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影响当代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至少有两类人物：一是政治家或领导人，通过制定政治决策影响中国，借助国家机构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二是思想家，借助报刊文章和著作传播思想和观点，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传播影响当代中国。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产生影响，有其互补性、关联性和统一性，也有其差异性、非关联性和多样性。当然，除了政治家、思想家，还有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等，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和渠道影响当代中国，也会影响世界。这些无形的思想合力构成了中国思想潮流，反映了中国创新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之路。

胡鞍钢，1953年生，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国情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近些年来，胡鞍钢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系列国情研究著作，这些学术著作已翻译成多语种出版物，向海外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从1998年至今，他主编的《国情报告》累计已达1500余期，向中央和政府高层领导持续地提供中国发展情况和政策建议。他先后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创建并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成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胡鞍钢被他的学生称为“严师”，在和学生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倾其所有地传授知识，讲述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并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提出要求，特别强调要用数据说话，以事实证明，研究成果（国情报告、学术论文、著作）要让实践检验、让历史检验。

在勤奋方面，胡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24小时严格分配为四部分：读书读报、研究写作、教书育人和休息。他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种应酬，三是有效控制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他从不因为自己已经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而停步不前，而是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从他这里，“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知识为人类”的理念传递到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身上。如同胡鞍钢自己所言，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一件就是国情研究、建言献策，二是教书育人、投资下一代。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自觉地将自己的知识创新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建议。

胡鞍钢及其团队创立的当代中国国情研究平台，以其独树一帜的话语体系和研究风格成为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学派

鲁问学: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产业结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中国的发展道路？

胡鞍钢：改革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改革是由几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社会转型过程所组成的，包括：经济体制转型，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改革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向以非农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从极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变；从极度贫困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转变；从极其封闭的经济和社会向全面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转变；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综合起来称“中国道路”。

世界上未曾有哪一个大国经历过中国这样在同一历史阶段内进行的多重转型，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成功地避免了政治上的剧烈动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以及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从中国的现代历史来看，也不曾有哪一个时期经历过长达40年之久的“天下大治”、达到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没有哪一个世界强国像中国一样实现和平崛起。西方强国在历史上都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方式崛起的。中国恰恰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国际经验可鉴、没有现成理论可用的条件下，本着务实主义的原则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不断地驶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尽管中国的多重转型过程远未结束，也不还不能说已完全成功，但这已经有力推动中国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形成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作用的。

鲁问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中国学派”，您是如何看待和定义“中国学派”的？

胡鞍钢：我认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中国学派”的代表者，一直是我学习的最好榜样。毛泽东有十分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他最看不起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既不懂中国实际，也不会灵活运用理论。

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习起点，也是成长起点。在长达半个世纪对毛泽东著作的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理解当中，我才能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系统化去研究“中国国情”，也才能努力探索“中国道路”，归纳“中国理论”，总结“中国思想”，弘扬“中国智慧”。

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养分，不仅是我个人从事国情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中培养国情研究人才所坚持的重要方法。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分类培养的“小班制”框架下，我要求研究生制定具体的理论学习计划，提倡多读、勤读、精读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的著作，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为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我还要求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系统地学习马列经典原著，夯实理论基础，力求做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并坚持定期交流。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选读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明史等方面著作，扩大知识面，拓展研究思路，促使他们成为“红专结合”的优秀人才。

从毛泽东所讲的要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的读书之精要出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研究中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社会这个大课堂之中，找到真问题，用上真方法，做好真研究。从实际成效来看，这一培养方式将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养成高度的学术自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形成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的学风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为建构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做出学术贡献。

我认为“中国学派”应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还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派”，并不仅限于某一学科、专业的“中国学派”。

鲁问学:结合您的国情研究经历，怎样理解“中国学派”的方法论？

胡鞍钢：国情研究，就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是一门中国学的大学问。作为中国学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做中国学问？我从一开始从事国情研究时，就明确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就是“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做学问”，进而“为世界做学问、为人类发展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将国情研究系列翻译成多国文字传播出去。这既是我们做中国学问的出发点，也是做中国学问的落脚点。国情研究不仅是个大学问，更是典型的公共知识，是可以通过实践-研究-再实践，不断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的宗旨。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长期的过程。

1991年我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不知影响了多少代人。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当过农民、工人，也做过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学者。但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我感觉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暗紧紧地连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而奋斗，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2]这成为我从事国情研究的初心和使命，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国情研究领域上坚守坚持坚定下来，时至今日。

“中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要注重几点。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有整体视角。最重要的是不仅要看树木（局部），更要看森林（全面）；不仅要看支流，更要看主流；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不仅看今日中国，也要回望昨日中国，更要预见明日中国。我从事国情研究一直强调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形成独特的专业性与综合性、战略性与前瞻性的知识优势。这样才能有全面的独到见解，能够在当代中国研究方面独树一帜，逐步构建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上千万字、上千篇国情报告、上百部中外文著作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人口学到生态学等多领域组织跨学科研究，从单一学科优势到跨学科优势，再从综合优势形成了独特优势，从国内优势到国际优势。

