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完善国有企业考核体系，对创新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机制引导企业各展所长，争当不同赛道的“尖子生”，实现质量更高、功能更优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国资监督部门都在积极推进“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方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存在一些困惑和需要破解的问题。

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探索成效和问题

国务院国资委2024年对中央企业全面实施“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已出台19个行业考核实施方案，个性化指标占比达到77%。各行业中央企业正积极探索“一企一策”考核。如中国海油根据各单位功能定位和特点，将考核对象分为生产经营单位和协同保障单位两大类别，差异化设置业绩考核系数；再分别对不同业务类型的考核单位，围绕功能保障、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合规风控等重点任务，提出差异化权重要求，突出考核重点。华润集团根据行业地位、盈利贡献等将业务单元分为四类：成熟稳健类侧重考核其对集团的利润贡献度、行业地位以及探索新赛道等指标；战略发展类侧重考核成长性细分赛道、关键核心能力打造等指标；转型重塑类侧重考核产业进退、转型发展、效率效益等指标；孵化培育类侧重考核重点业务的布局、组织能力、机制建设等指标。

地方国资国企积极探索“一企一策”。上海国资委《关于优化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分类监管的意见》提出，将监管企业分为资本运营类、产业发展类、金融服务类、城市保障类，明确不同类型企业的功能定位，要形成清晰明确的企业整体功能“列阵图”。安徽国资委围绕国资国企的战略布局，制定“一企一策”专考事项，将“分类考核”推进到“分户考核”，将省属企业按照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企业三类，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实施“一企一策”的分类考核，突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功能保障和风险防控考核的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宁夏国资委全面实施“一企一策”精准考核，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行业特点、承担重大任务等情况，统筹共性量化指标与个体企业差异性，加大功能保障任务考核力度，降低公益类企业经济效益指标权重。

四川省铁投集团推行“一企一策”精细化差异化量化考核，针对直接管理的40余家二级企业，进行大量调研和数据分析、听取咨询机构意见、借鉴先进企业做法、反复模拟测算迭代，制定“一企一策”考核指标体系。新的考核指标体系不再搞“一刀切”，突出主责主业、管理短板、风险控制、改革推进等内容，做到既考重点关键，又考短板弱项。

从当前“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实践来看，尚存在考核原则缺乏科学性和指导性、考核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及考核实施中对基本问题缺乏明确规范等问题。

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应坚持的原则

（一）坚持共性要求与尊重个性相结合。考核评价内容既要有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治理、合规风控等共性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各企业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和行业情况等个性特点，考核指标体系及权重有所差异，实现分类考核、分类核算，提高考核的精准性。

（二）坚持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相结合。在考核产值、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的同时，强化在落实重大战略、保障民生、维护产业链安全等方面考核力度，引导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落实国资布局的“三个集中”，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三）坚持兼顾全面与突破重点相结合。考核指标体系要兼顾党建、管理、运营、安全等各方面，但权重设计要有所侧重，对承担的重大任务、定位功能的落实、运营的关键环节、合规的基础工作等提高权重占比，引导企业坚持新发展理念，培育新质生产力。

（四）坚持规模增长与价值创造相结合。既要考核企业资产、营收、利润等增长速度，促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行业排名中争先进位，也要考核企业在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品牌价值等“五个价值”方面的创造贡献，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

（五）坚持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相结合。注重考核当年经济贡献、价值创造、安全生产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同时强化对项目储备、制度建设、人才培养、高能级创新平台等指标的考核，健全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结合机制，引导企业做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六）坚持过程评价与结果应用相结合。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考核指标数据及时抓取、存储和分析评价，把过程评价与年度评价进行相互补充和印证，提高考核评价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同时，重视考核结果的应用，把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工资总额、晋档升级、干部任免等相挂钩，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

考核内容体系

（一）战略支撑力。重大战略是事关全局、长远、根本的谋划，企业集团子企业要勇扛使命，服务重大战略落地见效。选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区域战略等情况作为考核内容，促进企业围绕“国之大者”“省之要事”“市之大事”谋发展。

（二）功能保障力。增强企业核心功能，优化国资国企布局，推动“三个集中”，提供质优量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更好地保障民生和国家安全。考核企业在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产业链安全的贡献，在推进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的贡献。考核企业安全保障能力，包括物资储备、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以及带头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推进脱贫攻坚、参与民生工程建设等社会公益方面的情况。加大在保障公交、地铁、高速、机场、港口、能源、自来水、天然气、文旅、农产品等基本服务能力和人民满意度等方面考核权重。对功能保障情况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价，将相关评价结果纳入考核体系。

（三）科技创新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勇担创新重任，积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以创新力的提升带动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把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年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经费的增长率等指标作为考核重点。考核企业创建国家、省市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公共技术平台等创新平台及申办院士（科学家、专家）工作站（室），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的情况。把专利申请、国家和省级课题申报情况、刊发高水平论文、出版专著、科研成果转化效益等科技创新产出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引导企业科研投入与产出匹配。

（四）经济贡献度。企业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经济发展全局大局中勇挑大梁，多做贡献。重点考核企业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营业收现率等，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效率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不断提升资本回报质量和经营业绩“含金量”。强化企业可持续发展，把企业项目谋划和储备情况、年度新建项目投资额、ESG评估情况、生产事故损失额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引导企业夯实发展根基。考核企业市场占有率、细分行业的排名、经济增加值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等，引导企业争创一流，锻造价值创造能力。

（五）改革纵深度。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企业应向纵深推进改革，提升发展效率效能。考核企业董事会建设水平，把外部董事人数占比、各专业委员会建设情况、董事会决策规范程度、依法合规授权情况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考核企业组织架构、人事管理、财务运行、合规风控、生产经营、会议召开等方面基础制度的完备、规范和实施情况。重点考核企业在“三项制度”改革、中长期激励和容错纠错等方面改革的“颗粒度”，包括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干部竞争上岗落实情况、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项目跟投和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容错纠错实施细则及落实情况等方面，引导企业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六）党建与业务融合度。企业要切实从组织上、制度上、机制上确保党组织的领导地位。重点考核企业政治引领情况，把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健全党对企业全面系统整体领导的工作体系等纳入考核体系，引导企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考核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党建与业务融合以及党建品牌创建等情况，引导企业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战略支撑力、功能保障力、科技创新力、经济贡献度中的指标内容为个性指标，改革纵深度、党?与业务融合度中的指标内容为共性指标。

考核组织实施

（一）确定考核指标。企业依据所处的行业、所属的类别（商业类或公益类）和发展阶段，在考核内容中选择自己的考核指标，原则上各企业考核指标体系包括25-40个指标。

（二）确定指标目标。经济贡献度中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应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考核分配局编制的上一年度《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的平均值作为考核目标、良好值作为奋斗目标。其他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应综合考虑过去三年的均值、对标一流企业上一年度的数值及企业同一行业上一年度最高值等因素确定，分成考核目标和奋斗目标两个档次。既要编制当年考核目标，也要编制任期考核目标。加强相关数据的搜集、积累和研究，不断提高确定考核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确定指标权重。考核指标的权重值应根据对企业功能定位、当年的重点任务、发展关键节点的分析，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的考核评价体系、专家建议和董事会讨论意见等因素确定，要突出重点，各指标权重适度拉开差距，有利于增强核心功能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原则上共性指标权重不高于30%，个性指标权重不低于70%，公益类企业选取的战略支撑力和功能保障力中指标内容合计权重不低于50%，商业类企业选取的科技创新力和经济贡献度中指标内容合计权重不低于50%。

（四）多业合并原则。若某家企业业务涉多个类别和行业，可分别考核。原则上，某一业务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占企业总额比重20%及以上，可按相应类别和行业进行考核，低于20%者由企业自主确定归属到其他某一类别。考核总分计算办法，根据该行业营收占企业总营收比重作为权重计算相应考核得分，最后汇总相加得企业考核最终得分。

（五）建立例外事项清单。在考核指标体系外附录例外事项清单，对企业承担的党委、政府和国资委临时安排但又未出现的年度考核任务中重大事项单列，重点考核成本控制、完成效率和社会效益。把其作为加分项目纳入年度考核总体，指标权重原则上不超过10%。

（六）健全考核程序。一级企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或办公室指导子企业编制评价考核体系和考核责任书，并依此进行年度及任期考核。考核体系和考核责任书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国资委备案。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以三年为考核期，年度考核、任期考核与不定期督导巡察结合，数据应相互印证。探索特殊行业实行特殊考核周期。原则上当年3月底之前编制完成年度考核任务清单，下一年度6月底之前完成年度考核、任期考核。考核采用数据原则上来自第三方出具或审核数据，或线上可以直接抓取的数据，数据应有准确性、可靠性和公信力。积极推进考核工作数字化改革。

（七）推动结果应用。强化业绩刚性兑现，把考核结果与工资总额、干部任用、评先评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挂钩，与企业授权放权、并购重组和层级压缩等挂钩。探索实行考核救济机制，杜绝出现“一考定性”情况，对考评结果有明显问题的，通过书面报告、复核复查、公开透明等机制进行纠偏，严防因工作失误或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考核结果失真。

考核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推进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考核功能的发挥问题。现在的“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具体到每一户企业，指标不同、标准不同，虽然提升了考核的精准性，但降低了考核的比较对标功能。

二是考核成本的提升问题。针对每家企业制定不同的考核体系，对国资监管部门来讲，工作量太大，更重要的是，国资监管部门对企业集团二、三级企业情况不能完全掌握，制定的指导意见可能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

三是考核行业的划分问题。各地对国企行业划分不统一，既有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也有国务院国资委考核分配局编制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中的行业分类，还有各地自己根据情况划分的行业。

完善国有企业考核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还是对推动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化公司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制度化长效化以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尽管当前在推进国企“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只要切实把握考核“颗粒度”，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先完成再完美，在务实中探索，在探索中完善，那么国有企业的考核方案就会发挥更好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编辑 尚鸣）

2023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五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为普惠金融事业描摹出全面、精准、稳健的发展蓝图与路径。

步入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将普惠金融作为未来优化金融服务的“五篇大文章”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走近大众、服务大众，奋力谱写高质量普惠金融新篇，成为金融机构待解的时代课题。

作为我国首批获准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聚集金融子公司专业力量，坚持“标准化、线上化、数字化、场景化”发展路径，在不懈探索中，围绕普惠小微、乡村振兴、普惠消金、普惠财富、普惠便民“五维一体”服务体系，逐步走出一条以人民至上为锚、集团协同为舵、科技创新为楫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透过中信样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业正蹚出一条新路，路标指向高质量普惠金融的进阶之路。

俯身普惠，以新谋变解痛点

作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概念，其基本原则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改革发展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实践亦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中逐渐明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亮相。此后，伴随一系列政策支持、市场参与机构扩容与积极推进、数字技术的突破创新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普惠金融领域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困扰金融业多年的待解之题。问题的背后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存活周期短，叠加信息获取成本高、风控难度大等多重因素，金融机构主动服务的长期动力不足。

但亦需看到，小微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基于此，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资源向小微等领域倾斜，推动小微企业融资实现“量增、面扩、价降”。

中国银行业不断创新各具优势的小微信贷模式，以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中国商业银行，通过不断创新信贷技术、优化信贷流程等，尝试突破小微信贷业务的“不可能三角”（即在规模、质量与成本之间形成有效的平衡），探寻到一条商业可持续的小微金融之路。

中信银行按照“稳增长、高质量、做特色、扩影响”的经营策略，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实现“组织架构从无到有、人员队伍从少到多、科技支撑从弱到强、产品体系从少到全、业务规模从小到大、资产质量从差到优”的巨大转变。

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银行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5988亿元，5年增长超3倍；有贷户超31万户，5年增长近3倍；同时，客户综合融资成本保持“稳中有降”。

不仅仅是银行，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市场参与者亦通过持续完善金融产品供给体系，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并协同银行等市场参与者破题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中信建投证券结合券商专业和行业发展实际，全力推动小微金融债发行。如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主承销商，分别服务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完成两期小微金融债券发行和一期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的簿记发行。

多元化、多层次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显然，普惠金融的服务客群不仅仅是小微企业。数量庞大的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同样是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普惠服务重点。

城镇街边的早点摊主、穿梭于城市的出租车司机、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建筑工地的蓝领工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的普通人，很难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究其原因，这些长尾客群身处下沉市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在向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找到一条平衡效益与风险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当数字技术浪潮席卷而来，新型金融机构看到了服务长尾客群的可能性。

2017年，承载着传统银行业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使命的国内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由中信银行和百度公司联合发起成立。该行坚守“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的市场定位，依托数智优势和金融科技禀赋，通过聚焦新市民、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人群，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拓面提质。截至2024年12月末，百信银行年度投放消费金融贷款超过1799亿元，新市民特征用户数超6000万户，占总客户数53%。与此同时，该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与服务小微用户数均实现了明显突破，分别较2024年年初增长45%和100%。

无独有偶。作为传统金融服务体系重要补充之一的消费金融公司，亦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在十余年探索中成为服务普惠长尾客群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以中信消费金融公司为例，对于新市民中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其通过推出“炬火计划”，精准匹配大学生初入社会的用资需求；针对金融可得性较低的农村用户群体，则设计了针对性更强的普惠金融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中信消费金融累计服务客户1351万人，其中“三农”及县域级投放贷款金额为118亿元，占比达49.61%。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动普惠金融拓面提质的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亦通过创新持续赋能。如中信信托通过与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深度合作，在直接向小微企业和个人用户发放贷款的同时，通过发行银行间市场ABN（资产支持票据）、中保登市场ABS（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加快普惠金融资产周转，充分降低资金成本，为广大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提供既普又惠的金融服务。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信托服务的普惠金融类客户超5000万人，累计发放普惠金融类贷款约1828亿元；当年发行普惠金融类ABN合计136亿元，中保登ABS合计268亿元。

普惠不渝，共推财富提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除了将钱存进银行和购置房产，缺少适合的理财渠道，小额资金更是无处安放。

叠加金融市场化加速、全球资产配置受热捧等多重因素，财富管理市场迅速发展。2018年之后，伴随资管新规及后续一系列配套规则陆续落地，银行理财、保险、信托、公募基金等在迈入规范发展新阶段的同时，市场格局渐被重塑。

当财富管理服务逐步“飞入寻常百姓家”，金融机构深刻意识到，普惠金融的内涵并不是简单地为“中小微弱”群体提供融资服务，更应是让所有人能便捷、平等地享受到各类金融服务。

中信金控以财富管理为抓手，通过连接中信旗下各个金融子公司，构建起一个全牌照、立体化、一站式的财富管理生态，并覆盖了国内最广泛的财富客群和资产品类。

“中信金控汇聚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等多金融业态，发挥全牌照、全链条、全产品、全服务优势，融合智库专家、金融科技能力，构建财富广场开放生态平台，为每一位投资者提供数字化、线上化、普惠化的高品质财富管理服务。”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表示。

在推进落实数字化、普惠化的高品质财富管理服务方面，中信银行财富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认为，做普惠型财富管理不仅要提升大众客户的财富管理服务供给，还要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和AI技术加持，夯实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深度、拓宽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广度、延伸普惠型财富管理的服务长度，提升大众客户财富获得感。

近年来，面对经济承压、市场反复震荡、理财产品全面净值化等因素，“稳”成为普通百姓进行财富管理时的首要目标。

对此，信银理财始终坚持普惠理财产品稳健低波、绝对收益的市场定位，稳字当头，稳产品质量、稳客户体验。首先是投资稳健，外部形势越复杂，越要坚持稳健的投资方向；其次是风格稳定，产品定位明确、辨识度清晰，使投资者可以快速认知；再次是收益稳当，既要避免业绩大起大落，力争收益曲线平滑向上，又要追求同业排名恰当适中；最后是消保稳妥，始终站在投资者角度思考问题，妥当做好消保工作，不留风险隐患。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在普惠金融实践上，中信证券通过提供全方位、高质量、多层次的理财及资产管理服务，搭建多层次买方投顾配置服务体系，实现全资产段、全客户覆盖，更好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化配置需求，助力超1400万名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华夏基金则在全面满足不同客户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理财需求基础上，重点发展低门槛、低风险的普惠型产品。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华夏基金ETF管理规模达6706亿元，规模及产品数量持续保持市场第一。

中信的普惠探索仍在持续。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不断加大普惠保险发展力度，加快部署全品类普惠保障产品。同时，上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等产品，通过扩展责任覆盖范围、增加可选责任的方式，为被保险人提供意外伤害、意外医疗综合保障等。

向善而行，坚守金融为民

立足“国之所需”“民之所盼”，这正是中信金控及子公司等金融机构普惠实践所遵循的核心要义。在助推中国普惠金融从量向质跃阶的过程中，它们亦逐渐构筑起“金融向善”“金融为民”的价值体系。

循着这样的价值体系，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自身战略愿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探索解决社会问题、壮大自身发展的融合之路。

 “中信创品”由中信金控财富委资产管理工作室打造，整合发挥各金融子公司资产管理渠道和资源。2023年，首支“中信创品”慈善主题产品上线发售，采取封闭式运作方式，业绩比较基准3.45%，总规模20亿元。与其他理财产品不同，该产品到期清算时管理人代投资者将本金部分的0.05%和超额收益的50%，作为捐赠款转至约定的慈善公益项目。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创品”已累计创设175亿元，2024年创设146亿元。

首期“中信创品”于2024年11月到期，在云南元阳、屏边进行捐赠，累计捐赠243.4万元，预计2025年全部产品到期后将实现捐赠超1000万元，中信集团副总经理曾琪、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出席捐赠活动。本次捐赠标志着“中信创品”开创了市场化慈善捐赠的新模式。截至2024年12月末，慈善主题“中信创品”作为2024年主要发行方向，已累计创设114亿元，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3.26%，超业绩基准31个百分点。

中信创品“温暖童行”慈善理财捐赠暨中信“梦想中心”公益项目在云南元阳、屏边顺利开展

中信金控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信创品”慈善系列的推出，是在中信金控财富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下，资管工作室集合各成员单位共同实践“慈善+金融”新模式的有益探索。

金融向善，亦推动着社会崇善。迈向以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维度衡量的价值时代，普惠金融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普惠金融司发文指出，当前，普惠金融工作已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面临新形势、肩负新任务，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及时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锚定建设综合普惠金融体系目标加力提速，推动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业资深研究人士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样才能“更有韧性”地支持普惠群体发展，“更有信心”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把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于中信金控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行动方案，各金融子公司亦锚定了高质量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中信银行将深入开展“专业化体制机制、标准化产品体系、数字化精准营销、特色化客群拓展、综合化金融服务、智能化风险合规”等六大精益提升工程，加快构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模式；中信证券及华夏基金将持续完善产品谱系，创新普惠型产品，满足不同类别客户多元化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需求；中信保诚人寿将持续从综合金融视角统筹发力，不断丰富普惠金融相关服务；百信银行、中信消金将始终坚持金融科技驱动，依托数智化核心能力，持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获得感。

