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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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烦恼”

——当前新兴国家经济困境及启示
田文林 来源:《经济导刊》2016年01期 2016.06.10 09:58:43
内容提要:西方跨国产业资本转移,导致新兴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跨国金融资本推波助澜,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为跨国资本“鸣锣开道”。

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发展困境

2013年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陷入经济困境。

一是经济增速普遍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7月统计数据,新兴经济体增长率逐年下滑:2013年为5.0%2014年为4.6%2015年降至4.2%[1]世界银行预计,2015 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为4.4%,低于201412月预计的4.8%2015年第二季度,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增速平均只有1.8%,低于发达国家2%的增长率,为近年来首次。就国别而言,中国过去长期保持8%以上高增长,但2014年增长率仅为7.4%,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2015年预计只有6.8%2008年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增速达到8%,自2010年以来逐年下降态势明显。根据IMF的数据, 其2013经济增长1.6%2014年为0.2%2015年可能进一步萎缩。巴西在2010年经济增速达7.5%,但2014年经济增长率仅有0.2%预计2015全年衰退2.26%2016年还将继续萎缩。

二是资金外流、货币贬值严重。IMF统计,目前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跌至15年来最低水平,仅2014年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总量就超过1万亿美元。[2]就国别而言,摩根大通20157月报告显示,中国过去5个季度的资本外流达5200亿美元,相当于抹去了2011年以来吸收的全部外来资本,仅2015年第季度的资本外流额就高达1420亿美元。俄罗斯2014外流净资本达1340亿美元,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受此影响,人民币、卢布等新兴国家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跌至近年最低点。

三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2012 年以来,拉美国家贫困指数停止下降,贫困人口占比徘徊在28%左右,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例超过32%20136月,巴西因公交票价上涨0.2雷亚尔(0.6元左右),引发20多年来最大抗议,80多座城市100万人上街抗议;201312月,阿根廷全国20多个省份发生哄抢和警察罢工事件;20153月底,南非爆发大规模排外骚乱,上万名外国人流离失所; 20135月底以来,土耳其爆发大规模持续抗议;20159月,印度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近1.5亿工人参与罢工。

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发展困境。摩根斯坦利将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南非列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3]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金砖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4]

当前新兴国家面临的困境并非偶发现象。20世纪以来,尽管欠发达国家纷纷追求经济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长期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鲜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少数经济体跨入高收入行列。世界银行估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5]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有必要置于国际资本体系下分析。

跨国产业资本转移牵动新兴国家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对新兴国家进入跨国产业资本现状的描述。“其兴也勃”是指,跨国产业资本进入为新兴国家带来繁荣。新兴国家短期内实现经济繁荣,与资本跨国流动和逐利本能有着直接关系。资本是诸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本性就是谋求利润最大化,但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又是资本运行的必然规律。发达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状况,因此,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就进行“时间-空间修复”,[6]即通过向那些尚未充分开发、利润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来获得更多利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5-2014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增加10倍,投资增速比发达国家快30%2014年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俄罗斯)。[7]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资本涌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扩散,激活了这些国家原来的人口、资源等潜在要素,使其经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态势。2001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推出金砖五国”(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汇丰推出灵猫六国”(CIVETS,包括中国、印尼、印度、越南、土耳其与南非);高盛再度推出金钻11”(Next-11,即增长潜力仅次于金砖五国的11个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尼、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与越南)。新兴经济体一时风光无限。

 “其亡也忽”是指,跨国资本离场使新兴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跨国产业资本是把“双刃剑”,它给新兴国家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长期的发展问题。

一方面,跨国产业资本涌入往往会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尤其是为数不多的高端产业,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下游位置。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毫无缓冲、毫无准备的自由贸易中,不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部门(如电子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制造等),往往最先遭受沉重打击。[8]发展中国家能够保留下来的,大多是纺织、水泥、造纸、出口加工等中低端产业,很难为新兴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产能及动力。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多是松脚型工业”(footloose industry),关键时刻往往“脚底抹油”。这些外资主导、外科手术植入式的中低端产业,总是在不断寻求成本最低、收益更高的投资场所。它们当初涌入新兴国家,就是看中了新兴国家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旦投资成本及市场环境转变,跨国产业资本就会将工厂迁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9]

