懂得审美的生活方式?基本不可能。可是中国有这样一套资源,如果我们把它们发展出来,可能有帮助。刚才讲的资源和生态的问题,战争冲突的问题,贫富差距消融的问题,乃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周期性的灾难的问题,我们可能找到比较好的道路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了解了西方的核心理论,也接触到一些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体系的自我批判。这些问题其实在西方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所以,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源汇通和交融起来,去建构一个可以分享的世界观念、价值观念?这个工作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如果只是中国强大了,其他的地方在不断地衰败,我们的战略安全有可能吗?只要不均衡就没有安全可言,而均衡不可能建立在一种对发展无穷无尽的渴望之上。

所以,发展是重要的,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它放缓些,走过头的时候可以倒回去一点。这不单纯是中国面对的问题,美国、欧洲、日本,实际上都是这类观念。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时有个前提:再不发展要开除球籍,球籍实际上就是美国、欧洲、日本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在那个语境当中讲的。我们当时在那样一个极度贫困的情况下,这么讲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不能当做唯一的、绝对的任务。所以,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中国道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发展出更好的生产方式、更好的生活方式。

儒家和中华文化的象征体系

有学者说,不能光讲儒家。这个从道理上是对的,但是在广义上讲民族文化象征体系的时候,可能讲儒家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知道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已经传到中国来了。可是小乘佛教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它的修炼是个人功夫,所以他要到深山老林去,他要朝露霞气、天地精灵,然后来荡涤自己的臭皮囊,可以达到大梵天的境界。而且,我们是派了人主动去把它请进来的,在长安还有专门译经的队伍,像道安这些人都是在大规模地翻译佛教的经典。所以中华民族有学习的自觉。进来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大乘佛教出现了,把个人修炼的功夫,转化为到日常社会当中去行善积德,关怀民间的疾苦,这个思想哪来的?“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儒家民本的思想。

过去也有学者讲儒道互搏,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这个说法过于概念。那些道士拼命要去献长生不老的仙丹,前赴后继,还想去影响朝政。《汉书》里很多这样的记载。这是入世还是出世?直到王重阳对道家进行改革,提出以人道而仙道。所以后来才有江南七子,才有丘处机这些道士,到民间惩恶扬善,把关怀民间疾苦作为道家的入门修炼功夫。这是受儒家的影响。所以,不是讲道家、佛教对中国文化有没有影响。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文化演变的历史,会发现其中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渗透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形态当中。

我们不是要去匡复一个文化门户,而是要通过各个文化门派去检讨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品质的精神和文化素质。我们是在中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门派中,寻找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品质和文化要素,这是我们的任务。

要用大历史眼光认识革命与传统

最后回应的,是几位学者提的关于革命的问题。我出版过一本书《革命不是原罪》,讲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中国道路考虑当中,应该有它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毕竟是跟中国这一百年志士仁人的前赴后继有重要的关系。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有一个教授叫爱德华·西尔斯,他有一本书《论传统》。关于传统的架构和发生的这些理论研究,他是做得比较好的,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比他更好的著作来讨论传统的基本面。他认为,一个东西能够成为传统,至少要经过三代的传承。什么叫传统?传统是可以传承、具有统摄力量,传而统之。不是说所有能传的东西都叫传统。传统要能够传,要有公共影响力,要有统摄人心的作用。

所以关于中国革命,仅说五四运动还不够,前面还有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前面还有公车上书,改良当中也有革命的成分。我们不能把革命当做一个边际切割得那么清楚的东西,把其它改革的东西都从革命当中剔除,这对革命的看法太过单薄脆弱。我们可以把晚清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改变民族命运的努力,当作革命谱系和革命思潮的缘起。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的核心问题是激进主义的不断高涨而保守主义的日渐失威。因为搞不成就变得激烈,再搞不成就更激烈,所以激进主义不断高涨,最后就到了极端的革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制约的这一面,保守主义的力量太弱了,没有形成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相互制衡。这个是一种认识的角度,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的角度。

我觉得整个中国近代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激进的不断高涨,而保守的又发育不周全、不充分。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才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问题。包括理解文化革命的发生,其背后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重视革命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但是要通过革命的现象,了解在革命背后蕴含着的目标、理念、道路和方法,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并透过这些问题勾勒出一个中国的目标图像,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问题。


*黄万盛,旅美国际知名学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1990年代初赴法,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五年余,后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此间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十余所大学的名誉职称;研究领域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曾任“比较文化丛书”、“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主编,著有《道德理论实践》《危机与选择》《革命不是原罪》等书。近年退休后主要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研究。

 

理论工作的根本首先在于: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重新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要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发扬与复兴事业的领导者,将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牢固而紧密地与自身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认真反思并吸取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方方面面的具体经验,逐步改造当今理论、教育与科研战线的话语环境,重新奠定中国政、经、法、文、史、哲、艺乃至理、工、农、医等各界的话语体系、理论基础与共识基础。唯有如此,中国的崛起才真正是文明史意义上的伟大复兴,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就才能称得起是文明再造级别的旷世伟业。

正名之重

政治问题是人类共同生活之中的首要问题。而这句话的成立需要一个基本的话语前提,也就是基于“自然人伦之道”的政治理念话语体系。如夫子所言:“政者,正也”。这一个“正”字,可谓是尽得其要。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平”,无一不以“正”为归旨:心需正、意需正、学需正、气血需正、坐卧行走需正,夫妇、父子之伦需正,君臣上下、农工商百业都离不开这个“正”字。

研究政治必须遵循自然与人伦之理,这对于从政者来说至少提出了道德与智识两方面的要求,“伤天害理”自古以来就是最严重的谴责,而“好心办了坏事”也不符合中高层领导人的基本素质。[1] 因此,仅有抽象的“人格”以及抽象“权利”显然不是充足的从政条件。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共同体中具体的政治过程,都是由小部分秀异之士总揽施行的。然而在近代,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兴起,使得原本自然而然的政治世界遇到了某种被重置的“合法化”问题。

丧失“合法性”的不仅有应用最为广泛、历史最为悠久的各类君主制,就连“任贤为治”这一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则也遭到了质疑。于是,“自由裁量权”概念的出现引起了诸多喝彩,[2]为政者根据基本原则与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与灵活处理,被这一概念定义成了一种不符合“现代”政治原则的“有害”行为。重要的是,贤能者的政治行为从根本性质上被判定成了错误的!这种话语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几乎将中国的一切都判定为错误,无论是尧舜三代还是帝制时代,无论是民国的训政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受到了诸多以现代民主话语为前提的批评,把自现代性兴起以来的法治与人治之辩的旧话题不断地又重复了一遍。这些论调仍是人治不可靠,法治可靠,因为法治有公开的程序、行为规范和标准;西方民主就是民主模板,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云云。这些论调完全罔顾人类古往今来一切文明政治传统中的基本事实。

政治之本:道义与担道义者

无论如何,先仔细检视一下“法治”是更可取的办法。法治本身自有其根本的合理性,俗语所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法治也有其应用的界限。至少,在现实中对朋友、对家人甚至对同事的关系中运用“法”都是一件极其可笑的事情。不能用“法”的领域还不止这些,重大政治决策,重要人事安排,重大或紧急事件的处理等等,恐怕永远都是无法可依、无教条可循的领域。换言之,可任法为治的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是有界限的,提倡法治的前提应理解“治理”与“政治”之间的根本界限。

如果关于“法治”的争论仅仅是关于治理方式,那么“坚持党的领导”就完全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显然,关于法治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安守本分,总是要越界进入政治领域。唯其如此,“法治”话语才总是会和坚持党的领导发生“矛盾”。如前所述,政治问题与治理问题是不应当纠缠在一起的,毋宁说,治理问题必须从属于政治问题。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道义”,《礼记·礼运》所言“天下为公”,是任何政权都不能违背的“天条”;“政治”的第二位问题是道义的具体担纲者到底是谁。这两大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的。没有哪个政权敢公开反对道义,尽管不同层次的政权对于道义有着不同层次的理解,而理解水平的高低就决定了该政权所能达到的政治文明成就的水平。执政权的归属之所以必须明确,是因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都必定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分,即少数任事者与普通大众的区分。这样的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真正“当家”之人都是明确的。如果公开的执政权没有明确的归属,就极易形成常态化的“代理人”统治模式,这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社会而言都是极具伤害性的,因为它会导致“无人负责”的死局。一旦归属明确,以私利凌驾道义的幕后操纵就不可能常态化。上述两条是一个国家或任何政治共同体要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

以某种“宪法”确定的“形式”,或某种教义确定的“程序”为权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关于“谁执政”的问题必须有实质性的规定,它必须是通过公开的、合法的程序得到广泛认可的确定的个人或组织。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正是一个实质性的完整规定。同时,这一执政地位的取得也完全符合一切程序正义的形式要求,从法理上讲,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央人民政府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并且明言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国体、政治基础与领导阶级。[3] 54宪法是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完全合法的形式通过的、完全合法的宪法,它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与建设目标,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4] 四部宪法、两部修正案,都是合法机构以合法程序通过的宪法文件,不存在任何程序问题。