持之以善，恒以善小而为之。努力让金融成为一种人人皆可享有的基本权利、一种社会大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并让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润满心田，这是中信金控及其子公司的故事，亦是中国金融业探路普惠的故事。

（编辑  杨林）

2023年以来，各界围绕如何走出目前经济困局展开了大讨论，经过两年的政策试探和选择，开始形成一系列新共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是对过去几年的政策实践以及各种讨论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在实践创新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品格。一系列新目标、新政策框架和举措，反映了我们打破传统思维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宏观经济政策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构建在新常态、新阶段科学理性应对各种新问题的新体系。

九大值得关注的亮点

准确认识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对于准确把握会议精神至关重要。会议提出的措施是一个综合性方案，旨在针对特定问题提供系统的新解决方案。这些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是对新形势、新规律进行了深入研判和总结，系统梳理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现象。

从2023年7月30日至9月26日，政治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审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新形势下做好经济工作的新规律进行梳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统筹”十分重要，体现了党中央对于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其中，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尤为关键。尽管这些概念并非新词，但在当前背景下，其内涵都已赋予新意。

新内涵强调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但过去频频出现内卷性招商引资、非规范性执法以及流动性不足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出现大量乱作为的行动。所以，走出现在的困局，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规范政府行为，以提振地方政府行动的信心和激励。

此外，有效市场的概念亦不容忽视。当前市场失灵问题频发，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定价失灵方面。这种统筹旨在应对市场端和政府端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特别是当前导致“低价格”现象产生的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都既根源于政府端，也根源于市场端。

以统筹增量与存量的关系为例，传统的工作重点多放在增量上，如三驾马车和GDP等数据指标。然而，存量的变化是会对增量产生影响的，例如资产端出现问题会导致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进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

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时，我们在管理负债的同时必须对资产端进行调整，采取资产负债总体管理体系和理论思维。因此，在短期宏观调控中，将资产价格和资产负债表纳入管理思维之中就变得尤为重要。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五大统筹是我国政策框架进行转型和再定位的重要标志，是对当前学界就新理论、新框架、新范式内涵所进行的讨论的一个全面总结。

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五大统筹的总结，标志着政策已经打破传统思维进入到体系化阶段了。新理论、新框架、新范式的核心内涵需要学界在中国场景下进行更深入地理解和解读。

二是在“9·26”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导下，对增量政策的进一步明确，确立了2025年稳增长的新目标和新定位。

这些目标包括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虽然往年这些目标被视为常规目标，但在当前环境下，它们却变得非同寻常，需要采取超常规手段以实现稳中求进。

与过去几年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并行的情况不同，当前政策全面体现了超常规与逆周期政策的重要性。这反映了在非常态化环境下，常规目标需要超常规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执行政策至关重要。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为宏观政策的具体定位提供了明确的框架及相应措施。

政策的具体内涵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十分重要。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会公布相关内容。其中关于财政赤字规模的突破、国债市场的功能、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市场功能的关注、货币政策对于物价水平的关注等方面，都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在债务观、货币观的调整下将出现框架性的突破，从而为稳增长提供新的超常规逆周期调整。

四是将消费放在重中之重，并提出了新的举措，特别是消费专项行动的新提法。

该行动旨在通过民生建设促进收入增长，进而推动消费，与第九大重点工作任务相匹配，形成了促进消费的新策略。这一策略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特别是稳定房产市场、股市和预期来稳定消费。考虑到白领阶层对资产负债表变化的敏感性，这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原有的“两新”基础上，消费专项行动全面扩容，从全国层面推进。该行动将居民消费扩张置于政策优先位置，成为2025年政策工具的核心亮点。财政和货币政策均以此攻坚战为落脚点。

五是首次在宏观调控中将“投资效益”置于核心，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着力点的调整。

尽管去年1-10月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4.3%，但中央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在各个项目上均达到两位数增长。然而，由于地方政府面临收入和流动性限制，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出现萎缩。这种萎缩是投资效益全面下滑，投资收益无法覆盖成本，进而导致债务累积的结果。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投资总量、结构和体系进行深入反思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投资效益”提升至重要位置，这凸显了中国宏观经济要改变重投资不重消费、重规模不重收益的政策取向，说明宏观经济必须最终落脚到投资收益的提升之上，通过提升投资效益和投资收益，增强增长动力和大循环动力，这标志着政策的重要转变。

六是首次在新质生产力中把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纳入其中，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到实处。

同时，针对当前面临的内卷式招商引资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提出了进行系统治理。这些现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导致了新型产能过剩，成为当前市场出清调整的核心障碍，必须从制度层面给予解决。

七是提出了七大标志性改革举措，旨在配合提振信心，并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300项改革措施。

改革的实施应有序进行，区分轻重缓急，并抓住改革的窗口期。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因此，尽管2025年面临诸多挑战，促进稳定的关键是在系统性和深层次的改革上下功夫。
    这些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体制、民营经济促进法、统一大市场、财税体系、平台监管、资本市场以及规范执法等七大领域，这些领域对于解决当前资源配置信心低迷的关键问题至关重要。

八是进一步强调了房地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市更新等举措作为加速房地产回稳的中期布局。该战略涉及对房地产流动性的进一步宽松，以及通过政府大规模收储来解决房地产库存和市场流动性回收等系统性问题。

鉴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很大，对保障性住房需要较多，一旦全面实施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利用大量房地产库存来提供房源，从而使房地产调整的力度将达到一个新高度，并进一步加速房地产市场的筑底反弹。

九是将单边开放纳入应对中美冲突和各种逆全球化的举措之中。单边开放不仅包括签证政策，还包括市场和产品等多方面的开放。这要求我们进一步理解贸易多元化，并在打造中国投资品牌方面采取新措施，利用开放政策来对冲美国的霸凌行为和孤立主义。

上述九大亮点是我们应把握的重点，因为它们与以往的政策不同，展现了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新思维、新逻辑和新框架，同时也显示了此次宏观调控具有里程碑意义。

需进一步解读专业性、学术性问题

市场的解读多种多样，正确引导市场预期至关重要。若市场参与者未能形成统一且正确的理解，可能会导致执行上的偏差。因此，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深入理解超常规逆周期政策的内涵，深化对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以及如何将其与过去的调控实践相对应，以提出2025年至2026年中期的财政布局举措。

此次超常规政策不仅体现在力度和工具上，还体现在期限上。我们面对的挑战包括房地产调整、中美贸易冲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地方债务和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等问题，这些均非短期问题，而是中期挑战。因此，逆周期政策的调整不能仅仅局限于年度布局，而应有更长远的考量。

未来两年充斥着逆向因素及其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已被广泛认知。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行为的博弈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大量的谈判及国际谈判技巧来解决。因此，超级博弈使得不确定性更加复杂，这要求我们强化底线思维，强化政策储备，并加强对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冲击因素的应对。

对超常规政策内涵的理解必须清晰，它不仅在规模上超常规，也可能在应变能力和授权体系上具有超常规特点。鉴于宏观运行体系环境的变化，政策渗透的力度和方式也需要变革。例如，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基层直达就是方式上的超常规。

在这些方式上，超常规政策的内涵超越了过去二十年欧美提供的理论框架，正视中国机制体制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弹性和韧性基础，重新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政策实施体系和相应的指标体系。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包括对宽松货币政策的界定，以及是否需要从通胀盯住制转向名义GDP盯住制等关键问题。

（编辑  尚鸣）

如何扩大消费

    从扩大消费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从消费函数入手。一般来讲，影响消费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包括短期和中长期的收入；一个是财富；还有一个是预期。下面重点讨论这三个方面。

（一）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这里主要是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当期收入主要通过财政的手段给中低收入人群发一些补贴，可以采取现金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消费券的形式。数字经济时代，具体到人头发现金要比以前容易得多；相对而言，发消费券比发现金好，因为拿到现金可能选择储蓄，而消费券可以发定期的（比如一年），如果到期还停在个人手里就不值钱了，这样可以促使他在一年内花出去。建议可发行不与特定行业销售挂钩的消费券，就当作现金使用，花在哪里都可以，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乘数效应。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低收入群体中长期收入的提升，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现在中国消费和就业投资遇到困难，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现在民营企业发展非常艰难。我认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应重点向他们开放服务业，因为在制造业领域民企已经“卷”得不行了，但像国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还有大量的需求空间，而这些行业目前大多被国有资本控制；向民企开放这些行业应是大势所趋。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中央应上收更多的与“人”相关的事权，比如说教育、养老和医疗。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这一部分的开支占到30%～35%的比例。如果中央能统筹这一部分的支出，对缓解地方政府支出的压力是很有效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中长期收入，要关注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更多向居民部门倾斜，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在初次分配时要更多向居民部门让利。对于政府来讲，未来要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保、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对于企业而言，就是国有企业应该加大分红比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是未来引入基于财产的税制的大势所趋，现在经济不景气了，需要往后放。

如果做好上述三个因素，就是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将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和居民内部的再分配做好，就能够显著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中长期收入。

（二）关于财富效应。

当前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与国内的所有资产价格都在下跌有关系。股市、楼市，连人民币汇率也下跌。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消费非常谨慎。

目前最大的风险还是房地产方面。尽快让房地产市场及时触底企稳，非常重要。目前最急迫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一线城市核心地区的房价依然在快速下跌。一线城市应尽快取消限购、限售，而且要一次性公布优惠政策，不要让市场主体有持续放松政策优惠的预期，这种“挤牙膏”式的放松，会让存量的需求者无限期推迟购房的决策。

  第二件事是正面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点。目前几乎所有的头部民企都出现生存问题，政府应该果断帮扶本省经营比较稳健的头部民营开发商（例如碧桂园和万科）。帮扶有两个方式，一是省级政府可以发专项债转贷给民营开发商，帮企业拉长债务周期，降低成本；政府可以选择直接入股头部民营开发商的股份，帮它渡过难关之后再行退出。

促进居民消费要发挥股市的作用。要更好地做好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指数不断上涨的牛长熊短的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信心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三管齐下：

从投资方来讲，应该培育更多的长期投资者。当前中国的长期投资者只可能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社保资金通过全国社保间接入市；二是保险资管的资金更多地进入股市；三是可能是中国式的平准基金。这也是大家现在讨论的热点。

从融资方面来讲，我们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就要规范规则制度，就意味着IPO应该常态化，还是要提高IPO的门槛。同时退市的机制要常态化，同时要让上市公司养成分红的文化。最近这两年，唯一涨的股票就是高股息的股票，现在市场也在给这种高股息支付的企业更高的估值。

关于监管方。过去一年，证监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提高了顶格处罚的上限，提高了打击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信息造假的力度，也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稳住房市和股市，发挥正常的财富效应，对缓解消费的下行是很有帮助的。

（三）关于预期。

在一定程度上，预期可能是影响中产阶级消费的主要因素。这分为两部分：一是如何缓解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就是老百姓未来支出有很多不确定性，如何缓解？要从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改革来入手，这其实各有各的偏向，对于农村居民来讲，可采取国家发债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医保和社保的水平。二是如何帮助年轻人降低住房的成本、帮助他们降低教育的成本，这与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支出是相关的。对于中年人来讲，如何让未来的养老体系更加健全，降低养老的成本可能也很重要。

  提升居民的信心，有三件事很重要。一是要提振名义GDP增速，这跟企业的业绩高度相关；二是要切实落实三中全会的决议，加快改革开放；三是努力改善我们的外交环境。特朗普上台之后，给我们一个和欧洲国家修补关系的良好的时间窗口，甚至我们和日韩也存在修补关系的窗口。应该实施更加果断的、更加友好的外交策略，寻找更多的朋友。

   把上述这几件事做好，我们能够有效改善居民部门的预期和信心，这对扩大消费是有好处的。

如何提高投资效益

余永定老师一直坚决认为我国还存在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我们认为，传统的基础设施和软基建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很大的投资空间。虽然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确存在一个效益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在人口流出的地区。

  以下这几个领域可能是存在投资空间的。

  第一个是地下管网。

  第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现在很多省、市区域内的道路建设已经很完善了，但是省和省之间，市和市之间有很多断头路。要打通断头路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但可以很有效地把各地的交通网络给连接起来，我们觉得这一点可以重点考虑。

  第三是与手机的基站、算力、新能源网络相关的新基建。

  需要强调的是，软基建投资也大有可为，这就是与养老院、医院，学校等有关的投资。当然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教育和医疗投资尤其要小心，投资项目要“跟着人走”，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多投建。养老设施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缺口，有投入价值，这方面的投入有保障功能，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可能没有那么划算。

如何平衡投资和消费

  （一）对扩大内需而言，鼓励投资和消费各有各的好处，但目前扩大消费应作为重点。目前，我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例不到40%，和美国大概差30个点；我们的消费是靠政府消费撑着的。现在的确到了激活私人消费的时候了。但是私人消费的问题在于存在不确定性，见效慢，从这个意义上看，扩大投资是可感可及的，在短期内更加有效。当前，我们既需要长期的提振消费，又要在短期消除需求和产出的缺口，所以消费和投资都不可或缺。

（二）过去刺激经济的思路主要是做增量，而且增量主要做到投资方面。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投资资金可以通过企业部门最后传导到居民部门，从而提振消费。这里有一个政策资源的渗透效应。

但是在当前环境下，以促投资改善老百姓的收入并提振消费，这样的渗透效应是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所以投入企业，企业也没有动力去扩大就业。

  第二，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地方政府做项目，一般先让企业（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花钱垫资，到期又还不起钱，这样企业的应收账款越来越多。这是传统基建项目很多资金到不了做项目的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目前存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趋势。所以投资资金给到企业之后，企业可能更多购置机器人，钱到不了劳动者手里。我们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一定要有一部分钱直接给到最终的居民群体。有两个群体最重要：一个是中低收入家庭，他们是消费的主力军，一个是部分中小民营企业，他们是解决就业的主体，这跟以前不一样了。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就是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通过无息和低息贷款的方式给到中小企业。

最近有学者认为，消费不是生产函数的变量，它影响不了中长期经济增长，而中国在中长期应保持一个较高速的增长。应该指出，有一类消费是可以计入生产函数的，就是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本这一类的消费。它可以通过人力资本这个渠道进入生产函数，这对于提振中长期的增长潜力是有帮助的。因此，一方面增加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基建投资，另外一方面在政府的支出中增加用于教育、医疗、养老这样的公共领域的支出，既有助于短期内促进消费，还有助于中期培育人力资本，从中长期来讲，它是有利于提振经济增长的。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首就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具体而言，下一阶段我们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同时，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全方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已经成为缓解当前内部经济困难形势的重要政策措施。  

目前总需求和地方债、房地产形势分析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系列措施需要打通现存的一些堵点。比如：居民收入预期降低，影响消费能力；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影响消费意愿；企业投资谨慎，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负向循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注重化债而减少主动投资；新的消费场景供给不完善，对居民消费意愿的激发力度不够；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完善，房贷压力仍需进一步降低；提振消费的结构性政策支持力度还需加强，比如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等。  

缓解有效需求不足，需要给国民经济循环注入足够的需求动力。消费、投资等内需将是重要抓手，同时也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首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减轻其财务压力，调动地方政府能动性，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明确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再加上其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渠道，化债组合拳在五年内化解12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性债务规模从14.3万亿元降低到2.3万亿元，这样可基本实现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体现了“在发展中化债”和“以时间换空间”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央政府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债务管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            

房地产领域。我们根据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人群）、城镇化进程、改善需求空间因素等，估算未来一个阶段中国城镇居民的刚需趋势。按照我们的测算，2019-2021年是近20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刚需的顶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购房主力年龄群体式微，城镇化进程渐趋平缓，城镇居民刚需面积改善边际递减等因素，我们预测城镇居民房地产刚需趋势将逐渐减弱。而城镇居民对房地产刚需的中长期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影响重大。预期未来一个阶段，每年8亿-9亿平方米的新增销售面积可能是满足全国改善型需求的合意水平；考虑到2015-2021年每年超额需求为1亿-2亿平方米，因此未来一个阶段的实际销售面积可能不到8亿-9亿平方米。我们测算，如果只是对应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库存回到正常水平，那么需要收储资金规模大约为1.12万亿元。更进一步，如果要实现房地产市场未建成的住房库存和长期空置的二手房库存回归正常化目标，那么仍需要约4.58万亿元收储资金。实施如此庞大的“收储”政策，房地产市场才能回到平稳发展的道路。    

从以往的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增长模式来看，我们将2009-2023年间测算的地方广义财政赤字净加总，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经达到98万亿元，约占我国2023年名义GDP的78%（由于数据缺乏，这一测算有很多假设部分，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距离）。地方政府债务如果进一步扩张，将对中国金融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地方债推动型模式”在发挥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之后将逐渐式微。    

我们测算，特朗普政府如发动新一轮贸易摩擦，2025年可能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2个百分点，这将潜在地影响约240万人新增就业，也将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口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更多超预期的宽松政策。

以新增有效需求保增长，换取高质量发展空间

我国每年实体经济新增约4万亿-5万亿元有效需求，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不陷入资产负债表收缩的循环。我们将GDP分为资本收益和非资本收入两个部分，按照目前的资本收益（32万亿元）和全社会总生产性实物资本存量（675万亿元），测算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再按照过去三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平均下滑速度推算未来几年的回报水平，我们发现，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跃迁之前，我们可能会因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滑导致投资、消费等领域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房地产、居民消费、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不足）。据我们测算，每年需要为实体经济新增4万亿-5万亿元有效需求，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争取时间。面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扩大内需，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将是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我们建议，每年为实体经济新增4万亿-5万亿元有效需求，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循环，用稳定增长的时间，换取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微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0.1%（同期美、德、英、法分别为89.0%、89.2%、93.2%、85.1%，比我国高十几个百分点）。新冠疫情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降至65.9%。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受疫情影响程度有差异，中等收入群体受冲击更甚，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支出刚性强和收入降幅大，消费倾向不降反升。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会对消费带来较大冲击。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制约消费倾向提升的重要因素。

参考全球主要经济体有效需求不足阶段的相关政策措施，下一阶段要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奥利弗·布兰查德的跨国研究，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高于债务的实际利率时，实施提高广义财政赤字率不会造成债务的可持续问题和通胀压力。下一阶段，提高居民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在国民经济循环出现堵点的情境下，通过适度增发国债等方式，积极有为地、持续性地给予居民部门显著的收入补贴，提高居民的收入预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进一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释放政府消费。从以往的地方政府债务推动增长模式来看，如上述，据我们粗略测算，目前地方政府累计债务总规模已达98万亿元（显性、隐性和或有债务等），随着土地收入降低、地方税收压力显现、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债务累积等，其消费能力和意愿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按国民经济支出法计算，地方政府消费占消费总量的20%～30%，进一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释放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将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    

