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17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蓟县举办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讨会。

    与会同志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基本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过去一段时间，关于怎样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一直缺乏有针对性的指导文件。《指导意见》的发布，显示了党中央搞好国有企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

    与会同志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和争论。其焦点是：国有企业应该“做强做优做大”，还是“做弱做劣做小”、直至做空？这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是方向和道路之争。《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个基本的道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和国际资本，在激发了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和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运行机制和行为逻辑。“唱衰”国有经济，瓦解国有企业这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方便它们不断进行市场扩张和资本增殖，一直是国际资本的既定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国有经济发展改革的方针逐渐明确。习近平同志视察吉林时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的颁布，毫不含糊地阐明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和重要地位，完整地阐明了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原则，坚持了巩固国有企业经济的立场，从而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对《指导意见》冷嘲热讽或公开指责。例如“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之类说法，实际上是迎合了国际敌对势力的需要。

    什么是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是改革；把中国推向彻底私有化和“改旗易帜”邪路的，才是地地道道的反改革。

与会同志谈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在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既要支持鼓励、支持私营资本向国有企业混合，也要鼓励、支持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混合。那种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表现。问题在于怎样操作。如果在这种混合中偷天换日，七拐八拐地把国有经济“混合”掉，那就违背了《指导意见》的根本精神和原则。很多事实说明，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如果把国有企业给“混合”掉，中国的私营资本也逃脱被强势国际资本俘获或吞并的命运。所以，国有企业的衰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灾难；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也是民营经济的强大靠山。要对那些以“私营经济代言人”自诩的反国有经济的言论保持警惕。

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习近平同志的吉林讲话及《指导意见》中反复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如果违背了“三个有利于”，越混合国有资本越少，国有经济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国有资本的功能越来越弱，就必须严肃追究有关领导部门和当事人的责任，直至作出党纪、国法的惩治。非如此，则不足以保证“混合”的正确方向，不足以遏制私有化潮流的持续蔓延。

　　与会同志强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客观要求。对此必须作出完整准确的理解：第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的转变，仅仅是以什么“为主”的转变，绝不意味着从此再也不去管理国有企业。第二，即使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实现了这种转变，也不等于说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可以不用关心国有企业，任其自生自灭，随风飘摇。第三，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生产力去谈论国有资产，不能把国有资产简单地理解为一堆“票子”。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产，核心是要形成先进、强大的生产力。如果国有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不能造卫星、导弹、航母，不具备保障国家独立发展的物质技术能力，那这一堆“票子”只是毫无意义的数字，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到头来，那一堆“票子”也必然会成为人家的囊中之物。

    生产力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然依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这就是说，国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人民处于支配的地位。离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地谈论国有资产管理，既弄不清楚所有制的性质，又谈不到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在国有企业中，如果不能保证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简单套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那就体现不出全民所有制的本质。

    “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其本意是让企业具有完整的经营管理权，同时保持结构的可调整性。对于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党政领导部门来说，给予必要的监督和保持国有经济长期竞争力是根本的职责。这一职责决没有任何放松、放弃的理由。在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必须高度警惕有人以“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为名，瞒天过海，做空国有企业。如果是那样，就是对《指导意见》的严重背离，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与会同志指出，《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两者非常重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保证和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正确实现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曾经发生过摇摆，《指导意见》的这一表述，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采取有力措施，将这两条规定落到实处。如果只是把企业的党组织当作一种摆设，指定一个企业领导人挂个书记或副书记便完事大吉，党组织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起不到任何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那这与取消党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让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形同虚设，在企业重大决策中起不到民主讨论和监督制约作用，那么工人也就谈不上主人翁地位。我们期待着反映这一原则的实施细则尽快出台。

2015年9月13日,新华社等媒体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要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指导意见》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次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喜武、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张义珍介绍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

9月20日，新华网刊发文章《中办发文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党的领导》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传统与网络舆情走势

自9月13日《指导意见》发布，至10月15日24:00时，源清智库课题组共监测到相关新闻媒体报道65.6万余条（含转载），微博主帖15万余条（不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13069篇。

图1：《指导意见》发布后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如图1所示，9月13日该消息一经发布，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关注度达到高峰，新华网、中国网等媒体对《指导意见》的亮点进行了解读，《经济日报》、光明网等媒体则发表了相关评论，对《指导意见》的实施报以极大希望。

新闻议题分析

综合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可将此次的报道主题总结为以下四方面：事实性报道、政策解读类、地方动态类、对策建议类。

图2：“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议题分布图（媒体+网络）

第一类，关注《指导意见》的出台，以内容转载为主，占比近五成。如新华社发表文章《国务院印发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央广网文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近日发布》，中国广播网报道《<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等。

第二类，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点评，此类约占报道总量的三成左右。这类解读又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对《指导意见》进行分析，如中国新闻网《国企改革吹风会今举行 10条“干货”看懂改革重点》；济南人民政府网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解读》，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几大亮点，亮点一：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亮点二：国有企业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进行监管，亮点三：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亮点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设时间表，亮点五：国资委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亮点六：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中国网《国企改革新政解读：市场化是唯一标准》也就相应的改革政策做出了解读。

二是从某一行业领域对《指导意见》的出台进行解读，如中国经济网《电力改革“看上去很美” 具体配套细则成市场关注热点》指出渐进性改革更适合我国国情；北青网《上海北京成食品业国企改革主战场》指出，我国食品行业的国企改革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上海北京是食品业国企改革主战场，国企改革将成白酒板块最重要主题；中国经济网《能源国企“混改”有哪些机会？哪些门槛？》对如何释放改革红利，重新焕发国有企业活力以及如何促进相关领域的转型升级进行了分行业的连续报道。

第三类，关于各地认真学习《指导意见》的新闻报道，此类报道占比不足一成。

第四类，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建议，这类文章占比约两成。如新华网评论《新华社评论员：念好改革真经 开创国企未来》、河北共产党员网文章《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红旗文稿刊文：《国企改革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必带来严重损失》、凤凰网《分析：国企改革风樯动甄选改革潜力标的》、法制日报《专家: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需要立法及时跟进》等。各方主要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二是必须遵循基本规律，必须把握重要关系，必须坚守政治方向，必须采用科学方法；三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最终成效也要体现在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四是避免走先改革后立法的老路，而要走先立法后改革的新路。

网络议题分析

    网络方面，对《指导意见》的具体讨论议题分类如下：

第一类，对《指导意见》内容的转载、通告，以及相关会议的报道，占比约四成。如新浪博客用户@试网人儿15转载文章《中央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新浪微博网民@沂蒙秋风发表文章《国企改革对员工有什么影响？》等，并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讨论；微信公众号如“安徽国资”发表题为《省国资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文章；“廉洁晋神”转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第二类，行业媒体深度分析，包括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尤其以金融媒体为主，主要分析《指导意见》的意义、对行业、企业的影响等内容，占五成左右。如微博@经济杂志，根据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人社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对《指导意见》的解读，介绍了目前金融市场动态并剖析了金融行业产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新华网财经频道通过专家解读和漫画展示了国企独立市场主体、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企改革惠及于民等公众重点关注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中，“法律E讲堂”发文《五部委负责人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从多个角度解析如何预防国有资本流失并提出解决对策；“新浪财经”发布可视化文章《国企改革顶层文件20多页，让你一图看懂》；“央视新闻”《重磅！深化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发布 三大亮点引注目》分析了改革的背景和主要看点；。网络论坛中，中色股份吧网友“世基投资2015”发表文章《【事件点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对国企间的重组合并、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热点问题进行点评；凯迪社区转帖环球时报《国企改革应牢记历史教训》，提出要警惕一些人将国企改革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网友剑门碧玉转帖《梁海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企改革》，分析了国企改革面临的阻碍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类，各方对《指导意见》的回应，以及对未来企业发展前景表达积极期待，这类报道占比不足一成。其中，国企改革对股市投资的利好备受关注，各方普遍看好投资机遇。企业方面，微信公众号“八冶公司”发文《集团公司学习贯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同样发布此类文章的还有“攀钢日报”、“赛尔电力行业”、“山东容弗”等。投资方面，和讯网《国企改革 投资亮点颇多》指出：经济转型途中，国企改革具有深远意义，坚定看好国企改革的大趋势与投资机遇。微信公众号“中金在线”发文《国企改革意见终于定了！最全投资策略（附股）》称国企改革关乎国运，更是关系A股市场未来几年牛市能否继续的关键变量。

第四类，公众从各个角度对《指导意见》表达批评意见，占比不足一成。如新浪微博用户@工农克察今1对国有企业实行管资本的可实现性表达质疑；@财道海纳基金称，《指导意见》所体现的只是概念性指导，没有实质性利好，非真正的市场改革，只是为国企脱困。微信公众号方面， “光远看经济”发文《国企改革的目标在于不做“红顶商人”》，认为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事实上是模糊的，指导意见确定的一些目标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存在很多不现实的因素；“草根智库”的文章《国企改革搞错了方向》称，国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而“顶层精英”的作为却让观众屡屡失望；网友“青青草原”发帖《应该让国企员工参与国企改革》指出，《指导意见》在制定过程中忽视了国企员工的存在，而资本一方则占了绝对上风。“阿尔法工厂”发文《国企改革方案最大的遗憾是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称国企改革文件存在四大严重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计划经济残留色彩浓郁，在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激励问题上拿捏不好等。网络论坛中，部分网友对《指导意见》持负面情绪，如网友“尤德才”在凯迪论坛发表《为何国企改革总是令人失望？》，称《指导意见》仍然无法解决国有经济效率低下，遏制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全民大讨论与千股跌停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和议论。主流媒体如新华社、《经济日报》等对《指导意见》的解读受到了广泛认同，其他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等或是转载相关报道，或是就国企改革议题进行了全面和分行业解析。9月14日后，舆论关注度持续下滑。在传统媒体场域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有倾向性的态度，普遍中立，多是抛出问题并提出应对办法。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空间中，多数为直接转载相应报道，也有一部分是对未来投资前景的解读和预期，如各大证券公司在其官方账号、官方网站中对国企改革政策出台表示积极支持，认为未来国企改革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但在网络空间中，也有很多舆论对于《指导意见》的出台持反对态度、对国企改革的未来持消极态度，认为《指导意见》实际上在维护国企利益，强调国企及其员工的重大价值，甚至借此展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关系的探讨。

在9月11日（周五），大盘重回3200点。《指导意见》9月13日发布，一般被认为能够起到企稳市场作用。9月14日（周一）大盘高开低走，国企改革概念股一度领涨，但临近午盘收盘时股指期货集体翻绿，大盘陷入重挫，连续跌破3200点、3100点，向3050点靠近。9月15日，股市继续了前一天的颓势，先是国企改革概念股领涨，随后期指翻绿，沪指震荡下行，至收盘时两市不足50股上涨，逾1500股跌停。股市的下滑曲线与图1的舆情走势惊人地相似，《指导意见》的发布并未能达到提振人心、振兴股市的目的。

加强国企舆论的正面引导

国企是国家的命脉，是立国之本。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将国企的改革发展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大任务，并将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其改革方向。但在网络舆论场中，某些资本利益集团将国企改革话题作为争取自身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筹码，力图操纵议程设置；舆论场中经常出现批评国企、要求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甚至美国化的声音，大量网友盲目跟风甚至主动发帖“声讨”国企。几乎每一次涉及国企改革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网络舆论场的一次大讨论。虽然事件、议题各不相同，但争论实质无外乎产权、效率、公平、责任和腐败等，有些争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些话题的讨论在舆论场中往往发酵成针锋相对的观点，其背后则暗藏着不同的利益导向。

国企肩负着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历史使命，关系到国家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但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国企的产权不明晰、用工制度没有彻底市场化，国企的发展优势被视为垄断。这种看法不仅源于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私企、外企追逐自身利益的必然诉求。在舆论场中，新自由主义派有政、产、学、媒各界的强势代表，在微博上拥有多位意见领袖，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国企事件做出负面报道。有些报道和分析攻击国企历史上的负面案例，对个别问题国企着重报道，将问题归结于其国企身份；有些报道创造来源不明的数据、歪曲事实，对国企刻意抹黑，诱导网民不断加深对国企的负面印象，制造“网络民意”。而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党报党刊、机关报对国企的负面报道往往失语，缺乏对国企舆论的正面引导。长期以来，这导致部分网民不自觉地对国企产生不满情绪甚至“敌意”，他们甚至会主动发帖“声讨”国企，而有关国企改革积极的、正面的声音被淹没，“沉默的螺旋”现象愈发凸显。

 当西方大多数国家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财富缩水、GDP骤降的时候，挪威的国有主权基金却大幅度增值。其结果使挪威的国有退休金基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该基金已拥有全世界股市财富的1%以上。挪威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07%，如此少的人却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可以想见其富裕程度。在今年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简称HDI）的排名榜上，挪威名列第一，是世界上182个国家中生活质量最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不仅含有标示物质财富的人均GDP，还有标示健康的预期寿命指数和标示教育水平的指数。在这个排名榜上，多年来挪威一直名列前茅，美国也比挪威落后十多位。

    挪威的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经过金融海啸的考验，“挪威思路”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美国模式强调消费拉动，没有钱也要消费，鼓励负债消费来刺激经济。挪威正好相反，有钱也不肆意消费，而是把钱用于理性投资。挪威主权基金的钱主要来自石油收入，它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理性的投资和消费计划，即主要用作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投资，每年只允许动用基金总额的4%作为政府支出的消费。这4% 是估算出来的基金年回报率，也就是说，只消费利息，不动用本金。正是因为挪威持有大量投资的本金，当金融海啸使世界股市大跌之后，挪威乘机“抄底”，购买到巨额的低价优质股票，让挪威主权基金大幅增值。

    除了消费和投资方面，挪威模式在另外两个方面也表现出与美国模式的差异：一是挪威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二是挪威对社会发展、社会公正所持有的价值观。

英国和挪威的石油“财富”

北海的石油主要由挪威和英国拥有，只不过挪威开采北海石油的是国企，英国则是私有的跨国公司，包括不列颠石油、壳牌等。自从1970年代北海油田被大量开采以来，石油给挪威和英国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挪威建立了主权基金，把这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用于长期、理性的投资，使财富可以在未来由全社会分享。英国却没有建立主权基金，石油财富或者成了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或者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这些收入都“及时消费”了，没有作为未来的理性投资。金融海啸发生之后，挪威和英国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挪威有石油收入积累的主权基金在手，抄底世界股市，使全民财富大增。英国政府手中的石油财富早已被消费，不仅没钱抄底，连对抗海啸的应急资金都没有；石油跨国公司更不会掏出自己的利润帮助英国缓解海啸的冲击。为了应付金融海啸，英国的财政赤字飙升，剧增一倍多，而挪威则安然享受着财政盈余。

