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下旬，美国记者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然而，斯诺的这次再访陕北却少见提及。或许是因为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作为第一位记者首次采访陕北红军大获成功的光芒过于夺目，反而鲜有人知他的这次“再访”，几乎没有在当时报刊上留下发声音响，也就难怪人们不知晓他的“再访”行为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卷本《斯诺文集》。其中第三卷“为亚洲而战”，忠实记录了作为记者的斯诺在中国的抗战采访活动，斯诺1939年9月陕北之行的事迹，也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本文拟多维度地厘清斯诺1939年9月再访陕北的整个过程。
中央文献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是这样写的：“（1939年）9月24日，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部分内容，时间标明是“1939年9月24日。”[1] 9月24日，斯诺与毛泽东正式谈话后，斯诺会在延安进行一些采访活动，从9月25日至30日共有6天。如果加上23、24日两天，斯诺很可能在延安最多停留8天。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斯诺两次访问陕北，1936年是在保安，1939年却是在延安。第二次访问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刚刚全面打响，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正在加快形成。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再访陕北，既想了解毛主席对时局的看法，也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第二次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1936年6月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和影响力。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1939年9月生动的延安情景和鲜活的延安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声音，宣传了我党抗战的正确主张；它在今天已然化作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独特视角笔下的叙述，转化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历史场景之一：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9月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是毛泽东在9月下旬，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斯诺也有类似记载，宴会完后，毛泽东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发表抗日演说。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道：“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2]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内容，《斯诺文集》与《毛泽东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语言障碍的缘故，毛泽东引用了孟子、孔子的话，斯诺没有记录下来，但大致意思都有。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党地位、阶级基础、革命目标等诸方面的立场、原则和方向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坚定的态度、清晰的阐述和鲜明的雄辩，给斯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很有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从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3]
然而，面对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及其动向，斯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些地方却不赞成。《斯诺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的毛、斯谈话里，均未涉及国际内容，我在网上曾见过一个当年毛、斯谈话内容的全文版本，但未说明版本来源；作家丁晓军著《埃德加·斯诺》中也以文学笔法引用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国际问题部分，虽未见之于权威文献，但在斯诺的文章里，倒是有些描述，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斯诺记录的国际部分谈话内容的确存在。
对当时刚刚发生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波兰这一重大事件，斯诺与毛泽东展开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支持斯大林进军波兰，认为“希特勒是在斯大林的口袋之中”；斯诺则持异议，觉得斯大林的作法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还得罪了那些支持过苏联的政党和人民，斯诺甚至调侃“斯大林的口袋上有个洞。”[4]
作为英美价值观训练出来的记者，斯诺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场上看待国际局势变化。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正在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延安报纸马上刊登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消息报道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赶紧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斯诺写道：“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蒋介石）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认为毛的看法太过分；他们盼望张伯伦给予中国以实质的援助，因为中国是英国自己在远东安全的堡垒。我必须声明我对毛的推测也不大同意，因为那是这么明显地违反了英国的利益；当以后几个月中英国不大阻挠中国抗战时，我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5]
据悉，斯诺后来将采访毛泽东的言行，发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而国内报纸却没有任何一家据此翻译转载，这恐怕也是斯诺再访陕北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场景之二：毛泽东的延安生活状态。斯诺描写的毛泽东延安生活状态，实际已成为后来许多中外作家、编剧的主要摹本。斯诺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包括书房、卧室和会客厅3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6]斯诺是3年之后再次见到毛泽东，他仔细端详，比较了新旧变化：“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开始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7]斯诺的观察力，应该说是惊人的准确。毛泽东的俭朴、自信、乐观气质和工作狂热，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四年之后，斯诺在一篇文章《1943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中，又提到了再访陕北的毛泽东，他写道：担任红军领袖十余年，“毛仍然身无分文”，“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3美元。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部一样，而且和农民同甘苦。”[8]毛泽东不要厚禄，朱德也抛弃钱财，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在无私地奋斗着，斯诺写道：“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外别无长物。许多中国游击队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人。”[9]
作为美国记者的便利，斯诺可以近距离地长时间观察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是当时中国恐怕绝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斯诺记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10]看了斯诺的比较评论，你不能不钦佩斯诺的眼光确有独到的历史穿透力和判断超前力。蒋介石的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不正是国共两党高下有别、成败殊途的根本原因之一吗？
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极其细腻，有时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1936年保安采访时，他注意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边与他谈话，一边挑捉衣服上的虱子。这个经典细节，后被人们广泛称道。1939年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斯诺不仅“曾听到他承认错误”，而且“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11]
历史场景之三：延安抗战状况展示。由于有着1936年采访红区的垫底，斯诺敏锐地注意到全民抗战元素已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
他写下了他的整体感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12]
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工业生产——大部分是手工业——大大增加着。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消费合作社拥有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13]
他写下了延安的新闻出版面貌：“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14]
他写下了延安的音乐艺术面貌：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着500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于……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15]
他写了他特别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学：“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它围抱着肤施附近的两座山，而由200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侧面，是纵横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园，学生们在那里自己种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到田野劳作两小时，然后去上课。有400个女孩和妇女就这样学习着一切，从纺织到看护婴孩乃至复杂的英文和俄文文法。”“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斯诺还描写了延安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事业现状。