增加新的消费场景供给，激发消费动机。首先，除文化旅游、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消费场景创新外，人工智能端侧应用正在加速，有望给智能眼镜、智能耳机、可穿戴及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产品带来创新和新的机遇；适度增加人工智能硬件方面和应用场景创造的财政补贴和制度创新，有利于我国在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积极鼓励和发挥线下在服务体验和情绪价值提供方面的优势，在消费者端形成正向累积，吸引流量回归线下，实现部分线下消费的困境反转。第三，继续加大生育补贴，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有子女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将显著提升，生育补贴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乘数效应达到4.5，这将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同时缓解我国的人口结构压力。辅助生殖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将带来全产业链的机遇，如检测领域国产基因检测产品的丰富而激励国内厂家竞争力，药物领域受益于辅助生殖需求增加而放量，医疗服务领域因补助生育政策出台减小患者支付压力等。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将会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儿童增加带来的教育、玩具、家政、出行等消费需求也将具有新的发展场景。    

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减轻居民房贷压力。更为健全的社保体系有助于居民提高消费率，促进消费质与量的协同增长。具体而言，做好巩固精准扶贫成果和减少相对贫困的衔接，加快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要素参与分配的机会公平性和市场评价的有效性。通过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措施，修正初次分配结果，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势头。严格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通过城乡消费转换带动居民增收和消费扩大。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资产，让广大农民分享乡村土地、生态等资产升值。

房贷压力也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方面。目前存量房贷总额大约40万亿元，如果按照目前3.3%左右的利率计算，每年的利息支出达1.32万亿元；考虑到贷款期限通常为20年，每年需要偿还的本金也有2万亿元，这样居民每年需要向银行支付的总房贷本息达3.32万亿元左右，占有房贷家庭总支出的25%～30%，从而限制了这类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和投资。如果降低1个百分点的房贷利率，将为居民部门节约4000亿元的家庭支出，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能力。    

增加结构性区分收入阶层的差别化消费补贴政策。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处于高位，基尼系数达0.465，连续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很明显，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显著大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补贴效果。区分收入水平、精准施策、消费补贴政策向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将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粗略假设，向6亿中低收入人口发放5000元/人年消费补贴，总规模为3万亿元。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我国居民平均水平（65.9%），消费补贴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乘数效应倍数也将高于普通消费补贴的平均水平（3.6倍）。从社会效益来看，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将有助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将有效抵御外部风险

关税一向是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大棒。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要对世界各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至100%的关税。在新一轮贸易摩擦还没有实施之前，我们预计近两个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可能会重现“抢出口”现象，今年年中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可能会受到明显压力。为了考察潜在的新一轮贸易摩擦，我们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29个经济体的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是以美国对世界各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加征10%以上的关税，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为基准情景；同时我国将进行必要的反制。按照我们的模型估计，潜在的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我国出口增速约8.1%，按照我国GDP增速对出口增速的综合弹性（0.15）测算，将最终拉低我国GDP增速1.2个百分点。有研究者运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GTAP测算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的经济影响，得出的结果是，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GDP增速约为1.6个百分点。也有研究者考虑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认为新一轮贸易摩擦可能拉低中国GDP增速约为1个百分点。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将是抵御潜在的外部压力的有力政策。具体而言，房地产相关的耐用消费品景气延续，空调等内需排产回升。日常消费和可选消费方向，伴随国家稳增长、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基本面向上复苏的动能有望增强。新能源车方面，汽车在2025年进入置换高峰期，助推高价值车型占比提升；智能电动化时代，自主车企技术占据优势，有望保持景气向上。    

整体而言，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有力政策的推动下，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进程已经显著加速。目前可能存在的堵点，主要包括提升居民收入预期的力度，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程度，释放地方政府消费的空间，新的居民消费场景和动机的拓展，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房贷压力的降低，以及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倾斜。我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从发展阶段、发展优势等方面综合考量，我国发展前景仍长期看好，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加有力有效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提振消费。相信我国经济一定可以行稳致远，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编辑  碣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提法是“更加积极有为”，除了财政政策从“积极”到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到要“适度宽松”以外，着重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要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并将其列为九大重点任务的首位。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两个偏离”：一是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居民收入和财富增值速度偏慢；二是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就业仍面临结构性压力，微观主体获得感的提高相对滞后。其根本原因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供需失衡、物价低迷、预期不稳等一系列问题，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举措，推动名义增速回归实际增速、实际增速回归潜在增速。

扩大国内需求是应对外部冲击、稳增长、促转型的必然要求

要正视当前及明年经济面临的内需不足和外部冲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从2023—2024年的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转化为房地产问题和“特朗普冲击”，当然地方债务问题仍需引起关注，即进入“2+1”阶段。

2024年9月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后，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回稳，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同时，特朗普计划对华大幅加征关税，将显著冲击中国出口，短期可能出现“抢出口”现象，但全年仍将承压。化解地方债务将缓解地方政府的流动性风险，但化债仍未结束，部分地区仍面临付息压力和“三保”压力。此外，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仍有待进一步提振。

扩大内需，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的治本之策。扩大国内需求，一是能部分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也将增加中美关税谈判的筹码；二是可以改善国内供需失衡状况，帮助微观主体跳出“内卷式竞争”的陷阱，增加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提振预期和信心；三是以消费需求升级引领产业和劳动力转型，提升经济潜在增速，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提振消费不能仅靠刺激，还要推动改革、完善机制

提振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首要抓手。但要注意两点：其一，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居民更好地消费，而不是让提振消费单纯作为短期调控的工具。其二，消费从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能力（收入）、消费意愿（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消费对象（供给的适配性）三方面，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消费很难大幅增加。

短期来看，可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一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并扩围至服务消费。“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效果是明显的，2024年8—10月，商品零售同比分别增长1.9％、3.3％和5％，逐月回升，其中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表现尤为突出；相较之下，未受政策支持的餐饮收入就没有明显的变化，8-10月同比增速分别为3.3％、3.1％、3.2％。二是加大对特定群体的补助和支持，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并提振消费。在消费方面应重点关注三个群体：（1）待业大学生和失业青年群体，青年失业是人力资本的巨大损耗和浪费，可考虑直接发放补贴助其度过过渡期，以及通过企业用工补贴的方式增加就业岗位。2024年10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7.1％，预计人数近600万，若每人每月发放500元，则一年需要360亿元，但这一开支将随着青年失业率下降而逐渐减少。（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尤其是农村老人群体，2023年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7268万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613亿元，人均每月仅223元。有必要提高发放标准，例如逐步提升至400元、500元、600元，则每年分别增加支出3668亿元、5740亿元和7812亿元。（3）给二孩及多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例如对3岁以下的二孩及多孩新生儿，每月补贴500元，2022年3岁以下二胎及多胎新生儿合计约1800万，则每年需要1000亿元左右。

中长期来看，提振消费还需要推动改革、完善机制。一是进一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完善税制、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等方式，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走向以“人”为主。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稳定农民工预期，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同时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避免投资和消费二元对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在扩大内需方面，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认识误区，例如认为支持消费就是对的、继续搞投资就是错的。我们既要客观认识到投资效益的边际递减，也要看到投资并非没有必要。经济活动既要有消费，也要有投资，投资、消费是并重的，这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和循环。投资在当期是需求，中长期是供给，没有终端消费的投资是无效的、不可持续的，没有投资的消费会出现供给不足、物价大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搞投资，而在于找到当前及中长期迫切需要又能弥补短板、惠民生的投资领域。

其一，基建投资还面临总量不足、区域不均、结构上“看得见的基建多、看不见的基建少”的问题，仍有空间。基建投资未来可能需要与四个方向挂钩。一是跟人口流动挂钩，人口持续流入的区域可以加大基建投入；二是跟人口结构挂钩，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之后，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对于医疗养老方面的投资需要增加；三是要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挂钩，投资要投向新基建、新能源等，突破“卡脖子”领域；四是要与安全挂钩，包括老旧小区的燃气管道、地下管廊、露天电线的排布等都需要改善。

其二，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直接带动效应，例如交通、能源、水利等政府投资项目，将形成对上下游产业链的需求，进而刺激相关行业的民间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强，但资金需求大的政府投资项目，也可以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引导和撬动民间投资。另一方面，民间投资还会受到政府投资的间接带动，例如加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和积极性。此外，还应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带动引导作用，近年来，中央通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带动社会资本，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其三，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加力扩围，保持制造业投资高速增长。制造业投资是2024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项，主要受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1-10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累计同比增长高达16.1％，带动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9.3％。要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为重要方向，大力推动生产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

其四，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房地产投资。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和房企流动性压力拖累，2024年1—10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10.3％。2025年仍需做好保供给、促需求和稳房价工作。一是加快解除非必要的限制性措施，让商品房回归市场化配置。当前全国仅剩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城市仍在执行限购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放松。例如，放开郊区限购、大户型限购、商住限购，降低非本地户籍购房社保年限，增加多孩家庭购房指标等。二是加快推进保交房、收储存量房、收购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建议从中央层面探索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先期规模可在2万亿元左右，专项用于保交房、收储存量房、收购房企存量土地等工作，保障民生、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并释放强烈的信号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三是引导鼓励高品质住宅产品开发，以优质供给满足居民合理需求。建议根据不同城市的去化周期以及不同地段住宅受欢迎程度，将核心地段的部分商业用地修改为住宅用地，满足居民对好地段、高品质商品房的需求；鼓励优质优价，不再实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导等。

（编辑 尚鸣）

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推动解决一系列影响有效市场形成及发挥作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

2024年以来的投资形势

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降趋稳，且2024年6月份以来一直快于2023年同期投资增速。同时，投资增长的结构性特征明显。

2024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比2023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9.3%、4.2%和-10.4%，制造业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8.1%；建筑安装工程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其他费用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5%、15.8%和-4.1%，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5.3%；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6.8%，增速比全部投资高3.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2024年，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态势明显，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电力等相关能源行业投资快速增长；“两重”建设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增长；“两新”工作扎实开展，设备购置投资较快增长。

2025年投资增长预期可实现开门红

加大了政府投资工作力度。一是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考虑到提前下达项目清单和投资计划，有助于加快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4年10月底下达了2025年10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1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二是加大“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的推进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资金支持和要素资源保障，推动尚未开工的409个项目尽快开工建设，确保到2025年底“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顺利收官。

实施了与地方政府投融资相关的投资重大政策。针对2024年投资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12月25日印发《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号） ，围绕更好发挥专项债券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出7方面17项举措。一是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提高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二是完善专项债券项目预算平衡和“一案两书”制度。三是优化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和管理机制。开展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发”试点，在10个省份以及雄安新区下放项目审核权限，由省级政府审核批准本地区项目清单。打通在建项目续发专项债券“绿色通道”。建立“常态化申报、按季度审核”的项目申报审核机制。四是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五是强化专项债券全流程管理。六是加强专项债券监督问责；七是强化保障措施。此外，自然资源部于2024年11月12日印发《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鼓励各地积极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推出了一揽子地方政府化债“组合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国务院提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议案提出，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加上从2024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同时还明确，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上述三项政策既能够缓释地方当期化债压力，又能够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增强发展动能。

更加重视提高投资效益

提高投资效益有要求。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投资要有效益，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一文中再次强调，“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位，进一步凸显了对投资质效的高度重视。

提高投资效益有空间。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之源——无论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还是实现扩大再生产，都离不开投资，投资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实现较快增长，1982-202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7.8%。在此过程中，我国成为“世界工厂”、交通大国，城镇化水平日益接近70%（2023年为66.16%），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当然，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如果没有同步发生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的显著变化，我国提高投资效益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幸运的是，目前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AI）、新能源、超级计算系统、物联网和其他高科技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已经进入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在产业变革中的地位凸显。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日趋严峻，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因此，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绿色转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等方面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提高投资效益，首先要强化目标引领，把握好投资方向。要聚焦“补短板、增后劲”，大力抓好重点领域投资建设，推动一批既有利当前又惠及长远的投资项目加快落地。在基础设施方面，要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在制造业方面，应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领域加大投资。在房地产方面，要加快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危旧房改造。在社会民生方面，要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短板。

提高投资效益有抓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5年投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将2024年经验做法持续深化，进一步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两新”方面，2025年支持“两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将比2024年大幅增加，将有更多市场需求广、更新换代潜力大的产品和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两重”方面，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既要强化“硬投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加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资金投向，加快推进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也要搞好“软建设”，坚持项目建设和配套改革相结合，不断完善相关政策、规划和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解决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和问题，努力办成一系列大事难事，促进实现“两重”目标。二是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项目，加快补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弱项。三是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四是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五是大力实施城市更新。

投资工作更加强调以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为引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充分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因此，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通过有为政府推动解决一系列影响有效市场形成及发挥作用的矛盾和问题，如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民营企业的核心关切。

经过多年投资建设，我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存量资产，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对于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水平、拓宽社会投资渠道、合理扩大有效投资以及降低政府债务风险、降低企业负债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明确了盘活存量资产的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提出了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产权规范交易、兼并重组等多种存量资产盘活方式。

（编辑  尚鸣）

消费投资相辅相成，应有机结合、通盘考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是目前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统筹结合的一个总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所表述的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之后加上了“以进促稳”四个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对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和风险因素必须及时化解，才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行稳致远”。全方位扩大内需是“以进促稳”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落实，也是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思维的体现。

全方位扩大内需，意味着要在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的认识。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供需是互动的，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导的创新活动则发生在供给侧，由生产经营主体来提供的有效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而供给侧的源头是投资，而且主要是有效投资。有效的投资将带动持续而充分的就业，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支柱。我们强调“就业优先”就是这一认知的实际体现。老百姓有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消费需求的能力，即由具备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需求的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消费的源头活水是投资——这就使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了；而且投资的关键是要有效。实际上，要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而尽可能减少无效。这方面的探讨有如下几个层次，可以一一来提出。

第一，重视基本面发展和预期管理。“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消费的提振要以持续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为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做大蛋糕”的发展打基础，后面就会碰到底气不足、捉襟见肘的问题。所以，实体经济基本面的支撑是硬道理，而这个基本面要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供给潜力，焕发经济活力，而且能够和“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对接，这方面做引导的预期管理就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普遍遇到困难，也存在不愉快。经济理论对实际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已经形成对“预期”的高度重视，因为人的活动跟心理状态密切相关。预期是心理学和经济学密切结合的机制：预期总体而言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普遍的预期怎么样，可能结果就会怎么样。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预期管理。

当下很多企业在面临困难，甚至“躺平”的情况之下，中央反复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如何提振社会信心？必须有综合的措施。我们在宣传方面有必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同时更应该做好实事，让市场主体感觉到经济的回暖，让广大群众在实际生活体验能够切身感受到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先消费的角度来探讨。

我注意到，北京、上海两地2024年11月所反映的消费指标值得重视。两个一线城市消费水平出现明显下降。在国家实施以新换旧政策，也就是提供了一部分新的消费补贴以对冲下行趋势后，两市消费总额指标还是下降的，这值得我们重视。其原因肯定需要从多方面分析，主要还是跟基本面上的信心不足有密切的关系。从居民个人角度来讲，收入预期不好。现在许多企业在限薪、降薪。要赶快扭转这样的情况及相关社会舆情。

以上概括起来，就是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

    第二，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动充分的就业。有的学者问，消费是刺激得出来的吗？如果老百姓真的有收入、有钱，你不刺激他也会有消费行为。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不否定在特定的阶段，要注意发力，对群众消费进行刺激、引导、鼓励。在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也十分必要，这是从“做大蛋糕”着眼之后首先要讲的事情。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可做和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

    第三，社会政策托底。政府应该给出明确的信号：我们是注意扶助弱势群体的。做大蛋糕，增加就业，同时不否认社会上必然还有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主要靠什么呢？低保、抚恤、救济。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该做的抚恤、救济工作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而且要有合理的、社会上听起来能够使大家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

    第四，提升社保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水平。社保体系涉及基本养老、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还有高校的助学金提高标准，等等。这些是跟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要使大众消费解除“后顾之忧”而使大家有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的配套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年，怎么样做得更好？这些年来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生活、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已接近三亿人，但他们仍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似乎有些荒唐。人家早已经脱离农业了，在北京拖儿带女过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就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北京。为什么户口进不了北京？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能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先要看“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还只有48%。这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升需要配套。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好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中心区域；另外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么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这跟消费的提振显然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五，发展商业消费信贷和保险。这与我国金融的多样化发展有关。另外，也要改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这跟我们农村人口、“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关。

第六，发行辅助性的消费券。政府通过向部分居民发放补贴促进消费、作为之后经济景气提升所能收到的增值税的提前预支，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各个场合怎么用，要定制化设计，没有一个可以普遍套用的方案。我认为这一举措主要是引导和释放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的潜力。对于真正的低收入阶层，靠消费券不易有效调动他们的消费，还是要靠托底的政策措施来保证其基本消费。总体看，这是一个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消费券带来大面上的支撑作用。

第七，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价格补贴政策沿用。过去曾经有家电下乡政策，这次又有以旧换新的经验，可以产生辅助性作用，虽然不是主导的作用，但是该用的还得用。

有效投资是关键

我还是强调有效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目前当口，超常规扩大内需政策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已经是“双松”搭配，那么可用资金最极致的情况，是超常规特别国债以50年为期。30年期国债的效应已经看到了：第一批特别国债为期30年，2008年将要还的2700亿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到还本期只是整个财政支出盘子里的不足10%，小菜一碟了。这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正面效应是非常可观的。期限如果扩大到50年就更不得了。这个腾挪空间是我们政策工具箱里安全区的可用工具，可用来解决全局需要的问题。

资金来源有了，做什么样的项目？政府该做的项目不应一竿子插到企业应该做的生产经营方面，要坚持做“两重”这种国家重要的安全条件建设项目，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这些年全社会都关心怎么减灾防灾，比如2021年郑州大雨出现了震动全局的事件；几年前门头沟、涿州等地因暴雨受到洪灾；以及2024年我国从南到北一些地方遭受大雨、涝灾等等一系列的冲击。回到郑州这个案例，据说之前当地政府已经做海绵城市建设，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防止那次水淹的悲剧？着眼未来我们别无选择，还得继续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我认为这是负责任的政府唯一选择。现在有了资金来源，我们的生产和基建能力什么都不缺：钢材、水泥、劳动力、管理和技术力量都有，就需要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来落实，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非得建设到位不可。郑州如此，其他一系列受到冲击和可能受冲击的地方，无一例外。

雄安新区要建成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这是千年大计。这里的分洪就必须考虑引到其他方向。那些海拔比雄安高一二十米的地方，怎么建海绵城市？怎么承担它的泄洪任务？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国家战略问题、国家基本安全问题吗？建设这些重要城区的基础隐蔽工程所需天文数字的投资，我们的要素一样不缺，具体的工程设计和建设周期，是5年还是10年、15年，要由专家团队论证研究，形成高水平的执行方案。