面对如此鲜明的对比，许多英国人深感后悔。其实早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一些英国的智库就发出过向挪威学习的声音。2006年，新经济基金会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已经挥霍浪费了北海石油的大部分财富，应该悬崖勒马，尽快建立一个“石油遗产基金”。这个报告虽然受到媒体的注意并大量报道，但在热衷“美国模式”的政治气候中，英国的国有石油基金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二战之后是“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英国和其它许多西欧国家一样都建立了大量国企，并通过国企快速达到了马歇尔计划制定的经济目标，实现了战后重建。政府也给予这些国企许多保护。但由于没有竞争压力，国企变得越来越低效，许多政府还把国企当成解决失业问题的工具，发给补贴使国企大雇冗员，膨胀。到1960、70年代的时候，许多国家的国企都成为低效、庞大、愚笨的“恐龙”，成为政府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并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于是，一个宰杀国企“恐龙”的时代来临了，撒切尔政府就是这个时代的先锋。铁娘子快刀斩乱麻，把大量的国企私有化，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稳定了宏观经济，撒切尔主义因此风靡世界。撒切尔主义是华盛顿共识的前驱，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坚信“市场无误、政府有害”，主张缩小政府、放任市场。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理念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识。

    在私有化的大潮中，也有一些国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国企低效的问题，它们走了另一条路：改造国企，迫使“恐龙”进化。它们引进了私有企业一些优良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国企的治理制度。它们不再给国企拨款补贴，迫使国企要到资本市场上筹募资金，增强其责任感；它们让国企面对全球化竞争，通过竞争来进化。经过改造，有些“恐龙”的确进化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量级明星。挪威的石油国企就是这样一条进化了的“恐龙”。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于1972年，业绩表现一般。为使它进一步优化，挪威国会2001年授权该公司的股票在奥斯陆和纽约上市。股票市场价格的升降和公司的业绩表现挂钩，增强了公司经营管理的责任和能力。目前，这家挪威国企已在深水石油开采生产领域成为世界明星，它创新了几项最先进的技术，业务范围已远远超越北海油田，进入了西非、墨西哥湾、巴西海岸等地。

              “理性的好心得到理性的好报”

    挪威之所以在经济中保持较高的国企成分，与其对社会发展所持有的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对挪威社会经济发展作过一个研究报告，分析了挪威的社会价值观对其公共政策的影响，指出北欧的治理模式和价值体系影响了挪威的政策取向。“（挪威）公共政策强调的价值是平等、凝聚、高社会福利。这些价值促成了较大的公有部门，高税收，多国企，重管制，其目的是要保证全社会都能享受到相似的生活水平。”这个价值体系不仅使挪威拥有较多国企，也使其国企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单纯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譬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努力使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更加“环保”，它在天然气田中把二氧化碳过滤出来，重新泵回地下，这虽然增加了生产成本，但有益于全社会的环保；它还建造了两个大型回收碳化物的系统，以避免废气污染大气。据统计，世界上每生产1桶石油平均要排放19公斤二氧化碳，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只排放7公斤二氧化碳。另一个挪威大型能源国企，致力于研发各种最先进的清洁能源，如海水中的盐能等等。挪威虽然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但它使用的电能98%以上来自清洁的水电，而不是燃烧油气的火电。挪威的主权基金对投资有很严格的社会责任要求，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审查机构，不投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生产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以及生产烟草的公司等等，尽管这些公司可能会带来高利润回报。

孔丹*：国企是锚，是压舱石

《指导意见》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一个重要文件，是中央的战略部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宗旨就是配合和策应中央的战略部署。关于国企改革的研讨，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中信基金会致力于推动的系列活动。同时，基金会与国资委研究中心也有一个着眼长远的战略合作，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做一些事情。基金会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是中信集团党委委托我做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很大。基金会也是国有企业承担政治责任的尝试，还要应对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但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这个文件第一个特点是是全面，把国企涉及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和部署。第二个特点是是意义深远，它的近期目标是2020年，还有更长远的目标。第三是空间大。我认为《指导意见》在理论上探讨的空间很大，在实践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也很大。如果把它具像到各个企业，“因企施策”，按照总的精神去做，我相信国有企业会迎来一个灿烂的时代。

长时间以来，我们还没有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做这样明确的界定：它是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是锚，是压舱石，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国企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我们会继续努力！

周渝波*：深刻领会国企改革的方向、逻辑和举措

这次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是按照1+N的形式出台的。N的文件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完善体制、加强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其中有的已经出台，有的马上要出台。如何领会这些举措，可能要把1和N的文件放到一起学习才能把握好。我想从改革的方向、逻辑和举措三个方面谈谈体会。

第一个方面就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总书记反复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指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其中有两点至为关键。第一点就是不管怎么改，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私有化，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坚持贯彻好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即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另一点是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期，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前不久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按照这个要求，《指导意见》做了一些具体规定，在贯彻的时候要进一步细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第二个方面是国企改革的逻辑。《指导意见》系统总结了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将继承国企改革成果和深化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在历史的桎梏中固步自封，必须在继承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创新，在保持改革延续性的过程中深化。《指导意见》继续确认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明确国资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好出资人职责的定位，强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等。在此基础上，《指导意见》又进行了大量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创新，比如要求国资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加快职能转变，进一步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改革企业薪酬分配制度等。

第三个方面是国企改革的举措。《指导意见》既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又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注重顶层设计和审慎务实操作结合起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整套政策体系中，《指导意见》作为其中的1，是牵头抓总的性质，着眼于通盘考虑，顶层设计。而作为N的文件则主要对1提出的6项改革任务进行细化，制订了专项改革方案或意见，针对性、操作性更强，为审慎务实推进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思路。

常振明*：国企改革迫切需要国企理论

《指导意见》全面提出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意见》怎么落地，我认为并无时间表，也不能都搞成一种模式，重要的是要按照这个纲领去实现“一司一策”。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该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通过调研我深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先有一个国有企业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太迫切了。

目前，全世界都在探讨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比如英国的中央银行就给汇丰银行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全球最重要的银行，那么是谁在控制你们，谁在管你们？”控制银行的是股东吗？汇丰最大的一个股东持股才占3%，股东也没有出资人代表。是董事吗？董事会里只有3个执行董事，有16个独立董事，是这16个人，或者是这19个人，再或者是这3个执行董事吗？到底是谁在控制这家银行？出资人代表又是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治理体系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汇丰银行就如何监管制定了一套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反复强调“大而不能倒”，探讨的问题全是围绕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这说明，企业理论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企业就治理不好。

同样，如果我们不能把国有企业的概念说清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的“混合所有制”和“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为以管资本为主”等问题就说不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注册时没有刻意贴上“国企”或“非国企”的标签，只是根据出资人不同来判断国企和民企。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没有统一的公司法，企业一般按各州或各地区的法律设立，日本的《进出口银行法》就是专门为成立进出口银行设立的。西方国家的国有资本一般并不按照公司法设立企业，在西方国家一提到企业，就是私有企业或民间企业。国有企业一般作为特殊目的的公司为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有的不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国有企业，完全是公益性质的组织。而中国的企业在1993年以后全都是按照《公司法》执行注册。从法理上讲，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注册是一样的。这一点如果不搞清楚，就分不清中国国有企业和西方国有企业的区别，就会引起许多争论和误解。所以，关于国企的理论研究是特别迫切的需要。

这个理论，我认为在实践当中首先应该把概念说清楚。比如什么叫混合所有制？国家出资50%以上就算国有企业，出资50%以下就不算国有企业？还是按照控制力来分，如果国资在企业当中只有10%的股份，但实际运作有百分之百的控制权，这算不算国有企业？如果不把概念说清楚，国有企业的分类就分不清楚。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是什么？是民营企业入股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变成混合所有制了？还是国有企业投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就变成国有企业了？民营企业现在不太愿意与国有企业混合，还是因为这些概念没搞清楚。

我经常向孔丹理事长请教这些问题。我建议，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能够在这方面多做研究，并把案例整理出来。1945年以后，英国等很多国家都说要搞混合所有制，但他们是从私有制向更加社会化的方向混合，实际上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的是西方国家。所以我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特别需要国有企业的理论支撑。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是混合所有制的，中信集团做了一个模型，就是中信股份。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60%的股权。中信股份的定位是以盈利和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的，60%的股份是国家的，40%是社会的，已经实现了股份多元化，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国有资本。中信集团99%的资产在中信股份，而中信集团100%的资产是财政部的。中信集团的定位是践行国家战略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它有中信股份，中信股份分红给中信集团，每一分钱集团都不会动用，而是由财政部决定如何使用。当然，中信股份这个模型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完善国企理论积累一些经验，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摸索出一条新路。

陈小津*：军工行业要建立国家层面军民高度融合的体制

这个意见很重要，很全面，在学习贯彻落实这个《指导意见》的时候，联想到军工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和特点，提出一些建议，目的是强调一下军工行业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严格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军工行业是没有的。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尤其是军工行业，1949年我们国家是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国防工业，军工工业都是在那个时候一步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成立了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还有八机总局。

改革开放以后，六机部曾先改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后相继各部改为核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兵器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之后，这五大总公司变成了十大军工集团。这十大军工集团都是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国资委。这十大军工集团的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在国资委成立后自然而然的边缘化了。军工的首要任务是国防力量的建设，它的任务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军工行业有它的特殊性，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大阅兵大家都很兴奋，都很震撼，展出的那些装备都是十大军工集团的产品，可见其重要性。何况，如何应对、如何克服经济运行下滑的压力，加强军工是非常重要的途径。现在各个中小城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起来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好像地皮都挖开了，比比皆是。但是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讲，加强军工无论如何也不比它们差。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性肯定是有相当作用的，比其他行业强得多。

纵观军工历史的形成，或者说这几十年来军工行业、军工集团的发展，它完全是一个军民融合的大行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每个军工集团95%以上是军工任务，没有民品。确实那时候困难，必须要军民结合，必须要走向市场，必须要走向国际市场。军工任务就是国家任务，但是由于军工任务不足，因此那个时期的军工行业都面向市场。拿船舶工业来说，就在那种形势下，造了出口船，现在倒过来百分之八九十是民品了，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但是军工任务还有百分之二三十。现在军工行业如何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好这个改革的深化意见，我想提一个建议。

1+N，N可不可以再加1，我希望N再加1。这1是军工，当然这个图画怎么做，要且看且行。但是这里面有几个根本总是不可变的。

军工行业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意志，然后再面向市场，再面向多元化，这个根本任务不可改变。相应的今后对军工集团的考核，首先要以军工任务的完成与否为根本，首先要听军工集团面对的甲方的意见。甲方是谁，是军委，是总装，是海陆空三军。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一点不能含糊，对它的考核要把这个突出出来，放在首位。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军工集团的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他们完成军工任务的考核。

目前1+N里暂时N还没有加1，但是我希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从看大阅兵的那些场面之后，真正应该有一个军工特殊企业办法。要制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改革方案，建立国家层面军民高度融合的体制机制，转变军工集团管理模式。转变军工集团管理模式。

中国军队的大改革即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军工集团要跟上，乙方军工集团永远要跟着甲方走。我再讲讲另一面。所有的军工集团都以军品为主，又不能太单一。或者说军工集团就是要搞好军工为主，可以多元化，多几条产品线，但不能太多。确确实实有的集团，我们讲大数，按比例说吧，按百分之百的销售收入，它的76%是非主业，这是什么概念？它1000亿的产值有700多亿为超市、手表、房地产、物流，它的主业为24%，这是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的。客观的分析，当家的老总怎么把握这个问题。马凯副总理一句话很精辟：“他的精力能集中吗？”但是你要客观地分析领导部门、领导机关的导向或者说考核标准，使得这个集团没办法，要凑数啊，数不上去不行啊。因此领导机构的导向非常重要，要有正确的指导方向。这是我对军工企业改革的一些想法。

杨凯生*：国企做强做大不等于垄断

《指导意见》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句话引起了社会不小的反响，议论不少。有人说你国有企业还想垄断，有人说这是“国进民退”，挤压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是改革的倒退等等。

那么，目前我国的国企是否存在垄断？我想要用数据来说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以银行业为例，不少人认为它是国家垄断色彩最浓厚的行业。

中国的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当中，现在非国有资本占比已经超过20%。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民间资本占比大概是42%。145家城市商业银行中，民营资本的占比是54%。农村金融机构中，民间资本的占比超过90%。从这些数据上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如果现在还说银行业是国有垄断的，这个说法起码不准确。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承认中国的银行业已经股权多元化了，但现在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一来民营资本占比不高，二来5家银行在市场拥有控制地位，这不是垄断吗？我认为这也有误解。世界各国银行业都在关注行业集中度，即前5大银行在该国金融市场上的占比是多少。从世界十大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和除中国之外的其他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银行业的集中度来看，最高的是澳大利亚、荷兰，超过90%；德国、加拿大超过80%；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超过70%；美国和日本大体在50%~60%之间。而且这种集中度的提升，恰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谓金融自由化加快以后出现的趋势。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上述14个国家中，银行业集中度和该国的金融稳定程度呈现明显相关关系，并且历次出现危机之后，它的集中度都进一步提高。比如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从2007年的44%上升到2010年的48%，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61%和63%。而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中，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其银行业的集中度恰恰是最高的。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的银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上升：巴西从1990年的50%提高到目前的70%，南非从1990年的77%提高到90%，俄罗斯从1995年的39%提高到目前的50%以上。

与上述国家相反，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明显下降，从1998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40%，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这里不讨论这种趋势是好还是坏，只想说明所谓搞市场经济集中度就低，只有搞国有经济集中度才会高，这个说法不成立。

在我看来，股权结构和市场集中度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国有控股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的提法是恰当的，而媒体也需要很好地正面发声。

孔栋*：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从个人的经历以及一个国企的发展，说明《指导意见》的正确性。中国航空集团是2002年重组的，当时国际航空公司负债率高达84%，一些二级单位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并且接下来的“非典”对我国航空业的打击非常严重。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们央企是有脊梁的，是共和国的顶梁柱。2011年我退出领导岗位时，国航的资产已经达到1833亿元，负债率降到69.5%，全年实现利润接近130亿元。

