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经历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大变局的核心，是美国主导百年的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正在逐步解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边缘地带国家正在群起。这一陵谷沧桑的巨变，导致当今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认识世界局势的演化，如何适应历史大趋势，如何主动参与重塑全球新秩序，成为我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百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裂解
1500年后，世界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先后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荷兰、英国等国都曾经主导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百年周期；相应存在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直至雅尔塔体系，这些从欧洲扩展到全球范围的体系，展现了500年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狂飙突进的历程。而过去百年，世界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
从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起，世界权力中心由欧洲的英国转向美国，开启了美国主宰大西洋时代的帷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片凋敝，美国主导了战后秩序的构建，建立起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其后，美苏在冷战框架下分治世界。随着1991年苏东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式的自由经济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全球标准。2001年欧元启动流通，欧盟得到重大发展。这标志欧洲莱茵资本主义与美式体系的分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随着危机的延续与扩散，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领域出现了尖锐的多层次问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变化大于传承的新时期。美式体系的裂解，是世界格局出现深刻变化的大背景。
导致美式全球体系出现裂解的主要原因，首先是 美国正在失去维持这一体系所需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在美式全球体系建立时，美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不论是实际力量和发展潜力都冠绝一时，而如今的美国国力已经进入下降通道，经济增长乏力、各种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美元信用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下滑、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对立加剧、民粹主义兴起。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不愿意继续多边合作的做法，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广泛退群、政策多变、国家行为乖戾，难以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导致支撑美式全球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开始倾圮。
图1：美国GDP增长率长期趋缓
从图1可见，按照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长期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增长率的下滑，将是一个长达50年的趋势，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美国经济放缓趋势难以扭转。
图2 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变动趋势
与经济增长趋缓同步，美国人均GDP增长缓慢；按照不受短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已降至0.5%，接近于停滞状态。
二战后，1969年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为2.8%，1980年略微放缓至 2.5%，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 。可见近5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这是美国家庭收入下降、社会不满增加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财政部网站资料，到2019年11月，美国的公共债务达到创纪录的23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要负担7万美元，已超过美国2018年人均GDP的6.26万美元和人均收入中位数的3.6万美元。更加严重的是，据美国资产管理公司测算，包括社保、医保、养老保险和教育等债务在内，美国实际债务已达美国现有年GDP的1832%，可谓债台高筑。
图3 美国国债2012-2019年增长情况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
这种寅吃卯粮的债务经济模式，需要美国不断借新债还旧债。随着经济基本面每况愈下，美联储不断降息，长短期债务利率倒挂，要借债越来越难。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紧迫需求，今年以来，多次达到联邦预算赤字的上限，政府被迫多次关门。这揭示出要维持一个全球体系就需要获取全球资源，仅靠美国国力是不足以维持美式全球体系的。
在此轮全球化的高潮中，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寡占了全球化红利，而美国产业资本和本土民众却几乎没有从中得到好处。1973年以前，99%的美国人收入增长快于1%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在新全球化浪潮兴起的2000年之后，70%的美国人收入停滞不前。据《世界不平等2018》报告，在产业大转移的1980年前，美国1%高收入成人财富占国民收入的12%，收入较低的50%成人财富占比为21%；到2016年，两者占比出现了大反转，1%的人占有20%以上的财富，而50%的人财富占比则下降到13%。
图4 美国近40年来贫富两极分化情况
红线为1%成人的收入占比变动情况，蓝线为收入后50%成人的财富占比情况。来源：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WID.world)，世界不平均报告 2018 (wir2018.wid.world)
据美联储的一项研究，目前美国两极分化的情况要更加严重。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据了美国全部财富的70%，而1989年这一比例为60%。在同一时期，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比例从23%上升到了32%。而这些增长与底层家庭的资产减少相对应。40%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有不到30%的财富，50%的低收入人口只有不到3%的财富。财富1:99和10:90的分化，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对立和深刻分裂。
