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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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中国养老

——养老产业的短板之殇
尹隆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6月 2015.06.10 13:34:39
中国已经进入“银发时代”,这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加了老龄化的新变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本文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思考,对待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探寻积极的解决方案

中国已经进入“银发时代”,这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加了老龄化的新变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问题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当下中国养老的混沌现实出发,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思考,对待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探寻积极的解决方案。

负重爬坡——老龄化现状

养老是一个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交织的系统性问题,它不仅内含复杂的目标诉求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扩大人口红利、提升幸福度,实现人类普世价值。应该说,养老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公认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奇迹,到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国提前进入“银发时代”;另一方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

中国和国外老龄化发展状况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近代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新出现的人口现象。根据联合国定义,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是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本国人口总数的7%,就认为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在国外

人口老龄化的开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865年法国65岁老龄人口达到7%,率先成为老年型国家,接着瑞典、挪威在19世纪末,德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跨入老年型国家行列。20世纪70年代,世界更多地把目光集中于如何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和控制人口数量,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改革和推进,老龄化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以来,人口寿命延长使老龄化趋势持续加重。

从地区分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很高,但是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数量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目前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例为21%,发展中国家为8%,但从绝对人口数量看,全球63%的老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在今后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人将有79%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就世界范围而言,增长速度最快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尽管他们现在占总人口的1.5%,但到2050年,他们的数量预计将增长4倍。另外,劳动力不足与社会负担加重,养老金入不敷出是老龄化带给全球的严峻挑战,这对全世界的稳定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

老龄化在中国

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老龄化具有来势快、基数大、不平衡和未富先老的特点。造成中国老龄化问题如此严峻的主要原因包括:计划生育政策造成421家庭结构,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口寿命延长,以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道德的觉醒而导致老年人瞻养问题提高等三个方面。421家庭结构从供需两端加大了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同时导致家庭老人瞻仰能力的下降和对社会化养老需求的扩大。老年人的寿命延长的结果是增加了老年人的数量,而社会伦理道德的弘扬促使以前被漠视的老年人晚年生活问题开始受到重视。那种任凭老年人自然淘汰的可能性正在减少。这二增一减加重了中国老龄化的严峻局面。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标准,中国在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1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地区60周岁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以上人口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中国老龄人口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 /5。目前中国老龄人口的实际赡养比不足5:1,而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将从目前的3个人养1个人,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3个人养1个人,到2050年将变成几乎11的比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基数大、速度快。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到了2013年就达到2.02亿。根据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图,我国位于金字塔中段,即30-50岁的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在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届时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1.2%,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的4.8亿左右,占亚洲老年人口的2/5和全球老年人口的1/4。如图1 所示,2010-2015年我国已然处于第一轮老年冲击波当中,而2025 -2030年中国又将迎来一轮老年人口“冲击波”。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加重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压缩了我们的反应时间,逼迫中国进行养老模式的创新。

 1  1950-2050年老年人口年均净增图数量

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在1000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0000美元,目前平均能达到20000美元左右。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 4260 美元,不到美国、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 1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7%。 从世界排名看,我国人均GNI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 120 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养老供给结构区域差异大、结构不平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较大,收入差异决定了中国养老产业的供给能力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水平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降低、农村养老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1%,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目前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1]。由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根基已经动摇,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比城市要严重许多。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结构不平衡特性的存在,要求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破题必须差异化面对,以“接地气”的方式解决。

中国老龄化的第四个特点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弱化。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或者说家庭养老。我国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家庭赡养能力下降,这些对传统的家庭养老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目前我国三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64%;四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85%;一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9%(主要是空巢老年人);两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53%[2]。另外,空巢家庭的存在意味着老年人根本无人可帮助养老。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16.40%,“夫妻空巢家庭”为15.37%,二者合计为31.77%。这意味着中国至少31.77%有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属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小规模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存在使得公众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

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国之所以形成家庭养老模式,这与家庭规模大、家庭赡养能力高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几代人合居的大家族,形成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不会重新回归到大家庭的模式。儒家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在中国面临严峻老龄化挑战,而作为传统养老基础的家庭又不堪重负时,我们不能再抱残守缺,必须研究新的理论、引入新的力量、拓宽养老渠道、丰富养老方式、扩大养老床位供应。

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

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物质基础、社会管理水平尚难以支持。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为观念上的差异,其次表现为养老渠道和养老理念上的差异。