因此,新中国对于根本政治问题的解决是极为圆满的,它既符合现代人民主权原则和民主共和的普遍共识,又明确规定了最高领导权所归属的公开与合法的政治组织,还有共同纲领与宪法等合法制定并通过的权威文件,完全符合现代宪政的一切程序正义要求。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已取得与将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政治始点。

谱系学:现代民主话语简史

话语问题是事关正当性的大问题。既然它是以理论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历史中,我们也应当认真地对其进行谱系学式的理论考察。

从政治理论史的角度来看,从其开端一直晚至18世纪之前,民主制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都未曾获得过好名声,它始终与混乱、无序、粗鄙以及放纵等负面语词为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都不屑于区分有法与无法的民主制,因为两者根本无法区分。民主制下的自由更是不足为训,它与德性、教养与文雅皆是格格不入,往往只是用来形容受激情与欲望宰制之人的可鄙做派。法治与人治的二分通常被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或不可考的毕达库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确说过,法治能够摆脱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但他也立刻指出了“法治”理想的诸多疑难之处,因为法律可能倾向于寡头派,也可能倾向于平民派。[5] 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法治仅能成为某种从属于政体形态的治理方式,法律并不能树立自身权威,并不能规定自身目的,更不能对城邦的根本政治问题,即最高治权的归属问题做出权威的与有效的规定。归根结底,法律所能处理的问题在自然的等级上是从属于政治问题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的最重要的讨论乃是集中于政体问题,也就是“谁统治”以及“共同体以什么为目的”的问题,而不是法律。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创生之初,西方理论的伟大先驱以极高的思想水准为政治与治理问题立下了有理有据的基本大纲。然而,这一大纲虽历千年而未亡,其精神实质却未能为后人所察,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在现代早期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转折。在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之下,作为古典政治哲学核心问题的政体问题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国家问题或主权问题。但需要强调的是,政体问题——“谁统治”的问题——只是被遮蔽,而不是被取消了。实际上,它远比国家视野或主权视野更具现实意义。

唯有受此大蔽,才可能有霍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与“天赋权利”说的始作俑者,这两个基本原则为现代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奠定了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霍布斯最关切的是最高主权的归属问题,而不是如何治理的问题,个人主义与天赋权利并不能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唯有在确定了唯一的主权者——一个自然人的主权者,而不是抽象的主权——之后,法律才有了权威的来源和基础。尽管霍布斯也是所谓的现代自然法学家,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作为高级法的自然法在效力上并不高于主权者的意志,主权者虽然不应当违反自然法,但也仅仅是“不应当”而已。[6]洛克继承了霍布斯契约论的个人主义前提,但将主权赋予了人民或议会,公民有权在政府不能保障其安全享受私有财产时更换之。在这里,洛克破天荒地炮制出了令人兴奋的造反权。[7]可以说,在当前的争论中,洛克的理论才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当作权威的思想来源。

洛克与霍布斯使用的都是个人主义的前提与天赋人权的基本话语,但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说明什么?这难道不正说明天赋人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民主、选举等等,更不能证明“法治”理想的正当性吗?洛克的结论更受欢迎,主要在于洛克对于个体与政府存在目的的规定更符合英国普罗大众的品味与头脑。洛克有意回避了道义问题与生存斗争的问题,“巧妙”地将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舒适的小日子上,将生活简化、矮化为基本欲望的简单满足,甚至连人类最基本的对荣誉的追求都抹去了!一句话,所谓的民主宪政理论并没有理性的基础,它的基础仍然只是某种可认可不认的权威或意见,它诉诸的是人类某些并不高贵的感情,而根本无法面对理性的注视。

洛克之后,人权观念尤其是“自由”的概念再经卢梭与康德的论述,最终彻底脱离了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的自然本性,如古典政治哲人所说的德性的圆满,还是霍布斯的自我保存或者洛克的舒适的自我保存,都被取消了。自由开始成为某种被称为“morality”的东西。“morality”一般译为“道德”,但它既与古汉语中“道”与“德”的涵义毫无关系,也与西方古典的追求卓越的德性(virtue)完全不同,尽管它也明确反对享乐的生活,反对为所欲为的任性。[8]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它最终也只能化作一个纯形式的“理性的自我立法”,这样的理性个体是一种极为稀少但又并不高贵的存在:它不承认任何权威,因而无法成为任何一种共同体的有机成员,也无法成为正义的担当者。洛克规定的人生理想和康德规定的道德人格结合到一起,会造就一些什么样的人类呢?用黑格尔的话说,其典型代表就是无可救药、只知抱怨、只有明知无法实现的“理想”,却没有任何担当精神的“美丽灵魂”。[9] 黑格尔用理论归谬法指明的,是真诚认可其理想并全身心投入的欧洲早期自由派的必然结局。

在现实世界中,此种表里如一的人为数甚少。占据自由派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政客及其背后的诸种势力对此都有着无比清晰与敏锐的意识。当需要发动革命反对君主与贵族时,他们言必称“每个人平等的天赋权利”;而一旦革命成功,他们便立刻改称“代议”,并以“财富”与“才能”等名义将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划为“消极公民”,将他们摒绝于政治生活之外,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老牌“民主”国家的普选资格的门槛缓慢降到了较合理的位置,但对于绝大多数公民而言,他们在“抽象”的政治领域所拥有的权利不过是选择统治阶级中哪个部分能够执政的权利而已,不同部分的执政方略并无本质不同。而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的不平等仍然在持续,并继续维护巩固着与之对应的非自由的社会系统。这也正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10]

西方“民主”实践与其话语的不符,首先意味着这套话语的工具性。也就是说,它是颠覆本国或任何其他目标国传统秩序的意识形态武器。其次,它也意味着,政治实践方面的成功(这从马基雅维利以来一直被广泛地理解为“强国”)恰恰需要对传统政治哲学教诲(也就是某种精英主义或贤能理政)或明或暗的坚持。

开新之道:前苏联与中国的教训与经验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在现代话语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同时在道义与理论两方面都已超越了旧的话语体系。这在实现上存在巨大的难度,更何况具体如何实践尚无定论且不存在任何先例。

列宁与前苏联迈出了创制性与奠基性的第一步,这主要包括精英先锋组织的建设、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化、以及政府对规模庞大体系化的经济体系进行计划统筹安排等等。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一方面是要在彻底避免私有制弊端的同时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对新制度下的精英与大众提出了更高的道义要求。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来看,后者的重要性实际上都在前者之上。道理非常简单,缺乏道义担当意识的领导核心是无法建立起一支精英党员队伍,而党一旦失去了道义上的先进性,其理论必然会迅速沦为没有现实指导意义、不得人心的僵化教条。最终使人们对于未来、对于党的事业丧失理解、信心与热情,而缺乏理论指导,大权在握的党员干部队伍会成为一群什么样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岂不是可想而知的么?前苏联的革命实践显然由此陷入了全面困境。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是成功的,这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主体性的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共产党主体意识与政治责任感的养成又与中国百年来的革命经验乃至数千年的政治经验分不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建立统一中华民国的大业。孙中山总结失败经验得出的重要教训之一,便是必须彻底否定章太炎等人鼓呼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所提出的“军政与训政”所强调的正是革命政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国情的良好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实现了社会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受住了不同历史时期路线抉择与国际局势剧变的考验。从绩效来看,尽管遇到诸多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堪称是震古烁今。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坚守道义和精英先锋队的建设密不可分;而所有问题的出现与恶化,都与违背这两大政治准则有关。

因此,党的工作必须以坚守道义与紧抓执政队伍先进性建设为基础。基础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这是搞好国家治理(社会道德风尚的建设与维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系统的合理化,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等)的前提。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则在于正确解释和弘扬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和道义感召力。

总之,基础工作、治理工作与理论建设三者必须珠联璧合、齐头并进。基础工作的具体抓手当然是作为“三大法宝”之本的党建,这是党自上而下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更新的根本,进而才可以通过健康有力的党员干部队伍真正推进党的事业,使得中国的各项事业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治理工作重在细节,需要上下同心同德,共同推动治理工作的细化与合理化。在理论建设上,应当认真检讨简单灌输法,并进行重要调整。应当认识到高等教育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并切实将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理论工作的根本首先在于: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重新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要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发扬与复兴事业的领导者,将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牢固而紧密地与自身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认真反思并吸取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方方面面的具体经验,逐步改造当今理论、教育与科研战线的话语环境,重新奠定中国政、经、法、文、史、哲、艺乃至理、工、农、医等各界的话语体系、理论基础与共识基础。唯有如此,中国的崛起才真正是文明史意义上的伟大复兴,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就才能称得起是文明再造级别的旷世伟业。


*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 参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第十二章。

[2] 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宪政原理》,三联书店,1997,第269-272页。

[3]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

[4]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与“总纲”。

[5] 参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华夏出版社,北京,2013558c-562a;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恩裕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1281a35-39