产业外移、产业链全球布局的新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出现了广大的铁锈地带。1999年之后，在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企业名单中，一些老牌制造业企业如国际纸业、固特异轮胎、霍尼韦尔、通用电气先后被剔除，英特尔、微软、思科、辉瑞制药等面向全球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被加入，而其中的核心骨干则是花旗、摩根大通、高盛、美国运通等金融服务企业。从中可以看见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缩影。
图5 美国的分裂：铁锈红与全球蓝
随着产业转移、失业人口增加和收入下降，美国底层民众出现了酗酒和滥用麻醉药品的情况。美国人均寿命自2009年来一直徘徊在78.6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美国未获高中文凭的白人人均寿命下降了4岁，其中女性为73.5岁，男性为67.5岁，远低于同期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寿命这一被视为最具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反映出美国主体民族每况愈下的生存状态。底层民众由此而生的愤懑情绪，推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这是特朗普能够用“美国优先”口号赢得大选和得到民众政治支持的深层根源。
所谓“美国优先”，就是将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需求置于国际秩序之前。因而，特朗普政府对有可能约制美国行为的国际组织选择“退群”，既迎合了在全球化中没有获益的美国普通民众，又保证了自己施政的空间。特朗普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本土产业资本集团的利益，却与华尔街资本集团和高科技资本集团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深刻分裂，与全球化美国和本土美国这“两个美国”之间的博弈一道，正在酝酿彭博社所说的“可预见的阶级战争”，严重撕裂美国社会，严重破坏了美式全球体系的核心。
第二，西方世界的分裂。美式全球体系，建立在大西洋联盟基础之上。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战后重建，把欧洲纳入到跨大西洋的美式全球体系之中。然而，以美国资本积累最大化为目标的美式全球体系，难以真正包容欧洲的发展与独立；欧陆国家也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以更注意社会公平的莱茵资本主义自诩。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煤钢联盟”起，欧洲国家就一直在推动“欧共体”、欧盟、欧元区建设，意图通过欧洲的一体化，来制衡美国。随着欧盟的建立，欧元的流通，欧洲逐步成为维持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
在2008年危机之后，欧洲加快了经济、政治、科技一体化进程。欧盟区内部贸易，一直超越了其对外贸易，具有了明显的经济圈特征。
在应对全球变暖等重大全球事务中，欧洲努力扮演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和军事干预过程中，欧洲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对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举动，欧洲也采取了抵制态度。尽管欧洲近年经济疲弱、两极分化、移民等社会问题严重，面临着英国脱欧的挑战，但仍是全球经济、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欧元区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平衡美元霸权的重要砝码。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其领导人表现出较强的全球视野，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指出，西方世界正在走向衰落，需要与新兴国家全面合作。2019年11月初，马克龙公开声称，北约已经脑死亡。这对西方世界最重要安全支柱、维持了70年的北约组织造成了极大震撼。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现出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意愿。意大利等14个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许多欧洲国家加入了亚投行，这些举动固然有维护本国和欧洲利益的考虑，也是对美式全球体系走向没落的战略应对。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显示出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独立性，积极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参与地区内经济合作，尽量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积极加强与中国等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亚太区域安全合作也逐渐抱有开放态度。
特朗普的在国际组织中不断“退群”甚至“拆群”的举动，在国际事务中不付责任、减少开支、不断收缩，甚至通过敲打盟国、制造危机来勒索弱小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作为发达国家核心和象征的G7峰会越来越不和谐，近年来时常不欢而散，2019年的巴黎峰会更是到了无法形成联合公报的程度。曾经靠跨大西洋合作主导全球的西方世界，已经展现出难以弥合的深刻裂痕。
第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是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分离。广大边缘地带的存在，是维持中心地带富裕和保证整体体系如金字塔般稳定的基石。
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得到了直接从金融市场获利的机会，开始积极推进金融化进程。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整的产品价值链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安排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产品价值链中属于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中间品的组装生产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完成，而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等环节主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全球资本通过“南北间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新方式，实现前后生产环节的衔接和价值附加。在这一轮新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间垂直化专业分工的框架下，先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起由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却实现了广泛就业和国家的工业化。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情况下，逐步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开始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被称为“金砖5国”和“新钻6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E11）异军突起，经济快速发展，贸易规模迅猛增长。