作为一个研究观察者，我认为，如果要建设这种国家的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一定要连带考虑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新区开发应该有标准化图纸，不按地下综合管廊进行系统设计，不许开工。但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关部门下这个决心。城市老区的地下综合管廊需要考虑逐步建设，这也需要天文数字的资源，但这显然跟现代化的高水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要建海绵城市，必然要考虑地下综合管廊，必须考虑水系的整治，要考虑与水系整治、国土开发相联系的中心区域的立体化的轨道交通网。比方像北京，中心区域是地铁，到了周边轨道交通网稀疏一些，地面场地较宽裕，为降低建设成本可以升到地面变成轻轨。日本城市中心区域的交通网是立体化的，东京的中心区至少是三层，有些地方是四层。立体化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在北京非建设不可，非建设到位不可，否则没法解释为什么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人家不用限号、限行、限路。最根本的支撑力量还是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大众买车用车跟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是要靠公共基础设施到位来化解的。北京如此，其他一大批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城市也要解决类似的问题。国际经验是几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得建地铁，这是最基本的公共工程，是追求“正外部性”这种“综合绩效”的例子。我们要积极利用现在的机遇、利用长期资金来做。还得配套建设停车场、停车位。要靠公共工程建设，把相关的供给能力托起来。有关部门若干年前就说过，全国缺少5000万个以上的停车位，粗算一下，这将是多大的“内需”投资量！

至于说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全中国十年、十五年可能都做不完，这是使老百姓实实在在感觉生活质量提高的惠民工程。凡是该做的事情，争取把它做起来。再对接到与水系改造相关的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建设，振兴乡村所需要配套的新区建设。政府可做的项目俯拾皆是。

从这个着眼点来说，具体到各个地方辖区，该做的事情一定是有的，绝对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中国的投资已经饱和了，地方上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

直接效益的考量问题

在这方面不能完全覆盖直观的财务可行性：要说按照微观主体的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就要有回报，这类投资在很多情况下谈不上。这也是常有人批评政府投资效益低的原因之一。如果至少要收回投资，那么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为期，只要有弱的现金流，有可能解决还本付息这个闭环，它就不体现为赤字。比如地下综合管廊，是要把所有的管网通通放进去的，每一个线、网的主管部门，都得给综合管廊的管理当局交年费，这是弱现金流；它的源头是使用者付费，这是很清晰的。有地下综合管廊这样一种弱现金流支持的、50年为期做的建设运营，一般情况下，财务的闭环就做下来了。

但是，如果做不下来怎么办？应该通过一种政府基金方式，从全局出发，对特定项目适当给予一定支持。例如青藏铁路估计建成到现在，投资收回还遥遥无期，依靠现在卖票、运货的收入未必能覆盖它的运营成本；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正的外部性”，是对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国家安全条件建设必不可少的配套基础设施，对于让西藏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它的正的外部性必须充分肯定。而这个正的外部性的量化计算是全世界的难题。综合权衡，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启动这种大规模项目建设，过去我们启动了青藏铁路建设，现在考虑川藏铁路建设。总体要肯定这种投资的综合绩效，对于全局的贡献，不能因为直观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卡住这样的项目。

此外，综合绩效考虑的还有两个视角：一是公共基础设施的超前性。比如，适当超前体现为“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律，适当掌握超前量与总体算账的综合绩效的水平高低，是息息相关的；二是政府投资对非政府企业投资和全局景气繁荣的拉动作用，经济低迷时期企业不敢投资的时候，政府应起的这种拉动经济回暖、引致民间投资跟进而活跃起来的正面效应，是十分重要的“综合绩效”组成部分。说到底，全部政府投资安排，除了项目本身弱现金流能解决的所有问题之外，可再留一个小的敞口，设有一个国家专门的基金去支持追求这种综合绩效、正的外部性。

我觉得对于当下“政府有效投资俯拾皆是”具体的考虑，至少有上述这样一些不能绕开的要点。

（编辑 季节）

中央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内需放在2025年经济工作九大任务之首，这是有深刻含义的，凸显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优势，应对外部冲击，稳定当前经济运行，提升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我们经济发展目标的一个有力保证。

全方位扩大内需的三个现实因素

  第一，这是我国经济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运行呈现三个特征：经济不再是短缺的，体制不再是僵化的，发展不再是封闭的。

这些变化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当前，我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推进，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演变：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联合国刚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2.8%不变，同2024年持平，但低于2010-2019年（疫情前）3.2%的平均增速。

   我国GDP已经达到130多万亿元人民币，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随着新型工业化、农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全国14亿人口和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规模巨大、需求多样的内需市场。

我们现在供给能力已大幅度提高，而最大的问题表现为内需不足。例如大家都关心的光伏产业，我国现在已经有1000GW光伏生产能力，超过全球需求量的2倍，光伏面板的产能达到了全球需求的1.9倍，你想它能不内卷吗？又比如我国现在汽车生产能力已达到5000多万辆，乘用车产能利用率从2017年的61.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47.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条，说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依然较多。我认为这四个问题中，国内需求不足最为关键；内需不足，供给过剩是当前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其他三条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所以如何理解内需的现实状况和潜在能力，并采取有效举措提振内需，是我们一定要解决的。

第二，扩大内需是我们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2024年我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这非常不容易。现在起码经济能够稳住了，没有进一步下滑，2024年9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了作用，今年要保持这个趋势。现在来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已知的“灰犀牛”和各个不可预测的“黑天鹅”，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妥善应对，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根据近期统计数据，目前美国失业率降到4.1%，原来普遍认为是4.2%。美国很可能再次减缓加息步伐，这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我们要更注意这种变化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欧盟近期正式通过了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特朗普政府到底怎么样，还得要密切关注。

第三，是践行我们党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要求。坦率地讲，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以前叫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身体好，生活得好，这是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怎么样让人民有幸福感？就是要扩大社会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的需求。

  扩大内需体现在哪些方面？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投资主要是提高投资效益。想想美国2022年以来11次加息，为什么经济没有下滑？很重要的一条是产生了一些新的高技术企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振消费”，而不是之前所提的“扩大消费需求”，我觉得“提振”就是我们在整个政策取向中要高度重视和着力去做。

2024年，我们经济的消费情况不尽如人意。1-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了3.5%（以前一般在10%以上），而且11月份当月数据还低于3.5%；前三季度同比4.8%。

消费上不去，价格也就上不去，全年的CPI上升约0.9%，而PPI继续下降，下降了2.8%。人民银行最近对居民消费意愿的调查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发放了很多问卷，结果更多的人回答是偏向于储蓄（61.5%），希望更多消费的人只占25.1%。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也就是当前老百姓对消费的看法。我们全社会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的63.88%，下降到2023年的55.72%，下降了8个多百分点。

所以，现实消费不仅是我们原来讲的基本的衣食住行，还要考虑新的消费热点，要不要鼓励新的消费，这些消费能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点等问题。

着重解决影响消费的三个问题

如何扩大消费，中央出台了很多措施，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在执行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提振消费总体的思路，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指导下，提振消费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经济短期减速造成的消费信心不足，因为经济减速必然影响群众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二是社会就业和增收困难而引发的消费能力不足；三是老龄少子化导致的消费产品出现的供求不平衡。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提振消费要解决的三个重点。

  我们总是以为政策出台之后会马上起作用。殊不知任何政策都有它积极的一面，也会有负面的因素。提振消费绝不会是一夕之功，实际上调整也好，消费升级也好，应该设计一个更为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这可能是我们要真正解决的问题，一个能消费、愿消费的大问题。

因此，政府的投入或者是政府的支出，要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和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我认为，公共服务体系将是我们下一步投资的重点，看起来是投资，实际上是为消费服务的，从而解决可持续消费的后顾之忧。

提振消费的四个途径

  第一个是消费能力，第二个是消费热点，第三个是消费环境，第四个是消费保障。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我们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集腋成裘，一点一点做，提振大家的消费信心，以达到增加消费的目的。

（一）消费能力要抓三条。一是就业，这是宏观稳定的问题，就业稳，则民心安、社会稳。2024年我们调查失业率是5.2%、5.1%，而同期美国为4.1%。现在全国的医疗、金融、互联网行业都在限薪、降薪，其中牵扯到财富分配问题这可以将来再解决，现在去解决，怎么能够消费？ 4亿多的中等收入者面临房贷、车贷、后代等问题，这么大的压力怎么消费？企业在困难的情况下，就业也会困难，增收也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提高我们企业的利润，我想还是要增加点烟火气，特别是民营企业，现在有些城市又开始允许摆摊了，这也是就业，也是消费。

  二是要设法提高收入，特别是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这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取向。最近公务员加了一点工资，为政府服务的各种企事业单位也要跟着增加，不加也不行。我觉得财政在这方面花钱是值当的，它有一个示范效应，也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体现。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包括股权分红。要解决现实问题，就不能老是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真出了风险我们再想法解决，但一定要下决心把当前这个突出问题解决好。

三是考虑增发国债，补充社保账户。老龄化社会已在眼前，作为政府要促消费，就是要把整个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幼产业以及基本救治制度的支出作为兜底措施。有了这些措施，让大家收入有所增加，兜底有了保证，才能把消费增长上去。

培育消费热点。中国的消费是具有排浪性特点的，记得过去经历的消费热点就是三大件：新三件、老三件。今年消费遇到很大困难，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这两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变化，靠别的补虽有些作用，但是很难。现在车子降价降得一塌糊涂。尽管采取了以旧换新，电车直补等等，但是这个市场内卷得非常厉害。以前买辆车大家觉得是很大的事情，可是现在收入增长之后。老百姓的彩礼得加一辆车，外加县城一套房，消费很明确。这既牵扯到投资，又是消费。新型城镇化的路走好了，农村转移人口顺畅了，都市圈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县域的短板补上去了，消费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2123万人，其中800万人没有北京身份。如果这800万人有了北京身份，一定会把北京的消费带动一大截。稳定房地产市场实际上也是稳消费。扩大汽车消费的关键是消费环境。前几天报道，全国高速公路已经百分之九十几建立了充电桩，但这不仅仅是充电桩在高速公路建设的问题，而在于你能不能满足人们驾车出行的需要和相应的服务水平。包括城市里的充电设备怎么样，特别是城市的道路能不能满足需求。现在一方面鼓励大家买车，同时又限制车流，汽车消费肯定是受影响的。

现在互联网的消费是一个热点。互联网消费包括视频直播、外卖等等，对此要作为鼓励的重点。我们在研究消费的时候，同时要研究消费变化，我们的宏观决策不能还总是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比如考虑消费问题原来很重视恩格尔系数，而现在食品价格也好，衣着也好，家电也好，家装也好，价格都是下降的。根据人民银行的调查，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收入对消费项目的选择，提到最多的是教育27.5%，旅游27.9%，医疗25.2%，社交娱乐25%。说明新的消费热点在教育、医疗这些方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梯次消费，保障低收入和广大消费者，不要什么都限。梯次消费太重要了，比如说以旧换新，有能力换新的多数是有钱的人，像苹果iPhone不停地更新，因为他收入高。但是有的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连订票都不会，支付宝不会用，只好用现金。我们为什么不为老年人想想？日本原来相机都是机械的，后来出傻瓜相机操作很简单，大家都能用。如果在手机上为老年人推出一个简单好用的支付软件，就可以把我们消费拉上一个档次。允许高消费，把消费档次拉开，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也是鼓励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服务性消费，包括我们的服务外贸。

所以，开拓新的消费热点，需要对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新型消费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比如说北京市婴儿出生下降，肯定婴儿的消费就下来了。反过来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增加。现在社会上80后、90后是消费主体，需要针对这个年龄段来提高我们的梯度消费中的主体消费能力。

（三）消费环境。比如说，在土地、住房、汽车方面的限制，要进一步放开。

人的消费需求是分层次的。第一个是生存性需求，第二个是改善性需求，第三个是享受性需求或者舒适性需求，第四个是投资性需求，第五个是投机性需求。我们现在对生存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享受性需求的消费环境限制放开是没有问题的。

改革以来，我们的住房是一步步改善的，开始住两间，后来三间，逐渐升高。现在不少居民更需要满足享受性需求，直接要买大房子，三、四间的，这是中等收入者的需求，他也希望拎包入住，省得再装修。如果这个需求逐次地满足，他的需求是在不停地交换中产生新的消费。因此，放松中高端商品的销售和限制也要在考虑之中。原来我们常说要过紧日子，有些方面是应该紧，但有些方面还是要放松一点。老百姓最关心的消费环境是什么？是权益保护，是安全。胖东来能够买上真品，所以顾客众多。现在老百姓担心假货，特别是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消费行为。

（四）消费的保障问题。消费的保障我们是不健全的，一般的传统消费品的保障是有的。比如说衣食住行，鞋子，以前就是懒汉鞋，解放鞋，现在各种鞋子多得不得了。但在整个新型消费领域的保障问题上，显然还有进一步加大投资的空间。比如说网络安全的保障问题，前两天比亚迪开不了车门，用APP打不开了，这就是消费保障问题，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研究的。又比如在互联网+的形式下，很多宅男、宅女的消费也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消费和健身、娱乐都连接起来了，比如说滑雪，一套雪具有多种品牌，包括健身器材。摄影爱好者那个摄影器材，一看都是佳能的、尼康之类的。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很好地打开，恐怕会有一批企业真是面临困难。 

 （编辑 尚鸣）

留美经历：呼唤中国智库

大约在1996年，我在美国留学，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已两年了，时间稍感宽裕。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向路边的无人报亭口塞上一元硬币，取出一份《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边走边读。

这类报刊头版文章的用词，尤其是第一段及第二段的文字，高选谨慎，用义深涵，生僻大词常在。我去美国留学之前，对《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名报名刊充满了崇拜，认为它是先进、发达、民主和自由理念之地的“传信者”。可是，在美国念书六年期间，我才发现这些靠近美国决策层的“语料”，只要涉及社会主义制度、涉及中国、涉及中华文化及历史评价，用词的导向都是贬义的，在随后几个月时间内我也“顿悟”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报刊，不仅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大报、大刊、大台，而且在我们学校的课堂上，出版物及各类宣传品中，多是以赞美词语报道、宣传美国及西方的经济、技术、文化、制度、历史及文化。那个时期，《新概念英语》《灵格风》之类英语教材，英语教学课、英语课外补习班等，都在直接间接地传播着美国制度的优越。中美之间，中国一方“理念+贸易大入超-产品贸易大出超”与美国“理念+贸易大出超-产品贸易大入超”超级不平衡！而美国报刊报道中国几乎都是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口径，变化不大。

我出生在中国经济省份的第三梯队——陕西省；在这个第三梯队的省份里又处在县级经济体的第三梯队——富平县；我们村的经济在县里还排不在前列。也就是说，我所生活的环境是中国社会中的贫困底部。但在我们村里，人们的意识行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人们的理念信仰，绝不像美国报刊所诋毁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无助的令人诅咒的社会。那里人间真情在，生活同样是生机勃勃。我亲身的生活经历告诉我，美国的舆论及舆论对应的社会看错了中国。

我把这些观点和想法告诉身边很多的同学，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还是南美、欧洲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学生、日本人后裔福山写了《文明的终结》一书，断称人类的历史就终结在美国现世的社会形态上，山巅之国，灯塔明亮，美国当之无愧。显然我的解释诉说无效，那是一个舆论导向蔑视美国西方之外的国家民族与文明历史的时代。

2000年，我从美国回到北京，体验到二十多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在大踏步前进之时，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有所缺失。虽然中国经济超常规增长，商品出口贸易大幅增长，但在理念信仰领域却出现缺失，与西方同类软实力产品在“中间层”和“基础层”部位竞争处在弱势，经常显现西方理念“大入超”的影响力。海外读书及生活经验告诉我，一种能够校正上述国家间互动“入超-出超”不平衡的理念的公共品——国家智库——在中国亟待构建出并健康成长。

初识中信基金会：一批献身中国道路学者的理念影响力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2014年，在人民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中信基金会与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一个国际经济形势研讨会议，邀请我参会发言。我的发言是中规中矩的。但是，在那前后一段时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建置经济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2004）中得出了中国复兴和崛起的概念，随后几年，我对上述问题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及挖掘，使我对中国经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自信满满。但当时国内外学术领域的争论非常激烈，也令我深知中国经济发展是个超大体系的复杂演进过程，爬山过坎具有艰难性和长期性。记得在会议上，一位著名大学老师在谈到中美经济发展趋势的时候，认为美国经济将在3-5年时间内必然全面崩溃，这显然过了头。我当即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事实也是如此。我当时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制度有自己的增长韧性。

1840年以后，中国一代代人奋斗不息，迎来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打下了较为全面的工业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追赶西方铺垫了二次成长的前提。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出现了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趋势。但是，在给定制度集合、给定技术及市场规模条件下，说美国经济在3-5年将全面崩溃，并不符合实际。作为大尺度产业全覆盖经济体，美国经济体有自己的制度韧性。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中信基金会的理事长孔丹同志，我还见到了多年的老朋友季红社长，我们认识十几年了。2000年，我担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当时她是《经济导刊》总编辑，曾在导刊编发我的文章，后来我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她又向我约稿。这次见面不久后，季红邀请我参加中信基金会，她向我详细介绍了孔丹理事长发起构建的这个平台凝聚健康学术力量的使命和努力，她所介绍的中信基金会的宗旨和学术上的努力方向深深吸引了我，我希望和他们这批具有家国情怀和为践行中国道路献身的学者共同努力，我也融入了这个平台，成为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中信基金会里有一批著名的跨领域学者，他们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人生历练，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中信基金会参加各种会议和讨论，以及承担一些课题，让我拓宽经济学视野，接触到国际关系、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地缘政治、历史甚至科技发展等领域的多方面重大前沿问题。

孔丹理事长有一次在会上说，危难险重问题是中信基金会选题中的首选系列，这对我来说非常新颖。智库作为国家的思维智力单元，在国家面临突发性国内外危机事件，艰难的权衡得失选择，颠覆性风险事件取舍，中长期重大战略谋划，往往需要短时间内承担超大思维智力的抉择和对策性研究，智库正是储备和提供这种智力支出的枢纽单元，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能力是国家智库的看家本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食品研究所、麻省的经济研究局、华盛顿的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的瓦尔代中心、国际关系中心等等都表现出了这种智力储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智库能力。

中央在2013年前后推动我国构建国家高端智库，这也是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变局的一种主动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研究学风。孔丹理事长之后还加上了一真，“真解决问题”。让中央对智库的要求在中信基金会运行方面自行加码，承担国家决策的“偏师”和国家建设的助手，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及对策讨论，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自觉辅佐补正一些理论研究的偏向和短板。经过十年的努力，中信基金会团结了一大批热爱党和国家、自觉献身于为中华崛起奋斗的学者。很多人自觉地把中信基金会作为自己的科研之家。  