[6] 参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第十七、十八、十九章。

[7] 参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第九、十九章。

[8]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第7-8页;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序言”,定理IIIIIIIV

[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 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第164-176页。

[10]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第169-180页。

 

在一些欧洲国家……老百姓不关心村庄的状况,不关心街道的治安,不关心教堂或牧师住所的修缮,他们认为这一切与己无关,那是政府这个陌生权贵的事。 ——托克维尔

选举越多越民主吗?我的答案比较负面:通过选举的统治,也就是我所说的选主,并不充分满足民主的价值需求。选主是指一种以神圣选择权自居的政治环境。竞争性比赛下的选择行为会产生一个明确的获胜者。通过投票表决,公民把民主责任授予获胜者。同时,赢得竞争的胜利者甚至比投票者更重要。选民比公民参与的质量与数量更重要,比其他重要的自治政治行为的政策后果更重要,比如审议、说服或集体动员等等。

我的主张是,专注于选举,无法实现它所承诺的对全体人民负责,在赢者通吃的政治环境下尤其如此。尽管现代代表观暗示代表在某些方面受被代表者意志的约束,但代表在历史上是被选出来约束其选民的,而不是相反。[1]我们的选主制延续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它常常服务于把政治力量转化成世袭特权。

作为选主体制的关键,选举甚至再选都没有成为民主问责的首要来源。首先,选举太容易鼓励贵族式驯顺。选民被训导将自己对官员的权力龟缩于一个神圣的选择时刻。这个过程让他们屈从于当选官员的判断、品格或者眼界,直到下次选举到来。其次,这个过程导致代表们将自己视为金钱施主的代理人,而不是选民的代理人。与官员保持不间断联系是选举施主们的利益源泉。相比之下,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间歇期,选民们实在无法让自己在选举日的决定产生预期结果。[2]第三,在赢者通吃式选主制下,比如在美国,选区划分将实际选择权从选民手中夺走,转交给政客。现任政客控制着选区划界权;他们可以选择选民。在选民走向投票站之前,真正的选举早就开始了。许多代议士确信自己会在划分不公的选区中再次当选,他们成为自己权位的专有者,他们把自己的权位视为一种职业,而不是受制约的服务平台。

选主制的这些特征叠加在一起,强化了下述观念:代表对其权位拥有独占权或所有权。当选官员学会了把自己的官职视为一种“代表财产”(representational property)。与巴伦内斯·惠特克的同僚们一样,他们觉得应该对自己的位置行使专有控制权,不是临时看守,而是长期优先拥有。久而久之,他们越来越像“陌生的权贵”,就像托克维尔笔下19世纪欧洲一些乡村的政府官员那样。

正如托克维尔所警告的,一旦政府被视为“陌生权贵的财产”,老百姓就不怎么关心村庄状况、街道治安了。老百姓就不再相信政府兑现承诺的能力了。一旦不满的老百姓开始把政府看作是别人的财产,他们甚至就不去投票了。

我并非主张我们应该放弃选举。相反,对于民主问责、民主结果和民主过程而言,无论选举本身如何进行,只有选举这个工具是不够的。选举常常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整合步骤,但是,一旦我们把民主和选民参与缩减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选择点,就贬低了民主,损害了选民参与。一旦我们把公民参与的要义界定为全体选民的投票能力,代议制民主的目标、结果和过程就都会落空,而代议制民主的结果、过程正是其自身正当性的体现。[3]

美国的选主体制

当代美国选主体制的激励结构强化了一种历史模式。投票行为与被代表经验之间毫不相关,这种感觉与更早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在早期英国国会中,代表约束选民,而非选民约束代表。而且危险的是,在美国,代表选举最初就是用来认可“自然贵族”的,代议士与特权阶层之间的契合得以延续。今天,许多政客念兹在兹的,不仅是确保再次当选,还有提高自己任内和任后的社会地位。此外,正如早期英国国会代表那样,今天政客们的首要关键关系人并不是选民,而是其他内部人。与出资助选的金主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我称之为“水平关系”),取代了与选民之间的正式关系(我称之为“垂直关系”)。在非正式层面,政客、大选金主、说客通过重重复杂的关系网进行权权交易,静态的选择点对这类交易并不重要。[4]同时,现代大选的各种需求,鼓励政客们放弃而不仅仅是忽视潜在的普通选民。[5]

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选民们对这种政治体系狐疑满腹。在一项全国民意测验中,过半数受访者、超过三分之二的黑人受访者,非常怀疑自己的投票是否算数。[6]政治犬儒主义已经从政治“制度”蔓延到了公民自己的代表。34-55%的选民相信国会议员收受贿赂。[7]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71%的美国人认为议员们将党派政治摆在选民利益前面;其中63%的人强烈认同这个观念。[8]一名进行这项调查的跨党团体成员认为,美国现在的实际政治状态至少是“高度不稳定的”。[9]如果一般美国人都持这种怀疑论,非洲裔美国人就更是如此了。20074月,南卡罗莱纳州700名黑人接受了一项调查,77%认为华盛顿的政治过程“漏洞百出”,69%认为美国的前进方向错了。[10]

世界上还存在另一套历史悠久但却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传统,就像英国早期的国会代表,或者詹姆斯·麦迪逊所想像的理想领袖那样,“最好”或者“最高贵”的人被期待栖息于不同的世界,对不同的利益负责,而不仅仅是选民的利益。那么,贵族制与代议制民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紧密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联,这种关联已经永久地嵌入了美国当代选主体制的方方面面。

代表作为陌生权贵的财产

在选主制中,据说人民参与治理是通过选别人来替自己做主。当选者通过扮演一个或几个角色来代表选民利益。他们或是充当受托人(trustee),通过与其他立法者进行协商,但最终征询良心,来代表公共利益、采取行动;或是充当代表(delegate),忠心履行选民赋予的使命;或是把自己当作一面反射镜(Descriptive Mirror),准确反映选民的社会特征。[11]代表的反映论可能是最有争议的。[12]但是,所有这些角色都假定,选民利益是静态,而代表能够或者应该在个体意义上行动起来,弄清楚这些利益到底是什么;提供个人选区服务是咨询或者吸引选民的一种手段。

这些有关代表的传统理解方式都假定,代表的角色直接来自当选这一事实。根据选后制度激励,当选官员可以或者应该单方行动,将选举结果转变成为一个角色。每两年、四年或者六年需要再次面对选民,这是一条在形式上约束代表如何解释自己角色的纪律,选举将权力从人民手中让渡给了代表。这种权力让渡给了在位官员一种赋权感,放松了人民与其政府之间的联系。正如托克维尔的评论,公民开始“觉得事不关己”。

代表可以被视为通过赢得公开竞赛而获取的一种公共地位。然而,在选民走向投票站之前,与该地位相关的一切都已经确定了。尽管选择时刻因发生在选举期间而被神圣化,但实际上,在此之前,选择时刻早在选区划分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13]而在选区划分这个真正关键的选择时刻,选民并没有参与。选区划分一般比选民正式投票日早得多,在位当选官员深深卷入这个高度党派化的过程中。在自私自利的党派分子控制下,选区划分会触发一系列涉及技术专家和政客的水平关系,这些人操控确定选区边界的程序,表面上却要摆出符合美国最高法院人口均等原则的样子,这项原则要求选区所囊括的人口数量必须相等。[14]代表们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来选择选民,他们这么做是基于选民认同假设。由于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密室政治”中完成的,胆大妄为的现职政客们倾向将选民驱赶到人为划定的政治单元之中,把选民与代表栓在一起,赋予同一种身份: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福音派基督徒或主张堕胎合法的女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在位者得以保持对该选区的政治控制。通过选区划界,现职政客实际上提前决定了选举结果,而选民投票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地理区域与选区划分混在一起制造出符合宪法的过程,其受益者正是在任者。与托克维尔所谴责的陌生权贵一样,政治当权者学会了把选区和区内选民视为一种“代表财产”。这实际上是假定在职官员将来也有资格拥有这个位置,尤其是那些已经连任数届的官场老油条们。与他们在早期英国国会历史上的先辈一样,代表在本质上约束了选民,而非相反。

无论是反射(镜子)、代表(使命)还是受托人(德智兼备),无论全体一致还是勉强多数当选,代表个体都代表整体,并代表全体选民做决策,甚至也代表那些没有投票给他的人。由于结果是赢者通吃,无论谁获得51%的选票,他都可以代表整个选区,包括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剩下的49%“事实上”也被代表了,因为代表是“本选区”的代理人,他或她被假定会为区内全体民众服务。这种实质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意味着当选官员也是其反对者的代理人,尽管那些人并不支持或“不同意”由当选官员代表他们的利益。代表们代表生活在本选区的所有人,就好像本选区所有人事实上都支持她赢得选举。[15]同时,人们经常假定,在一个选区失败的少数,在另一个选区可能在数量上处于多数,后者实质上代表了前者。换句话说,当选代表被假定既代表反对自己的人,也代表支持自己的人。她同时被假定也代表了那些如果能够投票也会支持她的人。结果,代表既是本选区身份的“代理人”,也是其仲裁人。