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年平均5%以上的发展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E11）GDP总额达到26.5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额的31%；在世界前十大制造业大国中，新兴经济体已占了半数。在国际进出口贸易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份额相比，已从边缘角色进入到平分秋色的程度。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引起了全球经济结构和世界格局的改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对推动这一世界历史巨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拥有最完整产业门类的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是世界进出口名列第一的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图6 中国已成为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2001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开启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区域共同体建设。近年来，中国坚持独特的发展道路，通过拉动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行动正在重塑甚至是已经改变了既有全球经济的垂直分工结构，对新自由经济模式和美式全球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提出要将中国逐出全球产业链的“脱钩战略”，说明美式全球体系，已经无法容纳不断发展的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由美国体系内在排他性所推动的逆全球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因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造就的新型全球化，形成历史大潮中沉降与抬升的剪切运动，致使美式全球体系走向裂解。
第四，当代信息和数字技术对单一中心体系的解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全球性的网络化空间，技术扩散带来了经济发展，也挑战着金字塔结构的传统社会。新技术推动的共享经济、共有模式、共识社会，正在冲击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现状。无论是技术的突进还是平缓发展，都会对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新技术尚未进入规模经济阶段，消逝的技术红利把西方世界经济推入衰退期，这导致以西方意识形态左右世界政治、单一经济模式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现象正在走向式微。
洲域共同体构建多样化世界的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不仅遭遇了莱茵资本主义、北欧式社会资本主义、日韩儒家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遇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渴望打破依附的拉丁美洲经济体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思想前提是资本力量无限的假设，而利润最大化又是资本在实践中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受节制的欲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而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机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单一性无法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劳资、文明冲突等全球化的复杂挑战。
与以往体系周期的更迭不同，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将不再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新老交替——以一种新的积累效率更高的资本增值模式，替代积累效率低下的旧模式，而很可能是一种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成果、类似基因突变的世界体系颠覆性创新。以全新的、更具多样性的混合体系，去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问题。
在国际政治领域，新技术与其他新要素的结合，不但在瓦解单一中心的美式全球体系，也在推动着共有、共享经济模式和新共识社会的出现，催生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以洲域共同体为基础单元的世界政治新格局。
可以预见，美国之后，世界无霸主。下一阶段的全球图景，既不是美国继续独霸，也不是中美争霸，而是由若干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多样性世界。每一个洲域共同体的核心，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未来的大国竞争，不是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而是如何吸引更多国家愿意与自己而不是与其他大国组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竞争。
实际上，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与美式全球体系并行的区域化运动。一些在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的国家，一直在尝试形成超越传统主权民族国家羁绊的 “超国家共同体”和“洲域经济圈”。最早出现这一趋势的地区，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诞生地欧洲。
从二战后建立“煤钢联盟”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让渡部分主权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的诞生、欧元区的出现，让欧洲在安全上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战争不断的“排他性主权困境”，进而统一了欧洲大市场。在法-德轴心的引领下，欧盟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力量。尽管最近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了英国脱欧等诸多困难，但仍然保持着60%-70%的内部贸易量，在经济上具有内贸远高于外贸的“圈化”特征。为使欧洲拥有持久竞争力，德国提出要保持德国和欧洲在关键技术和在突破性技术上的主导能力，保持工业增值链的闭环性。为应对安全挑战，欧盟努力发展独立于北约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如今欧陆国家拥有一个基本共识，欧洲一体化是保证欧洲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重要保障，也是维持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根基。这个共识和由此产生的欧洲认同，是欧共体的灵魂。
