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减租减息”乃至后来“土地改革”的成功，极大地释放出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但由于“个体经济”的限制，这种积极性只能以“一家一户”的方式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初往往被理解为，为了恢复被土豪劣绅、苛捐杂税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乡土社会秩序，就像孟悦分析《白毛女》时所指出的：“民间伦理逻辑的运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互相作用就表现在这里：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黄世仁的反社会伦理是极端的，到了‘仇’的地步。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被抢拆散了使普通社会的秩序赖以依托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及其延续机制（婚姻）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大春归来是民间伦理的道德逻辑所预定的，平恶伸冤是这个逻辑自我强化的一个功能。当然，归来的大春是一个双重代表：一方面，他是民间秩序的归复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新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但是，只有当他是代表民间秩序的归复者，他才是政治的代表……也就是说，只有当大春的民间身份得到确实时，他的政治身份才得到确认。而这个由红军或八路军所代表的政治必须是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持者，必须曾经带给人好日子，否则根本没有叙事功能。”[2]革命如果需要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首先应该恢复被践踏的乡村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然而，革命的目标难道仅止于此吗？仅止于乡村伦理秩序的恢复和“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吗？即使认为“民间秩序塑造了政治话语的性质”的孟悦，也不能不有所疑虑：“我们无法证明非政治的、民间伦理秩序的逻辑就一定代表了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3]更关键的是，“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要超越以“家庭”为核心的乡村伦理秩序，中国革命某种程度上在恢复乡村伦理秩序的同时又面临重建一个新秩序的任务，“组织起来”召唤的“集体劳动”不只是一种和“个体劳动”相对立的新型物质劳动形式，背后还包含着革命更广大的理想与目标。[4]于是，在“个体劳动”和“集体劳动”之间，矛盾冲突的领域不得不集中到“家庭”问题上。
1944年，为了配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的《解放日报》从3月中旬开始连续报道边区农民家庭中所发生的可喜变化。3月14日，报纸的第四版刊登了魏希文、田方撰写的通讯《家庭会议》，介绍了陕甘宁边区郝家桥村佃户李树厚家召开家庭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全家在这一年中怎样进行生产。李树厚家有7口人。他们根据男人耕田种庄稼、女人在家纺线织布的基本原则，按照劳动力的大小进行了具体分工。李树厚家的“家庭会议”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当时却被当作是在农民家庭中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关系。在之前，每一个家庭中，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大事小情都是长者说了算。而这时的家庭则有了改观。在大生产运动中，有的家庭开始改变传统的家长制，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家庭事务，生产计划、分工摊派以及劳动果实的分配等，都要通过“家庭会议”由家庭成员集体讨论决定。5月5日，该报第三版刊登了《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宣言》，其中介绍了农民王世兴、张树风、杜元林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家庭的经验。6月2日，该报第二版又报道了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劳动英雄王国保召集全家畅谈自己家庭生产的情况。7月间，该报编辑部收到介绍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陕甘宁边区庆阳县蔡德旺家的稿件。为了进一步突出这些家庭变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报社编辑部决定写一篇社论，与这些文章同时发表。于是，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执笔撰写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一文，计划于8月9日和该报报道蔡德旺家、农民李来成家的新式家庭生活的稿子同时发表。
艾思奇的这篇文稿的主要内容是，肯定了采用家庭会议这种民主的方式改善家庭关系，使家庭关系和睦起来、家庭经济发展起来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说明家庭政治关系的改革，解放了家庭中的生产力。这些新的现象，虽然只是刚刚开始，还不普遍，但它给我们以启示，从中看出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家庭问题解决的新方向。围绕上述内容，文稿提出，在家庭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自那时起，反对旧式封建家庭的任务，就被看作争取民主中国的战斗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号召青年人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但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对于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向，同五四以来民主斗争中所要求的方向应该有区别，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上。以前的阶段，我们曾号召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现在的阶段，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我们的要求却是巩固家庭，改善家庭关系。因为我们面对着的家庭是新式的农民家庭，是劳动者家庭。这样的家庭，提倡男女平等，家庭成员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是平等的。这与封建旧家庭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农村经济，我们发展生产的基础，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只有使农民劳动者家庭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发展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因此就需要一个团结和谐的家庭,需要家庭的男女老幼能够同心同德、勤劳互助、共同努力于生产事业，就是说需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家庭。那么，新民主主义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文稿指出：第一，在家庭行政上，建立民主集中制度，而废除家长专制制度。作为家长，要有领导能力、有工作经验、有群众威信。这样的家长，可由民主选举，不必一定要年老长辈担任。第二，在家庭经济上建立民主合作的关系。各个成员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分担一定的工作，在总的家庭生产计划中担当一定的任务。第三，必须能够帮助别人，照顾自己“小公家”之外的“大公家”。帮助抗日，帮助荣誉军人，帮助难民，参加变工互助组织等等。
