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1936年12月，古田会议整整过了7年，毛泽东才有可能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即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六条：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而在战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六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1929年-1933年，也就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湘赣、赣东北等十多块苏区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了“毛主席”。
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有数次曾经几乎倒在“战友乱发的流弹”之下。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战友乱发的流弹
1928年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是由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两年之后，共产国际竟听信了谣传，发布了“毛泽东病死”的消息并致哀。
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领导人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这些新的中央领导人中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在随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时年27岁的王明和26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做过实际的革命工作。26岁的顾作霖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从未经历过打仗是怎么回事。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唐代中期以前，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但仍无法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废除了科举，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重要指标。
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身，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中国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照。这种巨大的反照，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毛泽东是深邃的思想家，他从李大钊那里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全部过程。但是，在党内的留学生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却只有苏联一家，毛泽东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属于异端邪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统治中共的苏式“国际路线”
自中共六大起，苏式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的统治开始了。
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夺取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即红军在外策应，发动城市工人起义），而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他既有留法经历，又有留苏经历，凭着这样的出身，他自然地成为毛泽东的上级。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也没有见过真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颁发的那些“军”的番号，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他在前敌委员会上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随后，毛泽东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这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毛泽东的战略卓有成效，到1930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它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1930年7月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红三军团仅占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汇合，不得不再攻长沙。红一、三军团对长沙的围攻进行了20天未果，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月13日被迫撤围。毛泽东本人立即成为“立三路线”所造恶果的最大受害者，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同年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苏联的策略，其实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对日绥靖政策，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便全力以赴对付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等于把苏联陷入到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简直就是发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去训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1930年，在米夫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革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苏区中央局为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为书记。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进入苏区中革军委，接替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
令人鼓舞的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王稼祥与张闻天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中学术职称最高的，他们是一对书呆子，也是党内著名的老实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没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而到任后，领导“二七罢工”起家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于是，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请中央批准”。中央批准了这个电报，而又指示说：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中央还认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来（1931年底）。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了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者。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几天之后，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同样一天也没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米夫是在肃反中崛起的，他因为肃反有功，遂取代拉狄克担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在中山大学厉行肃反，打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他所依靠的，便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当时是米夫的翻译，是“二十八个半”的首脑。米夫指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一起出席中共四中全会，而在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但他们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完全被苏联留学生所把持。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了中共中央的分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强烈反对米夫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们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与会者被一网打尽，中共城市骨干24人悉数被捕。
何孟雄是李大钊的学生，是中共的老干部，大革命时代，他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过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林育南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是林彪的哥哥。李求实也就是李伟森，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和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的奔走，而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消息。
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其中柔石身中十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令人悲愤的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却说这是“咎由自取”，而拒绝对他们进行营救。当这24人被国民党杀害后，王明则指示说，人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们的问题继续追究。
拒绝营救，并在党的伤口上撒盐的是王明，拍案而起的却是党外人士鲁迅。在巨大的愤怒中，鲁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先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并着手搜集柔石和殷夫的遗稿，亲自编订，并作序出版：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的《现代》杂志，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鲁迅说，“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是14年之后的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这样说：