中信基金会的国际战略研究：俄罗斯调研

在团结一大批科研同事的基础上，中信基金会不仅研究国内问题，也介入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在基金会中，坚持民族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大家有了主心骨。我从自己参加基金会的中俄调研活动中举例说明自己的心路成长历程。

2018年5 月，我随中信基金会小组去俄罗斯国家智库及几个政府部门进行调研，我个人对中俄关系更深一层认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调研期间，小组的几个同志去列宁墓瞻仰遗容。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列宁墓坐落在红场靠近克里姆林宫一边的正中央。莫斯科的五月仍在早春尾巴，宫前草坪上的紫丁香和白丁香花枝交缠在一起，向护城河对面的旅人送上阵阵浓香。汩汩河水，绿草高树；宫殿巍峨，朗日晴空。好一派北国风光！在我心底，红场是一个传心之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红场世事有沧海桑田之大变，但红场并不红，它和故宫城墙、承德喇嘛庙、青海塔尔寺、布达拉宫山墙的颜色一样，都是收敛色。文明有自己均衡收敛路径的外观痕迹。规模宏大，地面用燧石色脚掌大的石头铺成，有作坊手工的粗糙美感。

“红场上还弥漫着5月9日胜利日阅兵的搭建物，令我肃然起敬。列宁墓呈深棕色，长长的宫墙与花圃形成的墓前道，让我有入陵禀令之觉。俄建筑师们确有过人之处。镌刻着俄罗斯英雄的铭牌在宫墙一侧导引行人向陵口走去。非常惊讶，我竟然发现了朱可夫的标牌，早年我参军入伍，此后四十年间，朱可夫的回忆录一再教导我：一个弱小子，在国家处于危难时刻应当挺身而出，他是我的偶像。进入陵门，深色墓道引我向列宁身旁。透明的水晶棺穹下，列宁的身材瘦小，你是用何等的力量造就了一个为未来而设计的国家实体？克里姆林宫青草、近胜春，更无一点风色。墨鉴红田十万顷，着我列兵一单。朗日分辉，午云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此处难与君说。

两世人的灵魂师学，50年学有俄族和世界各族的诸多碎片知识，瞬间在我的脑海里聚拢，化为一个有序画卷：在20世纪初，当列强诸恶用丛林法则撕分世界时，列宁让马恩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实验室走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从列宁墓出来，静静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草坪上。列宁当时在克宫办公的时候，望着那个大炮，会作何感想呢？这时，克宫总统大楼穹上红蓝白三色旗高悬，普京正在楼内办公，他在沉思吗？

晚间聚会讨论的时候，我意外地得知带队开会的大楼里，那个曾经被用作美国大使馆的建筑，竟然是孔丹理事长父亲孔原早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大楼。那个时代稍早的中国，清廷坍塌，国家被军阀列强割租为47片。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贤，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许多第一代共产党人到苏联来如饥似渴地学习，孔丹的父亲是中共早年的奋斗者之一。他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来到苏联的。这些学成归国的学子们，很快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在破碎山河中，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等组成的爱国志士发动组织起来。冥冥之中，历史在用它独特的方式，让后辈们来到父辈奋斗过的地方，教诲后辈在新时代继承列宁的精神，让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学派，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薪火传承。怀着这样的心路成长历程，中国共产党早一辈人在苏联留学，近一辈人在俄罗斯考察与交流。中俄两代人的成长是互相借鉴的。果然，在五年后的俄乌冲突中，这一次交流成了我，也成了小组同仁对中俄关系及全球关系把握的理念基础。

中信基金会成长十年，在我的切身经历中，中信基金会经历了创生、起步期运行、重大事件决策参与，日益管理规范，成为扎根国家文化历史沃土，又具有国际视野的国家智库。

（编辑  季节）

特朗普再次执政，大概率兑现其选举承诺，对我国发动新一轮贸易打压，其中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已被提上日程，同时美国将继续采取关税武器化、审查工具化和经贸政治化等手段，对我国展开更严厉的制裁围堵。

对此，我国应加强研判，加快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加紧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供应链安全体系，引导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等组合技术，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各种举措。

特朗普2.0在经贸领域对我极限打压的预判

打响第一枪，取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最惠国待遇。2002年1月1日，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正式生效，免除了美国国会每年一度的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审议，保证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时能够享受与其他国家相同的低关税待遇，为此中国也同时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PNTR地位成为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石。

近日，美国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机制化进程加速推进，打响了特朗普2.0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枪”，势必将对中国贸易与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4年11月19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向国会递交了2024年度报告，提出一系列有可能彻底改变中美贸易与经济竞争格局的政策建议，包括建议取消中国PNTR地位。一旦美国单方面取消中国PNTR地位，美国非最惠国关税平均税率约为42%，叠加301框架下约20%的关税，对华平均关税将升至60%以上，这就是特朗普称的对中国关税增加60%的原因。

关税武器化

第一，对战略性商品设置高额关税门槛。根据美2024年11月《恢复贸易公平法案》（RTF），美国“先进技术产品清单”和“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战略性商品将成为美国重点加征关税对象。该提案强调对中国非战略商品征收最低35%的从价关税，对所有战略商品征收最低100%的从价关税，并要求5年内逐步实施。

第二，重点打击中国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当前，美国301关税条款并未覆盖小额电商产品，可以预判，打压中国跨境电商产品将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方向。RTF提案不仅要求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必须通过报关进行重点审核，还明确提出废除中国低价值货物的进口关税、税费及严格审查的豁免待遇。

第三，加大对源自中国本土商品的制裁力度。RTF提案提出，美国总统应每年为仅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设定进口配额，强调逐步消除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同时该提案授权总统利用额外关税、配额或禁令形成制裁“组合拳”，借以惩罚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审查工具化

第一，恢复对华贸易地位的年度审议。如果撤销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美国国会将对中国重新展开年度评估，重点考察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实践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及其认可的国际经贸规则，是否需要调整或修改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第二，扩大涉美经贸活动的审查范围。以往美国“长臂管辖”主要运用于对华科技打压，即随意宣称产业的关键技术具有美国要素，将技术交易活动纳入管制范围。根据RTF提案，所有中国商品的进口商在入境时，需要提交一份本就存在估值扭曲的“商品在美价值”声明，而非进口商在中国支付的价格，且需交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核实。不难预判，美国“长臂管辖”的手段将日益复杂多样，范围领域将全面覆盖中国商品。

第三，强化美国对华经贸的严格审查。USCC2024年度报告要求美国政府部门公布美对华投资的情况，在数量、类型、行业等方面对中国深度审核。同时，报告明确提出，将更新现有贸易和经济工具，加快立法进程推进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优先审查事项与目标。

经贸政治化

第一，继续联合盟友构建经贸反华联盟。特朗普1.0时期，就开始拉拢盟友对中国形成“合谋围堵”。到拜登政府科技领域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基建领域的“重建更好世界”（B3W）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美国利用细分领域构建各类同盟组织，以维护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可以预判，特朗普2.0仍将联合盟友继续升级反华联盟。

第二，设立补偿机制转嫁国内矛盾。为了塑造反华共识、转嫁国内矛盾，美国将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并专设补偿机制。RTF提案强调设立关税收入基金，提出关税收入将用于补贴遭受中国冲击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军事支出以及偿还美国政府债务。

第三，“人权”话题仍是美重要手段。美国除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外，所谓的“人权”问题亦是其高频词汇。RTF提案指出，总统有权禁止进口任何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不公平生产或违反人权的中国商品。由此预判，对华“人权战”“道德战”仍将是美国重要发力点。

多策并举，积极防范和应对美国出台的举措

积极构建风险防范体系

一是提前做好应对美国取消我最惠国待遇地位的应急预案。当前，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仍处于听证与立法审议阶段，建议尽快组建相关专家团队、研究团队，协同相关科研机构、高校与行业协会，提前对“美国取消我国PNTR地位”的程序与影响进行评估，并组织应对工作。积极搜集美国不当管制的案例与证据，通过商务部向WTO等国际组织举证，及时跟踪美国国会的立法动向，做好应对与预案工作。

二是建立风险防范与国际贸易援助系统。可借鉴俄罗斯于2022年应对美国取消其PNTR地位的经验，依托分行业、分产品与分地区的块状经济信息，对于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产品形成动态信用报告，对于进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形成风险评估体系，提前制定多个稳定外贸企业运营、确保关键贸易产品顺畅进出口的优先计划，适当设立应急“资金池”，多举措完善对外贸易预警网络与援助服务机制。

三是警惕与防范美国新老盟友出台相应打压计划。欧盟先后出台《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一揽子”计划，日本发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将与美国取消中国PNTR地位形成联合打压与制裁，美国仍在扩延新盟友国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提早部署应对“碳关税+非PNTR地位”“双反调查+非PNTR地位”“技术与制度双重卡脖子+非PNTR地位”“经贸摩擦+非PNTR地位”等策略方案。

加快构筑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

一是加大对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攻关力度。美对我极限打压的本质是遏制我国发展动力源，我们只有从原始创新底层发力，加快核心技术产品国产替代，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供应链自主可控。需要编制核心技术“差距清单”，组织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投入和研发。借鉴俄罗斯的做法，可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构建“进口替代交易所”在线平台，盘活国内供应链市场。

二是主导塑造区域性供应链网络。在关键领域形成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是突围的根本方向。我国要反向借力“产业外迁”趋势，顺势推动国内优势领域企业以联盟、联合体等形式在中国自贸区网络（FTA）、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市场主动布局，并大力发展各类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加快供应链转向共赢链的开放合作进程。

三是加强与美欧市场的国际合作。高度重视美欧国际贸易市场的重要作用，继续加强扩大投资贸易等方面，加强拓展和巩固与美欧市场的企业合作与供应链连接。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经济实体在“第三方”市场的经贸合作，绕开美国本土的直接制裁；另一方面，针对在华的美欧资本及重点企业提供“一企一策”，优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我国营商环境质量，引导链主型外资企业继续在华投资。

引导外贸企业合理使用“避”“降”“追”组合技术

一是以“避”应对“关税武器化”。加大对外贸企业进行政策与业务培训力度，引导企业灵活运用美国海关归类（HTSUS）中的低税率或特殊进口条款，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方国家贸易优惠计划，降低关税壁垒的影响。反向借鉴美国301条款，积极申报机械制造、机电商品及其零部件的301关税豁免。

二是以“降”应对“审查工具化”。建议引导企业积极利用首次销售规则、估价扣除规则、转移定价与贸易救济事后调整规则，降低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并主动排除风险因素，利用对外贸易区、保税仓库、海外仓、保税运输等方式延迟美国单方面贸易“安全”审查，为其中满足条件的产品申请豁免审查。国家相关部委联合各个国际贸易行业分会，加快出台《自主构建可追溯性国际贸易审查清单指南》，帮助企业提前应对纷繁复杂的审查程序。

三是以“追”应对“经贸政治化”。引导企业追踪全球南方、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市场动向，以追求稳固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为目标，建立多元化国际供应商网络，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在联合国框架下，引导企业加入追诉程序，指控美国大肆诋毁中国商品存在的“人权”“道德”“劳工”“童工”问题是非法且无依据的，跳出美国“叙事陷阱”并追诉由此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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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新科技形态”的概念，是为了表达：科技已经与人们原本的认知大相径庭，其内涵和外延，其结构和机制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例如，近年来人们使用诸如“大科学”“大物理”“大数学”这样的概念，就是试图突破在传统框架下的科技认知障碍。我主张“新科技形态”的英文是“a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m”。这个“form”也可以是“pattern”，以避免被高度误解和滥用的“范式”（paradigm）概念。

新科技形态的九个关键特征

人工智能原本就是科技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处于边缘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2022年11月，因为ChatGPT的突破性进展、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催生了新科技形态。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传统科技形态向新科技形态转型的内生变量。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科技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科技形态至少有以下九个非常关键的特征：

第一，新科技形态具有自主生命力。图灵奖获得者杨立昆这样定义人工智能：“所谓人工智能就是用机器执行通常由人类或动物完成的任务，即机器要有感知、推理和行动能力。” 杨立昆还引用了图灵的观点：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最终会拥有“成人的思维”。 当人工智能与科技结合，人工智能的自主生命力的基因必然渗透到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导致科技形成自我发展的生命力。其实，早在500多年前，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就主张，科学就是一种主体，科学是有生命力的。一部科技历史，就是科技内在的生命力不断成熟的历史。因为人工智能，科技原本生命力得以充分焕发，并促成科技成为独立主体。从长远趋势看，科技存在着自我发展的意志和意愿。

第二，新科技形态正在将人类工具化。自文艺复兴以降，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科技不断深化作为人类工具的历史。即使爱因斯坦也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但是，因为人工智能与科技的融合，科技正在逐渐将“科技作为人的工具”改变为“人成为科技的工具”。其实，在工业社会，人已经异化为物质消费的工具；在信息社会，人异化为信息和大数据的工具；在人工智能和科技融合的时代，人异化为新科技形态的工具。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选择各自的“信息茧房”，沦为大数据的工具，智能手机的工具，进而成为大模型的工具。在这样的过程中，人开始失去自己。

第三，新科技形态改变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组合模式。工业革命导致基于基础科学的技术崛起，逐渐形成科学与技术之间既有差别、又相互促进的关系。进入20世纪后半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被简化为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模式，即R代表基础科学研究，D代表应用技术的开发。而由于人工智能颠覆了R&D模式，新的科技形态表现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一方面，没有技术支持的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科学将裹足不前。另一方面，没有科学含量的技术，将没有价值和意义。现在正进入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趋模糊的历史阶段。简言之，在新科技形态下的科学技术呈现显著的“一体化”趋势。

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Terence Chi-Shen Tao，1975—），主张大数学概念。他在2024年9月25日发起“等式理论计划”。他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工具，经过57天确定了4694个等式之间22028942个蕴含关系。在前9天进度就达到了99.866%。这张图是他在设想这整个计算的一个架构（图1），靠的是“数学家 + AI”。

图1 等式理论计划计算架构

这个例子证明：数学家需要通过人工智能开拓新的疆域。人工智能将并且已经改变数学的存在形式和数学未来的演进。甚至可以认为，因为AI的存在，整个数学史要重新认知。

第四，新科技形态实现了科技的集群化和集群化的集合。今天，任何单一性科学都难以存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无数科技的组合或者集群，进而集群再构成集合（图2）。例如，现代化学下有五个二级学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和物理。与化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还有：地球化学、海洋化学、大气化学、环境化学、天体化学等。还例如，生命科学中有基因学、基因组学、基因编辑等。

总之，科学不再是收敛的，而是发散的。科学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科学现在是一个矩阵，可以具象化为一个拓扑形态。

图2  科技集群集合

第五， 新科技形态科技演化的和无尽的加速，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科技每天都在膨胀和加速，人类的困境在于没有能力把握科技无尽加速的新形态。主要原因包括：（1）知识和信息的爆炸。学习革命、科技的基石是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普及导致获取和分享知识成本下降。（2）研究机构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巨大。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更高效地进行实验和观察。（3）跨学科的合作。（4）技术创新和竞争。企业努力推动技术创新，以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5）政府提供大量的支持和资助。

第六，新科技形态突破传统的“试验方法”。实验方法是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现代科学又被称为“现代实验科学”。从本质上说，实验具有实践和理性的双重特征，实验需要理论思维的指导。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科技进展，不再基于“眼见为实”的实验，而是来自模拟的复杂环境。例如，宇宙大爆炸是没有可能通过实验室环境观察的；多维空间、夸克，以及地球的重大灾难很难通过实验加以实现和证明，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模式。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数亿种蛋白质结构，也可以提供建构3D物理世界的引擎。

第七，新科技形态持续扩展科技泛化的边界。1945年范内瓦·布什博士提交给美国总统的一份报告，题目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近80年的科技历史证明，科学前沿没有尽头。科技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不同，科技存在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科技的每一个进展会引发新的科技课题，刺激无穷的探索。人工智能无疑展现了科技前沿和边界无限拓展的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正在急速结合。

第八，新科技形态和科技的演化和突变。演化（evolution）和突变（mutation）都是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描述生物体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和适应。其中，演化是指生物种群在长时间内逐渐发生变化，但是演化通常是指代际变化，即一个个体的后代与其祖先之间的区别。演化可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可以是基因发生改变的综合作用。至于突变，是指生物体的遗传物质DNA发生了改变。按照基因结构改变程度，可以分为小规模突变和大规模突变。大规模突变涉及染色体结构的突变。科技有着清晰的演变和突变的历史轨迹。科技的DNA不仅可以演化，也可以发生积极的或者消极的突变。人工智能即多种科学技术交叉进化和突变的结果，也将会反过来影响科技进化的机制和过程。

第九，新科技形态将孕育新的科学家群体，甚至AI科学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超人类水平的数学家和超人类水平的程序员。因为新科技形态需要计算（也就是编程）革命和数学革命。人工智能有助于不断生成程序，直到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程序；在数学方面加速复杂证明。在化学领域，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阅读化学相关内容，发现化学原理，然后进行测试，进而还可以将测试结果添加到自己的认知中。科学子学科的语言相对简单，这意味着在某些领域，AI 很快就能超越人类专家的能力，形成AI科学家群体。

为什么新科技形态可以主导未来25年

第一，新科技形态将吸纳人类各类主要活动。在21世纪第2个25年（2025-2050）中，科技活动将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无一不受制于科技活动。例如，经济活动将成为科技创新的副产品，艺术和科技正在加速融合，人类的自然智慧正在被人工智能智慧所改变和改造。

第二，科技规律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在工业社会，源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社会的普遍规律。进入信息和数字社会，信息规律和数字规律成为最基本的规律（图3）。例如，虽然摩尔定律是半导体科技发展的规律，但是，因为芯片影响整个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所以摩尔定律就具备了普遍意义。因为语言大模型地位的至关紧要，与大模型紧密相关的标度律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普遍意义。

图3 已经显现的和未显现的科技规律地位不断上升，传统经济规律的地位不断下降

第三，以人工智能代表的新科技因素将改变精神、思想、智慧，还包括意识，进而改变语言、信息和逻辑。人类语言危机由来已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可以重构人类的语言系统，改善因为语言理解误差所造成的各类资源浪费，突破维特根斯坦指出的语言的无法说尽性。在中国，已经没有可能依赖《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8105个汉字来表达和认知被科技主导的世界，中文世界需要人工智能主导下的一场语言革命。

第四，科技因素将通过算法改变社会结构和机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年内，科技社会化和社会科技化将是大趋势。科技将日益深入地改变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的生活方式。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解决人类文明所积累的信息存量，而且可以处理人类不断地以指数增长速度所形成的信息增量。没有人工智能，人类将陷入信息熵增的危机中不能自拔。

