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
许多人认为,英国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指导下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这是违背史实的。实际上,至少从1721年开始,英国不仅对工业而且对农业都实施着全面的高关税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当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才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开始了自由贸易的进程。英国推销自由贸易是有宏大目标的,完全是为了其民族国家利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
当时美国和德国效仿英国的手段,在对英国工业品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它们也照葫芦画瓢,同样要求对那些比其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英国却沉迷于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全面实施自由贸易,1900年在工业实力上全面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越。而那些盲目接受自由贸易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日本虽然和满清一样关税不自主,但参照美德榜样,一方面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东亚特别是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从而成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
自由贸易和投资贸易保护是一种经济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贸易保护或保护主义看作是“经济民族主义”加以诋毁,把自由贸易看作灵丹妙药。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动因,只不过在那时,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英国在与其它国家的长期竞争中,摸索出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但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是高附加值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英国竞争不过印度,才不得不实行保护主义以培育和提升其纺织业的竞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之下发生的。
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理论,但正如19世纪德国李斯特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代表的只不过是英国的利益而已,更有人指责英国推行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后起的一些国家吸取了英国当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政策思想。例如,美国工业19世纪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1820年至“二战”爆发时一直实行高达40-50%的保护关税。目前的美国算不上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无疑一直在实施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由此看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何时何地选择哪种手段,国家利益是其决策的基本原则。对发达国家来说,当某种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手段;但当其他国家无法与其竞争时,为了打开别国市场并获取垄断地位,祭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内涵发生变化
“贸易保护”这个术语完全是19世纪“关税保护”的产物,在那时,国家间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商品贸易关系。英国为了遏制乃至摧毁美国的工业力量,主张自由贸易;而美国因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所以实施贸易即关税的保护。但自20世纪初至今,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税保护,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以来,金融保护则成为重中之重。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企业因为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难以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其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也就被极大地削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当前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在本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理论上说,通过热钱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并在某国换成该国货币后,就可以买下该国的全部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发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经济相比,这种办法何止是“事半功倍”!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贯彻国家经济战略的不同手段而已。自由贸易不能被当做教条,更不能扯上“自由民主”。就其本质而言,保护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自由贸易则更多的是进攻性的。
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毫无关系。长期流行的思维之所以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保护民族产业或国内市场等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通过贸易保护而崛起的。这些国家的高关税保护之所以不会导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的推动;其二,它的保护或“自由”是有选择的,对自己的强势产品的贸易政策是进攻性的。
经济史告诉我们,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是落后国家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的,而现在对于工业领先的美国来说,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仍是保护其国内弱势行业、同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这难道不令人反思吗?对于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来说,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信奉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