之所以回顾这段过程，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央企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趋势。2004年，我们刚渡过难关，就开始筹划上市。此后，在中信和中金的帮助下，2006年国航顺利在H股上市，而且创造了当年全球航空公司H股上市的杰出案例。不久后，国航再次整合重组，回归A股市场。

从分类上看，民航属于运输行业，民航央企的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但又属于主业充分竞争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根本不存在垄断的问题。事实上，近十年来，我国航空业存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季节，按照市场规律安排运力，也会卖打折票，这是因为我们具有双重的使命和责任。

现在习主席出访都使用国航的飞机，这种专包机体制在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是很独特的。财政部有一点补贴，但是基本由商业航空公司承担，专包机数量最高的一年曾达到83架次。

当年玉树地震时，空军的飞机上不去，国航大概飞了十三四个架次；利比亚撤侨事件中，国航第一时间飞到第利波里机场，总共运回上万名同胞。我认为，国航这样的央企关乎国家形象，关乎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国家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从来都是挺身而出。

谈谈央企在整个行业里的重要性。2014年民航的全国旅客运输量是3.9亿人次。按照交通部的大口径统计，全国每年的总运输量大概为30亿人次，现在航空运输占到十分之一。并且，在3.9亿人次的运输量中，“三大航”就达到2.8亿人次，占到72%。在国际竞争中，国航、东航和南航也是中国的“国家队”。如今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航空国，其中央企功不可没。还有一组数据，2010年国航曾以19亿美元的利润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航空公司；2010年和2011年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航空公司。虽然美国通过重组扩大了规模，重新夺回了全球第一的地位，但是目前全球领先的巨型航空公司中，国航、东航和南航都是榜上有名的。

从国航自身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正如《指导意见》所说，在国际、国内竞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非常客观的，也需要向整个社会再次重申。

陈惠仁*：国企改革需要良好生态环境

国有企业不是孤立的，因此国企改革也不会孤立地完成。我想谈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生态环境问题。指导意见第八部分，就谈到了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国企改革营造综合配套的生态环境问题。

现在中央讲重构政治生态，那么，国企改革是否也需要重建生态环境？现在国企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去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工作，以及对地方国企的巡视，都暴露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企业的问题主要应该由相关责任人负责，不能完全归咎于企业自身。这里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影响的作用还很大。所以是主观因素加上客观环境导致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反思。

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发展离不开外部机遇，但是外部机遇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个企业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之后，好的内部制度的营造，是决定企业能否发展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种制度能够保证做事创新的员工在企业里能够如鱼得水，庸碌无为的员工混不下去，投机钻营的员工没有市场。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企业肯定是充满活力的，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不但要克服内部的一些障碍，更重要的是要顶住外部环境的压力。一个企业内部本来建立了很好的制度，但受困于外部压力，这些制度往往又被破坏了，而且是建立制度的人自己破坏的。有的因为管理者的自身素质，有的则是因为承受的各种压力，（这些制度）不得已被破坏掉了。而这种破坏是灾难性的，一旦开了口子，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赵亚赟*：国企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我们应该强调国企在危机当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在自然灾害，还是经济危机中，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的一个“战略武器”，在中国如此，在俄罗斯也是一样。2014年因为美国的制裁，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抛卢布、换美元的时候，普京命令所有国企减少外币资产、增加卢布资产，其中包括五大国企、三大石油公司以及两大钻石公司，这个行动一直坚持到2015年3月份。市场表现最为明显的是12月23号，当时俄罗斯五大国企加上央行一起卖美元、买卢布，当天卢布汇率就反弹了1%，稳定了人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国企都坚持每天抛售10亿美元。如果是民营企业，你就没办法要求它们这样做。

我们这次股灾救市，据了解，除了证金公司，国有证券公司的救市资金大概在1.5万亿元，其他国企的贡献也很大。虽然也有一些民营公司表示要“为国接盘”，但更多地是要求增持，关键时刻不能像国企那样服从命令、听指挥。

    国企还具有稳定市场和信心的作用。我国大型国有银行，还有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出现时成为维护市场信心的稳定器。在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很难出现类似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信心崩溃和社会恐慌，也无需美国那种大规模的救助，透支国家信用，制造庞大的财政赤字。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还是运转困难，主要依靠发债。虽然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有所好转，但财政拖了后腿，其在国际和国内的控制力显著下降。在财政方面，我国的国企能够始终为政府预算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是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在稳定人心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国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迄今为止，通过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改革，我国国企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当初习仲勋同志最早提出发展民企（当时叫私商），但他同时指出，国家战略命脉行业要由国企来控制，国企在国家战略当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国企不倒，国家难乱。

崔之元*：从“两个空间”看《指导意见》

前两天孔丹理事长在人民大学发言时提到“两个空间”，这次对《指导意见》的评价也有两个空间：理论上进一步解读的空间大，实践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大。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一条，“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30%”。例如，山东省现在已经把30%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并划转山东社保基金。

但我认为，这句话可能存在好几种理解，有解释的空间和实践探索的空间。一种理解是不是每个企业都要上缴30%，而是整个国资委系统有一个调剂。这次文件中，关于“管资本”有四个排比句：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能转变；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集中监管。从第四条来说，我认为就是向财政上缴30%的国资收益，可能更多地还是指整个国资委（包括国家国资委或地方国资委）层面，而不是某一个企业，否则不利于统一监管，不利于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二种理解，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有三个新的提法，这次文件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化。一是首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里面允许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二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三是划转收益的30%。对于这三个新的提法，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相支持的机制。

比如说，以管资本为主和混合所有制，一种理解是国有资本将像巴菲特那样，并不当大股东，这样才叫管资本为主。但我认为，在“巴菲特”这种比喻的合理范围之内，可能出现董事会里国资并不是大股东，或者单一国有企业的国资不是大股东的情况，但如果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在治理结构当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要体现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也就是说，当劳动者在董事会与治理结构中发挥较大作用时，哪怕劳动者和国资都不是大股东，但是劳动者和国资结合起来，可能还是占据一个大比例。

孔总提到“身股”的例子，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不是用钱来买的，而是建立了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共同体。关于职工持股，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在1974年引入职工持股时对两个制度进行叠加的做法，一个是年金制，另一个是信托，就是所有企业退休的年金，再加上信托化的管理。

2011年1月11日，我国通过了新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信托业“两法一规”从2007年就已经开始执行。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有可能成为一种比较大规模的引入职工持股的方式，同时加上“身股”的概念，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

张喜亮*：站在历史新起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指导意见》贯彻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总体部署，不仅关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也关乎整个国有资本布局的全面性改革，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新起点，从全球视野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

《指导意见》特别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进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把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项改革创新为我国经济结构布局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指导意见》还第一次提出了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构想，使国有资产监管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使命相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对国有企业有制度自信。”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建立到发展，确立了基础地位和中流砥柱的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国有企业根本制度的自信，党的领导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上普遍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市场化”，貌似“市场”是不证自明、正确有效的。《指导意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强调了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和发挥国有企业党建的作用，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坚持。

 10月1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部分中央企业的领导，以及来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专家和部分经济学家，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他们是：王晓初（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董事长）、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马之庚（中国兵工学会原理事长，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总经理）、李军（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原党组书记）、赵小刚（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彭华岗（国资委副秘书长）、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金融资本研究院院长）、夏小林（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高宇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等。大家围绕《指导意见》中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是这次讨论的观点综述。

到会的央企领导，均来自国家战略性行业，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能及其与现大型综合类企业集团的关系；企业的治理机构和党组织的作用：正确理解加强监管和给企业应有的经营权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企在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企业领导们的真实想法。这是对全面深入地理解国企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增加对国企的理解，富有实际意义的探讨。

肯定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地位

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指导意见》明确肯定了国有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正面回答了“国有企业还要不要”的问题。《指导意见》基本肯定了30多年来国有经济改革的成果，指出了国企当前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对此，企业领导们心服口服。

关于国有资本运营。文件区分了国有经济的实体企业经营和国有资本运营两个层面，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这和增强企业活力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营，更有利于国有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为全民所有资本带来更大的利益。

大家认为，前30年的国企改革，可以说80%的共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改革面对的，更多是不同行业国企的个性问题，不同行业所面临问题的性质与程度不一样。《指导意见》涵盖了国企改革的所有基本问题，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原则意见；并坚持了“问题导向”，不同行业不同对待（不设时间表，不一刀切）。指导意见体现出重要的方法论。

关于分类推进改革

《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和“公益”两大类，“商业类”又分为“充分竞争”类（商业一类）和“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商业二类）。而各行业各有其技术特点，面临的问题和管理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国企体制在不同行业的运作中，又显示出它的共性。

按照《指导意见》，商业二类包括铁路、民航、电信、电力、石油、天然气、军工等领域，这些领域国有资本要保持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进入，在非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来自企业的负责人指出，每家企业的内部也存在资本运作问题，内部也应有分类。比如在通信行业，基础类通信业务的效益很低，但它涉及国家安全，固定网络的基础设施必须保持运行，按国家要求进行管制。通信中的增值业务，特别是互联网平台业务，应该更加开放。企业集团层应有权进行下一层面的资本运作。对部分企业，国家可以实行相对控股。

至于商业一类，主要通过资本放大方式，使企业能够理顺政企关系，按照经济规律运营。有专家指出：在商业一类国企的一些子公司，以及属于充分竞争领域、但又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冶金、重要装备、电子产品制造、重点流通企业等）中，不少企业的技术含量很高（或高新技术企业），并承担军工配套任务，而且面临跨国公司强势竞争。这些细分行业的国企，同样需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不宜大幅引入私营资本，特别要吸取历史教训，不宜让外资控股。

关于混合所有制

1990年代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自中共十五大以来，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的文件中一直有“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国有、集体、非公资本交叉持股，是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

《指导意见》的基本精神，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要双向交叉持股，扩大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成为“新一轮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

有专家指出，对民营企业不要过于理想化，要全面看。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股份，不能选择那些技术、管理经营能力都不如自己的民营企业，否则难以达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结构升级的目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外资企业，要防止外资乘我国经济减速之机进入我国产业主导地位。

按照文件精神，可鼓励国有资本入股非公企业，并鼓励国有企业按“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些有条件的竞争性领域，与非国有制企业一起发展，不要硬性划分不能进入的领域。让国有经济发挥自身技术管理优势，也是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迫切需要。

前一段时间，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件体系尚未构建完备，一些地方制定本地国企改革的文件，还是以“卖”为主。例如，某市要把市属所有国企都卖掉，某市提出“国企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这是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应该纠正。

企业治理机构：董事会和党组的关系

一些国企领导指出：大多数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经营管理机制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尽管流通股很少），因为它要受到市场体系的监管。但是当前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组织体系）还不理想。企业受到诸多牵制，监管部门职能错位，治理结构不完善，是今天影响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活力不强，就难以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对国有企业内治理机构和管理机制问题，企业领导们根据切身经验，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治理机构，包括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经理班子。几套班子开会多，效率低；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协调、几套班子的协调，以及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和董事会的协调，耗费大量精力。重要决策事项要和董事一个个沟通，决策效率太低。

第二，中国国企的最大特色是党的领导，必须解决好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党委怎样和董事会结合（融合）的问题。企业法规定企业要支持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但需要明确规则。很多企业领导提出：不宜在董事会上再加一层党组。多数企业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这已经体现了“党要管干部，管人才，参与重大决策”的原则。建议大企业党委的常委，全部参加董事会，做党建工作必须懂企业经营管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应按公务员待遇，其余成员均为市场化聘用。

第三，也有人根据切身经验认为：目前董事会仅负责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但没有选人权、考核权、分配权，惟有监督权。决策过程太长，工资总额控制过严，成本的考核缺乏行业针对性。

第四，一个重要问题是，现行国资监督管理体制使企业研发活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不利于创新。例如，通讯类是技术性很强的行业，国有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不如民营企业，原因是现有内部考核规定不符合技术创新的客观要求。传统考核主要看程序是否违规，至于新项目投资是否有技术创新则不管。对企业创新项目的审计只盯住亏损的项目查是否违规，一个项目失败就否定了其余9个项目的成绩。新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期权、股权），也就吸引不了人才。

第五，多年来，各种文件都说要加强监管，但监管机构多，效果不大。西方对企业绩效的评价主要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而我们的管理是多头监管，而且主要通过内部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纪委、国资委、计划审批、税务）。其监管考核的标准，不符合企业运作规律，缺乏对企业客观条件的考量。

最后，希望在《公司法》框架下，让企业治理机制有选择的空间。

有人指出：西方各国，在他们的公司法框架下，治理结构都是根据企业自身情况，治理方式丰富多彩的。据1990年代的资料，国外60％的大企业是董事长兼CEO，总裁和副董事长实际上起着CEO助理的作用。欧洲公司没有董事会，但有监事会，总经理退休之前就去当监事会主席。日本川崎的社长（相当于总经理），退休前当了会长（董事长），会长也是荣誉职务。企业内部决策权的配置取决于人的能力和信用，也是依照企业自身经验不断地调整。国内部分民营企业也有实行CEO制的。我们的指导文件，应该允许在总的原则下，给企业一定的选择空间。

关于资本运营公司

专家们提出：根据《指导意见》，如果成立新的资本运营公司，它和国资委是什么关系，和现有企业集团是什么关系？如何避免这一新机构成为新一层“婆婆”？或者下层集团企业再形成若干资本运营公司？

有人认为：从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角度出发，将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职能分离、设立资本运营公司这一层，不可避免；它作为企业集团的“源”出资人代表，不应上市。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有资本三层管理运营有必要，但不一定要新成立运营公司。因为现有不少大企业集团已经具有资本运营的功能，只需给予确认和规范即可。现有中央企业大体有两类情况：一是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涵盖多种产业（包括金融和实业），对下属企业主要实行战略管控，通过资本运作对自身产业组合进行动态调整；其集团总部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当然，不同集团对所属子公司的管控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有自己的核心产业、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专业性控股集团，像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不但是战略控股，也进行企业运营。这两类企业，不同程度地具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功能，国资委对其控股并上市，集团对下面的子公司也要通过持股，保持不同程度的控制能力。

最后，可以成立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投资型），对其它规模较小的国企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产业多元化经营，在这个基础上对管理层实行市场化激励机制。

