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拓荒者。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只有疏通经络、畅通血脉，“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符合沿线各国发展的需求和合作大势，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并且互补性很强，是世界最长、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但基础设施却是他们共同的薄弱环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常来讲，基础设施联通主要涵盖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电力的互联互通，以及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人常讲：路通了、信息通了，然后就可以盖房子，发展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就可以推动民心相通。
交通联通只是第一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推进速度和成效。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首先要有路，这样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但修路只是一个开始，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等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否则难以成为真正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的著名的坦赞铁路项目为例，这条铁路在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引起了很大反响，它贯通东非和中南非，是东非交通动脉，在该铁路建成后，该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专家参与管理。
与坦赞铁路类似，香港地铁的成功建设和运营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这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表示，香港地铁项目给我们三大启示：
第一，香港地铁是一个财务上特别成功的项目。无论是建造、运营还是管理地铁，不但没有让政府支出一分钱，而且还给政府上缴两千亿。它是世界上少有的不成为财政包袱且盈利条件良好的地铁项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香港地铁能够保证75%的港岛老百姓的乘坐，地铁站离家不超过500米。
第二，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法定机构来运行。香港地铁的运营有立法，有执法，有专业人员操盘，有社会监督，每年向政府述职，并向全社会公告。当法定机构依法完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后，它就从公共事业变成纯商业机构，这种模式非常成功。
第三，要保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满足较高的国际劳工标准、生态环境标准以及社会责任标准。香港地铁项目没有对生态产生损害，没有对沿线老百姓产生损害，也没有损害劳工关系，它有客观、专业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和审计，同时发布第三方报告。
这些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修建铁路或者地铁只是一个开始，项目建成以后，如何做好运营，提高当地的能力建设，保证其可持续性更加关键，否则它很难称作是一次成功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中国也将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
打造能源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孕育着巨大的能源需求增长潜力。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未来能源和电力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和高效率利用，为“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提供“营养”。可以说，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平台。
能源企业是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联通的主体。目前，我国能源企业已建成境外各类电站累计总装机容量近2亿千瓦，运营10余条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输电线路，打通中俄、中亚、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在未来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能源企业将成为重要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中国华能、中国石油等“国家队”成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在积极酝酿自己的能源丝绸之路。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智勇指出，作为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能源企业，随着国际产能与装备合作的全面推进，华能集团将在沿线各国“一揽子”电力项目解决方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按照集团战略规划，华能主要选择“一带一路”周边近30个国家，在主要考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展海外电力项目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海外拓展油气业务也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是我国陆海能源战略通道，我国原油进口的80%、天然气进口的86%，都要途经沿线国家运输回国。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功训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市场、通道和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为中石油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打造油气合作升级版提供了难得契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
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油气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极，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是中石油对外油气合作的“战略核心区”，中石油四大油气通道主要部署在沿线国家。另一方面，中石油作为我国对外油气合作的先行者，与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已达20多年，在19个沿线国家运营着49个项目，权益产量近5000万吨，占中石油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工程技术等合同额超过100亿元，并且拥有一支优秀的本土化员工队伍，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
按照规划，中国石油将以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对外合作先行优势、技术资金优势、能源市场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综合一体化优势，推进以油气合作为核心的能源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
构建信息化“高铁”
通讯设施的联通也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将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
通讯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敏感神经系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相应地陆地光缆只能连接，而维护和服务水平很难保证，并且价格水平居高不下。
长期以来，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主要依靠自身发展和网络延伸拓展国际业务，速度相对较慢，因此电信海外运营非常少。如何与周边国家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电信通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电信海外运营，对于今天中国三大运营商来说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如何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新机遇，中国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锋表示，公司将在新的起点上扬帆海外，充分利用中国资本、中国概念，辐射中国的电信网络，构建通往全球的信息化“高铁”。按照集团战略，中国电信将以网络为纽带、以运营为载体、共建智慧丝路，把中国电信行业在网络建设、运营、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传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地跨越数字鸿沟，造福当地人民。
为此，中国电信提出了新欧亚战略、新非洲战略等一系列行动计划，拟帮助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打造一些次区域的流量中心，进而在全球形成五大流量交换中心，大幅改善这些国家对于互联网的带宽需求。中国电信不仅要联通基础网络，连接某个国家，还要在相应区域内形成一定的环路，在推动当地经济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促使中国电信形成全球战略布局，输出中国经验，辐射中国影响，打造国际市场信息行业新格局。
形成亚洲新气象
“一带一路”源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应关注亚洲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扩大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然而，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机遇，也存在困难，尤其是各国制度和法律差异较大，资金问题突出等等。