社论写好后，艾思奇将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张闻天审阅。张闻天对文稿作了修改，批注了一些意见。他用红色铅笔删掉了一段内容，改写了一段文字，还在几个地方画上了红线，并在该句或该段文字上面的空白处打上问号：譬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反抗旧家庭”一句中，在“旧家庭”三个字的旁边画上红线,并写上“何种家庭”，而后打上问号。再如在“在家庭行政上，建立民主集中制而废除家长专制制度”一句中，在“民主集中制”五个字旁画上红线，并打上两个问号。审阅后，张闻天即将文稿送毛泽东阅示。
毛泽东对这篇文稿进行了逐字、逐句、逐段的详细修改，并将文章的标题改为《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他对原稿的修改，首先对家庭这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原稿在讲到旧式家庭制度是按照封建的等级制度建立的。在这种家庭里，作为家长的父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子女，尤其是妇女，则被放在无权的地位。并举例说明妇女在封建家庭中被存在着的“三从四德”、“子妇无私货、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兴”的戒律所束缚，使人权财权在法律上、道德上被剥夺。对此，毛泽东分析认为:“这些旧经典、旧法律上的规定，自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与发展以后，事实上有了许多的变动，但是严重的封建宗法遗迹，依然存在；我们新民主主义占优势的区域，这种封建的形态被破坏得更厉害，但是遗迹还有存留”。他还指出，“在一切存在这种严重封建束缚的情况下，还是有这种必要的（即反抗旧家庭）”，但不能用“过去对待不同情况”的观点来对待抗日根据地的劳动人民的家庭问题，而是要团结家庭。使他们集体地组织起来，“一方面仍是家庭，一方面却以个人为单位组织成为许多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性被极大地发展了。这样，就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再如，关于民主选举家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虚伪的、勉强的，而是真实的、自然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家庭关系便可以建立起来。有些人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这种‘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是不对的。相反，只有我们的民主主张，才能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建立民主新家庭的要点，毛泽东强调指出：“实行时，必须通过群众的了解与自愿，党的工作人员负提倡劝导之责，任何强迫命令都是不许可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修改不仅将社论的题目从带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改为更加中性平实的“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显示出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否建立在“家庭”的保留；同时他也强调了如何将“个人”从“家庭”中“释放”出来，参与各种“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人”在这些“团体”中的“个性发展”，既“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从而将“家庭”视为有待进一步改造的对象，而非已经完成的目标。即使做了如此重大的改动和补充，但修改完之后，毛泽东却在第一页批上了“此文不发表”几个字，因为他觉得稿子“改得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于是，这篇社论修改稿未能正式发表。[5]报社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了另一篇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刊登在1944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但毛泽东对这篇已经发表了的社论也不太满意，认为还是没有涉及到关于家庭的“许多根本问题”，因此，8月31日，他在给《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秦邦宪）的信中，对解放区的“家庭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全文如下：
博古同志：
此文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6]
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围绕着“家庭”问题，既立足于“现实”——也即“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结合“群众运动”来“改造家庭”；更着眼于未来——不只是“时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以“集体劳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社会”必然要“破坏”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家庭”；还兼顾“历史”——也即“五四”以来“个性解放”的传统——“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五四传统”。可以说，这封信涉及了“延安道路”的大方向，联系着“山沟沟里是否可以出马克思主义”的大命题。
因为是处于“山沟沟”中，正如艾思奇文稿中所说，解放区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生产的基础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只有使农民劳动者家庭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发展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可艾思奇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也即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即超越“一家一户式生产”的“集体劳动”——之间的巨大差别，简单地把两者等同起来，因此毛泽东在信中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很显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他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高度。这种高度表现为他一方面比任何人都更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勇敢地面对“山沟沟”的现实，可另一方面他却时时刻刻警惕着那种把“独特性”转化为“特殊性”的倾向，仅仅将“中国问题”当作某种“特例”来对待，而是坚持“独特性”的展开就具备了“普遍性”的意义，从而赋予了中国革命一种新的世界史的含义。正如“山沟沟里可以出马克思主义”所显示的，这不单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的运用，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改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成为了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革命指向。正是基于这种对“山沟沟”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独特性”和“普遍性”，“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辩证理解，毛泽东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由此可见，“工业化”是和“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所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用了极其决断的表述：“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