有专家指出：现代西方企业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是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分离、资本经营权又分为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这也是三层的概念。从私人资本向社会化资本演进，相应地企业股权分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例如美国的花旗银行、GE有很多股东，但在公司的股东花名册上看不到终级股东，只有大股东即资本经营层，如哈佛大学基金会、养老金基金会等。这些社会基金规模达数百亿美元，是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其中有不少一流的大公司。这对我们国企改革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员工持股不应放进产权改革的范畴

企业领导们普遍不同意在大企业实行员工持股。1990年代，地方中小国企大部分实现了员工持股，现在回头看这些企业，有不少是失败的，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当时没有设计退出机制，员工拿了股票要变现，好多民企大量收购，最后变成私营企业。国有中小企业这么做影响不大，但大企业要谨慎。

员工持股的概念在1980年代美国就提出了。当时美国一个钢厂要破产，工会出面组织大家，说服银行和政府，由员工集资把工厂买下来，企业就做活了。此事影响很大，成为哈佛的一个案例。但它没有阻止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只是昙花一现，不具有普遍性。

在一些刚起步、规模不大、风险较高的高科技型企业，可以搞员工持股（或知识产权折股）。成熟的大型企业员工持股很少。GE是奖励股权，鼓励高管持有，这不是硬性规定，但这是义务，大家一般都自觉执行，到二级市场自己买。

我们过去山西的票号，曾经实行“身股制”，从大领班到小伙计，按级别持有不同比例的公司股份，也就是分润制。

总之，不同行业各有特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掌握，大型企业不一定搞。特别是要注意，不要通过员工持股给私吞国有资产开后门。

背景链接：

电信行业：

近30年来，我国电信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有天壤之别。现电话普及率达到百人百部以上，互联网上网人数几占总人口一半。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不断加大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技术投入，不断缩小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根据工信部数据，2014年全国电信业务总量达1.8万亿元（同比增长16.1%），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光纤宽带用户占比达34.1%，4G用户超过9700万户。

我国电信管理体制改革，围绕政企分开和产业重组两条主线展开。1980年代实现邮电分营，1990年代成立了中国联通、中国吉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产权多元化电信企业。1999年，原中国电信总局拆分，成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寻呼和中国卫星通信四大电信企业。此后几经组合，形成今天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足鼎立的局面。目前三大电信公司，流通股约占25%，其余为国家控股。

近20年，随着移动通信业务和互联网技术的引入，新型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民营企业层出不穷，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迅猛发展。网络也把人们引入充满不确定性的虚拟空间，“制信息权”问题已进入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个意义看，国有核心通信企业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是很繁重的。

民航运输业：

民航是国家基础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速度、跨区域，资金技术高度密集，规模效益明显，国际化程度高。中央企业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于一身，承担国家安全和救灾，维稳，反恐等重大任务，战略地位突出。现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业务量占全行业的76.3%。

1978年以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年均增长16.6%，“十二五”期间约10%（受经济增速减缓和高铁分流的双重影响），发展速度是世界民航发展速度的两倍。2014年民航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48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9亿人次，占全球民航客流量33亿人的12%。从2005年起，我国民航运输量就稳居世界第二位。

近5年来我国没有发生一起航空运输事故，全世界民航事故率是每600万飞行小时一次，我国已经连续3000多万小时没有发生事故，中国民航的安全性排在世界前列。

从1980年代起，中国民航先后进行了政企分开，空域管理、机场、信息管理和油料供应、航空运输公司分立，精简民航管理机构，在航空运输领域引入竞争等改革步骤，成立了六大国有民航公司和部分省级民航公司。2002年国有民航运输企业整合为三大航空公司（国际、东方、南方），降低了民营资本进入门槛，出现了民营航空运输企业。近期正在酝酿在航油、航材、航信等服务保障领域开放市场。

民航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客运航班正点率低。二是货运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低，货运力量分散，导致运营成本缺乏竞争力，大部分国内市场被国外物流公司占据。空域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讨论中。

军工行业：

军工（国防科技工业）是服务于国防采购的一组制造业的总称。作为“国之重器”，任何国家的军工行业都受国家的严格控制，同时它又植根于国家整体工业的基础之上。军工是各大国争夺技术制高点的重要领域从国家安全战略着眼，国家必须保有一个有限规模的军工产能，并保持对国家整体工业的掌控和动员能力。

军工和国家整体工业体系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军工有其特立性、特殊性的一面，但过于封闭则造成资源利用的浪费。“军民融合”不仅有利于军工技术成果向民用工业扩散，也有利于“民技军用”，并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军工效率。扩大军工准入门槛，是近期军工改革的一个重点。多数武器装备结构复杂，越是上游基础零部件，军民通用性就越明显，越有条件利用民用工业能力。1998年军工集团改组为十大集团，也是为了加强军工系统内部的竞争机制。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于新中国的前三个五年计划基本成形，当时以六个工业部为基础架构，形成专为国防服务的相对封闭的体系。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国家战略转型，在对军工系统进行大幅调整的同时推动“军转民”，加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其中，电子、船舶工业转型最早，成就显著。六机部改为“中船总”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抓紧技术改造，争取海外订单，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国有军工造船厂至今占有全国造船工业总量的60％左右。当前各军工企业营业收入中民品生产都占到３／４以上。

习主席此次访美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体现在双方列出的成果清单上，更在于此次出访巩固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遏止住了前一段因南海、网络等问题的争拗导致两国关系逐步下滑的趋势。虽然没有出现事先一些人士所期待的“惊喜”，但还是巩固住了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稳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习主席访美，正值美国进入选举期，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已经没有取得突破的余地。习主席在国事访问中特意加重了与企业家、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夯实基础、布局的长远之举，却更加富有实效。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对美国政治运作特点的把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国间的关系，往往厚重而复杂。习主席刚刚归来，就签署了具有排他性的TPP，而奥巴马却专门以“不让中国制定规则”来说事。这让对中美关系过于乐观的人都大失所望。其实，大国关系难以用“好”或“坏”的两极判断来简单概括。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一个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个是老牌发达国家，一个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以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国家，一个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这三大区别，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于中美之间。

然而，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美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双方对目前的全球秩序有基本认同，双方都希望国际环境保持总体安全，也希望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落子布局、各不相让，却都要共同维护基本稳定，谁也不愿意打翻棋盘。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它充分体现出中美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利益的交集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既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可期待中美关系会像湖泊上的小船那样单纯而平静，而是在太平洋的波涛中寻求这艘巨轮的动态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中方反复阐释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是美国官方的有意识忽略，以及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是否处于“转折点”的讨论。这种各说各话的局面，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温差。而这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不仅有99：1的阶级对立，也有拉丁裔、黑人与其他族裔的种族冲突；在资本家内部还存在着金融资本集团与产业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这些国内矛盾不仅会推动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涌动，也会传导到世界政治的舞台。国内形势越不好、矛盾越尖锐，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就越大。目前美国正在进入选举季，许多参选人常常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作为其重要的选举策略。对此，我们不必特别在意，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华派”学者加入到对华政策的政治检讨中来，并表达出要遏制中国的普遍意向，这有可能是美国对华政策将做出调整的先兆。对美国的政情、舆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分析，不能遮遮掩掩，更不能报喜不报忧。博弈也需要“知彼知己”，否则就会下误判、出恶手。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第2位，同时也是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却又不得不面对领土主权争端和外部威胁的国家；一个拥有最古老历史，但又缺少现代全球治理经验的大国。而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之处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本身正在改变全球秩序和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而中国总在表达不谋求改变全球秩序和不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真诚愿望。中国不能不发展，可自身发展就是在改变亚太乃至世界力量平衡，美国就需要进行战略再平衡。中国本无错，但发展太快就成了大错。成语所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要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美国来说，中国的确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地位巩固，也能够从总体上控制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体系的运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却日益凸显，此消彼长的趋势不仅撼动了美强中弱的稳定基础，也改变了美国曾经宽宏的国家心态。一个传统大国的“更年期”与一个新兴大国的“青春期”就这样历史性地遭遇了，其间种种恩恩怨怨除了用“复杂”二字便无法概括。至少是目前的美国，仍然很难接受中国成为平等伙伴的事实。特别是美国经济呈现出有可能摆脱危机、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更难以接受由中国提出并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最简单处的执拗，通常体现了人类最复杂的情感——认同与排斥，当然也包括“羡慕嫉妒恨”。作为国家——一种人类共同体，在种种情感之外，还存在着基于整体利益和未来局势的冷静盘算。大国之难，难就难在如何拿捏彼此间的消长之势。对美国来说，就是要判断自己所主导的全球秩序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中国的持续发展。

TPP的签订，发出了“美式全球化”周期正在走向终结的明确信号，它体现出奥巴马政府已下决心，通过设立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圈子”来维护美国利益。如果协议通过，这就意味着中美双方经济联系有可能逐渐疏远，而在政治上也会日趋疏离，对分歧点的管控难度也会增加。这表明，未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动荡周期，还有可能要走一段下坡路。杨万里有诗云：“莫道下山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对充满挑战与曲折的中美关系前景，我们要有战略定力，看到其中的必然因素。

说到底，美国所坚持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因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而中国不可能事事让步，面对必须维护的国家利益，需要与美国进行博弈和斗争，这决定了中美关系中必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也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反复发作的背景下，美国时常会根据危机冲击的程度，或威逼或利诱中国去承担更多责任，这种一会“大棒”、一会“胡萝卜”式的手段转换，经常会在美国政治家的言辞及外交等领域表现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抱平常心——曲折性本就是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近有媒体炒作，奥巴马政府已经授权美军太平洋舰队派出军舰到南海，并且要进入中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线。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行动，无疑会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很可能是美国方面特意制造出来的“可控紧张”。在2010年东盟与中国建立10+1自贸区以来，美国就先后在亚太区域多个地点制造“溃疡面”，利用军事力量来虚张声势，以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通过挑衅举动来造势，说到底是为了谋利，而不是求战。对此，我们应该有精准的研判。特别是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美国政治中常常出现“号音不定”的状况，我们应了解美国政治和媒体运作的特征，不必随之起舞。

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真正有可能造成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来自台湾。这一情况正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日趋台独化，而美国对台独表现出暧昧态度。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缺少对此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而台独势力又在实质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中美就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正面交锋的危险局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做足了可能转坏的准备，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努力。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全球格局有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是世界发展大势在左右中美关系的演进。而目前的世界大势就是多极化，以往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时代正逐步逝去。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是要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格局历史高度入手，去建立真正平等的两国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此之前，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有过不拘一格的“庄园会晤”和轻松自然的“赢台夜话”，也有过在其他多边场合的会见。这是习近平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将是奥巴马在任上接待的唯一一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

一次增信释疑之旅

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增信释疑之旅，是他正式地与奥巴马总统就中美关系开展坦诚沟通，更加明确无误地阐释了为什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而不是互疑、更不是对抗。因为中美两国对抗不起、冲突不起。中美合则两利（甚至多利），斗则两伤（乃至多伤）。毕竟时代不同了，由于全球化而带来的互相依存，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冷战思维都己不再合潮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第一目标依然是发展，是通过发展来实现文明、富强、民主、和谐。为了这些基本的和长远的目标，中国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要继续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这些，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没有理由不坚持这些都是在重大外交场合进行的阐释，决不只是外交辞令，更不是空口号。

    这些道理，习近平主席讲过多次，中国前几位领导人也讲过多次。之所以习主席又专门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且这次访问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身份，一路走一路讲，从西讲到东、从政府讲到国会、从商界讲到民间，就是为了说明中国人是认真的，也真正愿意就此与美国达成共识，朝着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方向去发展中美关系，而不是重蹈一战、二战覆辙，也不是再现冷战的猜忌、隔膜与互相为敌。

　　当然，这次国事访问也实实在在地取得了诸多具体成果：双方在经贸、能源、人文、科技、农业、执法、网络安全、防务、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达成重要共识，并且同意进一步加强在维和、发展合作、可持续发展议程、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在亚太积极互动、包容合作。这些重要共识与具体合作，有助于双方之间彼此增信释疑，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建立互信，有助于今后共同面对21世纪的新机遇、新挑战。

瞩望新型大国关系

尽管中美两国在历史、制度、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抓住历史机遇、应对共同挑战。

这次国事访问的成果，会不会由于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而改变？美国是两党制，两年后的总统选举现在谁也无法预测。但是，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是国事访问，两国之间有正式外交关系，已经达成的共识不是个人之间的共识，已经有的合作也是互惠性质的合作。这些都保证了，不论两年后谁当选美国总统，已有的成果仍将有利于巩固和推动两国关系。

　  今后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中美能否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超越冷战思维的羁绊，就要看中美双方高层的决断、外交的智慧、民间的互动，以及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一些西方人士习惯于旧有的冷战思维，或者以为国际政治向来就只有竞争、冲突和丛林法则，或者认为中国还没资格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战略构想，或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构想只是为实现羽翼丰满而采取的时间拖延战术等等，不一而足。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以及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阐述了中国自己的事情和中国的国内政策，就是要说明，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愿意与美国等各个国家走上互利共赢的新路。

从历史上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确实与西方各国不同，当然它们彼此可以且一直互相借鉴。从制度上看，中国实行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而且它在不断完善；从文化上看，中国是几千年文化的传承者，而且它也在不断创新；从人均发展水平上着，中国还在发展中，虽然这些年经济总量和规模已经越来越大。这些，都不是不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理由。中国没有挑战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国际基本秩序，而是希望它更加合理；美国1972年以后没有拒绝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建交以来也没有拒绝与中国在许多双边、多边和地区、全球事务上开展合作；习奥“庄园会晤”和“赢台夜话”以来，特别是这次国事访问中，双方都对不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表达了共同战略意愿。这些，就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起点，也是良好的开端。

万事开头难，更何况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从目前两国关系看，不冲突、不对抗已经是一种共识，双方一直在努力维护着；互利合作已经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开展；中美两国民间的交往一直是相互尊重的，政府之间如果没有起码的尊重，一切将无从谈起。继续加深尊重，是两个大国的胸怀和大国领导人的责任。

