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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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及现实维度解析

李彬 来源:《经济导刊》2015年11期 2016.06.08 18:09:13
本文从学术和现实两个维度来解析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在虚无历史的同时又必定在彰显某些内容。在虚无与彰显的交织中,历史虚无主义针对中国近代史开展的颠覆活动,实际上是要质疑、解构、挑战中国革命及其价值,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当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张目。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在历史事实,而在历史价值。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既得强调史实的实在性与叙事的客观性,更得明确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相关问题

历史是选择的学问

仅看迄今为止的历史,似乎三句话就可以概括:明修栈道说过去,暗度陈仓指现在,曲径通幽看未来。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它的意思无非是:回望过去,关照当下,展望未来。二十世纪后的语言学转向,更使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历史的资料,还是历史的叙事,无不需要经过语言这个中介,而语言又不是统一的、一律的、超然物外的。所以,言人人殊的结果就使同一件事讲出来总像一出“罗生门”。约瑟夫·弗里曼说:每个人都会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关于历史,古往今来总是难脱两个与生俱来的特性,一是历史事实的无限性,一是历史叙事的有限性。换句话说,有史以来的人事如同弱水三千,而能够讲述的不过一瓢饮。这一不言而喻的矛盾,先天决定了不可能将实际发生的一切纤毫无遗地呈现出来;否则岂不得将历史原原本本重来一遍。且不说重来是否可能,假定可能又有什么意义呢,一遍遍重演历史吗?如此看来,历史同新闻一样,只能是选择的学问。不经选择,就无法报道日新月异的新闻,不经选择,就无从讲述千变万化的历史。众所周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成为十月革命的象征,而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2002年的一篇文章,当年阿芙乐尔号是对冬宫放了一发空炮。[2] 在历史现场纷繁错综、混乱矛盾的无数事实中,这一发空炮就选择性地进入历史,并成为世界史上一个大事变的标志。

虚无与彰显的交织

既然历史是选择的学问,那么说什么、怎么说就成为题中之义。为此,历史难免淡化、虚化某些内容,然后才能彰显、突出某些内容。无论轻描淡写,还是浓墨重彩,常态的历史叙事都不能不在浩如烟海的史实史料中有所选择,既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又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否则历史便无法书写,也没有意义。与此相似,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固然在虚无历史如视而不见,同时又必定在彰显某些内容——如指鹿为马,就像日本教科书将侵略称为进入。所以,虚无与彰显总是随时随地相伴相生的。举例来说,欧洲中世纪彰显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万世一系,虚无的是衣食住行的世俗人生;现代史在马克思传统之外,基本都在彰显资本魔力,包括现代化、科技革命、大众教育、繁华的都市、便利的交通、五光十色的生活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等价值,而虚无人、社会与自然由此遭遇的一系列异化,就像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深刻批判。且不说国家武装走私毒品、贩卖黑奴以及奴隶制、屠杀数以千万计的原住民等反人类暴行;空前但愿绝后的世界大战之叙事也主要在彰显英美的神勇与正义,而虚无战争的深刻根源,包括法西斯并非天外飞来的文明怪物,而无非是资本主义贪婪欲望及帝国主义疯狂争夺的自然结果。正如波兰尼所言,要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的英国[3] 或钱乘旦谈二次世界大战战的东方起源问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偌大的一个太平洋几乎全都落入美国之手。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它与正在疯狂扩张的日本正面相撞。”[4]

再以中国现代历史为例,也能随处看到这一虚无与彰显的交织。当虚无太平军、义和团、辛亥起义、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时,自然就彰显曾国藩、传教士、慈禧、袁世凯、蒋公蒋介石、汪逆汪精卫。同样,当虚无李大钊、鲁迅、邹韬奋、范长江时,往往就彰显胡适、张爱玲、张季鸾、储安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些文人可以“同情”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无动于衷。[5] 其实,类似选择如今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欣赏民国十里洋场“小资”范儿,而对天下百姓的苦难深重无动于衷;可以讴歌“西方文明现代化”,而对亚非拉由此遭逢的旷古浩劫无动于衷;可以赞美“文人论政”、“私营报业”,而对“工农兵通讯员”、“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无动于衷;可以对建国后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耿耿于怀,而对亿万各族人民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创业史无动于衷……德里克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演讲中谈及的两点情况,也揭示了此类流行叙事及其相似的逻辑:

孔子被从博物馆中请了出来,而革命却要被放进博物馆了。

    历史的主人(即劳动人民)的兴趣也开始减弱,因为劳动人民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且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了。[6]

有鉴于此,真正问题并不在于虚无,而在于虚无什么,彰显什么。从学术理论上看,一方面人的认识、知识固然是有限的,凤毛麟角的百科全书学者也难脱这一局限;一方面,人的认识、知识又必受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制约,就像唯物史观揭橥的、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的精神现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