伴随着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东盟与中日韩在产业、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以10+3为核心的区域合作降低了亚洲对传统欧美市场的依赖度，并开始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区进出口区域内贸易一直维持在60-70%，而东亚从40%逐步上升到超过50%，北美区则从30%上升到40%。进入21世纪，三大区域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东亚经济体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国际贸易的前三强。洲域共同体内部贸易增加，超过域外贸易和经济联系，世界正在形成若干由洲域共同体组成的并行体系。
图7 世界主要区域内部贸易比例
随着2000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出现，欧洲形成新的产业链；2005年，出现美、欧、中三条产业链的萌芽；到2015年，产业链多分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晰。
图8 全球产业链变化情况（2000-2015）
在美国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背景下，泛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得到大幅提升。2017年泛亚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度达到54.2%，直接投资的内部依存度提高至55%。2017-2018年区域国家之间共签署了17个新协定，还有70个双边协定正在进行中。2019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已经结束，除印度以外的15国将于2020年签署协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实现了对接，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伊朗和中东产油国开始加大用人民币结算比例，中日、中韩等国都在扩大双边货币规模。显然，泛亚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加深。
据WTO统计数据，目前向WTO通报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总数达到410个，已生效实施的有231个。以洲域共同体为引领的新全球化正在酝酿和快速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催生全球新体系。
从目前开始到2035年，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向，是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战略上将呈现出收缩态势，在国际组织中继续退群，会更多放弃国际义务，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贪恋权力和计较利益，却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通过制造危机来驱动全球资本，从控制资本流向、流速来获取利益。为此，美国不惜破坏既有全球秩序，对一切阻挠其获利、挑战其利益的国家和地区抱有敌意甚至采取敌对行动，表现出世界霸主“衰落期综合症”。
与美式体系裂解导致的动荡不安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围绕拥有相对完整经济体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国家组成超国家的“合作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将建立主要按地理区域分布，也不排除可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甚至是按国家发展水平形成。在洲域共同体内部，有相对均衡的经济产业结构，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足以支撑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和市场容量，能够制造共同体内所需消费品，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产业分工，通过货币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
洲域共同体的建立不需要扩张，而是顺应美式全球体系裂解趋势，周边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形成彼此认同的紧密关系。这种黏合过程，不会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是比以往的新兴国家替代守成国家的权力转移更高维度的更迭，也是世界格局在新维度之上的重构。
据多个国际机构预测，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此时，欧洲、亚洲、北美等洲域共同体亦初步成型，世界将进入由不同洲域共同体构成的全球新体系之中。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全球体系，可以超越多极化世界的政治纷争，而不必寻求力量的均势；它改变了以往世界体系中倾向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单一性，世界格局将不再是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也不需要“帝国”去维持世界秩序。新的全球体系，是具有“和而不同”特征的混合体系。占据优势地位的泛亚区域共同体，不会去试图去兼并欧盟或北美共同体，中华文明依然会尊重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老霸主的自身利益得以维持，没有出现想赢者通吃的新霸主。由不同国家平等合作组成的共同体，构成了“和而不同”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世界体系对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具有内在的包容性，有利于化解南北、东西矛盾与文明冲突，也为各“洲域共同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奠定思想和利益的基础。因此，从2035到2050年，世界将进入多共同体共存共生、和平相处的时期。
全球体系的主体向更阔大的“共同体”发展，有利于消解主权国家的排他性利益，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共同体之间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认识与行动，有可能形成共同体的联合体，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长远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下一阶段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主角。以大大小小共同体为主角的全球场景，有可能成为伴随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全球场景并不会自动出现，而需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新体系，比起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体系”和“霸权体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战略耐心。中国的先哲知道丰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因此主张“和而不同”。与单一、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混合体系寻求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样性、文明多样性的原理，更能适应复杂世界的挑战。世界新体系的优势不在于提供某种更具竞争优势的新模式，而在创造了多种方式并提供了多种方式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在全球范围的混合型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以混合、融合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新秩序。