假公济私的两党政客都把他们所代表的选区视为专有利益,当他们划分选区界线或者用政策倡议换取高额政治回报的时候,这种利益显而易见。因此,这些治理单位会繁殖托克维尔笔下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乡村的那种状况。赢者通吃制选区会培育一种消极公民,他们遵从当选官员,最终与政府保持距离,这个政府被视为“陌生权贵的财产”。即便更多黑人或拉丁裔政客当选,他们也需要有组织的、动员起来的公民,来确保政客们在选后负起责任。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市所缺的,正是支持和鼓励负责选民的制度结构,所谓负责选民指的就是动员起来的公民组织,它们既能让当选官员对共同(尽管不必然固定)议程负责,也能在这些官员因为推动共同议程而受攻击时保护他们。

集体效能假设

集体效能涉及的是从社会权力中建构政治能力的过程。[16]在人民将邻里、同事或者社团之间的网络和纽带转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之前,这种权力处于蛰伏期。[17]集体效能通常是由两个相互增强的信念触发的:一群人有能力作为一个群体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会取得成功。

借用集体效能这个术语,我这里试图把民主问责的标准重新概念化,其重点是公民在政治上作为议程设置者,而不仅仅是选举者的集体智慧、集体信念、集体能力。集体效能寻求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公民参与:1)在集体论坛或协商论坛中,而不仅仅是个体做出选择;2)整个政治过程,而不仅仅是在选举之前;3)各种提高“代表正当性”的方式;4)影响决策或政策制定过程;5)塑造利益不断演化、适时调整的负责选民; 6)促使公民敢于承担风险,富于创新意识,挑战各类不公。然而,集体效能不会在选举背景之外单独作用。实际上,致力于集体效能可能会激发更多公民参与投票,无论是作为代表的选举者,还是公民复决或创始的投票者。通过让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影响自己生活的决定,促进集体效能的各种制度安排,更传统投票形式的参与水平也会提高。

集体效能给作为一种身份或者地位的代表理念制造了压力。集体效能不把选举看作是一次从选民到代表的权力传递,而是把在选民中间、在动员起来的选民与其代表之间形成一种负责关系的过程,视为代表成功的关键,视为社区有效实现共同目标的核心。代表及其选民互相影响;在代表过程中开始理解各自的利益。而且,为了在选民中间实现集体效能,代表把自己视为选民共同体一员,而不是一个外来权贵。

在集体效能职责刺激下,代表与其选民建立了协作而非独占关系。为了让这一关系具有某种特征,代表谋求设立制度化论坛,让选民有办法去发展和交流其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代表推动创造一个以议程而非候选人为中心的选区,其中代表与其选民的利益都在协商式争斗中逐步发展。公民及其代表共同提出公共政策目标。代表本身并不是民主。代表也无法独立运作。相反,负责任的选民们改造了公民与其代表之间的关系,最终也改造了公民与其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个民主问责的新标准就从这些集体效能的例证中浮现出来,这个新标准不单纯依赖选举。其生命力来自下述三个假设:(1)民主结果应该体现集体智慧:[18]普通人是重要的决策者,而不仅仅是个统计数据点;(2)参与过程增强了民主的正当性:人民更信任自己做出贡献、付出心血的结果;(3)民主要回应的是基于公平的各式各样的表达,而不仅仅是选票:参与不能被缩减成一个单一的选择时刻。

这些假设建立在更普遍的参与价值之上:参与让公民有能力承担风险、富于创造力、挑战不公以及对公共辩论有所贡献。这些假设也都是在回应让我们的选主体制感染瘟疫的各种变量:公民不参与、不信任政客、不尊重政策结果。这种叙事强调公民参与的下述潜能:产生更好的结果,更正当的过程,为民主问责提供基于公平的更牢固根基。一个更多参与、更有活力、更注重交往的民主问责方式是可能的,至少在地方层面是可能的,它是对选举的升华而非取代。

我质疑的是这样的传统智慧:修补民主主要就是修补选举体系。选主理念是一个糟糕的民主观,尤其是因为它将政治代表与其选民分离开来,将选民彼此分离开来。英国上议院议员常说,选举不是万灵药。尽管他们这样说有其自我辩护的缘由,但这个主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陌生权贵的统治,不论是选举的、任命的还是靠爵位得来的,都是对民主的挑战。

我论证了真正致力于民主的美国人应该考虑,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公民同胞中间建构集体效能以回应这一挑战。我想问的是:我们能否超越过时的代表观念?我们能否超越实质上没有活力的代表,能否超越作为固定代理人而非有活力伙伴的代表,能否超越以赢者通吃为基础的选举?这种选举削弱而不是鼓励全体选民根据自己的界定加入一个共同体,成为精力充沛的问责选民。这个问题最终是为了寻求阐明一个更大的道理:民主与自治相关,而不仅仅是代议。


¨ 本文选自王绍光主编、欧树军翻译的《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版,第87-134页。

* 哈佛大学法学院Bennett Boskey法学讲座教授。本文译自Lani Guinier, Beyond Electocrac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as Powerful Stranger,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71, No. 4 (2008), pp. 135

[1] A. F. Pollard, The Evolution of Parliament (New York: Russell &Russell, 1968) 152-153.该书第一部分阐述了当代选主制与代表史的关联。

[2] M. Weir and M. Ganz, Reconnecting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 Skopcol and S. B. Greenberg (eds), The New Majority: Toward a Popular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P, 1997) 149-171.

[3] See J. Mansbridge,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 (2003) 97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5.

[4] 华盛顿的登记说客数量现已超过26000,比十年前增加两倍多。P. Katel,Lobbying Boom: Should the Influence Industry be Regulated More Closely? (2005) 15 C Q Researcher 613, 613. 2006年,说客们史无前例地从客户那里收取了20亿美元,用来影响国会。同上。

[5] 政客和政党经常采用负面竞选策略:通过负面竞选广告,迷惑公众,削弱对手的支持者,民主、共和两党竞选委员会花在攻击对手上的钱,要比支持本党候选人的钱多六至八倍。C. Rodriguez, Meet the 7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Who let the Dogs Out to Get out the Vote? Denver Post 5 November 2006, L3. 社区居民很少有机会有效参与,这是因为政党的主要目的已经从动员选民转向募集资金;政客“更有筹资动力,他们没有动力去动员自己选区的选民”。Weir and Ganz, n 5 above at 157.

[6] D. A. Bositis, 2004 National Opinion Poll: Politics and the 2004 Election(Washington, DC: 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2004).

[7] M. Dimock, Independents Sour on Incumbents: Many Say Their Member has Taken Bribes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People and the Press, 2006).

[8] D. Balz, Survey: Americans Have Cynical Views of Politics Washington Post 28 July 2007. 这个结果特别令人震惊,因为公众的怀疑主义现在延伸到了国会成员个体身上。美国人对代表的这种态度,是个历史性的例外。

[9] Balz, ibid, quoting Celinda Lake. 71%的受访者不相信政府做的事对国家有利。A. Nagourney and J. Elder, Only 25 percent in Poll Voice Approval of the Congress ,New York Times, 21 Sept 2006, A1. 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率低于30%R. L. Cole and J. Kincaid, Public Opinion on Federal and Intergo­vernmental Issues in 2006: Continuity and Change (2006) 36 J Federalism 443, 447.

[10] 南卡罗莱纳州非洲裔美国选民照例对政治不满,他们希望总统候选人谈谈战争、医保和经济议题(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nd 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2007).

[11] 但请比较K. Tate, Black Faces in the Mirr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 the U.S. Congr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3) (政治代表有三种形式:实质性的、反映性的和符号性的)。

[12] 参见H.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90 (一个人只应为其所做的负责,不应为他是什么负责;所以一个描述性代表只能为他是否准确反映了选民信息负责)。又见Shaw v Reno 509 US 630 (1993) (带着选民的种族认同意识创建选区,会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伤害;意味着它向代表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她只需要代表具有相同种族认同的选民。)

[13] 划分选区实质上是决定谁的票没用的过程:决定哪些票是多余的或者不相干的。参见L. Guinier,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33-137.

[14] Reynolds v Sims 377 US 533 (1964); Baker v Carr 369 US186 (1962). 这通常是指“一人一票”原则。

[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人一票”原则在美国助长了虚拟代表理念,因为基于人口原则,所有当选官员应该在每个选区中拥有相同数量的人。与虚拟代表理念共同发挥作用的,正是这种人口均等原则。儿童、被剥夺公民权的重罪犯或者精神不健全的人,没有投票权,只是简单地假定他们被有投票权的人代表了。然而,他们在选区里的存在,对于根据“一人一票”确立政治平等是有价值的。参见L. Guinier and G. Torres, The Miners Canar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2002) 179-182.