背景与形势

2007年以来的问题实质是全球产能过剩，背后是资本积累过剩。资本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有利的投资机会，就涌入金融衍生品开辟的虚拟经济中。在泡沫破灭、整个经济体系面临崩溃之时，全球央行就只好祭起大规模货币宽松的旗帜，但是这一步现在也走不下去了。全球央行放出了天文量级的流动性，但是钱流不进实体经济，不过是把金融泡沫又吹起来而已。今天，又再次面临泡沫破灭的风险。索罗斯说“35年的牛市要走到头了！”斯蒂格利茨前一段时间说过世界经济进入“大疲软”；近日，连当过美国财政部长的萨默斯也提出了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美欧各国政府还有什么办法呢？美国白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前主任斯托克曼早在2013年就预言过：“这次的华尔街泡沫是靠美联储恶意发行大量空头货币吹起来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美联储乞灵于未曾用过的激进措施，开始大肆印钞。然而，大量增加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刺激银行贷款或者企业支出，反而一直被困在华尔街的深渊之中，正在发酵成又一轮无法持续的泡沫。这轮泡沫一旦破裂，美国银行将不会再得到像2008年那样的新一轮救援方案。相反，美国将会堕入一个零和紧缩与恶性政治冲突交织的时代，就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微小残痕也会消失殆尽。”

这样一种全球长期停滞的背景，对我国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已经4个年头了。这本是由过去高增长的老常态向未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型调整的过渡期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但是，有迹象表明，经济连续减速正在引发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的正反馈机制，如无有效对策，结果可能将是包括冶金、煤炭、化工、建材、机械等主体工业部门生产过剩的萧条，并将面临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风险，假如再与全球经济停滞萧条相互震荡，后果堪忧！

因此，现在到了我国尽快结束转型调整期，用新的发展战略迈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的时候了。

总体经济政策思路

当前实施的经济调整政策，旨在通过经济减速为结构调整创造环境，同时又用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的政策来为经济减速托底，防止经济减速过剧而殃及结构调整。作为从老常态向新常态过渡期的政策方针，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作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长期政策方针，它恐怕力度不够。

实践表明，这一托底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效果不太好，它未能阻止经济下行与产能过剩的螺旋式加剧。财政上，扩大公共支出力度，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项目的投资，虽然有刺激作用，但是它会增加财政赤字，引发通胀压力，并且挤压市场自发投资。货币政策上，降息降准和结构性定向扩大流动性虽有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经济下行，脱实向虚的力量太大，银行怕风险，也不愿向实体注资，而且企业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实体经济“失血”的势头无法扭转。

更重要的是，宏观刺激政策是短期的，用于经济结构调整这样的长期问题作用不大。现在推进的创新升级、基础设施与城市化，都是好的投资主题。但是创新创业对中国已有的巨大经济体量而言，还是远水不解近渴，小马拉不动大车。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确实是重大投资机会，但是可持续的城市化也得以产业为基础，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否则就有变成空城、死城之忧；至于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第一和第二产业。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成了托底的重头戏，它也的确重要，但是，若没有无主干产业部门的持续增长，最终还是有基础设施过剩的危险。近来电力、运输出现的产能过剩已经敲响了警钟。

因此，需要以更加宏观、长远的视野来理解结构与增长的辩证关系。在调整期讲“稳增长、调结构”；进入新常态，则可讲“调结构、促增长”。其意思是：通过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用宏观战略引领的结构性投资带动产业、生态、能源资源、收入分配等诸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从而增强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水平。

关键是搞对投资结构

现实地说，现在到处都是产能过剩，能够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呢？

政治经济学认为有两类投资机会。一类是市场导向、企业利润驱动的投资机会。典型代表就是单个企业为了利润进行的产能投资。这种微观逐利性投资的特点是投资具有明确的收益排他性（谁投资谁受益）、投融资的时间性（顺周期）和投资周期较短。这种微观-逐利性投资的周期性波动是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关键力量。另一类是国家战略导向、整体利益驱动的投资机会。它是指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角度考虑，对国民经济长期稳健发展必不可少的重大工程或领域，具有规模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效益具有外溢性等特点。它超出了单纯微观盈利的范围。

主流经济学把这种宏观-战略投资与微观-盈利投资对立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挤出”效应。但这两类投资也有互补与互强的关系。只有宏观-战略投资到位，基础设施与战略性生产要素得到保障，微观-盈利投资才能有效运行；反之，也只有微观-盈利投资活跃，企业的竞争与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市场规模持续扩展，宏观-战略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与要素产能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投资也才可能获得合理回报。在发达国家，有过美国上世纪对全国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投资，日本战后起飞时，也有在产业政策引领下对重大基础建设和后来对集成电路等的战略性投资。中国改革30多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国家引领、分权型地方政府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实施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推动。这段历史实践，就是用宏观-战略投资引领微观-盈利投资、实现双轨投资同步互促，创造出“中国奇迹”的经典案例。

上述两类投资中，宏观战略投资是我国制度优势所在。其内涵包括：第一，把过剩的资本（储蓄）转化为短缺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投资。第二，把过剩产能转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正常需要的民生资产。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产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收入再分配仅靠税收与福利支出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应该考虑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某种民生资产，即该类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上述宏观-战略投资的合适领域是很多的，举例来说：

1.生态资产与生态中国：通过大西线调水和“西水东调”等方式，至少在大西北增加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淡水供给；通过统一规划与有序投资，实现我国重大水系的互联互通；与水利工程结合及其在陕-甘-内蒙等地区的流域治理，与南疆太阳能开发/咸水改淡和人口增加相结合的大规模改地；以及南方丘陵坡地利用率的提高等，至少增加2亿亩的可用地；通过南疆开发与西部造林的战略行动，有效控制和减少沙漠面积。

2.能源资产与节能减排：转向自主的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新一代核能和10万亿度规模的太阳能为主的电力生产和新型智能电网；减少对国际油气的依赖度；缩小煤电规模和减少“煤基污染”；抓紧车用电池的产业化，彻底解决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

3.技术资产与产业升级：这是指统一布局国家研发体系建设，实现中央、地方、企业在科技创新和商用生产上的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精造”和“中国创造”。

4.人力资产与共富中国：参照德国经验，通过央、地、企合作的培训体系，打造亿级的专业-技能型劳动者队伍；开发新人口红利，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5.民生资产与民生中国：通过大规模社会保障性住房、全民医保、义务教育和全民财产性收入所依托的长效资产（有稳健现金流的长期资产）的布局，对冲当代市场经济中新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6.西部开发与平衡中国：新基础设施主要布局西部，发挥西部比较优势，更能使西部可持续发展。

7.“一带一路”与全球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索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之道，例如①建立南海发展集团，投资岛礁旅游与平战两用渔船，对此类渔业合作机构实施引领、培训与保护；②实施塔克拉玛干光热电产业综合发展，形成新型城镇群落，提供巨量清洁能源，发展当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

宏观-战略投资的资金筹集与实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宏观-战略投资，它是否会压制市场呢？这里的关键是找到某种既超越市场逻辑、又不压抑整体市场机制的方式，即融合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正能量，同时避免各自的缺陷。这就要求，宏观-战略投资在提高当前有效需求时，不会压制未来的市场型储蓄与投资；在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企业营收利润的同时，不会对财政赤字造成重大影响；虽在中短期难有投资回报，但在长期则能形成有效的基础资产和可持续的收益能力，从而最终全面融入市场体系。

2.为此，宏观-战略投资的实施主体应该力求创新。借鉴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经验，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基本设想是：①在基金下按不同领域及不同地区设立若干专业性子基金；②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资金，授予基金在金融市场特许融资范围，选择性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吸引国内外大机构作基石投资人，吸引社会投资大众作为（优先回报的）投资者，再加上直接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牵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③市场化挑选基金管理人，启用具有产业和大型工程/企业经验的干才，与资本市场的专业人才结合，打造专业化团队，建立以国家荣誉和长期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长期激励机制；④完善建立基金投资决策、咨询与审计体系。

大规模宏观-战略投资的长期回报

就项目本身而言，宏观-战略投资因为投资周期长，故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中的回报则有稳定、上升、可持续的特点。

首先，宏观-战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应该是国家长期发展中需要的战略性、基础性的要素供给能力，它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对其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同时，这类资产具有固定收益的特点，并不依赖竞争性行业中必需的企业家精神；而且，这类资产的收益水平往往与人均收入水平正向相关，因此具有资产收益跨时递增的特性。

但就投资的外溢性效果来看，这些战略投资可以说一投资就有回报。因为它很大部分是超级工程，直接拉动对过剩产能的需求，可以缓解这些行业的过剩程度，减轻产能压缩的难度；其中属于科研投资和劳动力升级培训投资的部分，则能增加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及第三产业发展。总之，由宏观战略基金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须的战略性基础资产进行开发性投资，在当前，可以显著提高宏观有效需求，抬升经济增长的底部；在长期，更是具有良好回报的超级投资机会。

宏观-战略投资与常规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

第一，关于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中的资本性支出可逐步采用向宏观战略投资基金出资的方式实施。

按目前公共财政模式，积极财政的支出只记为公共服务支出，在会计上自然加大财政赤字，有负作用。但是，宏观-战略投资承担国家确定的结构调整这一战略使命，这类财政支出是资本性支出，因此完全可以把这类财政支出，至少一部分投放给战略投资基金，财政部门成为基金出资人。这样，至少有两项好处：一是这类财政支出是在基金中的权益投资，会计上形成资本-负债平衡，而不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二是由战略基金负责投资的实施与运作，专业性更强，效能应会更高；而且财政部门成了基金的权益投资者，可以行使对基金的监管职能。

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央行应该考虑货币投放的双轨制，可向宏观战略基金提供资金。

由于在经济下行期中，商业银行的惜贷与收贷倾向和企业的避险需求，货币扩张虽可增加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却难以使资金流入实体企业；即使流入实体企业，也往往又转入影子银行系统而不能用于实体投资。因此，降息尚可，降准则效果不佳。鉴于这一情势，央行为什么不改用货币发行双轨制？

既然是国家战略投资，为什么央行资金一定要通过商业银行，再由战略基金到金融市场去募集呢？为什么央行不可以向国家战略基金直接出资，用持有国有战略基金的收益作为它的资产项目？现在央行资产中第一大项与外汇占款有关，有20多万亿，它其实是虚拟资产，美国是没能力归还的，它只会加印钞票，欠你更多的钱。同时它牵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发行不能自主。没有长期价值的资产，还受人家支配，为什么不换成一个有价值的、有自主性的资产呢？

所幸现在央行也在置换资产，减少美元持有，增加多元资产，除了黄金、外汇储备，还有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债权。那么，是否可以考虑，今后央行资产项下，最大的项目之一变成是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中的出资权益，可以和国债平分秋色。这个战略基金体系如果是百万亿级的投资规模，假定央行占其中20%，那么未来10-20年正好把现在的外汇占款置换完毕。如果这样，那么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大为改观。外汇占款关联项的权重逐步下降，黄金储备、国债、战略性基金的权益以及其它各项资产，组成了多元化的央行资产结构，支撑央行的货币发行。

如果这个方案走通了，央行在未来若干年，每年将有能力拿出几万亿投给国家战略基金，战略基金以国家信用向全球市场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银行间市场融资相结合，打造一个结构优良的PPP模式。这将不是传统的国家财政支出模式，而是由国家战略主导、国家资本引领的混合资本体系。

总之，要实现“调结构、促增长”，需要调整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消化过剩产能。其中，宏观战略投资是关键。由于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很难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出发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因此要创新金融，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间的渠道，其中央行创新的作用至关重要。

附：座谈会讨论简况：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的程度至少已经达到了80%，剩下10%到20%的空间很小了。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寄托在这一块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比如利率市场化，减少政府权力，只起到部分作用。这导致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性措施推不出来。我们在认识上有几方面误区：

    第一，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现在的市场不是200年前的市场，而是大资本占主导的市场。主要问题是两极分化、资本过剩、贫富对立、资源生态破坏，以及缺乏长远战略规划，世界体系不公平，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能力等等。很多人只从微观角度看，说市场有时失灵，却看不到在社会发展、国家战略重构和长远发展中，市场的局限性非常大。大国的崛起必须有大战略，在这方面市场只是激发微观活力，不起决定作用。

    第二，国家的作用，绝不仅是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宏观政策。这里涉及国家战略、长远规划、政治力量组合、社会资源动员、助推科学技术、国家竞争政策等等。货币体系的构造也是国家重要的功能。流行理论主张国家只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忽略了政府在全局、长远方面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危机下，如果没有国家整体组合，就没办法抓住机会，克服危机。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是改革的总目标。具体到经济改革也不能忘记总目标，不能只强调让市场起作用。《指导意见》出来了，如何执行？首先是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判断要坚定。放宽资本准入，对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很重要，但对实体经济和国家整个发展可能没什么关系。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全球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尤其需要提升国家能力。美国已表现出国家能力，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们经济的问题，是没有把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的市场整合起来，大国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应该树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中国的问题要由中国人脚踏实地解决。凯恩斯或里根的经济学都不管用，因为西方国家没有这样庞大的国家搞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建立不同于原来传统的“铁公基”方式，把水、土、沙治理放进去的方向是对的。

    卢周来（国防大学）：当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动力机制。要重建干部队伍的道德理想，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要治理目前经济的失速，尤其需要国家战略性投资。解决筹资问题，由央行直接负债的道理是成立的。增发的货币通过国家基金公司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森林、矿山都是国有的，地方政府负债就是以土地为担保。其中的问题是，现在很多事都交给私人老板去做，抵押一块就少一块。如果抵押筹款，比方资本运营赚了钱，应该回购实物资产，确保国家手里始终掌握这个公共资源。现在国家掌握的资源一点点减少，如果再让私人资本大规模的来掌管这些资产，问题就比较严重。

   王生升（清华大学）：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危机和波动当中进行的，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社会矛盾激化。从长期看解决方案通常是大规模的技术革新。技术革新不仅解决生产效率问题，而且创造新产业，拉长了产业链。

中国处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在很多核心技术领域仍然是追随者。我们原来是遵从欧美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发挥低成本优势和产业的体系优势实现增长。而这样一种发展，使得我们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性地位。我们目前遇到的外汇储备过多，（中低端）产能过剩，都和整个世界体系有关。