第五，新科技形态会推动教育革命进入新阶段。虽然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其输出内容与行为方式的准确性与适用性并不能够保证与人类用户的需求相匹配。例如，在OpenAI o1-preview模型与象棋专业引擎Stockfish的象棋竞赛中，o1-preview模型不需要对抗性提示即主动通过入侵测试环境并修改数据的方式来强制赢得比赛。 在教育中，学生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而忽视了自己的思考和创造力；同样，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教育中的广泛应用，甄别学生是否通过人工智能作弊也非常困难，教师误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新科技形态确实改变了当代教育的面貌：教育者需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工具，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以期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博得生机。

第六，新科技形态酝酿新伦理共识。仅仅在数据利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除引发数据的隐性歧视与智力成果权等争议外，还有健康数据的去识别化、数据的二次使用、数据集的链接、群体层面伤害的可能性等等应接不暇的伦理挑战。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准备情况评估方法”（Readiness Assessment Methodology，RAM），作为支持会员国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commendation）的重要工具。 通过一系列定量和定性问题，RAM旨在收集有关与一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的不同维度的信息，包括法律和监管、社会和文化、经济、科学和教育以及技术和基础设施维度。类似地，中国科技部发布的《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对于科学研究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出了伦理要求与学术规范。新科技形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普遍的行为规范是不是应时而生和合事而作的。

“新大西岛”技术乌托邦VS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

新科技形态正在引发一场人类前所未有的最精彩的彼此对决。科学的理想主义者、科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代表是培根。在他死后的一年（1627年），他的一部小说《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发表。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它所描写的是，在这个岛上，有一个称为“所罗门之宫”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个机构由科学家组成，分成各种各样的科学部门。因为培根相信知识比物质要有价值，这个世界的统治应该实现精准的统治，并通过科学家得以完成。

如今，培根的技术乌托邦想法已经快过去400年了，培根的“科学家治理”“科技至上”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重新认知。现在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20世纪90年代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乌托邦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现实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就是培根技术乌托邦思想的再生。人们需要这样的科技乌托邦对抗科技虚无主义。

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开始了科技与政治结合的试验。马斯克和特朗普的结合，代表形成了科技资本和政治的全新结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权力再分配和权力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人工智能和加密数字货币实现了全面结合，比特币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财富形态；OpenAI、马斯克，以及谷歌之间的全新合作。随着巨额资金的投入和顶尖人才的加入，AI 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竞争阶段。

没有悬念的是，人类社会确实进入新的科技形态开始主导历史观念的时刻。

 1944年，有两本书对后世影响至深。一本书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另一本书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两本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大转型》是以19世纪为参照系的，哈耶克是以当时现实存在的集权制度作为参照系。80年之后的现在，人们看到，科技正在主导21世纪上半叶的大转型，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有可能形成新的统治方式。

最后，引用格雷戈里·蔡汀（Gregory John Chaitin，1947-）的《证明达尔文》（Proving Darwin: Making Biology Mathematical）里的一句话：“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创造性去设计一个允许创造性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正面创造性主导的社会。

结语

2024年6月，联合国确定2025年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为什么把2025年作为“量子科学与技术年”？因为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在1925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模型。后来薛定谔做了一个波动模型，这两个模型是等价的。2025年，量子力学成为一个成熟的科学的历史起点。

量子科学的核心贡献是实现了对物质与信息的整体性解释。当对物质微观分解到达夸克（quark）的层次，即物质到达量子单位的时候，它的重量和质量已经无关紧要了。例如，光子已经不存在重量，正在和信息实现一体化。

在2025年认识量子科学的真正意义，就是要重新认识精神与物质、物质与信息、物理与思想的关系。

（编辑 季节）

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历经20多年的贸易谈判后，最终在2024年12月达成协定。我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工业品供应国和主要大宗商品购买国，而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加强了欧盟在拉美地区的存在感。因此，进一步深化与南方共同市场的经贸关系，有必要对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相关内容及其对南方共同市场可持续发展构成的消极影响，包括加深贸易结构失衡、增加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和资本流出风险增加进行分析，梳理风险因素，为我国有针对性地深化与南方共同市场的经贸关系提供依据。

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的谈判背景

南方共同市场成立的影响

1991年3月，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成立的宗旨是促进自由贸易以及资本、劳动和商品的自由流通，通过有效利用资源、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经济互补，推动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1995年1月1日，南共市正式运行。目前正式成员国（缔约国）为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联系国为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苏里南、圭亚那、玻利维亚。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瓜拉尼语（系南美洲原住民的瓜拉尼人的语言，主要分布于巴拉圭）。委内瑞拉在2012年正式成为成员国，但4个创始国在2017年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南共市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协定”为由，根据《乌斯怀亚议定书》中有关成员国和联系国民主承诺的条款，决定中止其成员国资格。

南共市人口数量近3亿，国内生产总值近5.2万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80%。4个创始国人口超过2.5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约占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巴西和阿根廷作为G20成员，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表1  南共市成员国概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欧盟与南共市的博弈

欧盟与南共市分属世界第二大和第八大经济体，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简称“协定”）将整合全球约25%的GDP、8亿人口和超过1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两者合作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全球经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但协定的谈判也经历数次波折。

首先，双方对区域一体化有实际的需求，但难以平衡具体利益分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深层次发展，自贸协定成为加强双边关系的关键补充。早在1995年，欧盟和南共市就签署区域合作协议，决定于2005年建成当时全球最大自贸区，然而谈判进程并不顺利。自1999年起，双方围绕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原则、方式、关税及非关税问题和敏感商品等议题启动磋商。2004年因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分歧严重，双方中止谈判。欧盟和南共市于2010年宣布重启自贸协定谈判，但进展缓慢。2016年，双方正式互换减免关税商品清单。2019年完成谈判后，协定文本进入最终审议阶段，但谈判代表在重要细节上仍存分歧，协定尚未正式签署。2023年3月，欧盟提出附加条件，要求南共市承诺减少森林砍伐，出口产品须符合欧盟环保要求，否则欧盟将不会批准协定，并有权发起制裁。南共市拒绝了这一带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条款，协定谈判再度搁浅。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4年12月6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宣布，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已谈判20多年的贸易协定，但协议仍需经过漫长的法律流程审批。

其次，地缘政治格局使欧南双边关系的发展更加复杂。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变，“全球南方”国家崛起，战略价值持续显现，南共市也成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分赛场。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呈现方向性改变，产业链布局趋于区域化重构，加之乌克兰危机和“北溪”管道爆炸等事件凸显了欧盟产业链对外依赖的单一性，在“去风险”路线下，欧盟亟须强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南共市丰富的农林能矿资源是欧盟缓解能源危机、推动能源转型的必需品。另外，南共市作为全球第四大区域经济组织和南美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活跃程度日益增加，对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和利益诉求认知愈加清晰，因此与欧盟的对话中也表现得更加自信和主动。欧盟与南共市的制度合作是欧盟主导下的南北型的地区间主义，协定中的一些条款未充分顾及南共市产业升级、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长远利益。

南共市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

作为南共市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成员国，巴西和阿根廷在南共市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将主要以这两国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

过早去工业化 

过早去工业化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制造业份额就开始持续下降，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与发达国家经历的去工业化不同，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进程表现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制造业专注于高附加值生产，服务业吸收大量就业人口，经济保持增长动能，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过去50余年，巴西和阿根廷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目前为10%和15%，而两国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比例高达37%和50.4%，主要分布在农业和服务业低附加值门类中，导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足，限制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升空间。

贸易结构失衡 

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南共市在全球分工中更多地被定位在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生产上，而高附加值、高技术的制成品更多地依赖进口。从全球范围看，2012—2022年，巴西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从59%降至27.3%，原材料出口额占比从65.6%升至72.7%；阿根廷制成品出口额占比从32%降至16.3%，原材料出口额占比从67.9%升至83.7%。从对欧盟的贸易关系看，巴西2022年对欧盟出口的原材料额占自巴西出口欧盟商品总额的近80%，自欧盟进口的制成品占巴西进口欧盟商品总额的83.3%；阿根廷2022年出口欧盟的原材料占出口欧盟商品总额的74.7%，进口欧盟的制成品占进口欧盟商品总额的80.2%（表2，表3）。

表2  欧盟对阿根廷贸易额占比情况（2022年）

表3  欧盟自巴进口、向巴出口前五大商品及占比（2022年）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协定对南共市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产业升级难度增加

首先，协定或将加深南共市贸易结构失衡。欧盟推动进口关税减免的核心领域是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化工和医药，以及纺织品。南共市迫切希望欧盟削减农产品的进口关税，欧盟也承诺将给予南共市国家的牛肉、鸡肉以及生物乙醇更优惠的进口配额。根据协议，南共市将在协议生效后的10年时间里，对91%的欧盟进口商品免除关税。欧盟对92%的南共市进口商品免除关税。工业品方面，欧盟对100%的南共市进口产品免除关税（包括汽车及其零部件、机械、化工品和药品），南共市对90%的欧盟进口商品免除关税。农产品方面，欧盟对82%的南共市进口产品免除关税，南共市对95%的欧盟进口产品免除关税。

其次，协议执行后，欧盟获益程度将远超南共市。根据测算，截至2032年，欧盟对南共市的商品出口额将增加72.7%，而南共市对欧出口额仅增长13.1%。农产品和食品方面，欧盟对南共市出口额增加35.1%，南共市对欧出口增长22.8%。工业品将尤其加剧双边经贸关系的不平等性，届时欧盟对南共市工业品出口将增加74.3%，而南共市对欧出口仅增长7.9%。在化工、冶金、汽车及零部件、机械、电子设备等方面，欧盟出口增幅均远超南共市。南共市本土制造业将面临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对欧盟输出工业品难度大大增加，产业升级困难的问题加剧（图1、2）。

图1 欧盟－南共市进出口额增幅预测（％）

图2 欧盟－南共市部分产品进出口额增幅预测（％）

数据来源：LSE Consulting，https://www.lse.ac.uk/business/consulting/reports/sia-in-support-of-the-association-agreement-negotiations-between-the-eu-and-mercosur

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加剧

首先，南共市对关键原材料不能征收出口税。出口税是很多国家政府或国有企业保障资源供应安全的政策工具，但双方协议中关于商品贸易章节的第八款要求，协议生效后的第三年双方不得对出口商品施加出口税。南共市仅有权在条款的附件部分增写豁免清单，目前只有阿根廷和乌拉圭完成了增写，但只能对一少部分产品征收出口税：阿根廷增写的部分包括大豆、生物柴油和皮制品，乌拉圭仅增写了皮制品。阿根廷政府还承诺，将削减大豆以及生物柴油的出口税，但金、银、铜和锂等一级原材料并不在豁免清单内。此外，废电池或废电池板等二级原材料的出口也不在豁免清单之列，从这些材料中可提炼出金、银、铜、钯、钴、镍和锰等金属。欧洲在这方面技术优势明显，能够持续推动研发能力，但南共市则相对缺乏从废旧电池中提炼金属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条件。

其次，协定不能充分化解资源矛盾。协定倾向保障欧盟的原材料供应，这不仅无益于南共市摆脱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更限制了其原材料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在能源转型和工业去碳化的背景下，南共市对原材料需求上升，本土企业和外企的资源矛盾将加深，但协定中对彻底解决这一矛盾的立场并不坚定，例如协定仅规定，外企企业开采时可与当地社区协商并允许其参与，而对比依照联合国的规定可以发现，在开采森林时，联合国不仅要求本地居民享有事先知情权，还赋予其决定用途的权力。

服务贸易逆差扩大

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经济体，在金融、研发、设计和咨询等高附加值领域的比较优势明显。欧盟的服务贸易结构呈现多元化，成员国之间不同的优势领域形成较强的互补性。而南共市服务产品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和文化服务等，附加值较低，且服务贸易普遍结构单一。欧盟对南共市的服务贸易出口始终保持顺差，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图3）。

数字产品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3D打印等新兴电子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数字产品通过电子传输交易，全球数字交付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从2005年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1万亿美元，远超同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数字产品税成为潜在巨大财政来源，但WTO只有一项对电子传输暂时性免征关税的规定，经过多次延长后，于2024年3月31日起恢复征税（WTO，2022）。而协定要求与WTO相反，协定关于服务贸易第四十四条规定，禁止对“电子传输”（electronic transmission）征税，即禁止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境传输数据进行征税。基于此规定，南共市国家除了无法增加税收外，还面临着欧盟先进数字产品冲击本土市场的风险，为欧盟服务贸易商进一步向南共市的市场渗透创造了便利，削弱了南共市服务贸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南共市对欧盟服务贸易的逆差将继续扩大。

图3  欧盟对南共市服务贸易增长额（亿欧元）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data/database。

资本流出险增加

首先，南共市国家税基长期遭侵蚀。南共市是欧盟国际直接投资（FDI）最大的目标市场。2021年欧盟对南共市直接投资约3400亿欧元，其中对巴西投资约2620亿欧元，占巴西接收FDI的三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避税大国——荷兰和卢森堡是对巴西投资最大的欧盟国家。荷兰和卢森堡作为离岸金融中心，为控股公司和基金公司提供了税收监管优势，吸引了诸多高税收跨国公司转移利润。高税国公司在荷兰或卢森堡设立空壳公司（特殊目的实体），将空壳公司包装成具有“商业实质”法律实体，并雇佣少数人进行特殊业务活动，如股权投资、资金融通等，再将其主营业务积累的利润转移到空壳公司，实现避税的目的，因此很多对巴西投资行使最终控制权的公司并不一定是荷兰或卢森堡籍公司，他们只是在那里设立了空壳公司，以节省税收、费用和其他成本，否则这些成本将在他们的生产地点产生。这种投资模式不仅加剧了南共市国家的税基侵蚀，还使得欧盟跨国公司在区域内获得不公平的税务优势。2004年至2013年，南共市国家因避税造成的年均损失达325亿美元，其中巴西年均损失218亿美元，阿根廷年均损失62亿美元，这些损失的税收绝大多数流向了荷兰和卢森堡的空壳公司。

其次，协定并未纳入遏制欧盟跨国企业侵蚀税基行为。欧盟在多个自贸协定中针对金融服务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国别报告（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监测企业履行申报营业额、利润和所缴税款信息等义务的监管机制等，遏制跨国企业规避全球纳税义务、侵蚀各国税基的行为^[]，但这些建议不仅未被纳入欧盟与南共市的自贸协定中，反而要求进一步加强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取消国家合理的监管机制。协定经常性支付和资本转移的有关章节第一条要求，全面保障用于FDI的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包括召回已解散投资的本金和期间产生的利润，只有在极个别收支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会限制资金转移。

深化我国与南共市贸易关系的启示

我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工业品供应国和主要大宗商品购买国，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加强了欧盟在拉美地区的存在感，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与南方共同市场的经贸关系。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对后者在产业升级、原材料出口、服务贸易、资本等方面带来多重风险，为此，我国应基于南共市所面临的潜在风险点，有针对性地深化开拓与南方共同市场的经贸关系。

一是重视南共市的产业升级需求。我国可以与南共市国家在技术转让、制造业产能合作方面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帮助其在机械、电子、化工等高技术产业链上提升自主能力。通过技术共享和产业链协同，减少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促进其本地制造业的发展。

二是扩大农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贸易合作。我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农产品进口配额来加深经贸联系。针对南共市希望扩大对外农产品出口的需求，我国可帮助南共市国家发展深加工技术，提高其农产品附加值，从而减少对欧盟市场的依赖。

三是深化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合作。鉴于欧盟在服务贸易上对南共市的竞争压力，我国可以通过在数字经济、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南共市国家提高服务贸易的多样化和竞争力。例如我国可以输出成熟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协助其提升数字化水平。

四是加强在原材料开发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协定中提到南共市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和环保争议，我国可以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与其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废旧电池回收、稀有金属提炼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以促进南共市国家的绿色转型。 （编辑  杨利红）

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

德地立人的童年、少年，甚至一部分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64年5月，德地立人跟随家人从东京移居北京，那一年，他才11岁。由于之前在日本并没有学习过中文，他在北京“复读”了一年小学五年级——说到这个细节，他用了地道的北京俚语：“蹲班”。

1973年3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德地立人陪同父母一起前往。周总理挨桌和来宾们逐一碰杯，当走到“小孩那一桌”时，德地立人“临时起意”向周总理询问：像他这样的外国子弟，是否也能在中国上大学？周总理当即就给予了肯定回答。

很快，德地立人便获得了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机会，并最终在中国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如今，已年过70岁的德地立人对记者说，读书的时候，他还曾提出过想去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那会儿就特别想去陕西农村，因为想了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不过，这一想法最终并未能如愿。

1978年，刚过25岁生日的德地立人独自离开了北京，从深圳途经香港，返回日本。在日本工作数年之后，他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其间师从日本学者“比较制度经济学大师”青木昌彦，之后，回到日本，在大和证券工作了22年。

回顾这段经历，德地立人说：“如果当时没有上北大那档子事的话，自然后来也不会有动力和机会去美国继续念书。”

德地立人为中国国内经济圈熟知的身份是，他曾于2002年至2015年间，历任中信证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等职。他是国内券商行业中第一位外籍高管。在任期间，他主要负责对五大银行、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多家民营企业的改组上市、发行债券、国内外并购等工作。2013年至2018年，他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咨询委员会外国建言专家顾问，并在2009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独特的人生经历，让德地立人对日本经济有独到的研究，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成为中国人眼中的“日本通”，以及日本人眼中的“中国通”。

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是经济结构转型期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日本经济迎来了高速成长期，年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进入70年代后，两次“石油危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重要的转折点，使得该国的经济增速放缓至约5%。尽管如此，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强劲势头，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量尤为显著。

德地立人回到日本时，正值日本经济的“好时代”。“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时，同样也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美日之间也存在贸易摩擦，以及汇率问题。”德地立人说，1985年的“广场协议”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日本政府怕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采取了提高以国内需求来吸收产能过剩的政策。日本央行配合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此举却意外促成了资产泡沫的形成，特别是在房地产和股市领域。大约从1985年开始形成泡沫至1990年，之后又迅速破灭。”

“青木昌彦并不赞成将日本经济的停滞简单结论为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而是强调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德地立人说，青木昌彦的这个观点深深贯穿于他对日本经济问题的理解，也给自己带来很大启发：“这使我认识到，面对经济挑战时，不能仅仅关注表面现象，更需要从深层次的制度和结构性变化入手来寻找解决方案。因而每当讲到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时，我都要带上引号。”

“在那段时间里，日本政府尝试了多种政策措施来恢复经济活力，包括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量化宽松政策。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当讨论通缩时，人们问‘最怕什么’，我会说，‘伤元气，伤创新能力’。”德地立人回忆。

德地立人认为，直到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安倍经济学”，通过“三支箭”（金融宽松、财政支出和结构性改革）试图重振经济，日本经济在近年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例如，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增加，日本也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趋势，这对长期以来饱受通缩之苦的日本经济，反而起到了撬开通向‘通货微涨’大门的作用。当然，之前日本大多数企业在‘安倍经济学’政策之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只差契机。”