按照沃勒斯坦的估算,从投资大量进入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当地工人被有效组织起来,迫使工资上升和资本抽离,大约需要30年时间。[1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已经超过30年,一定程度出现了资本过度积累现象(如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日增,平均利润率下降。例如,过去“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是吸引外资的优势,但近年来中国劳动人口日益缩减:2011-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560万,劳动用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的投资优势逐渐丧失。

这种“候鸟型工业”的迁离,使新兴国家出现“其兴业勃,其亡也忽”的巨大落差。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得淋漓尽致:“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一点一点地把一个国家搬到他国。当他们一点一点地卖完了一个国家后,他们就用这种收入来一公里一公里地收购新的国家的地契,然后再把收购来的土地一点一点地卖光,最后只剩下满地的窟窿,有的窄而深,有的宽而浅。”[11]当年拉美国家凭借原材料优势,以及蜂拥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短期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但随着原材料降低以及国际资本流出,拉美又正在经历“大衰退”。当前,“金砖国家”在经历跨国企业迁离潮后,同样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新兴国家要想留住这些跨国资本,往往会以更大的牺牲(包括税收减免、优惠出让土地、降低工资、污染环境等),换取GDP增长和表面的经济繁荣。 这种“寻底竞赛”迫使各个国家抛弃自己的工人保护和就业保障体系,并被冠以所谓的“竞争力”,即“为了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降低工资。” [12]导致“血汗工厂”的盛行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恶化,新兴国家靠低端工业化发展经济的模式已日趋走入死胡同。

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加剧新兴国家经济动荡

金融资本主义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对很多产业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13]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下降背景下,谋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使越来越多的资本离开生产领域,成为靠借贷获取利息,乃至纯粹玩“钱生钱”游戏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占据决定性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狂想症”日渐从阶段性病状变成结构性病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推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政策,使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决定性地位。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1/4,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14]20世纪90年代,投资“其他”领域资本有50多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已增至600万亿美元,而世界实体贸易额只占全球资本交易量的1-2%左右。“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分配还是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和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到决定性作用。”[15]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征兆,其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更大。

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利息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16],跨国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涌向新兴国家,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尤其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掠夺财富模式,在世界更大范围内被复制和传播开来,发展中国家也因此遭到更直接、更严重的负面冲击。

首先,极大盘剥和削弱新兴国家的实体经济。金融产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积累体系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最为直接:

一是实体经济停滞。在金融资本体系下,金融投资者可以通过操纵交易市场,由此使金融资本日趋决定着生产性投资的节奏、形式和地点。金融资本优先考虑的是企业的“市值”,迫使企业不得不回购股票以维持市值,借贷投资,最终导致企业高负债。在企业管理中,金融投资者也是根据纯金融的准则,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和获取剩余价值。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17]在拉美地区,当地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而瓦解了企业长期目标和生产活动。

二是导致实体经济日趋被“挤出”,经济日趋虚拟化。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倾向于采取严厉的货币政策,将抑制通货膨胀视为优先任务,由此导致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增长。但高利率又会引起投资和储蓄率下降,使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增多 “企业不再被激励去进行生产投资和拓展,在利益驱动下偏重于以各种形式购买有价证券进行金融投资。” [18]

金融全球化还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经济法则。一般来说,商品价格上涨会削弱进出口竞争力,但资本价格上涨则将全球的资金吸引到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中。不断上涨的租金、财产和债券支出,往往会抵消工资优势,[19]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随着金融化程度提高,“生产消费型经济体变为越发负债的金融财产型的贝壳式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金融上将变得‘头重脚轻’,并使得储户和债券人之间两极分化。”[20]

三是银行体系风险增大。在金融市场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大企业更乐于通过资本市场在市场上直接融资,而不是去银行借款。银行业出现脱媒现象,不得不寻求业务多样化,特别是转向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也将银行业本身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21]

