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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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

白钢 来源: 2018.08.07 10:05:32

 

 

研究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巨大困难、问题和挑战,非常有必要,展现了在中美博弈这个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当中某一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简单地说,即战术层面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说“敌人”未必妥当,但对方已明确把中国定为“对手”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战略这个维度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如何在战略意义上正视当下的美国、中美关系和世界体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无论美国现在还很强大,它在若干领域中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就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演化的大势而言,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正处在加速失效、进而失序的过程之中。这是我对世界历史格局的大的判断。

 

支撑美国霸权的三个核心支柱已经动摇

过往支撑美国霸权(在葛兰西[1]意义)的三个最核心的支柱是:第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报、信息维度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美国整体国家利益的实现与延展机制;第二,通过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的对于其整体国家利益的知识解释和知识支撑体系;第三,针对其发展模式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辩护和神化机制。

在当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美国的这三个核心支柱还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要认清,这三个支撑其主导世界体系的支柱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乃至根本性的动摇。这种根本性的动摇有许多表征,要认清其本质,首先要对在美国的资本和属于美国的资本——进而对在美国的资本与美国的整体国家实力进行区分。当我们提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的时候,往往是把在美国的资本所呈现的情态——如科技水平,和中国相对应的形态来进行类比,然后以此导出中美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

 

资本力量与最强势主权国家的联盟

 

我想指出,实际问题远比这种简单类比所呈现的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整个东西方的战略性攻守之势发生根本转变后,世界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机制,就建立在资本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最强势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基础上。这种“联盟-合作”的关系,恰恰意味着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并不从属于与之合作的主权国家。当资本所选择合作的主权国家自身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之后,它会选择新的宿主。

16世纪以来的第一代荷兰霸权,到第二代的英国霸权,到第三代的美国霸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资本选择宿主与其合作,从而获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机制。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跟美国合作的一些跨国资本,特别是当下世界最强大的互联网-金融资本,有的已筹谋换一个宿主,选择新的战略合作对象。其核心原因在于,本来美国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来平复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维系相对稳定缓和的国内环境。但伴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汲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下降,国内各类矛盾难以平复,不断地呈现出激化的态势,进一步促使原来选择与其结盟的资本集团更大规模、更大力度地转移撤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股市早已远远超过危机前高点的水平,如果以此作为美国的国家财富衡量指标,似乎早已经从危机中走出来而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如果对美国的基层民众情况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这10年来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他们的被剥夺感、丧失感极为强烈。美国的底层群众深感在过去10年中,整体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被互联网-金融集团所汲取。它们没有为了长期发展而进行更多的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安抚(收买)与利益输送,事实上它们已经做好准备(或已经在实施)撤离美国,因而不想再为维持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支付更多的对价。

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种扩张停滞,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由美国的衰落引发的几个问题

   

    最近“中兴事件”爆发,一方面对于中兴乃至跟中兴类似的中国企业来说,确实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和危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暴露出美国现在陷入到了何等虚弱的状态。哪怕是在芯片领域,以英特尔和高通为代表的资本,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几乎汲取了这个领域当中全球利润的70%-80%,美国政府都可以如此蛮横粗暴地干涉基本的商业规则,而不顾这种行为会根本性地破坏“以美国为核心的科技生态圈”的互信基础。这是帝国主义在用它自己的行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上政治教育课。我看这件事情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来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认知。

    如果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解释,任何一个“合格”的霸权(Hegemony),必须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自己表现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这种“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远比“软实力”概念更能反映意识形态认同与现实权力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美国现在的种种做法,事实上是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其自身利益。这种讹诈勒索式的关系,恰恰是其丧失合格的霸权属性、陷入加速衰退过程的典型表现。这会进一步加深跨国资本、特别是互联网-金融集团对于美国之国家实力是否足以维系这个集团并与其结成同盟的猜忌,进而加速其撤离美国的进程。

从战略的角度,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美国的衰落,乃至“美国世纪”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更是现实发生着的。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那确实意味着思维还停留在旧的世界想象中,而没有进入新时代。

    由美国的衰落,引出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美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超级大国所积累的各种资源,以及它在各国进行的布局会随之失效。就俄罗斯而论,尽管其GDP不过相当于我国广东省的水平,但凭借着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底蕴,它仍然可以完成诸多远远超过其当下的经济当量的重大国际战略任务,包括对其老对手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干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谁会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实力”(在更具戏剧性的意义上可以用“超级大国遗产”一词)的继承者。一种很大的可能是,它会被超大型跨国资本、特别是国际互联网-金融集团以种种方式接收,转为其所用。

    这就引出第三个问题。从16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和资本——最强的主权国家和最强大的资本结成同盟,这是建立一种有效世界体系的惯例。伴随美国的衰落,很可能被跨国资本选作下一个宿主或合作对象的会是中国。这里会引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它关涉到怎么样驾驭资本,特别是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国际互联网-金融资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艰巨性,远远超越和作为主权国家的美国所进行的博弈斗争。

 

“中国道路”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美国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就是属于美国的资本,这个论断事实上对于中国也同样有效。以BATJ[2] 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是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最强大,也最有活力的资本形态。同样,不能因为它们注册在中国、主要经济活动发生在中国、主要利润源自中国,就认为它们天然就是属于中国的资本。如何用政治逻辑去统摄驾驭资本逻辑,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真正重大的考验。如果中国真的在超级跨国资本集团的支持和同盟关系之下成为世界最强国,进而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者,这无非是 “旧体系”换了“新主人”。若以民族国家而论,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伟大复兴了,但恐怕还达不到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期许。真正要实现这种“较大贡献”,我相信“中国道路”应为人类提供一种有别于过往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世界体系以及世界想象,是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欺凌压迫剥夺的受害者,以及成为这一体系中进行侵凌、压迫、剥夺的列强这两种貌似非此即彼的命运之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值得追求的前途和道路。这种新的世界可能性,需要同时激发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主体性,通过互为师生、互相成就的“师生辩证法”,共同探索与实践驾驭资本为人民所用的“大道”。

                                           (编辑  杨利红)



*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于201851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年会上进行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1]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葛兰西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并被广泛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奠基性人物。

[2] 百度(B)、阿里巴巴(A)、腾讯(T)和京东(J),简称BA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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