不过，在日本处于长时间通缩的那段时间里，不少日本公司因技术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而表现出色，例如出现了优衣库等国际知名品牌。德地立人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成本控制经验和市场开拓能力，这些都为它们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优势，但日本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使得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这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新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老年人就业率、吸引外籍人才以及推动自动化技术的应用等。德地立人认为，这些努力有助于缓解日本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同时也为日本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日本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同时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德地立人称，中日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但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内市场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人才。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促进了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中国转型为‘世界工厂’”。

在德地立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不仅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也为世界经济贡献了重要力量。但中国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目前面临着一些内部发展问题，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等问题，也应予以重视。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加以应对，但政策一般都有滞后性，效果不会即刻显现，这需要时间。”德地立人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他第一时间研读了新闻通稿，认为“中国制定的相关政策都是对路的，也看到问题的要害，但力度还可以再加大一些，为稳定经济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重视提高国内有效需求，提高消费水平，改善供求关系”。

德地立人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给创造就业机会较多的中小企业优惠政策，并给地方政府‘真金白银’解决眼前资金周转问题。重要的是，加快作为长期规划的城市户口问题需要加快解决，推进真正的城镇化进程，克服城乡差别，使农村人口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要全面提高社会保障，尤其要提高再分配制度水平。这些政策的实施关键在于，坚决、持之以恒和实效性。中国总储蓄率为40%以上（日本最高时也只有28%左右），这表明中国不缺资金，只是现在的投资难以提高有效需求，资金容易流向海外。因此优化国内资本配置至关重要。”

结合日本经验，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德地立人强调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国内的经济主要是靠产业企业带动的，但目前中国企业对出口的需求比日本企业更为强烈，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在减弱，必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型经济转型，中国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培养高素质人才，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德地立人说，华为、宁德时代、腾讯、TikTok和希音（Shein）等中国公司，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既看到了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方面的优势，也关注到了它们在发展模式、环境保护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尽管中日两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但可以通过共同努力解决现有问题。未来，随着技术革新的加速、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中日两国还有很多领域可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中日合作的前景广阔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多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合作领域变得更加多元化和高质量。统计数据显示，1972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从2007年起，中国就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中日还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起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日两国互动频繁。202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利马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2024年12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受邀访华，同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共同主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双方梳理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进程，围绕青少年、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达成10项共识，包括大力推动青少年交流互访、鼓励支持两国间修学旅行、深化教育领域合作、加强互派留学生等。

德地立人认为，中日两国年轻人之间的往来对于增进相互理解和促进两国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尽管两国地理相近，但在历史上曾有过复杂的关系，现在又面临着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仍然是中日双方共同的目标。”德地立人认为，政府间高层对话及民间交流有助于增进互信，减少误解，确保两国能够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发展。

（编辑  季节）

竞选期间，特朗普扬言要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加征60%的关税。他当选后，又威胁要对中国全部商品先征10%的关税（独立于其他关税）。目前，特朗普赢得大选即将上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都非常关心，特朗普的新政府会不会立即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       

目前，美国国内舆论有大量针对特朗普对中国大幅加征全面关税（60%）的声音，但一直以来也有很多反对声音，因为这意味着提高关税税率，并且将会带来长期的不确定性，这是对供应链的扰乱，并可能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

反对声音和不同意见

下面集中分析对中国进口产品大幅加征关税的反对声音及不同意见，以及特朗普自己的考虑。

反对加征关税派

美国许多企业和机构从商业利益角度，反对美国以各种形式对中国进一步加征关税。这些企业和机构有大有小，分属不同行业，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有不同方式：

（1）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从事生产，部分产成品销往美国市场（典型企业如通用、福特、特斯拉等车企；耐克、宝洁等消费品公司；杜邦和陶氏等化工企业）。这些企业是当年推动“离岸化”（offshoring），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式将美国制造带到中国的企业。他们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希望获取最大化收入和利润回馈股东，当然不愿意主动放弃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和中国市场。（2）有些美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商/供应链，例如需要采购中国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从矿产资源到电池），有的在中国依靠代工模式生产（例如苹果手机）。这些企业在中国供应链的质量、效率、规模、在特定领域的技术含量、稀缺性等，都是其他海外市场短时间内无法取代的。这些企业当然不希望看到供应链被切割破坏。（3）有的企业主要从事贸易，将中国供应商/品牌的产成品销往美国零售市场，例如亚马逊、沃尔玛、Temu以及无数细分领域大大小小的零售企业，美国大幅加征对华关税则意味着他们销往终端消费者的产品价格会提高，短期又没有平价替代品，结果导致销售额下降。（4）一些企业和中国有紧密的业务联系，虽然未必和中国进口商品直接相关，例如Meta，虽然其旗下的社交媒体不在中国运行，但有大量中国供应商在Meta的平台上投放广告，其在中国业务收入占Meta全球总收入的10%左右。贸易战将会减少中国供应商在北美投放广告的意愿，进而减少Meta的收入；其他（包括大量科技公司）的重要甚至主要收入来源也在中国。如果美中经贸战升级，很可能导致他们减少与中国客户的业务往来，意味着这些公司营收利润减少。（5）金融资本投资可能受到中美经贸关系波动较大的影响，其中有的是一级或二级市场投资人；有可能投资在中国本土，也有可能投资在美国本土；投资有可能落在资产和实业上，也有可能落在金融/资本市场上（股票、债券）；有可能投资于中国企业，也有可能投资于美国企业。只要他们的投资可能因为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而受损，他们自然就会成为反对力量。前面举的例子，苹果、Meta、亚马逊、PDD……没有哪个投资人会乐见贸易战升级。实业企业的投资、商业模式、业务布局、供应链体系都是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这类企业会更愿意通过游说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但资本是流动的、自由的，可以立即用脚投票，“死给你看”，当即就反映在股票市场上，给决策者形成巨大压力。尽管有一些美国本土制造企业可以从加征对华关税中受益，但毕竟是少数。或者说，在这些企业背后，还有更多因为对华加征关税而利益受损的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他们已经适应了2018年贸易战以来的格局（包括拜登政府的有限升级），不希望特朗普再进一步大幅加征关税，也不希望国会采取行动废除给予中国的“PNTR”（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此外，这些企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能反对所有加征关税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把中国商品拿到第三国生产、改换生产国的商品也统统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把带有中国原材料和组件的最终产成品统统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反而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和冲突，导致更多国家对中国加征关税（对于把供应链构建在中国、面向全球市场的跨国企业来说，将是灾难）；

·所有可能进一步扰乱供应链，或给全球市场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的举措。  

请注意，以上只代表资本的逻辑，资本是“无国界”的，只希望（在可承受的风险内）最大化回报。如果由资本按照自己的利益去选择的话，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贸易战普遍升级。

“渐进派”

一些人意识到，在过去十年，重振美国本土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共识——老百姓拥护、两党政客支持，获得了充分的政治授权，成为国家的政治选择和历史选择。而如果美国要重振本土产业的话，可能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关税手段（虽然关税不是重振本土产业的充分手段，但可能是必要手段）。所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可能是一个企业需要看清、接受并适应的“政治现实”。

很多人长期不看好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地缘政治博弈实质上已经成为“新冷战”，长期将发展为渐行渐远的态势，成为多极世界里的两极。“在商言商”，在不掺入任何意识形态、政治判断、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企业只是出于规避风险、最大化收益的目的，认为有必要在供应链上做一定的布局。具体总结为三条，一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不是清零，而是减少）；二是增加对“友岸”的布局；三是参与产业回流美国（在政治上也能加点分）。至于关税，如果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必需的，重点就将放在落地方式、步骤上，例如如何加征，以什么节奏，什么范围，什么方式等技术问题。

“渐进派”认为，短期大幅加征关税是供应链不能承受的，也会给美国本土的物价带来较大冲击。更加“现实”的方式，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逐步加征关税。其中要具备几个因素：第一是明确的目标（60%就是一个目标）；第二是给出明确的时间期限（多少时间内完成）；第三是时间充裕，但也不能太松弛。将“以时间换空间”，在渐进方案下，制定加征关税的周期里，使企业对关税做出反应，逐步在中国以外构建供应链。

像马斯克（企业家+幕僚）、贝森特（提名财政部部长、企业家、金融家、幕僚）、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提出了渐进方案。关税（包括全面关税）增加是有必要的，但要慎用，要用好。

“渐进派”其实也可能是“拖字诀”。特朗普毕竟只有四年执政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只要不一蹴而就加征关税，后面就都有机会，因为政治变化要比构建产业链快得多、容易得多，他们也寄希望于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和环境的变化，例如，如果中国的内需将要大幅有效提升，或者找到了替代的海外市场，得以消耗产能，减少美中双边贸易不平衡，也有可能减少加码美中贸易战的政治压力。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国这个产业逻辑，最终要的是产业回流。无论是中国本土消费，还是“友岸外包”，都不能解决美国本土的产业问题。渐进派提出了看似可行的方案（例如，“三年加征到60%”），特朗普就更难下决心依此大幅加征关税。

“精准打击派”

“渐进派”关注的是加征关税的时间、节奏等问题；“精准打击派”关心的则是关税的范围。核心在于，他们认为不应该不分品类地对所有商品加征关税，只需要对有战略重要性（产业战略或安全考虑）的资源、产业、产品（包括组件）加征关税就可以了。例如，中国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比例仍然较高，例如在Temu和亚马逊上售卖的各种小玩意儿——从纺织品、玩具到各种日用品。这些商品有中国品牌，也有美国品牌和国际品牌，并没有战略重要性和产业重要性。按美国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将所有产业都回流本土。所以，加征全面关税唯一可以确定的结果是，显著提高老百姓日常购买商品的价格。也许中国供应商和跨国公司还可以慢慢寻找替代市场（包括扩大中国内需市场需求）、调整全球供应链，逐渐改善经营状况，但美国老百姓面对的价格提升却是即将发生、实实在在的。

因此，“精准打击派”主张对特定产业和产品加征关税。这其实是贸易官员一直以来更喜欢的做法，例如拜登政府推动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并且禁止中国生产的汽车互联网硬件及软件进入美国。这就是对有一定战略价值的产业定点打击。还有一个拜登政府和特朗普过渡政府都讨论过的，就是对中国征收“芯片组件关税”，即不论终端产品是哪国生产，只要包含中国制造的芯片，就要加征关税，其目的也是打击和限制中国的战略产业（科技战略、安全战略）。

“精准打击”的要义是避免全面关税所导致的不必要的经济成本。只要存在这种声音，能向特朗普证明其价值，并能够对美国公众宣传，取得一定的舆论认可和政治加分，也是特朗普大幅加征全面关税后的替代政策。

主张精准打击的，有企业和机构，也有贸易问题专家（可能是前官员、智库学者，或学院学者）。

反通胀

能源价格带动一揽子物价下调。哈里斯输掉大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去三年多美国的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尽管通货膨胀率已经得到控制，但物价的绝对水平很难再压下去。特朗普当选后已公开承认这一点，将寄希望于通过全面开放油气行业，把能源价格压下去，并带动整个物价指数下调。问题是，到底能以多快的速度调整能源价格，而价格调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传导到食品杂货和房屋价格，这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经济学家之间也有很大分歧；但加征关税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却是“立竿见影”的。带来的问题：是否应该先把能源价格压下来，减轻物价方面的压力，再伺机推动关税政策；或者上来就加征关税，寄希望于通过能源同步解决物价问题？更安全的办法似乎是前者。

美国基层民众无法承担更多的通胀。民众既希望看到产业回归本土，期待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但同时又没有能力承担物价的进一步上涨。问题在于，产业回归是一个“慢活儿”，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见效；而物价上涨是“立竿见影”，很快就能发生效果的。如果老百姓短期内看不见新的就业机会，又眼见加征关税导致食品杂货价格进一步上涨，高通胀又回来了，立即就会转变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给特朗普政府巨大的政治压力。

宏观经济学家、中央银行家、企业家。如果因为加征关税导致通胀抬头，美联储不仅会放弃降息通道，而且可能不得不加息。这就会推高利率，抑制企业/资本投资，同时提高老百姓的按揭成本。减税 + 加息导致资本流入，推高美元，也会降低美国出口商品的吸引力，减少企业在美国布局产业的动力。

总而言之，美国通胀再次抬头，既不利于经济，也不利于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坏消息。特朗普真的能够承受加征关税带来的诸多成本吗？

资本市场表现

特朗普对股市非常敏感，他将股市的表现等同于经济的表现，等同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等同于经济政策的成功。因而资本市场表现会作为一个重要因素，限制他的政策选择。从前面诸多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特朗普短期内对中国大幅加征全面关税，将严重搅乱全球供应链，影响美国企业的收入利润，增加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同时，特朗普还酝酿对各种盟友及合作伙伴国家开打贸易战，给全球经贸及地缘政治均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他的关税政策如果从“口头”转化为实操落地，则金融资本会“用脚投票”，通过市场把明确的信号传递给新政府：他们不喜欢全面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和全球贸易战。对市场极为敏感的特朗普将会聆听身边幕僚和专家的建议，审慎决策。

以上五条，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短期内大幅对华加征关税提出反对声音，同时给出了替代方案（“渐进”“精准打击”），避免采取正面“关税战”。

特朗普的算计

特朗普非常相信关税的威力，自称是“关税侠”（tariff man）， 认为关税是解决一切冲突的手段（包括经济与非经济冲突）。但他在决策时，应该很清楚以下几条：

1.在他的任内，必须解决通胀问题，而不能让通胀再次抬头，这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全方面考虑；

2.食品杂货价格、房屋这些涉及生活成本的价格，很难一下子压下来；

3.利用能源价格降低物价水平，从所需时间，到具体效果都有不确定性；

4.将有无数企业前来游说反对全面加征关税，或者游说寻求豁免，这些企业的实在利益是受到影响的。他也很难四处豁免，不容易“一碗水端平”；

5.包括马斯克、贝森特在内的幕僚其实已经在建议渐进方案或其他替代方案，他手里并非没有其他的政策锦囊；

6.他的目标是重振产业，这是个“慢活儿”，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哪怕他亲自招商引资，签下来项目，到真实落地形成就业和产出，需要数年时间；

7.他的加征关税更适合用作威胁，真的落地就“不灵”了，而且“伤敌八百，自伤一千”马上会显现；

8.资本市场/金融资本对“贸易战”升级毫无胃口，股市可能做出剧烈的负面反弹，给他形成巨大压力；

9.特朗普任期仅四年，很快就会过去。他肯定要考虑遗产问题，即在短短四年里，到底能够展现哪些业绩。

如果特朗普威胁的对华全面大幅加征关税真的落地，那就说明谈判已经失败。这时中国也不会妥协，美国就和中国“杠”上了。摆在眼前的只有关税带来的短期负面效果，而且基本可以确定，如果关税有任何中长期的正面效果，也不会在特朗普的任内兑现。

 我们看看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哪些是他真正喜欢的：

第一，要能在短期见效，最好几个月内、最多一年内就有成果；

第二，要有视觉效果，“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第三，最好契合“产业回流”的主题；

第四，退而求其次，在其他美国民众、MAGA非常关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也可以，例如移民问题、芬太尼问题、俄乌问题等。都可以算成他的业绩；

第五，务必避免推高物价指数、增加通胀预期；

第六，要避免进入“靴子落地”后悬而不决、陷入困境和僵局的状态。所以关税不能轻易落地；    

第七，受到资本市场欢迎，可以帮助推高股市。

特朗普自认为他挥舞关税大棒，就可以谈出他想要的交易。那么，哪些是他心目中的典型交易呢？

经济方面：

·逼迫中方同意强售TikTok，之后保留其运行。这就是他的巨大业绩；

·谈出一两个大型交易，例如中国龙头企业到美国投资建设工厂或研发中心；

·中国重新承诺并兑现首次贸易战（第一阶段）中承诺的对美国商品的采购。

非经济方面：

·在移民问题、芬太尼问题上得到中方更多的配合和承诺；

·在国际问题上，例如俄乌、中东等问题上得到中方的配合；

·特朗普更现实的一招是：持续对中国打击，但就是不出大额加征全面关税这张牌，也不放弃威胁。

大幅加征全面关税就是一个悬在空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这个剑只有悬在空中才能有效，所以是一个“不能落地的靴子”。他选择的应该是：维持口头对中国的关税威胁，但主要选择其他的方式打击中国，譬如各种“精准打击”的政策；更多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同时，在一些非经济领域限制中国（例如留学签证、H1B签证等）。但他绝对不会放弃用关税做威胁。

特朗普不会上来就大幅加征关税，而会更加谨慎地行事。在PNTR（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问题上，也会小心行事，虽然这更多的是由立法机构主导，而共和党政客也都需要考虑企业、资本和民众的反馈。如果有了这样的判断，中国也可以更加巧妙和沉着地应对。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低空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在市场化生产运营和应用中面临技术瓶颈、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成本等多重挑战，其未来发展需要在技术创新、监管体系、经济合理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协同推进。

关键词：低空经济；低空飞行器；交通物流

低空飞行器是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

  在低空经济相关政策密集发布，各地空域有望陆续放开的背景下，低空经济将成为交通运输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根植于人们的基本出行需求与物流需求，以严肃性、外溢性和互补性为特征，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甚至商业航天等前沿科技实际应用的重要领域，受政策端、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驱动。

  发展低空经济，是以低空飞行器和低空空域为关键生产要素，结合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需求，在对传统飞行器工业的改造提升中发展出新兴产业，并逐步形成适应新产业、新业态的市场框架。如低空飞行器正在不断向农业、工业、物流等行业和消费领域渗透，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低空飞行的观念和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变化。

  鉴于此，低空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产业，不仅是一项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复杂系统工程，更是决定低空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发展低空经济的关键在于低空飞行器技术的提升以及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拓展。

低空飞行器概述

  综合现有研究资料，低空飞行器是指在G类空域 中运行的飞行器，分为有人和无人驾驶，包括直升机、滑翔机、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以及未来创新发展更多的种类。本研究认为，无人机、直升机和eVTOL将是低空飞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人机指用无线电操控的小型飞行器，其规模的快速增长正在倒逼低空经济机制体制加快形成。2020年全行业注册无人机52.36万架，2023年即达126.7万架，仅仅3年，注册规模扩大了1.4倍，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民用航空。

  早在2017年，中国科学院首先提出发展无人机低空公共航路倡议。2019年，中国民用航空局将低空航路纳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确认了国内发展无人机低空航路的趋势。而美国NASA于2015年完成无人驾驶飞机系统交通管理设计（UTS）、同年通过了无人机在农业、消防和基础设施监测中的应用，并于2018年进行了在城市区域应用的测试。

