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在中信国安第一城举办，百余名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战略学等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在读博士生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学派、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并提出多项研究计划。
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
现在构建中国学派正当其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指出，在全球格局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无论对外界还是中国自身而言，都需要解释自己、阐释自己。当前西方的理论主要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崛起提供理论阐释，中国的发展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套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这三大定位决定了中国学派的阐释必然不同于西方的理论阐释。因此，创建中国学派、做好中国理论建构对于研究中国道路、阐释中国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建中国学派的核心是“重建话语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副教授王生升举例，近年来，经济学领域存在激烈的范式之争，创建中国学派就是要确定它所应有的范式，并确立它的合理性，重建中国的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也指出，对于近年来思想分歧最大、人民争议最多的法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需要从话语权着手，例如定义并解释“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的法治”，而这些在学界尚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认识。
具体而言，“中国学派”应当放在具体的学科背景之下进行讨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张翔指出，比较学中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在每一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但战略学学者们也指出，创建“中国学派”不能拘泥于现有学科的划分，有关中国学派的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
学者们提出，中国学派的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创建中国学派之时要体现并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学派，面对“西强我弱”的意识形态状况，我们很容易受到西方话语模式或西方理论框架的影响，因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创建中国学派即要确立中国自身的主体性。第二，在中国学派的研究中要体现中国自身的形式。所谓“形式”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表现。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中讨论中国学派，都要体现中国自身的特色。
田文林认为，中国学派要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这既是给中国听，也是给世界听。学者们指出，我们提出中国学派不是为了自娱自乐，中国人要为人类智慧做贡献，而与世界分享中国式的优良治理机制、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实践经验，这种贡献将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是特殊的，但中国的实践也可以具有普世价值，供世界其他国家参考和借鉴。
要创建中国学派，首先我们要有自信，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中国特色，无需拘泥于“能否创立中国学派”这种疑惑。其次，建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既有的结论，学者们可以大胆思维，大胆创新。与此同时，我们创立中国学派，不应拘泥于已有派别的争论，不应以任何一个特定的派别为指向，要尊重事实。这些是参会学者们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学派的共识。
扎实的研究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基础
一个学派的创立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的重点应放在继续深入地阐述、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并重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以此为基础来推动理论的认识和发展。
文史哲组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例如分析近年来社会思想格局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中国的问题，例如“亚欧一体化”、“一带一路”等。复旦大学教授丁耘提出“新大同书”的研究构想，拟创立一种基于平等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解释新时期背景下大同与小康的辩证关系，为共产主义理想重新奠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和《清华管理评论》高级编辑肖自强则希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中国社会主义。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提出研究“命运共同体的边界”问题，在一种新内外观的视野下，以“政治伊斯兰”为突破口，讨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张晴艳拟研究文教事业的“一带一路”。清华大学张翔则提出研究“当代文学创作中‘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这一研究将对系统把握近30年来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重要的参考。
经济学组学者们对未来的研究有两项期许。他们希望研究能展现出历史纵向和全球横向的双重视野。既要说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革，又要在当前全球化的维度中讨论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具体而言，首先，学者们希望尝试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前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它奠定了所有应用性问题的基础。既要避免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也要避免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极端看法。事实上，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嵌入到资本主义，也可以嵌入到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使得中国在政府功能、经济增长方式、民生等问题上都具有显著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此外，学者们还提出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三农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转变的问题、民生与福利问题等。对于全球化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美国霸权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衰落迹象，多极化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因此，需要研究中国的对外投资、全球体系、以及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国际金融领域规则改造，以此探明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体系的变化，承担何种职责，从而为中国、而且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奠定更好的框架。
政治学组的学者们提出了两大研究愿景。一是要有宽广视野，关心中国在新时期所面临的西方文明、西方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政治概念对于中国的冲击；二是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重建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政治观念、以及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当前政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阐明中国文明在当下的意义，即中国如何在世界激烈的竞争当中，尤其在面临国内特殊而复杂的局面下，确保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国自身政治文化与文明的形态——要对中国式的民主话语、中国人的民主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要确定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建立中国文明的文明自信。另一方面要进行比较研究——正所谓知己知彼。一些学者希望研究美国如何控制意识形态、如何确立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如何对外输出与“民主”、“自由”等概念相关的美国核心价值观；梳理西方政治理论内部一些重大的思想脉络，探索西方政治实践中具有战略性的重要问题，从而借此启发中国的政治实践，探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当下的政治实践需求。
政治学学者们特别强调了未来研究的核心目标，即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重建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这将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是建党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党和人民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当今的要务是，寻找合适的理论资源来阐释“党和人民”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在涉及中国政治实践的议题中，诸如中国的干部考核体系、治理体系、资本的监管模式等也是需要重点研究、解释的对象。
法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在于阐明中国的法治形态。一方面，学者们希望重点研究中国的法治理论，说明法治的中国道路形态，当前中国法学的理论体系是从西方“舶来”的，而创立中国学派则需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体系、理论范式和概念系统。另一方面，学者们拟着力研究中国宪制理论，说明中国宪法的形态、中西方国家宪法的差异、以及中国宪法具体的实施方法，并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此外，一些学者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契合、回应当下的热点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法律保障问题，还有学者提出要做传媒的法治研究，直面当前舆论和思想界的混乱。
战略研究学者在未来拟开展基础研究、对策研究、专题研究三种类型研究。基础研究将主要涉及理论的探索，包括探讨研究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及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长期的战略规划等。对策研究旨在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提供依据，例如学者们提到最多的是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问题；另有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外交的转型策略。专题研究则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与宏观研究形成互补，例如研究美国的反恐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研究网络外交问题，研究海外安全保护问题等。战略学者们强调，“我们的立场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吸收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前辈提出的有益的战略思想成果，从而形成中国学派。”
传播学学者们的讨论重点在新媒体方向上。有学者提出研究互联网等新媒体对于青年意识形态的影响，指出当前网络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更好地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
各领域的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即研究工作应当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与中国真正相关的问题；通过解决中国道路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中国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比较研究是涉及最多的研究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在与他国实践的对比中定位中国当前的道路实践，说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普世性，确立中国学派的价值与意义。
孔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对与会的青年学者们提出两点希望：一是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主席曾写道“偏师借重黄公略”，正师与偏师在战斗、战术、战略上能够协同作战。青年学会就是“偏师”。孔丹希望这支队伍能够配合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研究有关中国道路的重要问题，起到为国家建言献策的作用，希望与会的青年学者们能够成为社会中的“健康力量”。这首先要始终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北大进行演讲时曾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而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孔丹引用习主席的这段话，鼓励青年学者们在正确方向的引导下做好研究。
方向和立场能够决定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孔丹举例说，对于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人认为“药方”就是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有人则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应坚持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态度，要联系实际、深入实际，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和理解当前中央的精神，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方式来解读中央的精神。
又比如关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两种倾向，孔丹指出，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应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至今一直坚持的认识路线。
做实事求是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是孔丹对青年学者们的最大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