[16] 源于参与社会交换的社会权力、友情或亲情纽带,增强了支援邻里的集体行动所需的互相信任和共同期望。同时,权力成为一种交流手段而非一种固定状态,让个体和团体有能力质疑“权力拥有者内部的权力封闭”。

[17] 我把集体效能这个术语和组织研究文献中作为“关系”的权力定义联系在一起。参见M. Grinthal, Power-with (15 May 2006) (draft on file with author); also Meyer, n 75 above at 4.

[18] 这种结果将会根据才能而不仅仅是回应性予以考量。根据这些考量,结果据说将会为那些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人所知晓;它们的持续性也会更强,因为更多人会被卷入它们的成功;也更可能得到正确答案,至少会得到时间证明。

 

环球扫描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5月下旬,共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201310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10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5月下旬,共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舆情概述

629日亚投行签署仪式至71日,国外主流媒体及国内网络舆论对该话题的舆情热度持续升温,国外主流媒体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有335余篇(含媒体转载)。

如图1所示,作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国印度的主流媒体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事件报道量最高;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由于《亚投行协定》签署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等息息相关,其国内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较高,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主流媒体也有较高的报道量。

1 全球他国/地区对“《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报道量分布图

议题分布

围绕着“《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国外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域中形成了两大议题:1.《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与挑战;2.《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

《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和挑战

亚投行的大股东国和大多数参与签署《亚投行协定》国家的媒体,对亚投行的成立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给予了很高的关注。

629日,印度最知名的金融报纸《铸币》发布消息称,周一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一项关于亚投行的协议。630日,印度报纸《商业标准报》发布消息《亚投行50个国家签署协议》称,印度作为50个国家之一在周一签署了一项由中国引领的1000多亿美元的亚投行协议,该协议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被视为由美国和欧洲主导银行的竞争对手。

630日,《巴基斯坦观察者》(Pakistan Observer)连续发表2篇长文《亚投行不是对抗而是一种补充》及《中国正在引领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银行》,文中指出,51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章程”,正式启动亚投行,这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下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次尝试。文中还多次援引巴基斯坦财政部长Mohammad Ishaq Dar的讲话,如“亚投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巴基斯坦在历史性的仪式上,作为联合创始人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日,《巴基斯坦银行家》也发布消息称,亚投行协议的签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成功。当日,《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发表题为《前财长驳斥对亚投行的质疑声》,文中指出,前财政部长Martin Parkinson通过澳大利亚国防决策层参加亚投行的签约仪式,并对近日兰德公司执行长Richard Solomon表示的“美国担心AIIB缺乏透明度”予以驳斥,认为亚投行有积极作用。当天,《吉朗广告人》发布消息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约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协定,这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北京正在加快其全球外交和经济作用。

此外,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为亚投行点赞;英国路透社也报道称,中国外交政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之一将于629日成形,届时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将在北京就亚投行签署协定;6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亚投行为“中国巨大的外交和战略胜利”;法国法新社报道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署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银行将成为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中国正在加紧提高其外交和经济的全球地位。

而菲律宾因为临时退出,当地多家媒体就此事热议,如菲律宾《每日论坛报》多次发文批评阿基诺政府没能及早签署协定,如题为《盲目的忠诚与全然不顾》的社论批评道,“全然不顾国家真正的利益”、“将成为另一个失去的机遇”;《马尼拉公报》发布消息称,在一份声明中,财政部长Purisima说菲律宾政府正在“谨慎”研究是否会加入亚投行。此事件也得到了日本的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跟进对菲律宾的“爽约”原因进行猜测,如《产经新闻》629日发文称,菲律宾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所以对签署协定面露难色;日本《读卖新闻》称,菲未签署可能是因在南海问题上与中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该国的媒体对此事件关注度较高,如629日,《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中国银行更加开放,而美国站在边上》称,华盛顿几十个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在周一庆祝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这是中国外交和经济的成功。文中还援引美国项目发展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F. Runde的讲话,称尽管中国官员私下表示,他们不寻求随着银行的扩张而扩大的否决权,但亚投行的影响力肯定将不断加强。当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文章《亚投行将检验北京的管理风格》(AIIB Tests Beijings Management Style),文中指出,亚投行的建立将是北京影响全球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是最难的部分,是看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妥协,让亚投行接受国际标准。630日,《华盛顿邮报》刊文《中国开启了亚投行,这是“史诗之旅”》与《中国引领的亚洲银行的协议已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有50个国家参与,是北京而不是美国在引领,北京正在凸显出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该项目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让北京成为中心。” 另外,《环球时报(美国版)》与《中国日报(美国版)》在629日至71日之间发表多篇有关亚投行的新闻。

《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

629日,印度《金融快报》发表文章《中国在亚洲银行持有否决权》,文中指出,中国将在亚投行控制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在某些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尽管北京坚称它不会这样做。印度报纸《经济时代》630日发表新闻《印度,与其他49个国家签署了亚投行协定》,文中指出,亚投行协定规定了每个成员的份额,总资本1000亿美元,亚洲国家将占资本总额的75%,根据协议,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是三大股东国。

630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发表题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报道,文中指出,俄罗斯拥有第三大股权,亚投行旨在成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630日,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了题为《印尼在亚投行投资巨大》的新闻,文中指出,印度尼西亚参加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建设,并成为其第八大股东国,文中还援引印尼政府一名官员的话:“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亚投行,解决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缺口问题。”

630日,澳大利亚报纸《汤斯维尔公告》发表新闻《亚投行正在签署》,文中指出,财长Joe Hockey已于北京正式签署了澳大利亚参加亚投行的协定,Hockey说“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澳大利亚将贡献约9.3亿美元的预付资本,是第六大股东国。

630日,英国《苏格兰人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的新的发展银行协议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将首先授权资本500亿美元,最终将提高到1000亿美元。中国将持有30.34%的股权使其成为银行的最大股东, 而这将使中国在多边机构中拥有26.06%的投票权。印度将成为第二大股东,可拥有10%-15%的股份,而俄罗斯和德国将成为第三大和第四大股东。《苏格兰每日邮报》630日发表文章《陷入困境的银行感到疼痛》,文中指出,尽管中国引领的亚投行首批吸引了21个国家,将会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但谨慎是有充分理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股股东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尽管它在金融领域的贡献非常缓慢,但至少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盟主。亚投行中国是主要股东,占30.34%的股权和26.06%的投票权。北京热衷于通过展示其反腐例证以树立公开透明的形象,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否属实。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71日一则消息称“根据本报获得的一份亚投行章程复印件显示,从亚投行的投票权结构来看,鉴于亚投行的重大决策需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作为该行最大股东的中国将可能有机会否决重大决策,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级多数票才能通过的结构、成员、增资等重大事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在亚投行的投票权为26.06%,事实上拥有对重要事项的否决权”。

舆情评析

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0153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此后来自亚欧的几十个国家,纷纷表达了要成为中国提倡的亚投行创始国的意向,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不顾美国的意见,也加入到“亚投行”的大军,这个尚未正式运转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下子成了备受关注的国际事务,被业界、学界看作是对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的最直接挑战。而《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被各方认为该机构“根本大法”,自然引来了舆论热议。

国际舆论主要围绕《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据监测数据分析显示,在国际上,不同国别的舆论场对此话题仍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与立场,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观察者》的报道偏向积极支持态度,英国《苏格兰每日邮报》、法国法新社的报道较为暧昧,而日本几家传统媒体的有关报道则旗帜鲜明的持反对态度。

1 不同国别媒体话语分析统计

从地域纬度上看,分布在各大洲的亚投行成员国都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给予了较高的关注,美国、日本虽然不是成员国,但由于亚投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国内主流媒体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从媒体纬度上看,这些媒体大多属于主流媒体,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国内的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舆论场也对该事件保持着热议。从信源及报道框架纬度上看,大多国际上的主流媒体都援引官方信息及政府官员,如各国财政部长的观点,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进行报道、对其意义进行阐释。

亚投行能否成功,事关“一带一路”、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多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国际金融机构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中国在这方面还缺少相关经验。在这个由中国发起、并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国际机构中,不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国际经验丰富的英、法、德、澳等国,亚投行面临着在不同国别、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舆论引导、对外宣传、民众接受度等问题。从亚投行组建初期到协定签署完成,一些国外媒体在进行有关亚投行的新闻报道时往往带有偏见或敌意。亚投行未来如何持续发展?中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都将对我们党和政府外交智慧的一次新的考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文史沉思
#esle

便似携锄种明月

洗石

2015-10-19 23:08:21

读林则徐,如诵传统文化的多彩诗章。时而为其凛然正气所强烈震撼,时而为其坚韧不拔所深深折服,时而又盛赞其毅然创新的堂堂之鼓,时而则沉思其守先待后的深远神韵。

读林则徐,如诵传统文化的多彩诗章。时而为其凛然正气所强烈震撼,时而为其坚韧不拔所深深折服,时而又盛赞其毅然创新的堂堂之鼓,时而则沉思其守先待后的深远神韵。

林则徐的毕生实践可谓兼“创新”与“坚守”之二任,它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是富含创新基因的,其某些重要价值观念不仅不可割断,而且应大力弘扬!