养老观念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生活模式的选择。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一、喜欢家族宗祠,抱团求强,乐于和儿孙居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西方人喜欢独居,自由自在的享受老年生活。东方人群居的习惯形成中国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形成了日本人子女与父母相邻而居的“一碗汤“养老文化。而美国人、欧洲人则喜欢美国太阳城的这种CCRC养老模式,老年人离开儿女,选择和众多的老年人居住在一起。东方人更接受CCCContinuing Care Community,全龄社区)养老模式,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东方追随孔子的人伦学说,人是作为组织人而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群居。相反,西方则相对自由,人是作为自由人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独居。

养老渠道上的差异。 东方人用养儿防老代际赡养办法来解决养老问题,其渠道依托于家庭,蕴含代际交换的逻辑;而西方养老的方式是存钱防老,其渠道依托于社会。比较东西方养老观念,应该说东方的养老观念更先进,父子之间存在双向互养关系,人在老幼两个阶段的保障程度都有所提高。西方的养老观念则比较原始,还保留着动物界单向抚养的色彩。

养老理念上的差异。东方养老理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健康含义和高端服务的认识上。东方养老机构在经营中,喜欢为老年人包办一切,甚至包括吃饭穿衣等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事。包办的事情越多,服务越高端;而在西方的养老机构里,对老年人自己要做的事和服务人员要做的事有清晰地界定。西方养老机构鼓励老年人干自己能做的事,并不认为包办一切就是高端服务,他们认为,让老年人保持一定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反而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健康。

现代养老的路径演变

当代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建立了两种养老制度,归属民政体系管理。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中国养老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养老服务处于孕育期。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老年人的照护,主要由家庭负责。只有孤寡老人,才由机构提供较为粗放的养老服务。195812月,全国共办起15 多万所敬老院,收养五保对象300余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养老机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养老服务处于探索发展期。其间,养老机构迅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开始引起重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机构和社区之外,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服务主体。

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处于飞跃期。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各行各业办养老的新局面。20062月,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相继发布了系列养老文件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2013年被誉为我国养老元年。

纵观我国的养老制度,主要分为城市养老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两部分,城市主要针对低保户提供福利养老,同时对于城镇职工还提供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保险;农村主要针对五保户,提供免费养老服务。20142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12月末,国务院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开始交纳养老保险,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养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城乡分割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员工分割的二元养老体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升全社会的公平水平。

痛点问诊——养老短板

养老产业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日积月累形成了我国服务业的短板。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就没有社会养老的传统。我国养老产业的痛点体现在供应数量、供应结构和供应质量等多个方面,我国的养老产业尚需奋起直追,大力发展。

养老产业探源

养老产业源于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在国外称为“银色产业”、“银龄产业”,国内也称之为老年产业。1997年,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首次提出“老龄产业”一词。全国老龄委认为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的各种行业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综合性产业体系,它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养老产业是老龄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为目的,以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为途径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性、复合性、综合性产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对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进行了分类。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20032月在全国老龄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老龄问题不应由政府包办解决,必须坚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养老事业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养老产业可在政府指导下,通过市场运作有序发展”。养老事业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性质上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养老产业则是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化、多种生活需求的市场化行为,属于市场范畴,性质上是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活动。

把脉中国养老的气虚和气郁

我们之所以要把脉中国养老产业,其原因在于老龄化问题具有复杂性、全面性和长期性,对社会、经济和伦理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老龄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空巢老人现象、遗弃老人现象及由421家庭结构所导致的家庭养老能力下降等问题。其次,老龄化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中“生产型”人口与“消费型”人口数量比例关系的根本变化,由此降低国民储蓄率、降低劳动供给能力,并将显著增加社会的经济成本。在1980-2004年期间,中国平均9.8%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5.1%,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的急速发展,将使我国人口红利迅速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李军的测算,2021-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该期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由此下降约2.2%;预计到2015年,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到6.62%,到2050年将提高到23.31%

2 1982-2012年杭州老龄人口发展趋势

把脉中国养老,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从宏观上看,养老的根本问题是发展,要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赡养老人;二是要做好分配和均衡,包括代际均衡和个人全生命周期平滑,处理好储蓄与投资、消费与生产、养老和发展的均衡关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丰富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养老必须和经济发展统筹规划,下好一盘大棋。

