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实际是新形势下大国矛盾激化的体现和缩影。近些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复兴步伐加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日渐走下坡路，国际权力转移“南升北降”加快，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超过西方，极具标志意义。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般来说，国际权力的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的激化期。在“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两大阵营间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领域的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不可避免且日趋激烈。这尤其体现为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作者，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规则”。在核心国家内部，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因为相互确保摧毁和“威慑战略”在“核心国家”有效。“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用来重新安排核心国家安全结构的一个工具，它是‘核心国家’集体寻求将其安全规则推广到那些基本上无法无天的‘断层国家’的工具。“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没有所谓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正是沿袭这一战略思想，美国和西方为争夺“中间地带”无所不用其极，从利益拉拢到外交孤立，从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从颜色革命到分裂国家，直至发动战争。
西方如此看重“中间地带”争夺，主要是因为大国强盛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大小。从安全上看，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上看，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大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同步扩大，从本土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相反，大国衰落大都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当年英帝国维系有赖于海军(前提)、殖民地(来源)、自由贸易(方式)，当英国丧失了军事优势，继而丧失了殖民地之后，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苏联的崩溃同样是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诸多国内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后，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不断推波助澜。苏丹、叙利亚、伊朗、缅甸等国政局动荡，均能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而且，越是处在大国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国家和地区，越容易成为争夺对象。目前，两大集群间的权力分界线，在欧洲是乌克兰，在中东是叙利亚与伊朗，在亚洲则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纷争，这看似是争夺某一“据点”，实则关系到战线向哪边推进的战略态势问题。
乌克兰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心脏地带”，也是美欧东扩的“下一个目标”。美欧在乌苦心经营，两次发动“颜色革命”，为的就是将其拉入西方阵营。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将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击，针锋相对，由此使乌克兰危机不断升温。
中国同样面临类似俄罗斯的处境。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在“中间地带”对我围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苏丹、利比亚、缅甸、泰国等国的幕后插手，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战略空间不断遭受压缩。对西方这种“地缘蚕食”对抗方式，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观念，也受束缚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结果屡屡吃亏。俄罗斯这次应对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独特做法，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宁人。世界的本质是矛盾的，正视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面对西方势力频频的小动作，中国不妨学会“合理冲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唯有如此，中国外部环境才能更加优化，中国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编辑 东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