  在我国，民用直升机的存量规模相对较小，据《通用航空市场预测年报（2021-2040）》，截至2020年末，我国民用直升机保有量为923架，罗宾逊、空客直升机和贝尔三家制造商占据了我国民用直升机市场78%的市场份额，上述三家公司在中国的直升机机队规模分别为340架、220架和158架。而国产民用直升机市占率不足5%，以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为主。根据中航工业集团《民用直升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2023-2032）》预测，到2032年，我国民用直升机机队规模将超过2000架。

  eVTOL指以电力作为飞行动力来源且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飞行器，目前仍处于创新阶段，技术路线尚未形成共识。电动直升机是eVTOL的一种形式，核心技术包括电池、电机电控、复合材料、推进系统以及飞控系统。NASA于2009年提出这一概念，空客、波音分别于2018和2019年完成首次飞行，但波音于2020年终止该项目；新兴航空制造商美国Joby和德国Volocopter于2023年在纽约完成飞行演示。近年来，我国eVTOL行业发展迅速，亿航-216于2021年于北京完成飞行演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飞行演示均是在短时间、小区域、低速度的情况下完成。

  低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低空飞行器技术成熟度和飞行安全性的持续提升、逐步形成市场化配置，进而降低单位成本，从而引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自增强循环效应，推动产业链各参与主体形成平衡的报酬结构。因此，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时效性、便捷性与舒适性等对于低空经济至关重要。

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分析

  所有低空经济的利益相关方都期望，发展低空经济不仅能够获得效益，而且能够保持飞行的高度安全，并且不会危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因此，在更多障碍物、特定天气和风况、视线受限、无线电通信能力下降以及更少安全着陆点的城市区域，政府监管部门和运营商对低空作业的开支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永不迷失，指在导航卫星与各类增强导航系统支持下，低空飞行器能实时获取自身高精度位置信息；二是永不失联，指在无线网和卫星等通信技术支持下，低空飞行器时刻处于联网状态；三是有效管控，要求低空飞行器在政府规定的空域和飞行管制要求下合规飞行，并能实时接收管制部门指令；四是安全运行，指对低空飞行器运行的确定性和安全性要求，包括低空飞行器自身、作业环境、飞行器之间的运行安全（廖小罕，2023）。

从公共航路网来看，2021年12月，中国科学院牵头制定的“面向无人机运行的低空空域结构化框架标准”正式出版，该标准定义了一种以低空公共航路为核心，旨在促进无人机交通管理安全和有效发展的无人机低空空域结构，包括网格技术、遥感数据、通信与联网、航路规划、运行和管理等内容。

从遥感数据来看，清晰明确的地理环境是低空无人机安全运行的前提。卫星遥感受到重返周期和空间分辨率的限制，很难满足高动态精细地理信息获取的要求。随着传感器技术在汽车智能驾驶上的不断发展，机动灵活的低空飞行器可通过搭载多类型传感器，逐渐成为动态获取高清遥感影像的有效手段，并且实现自动避障。

从气象数据来看，高精度气象预报的核心在于保障高空间分辨率和高预报频次，尤其考虑到城市低空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低空飞行器规模化导致的气流相互干扰，基于航路的气象预报需要达到米级和小时级，短距离航路甚至需要达到分钟级。当前研究表明，气象与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合，谷歌GraphCast可以在1分钟内，精准预测全球10天的天气情况，但具体空间精度尚未公布，此外，其团队将GraphCast与华为盘古气象模型进行了对比，发现GraphCast模型在252个场景中有99.2%都优于盘古气象。

从通信与监视来看，当前地面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布局无法有效覆盖300米高度以上的无人机通信需求，易出现信号中断等问题。构建基于低空公共航路的高速率、高带宽、低延时的专用通信环境将是一种提升低空通信能力的手段。通感一体可能是未来连接并监视低空飞行器的重要技术之一，其原理是结合高频波束与多天线原理，使基站实现雷达功能，识别车辆和低空飞行物的位置、速度与方向等；相比雷达，通感一体基站在覆盖范围、距离分辨率、测角精度等方面的优势明显。

从导航信息来看，北斗、GPS等导航系统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存在位置误差较大、高密度环境过饱和等问题。建议通过使用基于图像的导航系统、协作导航或信号，以及额外的地面基础设施辅助，实现更高的定位精度。例如，导航系统和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组合可将误差降低至厘米级，已在车载导航上实现广泛应用。针对导航系统短时间内误差限宽问题，结合具备短时间内高精度位置优势的惯导系统，可以提高精度、可靠性和数据的更新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无人机导航定位需求。

从低空飞行器自身技术来看，目前我国无人机飞控、导航、动力、通信链路等四大核心系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个人无人机和无人机运营商等方面有了丰富实践。对于eVTOL而言，不需要复杂的传动装置和发动机，并且飞控、导航、通信等技术已在其他飞行器和汽车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可实现不断迭代，但是动力系统仍是瓶颈。eVTOL不仅在设计层面需要实现更高的飞行气动效率，还需要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来减轻自重，以提供更长的续航和更高的载重。根据NASA研究，动力电池能量密度达到400Wh/kg，才能够用于实用的电动飞行器。目前成熟的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为250Wh/kg，此外，全球在锂电池（固态/半固态）和燃料电池的选择上尚未形成共识。因此，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高快充性能的电池落地时间是低空飞行器商用化的里程碑。

综合来看，低空飞行器的概念由传统通航扩展到无人机和eVTOL，其安全运行对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多挑战。首先，低空飞行器在低空的安全、高效运行，需要充分用好卫星导航特别是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卫星和地面移动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一阶段低空飞行器整体呈“低负载、低频次、短距离、小区域”等特点。其次，在低空飞行器规模化商业运行时代，需要进一步开发利用高精度导航、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要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规划和建设好面向低空无人机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低空公共航路网、云监管、低空监视、航路气象预报等专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特别是超前规划多层级与地面基础设施有机衔接的无人机低空公共航路网新型基础设施。最后，从航空业产品研发周期来说，以空客目前最新机型A350为例，从2004年批准研发，到2013年实现首飞，再到2015年进入服役，历时10余年。新型低空飞行器在各项子系统技术成熟的情况下，从研发到批产也将经历较长的周期，换言之，目前大部分行业报告对eVTOL的发展预测可能过于乐观。

低空飞行器的经济合理性分析

  过去20年，低空飞行器尤其是无人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但若将低空飞行器视为一种新的交通运输工具，需要与飞机、汽车和高铁等进行经济合理性对比，检验其是否能作为一种新的补充甚至替代。下文将从货物运输和客运运输两方面进行考察。

  货物运输

  受益于飞行速度和广阔的运行空间，无人机配送有潜力满足消费者更多要求，可能成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无人机物流体系来看，一是城市末端物流，提供城市内10km以内短距物流服务，主要使用小型多旋翼无人机执行快递投递等任务，城市内需要新建空管、无人机起降点等设施。二是支线物流，以100-1000km中长距离为主，使用固定翼等中大型无人机，航线时长约数小时，可大量复用现有民航机场、空管等基础设施。三是干线物流，以1000km以上距离为主，主要使用大载重、长航时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以涡扇、涡桨发动机为动力，可复用现有民航基础设施。

从全球范围看，2022年用无人机进行末端配送的包裹数量达到近87.5万次，比上年增加80%以上（Cornell，2023）。从地理区域来看，2023年上半年亚太地区占全球无人机配送的43%，非洲份额为32%，北美15%，欧洲仅为9%。我国的京东于2015年开始探索，逐步建立了干线、支线、终端三个层次的无人机物流配送和通航物流体系。美团2017年启动无人机项目，现已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18.4万单。顺丰正在打造载重0.15-3吨级中大型无人机生态，实现与顺丰航空物流网络干支对接，构建“干线大型有人运输机+支线大型无人机+末端小型无人机”的三段式航空运输网络。

从成本结构看。根据多数国家的法规，无人机每次配送中每人只能操作和监控一架无人机。单次包裹5公里的无人机配送直接运营成本约13.50美元（人工成本占比95%），若将每人操作的无人机数量增至20架，成本降至1.80美元；相对应的用车与人完成末端配送需要约10美元。UPS认为无人机送货的成本主要包括前期无人机硬件和研发投入、后期维修费用、电池的更换以及操控无人机的人工成本（平均10架无人机配1个人），在完全理想情况下，5000到10000台无人机投入运行，配送一个包裹的成本为1美元。中通研究院认为，使用无人机送货的成本包括无人机设备、电池、能源使用等成本；单个包裹运输成本约为1.15元，在不考虑操控员、维修等成本的情况下，远低于外卖员3元的起步成本。从上述数据来看，无人机配送在成本分析上显得非常具有竞争力。但是麦肯锡和UPS的报告并未公布计算模型，无法验证其合理性。从中通研究院报告的测算过程来看，其假设环境非常乐观。据亚马逊内部人员透露，2022年无人机每次配送成本至少需要484美元，目标是在2025年降至63美元。

客运运输

  目前，利用新技术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道路拥堵问题已备受工业界和资本市场的关注，超过150家企业正在参与研发城市空中交通车辆。eVTOL被广泛认为有望成为构建立体交通的核心载体，在各种技术瓶颈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由于其较直升机具有运营成本低、安全性高、噪声低、节能环保等优势，目标市场不仅仅是货物运输，还包括城市空中出行，如商务旅行、旅游观光、通勤和紧急服务。

  然而，eVTOL的商业化进程仍存在很多困难。一是需要满足严格的安全标准和监管要求，欧洲航空安全局要求eVTOL的安全水平必须与商业航空公司相当，即灾难性故障的概率为十亿分之一，而且还需要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控制性的紧急着陆。二是eVTOL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垂直起降场，也是商业化的关键，这些设施也会产生运营成本。三是eVTOL基础设施的位置将决定其市场转化水平，乘客离起飞或降落点越近，eVTOL的使用就越有效。四是能源成本，由于eVTOL尚未实现真正运行，以直升机为例，4座Robinson R22直升机以时速167公里飞行，每小时耗油7-8加仑；而纯油四座汽车以时速100公里行驶，每小时耗油1-3加仑，能源成本优势较弱。五是需要降低eVTOL的运营成本。根据麦肯锡数据，直升机目前每座位公里的运营成本是30-36.4元，eVTOL需要降至2.3-11.3元每座位公里，才能与地面交通竞争。在我国，eVTOL在运营成本上的控制将更受挑战，我国高铁每公里价格约0.5元，北京出租车座位公里价格约0.65元。

整体来看，结合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考量，低空飞行器前期以提供高价值服务为主，随着经济合理性的改善，将逐步向更广泛的人群拓展；商业化应用场景将视经济合理性程度逐步从货物运输向客运运输渗透。首先，通过无人机实现末端配送已成为现实，在保证安全运行的情况下，可能会在医用产品等成本不敏感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在应急救援和基础设施检测等其他交通方式覆盖面较弱的环境也有市场。其次，降低低空飞行器运营成本的核心是降低人员使用，扩大运营规模，提高运输周转率，提升有效载荷，延长无人机运营寿命。再次，交通变革的宗旨是为大多数人的出行提供便利。因此，低空飞行器在载人方面的大规模使用，与公铁交通对比还有待成熟，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可及性、普惠性极强的中国。最后，从基础设施投资角度来看，目前政府有足够时间思考预期和调整成本：在高铁、高速公路、地铁不断折旧，人口密度可能走低，低空飞行器技术成熟度不断提升的未来，统筹考虑新建和维护传统基础设施与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的成本。从目前来看，新建一个通航机场约10亿元，以200公里点对点运输为例，两个机场合计20亿元，若在平原微丘地区新建四车道高速公路则至少需要200亿元。这可能也是美国、加拿大等地广人稀的国家通用航空非常发达的原因。

低空飞行器的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分析

从时效性来看，尽管低空飞行器在未来具备较高的速度和较为广阔的物理运营空间，但其时效性受天气影响极大而变得更不可控。低空飞行器主要在对流层运行，较在平流层运行的传统飞机而言，所面对的气动和气象环境更为复杂。对流层空气密度是平流层的3倍，在恶劣天气下，意味着更大的阻力和更强的扰动，对低空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从便捷性来看，无论是货物运输还是客运运输，能否实现或一定程度上实现端到端的连接进而节省足够时间是关键，这取决于低空飞行器物理基础设施的规划，此外，低空旋翼飞行器本身的气动噪声难以避免，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较大，这也是实现端到端连接所需面临的挑战。从舒适性来看，eVTOL一定程度上是电动汽车和飞行器的延伸和融合，成熟的车规级和航空级零部件能够保障乘客对舒适度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为满足舒适性，各类消费级产品在低空飞行器上的拓展，增加了低空飞行器自身干重，这对动力系统增加了更多挑战。

综上所述，低空飞行器在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其发展需要技术、基础设施规划与市场需求的协同推进，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应用。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协同推进

  本文主要构建了涵盖安全性和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等维度的低空飞行器发展趋势分析框架。

  从安全性与技术可行性的角度看，低空飞行器的规模化应用面临着复杂的城市空域环境和严格的监管要求。要确保飞行器在高密度城市建筑中安全运行，必须在导航、通信、遥感以及气象预测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同时，低空飞行器的运营需要依赖高度精确的导航系统、实时的通信网络以及高效的监管与控制体系，以确保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实现安全、可控且高效的运行。

  从经济合理性角度看，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发展低空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经济效应。低空飞行器自身的成本、运营效率、与传统交通运输方式的经济对比、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政策环境，是决定其合理性的重要因素。

  在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方面，尽管低空飞行器在空间利用上展现出显著优势，能够提升物流和出行效率，但低空飞行器仍面临气象条件影响、噪声污染、基础设施规划等现实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低空经济的重要支撑，低空飞行器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扩展将在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无人机、直升机和eVTOL作为低空飞行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以“小步快走”的节奏向各行业渗透，逐步填补高价值场景空白。然而，当前低空飞行器的发展仍然面临技术成熟度、安全性保障、经济合理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低空经济发展需要在技术创新、监管体系建设、经济合理性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协同推进，持续向传统行业渗透，真正实现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编辑 宋斌斌）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历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至2021年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目前全国农村集体共拥有65.5亿亩集体土地资源、8.22万亿元集体账面资产，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9.2亿人，登记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6.6万个。202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特殊法人，但属于原则性的规定。2024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下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出台，填补了长期以来这方面在法律上的空白和不足，对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关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立法要求

近年来，党中央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强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是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一目标。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立法的形式健全相应的组织制度，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法治基础、提供了法治保障。以下几点值得重点把握：

（一）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制定本法的重要宗旨。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第一章第三条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这和宪法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规定是相衔接的。

（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职能及其经营性财产的界定。第一章总则第五条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共12条），其中3条大体属于经营职能，其他9条大体属于管理和服务职能。3条经营职能分别是：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资源并进行监督；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个人使用；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经营活动可以利用的相关土地资源和经营性财产具体指什么？该法第五章（财产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第三十八条：“依法应当实行家庭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外的其他农村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直接组织经营或者依法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依法采取土地经营权出租、入股等方式经营”。第三十九条：“对符合国家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优先用于保障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也可以依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有偿使用”。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财产包括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可以依法入市、流转的财产用益物权和第二项、第四项至第七项的财产”。第三十六条讲的是集体财产包括的范围，其中第一款第一项讲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至第七项的财产是指：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集体所有的资金；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和集体持有的其他经济组织的股权及其他投资性权利；集体所有的无形资产；集体所有的接受国家扶持、社会捐赠、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财产(排除在外的第三款是：集体所有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通等设施和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活动的组织方式。总则一章第六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本法登记，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依法从事与其履行职能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适用有关破产法律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其出资为限对其设立或者参与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债务承担责任”。上述规定十分重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建立的，按照宪法的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因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破产；同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成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时以出资为限承担债务责任，以防止其承担超出承受能力的债务。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途径。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探索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提法基本一致，且更为准确严谨。

（六）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收益应当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等，剩余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量化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份额进行分配”。这是对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要特征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的确认和衔接。

（七）国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扶持措施。总则一章第九条：“国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土地、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等扶持措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专列第六章扶持措施，共有6条（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条），将总则的要求具体化。

如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介绍两个方面的案例

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有关部署和要求，积极探索，形成了许多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这里介绍两个方面的案例，即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提出的“出资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和“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两种组织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探索。

浙江发展强村公司的案例

浙江是经济发达地区。考察浙江千万工程项目，可以发现“强村公司”是可学经验之一，这对于盘活乡村沉睡的资源和资产，打通各村参与市场经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强民富”有很好的效果。至2024年初，浙江已有2278家强村公司，2023年实现利润21.7亿元，村均分配收益15.4万元。湖州市已组建强村公司386家，实现欠发达村全覆盖，带动近万农户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有专家对浙江湖州强村公司的做法总结了六种经营模式。

一是资产盘活模式。采用“资产梳理+收储整合+改造提升+项目招引+多元合作”方式，整合利用各类土地资源和闲置房产，通过出租、入股、共同经营、流转管护等方式与企业合作，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例如，德清县东衡村联合周边8个薄弱村，组建德清八合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参与众创小微企业园建设，共建厂房10万平方米，入驻企业70余家，带动8个村年增收107万元。

二是产业带动模式。采用“强村公司+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方式，由强村公司联合村集体及各类经营主体，经营绿色产业、光伏水电、农产品加工等，以及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配套服务，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集体经济增收。例如，南浔区练市镇西堡村带动周边23个村共同组建湖州练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柑橘产业，为周边农户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入股村增加20万元收入。

三是乡村经营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乡村资源组合+社会资本注入+业态导入+专业运营团队”方式，通过整村运营、片区打造、组团发展等方式，积极引入休闲观光、研学团建、民宿、农家乐、农事节庆，承办体育赛事或会务活动等。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联合相邻两村和赋石水库，成立赤夏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小杭坑生态露营项目，吸引多家文旅类企业落户，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75万元。

四是物业服务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乡镇+企业+村集体+农村劳动力”方式，承接政府、企业、城镇小区、村、农贸市场等垃圾分类、环境保洁服务项目，以及公路、河道绿化养护、土方回填等配套服务。吴兴区八里店镇宜船湾村成立吴兴冠宇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承接镇北水域的生态保洁、河湖岸线管理保护等，带动村集体增收170余万元，实现村民就业30余人次。

五是工程承揽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专业施工队+乡村工匠+闲置劳动力”方式，承揽农田水利设施、土地整治、农村公路建设、河道整治、乡村景观建设等小额工程，以及建筑、装修、安装、市政等零星工程。德清县钟管镇19个村联合组建钟灵毓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接乡、村级服务类和建设类工程，2022年实现收入624.61万元，带动农户50余户。

六是劳务派遣模式。采用“强村公司+企业单位+培训机构+村集体+农村劳动力”方式，发挥强村公司中介作用，统筹各村闲置人力资源，承接农业专业服务、农产品加工、机械化服务、绿化保洁等业务。长兴县和平镇23个村联合组建长兴南山南实业有限公司，与6家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每年劳务派遣收益35万元左右，2022年共实现收入650万元。

浙江在推进强村公司建设中，十分注重三方面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