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十九大”)召开后,一些媒体认为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称之为“习近平新时代”。
要理解习近平新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上流行各种专家解读,解释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使其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为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新时代的战略任务。因此,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行使伟大使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十九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成为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提升、丰富和创新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放在这个理论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发扬和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经学解释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即: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定位,在中华文明史中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
首先是在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中的定位。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新时代。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二者融合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立德立言以名留青史。中国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了对人生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就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哲学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宪法序言是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党章序言和宪法序言的修改,无疑是把政治上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辨证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和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的表述。这种历史定位方式是邓小平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这种定位方式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权威,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相对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展现出历史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因此,这种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政治时间的建构是依赖于政治实践所开辟的历史空间。而政治实践所创造的政治时间成为时代划分的历史坐标。
代际政治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这种正当性来源被混淆,无疑会在不自觉中瓦解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十九大报告不再用这种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是按照政治实践所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站起来”、邓小平时代“富起来”和习近平新时代“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每个时代的党领导国家回应历史使命做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许多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邓小平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
因此,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第一阶段就是中国革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第二阶段就是“站起来”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实现,“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第三阶段就是“富起来”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这就是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由此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强起来”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可以说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习近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经产生了一种舆论,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提出若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将无法保障。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加大、尤其是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席卷国民财富的现象,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引发不少人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路线。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共和国史交织在一起形成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提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人民信赖政党,政党拥护领袖。领袖关爱人民,人民期盼领袖。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条文,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需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良法善治需要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践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法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从而奠定了党领导国家的法统基础。
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二个定位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定位。
中国文明曾经创造了人类农业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东方中国文明通过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古代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出现了转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本国解放和进步的历史进程;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开创新的革命路线。直到抗日战争期间,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探索新的道路。
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者弘扬民族精神并以此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和对之发扬光大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然而,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很容易在前进中迷失方向。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是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由此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发难。西方学界将中国崛起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下的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并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并试图构建所谓的“美澳日印”四个机制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是一种政治幼稚,并因此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所谓大国派主张,即认为须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苏联的失败成为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开始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成为有实证科学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不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由此,共产主义不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到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融入到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精神饱满、昂扬向上的正能量。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原始的伊甸园状态,而是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十九大报告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十九大报告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而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因此就将共产主义的论述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时中加以重新定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第三个定位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尤其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而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走向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而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论十大关系”开辟的道路上,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
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成为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和相应的原则,这些理念和原则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由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重新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从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设计,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种对“自信”的强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解放,即人类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西方人才能创造出来,中国人不是只能在西方自由主义道路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选择,而必须有自信心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开辟新的现代化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就有了路”。而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不仅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实践,更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激励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而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西欧英美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欧英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模式后来被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入20世纪之后,苏俄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后发达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运动。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而实际上是导致“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状况。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那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中融为一体,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用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一脉相承。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会试图在当下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后冷战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文化意识形态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而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互联网建设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它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矛盾对立中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包容西方文明并超越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这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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