林则徐出身书香之家,但祖父时家道中落,父亲林宾日已“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可是他教育得法,则徐七岁,父亲便让他学作文。亲戚朋友们反对,担心欲速不达。但林父说:“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施教耳。”

因材施教,激活孩子“时有发现”的灵气,无疑是发展创造潜能的好方法。千百年来,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倘一提传统教育就把它和令人窒息划等号,便大错特错了。林则徐受传统教育,吸收传统文化,但分明有极强的创造力,难道不是事实吗?

有个“开潘氏仓”的小故事很有趣。那年林则徐任职苏州,赶上大饥荒,急须开仓赈民,他打算到苏州首户潘世恩家借粮。潘世恩是当朝尚书,因母丧正“丁忧”在家。则徐登门请潘尚书开仓放米,不料潘信誓旦旦,说他家粮仓早就空了,粒米皆无。则徐平心静气听完,缓缓说道:“既是空仓,也好,正可借来贮米啊。”立刻命手下,去给潘家粮仓贴上封条,紧急借用。潘家人连忙阻止,则徐说:“潘大人说的明白,是空仓,不过是暂借一用而已。”自然,潘家的米不久就启封放赈了。

林则徐从政数十年,化解难题无数,但从不谋私。他曾因林宾日身体不好辞官回籍,打算不再复出。林宾日坚决反对,说:“汝年未四十,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安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儋石储,就是百斤以上的储备粮,这是一家人安心度日的下线。那时林则徐已任“司局级干部”十几年,家里还无“儋石储”,直到任省部级高官二十年后,给子女“析产”,每个儿子名下的房产财物折成现金,也只六千两银子。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官”相比,林则徐可算圣人中的圣人。而他的创造能力则是能臣中的能臣。“开潘氏仓”之类不过“小菜一碟”。他虎门销烟、粤海抗英、开封治水、新疆屯垦、云南敉乱,一桩桩“硬邦邦”的大事,在在体现出他超强的创造能力。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开启了我国探求国外新知的风气。这是石破天惊的创新之举,但其中体现的,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理念。《大学》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楚地昭示着创新理念。《中庸》指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重视品德修养,还要自强不息,努力求知,达到广博、精深的程度——道破了创新的必由之路。这些经典教诲,林则徐早在七岁前就深印在脑海里,而且还“时有发现”。应当说,林则徐的创造力,充分得益于他受的传统教育。大张旗鼓地探求外国新知,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虽与林则徐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对林则徐探求新知也钦佩不已。这说明,最了不起的创新,未必就要惊世骇俗,弄得人人不懂。

林则徐探求外国新知,是有备而来的。他一到广东就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条幅挂在钦差大臣衙署,这无异于他探求新知的郑重宣言。“有容乃大”典出《书经》“有容,德乃大”。成大德,是传统文化对做人的最高要求。《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说,使“德”完美再完美,是“大学”最根本的道理。最近习总书记接见日本访华人员时引用了“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文化中这个“德”字的重要意义。林则徐肩负禁烟大任,高屋建瓴,牢牢把握住“德”惠苍生的最高追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学习一切新东西,这是他在广东一系列创新的思想基础。

林则徐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比如他与水军战士“约法七章”,其中有一章很有意思,讲瓜皮小艇攻击拥有重炮的“敌舰”的战法:以三十只小艇对付一艘敌舰,从敌炮射击盲区处逼近,把满载易燃物及火药的小船牢牢“钉”在敌舰下部,纵火后战士泅水返回,当然同时还有中部、上部的攻击之法。总之,其创新之举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文化上对外国新知的探求。

要了解外国新知,必须组建翻译团队。这在当时是无中生有,简直是无所措手的难题!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林则徐正是不拘一格,组建了我国第一支西方文献的翻译团队。他在北京访求到一位在印度受教育、懂英文的老人,便邀其一同南行。后又访求到四位翻译人才;一位是混血(母亲是孟加拉人),曾帮英国教会用中文讲《圣经》;一位原籍四川,十岁在南洋学过拉丁文,后在马六甲编写过当地大学用书;一位曾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书,回广州后在外国洋行教英文;一位则是从小在美国传教士家里长大,刚返广州不久。按清政府招募文员的常例,这些人没一个够格。即使县太爷的“文秘”,起码也得是秀才。而林则徐却把这些无学历、无功名、无家世背景的人礼聘为钦差大臣幕僚,当时的满朝大员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这支队伍的翻译工作进行了差不多两年,林则徐借此不断增加对世界的了解,同时他还组织了另一支二、三十人的调研团队。这些人不是官员,而以洋行职员、外洋船只引水员等熟悉外国情况的下层人物为主。在英国人的记载中统称为“奸细”,说这些人极聪明,专搜集外国情报动态,包括英国商业政策、各种机构详情、对清政府所颁禁烟政策的反映、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外国流行什么书、从哪儿能搞到等等。林则徐要求这些人把有关情况定期书面上呈。有时,他还把一些人传到家里,从白天谈到夜晚。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深入细致的,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外国军舰上有多少门大炮,炮位在哪儿,射击盲区又在哪儿。

林则徐探求新知范围很广,对某些问题更是反复探求。比如瑞士人瓦特尔的《各国律例》,是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一本关于“国际法”的著作,其中有谈“战争”“敌对措施”“封锁禁运”等几段文字,林则徐认为很紧要,但幕府译员的译文不令他满意。他知道有个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医院。于是就找了个熟悉这位传教士的洋行商人,以林钦差名义挂号求医,寻求治疗“疝气”的药物,实际是把那几段文字拿去请他再译一遍。当时林则徐正勒令英国鸦片贩子义律交出杀害中国人的凶犯,而那几段文字很有参考价值。林则徐探求新知,确乎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林则徐的翻译团队译了《各国律例》、伦敦新版《世界地理大全》及《中国人》等最新著作,还把“洋报”上各类信息陆续翻译出来。林则徐将其加工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和“论各国夷情”等若干辑,有的抄送督抚官员参考,有的进呈给道光。林则徐很珍视这些资料,他遣戍新疆时专门到镇江,与著名思想家魏源彻夜倾谈,一部分资料托魏整理,辑录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其余的则带到新疆、云南,随后又带回福建老家。魏源及其后一些人对“西学”的探求,都起步于林则徐的推动。林则徐毅然突破了清代中叶的自我封闭,大力探求国外新知,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史学家把林则徐作为我国近代史起点人物,这是对林则徐创造性历史贡献的公允认定,符合林则徐率先反抗外国侵略并且战而胜之的事实,符合他在清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事实。

对林则徐的这种开创能力,有些人觉得不可理解。近日看到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各国律例》的翻译。”为什么用“居然”呢?难道林则徐必须闭目塞听就正常么?这个“居然”背后,分明有着对传统文化相当深的误解。传统文化中不乏封闭保守的东西,但其富含的创新基因在林则徐身上生机勃勃,怎能视而不见!

林则徐是抗击外国侵略的一面旗帜。英国远洋舰队不敢在广东与林则徐“叫板”,广大民众则赞美道:“客从粤中来,语我粤中事。岩岩林制军,万鬼不敢觊。”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时,江南到处传言:朝廷起用林则徐,赐尚方剑,总制四省,兵已渡淮,且至扬州矣……

但同时,林则徐更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一面旗帜。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传统文化不尊重人的个体存在,认为儒家教化扼杀了人的“个性”。这也是站不住脚的。

林则徐的坚韧、刚强、旷达、决断,无不体现出鲜明个性。他屡挫英舰,令英军头目叹服“林总督”的“血气”“才华”(见梁廷柟《夷氛闻记》),这是多么有锋芒的“个性”!他探求国外新知,敢为天下先,其浩然之气,何其壮也!

林则徐个性鲜明,是有师承的。他从十四岁考中秀才到二十岁中举之前,除偶或教读谋生,主要是在“鳌峰书院”求学。该书院“山长”(主讲者)郑光策,讲气节,崇尚“经世致用”。乾隆闻其名,一次“下江南”期间曾专门召见,而郑不肯屈事和珅,毅然归里。像郑光策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比如浙江人姚学塽,考中进士,授“中书”之职。当时和珅是大学士,按规矩,“中书”对“大学士”须执弟子礼,姚学塽“耻之”,辞官不做。传统文化把这种凛然的个性称之为节操。

孟子有段名言:“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都是圣者,但每人有不同的特征。伯夷是“清”,就是对是非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伊尹是“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柳下惠是“和”,就是不像伯夷那样界限分明,随和但不越底线;孔子是“时”,兼有前三者优点,合于“时”之所需。郑光策、姚学塽可能更喜欢伯夷的“清”。

夷清而惠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但都是“圣者”。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伯夷是亡国贵族的儿子,两人大不相同,孟子并不认为伯夷也要像伊尹那样以天下为己任。而有趣的是,伊尹还曾是陪嫁的奴隶呢。孟子这段话,对儒家主张“个性”多样化,说的实在相当透彻。即使是“圣者”,个性也是多样的,遑论其余。传统文化何曾扼杀“个性”呢?