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做不到的，只有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变成沿线各国人民心中“我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业，这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共同事业，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中国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不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的三位一体联通，它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的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仅仅是第一步。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还要做到以此为圆心、推动三小时经济圈，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唯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创造需求和就业，形成一个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亚洲新气象。
共商互联互通大计
关于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业界专家和企业家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张燕生认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局限于路、电、信息的相通，更重要的是将通向中国的法制、中国的现代、中国的规范有序和透明的制度。”。
资金不足是“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问题。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解决资金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还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此外，资金成本也非常关键，中国能够在印尼高铁项目中最终胜出，资金成本功不可没。邓小锋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广邀合作伙伴，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中国资本包括丝路基金、其他国家基金以及海内外私人基金，在全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行投资、并购。
谈及能源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吕功训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指引，从国家层面加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战略的研究，强化政府指导协调机制，避免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内无序竞争；完善“走出去”支持政策，加快沿线国家人民币结算平台建设，推动国内银行为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保险服务，充分发挥亚投行、丝路基金的作用；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更好的指导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等。
孙智勇建议，要加强规划引导和对接，明确能源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的“一带一路”能源发展路线图，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积极性，以及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公众的投资热情。同时，建立“一带一路”能源企业联盟，加强全方位沟通合作，遵循互信、友谊、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促进世界电力能源企业合作，开辟世界电力能源合作的新篇章。
“国家队”“走出去”率先垂范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海外投资新机遇，国内企业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组建联合舰队、创新商业模式、践行社会责任。一大批率先“走出去”的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赢得了口碑，获得了尊重，实现了共赢。
战略选择：组联合舰队 抱团“出海”
独行快、众行远。纵观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实践，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已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取胜方式。
近年来，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海外业务比重达到公司整体业务的95%，公司明确制定了差异化经营战略，即以为业主前期服务为先导，以投资融资为先导，取得工程总承包，以工程总承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谈及公司如何在发展中国家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土木建设，。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表示，中信建设采用的商业战略或者组织战略，是联合舰队战略。
中信建设一个典型性案例，是2006年联合中国铁建在阿尔巴尼亚中标欧洲标准的高速公路项目，当时项目总标的达到62.5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积极探索成功的一种海外联合模式。此后，依托联合舰队的优势，中信建设持续征战海外市场，带动了中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大规模 “走出去”。
与中信建设的联合舰队战略类似，中国五矿集团在“走出去”时也采用了抱团“出海”的战略。五矿集团董事会秘书周巍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抱团、真正的抱团，这种协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尽量落到实处。五矿集团在这方面实践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秘鲁是五矿最大的海外市场，五矿在那里与很多中国央企“抱团”合作，并从“前辈”那里获得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这种“抱团”不一定要有资金、项目上的合作，而是一种协作。抱团还能够真正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走出去”。
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通过持续创新，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举世无双的运营经验，无可挑剔的服务精神和不可比拟的综合性价比优势。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1.7万公里，占全球的60%以上；目前正以每天8.2公里的速度向前延伸。
“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形成像中国这样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形成共同体，实现抱团‘出海’。”徐宗祥表示，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表示，大型企业应该主动引领国内企业抱团合作，要争取以技术和标准为手段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相关投资；要与金融相结合，采取基金合作、买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互相配合“走出去”。2015年7月31日，中信重工宣布与国内外高端客户签订6大合作项目，与15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方就携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共同致力于国内先进技术装备“走出去”达成共识。中信重工将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为合作者的海外投资、项目建设、长期运行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人文咨询、法律咨询、当地情况调查、投融资建议等各种信息服务；依托大客户服务、用户服务和备件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及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试、运行、备件、改造升级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一体化技术服务。
风险防范：互利共赢 践行正确义利观
通常来讲，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三大挑战。
以中信建设为例，近十年来的海外业务全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政治更迭不断，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从未间断。为了应对这种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尝试了多种风险规避方式，如中国信保[1]政治保险、合同谈判、交朋友、与政府联络感情等。除此以外，中信建设还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国际化来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另外，从项目选择源头入手也是有效规避政治风险的一条有益经验。洪波说，“中信建设在国别和项目选择上是非常有讲究的，主要选择关系国计民生、百姓拥护的建设项目，如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农业、矿业、制造业等，以此尽可能规避政权更迭带来的风险。”近年来，中信建设正在实施和已经完成了16.5万套社会住房建设项目，在委内瑞拉、安哥拉建立了一个20万人居住的城市。只要做了得道多助的事，对当地国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就会得民心，从而有效避免政治风险。