历史场景之四：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显象。斯诺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国力衰败，但他很佩服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的性格。他真诚地写道：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6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16]
斯诺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他不认可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与苏共、欧洲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与共产国际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他写道：“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17]尽管斯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支持毛泽东并理解中共的做法，因为这是中共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斯诺十分钦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精神，他写道：“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性。”“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方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18]斯诺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战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强调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纪律意识，的确是中共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和其它军队的不同特征。
八路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的呢？斯诺分析道：“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予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月无分文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19]彭德怀曾经对斯诺说过：“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20]依赖千百万人民作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产生无穷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剖析了“鱼水关系”，他写道：“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贵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购买物品只要出最低的价钱。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伤残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年轻姑娘组成的编织队，曾一次“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营，只有田地和工作。”斯诺继续写道：“边区人民为什么特别踊跃输将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的血汗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丢掉他们的脑袋。”[21]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接触红军和中共一些高层领层人后，比较国民党及其精英高层，他断定：擅长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必将败于胸怀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之手。张学良与斯诺看法，倒是不谋而合。
斯诺非常欣赏中共军队的游击战略与战术，认为这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强敌的有效办法。他写道：“经过战场上许多年的代价昂贵的经验，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把游击战发展而为称作全民持久抗战的一种主要的战略观念。到现在为止，它是唯一的达到了使一个全能主义的侵略者无法收获他全部胜利成果的方法，谁能说它不会是欧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获得他们的自由所要经历的道路？”[22]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它力图把每一个乡村变成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斯诺对游击战的理解是：击则歼灭敌人，游以避免歼灭；既须不时出击，又须不时移动。斯诺认为国民党军队学不会、也打不了游击战，他写道：“旧式军队尝试游击战的大多数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23]
斯诺以国际视野的开阔眼光高度评价了中国游击战的伟大气势，他说：虽然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有些相似，但中国的游击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满的白山黑水之间，成千上万的村庄都是这场“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而领导这些军队的正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斯诺写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24]斯诺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力量，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才防止了重庆政府向法西斯主义投降。”[25]国民党政权心里明白，一旦他们对日妥协甚至投降，整个民心必将倒向延安和中共。中共的积极存在和坚决态度，成为了国民党企图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逼使国民党不敢选择投降。
斯诺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游击战争的残酷和八路军的作战效力。他写道：“1938年以来，日军已作了多次的消灭进攻，对着所有主要的游击根据地，首要目标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各种组织现在的作战次数约占沦陷区全部交战的五分之四。”连日军将领也称中共军队是“日本敌人中最顽强、最危险者”。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曾发表过一个统计，表明战争最初两年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截获和破坏敌方损失的全部大炮的6%，全部机关枪的15%，全部货车的28%和全部步枪的34%。全中国俘获的敌军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一边军队扩大，一边作战效力也增加；1939年内，他们差不多参加了全部作战次数的25%，不包括地方游击队的战斗。”[26]
当时日军在华的40个师团中，“十七个专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交战。”中共军方提醒国民政府说：“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兵力”，而“他们的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2.72元。”[27]“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60万元，或者说，3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装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1939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应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趾、手指和耳朵。”[28]
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直到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网上跟着胡说乱叫。让我们看看当年斯诺以一个客观中立记者的视角，怎样来评价这种说法吧！斯诺写道：“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再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5年，象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29]斯诺的驳斥，可谓有根有据，在情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共军队作了那么多的抗日斗争，为何国外无人知晓？斯诺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的新闻封锁。1939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活动的消息。”[30]也正是由于斯诺客观上为中共说了好话，斯诺于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从1939年到1944年的五年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红区采访。重庆政府彻底隔绝了边区政府对外发声的通道。
因此，斯诺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更显弥足珍贵。作为一位享誉西方新闻界的记者，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理解，对于中共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的理解和呈现，尤其令人感佩。这份记录将成为所有热爱正义的人们心中的珍贵记忆。
[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2] 同1，第227页。
[3] 同1，第239页。
[4] 《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5] 同1，第238页。
[6] 同1，第235页。
[7]《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8] 同1，第410页。
[9] 同1，第410页。
[10] 同1，第239页。
[11] 同1，第240页。
[12] 同1，第408页。
[13] 同1，第221页。
[14] 同1，第222页。
[15] 同1，第226页。
[16] 同1，第141页。
[17] 同1，第241页。
[18] 同1，第270页。
[19] 同1，第272页。
[20] 同1，第412页。
[21] 同1，第258-260页。
[22] 同1，第276页。
[23] 同1，第278页。
[24] 同1，第404页。
[25] 同1，第401页。
[26] 同1，第281页。
[27] 同1，第282页。
[28] 同1，第275页。
[29] 同1，第412页。
[30] 同1，第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