中国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不再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普通看客和被动接受者，将成为未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主体和重要变量。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恰逢全球巨变，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周密谋划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全球战略和策略。
1.确立“多居其一”的全球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要成为多样化世界上与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平等共在的一员，就是“全球多样化，居其一而足”。这一全球战略目标，明确了推进多样化世界的方向，确定中国所追求的全球地位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相处。表明中国既没有替代美国充当全球老大的想法，更没有一统天下的图谋，希望建立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各种文明都能平等相处、共生共在。
2.采取“泛洲域共同体”战略。美式全球体系的裂解，将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瓦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货币体系和安全框架都面临重构。与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国家、民族结成共同体，是在全球巨变背景下完成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保障。从地缘经济、政治角度研判，中国需要与相邻相近相亲相连的亚欧非大陆国家结成“泛洲域共同体”，以抵御全球体系解体后的大冲击，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乱局、实现共同发展。建立起“泛洲域共同体”，可以保障中华复兴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多样化，因而推动“泛洲域共同体”的建立，应成为我们的全球战略。
3.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是实现共同体战略的基本方式与手段。推进一带一路的近期效果，是构建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经济圈和安全区，长期结果是形成多领域一体化的“共同体”。因此，必须长期坚持、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建立新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网络，保持多样性的范围经济、扩大规模效应，发展共同货币以通约彼此利益，建立共同安全的机制，保障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4.与俄罗斯建立有条约保障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是世界性大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和土地幅员，对中亚国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相近，与中国在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俄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可以平衡美国等海权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可以确保中国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源与通道安全。而俄罗斯也需要中国帮助支持其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中俄两国可以共同成为“泛亚共同体”的核心国家。中俄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有利于我们守住资源供应和国家安全的底线，确保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
5.做好与美国逐步脱钩的准备。与中国脱钩，是美国的战略选择，然而，两国在几十年间形成的垂直分工体系要全面脱钩很困难，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部分脱钩开始，渐行渐远、逐步脱钩。作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弱势方，中国只有接受这一事实，做好相应准备。实质上，中美产业和经贸、科技脱钩，是由一个全球垂直体系演变为若干区域并行体系的过程，是中国产业升级、科技进步的毕业考试，甚至是实现中华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与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脱钩，实际上是保持战略上的疏离，有利于减少摩擦，避免短兵相接，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这一进程要顺势而为、平缓过渡，不可操切过急。
6.加强与欧洲和日韩等OECD国家的关系。我们不要把西方视为铁板一块，在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改善和加强与欧洲及日韩等 OECD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要在政治、安全方面加强沟通与合作。中国要通过向世界的开放，吸收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资源。
7.建立“自主开放型”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于全球化的高涨期，其基本着眼点是建立与全球创新体系接轨。在全球体系解体、美国利用创新链高端地位对我实施“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重塑。关键是要确立“自主”的目标，也就是科研体系要能够自主自立、能够支撑国家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创新要争取在开放条件下去实现，自主是目标，开放是实现的手段与路径。
8.建立区域货币体系。货币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建立、巩固、发展洲域共同体，必须要有独立的洲域共同体货币体系。可运用当代数字技术，先建立用于共同体内部贸易结算的数字货币和结算通道，减少对美元及结算体系的依赖，防止因受到金融制裁造成对经济基本面的冲击。
9.建立能够保障国家与区域和平发展大环境的军事力量。洲域共同体必须是一个能够保障自身和平发展的安全区，中国要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确保能够保障自身和区域安全。我们必须拥有能够对美造成难以承受损失的军事能力特别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在拥有威慑能力的同时，要划定国家安全底线，以期慑止美对我国的军事冒险。要加强危机管控，尽可能避免与美发生军事冲突，不要被美国反华势力的诱兵之策所激怒，绝不主动挑起事端或升级事态，减少军事摩擦，凡事依法、有理、有利、有节，甚至可以退避三舍。以小忍，保大局不破。
10.务必加强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在世界秩序塑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要注意加强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媒体建设，设立或收购国际媒体平台，培养专门人才，制作节目、大量发声、传播共同体理念，营造新共识。要加强NGO的工作，发展中国自己的NGO组织。用现代传播、后现代传播的技术与技巧，宣传中国主张，实现民心相通、扩大交流、实现合作。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