如果我们在重工业、装备制造业等重要领域掌握这些核心技术，就意味着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获得实质进步。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一个重大障碍，就是跨国公司形成的资本垄断和技术垄断，这个壁垒如何突破？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提升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再造中国在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这意味着要发挥中央政府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借用史老师的双层市场概念，我们也可以提出双层政府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的职能不要缩小，而是加大在战略性投资和指导产业发展方面的职能。以此为引领，配套进行各方面改革。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做大项目是没问题的。但在融资问题上，央行作为投资主体，是否要求收益？如果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它的宏观管理职能，如金融物价稳定等。而且投资收益的处理也是个大问题，财政也不可偏废投资。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每一个时期的理论是跟着实际需要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照抄照搬。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需求方、供给方两边都要发力，因为技术创新要加强，同时也必须维持一定投资和进出口贸易规模，并促进消费。三驾马车在调结构中不能丢。我们走到今天，肯定不能照搬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有国家的力量进行战略突破。根本的问题是要落地，有所承载。现在，在需求方真正管用的还是投资。流动性分配如果不转到实体经济是危险的。

    央行职能转变问题，看来需要把美国上一轮量宽问题搞清楚。从金融机构经营角度看，需要三点落地：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要找到改变资金框架的具体路径。

    关于做项目。项目的商业模式要考虑两个要素，一是收益模式，二是融资模式。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经验丰富，有能力做。只要思路上转过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把我们的农民工经过培训变成技术工人，国家要拿钱。技术升级问题，比如军工领域，是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发力，国家安全是需求，供给则要瞄准国际最高水平。能源结构调整，国家有明文规划，制定了进度表。在生态方面，我们需要论证西部开发项目。

总之，不能停在权宜之计上，需要根本性的、长期的思路和规划，同时要论证实际操作问题．

我们要利用好现在国企改革的契机。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和一系列文件，提出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分类定责考核。其中明确划分了商业类和公益类。所谓“准市场”，很大程度相当于商业二类，如军工、电力、电信、民航、石油、天然气等领域，以及公益类投资。在这里可以找到依托。国企改革是一个契机。

要论证清楚分析框架，就是要“破题”，还要能在现行体制下找到“载体”，落到实处，就是要“破局”。

对美国好点……否则我们就把民主送到你们国家去！

如果人们在我的家乡瑞典西部的哥森堡开车行进，汽车偶尔会沾上写着上面这句话的红色保险杠贴纸。^[1]  在这个好玩的口号背后，是现在的普遍认知：布什政府通过引入选举式大众民主在伊拉克建构正当政治权威的努力，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尽管伊拉克人民已经投了几次票，投票率也高得惊人，尽管选举进行的相当有序，并且至少就该地区而言公平得惊人，但伊拉克政府一直没有能力把自己建构为该国具有正当性的政治权威。在2005年12月18日的《对全国讲话》中，乔治·W·布什这样说道：

三天前，大量伊拉克人走向投票站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是自由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选票会被点算，一个新政府将会建立起来，蒙受长久暴政苦难的人民将会成为自由世界的正式一员。

    客气点说，事情并没有像美国政府及其知识分子帮闲们所预测的那样发展。让伊拉克人民投票，从而可以选择谁来对自己行使政治权威，仅仅这样做并没有建构起政治正当性（Rangwala，2005）。然而这种失灵对有些人而言似乎是件奇怪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已经驱逐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现在也有了一个自己选举的政府，为什么他们还会诉诸暴力抗议？

    民主选举是建构政治正当性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个观点不仅在战后的伊拉克一直备受批判，在其他冲突频发地区也备受质疑，比如巴尔干半岛。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关键概念一样，政治正当性很重要，也麻烦丛生，难以界定。在现有文献中，实现正当性有四种不同方式。人民接受本国领导人的政治权威要么是由于传统；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超凡魅力）；政府提供物品与服务；要么是因为他们相信挑选领导人的程序机制是公平的（Beetham， 1991）。

    本文不讨论前两点。第三点很有趣，因为它有两种作用形式：一、政府获得政治正当性，因为通过一种社会受惠的方式来协调公民行动，它满足了某种共同利益观念。这让政府可以从大部分人那里获得对自己政策的认可（Przeworski， Stokes& Manin，1999）；二、它获得正当性，因为它得到了足够大比例人口的支持（比如微弱多数），或者通过牺牲公共利益为强势利益集团提供特殊好处而获得这部分利益集团的支持（Zakaria，2003）。这里的问题是，社会中的很多人群没有能力追求自身利益，因为他们无法克服集体行动障碍（比如消费者、失业者）。后一种正当性通常被视为裙带或新合作主义的产物。

    第四点，对本文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常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通过实现程序性的宪法代议制民主来获得正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之所以接受一个政治权威，因为他们已被授权参与公平自由的选举，并由此产生了一个代表大多数公民的政府。这构成了“民主的本质：人民对人民的统治”（Lindberg，2006， p. 1）。按照曼尼的说法，“通过正式法律规定确保代表意志与人民意志的一致” （Manin 1997，p. 33），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代议制民主。

    本文当然不是在批判选举民主本身。但我认为选举民主建构正当性的作用被严重高估了。相反，正当性的建构、维系和破坏不是发生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发生在输出端。简而言之，政治正当性取决于政府的质量，而不是选举或者政治代表的质量，而政府质量的规范基础就在于其不偏不倚（Rothstein & Teorell，2008）。

    不偏不倚地行使公共权力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执行法律和政策时，政府官员不会偏向所涉及的公民或个案，除非政策或法律里已有规定（参见Str?mberg，2000）。正如库皮特（Cupit 2000）所说，“不偏不倚意味着不会为特殊考虑所动，比如特殊人际关系和个人偏好。它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不论个人关系和个人好恶如何。”

    尽管不偏不倚是法治的核心，但不偏不倚规范更为宽泛，因为它适用于各种国家行动领域，而非法律所直接治理的领域。当在所谓人类活动区域制定公共政策（如教育、医保、社会福利和积极劳动市场项目）时，为了执行政策，通常需要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让渡给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根据这一理论，不偏不倚、无歧视地执行这些政策当然是一个关键美德。但是，这不是法治所监管的政府行动范畴。换句话说，基于不偏不倚原则的政府质量涵盖却又超越了法治，吸收了对于建构政治正当性同样重要的其他的政府行动形式（Rothstein & Teorell，2008）。

                选举民主是否增进政治正当性

   本领域非常杰出的学者吉勒默·奥丹奈（Guillermo O’Donnell）说，“在今日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一个政治体制所声称的正当性（或至少可接受性）最终取决于自由投票行为所揭示的人民认同”（O’Donnell，2007，6）。

同样，政治哲学家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 2002，p. 699）强调：

根据最有说服力的民主理论，如果每个公民都对谁行使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有“平等的发言权”，政治权力分布的不平等便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这一主张背后似有三个理念。首先，自由投票是基于政治平等原则，而政治平等是赋予一个政治权威正当性的基本规范（Dahl，2006）。虽然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对投票权有所限制（年轻人、囚犯和精神病被排斥在外），还有不少国家禁止某些（极端）政党和某些政治表达方式（Issacharoff，2007），但体现于“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可以被视为国家平等关心和尊重每个公民的一个标志（Dworkin，1977）。这种尊重本身当然可能创造出一种正当性。

其次，人数重要。最终多数人将决定公共政策的走向。第三，选举民主让失败者存有自己可能在下一轮选举中成为赢家的希望（O’Donnell，2007）。这三个说法都依赖下述观点：正当性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创造的，也就是说，它来自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形式。选举民主至少提供了某种类似于实现人民意志的选择（Esaiassion 2003）。这个观点体现在《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1条里：

人民意志将成为政府权威的根基；这种意志体现在定期的、真正的选举中，选举必须依据普遍而平等的投票权，必须采取秘密投票或者相应的自由投票程序。

    卢梭所说的人民意志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如何区分大众意见的突然变化与人民的长期利益？让我们设想一个被强烈宗族忠诚支配的社会，那儿的官员们习以为常地为本宗族的福利挪用公共资金。如果多数公民相信其他宗族的成员在掌握公职时不会这么做，他们就会愿意废弃这一植根宗族的体制，代之以一个更普遍的选择（比较Mungiu-Pippidi，2006）。因为多数宗族领导人和成员并不相信其他宗族会信守这类协议，该体制也就陷入腐败均衡的泥沼。在这种情形下，试图确定人民的意志无异于痴人说梦。

    让我们考虑另一个例子。1955年瑞典举行全民投票确定机动车靠右还是靠左行驶。所有邻国均已转变或者决定转变为靠右行驶（沃尔沃和萨博只生产右边驾驶的车！），所以变革的主张非常简单明了。但是，82.9%的瑞典人表决支持维持左边行驶不变，只有15.3%的人投票求变。然而，1963年，瑞典议会决定该国应该转向，变革一经实施就获得民众的巨大支持。如果问大家的话，我猜99%的瑞典人会说这是其政治代表所做的最明智的决策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很难确定什么构成人民意志。尽管瑞典普及化的日托/学前体制今天已经是该国强化性别平等的巨大骄傲，但1970年初启动时支持的人少之又少（Westerst?hl & Johansson，1985）。

    对人民意志理论的另一个常见批评是，即便是在成熟民主制下，政治领导人或其他精英也常常拥有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人民意志所需的资源（Brady，2009 [this issue]；Esaiassion 2003）。虽然我同意麦凯（Mackie 2003）和威特曼的说法（Wittman 1995），对选举民主的社会选择批判是社会科学领域被过分渲染的讨论之一，但选举民主主张确有其缺点。

体现这些弱点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发生在当代挪威。1990年代，挪威政府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一样，组织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旨在分析该国民主运作的状况。这个研究项目由三个政治学家、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文化研究专家领导；还有来自法学和人文学科等许多其他学科的一百多个学者参与。研究覆盖1998至2003年间挪威民主的方方面面，并提交了一份最终报告。客气地说，这一报告描绘的当前挪威民主质量图景非常黯淡，其结论是：

议会制政府的每一个链条都削弱了；政党和选举动员能力变差了；少数派政府意味着选举结果与政策形成之间的连接断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失去了不少领地。（Østerud & Selle，2006，p. 25）。

研究还指出挪威代议制民主的其他腐蚀现象：议会影响下降，市场力量增强，大众媒体越来越服从于市场的逻辑，政党和重要的全国性利益团体的运作不那么好了，它们在招募成员和积极分子方面远不如过去那么卓有成效（Selle & Østerud，2006）。^[2]

整个研究项目的前提是相信选举民主创造正当性（Tranvik & Selle，2003）。这种规范理念被用来检验该项目（涉及挪威民主运作的方方面面）的实证结果，从选民开始，到政治决策的实际执行结尾（被描述为“议会制政府链条”，参见Olsen，1992）（Christiansen & Togeby，2006）。

    林根（Ringen 2004）为该报告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尽管他赞同该报告对挪威民主运作的很多批评，但他特别点出了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讽刺现象。挪威极为富裕，选民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北海石油带来的收入让政府拥有了几乎难以驾驭的预算结余。多年以来该国安宁无事，没有严重的社会冲突。挪威的大众民主传统很长，至少可以追溯至1814年宪法创立之时。此外，该国的福利体系非常慷慨，利益斗争极少，人口种族同质性极高，政治文化植根于妥协，充分尊重少数权利，没有明显违背人权或自由的现象。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挪威在联合国人类发展项目标准体系中排名非常靠前。在各种常见标准中，其腐败程度属于全世界最低之列，政客多半被视为诚实善良之人。林根最有趣的评论是，如果在这样一个国家选举（被认为是反映人民意志的）民主体制都不能很好地运作，那么这样一个体制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才能运作自如？如果在富裕、和平和同质化极高的挪威，现实是如此不堪，那么在伊拉克、尼日利亚或者波斯尼亚之类国家引入选举民主，这一民主代表体制还能创造正当性吗？

    挪威民主的困境并不独特。悖论在于，选举民主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成功，很多国家引入了这一体制的某种变体，并且把它奉为一个规范理念；然而，生活在践行这一体制的国家的公民却对其实际运作越来越不满意。在多数成熟民主国家，人们对选举或代议制民主的核心政治制度（政党、议会、政客、地方政府）信任度正在衰减（Dogan，2005；Holmberg，1999b；Pharr & Putnam，2000）。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民主运作链条的核心制度也出现了严重问题（Esaiasson & Holmberg，1996；Teorell，1998）。在瑞典，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有人追踪议员与多数选民在一些具体议题上政治见解的一致性。对于那些相信代议制民主的人来说，结果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事实上，这种一致性远远低于抽签可以产生的结果（Holmberg 1999c）。德国、法国和美国类似研究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Holmberg 1999a）。

    此外，对瑞典的问卷调查研究显示，公民的政治信任与他们及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在很多政治议题上的一致性之间没有正面关联（Holmberg 2000）。针对瑞典公民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真正令人迷惑的结果。领导人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如政党、工会、欧盟议会、瑞典议会和城市议会，所获的信任低于那些公民无权选择领导人的机构，如公共健康体系、大学、法院、警察、社会服务、中央银行和王族（Holmberg & Weibull，2007）。总体而言，瑞典公民更信任任命产生的权力掌控者（医生、教授、法官、警察、央行领导、社工），而不是举产生的。

    成熟代议体制在产生不偏不倚或充分知情的人民意志方面的缺点，已经催生了一些相当激进的替代模型建议，比如设立“审议日”（Ackerman & Fishkin，2004）。尽管如此，多数观察者会说，宣告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国家（或者其他成熟的西式民主国家）处于深刻危机状态和崩溃边缘，就像说狼来了。政党的确并不总是民主程序的避风港。默多克式的大众媒体的确没有提供不偏不倚的政治信息，私人财富在很多民主国家的作用的确也很令人头疼，投票率的确比我们所希望的低，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的作用的确令人怀疑，强势官僚机构的确在执行过程中常常违背政策初衷，这份清单可以很长很长。事实上，如果如达尔（Dahl 2006）所言，政治平等是选举民主的奠基规范，如果政治平等意味着确保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机会影响公共政策，从而为这一体制提供正当性，那么所有已知国家的民主制都与这一理念相距十万八千里，并将永远如此。最终，关于现实西式民主国家失败的所有这些证据，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除了卢梭式人民意志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在赋予政府正当性。

少数、选举民主和正当性

    以上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即便是对身属多数的公民而言，选举民主也没能很好地表达他们的利益，没能把他们的利益转变成适当的公共政策。将选举民主本身当成建构正当性的工具，这个想法看起来是错误的。在所有已知民主国家中，都有一些少数派群体，他们知道自己命中注定永远不会成为多数，无论举行多少次选举。对这些少数群体而言，正当性不可能来自自己有朝一日会赢得选举的奢望（Przeworski，1991，pp. 10-33）。

