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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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不是捕风捉影

——读《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有感
田文林 来源: 2020.07.15 11:43:52


/田文林*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事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前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编辑  宋斌斌)                          



* 田文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William Blum, Overthrowing Other People’s Governments: The Master List of U.S. “Regime Changes, Global Research, May 15, 2016

Shane Dixon Kavanaugh, US Interfered in Elections of at Least 85 Countries Worldwide Since 1945, Global Research, July 29, 2017

     Jack Goldstone, Color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l Arabiya News, 09 February 2011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69页。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24页。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41页。

Gihan Shahine, Facebook challenges for Egypt,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311, 8 September, 2016      

Edward Curtin, The CIA Then and Now: Old Wine in New Bottles,Global Research, January 29, 2019

[俄]布尼亚柯夫、科莫洛夫著,何宁译:《帝国主义心理战》,群众出版社,1961年,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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