对养老产业,应从产业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从产业层面看,中国养老产业目前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它又对应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投入和分配两大问题。总量供给不足包括设施和服务人员两个方面。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9073”的养老供给结构,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各占90%7%3%。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拥有养老床位493.7万张。按照“9073”的养老发展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存在养老床位缺口218.28万张。养老护理员2020年要达到600万人,而目前全国持证的养老护理员仅为5万余人,缺口巨大。

我国养老产业的结构不均衡表现为市场主体和市场产品的两个冷热不均。即作为供应主体的政府热、企业热,而作为需求主体的客户冷。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养老服务的最终买单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这几年在养老产业的引导、促进、管理、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产业供应主体的企业组建了养老养生事业部,推出了融养老健康险在内、规模巨大的养老社区。第二个结构不平衡表现在市场开发热、服务冷,或者说硬件热,软件冷;表现在所开发的养老项目高端热、中低端冷。企业都热衷于上养老项目、搞养老地产开发;但项目建起来后,由谁提供专业养老护理服务、提供什么样的专业养老护理服务、专业养老护理服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还没有人关心和负责到位。养老产业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工程、服务缺一不可,否则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无法真正得到全面满足。目前房地产业投资养老项目,基本定位于高端养老,而中低端养老项目如养老院、福利院等多数老年人需要的项目却投资不足,这既无法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养老需求,同时造成高端养老市场的过度供应,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从顶层设计层面来看,我国养老产业制度存在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和事业管理体制条理不顺两个问题。从表征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2014年年底全面并轨前,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转轨成本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高,可持续性差。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老年事业的顶层设计有缺陷,体制机制不顺畅。存在“九龙治水”现象,民政、妇联、工会、卫生、劳动人事及企业等部门都在搞老龄工作,但政府的老龄工作缺乏整体规划和行动协调,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统一的管理,造成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低下。

中国养老产业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所导致的问题是:(1)养老产业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也不能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2)服务有缺陷,不能提供一站式购齐(one-stop shopping )的服务,全面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造成了老年人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生理成本的浪费。(3)功能缺失,不能实现财富传承。

把脉中国养老问题,其本质是“气虚”和“气郁”。气虚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投入,气郁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分配。气虚和气郁的表症为养老的投入不足、投入错配、分配错位。中国养老的短板,促使我们突破既成观念,面对现实发展遇到的两难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全社会都在呼吁对养老产业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为生命信托的推出提供了需求基础和市场引力。

“夕阳”事业,“朝阳”产业

养老是“夕阳”事业,但养老产业又是新兴产业,它是民生福祉所系、刚性需求所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重大商业机会,正处于生命力旺盛的青春期,又是“朝阳”产业。

养老正青春

养老产业的朝阳性体现在有政策扶持、有需求支撑、有企业推动等三个方面。

从政府层面来看,公民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主要部分。美国2010年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占政府预算的42%。欧盟退休金支出占其社会福利支出的46%,占比最高的是意大利,其比值达到61%。“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累计约3.26万亿元,年均增长17.6%,其中用于民政事业支出9000多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民政事业支出的主要部分就是针对五保户的养老费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自20138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密集推出了系列文件,为养老产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

从产业层面来看,联合国的数据估算表明,老年人的综合消费比年轻人口高18%左右,养老产业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约为4万亿元,这个数字至2050年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我国连续三年银行存款储蓄余额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全国居民银行存款50%以上是应对养老、医疗等的预防性储蓄。这部分存款的释放对我国金融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和消费支撑作用。2014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1.2亿老将年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养老产业从市场容量和发展支撑两方面看都是朝阳产业。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我国由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占职工工资额度的20%。发展养老产业、解决养老问题,可以间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财富第五波》中将医疗健康产业称为继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养老服务和健康消费的特性是边际收益递增;需求弹性小,属于刚性需求,发展养老产业将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从消费者层面来看,做好养老服务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表明,居住于美国太阳城等老年社区的老年人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0岁。老年人的财富状况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有重大影响,最近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在去除政府财政补贴后,2015年中国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300亿元,这将影响未来52亿多60岁以上人口的养老。可见,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经济基础,形成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路指产融结合

养老产业路径选择的基点是老年人的需求。有需求的产品才有市场生命力。对老年人而言,提供涵盖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多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节省老年人的体力成本、知识成本和经济成本。而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产品和服务横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多个行业,要实现一站购齐服务,只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提供。

产融结合的主要障碍来自于行政主管机关纵向分割的条状产业管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这种人为的管制分割不是产业割裂的理由,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如果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对他们而言是最经济的,而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为产融结合提供了可能。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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