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主要是在文化方面 )，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14年。实际上，毛泽东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是怎样的心情。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弟毛泽覃。像鲁迅一样，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饱读诗书、手不释卷，但他却像鲁迅一样，看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的极大弱点——宗派主义与党争。
经四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做出的，本该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向忠发，而向忠发提议由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主席。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声望日隆，但更为重要的是，向忠发认为毛泽东像自己一样，是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干部，何梦雄等人牺牲后，他再也不能听任王明放手打击中共的老干部了。
当时意志消沉的向忠发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反对把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一向目中无人，何况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只是个中央委员，把张国焘和毛泽东放在一起，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在向忠发的坚持下，张国焘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而周恩来则被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的决策是英明的，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立即力行肃反，大开杀戒。如果当时被派往中央苏区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周恩来，那么，中央苏区的命运、毛泽东的命运，就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这样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是肩负重要使命到达苏区的，即纠正毛泽东“消极怠工”、独断专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立即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中央指示攻打的那个大城市是赣州。赣州是赣南重镇，自古易守难攻。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命令红军立即落实中央打赣州的指示。而此时，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已被周恩来代替，他留在了后方，没有随军行动。
赣州战役于1932年2月初发起。进攻赣州20天之后，红军未能取得胜利，却陷入了援敌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项英冒雨来到瑞金毛泽东的住处，连夜传达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紧急由后方瑞金赶赴前线参与指挥。毛泽东赶到前线后，指挥红四军和预备队红五军团，将处于险境的红三军团接应出来。随后，毛泽东向林彪和聂荣臻提议，红一军团回师闽西、向闽东发展，打回红军的老家去。
就这样，红一军团又跟着刚刚被撤职的“老政委”毛泽东走了，红军从赣州敌人的包围中悄然撤退，再次由赣入闵，红旗又一次越过了汀江。中央局接到一军团放弃“向北发展”的电报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一军团兵临龙岩城下了。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和红一军团自行改变了作战计划后，非但没有反对和制止，反而立即亲自赶往汀州，与毛泽东汇合，并且留驻在那里，负责筹备给养。周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像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又被毛泽东带跑了。
这一次，毛泽东准备攻打大城市，他选择的大城市是漳州。漳州工商业发达，更是南中国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红军一旦占领漳州，不但跳出了蒋介石的围剿，而且还遏制了南中国联系世界的出海口——泉州与厦门。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极具战略视野。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朱德首次一起指挥作战，后来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负责军事工作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首次聚首，其实就是在漳州城下。而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那个黄金组合——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合。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这是红军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红军上下扬眉吐气，欢声雷动，兴高采烈的毛泽东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漳州城。
漳州战役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困境。一批机器被拆卸下来运到苏区，这使得苏区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毛泽东个人在漳州战役中的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久违的全国的报纸，获得了大量的图书。曽志回忆说：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就让她帮着去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最后，这些书装满了一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当红军撤出漳州时，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的马上驮满了书，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跟在马后，随军步行。
又一次遭到党内错误路线排斥
但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许并没有想到，在中央眼里，“漳州大捷”并不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是违抗中央命令的渎职行为，毛泽东违反了党纪和军纪。他不仅是犯了严重错误，而简直是犯了罪。1932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
当时的顾作霖只有24岁，他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与曾经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博古一样，属于党内的“儿童团”。而这两个初生牛犊加一个曾经领导“二七罢工”的项英，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越左越革命。
会议认为，毛泽东一贯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示，犯了“消极怠工”的错误，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更发展到擅自更改苏区中央局的作战计划的境地。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只要毛泽东还在指挥红军，那么，大城市就打不下来，革命就不能胜利。会议决定，必须开展“前所未有的反毛泽东倾向的斗争”。会议提出，毛泽东必须完全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去做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红军作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次会议上却被几个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娃娃公开、反复羞辱，他们不但无视他的功绩，更加藐视他的出身与学历，甚至他的知识背景，对毛泽东的这种侮辱，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侮辱。最终毛泽东自己无奈地表态说，既然你们不信任我，我也不能负责，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到此，毛泽东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都被陆续撤销了，他只剩下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这两个名誉职务——而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那不过是十足的“虚职”。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一次，他是在打了大胜仗之后，反而遭到了撤职处分。毛泽东再次病倒了。他又发了疟疾。
1932年10月，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探望在此住院分娩的贺子珍。在这里，毛泽东再次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们在一起畅谈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告诉罗明说，现在闽西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只要闽西红旗不倒，还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和红军就有希望，江西苏区即使保不住了，闽西能保得住，天就塌不下来。
事实证明：毛泽东预见到了红军和苏区的命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闽西红军顽强地坚守住了苏区的南大门，红军才得以顺利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瞕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了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胜利来之不易，但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就是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年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当时，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