按照一般的理解，只是仅仅将“机器”和“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所说的“胜利”“只是理解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理解为中共夺取和执掌全国性政权，而更应该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根本目标即工业化的实现”。[7]这样的理解大体不错，但忽略了“机器”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述中的独特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曾经花费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机器”和“大机器工业”对新的社会形态与“新人”的影响，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这段著名论述中：“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马克思就区分了作为“物质生产资料”的“机器”和作为“社会使用形式”的“机器”，以及工人在“经验”上掌握了“机器”，才有可能形成先进的“阶级意识”。[8]在这里，“机器”不仅仅是“工业化”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标示出在“经验”和“意识”层面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深刻影响。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9]所谓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正体现在他们与“大工业生产”方式、与“机器”联合起来的“集体劳动”的高度联系上，就是来源于“机器”在“物质”和“意识”层面的双重含义。这也是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近代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的特征。因此，毛泽东说的“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中的“机器”，不仅指向了“物质”层面的“工业化”，而且赋予它在“意识”层面创造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人”的任务，就像前面所说的“集体劳动”，不只是一种新型物质劳动形式，更包含了革命的远大理想和目标。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一味脱离历史情境的谈论“机器”的重要性，早在1939年，他就在给周扬的信中指出：“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民社会都是老中国。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10]虽然毛泽东强调“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但也没有忘记“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因此，在确立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的同时，还需要完成的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家庭成为了“封建残余”的主要载体，“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都凝聚在“家庭”中，并以“家庭的形式”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改造这种家庭则是教育农民的重要手段。至于如何改造，则“五四新文化”的经验依然是重要的资源，所以毛泽东才会在信中特别指出：“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1]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页193-194，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2]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页195。
[3]蔡翔认为，“集体劳动”“这一形式替代了‘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一‘分散的个体生产’形式，同时，它也必然对构成这一私人生产乃至私人财产的法的单元性和排他性产生强烈的冲击，并经此形成一种集体想象乃至集体劳动的实践”，而对“集体劳动”的倡导也意味着“中国革命通过这一运动已经显现出它从起点平等（土地改革）开始深入到过程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深刻思考”。（《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页248，页246）
[4]关于毛泽东对艾思奇文稿的修改，可以参看于光远：《有关毛泽东同志1944年8月31日就家庭问题给博古同志信件的一些背景材料》，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杨青所写的《一份差点丢失的毛泽东手稿》（载《党史博览》2003年12期）和《一份毛泽东的未刊手稿》（载《湘潮》2004年3期）。
[5]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页237-23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6]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页53，本文引用的这段话出自韩钢诠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页493，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有论者认为，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批判必须和对“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结合起来，而对“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必然会要求一种“主体革命”，或者说，需要一种新的技术主体的诞生。只有这样，才能导致“：（1）目的因的革命。也即让机器的目的因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转化为对劳动的解放，这涉及到对技术的产品批判，其实质上是所有制的转变。（2）动力因的革命。即如何从被规训或被管控的劳动，过渡到自我管理的技能化的劳动，这个革命与技术的过程批判相关，它所变革的乃是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劳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生产管理等诸要素重新设计。（3）形式因的革命。即重组机器体系的技术要素，赋予它民主化和生态化的形式。”参见夏永红、王行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4期。
[8]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页502-50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9]毛泽东：《致周扬》（1939年11月7日），载《毛泽东文艺论集》页259-26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