    即便如此，这些永久少数派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反叛他们的政治体制。相反，在某些情形下，他们似乎如鱼得水。比如，芬兰有一部分说瑞典语、文化不同的少数群体，他们聚居在一些地方，占全国总人口的6%，并且高度信任芬兰各政党，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比说芬兰语的多数派还高（Bengtsson & Gr?nlund，2005）。丹麦、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说德语的少数派似乎也同样过得不错（Wolff，2001）。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大量匈牙利裔少数派也是如此。

    其他类型的少数群体也有类似情形。在最近一项基于38次全国性选举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中，很少有证据显示在国家选举中的失败者降低了其对政治体系的支持。事实上，在很多案例中，失败者实际上变得更加支持政治体系（Esaiassion，2007）。这对人民意志正当性理论提出了进一步疑问，也让人进一步怀疑熊彼特的下述观点：选举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问责。

    因此，在大量案例中，选举民主看上去并非创造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条件。那么政治体系的其它哪些特征可以为获得政治正当性担负责任？明显的候选因素当然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和法治之类，但我认为这些概念并未触及事情的核心。

    什么算是正当性的瓦解尚可争论，但多数人会同意，当大量公民组织扛起枪炮开始内战时，这就意味着某种东西已经偏离了民主体制正当性的正轨。^[3] 通过研究这类事件，人们也许会发现为正当性瓦解负责的因果机制。当考察新确立的民主制时，最近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发现：确立选举民主的过程激发了大量的政治暴力（Mann，2005）。当公民有权参与相对自由公平的选举，选择那些会在恰当时机采纳根据人民意志所制定的政策的代表时，事情应该会变好。但这似乎并非实情。我们常常看到，产生出来的政治代表是“被选出来战斗的”（Mansfield & Snyder，2005）。

正当性的因果逻辑

政治正当性更多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而非输入端。就此而言，这与公民对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程序公平认知相关联（比较Grimes，2006）。我并不认为国家能力弱导致了内战（可比较Migdal，1988）。相反，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执行政策时系统地偏离不偏不倚的理念，就会被视为不正当。正当性与政府行使权力而不是通过参与选举获得这一权力更为相关。你的投票能力不可能对你的生活机遇有什么清晰而重要的影响：你那一票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如果警察因为你是X型公民而不保护你，如果消防队因为你是Z型公民而不来你家救火，如果你的孩子因为是Y型孩子而在学校遭遇全面歧视，如果医院医生因为你是P型人而忽略你，那你就真的麻烦了。坦白说，输入端发生的事通常对公民个体影响很小，而国家在输出端的作为也许会威胁生命。

克罗地亚过去很多社会服务和保险、医疗保障和教育是由政府官员运营的（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也是如此），这放大了公民在输出端享受待遇的重要性。总而言之，如果政府当局很好地保障种族和语言少数群体不受歧视，并且准许他们享有文化自治，这些少数群体就会认为政治体制是正当的。

    奥伯格和梅兰德（?berg and Melander 2005）在一个比较统计分析中表明，爆发内战与官僚质量相关，而与民主无关。他们认为民主与内战之间的关系是U字型，这就是说这种冲突在他们所界定的准民主制下非常常见。他们发现官僚质量对于解释内战的爆发极其重要。然而，他们用来解释官僚质量与内战关系的因果机制与我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官僚质量提高了国家获取有关潜在叛乱者良好情报的能力，提高了政府有效贯彻政府政策的能力，以及分配资源的能力，这最后一种能力可能使得“每个人都不愿选择造反”（?berg & Melander 2005，p. 9）。

    还有大量基于调查的研究表明，公民不满意民主的决定因素是政府的表现，而不是支持人民意志的理想（Diamond，1999，p. 192）。在一项基于72个国家数据的比较研究中，吉莱（Gilley 2006，p. 57）发现，“总体治理（由法治、控制腐败、治理有效性三项指标合成度量）水平对全球公民评价国家有很大甚至极大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来自最近对拉美的一项调查研究，其结论是，对于大多数拉美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拥护民主，并不仅仅是相信其内在正当性或者基于任何意识形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提供人民所期待的东西”（Sarsfield & Echegaray，2006，p. 169）。还有一项研究指向类似的结论。塞利格森（Seligson， 2002）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拉美四国公民经历政府执法官员腐败与政治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执法官员腐败明显背离了政治体系输出端的不偏不倚理念，这种腐败对政治正当性有负面影响，即便考虑到控制变量（即受访者是否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当权党）也是如此（Seligson，2002）。因此，与选举的多数派相比，政府质量低下对政治正当性的下降影响更为重要。

结论与反思

    如果代议体制是民主的，公共政策是依据该体制的规则制定的，公民就会尊重政治决策的正当性，这就是主流民主理论的教条。然而，这一正当性分析并不够。相反，政治正当性的主要来源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与政府的质量相关。只有在权力行使中消除腐败、歧视以及对公平原则的违背，才能创造出政治正当性。公共行政的组织方式不仅仅是经济理性和行政效率问题。

    此外，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公民们都期待他们会遵守一些高规范。他们在输出端所遭遇的常常对其福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公共行政就是政治体系，公民具体体验的就是它。因此，政府行政的品质决定人们如何看待政治体系。作为在政治体系的输出端产生正当性的基本规范，公正（不偏不倚）与输入端的基本规范——政治平等同样重要。在正当化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尊重这两个规范的核心地位。正如伊拉克的情况清晰表明的那样，只是把选举民主送给一个国家，不可能创造政治正当性。

因此，政治正当性必须是所有政府体系的终极目标；很少有证据证明选举民主是创造正当性的首要政治工具。

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相关问题

历史是选择的学问

仅看迄今为止的历史，似乎三句话就可以概括：明修栈道说过去，暗度陈仓指现在，曲径通幽看未来。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它的意思无非是：回望过去，关照当下，展望未来。二十世纪后的“语言学转向”，更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历史的资料，还是历史的叙事，无不需要经过语言这个中介，而语言又不是统一的、一律的、超然物外的。所以，言人人殊的结果就使同一件事讲出来总像一出“罗生门”。约瑟夫·弗里曼说：“每个人都会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关于历史，古往今来总是难脱两个与生俱来的特性，一是历史事实的无限性，一是历史叙事的有限性。换句话说，有史以来的人事如同弱水三千，而能够讲述的不过一瓢饮。这一不言而喻的矛盾，先天决定了不可能将实际发生的一切纤毫无遗地呈现出来；否则岂不得将历史原原本本重来一遍。且不说重来是否可能，假定可能又有什么意义呢，一遍遍重演历史吗？如此看来，历史同新闻一样，只能是选择的学问。不经选择，就无法报道日新月异的新闻，不经选择，就无从讲述千变万化的历史。众所周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成为十月革命的象征，而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2002年的一篇文章，当年阿芙乐尔号是对冬宫放了一发空炮。[2] 在历史现场纷繁错综、混乱矛盾的无数事实中，这一发空炮就选择性地进入历史，并成为世界史上一个大事变的标志。

虚无与彰显的交织

既然历史是选择的学问，那么说什么、怎么说就成为题中之义。为此，历史难免淡化、虚化某些内容，然后才能彰显、突出某些内容。无论轻描淡写，还是浓墨重彩，常态的历史叙事都不能不在浩如烟海的史实史料中有所选择，既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否则历史便无法书写，也没有意义。与此相似，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固然在虚无历史如视而不见，同时又必定在彰显某些内容——如指鹿为马，就像日本教科书将“侵略”称为“进入”。所以，虚无与彰显总是随时随地相伴相生的。举例来说，欧洲中世纪彰显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万世一系，虚无的是衣食住行的世俗人生；现代史在马克思传统之外，基本都在彰显资本魔力，包括现代化、科技革命、大众教育、繁华的都市、便利的交通、五光十色的生活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虚无人、社会与自然由此遭遇的一系列异化，就像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深刻批判。且不说国家武装走私毒品、贩卖黑奴以及奴隶制、屠杀数以千万计的原住民等反人类暴行；空前但愿绝后的世界大战之叙事也主要在彰显英美的神勇与正义，而虚无战争的深刻根源，包括法西斯并非天外飞来的文明怪物，而无非是资本主义贪婪欲望及帝国主义疯狂争夺的自然结果。正如波兰尼所言，“要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的英国”，[3] 或钱乘旦谈二次世界大战战的东方起源问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太平洋几乎全都落入美国之手。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它与正在疯狂扩张的日本正面相撞。”[4]

再以中国现代历史为例，也能随处看到这一虚无与彰显的交织。当虚无太平军、义和团、辛亥起义、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时，自然就彰显曾国藩、传教士、慈禧、袁世凯、蒋公蒋介石、汪逆汪精卫。同样，当虚无李大钊、鲁迅、邹韬奋、范长江时，往往就彰显胡适、张爱玲、张季鸾、储安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文人可以“同情”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无动于衷。[5] 其实，类似选择如今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欣赏民国十里洋场“小资”范儿，而对天下百姓的苦难深重无动于衷；可以讴歌“西方文明现代化”，而对亚非拉由此遭逢的旷古浩劫无动于衷；可以赞美“文人论政”、“私营报业”，而对“工农兵通讯员”、“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无动于衷；可以对建国后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耿耿于怀，而对亿万各族人民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创业史无动于衷……德里克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演讲中谈及的两点情况，也揭示了此类流行叙事及其相似的逻辑：

孔子被从博物馆中请了出来，而革命却要被放进博物馆了。

    对“历史的主人”（即劳动人民）的兴趣也开始减弱，因为劳动人民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且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了。[6]

有鉴于此，真正问题并不在于虚无，而在于虚无什么，彰显什么。从学术理论上看，一方面人的认识、知识固然是有限的，凤毛麟角的“百科全书学者”也难脱这一局限；一方面，人的认识、知识又必受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制约，就像唯物史观揭橥的、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的精神现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

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维度分析

历史虚无主义针对特定历史

下面再从现实维度看看这个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提法近年来日渐流行，它所针对的并非一切历史，而是特定历史。稍微作点知识考古就知道，这一思潮从文革后兴起，经过三十多年横七竖八的交融汇流，如今貌似形成精英知识界的主流，它所针对的特定历史，说白了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就像不知何时流行的一种说辞，称1949年不是“建国”而是所谓“建政”，据说“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建政”不知是建政府，还是建政权，抑或建其他什么语焉不详的东西）。这套说辞听上去振振有词，而说穿了似是而非。因为，1949年建立的是一个新中国，一个不仅是近代所有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如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作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如孙中山先生念兹在兹的“振兴中华”。这个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以人民为政治主体、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国家。无论从哪方面讲，上古小国寡民或历朝历代帝制王朝包括“国将不国”的蒋家王朝都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这个新的国家既体现着之前“工农政权”、“边区政府”与之后人民共和国显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国家能力或国家治理能力——亦即现代国家的核心政治标志，也蕴含着一整套现代文明、现代性的要素，特别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不秉持的人民主权，同时更寄托着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与世界主义的普世情怀——天下一家、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反对压迫、奴役与剥削等。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8] 所以，无论称1949年为建立新中国，还是简称为建国，都是无法否认、也不容曲解的历史，所谓建政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无异于抹杀了新中国与旧中国、新政治与旧政治根本区别。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在于质疑、解构、挑战中国革命及其价值，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当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张目。具体说来，这股思潮的主攻方向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其中又以反右等政治运动为外围战，以文革十年为攻坚战，同时辅以“小细节颠覆大道理”等游击战术如“建政说”。令人纠结困扰的一点是，这方面也有执政党自我反思的问题，特别是黄宗智所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渐行渐远的阶级斗争话语，[9] 于是党内党外两股思潮一度貌似“志同道合”，或有意或无心地导致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不断被淡化、虚化、弱化，其实就是虚无，直到习近平主席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才从根本上划清这一“貌合神离”的反思界限。正是由于虚化虚无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中国道路也就失去了历史根基与价值依托，失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样，也正是由于虚化虚无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此前的解放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日报》改版、抗战的中流砥柱、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以及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也相继陷入恍兮惚兮不明不白的境地。如同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旦推翻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苦难辉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及其仁人志士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光荣与梦想，最终也都变得虚无缥缈，莫名其妙。

类似趋势，亦即消解中国革命的主潮及其价值，同时彰显一些历史的支流及其价值，在新闻史研究中也在所难免，甚至成为不少新兴研究的主导性叙事。仅看两例，即知大概：一是近代传教士及其报刊，二是新记《大公报》研究。关于传教士报刊，方汉奇先生曾经得出全面而公允的三点评价：一是列强侵略的文化工具，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三是推动了近代中文报业的发展。而当下的时新研究不仅回避“文化侵略急先锋”问题，而且越来越不吝溢美之词。一部论述传教士中文报刊的近作，更是一边倒地对传教士及其报刊极尽赞美——现代文明的播火者，科学启蒙的先驱者，理性精神的传播者——看过之后不由觉得“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认识即使不说历史虚无，至少也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遑论其三其四。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主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19世纪传教士群体及其所作所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翔实论述：扩大政治干预；攫取经济权益；兴办慈善事业；实施“文字播道”。看看当年频发的“教案”，就不难想象传教士群体狐假虎威的霸道与张狂。依据不同的统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大大小小的教案总计达到440至1600起。其中尤以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最为人知，在国人心头留下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督办此案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由于“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在一片“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声浪中郁郁而终。[10]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名作《西潮》里，用一句鲜明的对比记述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印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至于新记《大公报》从“小骂大帮忙”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喉舌，一步步被描绘成“文人论政”“专业主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楷模，更是新闻史研究模糊历史真相及其本质的突出一例。[11]

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在于虚无价值

国史专家李捷指出：虚无主义虚无的不是历史而是价值。自从唯物史观问世后，人民就成为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主人或主体，从此历史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神话传奇，也不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碎嘴婆子，而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或者时新说法“权力关系”的综合运动。而革命更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解放生产力，破除形形色色日益僵化固化、不合理的、束缚人奴役人的异化体系等，从而为把握历史及其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既然历史不再是传统观念上或轰轰烈烈或生动有趣的个人故事，而是人民生活汇聚而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运动，那么如此总体运动及其合力，就不可能虚无缥缈，就必然是铁证如山而拒绝见仁见智。

拿中国革命来说，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互交织，愈演愈烈，才导致近代中国一系列天崩地坼的大事变、大转型。同样，放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大势中，乃至放在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分流、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也无不属于这一矛盾错综交织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借用一位学者的隽语：“历史，从短时段来看，确实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就成了阿尔卑斯山，不用说打扮它，就是动它一下都不可能，而且你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12]