社会风险也是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这些年，由于“走出去”的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企业唯利是图、不规范经营，做了很多有损中国企业形象的事情，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环境并不好。中信建设的经验表明，改变这种现状的法宝，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义利观，即“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必要时舍利取义”。这也是中信集团一直积极倡导的原则。中国企业每到一个国家，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践行义利观。洪波说，中信建设在阿尔及利亚投标项目的时候，标书中明确，如果中标，公司将拿出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为沿途农业发展引进技术，开展培训等等。
经济风险主要包括资金风险、项目组织风险和商务风险。为降低这类风险，中信建设做了很多积极的尝试，包括对冲基金、产业投资回报等等；并且一直在探索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各界资源的整合，创新发展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阿尔及利亚项目主要包括3个标段，分别由3个主体承担，但现在结算下来，只有中信建设挣钱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整个顶层设计开始，公司就本着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我配套的原则，力争造福社会，回报社会。” 洪波说。
战术选择：属地化 主动落地扎根
实践证明，避免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土不服的关键，是“走进去”，即实现属地化。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项目不是短期行为，要带着善意和平等的心态，热爱、欣赏进入的国家，充分尊重所在国文化和习俗，不能抱着“赚钱就走”的心态，而要树立主人翁的意识，学习融入，真正把东道国当成自己的“第二个祖国”。
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民心和心意的相通是中国企业在当地能够落得下、落得好的一条重要原则。周巍说，五矿集团在秘鲁的搬迁项目只涉及四百多户人家，但考虑到当地有3种宗教信仰，五矿集团在新社区共建设了3座教堂。实践表明，只有尊重当地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中国企业才能够在当地落地扎根。
企业的包容性同样不可缺少。要怀着包容心融入当地，利用国际化的专业团队。五矿集团在秘鲁铜矿建设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项目前期由于不稳定因素造成工期拖延7~10天，五矿集团一些人认为，7~10天的延误对于总投资105亿美元的建设周期来说微不足道，但是项目前方管理团队却对此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艰苦努力，由于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工期影响最终降低到1天。
中国企业要真正实现属地化，互利共赢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唯有互利共赢、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赵晋华表示，要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兼顾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处理好与国内外政府、合作伙伴、金融机构的关系，务实高效地共同推进重大项目。
俞章法也认为，国际化战略导向决定了企业“走出去”不是赚一笔钱就走，而要遵循国际规则，遵守国内外法律，增加与东道国的利益交汇点，帮助当地承接技术转移，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让合作项目惠及当地民生，真正实现中外双方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商业模式：因地制宜 大胆创新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建设的商业模式，现在比较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贷款、企业进行EPC[2]承包。但这种模式实际运行起来存在诸多矛盾，包括地方政府会有各种想法，最终将形成地方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债。因此，必须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造，找到其他一些有效的替代模式。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孟庆禹说，公司正在尝试经营财团的多元化，这种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而是聚焦金融和资源领域做大文章。还有一种模式也需要引起企业的重视。比如阿尔及利亚想要建设港口，如果中国企业单纯做工程，那么当地政府可能不欢迎；但如果中国金融企业和建设单位联合起来，其效果将大不一样。无独有偶，中信建设也将逐渐改变过去主要以融资带动工程承包、单纯从事出口服务的固有商业模式，抢抓“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机遇，主要通过投资带动“走出去”。
依托中信集团的综合资源优势，中信重工“走出去”采用了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商业模式，为客户提供包括国内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信托等多种融资服务，为中国装备“走出去”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战略布局：延伸产业链 制定“中国标准”
没有“标准话语权”是制约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一大瓶颈。作为矿山重型装备的龙头企业，中信重工持续高投入搭建平台、健全机制，全面贯彻国际化标准。目前中信重工共有11种主导产品取得了国际标准，拥有36项高端矿山重型装备的核心技术和11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产品。
俞章法说，进入海外市场，装备不仅要在质量、技术、价格等方面谋取竞争优势，还要符合当地生产运营的一系列标准，与上下游环节相衔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规定本国工业标准的能力和条件，它们往往采用西方的工业标准。在中国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欧标认证，贯彻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而且要高度重视标准的制定，让中国标准国际化，进而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全方位“走出去”。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以自主创新、快速超越的技术实力为支撑，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赵晋华认为，发挥专业优势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中，需要从较高的基础水平起步，面向更高标准做好设计和施工。中国企业应该结合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在勘察、设计、规划、施工、投融资、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和优质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高层建筑占有量达到世界高层建筑总量的32%，在建量是世界的64%；中国建筑一家公司的高层建筑量就占到全世界的50%。依托自身在高层建筑领域的专业优势，中国建筑计划在“一带一路”建设前期以基建为主，房建为辅，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回到以房建为主的模式。
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拓展产业价值链，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按照战略部署，中国建筑将从提升核心竞争力出发，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增强总包集成能力，最终变成产融紧密结合的新型建筑承包商，努力向前端的规划设计和后端的运营维护方向发展，提升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竞争能力。
建言献策：企业为主体 加强国家统筹
企业是海外运营的主体，但要实现更加高效地“走出去”，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参会的多位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政策应该更加具体化、法制化和重实效，让企业更放心。
周巍建议，除了发挥好企业的主体作用以外，国家政府的统筹作用特别重要。如果没有一个特别良好的协同配合，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真正在当地落地生根将面临不小的难度。最近五矿的秘鲁铜矿项目接近完工时发生了一些社区事件，它的最终解决还要依托本国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统筹协调。
“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间、区域组织间、企业和社会团体间发挥核心作用，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公共合作平台，以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徐宗祥坦言。
站在企业的角度，俞章法也对政府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有效支持。
二是在“走出去”面临难得机遇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的服务职能，整合资源，建立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一条龙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
三是通过立法进一步规范竞争秩序，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四是加强对标准“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力度，可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对成功采用中国标准“走出去”、获取海外项目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
五是成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