新兴国家社会财富加剧外流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破坏性极强的金融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令人发指。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封闭,对金融游戏规则和风险缺乏深刻了解,跨国金融资本涌入,使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风险系数倍增,并由此打开财富外流的“绿色通道”。跨国金融资本可以通过操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的方式,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并把这些红利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22]金融全球化实际使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被切开的血管”,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主要凭借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金融杠杆对外转嫁危机、掠夺发展中国家多年创造的财富(俗称“剪羊毛”)。一般来说,跨国金融资本最愿意投资的,是那些可以短期获利、“快进快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债券市场等。大量资本涌入,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经济过热、本币升值等“虚拟繁荣”。当这些国家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后,跨国资本便获利撤离,完成“剪羊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资本贬值陷入经济萧条,并可能在债务偿还的严格规定下遭到劫掠。[23]尤其对那些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部分国家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同时也没有实施足够的宏观审慎监管。跨国金融资本(尤其短期资本,俗称“热钱”)大量流出,使这些国家成为最大伤害者。“今日的国际金融取得了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军事征服曾起到的作用,把债务国锁定为剥夺了所有权,甚至失去对自己资源的征税权的原材料出口国的境地。”[24]那些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其付出代价既可包括丧失财产、工作和经济安全,更包括丧失尊严和希望。[25]

当前新兴国家正遭遇这一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连续推出货币量宽政策,稀释有毒资产,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0年以来,新兴国家私人资本净流入连续3年超过1万亿美元,是2000年的10倍。但随着20135月美联储停止量宽政策,并进入加息周期,美元重新成为强势美元,滞留在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获利回流。从2013年开始,流入新兴国家的金融资本,由1.06万亿美元降至1530亿美元,2014年降至300亿美元。截至2015821日,全球共有25亿美元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债市。这意味着,自2009年开始的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的资本流动出现逆转趋势。[26]

资本外流导致新兴国家出现资产价格下降、本币贬值、经常项目平衡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当前强势美元造成新兴国家货币贬值(2015年平均贬值20%)、投资减少或贸易额下降,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务和公司债务则大幅增加,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南非、巴西等国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有分析认为,“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27]

美元升值还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50%,金属类产品下跌20%,粮食下降17%,那些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深受其害。

发展中国家“慢性中毒”

新兴国家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张市场化、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带来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自由市场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28]该理论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流动,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竞争”,实际只对那些掌握核心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的发达国家有利。因此,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资本扩张“鸣锣开道”。

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资本,其主要目标就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强迫别国打开国内市场(尤其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将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29]美国的政治压力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加辨析地接受了比较优势、自由贸易、放宽管制、私有化等种种新自由主义信条,对跨国垄断资本“开门揖盗”,其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日趋敏感脆弱,走上缓慢衰落之路。

实践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发展起来的。[30]相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发展中国家,则纷纷陷入经济困境。历史上,拉美地区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等国,都曾因经济过度自由化和私有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当前,巴西、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遭遇困境,同样是新自由主义作祟的结果。大量事实证明,最有可能受到外力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及本国金融买办垄断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同时来自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牵制。[31]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带有战略误导性质的“慢性毒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为明显。

         
         (编辑  王生升)
                                                           


[1] Jeffrey E. Garten, What Future For Emerging Markets? Foreign Policy, August 31, 2015

[2] 同上

[3] John Hawksworth, Escap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 what’s holding back the Fragile Five? Economics in business, 28 August 2014

[4] Holly Ellyatt, BRIC Powerhouses Risk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 CNBC  3 Jun 2013. “中等收人陷阱概念最早在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出现,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总收人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增长动力不足, 出现经济停滞徘徊。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5] Jack Deino, Emerging Markets: Can the middle income trap be overcome? The Invesco White Pater Series

[6] (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7] Jeffrey E. Garten, What Future For Emerging Markets? Foreign Policy, August 31, 2015

[8](挪)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陈国涛等译,杨虎涛校,贾根良审订:《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1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8-89页。

[11] (美)迈克尔·赫德森著,杨成果、林小芳等译:《全球分裂:美国统治世界的经济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译序,第9页。

[12](挪)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陈国涛等译,杨虎涛校,贾根良审订:《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页。

[14](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著,《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15](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5页。

[16](德)鲁道夫·希法亭著,福民等译,王辅民校:《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5页。

[17](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突破金融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中文版序言,第5页。

[18](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突破金融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19](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丁为民、张同龙等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39页。

[20](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丁为民、张同龙等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第二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440页。

[21](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突破金融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22](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第8-9页。

[23] (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6-97页。

[24](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丁为民、张同龙等译:《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

[25] (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26] Mohammed Aly Sergiem, Currency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4, 2014

[27](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第10-11页。

[28]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29](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30] Sameer Dossani“Four Signs Neoliberalism is (Almost) Dead”CounterpunchApril 222013

[31](法)弗朗索瓦·沙奈等著,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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