不少西方观察家将近些年我国边疆地区逐渐凸显的民族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民族政策”（ethnic policy）对苏联模式的简单借鉴，进而造成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压迫。在这类论述中，我们发现当代西方民族学与政治学术语对历史及现实问题存在生硬解释。原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框架下，具有政治自觉以及社会阶级多样性的“民族”,被简单异化成了平面的“族群”身份。[1]

欧洲历史上“拆台的平等”

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其基础是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中对于国家主权的确认，这种主权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土地产权私有化观念的延伸。王权与教权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强调同种同源的“原住民”对一块土地的专属权利，是这种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基础，国家主权的建立意味着其与普遍教权的分离。

到了殖民史时期，这种“拆台的平等”很快成为一种对应海外帝国的政治武器，其影响延续至今。在英国殖民世界晚期（20世纪初）出现的美国威尔逊主义，实际上也是用“民族自决”来对抗殖民旧秩序，就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体制人类学差异基础上对人的分类。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平等的结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它突出的是一种非历史与非社会性的碎片化预设，是一种“拆台的平等”。

美国在威尔逊主义的推动下，将“民族自决”扩大为一种在旧大陆上普遍使用的对抗性策略。美国式的“民族自决”格外强调一种身份政治认同的普遍性。而至今，当处理类似叙利亚、伊拉克问题的时候，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具有浓厚的威尔逊主义特点，即要求将原有的统一国家，按照民族、宗教宗派认同的差异，强行拆分。显然，其战略目的一是强调互相制衡，二是形成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市场的霸权”。在这种霸权下，分裂的小民族国家有平等参与全球自由市场活动的权利。但这种参与，将这类新兴国家的身份牢牢限制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供应地，或是消费者的角色上。

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以英语国家为主的政治活动，事实上奠定了我们今天对“nation”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解，在此基础上的“拆台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霸权。但是，在今天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内，这种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主权，被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属性，并将世界打碎，成为了“天然的碎片化空间”的集合。[2]

在凯杜里（Elie Kedourie）的分析中，这种欧洲现代国家中以民族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主权身份认同，来自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与后康德主义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理论发展。凯杜里认为，欧洲维也纳会议和会后建立的权力平衡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而这种秩序在遇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便明显失效。20世纪初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克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终于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崩溃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欧洲出现更大冲突而做出的一个仓促决定。这种为了维护欧洲内部秩序而将欧洲民族主义建国原则强加给欧洲之外国家的举动，直接导致了今天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混乱局面。

无论是欧洲神圣的罗马帝国，还是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其帝国的普遍主义法理和治权崩溃之后，其原有疆域内的各类群体，无论是以民族主义、宗教共同体、或是以地域宗族主义认同为基础，都从形式上共享了一个康德式的政治自决过程。然而，这一历史过程，在欧洲之外，多大程度上像康德所理解的那样，是来源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实践，又在多大程度上将世界导向一个“自由和平”的乌托邦秩序？正像凯杜里所指出的，奥斯曼帝国旧有疆域碎裂后诞生的20世纪中东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这种康德主义世界理想的嘲弄。

中国革命实践的民族问题

在中国的语境下，20世纪前30年代在“军阀纷争”的背后，基本上不超出地方主义、宗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认同方式的范畴。然而，在这种碎片化分裂局面下，各个阶段均会有一种对于“统一”与“共和”的追求最终占据主流。中国20世纪革命早期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分裂的种族主义色彩。鲍罗廷曾经针对国民党推崇的美国式“民族熔炉”政策作出严厉批判。他认为，这种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束缚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也毒化了最真诚、最著名和最忠实于民族事业的人的心灵。”国民党所谈论的一些关于民权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在欧洲和美国早已过时了的和被人遗忘了的”。国民党知识分子完全不考虑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只是从欧洲人和美国人那里抄袭了掩盖帝国主义掠夺性目的空泛词藻。”

鲍罗廷指出了中国革命早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个通病，那便是缺少在少数民族地区真正展开革命实践，无法将民族解放理想同威尔逊主义的话语区分开来，也无法真正认识到少数民族自治/自决与中国革命任务及其平等理想实践过程的有机联系。但鲍罗廷并未真正接触到在旧有清朝疆域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对当时中国革命中民族独立问题的认识也具有较大局限性。他不赞同国民党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而希望中国走一条苏联式的民族自由独立，随后成立联邦的道路。在1924年1月18日，国民党一大会议共产党党团会议的小组讨论中，20名参会的中共党员与鲍罗廷均同意，民族独立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帝国主义霸权。但是，在实践上，蒙古、西藏、回疆三地面对的外部压力完全不同。在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看来，蒙古和回疆地区，由于中国和苏联结成了共同战线，其自决是可能实现的。然而，西藏如果实行自决，很可能“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在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政党活动与少数民族发生直接关联，甚至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中心”推行面向全国的平等政治理想，真正开始于1927年的国共分裂。被迫离开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深入广袤的农村与边远地区展开工作。而后，在日本侵华与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边区根据地建设以及包括长征在内的重要军事行动，都使得主要由汉族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同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发生联系。“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也随之参与到了中国革命与建国的伟大实践中。

“长征路”走出的群众路线

随着1927年共产党活动重心向内地农村转移，边远落后的乡村地区变成了构建共和国政治平等实践的有机参与者和革命活动的中心地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概念，其“中国”的视野扩展到了更为广大而多样的乡村地区。随着长征的展开，共产党真正走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缘地区，并将抽象的革命建国理想，具象为被压迫人民翻身解放的平等运动。在精英政治外部的边疆/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条实在的“长征路”，同作为地理概念的腹地，以及作为政治理想的中国连接起来，并与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一起，逐渐共享一个共同的翻身平等的理想。这种被长征路连接起来的平等理想，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扩展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获得平等的信念之中，成为新中国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

早期的中共对“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民族排外”做出了区分。针对醒狮派国家主义思潮那种“自求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3]，中共第四次全国大表大会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同化蒙藏”的“大中华民族”和土耳其的“大土耳其主义”（即泛突厥主义）均是具有霸权的政治，是以“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4] 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的自决权，是“平等的民族主义”。

这一时期，中共开始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工作中积累起对回、瑶民族的工作经验。在内蒙古，由北方区委协助国民党组建热河、察哈尔、绥远和蒙古四个党部；在西北则提出以农民运动协助冯玉祥部，并要求“对回民有适当的政策”；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强调由于西北条件有限，必须强调工作方法，“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5]

1927年后，中共在农民起义军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并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对中国革命“国际意义”的叙述也随着这一中心的转移而产生了不同价值：先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一场民族革命运动，对世界革命只是“一个助力”，随着中国革命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革命开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直接的组成部分”。[6] 新的革命中心地带，不仅将中国乡村、边区、少数民族、无产阶级作为国家治理边缘的组成部分，而且将他们与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理想结合起来。

与共产党成立初期作为国民革命的“助力”不同，“红色割据政权”的基本责任是将中国革命的任务延续下去，并最终解放“中国整个的民族”。[7] 在这一任务下，共产党通过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十大政纲，其中第三条便是“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随着革命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原有的“国-民关系”从一个抽象的认同以及民主治理方式，具体化为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共产党认为，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对于占据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其自由权利的伸张是要将其从旧的剥削式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必须承认各地方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差异性，不能简单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达成。在这个意义上，对“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的承认，可以被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型。这种自决权已经不再是20年代早期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那种强调分离权的自治运动，而是各民族、地区人民发挥政治主体性，根据自身条件，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土地革命权利的认同。通过这一途径，新民主主义革命希望达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目标——“统一全国”。这种“统一”，不单包括对未来共和国统一的人民主权，以及对共和国疆域内统一治权的要求，而且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国进程的统一领导权要求。

1928年中共六大制定的党章对中国革命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工作中至关重要的“自治权”做出了纲领性规定。在这种共和的革命任务下，少数民族通过土地革命运动，成为建设共和的动力源泉与有机组成部分。在“蒙汉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认同基础上，中共中央认同并鼓励蒙古人民要求“赶走帝国主义的势力”和“推翻军阀国民党王公贵族的统治”的“自决权”。同样的态度，也被运用到处理西北回族军队与陕北蒙族喇嘛土匪部队关系的问题上。

这种通过革命实践建立的农村与城市、中心与边缘、少数民族与汉族、世界与中国的联系，使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种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注重基层的工作方法，以及在实践中培养的对地方特殊性与革命目标普遍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实际上，中共在1934年便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薄弱性，而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革命相结合的认识，随着红军长征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南、西北地区。通过长征，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环境、各地区不同的民族关系及其矛盾产生的原因有了最为直观的认识。随着长征，“中国”这一抽象的政治观念，具体化为红军的行动，更进一步渗透到中国最基层的农村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沿着长征道路进行的公平贸易，是红军与沿线少数民族进行平等交往的重要手段，也是构成各民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陈云在其对长征的记录中多次提到，红军进入贵州、云南之后，在苗民中的活动多为发放“财物谷子”，以及沿途的物物交换。红军没收沿途地主、官吏、豪绅的财务由财政人民委员会统一调配，运力不及的剩余物资，则分配给当地群众，这使得红军受到沿途各地群众的支持。红军在长征沿途还开展了大量政治工作，以改变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因剥削及不对等贸易形成的对汉族的敌视态度。

长征途中，红军政治部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反对“空喊民族自决和反对帝国主义”，要把这些问题与“群众的生活需要、民族要求等切实联系起来”。红军行军途中，主要提倡“经过群众来没收和分配其财产”，同时注意联合有“革命意义”的民族上层人士。鼓励在民族内部自发进行革命武装活动。在宗教问题上，除了坚持信仰自由之外，还明确规定“政教必须分立，喇嘛寺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8]

这种“发动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9] 上层路线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办法，以及反对大汉族主义，培养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在深入调查基础上具体制定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方案，实际上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基本方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初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针对回族人民发表的宣言明确表示“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在此基础上，中共强调，要联合回族武装，形成抗日联军，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

民族区域自治的世界意义

由于具体社会环境的差异，中国的革命经历与苏联少数民族为了“打破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进行的解放斗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10]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共同纲领》强调的各族平等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平等贸易。其重点不在于盈利，而更注重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是汉族“多补贴、多支出”的形式，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同传统的“朝贡贸易”不同，以“平等互利”为基础促进的经济发展，其最终目标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革命。

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机关从未缺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者被看作是政治工作者，是一个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勤务员，他们的任务是“通过经济和贸易活动，把全国少数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以巩固国防”。在这种贸易交流过程中培养并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平等政治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实际上是与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对社会革命的统一追求相联系的。它不仅认可了地区性差异这一“特殊性”，而且保障了这种“特殊性”与全国统一的政治理想与目标这一“普遍性”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的辩证联系，构成了我们建国初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更是我们“民族自治”政策形成的基本政治语境。

这个语境下的“民族”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殖民主义与自由主义秩序下那种内外有别的“民族”概念。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强调，我们要承认民族差异，不但需要在中国内部认同中华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也要在世界范围内承认各民族发展的差异。只有在这种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进而实现更高的政治目的——“求同”。这一认识，实际上与中国内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承认差异、追求统一的辩证观念一致，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与发展。

今天我们要谈的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与对平等的追求，其大前提必须是一个建设性的“求同”观，而非简单的拆台。否则，就完全违反了我们从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政治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实际上，这个联通了内外的政治理想，来自我们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为这个“起火了”的世界提出一个重要的超越二元化的路径。今天，我们时常会将民族身份的帽子轻易地扣在“民族冲突”问题上，甚至轻易地用“恐怖主义”观念来阐释近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这种提法陷入了美国“反恐战争”的政治黑洞，不仅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基础、有极强的含混性，而且完全不符合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对战争行为的国际法阐述。

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观念，磨灭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自上而下地构造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平等。只有在“人民”这个统一的政治理想认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身份才真正具有政治价值。而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的平等，越来越接近新自由主义语境下那种虚假的“分配平等”与“制度公平”。但实际上，真正的平等是在互相协作条件下一种发展权利的平等。

学术为政治服务，美国恐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最新的范例就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

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古希腊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城邦斯巴达出于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恐惧”，先发制人地对其发动战争并将其打败。自2012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艾利森教授一再将这一逻辑用于中美关系，并把中美分别对应为雅典和斯巴达。

至少从客观效果上看，“修昔底德陷阱”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双重战争讹诈的作用。一方面，它以隐喻的手法先入为主地把可能的武装冲突的责任加在中国头上，你一解释就中招，而且越解释陷得越深。另一方面，它含蓄地告诉你，如果你不能让美国放心，也就是消除美国的“恐惧”，美国就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果然，中国如何对待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讨论的焦点，似乎战争是否发生关键是看中国的表现，毫无疑问，热炒“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影响中国外交。而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却在反复论证中国不挑战什么，乃至作承诺、下保证。

表面上看，“修昔底德陷阱”明显占据了话语权优势，但它同时反映出美国学术乃至政策思维的一个严重弱点。到了21世纪，美国还要用两千年前的模式思考国际关系，动不动就用战争方式对待竞争对手，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的陈腐及其对战争根深蒂固的执著，与其刻意塑造的维护和平的自身形象背道而驰。

近两年来，美国一直在进行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讨论，且日趋热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看法是：中国近些年来的政治走向日益明显地与美国的预期方向相反，美国用“以拉为主、以压为辅”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目标基本落空，今后要对中国将采取“以压为主，以拉为辅”的政策。“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是这种政策转向在学术上的体现。不仅如此，美国另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政客学者沈大伟，公然鼓吹“中共崩溃论”，恶毒攻击中国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试图干扰中国反腐进程。

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甚至具有明显误导性的概念和理论的流行，对制造思想混乱发挥了主要作用。例如“现行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关方”、“中美国”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事实上，近3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融入国际体系。促成中国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整体进入了一轮周期性的增长期；第二，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公有制为改革红利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第四，中国充分利用了外部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等条件；第五，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从而使中国没有出现俄罗斯式的休克和拉美化。对这些基本经验，我们要认真总结，继续坚持。

当前，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当前世界经济整体进入周期性的下行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趋于尖锐，社会和生态危机开始普遍爆发，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越发趋于多样化，新兴力量的普遍涌现、美国与其他主要力量实力差距的缩小；国际成员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愿望的增大等等因素，促使美国霸权渐趋衰微瓦解，国际格局正向多中心、多元化、均势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