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维度分析

历史虚无主义针对特定历史

下面再从现实维度看看这个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提法近年来日渐流行,它所针对的并非一切历史,而是特定历史。稍微作点知识考古就知道,这一思潮从文革后兴起,经过三十多年横七竖八的交融汇流,如今貌似形成精英知识界的主流,它所针对的特定历史,说白了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就像不知何时流行的一种说辞,称1949年不是“建国”而是所谓“建政”,据说“中国”自古就有(所谓“建政”不知是建政府,还是建政权,抑或建其他什么语焉不详的东西)。这套说辞听上去振振有词,而说穿了似是而非。因为,1949年建立的是一个新中国,一个不仅是近代所有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如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作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如孙中山先生念兹在兹的“振兴中华”。这个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以人民为政治主体、人民创造历史、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国家。无论从哪方面讲,上古小国寡民或历朝历代帝制王朝包括“国将不国”的蒋家王朝都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这个新的国家既体现着之前“工农政权”、“边区政府”与之后人民共和国显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国家能力或国家治理能力——亦即现代国家的核心政治标志,也蕴含着一整套现代文明、现代性的要素,特别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不秉持的人民主权,同时更寄托着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与世界主义的普世情怀——天下一家、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反对压迫、奴役与剥削等。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8] 所以,无论称1949年为建立新中国,还是简称为建国,都是无法否认、也不容曲解的历史,所谓建政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无异于抹杀了新中国与旧中国、新政治与旧政治根本区别。

由此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在于质疑、解构、挑战中国革命及其价值,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为当下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张目。具体说来,这股思潮的主攻方向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其中又以反右等政治运动为外围战,以文革十年为攻坚战,同时辅以“小细节颠覆大道理”等游击战术如“建政说”。令人纠结困扰的一点是,这方面也有执政党自我反思的问题,特别是黄宗智所论“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渐行渐远的阶级斗争话语,[9] 于是党内党外两股思潮一度貌似“志同道合”,或有意或无心地导致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不断被淡化、虚化、弱化,其实就是虚无,直到习近平主席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才从根本上划清这一“貌合神离”的反思界限。正是由于虚化虚无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中国道路也就失去了历史根基与价值依托,失去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样,也正是由于虚化虚无了共和国前三十年,此前的解放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日报》改版、抗战的中流砥柱、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以及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也相继陷入恍兮惚兮不明不白的境地。如同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旦推翻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苦难辉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及其仁人志士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光荣与梦想,最终也都变得虚无缥缈,莫名其妙。

类似趋势,亦即消解中国革命的主潮及其价值,同时彰显一些历史的支流及其价值,在新闻史研究中也在所难免,甚至成为不少新兴研究的主导性叙事。仅看两例,即知大概:一是近代传教士及其报刊,二是新记《大公报》研究。关于传教士报刊,方汉奇先生曾经得出全面而公允的三点评价:一是列强侵略的文化工具,二是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三是推动了近代中文报业的发展。而当下的时新研究不仅回避“文化侵略急先锋”问题,而且越来越不吝溢美之词。一部论述传教士中文报刊的近作,更是一边倒地对传教士及其报刊极尽赞美——现代文明的播火者,科学启蒙的先驱者,理性精神的传播者——看过之后不由觉得“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认识即使不说历史虚无,至少也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遑论其三其四。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主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19世纪传教士群体及其所作所为从四个方面进行了翔实论述:扩大政治干预;攫取经济权益;兴办慈善事业;实施“文字播道”。看看当年频发的“教案”,就不难想象传教士群体狐假虎威的霸道与张狂。依据不同的统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大大小小的教案总计达到4401600起。其中尤以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最为人知,在国人心头留下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督办此案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由于“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在一片“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声浪中郁郁而终。[10]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名作《西潮》里,用一句鲜明的对比记述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印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至于新记《大公报》从“小骂大帮忙”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喉舌,一步步被描绘成“文人论政”“专业主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楷模,更是新闻史研究模糊历史真相及其本质的突出一例。[11]

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在于虚无价值

国史专家李捷指出:虚无主义虚无的不是历史而是价值。自从唯物史观问世后,人民就成为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主人或主体,从此历史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神话传奇,也不再是张家长李家短的碎嘴婆子,而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或者时新说法“权力关系”的综合运动。而革命更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解放生产力,破除形形色色日益僵化固化、不合理的、束缚人奴役人的异化体系等,从而为把握历史及其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既然历史不再是传统观念上或轰轰烈烈或生动有趣的个人故事,而是人民生活汇聚而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运动,那么如此总体运动及其合力,就不可能虚无缥缈,就必然是铁证如山而拒绝见仁见智。

拿中国革命来说,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互交织,愈演愈烈,才导致近代中国一系列天崩地坼的大事变、大转型。同样,放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大势中,乃至放在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分流、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也无不属于这一矛盾错综交织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借用一位学者的隽语:“历史,从短时段来看,确实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就成了阿尔卑斯山,不用说打扮它,就是动它一下都不可能,而且你还得冒天下之大不韪。”[12]

总之,对待历史虚无主义,既得强调史实的实在性与叙事的客观性,更得明确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共产党宣言》的论断简洁明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篇读罢头飞雪,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原国军军官、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这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1]转引自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序言,王红续主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2]转引自高放:《美国教授笔下的这部俄国史值得借鉴》,见[]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中译本序言”,第4页。

[3][]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92页。

[4]钱乘旦:《世界大格局中的二战东方战场》,载《光明日报》2015815日。

[5]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6][]德里克主讲、刘东评议:《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男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3页、第96页。

[7]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

[8]参见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10,第104-105页。

[9]黄宗智:《经验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章“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第90页。

[10]见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82-227页。

[11]参见李彬:《正本清源,论从史出——读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载《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12]启之(吴迪):《中西风马牛》(修订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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