林则徐是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他的个性大概与孔子的“时”有些接近。而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其他人,他又怎样对待呢?试谈三例:一小官,一“落榜生”,一颇有造反精神的书生。

林在江苏时有个下属陈德培,有能力而屈居下僚。林则徐发配新疆,途经甘肃,陈在甘肃“候补”七年才刚当上一个“九品”小官。林则徐对故人真诚相待,临别写了四首七律相赠,谈自己当时的心境“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很感人。同时勉慰陈德培:

晚嫁不愁倾国老,卑栖聊当入山深。

仇香岂是鹰鸇性,奋翼天衢有赏音。(鸇:zhān,猛禽)

“仇香”句用了《后汉书》仇览故事。仇览又名仇香,淳朴寡言,四十岁才被县里召为小吏,管理种多少果菜、养多少鸡豚的小事。对不事生产的年轻人,他负责指派任务,役以田桑。哪家有丧事他要去帮忙;哪家穷寡,他要设法赈恤。有位“政尚严猛”的县令王某,听说仇览“以德化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人“少鹰鸇之志”。鹰鸇是猛禽,那位王县令喜欢“鹰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欣赏“霸气”的干部。但仇览说“鹰鸇不如鸾凤”,依旧踏踏实实干他那些事。《后汉书》给不慕“鹰鸇”但做“鸾凤”的小吏仇香立传,可谓颇具慧眼。林则徐就用这故事勉慰陈德培,说像仇香那样的鸾凤,同样可在天空高翔,同样会有知音。

“落榜生”叫李纶元,考进士名落孙山,不服气,打听到他的卷子是林则徐阅的,就写了首诗给林则徐,请林“指导学业”。林赴云南主持乡试,途经李的老家,写了“次韵答谢”的诗赠李。次韵,就是用李诗原韵,表示尊重。首两句自我批评:“当时真自笑冬烘,只少金箆为刮矇”,说自己可能确有点冬烘气,当时眼睛被什么东西挡住,该用篦子刮刮才好。末两句劝李别着急:“不明未必皆如我,会见知音遇有司”。身为考官,向落榜生检讨,这份尊重可圈可点。而中间十二句,则说明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文章要在修辞、韵味上下功夫,二行文要务去陈言、不要全是套话,三做人要有正气。这些意见针对性很强,但用了韩愈《答李翊书》的故事来表达,不失含蓄,让对方易于接受。这名落榜生太热衷功名,林则徐看得很清楚,但对他勉励、引导兼而有之,实在是循循善诱的典范。

有造反精神的书生叫钱江,《夷氛闻记》说他“在粤不为士夫所齿”,一般读书人不愿与之为伍,很“另类”。但在反对签订“南京条约”时,他积极奔走,写《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指陈英国侵略者罪行,很有感召力,还在“明伦堂”召集士民几千人,号召组织乡勇抗英。结果被投降派捏造罪名,遣戍新疆。林则徐在新疆听说此人,很器重。林则徐很赞成组织乡勇抗英,特地在乌鲁木齐邀钱江会面,请钱吃饭,表扬他,并对其遭遇表示同情。林则徐离开乌鲁木齐时,钱江陪他走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才依依惜别。

林则徐待人以“德”,恪守礼敬之道。对不得志的陈德培,对有“鹰鸇”之性的钱江,对热衷功名的李纶元,他都勉励有加。从林则徐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文化对具有不同个性倾向的人,是理解尊重的,是与人为善的,是着眼于化解“心结”的,是有原则的。但现在有些鼓吹“个性”者,往往并不懂得尊重别人,而把人的“个性”和人的社会责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个性”一词有些变味了。

本来“个性”的意思很明确。《现代汉语词典》说:“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比较固定的特性。”黑格尔说:“个性像白纸,一经污染,便永不能再如以前的洁白。”这两种解释相通。我国古代没“个性”这双音词,只用单音词“性”,如“鹰鸇性”的“性”即“个性”。古代所用的“性情”“禀性”等,则与“个性”的意思差不多。

而鼓吹“个性”者,却让这个词背离了本义,让它等同于“任性”,等同于唯我独尊,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这与几十年的外来影响有关。著名学者吴宓曾说:“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定则,正是现在一些人所标榜的“个性”。吴先生当年的话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出这种煽动感情、鼓吹主观自私的东西,是西方“近世”(即继浪漫主义之后的未来主义等)才大行其道的,以前的西方文学并不这样;二是指明这种所谓的“个性”,是我国传统文化从来不予肯定的。吴先生要表达的是我国传统文化有优于西方处。

吴宓是我国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创始人,1916年留美,1925年应聘于清华,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吴先生这一论断符合中西实际。我国传统文学中不乏“个性”突出的英雄人物,但不管是鲁智深,还是李逵,都绝不“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上世纪风靡海内外的金庸、梁羽生武侠名著,创造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侠义英雄,但都是传统道德英雄,这是他们为华人所喜闻乐见的原因。把西方“近世”鼓吹的“个性”奉为圭臬,有很大片面性,弄不好就把痈疽当成了宝贝,对构建现代文明社会的消极作用很大。

鼓吹这种“个性”者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似乎只有张扬这种“个性”才利于创造性的发挥。这不符合实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两汉”跨度约400年,“三国魏晋南北朝隋”的跨度也约400年,但“两汉”时期重大的科技发明项目要超过后者至少一倍以上。而魏晋南北朝,恰恰是“蔑视礼法”(类似于现在某些人所谓的张扬“个性”)之风盛行时期。这说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人的创造性易于得到发挥的重要条件。我们再看看现实,如果以1949年划线,那么建国后60多年,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创新,是建国前60年远远不可比的。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靠的是广大科技人员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鼓吹主观自私的所谓“个性”,难道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吗?

人的健康个性,会产生巨大正能量。只有当人的“个性”融汇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之中时,才会形成巨大创造力。林则徐便是极好的一例。

我国传统文化,是“以民为本”的文化,修、齐、治、平,无不以民为本;我国传统文化,又是倡导“知”“行”统一而尤重于“行”的文化。《易经》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强调对精要之义的透彻理解要落脚于实际应用。《中庸》关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名言,强调学、问、思、辨,要见诸于札札实实的“行”,即有益于社会的实践。重视人的个体存在,同时又把人的个体存在与群体的“民”的利益统一起来,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应大力弘扬。

林则徐天资明敏,才华高卓。他在友人潘曾沂画卷上题了首七十六句的七言古诗,竟然一挥而就。这份才情,即使与第一流文学家相比也不遑多让。但他无意做诗人。他服膺范仲淹的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的愿望是“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金匮要略>叙》)这是林则徐毕生的追求。他把关系老百姓生死的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他的实践,彰显了传统文化富含的创新元素,体现了传统文化鼓励个性与造福人群相统一的价值观,证明了传统文化具有融入现代、适应构建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强大生命力。

携锄种明月,是林则徐任职杭州时的诗句。他政务之暇去游孤山,那里是北宋诗人林逋隐居处。林逋终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称其“梅妻鹤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林则徐为林逋补种梅花三百五十株,画“孤山补梅图”,写了“便似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襟”的诗,表达对前贤的仰慕。

皎洁的明月,寄托过中国人无数遐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林则徐以“种明月”的奇妙联想,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美好期望。其实,林则徐的一生,正是“携锄种明月”的一生。他苟利国家、生死以赴,济世利物、忧国如家,锐意进取、探求新知,不仅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坚守者,更是把传统文化的根,深深植入现代社会的一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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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1日至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92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应邀出席论坛。在参会之余,基辛格赶到中信集团看望老朋友,他曾经担任过中信集团的顾问。当基辛格得知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是围棋高手时,提出要向常振明了解一下围棋。会面之时,他一见到围棋,就被深深吸引,于是开始与常振明展开不同寻常的“纹枰论道”。

2015321日至2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92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应邀出席论坛。在参会之余,基辛格赶到中信集团看望老朋友,他曾经担任过中信集团的顾问。当基辛格得知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是围棋高手时,提出要向常振明了解一下围棋。会面之时,他一见到围棋,就被深深吸引,于是开始与常振明展开不同寻常的“纹枰论道”。

围棋中的战略与“势”

基辛格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以其渊博的学识常常在著述中旁征博引,跨领域地描述政治与外交。他阅读过与围棋有关的文章,并以独特的视角在《论中国》中借用围棋来阐述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不过,遗憾的是,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围棋,对于这个神秘的东方竞技,学习的心愿由来已久。

围棋,据说尧时发源于中国,至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其功能形态历经了模仿军事的智力游戏、修身养性的雅趣活动、争夺锦标的竞技体育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其战略特性,始终超越游戏的本质,纵横19条线361个交叉点,子与子之间没有谁大谁小“人人平等”,黑白分明,规则简单,玄机无限,甚至达到了“千古无同局”的极致水平。

