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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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两类思维模式比较及启示

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思维/行为方式大体可分为“愚公”与“智叟”两类模式,这两类模式在三大基本问题——国家政权究竟该“依靠谁,为了谁”;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上存在本质的认识差异及最终效果。唯有弘扬愚公精神,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 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 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编辑  王先叶)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 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 (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 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 19729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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