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15岁的时候已经是北京专业围棋队队员,和聂卫平为队友,19岁进国家队集训,善于中盘发力,23岁曾经获第一届“新体育杯”围棋赛季军,聂卫平冠军、陈祖德亚军。常振明向基辛格介绍了围棋的行棋、胜负等特性,引起基辛格博士浓厚的兴趣。他与常振明董事长面枰而坐,深邃目光透过镜片,不时掠过棋盘上的黑白棋子。

基辛格博士善弈国际象棋,曾在《论中国》中以国际象棋和围棋的不同来描述中西方战略的差异:“国际象棋崇尚决战决胜,所有棋子各司其职地摆放在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而围棋则具有持久战特性,围棋棋手在空旷的棋盘上布子,不仅要判断棋盘上已有棋子的价值,还要考虑未知子力的运势。国际象棋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而围棋中更多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的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杀伤消耗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据地域,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常振明说:“我个人的体会是:每一步棋,每一块地域都存在战斗,围棋最主要的特点是‘Lose the battle, win the war’(为了赢得战争全局的胜利,可以不惜输掉局部战役)。围棋在棋盘上每个点都可以自由落子,不像国际象棋以杀死对方的帝王为胜,而是比较谁能围到更多的地域,比较利益的多寡。所以,国际象棋是战术的游戏,而围棋是战略的游戏。”

“围棋对弈的一方在棋局刚开始的时候,是心中就形成一定的战略谋划,还是根据局势的发展逐渐形成战略的?”基辛格对于围棋战略的形成,仍然感觉在概念上有些模糊,很难把握。

常振明在棋盘上摆上四颗棋子,介绍了围棋布局,接着又以更多的棋子将棋局引向中盘和官子,阐述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性。“博士在《论中国》中所讲的‘围棋是战略的游戏’,是完全正确的。棋手在对弈时都有各自初步的战略构想,随着双方战略的冲突会不断形成战斗和妥协。既有的战略往往要随时根据棋盘上对手的行动以及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因为作为对手的另一方是不会轻易让你的战略得逞或者顺利实施,这就是所谓的‘博弈’。”

“围棋是否像国际象棋那样,常常有一些固定的开局方式可以遵循,双方达成暂时的战略默契?”基辛格博士饶有兴致地问。

“在围棋中常有一些双方均可接受的下法,叫做定式。同时,也有均可接受的用多个定式和棋子构建的结构,叫做布局。与国际象棋一样,围棋有很多相对固定的定式和布局套路。但是,因为围棋太深奥了,过去认为可行的定式或布局,常常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进或者被淘汰,继而出现新的定式和布局。比如,围棋自古以来有‘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形象说法,主张先行角、再行边、最后占据中腹。但这样的说法并不绝对,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围棋理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中腹的重要性,对弈的先着点也不局限于先角后边再中腹的固定套路,愈发向中腹倾斜。”

基辛格:“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是现代围棋的发展颠覆了几千年来传承的观念?”

常振明:“好像还不能说是‘颠覆’,但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围棋的技术总是不断发展的。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像日本、韩国还有西方国家都参与到围棋活动中来。不同理念的碰撞,使围棋的表现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曾经担任过国际围棋联盟主席,这个联盟有70多个会员国,而且还在发展中,现在围棋的普及面越来越广泛。”

基辛格对围棋中有关“势”的概念比较模糊,特地向常振明请教这个问题。

常振明在棋盘上摆出实地和外势的形状,介绍围棋以占据地域多少来分出胜负,在具体的行棋中有实地和外势之分。实地是现实的利益,可以量化出来的空间,在对局过程中棋手经常以量化出的“目数”多寡来判断形势的优劣。但还有一种外势,是无法直接量化的,它构成某种发展的潜力、态势,但是,不一定笃定都可以兑现,需要以后的行棋来使之发挥效用,最终也要变成量化的“目数”。

基辛格好奇地问:“围棋的实地与外势有无优劣之分,实战中是占据实地较好,还是谋取外势更好?”

常振明:“实地与外势是一种棋形结构里与外的直观体现,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需要看全局的配合和未来的发展。高手对弈,必须谋略两者之间的均衡。实地是看得见、数得出‘目’的实惠,但是,过分追求实地,追求眼下的实惠,一步一个脚印,招招都能明确数出‘目’来,势必步调局促,缺乏发展潜力,可能在局势上吃亏;反之,过分张扬外势,一时气势汹汹,最后力不从心,落实不了,还是白搭。所以,对弈双方,既要争实地,也要争外势;既要注意压缩对方的实地,也不能忽视削弱对方的外势。不同的棋手,从布局开始,包括选择定式,偏好都会有所不同,有的侧重实地,有的强调外势。但是,谁都不能偏废,不可一味追求实地或者一味追求外势。如何处理好实地与外势的关系,以及在实战过程中,随着掌握好两者之间的转换,或者以外势变现实地,或者以实地扩张外势,实在属于‘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的事情,没有办法说出哪个更好。”

对此,基辛格表示对围棋的“实地”容易理解,但是“势”听起来总感觉有点虚无缥缈,很难把握。

常振明赞同基辛格的见解,他特地用计算机来举例。现在计算机的水平已经能够战胜世界上顶尖的国际象棋高手,但是,计算机在普通的围棋棋手面前,仍然是一个很低的“低手”,连一般业余棋手都没法下,就是因为围棋中存在“势”这个无法量化、从而无从计算的因素。或许可能西方的思维比较现实,更多注重能够量化的东西,像做生意一样,每一单,吃亏占便宜,都能计算得清清爽爽。而东方的思维,有的时候,更多注重均衡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在围棋的“势”中有明显的体现。当然,无论东方西方,一方面,眼前日子都过不下去,遑论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只顾贪图眼前占便宜,没有长远眼光,同样不可持续。

围棋虽然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却不能闷头贪图眼前小利。棋书上说,“弃小而不为者必有图大之心”,就是这个意思。当前走的每一步棋,都和继续博弈的最终胜负紧密相连。曾国藩说“人生随处有乘除”,经济学讲就是“机会成本”。不可能好处全让你占了。真正难的是选择、取舍和把握好眼下实利和长远发展的关系。

围棋中的商道与外交法则

基辛格博士虽然年逾90,思路依然敏锐,很快将话题转到经商上,认为常振明既然是围棋高手,以围棋的谋略来排兵布阵,经商应该有很大的优势。

常振明介绍说:“在商业活动中,我们总要与别人合作,合作时有竞争也有妥协,这一点与围棋是相通的,要有战略与舍取。不久前,李克强总理以围棋来比喻中国的经济,谈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时,形象地将稳增长和调结构比喻成围棋的两只眼,既要谋势,又要做活,做活了才能谋大势。”

“我想,围棋与外交的法则也是相通的。对弈的时候,需要诱导你的对手如何按照自己的思路行棋,然后以自己的策略打败他。”基辛格博士又敏锐地将话题转到外交上。

常振明回应道:“问题在于对弈双方都会这样想,这样希望,希望对手会按照自己的思路行棋。所以,这就要求双方,特别是高手对弈,充分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意图。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不同的策略,是围棋竞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不仅事先要相互了解,而且在实战过程中,从对方每一个落子,判断并且读懂对方的思路和考量。所以,我们也称对弈为‘手谈’,就是不用语言的相互理解、对话,甚至包括情绪的表达。‘谈’到什么程度?你看围棋,很多顶级的重大比赛,常常有中盘结束的。明明下了一半,半边棋盘还是空的,决没有象棋那样,老将被围逼住,不能动了,不是‘将’死了,中盘就结束了,不用再下了。这样的胜负结局,其他游戏好像不多。因为明明没有走完嘛,继续走下去,对方还可能不是像你理解的那样行棋,甚至还可能出‘昏招’,下错棋呢。没有侥幸,没有万一,结束了。不仅对弈的双方,包括看棋的观众,似乎已经超出了在信息搜集和掌握意义上的了解,而是对棋局、棋理本身的理解了。围棋能够达到这种理性境界,所以是谋略最深厚的竞技。有的时候,围棋的思维可以和军事、外交、哲学以及商业等联系起来。三国时期关羽刮骨疗毒、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等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家弈棋的传说,正是因为与其它战术类的棋类游戏的不同,围棋是具有战略高度的游戏。”

基辛格博士回应说:“之前我虽然读到、甚至还写过和围棋有关的文章,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围棋,今天能够见到,并且了解一些围棋知识,尤其围棋高手对围棋的理解,实在很有意义。”

通过与常振明董事长这次不同寻常的围棋交流,基辛格博士越发感受到围棋哲学的深奥。临别时,博士意犹未尽地说:“我们要是一直聊围棋,可能会聊上好几个小时。”

常振明董事长希望基辛格博士经常关注围棋,围棋的魅力在于,即使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意境。


¨ 原文载于《围棋天地》,本刊在原文基础上有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