做国情研究为什么还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有国际比较的研究？全面了解中国，读中国这部巨著，不能像盲人摸象似的解读，而要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全貌。这包括中国的自然国情、经济国情、政治国情、社会国情等，还要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区域关系，也要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见局部，更要看见全局，以便对中国有全景式动态式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积极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研究当代中国，不仅要看中国自身，也要眼观世界进行国际比较，还要跳出中国从外部看中国。这就需要进行开放式研究。一是既要了解当代中国，也要了解当代世界，特别是了解西方国家，客观地讲，我们比国外的同行（中国通）更具有信息优势、文化优势、实践优势。二是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必“言必称希腊”，也不必“凡是西方的都排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为我所为。三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国内我们是进行国情研究，在国际上就是进行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中国迅速崛起使全球范围掀起了中国研究的热潮，但是也充斥着吸人眼目的各种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脆弱超级大国论”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还局限于对中国的观察（Watch）和猜测（Guess）。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所说“美国‘中国通’（sinologist）的记录一向不良”。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中国通”都不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国的未来走向，更主要的是他们存在着政治偏见、文化偏见、学术偏见。许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西方国家那样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选举民主，市场经济会不可避免导致政治自由化等等。当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去发展的。

许多“中国通”实际上是不通的，他们缺少信息优势。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到：“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3]研究当代中国，不到中国内部深入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真正认识中国，这方面我们有明显的实践优势和信息优势。我们就是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在竞争中共同创立中国学派。

国情研究领域的探路者、开拓者

鲁问学：我们很想了解您的国情研究轨迹，可以进行一些介绍吗？

胡鞍钢：我的国情研究生涯始于1986年参加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核心成员开展系统的国情研究，我们共同完成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份国情报告，这可以算作是我从事国情研究生涯的重要开端。我的国情研究经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起步期。主要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约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围绕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决策咨询成果。其中包括专著《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还有与王毅、牛文元合作的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等代表作，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是我进行国情研究的拓展期。在这一阶段，我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更大范围的发展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并形成了系列的国情研究成果。1993年，王绍光与我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出版，为“分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研究背景；1995年，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一书出版，呼吁中央政府加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投入，为“九五”计划提出“坚持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针提供了国情研究依据；1998年，在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分流背景下，我执笔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国情报告，为2002年党中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供重要的国情研究背景。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1年，这一时期是我和我们团队国情研究成果的丰收期。这一时期，我着重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优势等关系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具体研究问题涉及国家转型与制度建设、中国现代化之路、反腐败与国家治理、地区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人才与发展、综合国力与大战略、五年规划和专项中长期规划、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民族政策调整等。在这一阶段，我对国情研究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与王亚华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中国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与长远发展战略》（2005）等著作，对我国国情研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系统的梳理。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今，以在国情研究中心基础上创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为标志，进入高端智库建设期。这一时期，我们主要从“国情—国力—国策”框架出发，围绕新发展理念、“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十三五”时期重大问题与基本思路、2030教育现代化、2030健康中国、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远景设计研究。我们团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十三五”大战略》（2015）、《中国国情与发展》（2016）、《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2016）、《2050中国：全面实现现代主义现代化》（2017）、《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2017）、《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8）等著作，这是国情研究成果的大丰收期，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成果走出去的丰收期。

鲁问学：在您的国情研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胡鞍钢：如果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想来想去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的开创者和大师，我也力图像他那样扎根于中国，研究中国，这是全面的、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研究，是与中国实际紧密相结合的，为了人民福祉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学习毛泽东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成为我长期从事国情研究独特的法宝和特点。他的重要思想和重大创新，也成为国情研究诸多选题的直接来源，这是源源不竭的“知识红利”、“思想红利”。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方面，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1995年，我开始思考，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已发表近40年，但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原则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只是当时所讨论的许多重大关系和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问题、新矛盾，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索和不断创新。

为此，我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第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第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第三，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第四，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第五，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第六，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第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第八，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第九，发展与反腐败的关系；第十，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我又特别以引言的方式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新十大关系的主要观点做了总结和概括，其目的就是继续研究和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十大关系。

这新十大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的十个重要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积极引导和协调好这些矛盾，以保证中国今后能成功的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二是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三是实现天下大治，使国家长治久安。

我还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不同时期十大关系进行比较。这包括发展背景的不同，经济体制背景的不同，国际环境背景的不同。在新的十大关系中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这也是中国走向21世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十大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首次对中国国情研究的集大成和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形成总的看法，即探索不同时期的重大社会矛盾，这不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零碎的、孤立的调查和分析，而是需要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研究。它不仅进行了经验性实证研究，而且需要探索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鲁问学：据了解，您早先所学的专业是工科，后来又弃工从文，进入了国情研究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了这样的改变呢？

胡鞍钢：这个里面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我考上博士生时，面临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当时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在原有的工科研究领域继续工作，做一名工科专业人员或专家，这对我来讲是路径依赖，顺理成章，风险也小；二是“独辟蹊径”，选择自己更喜好的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最需要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国情研究领域，但对我来说必须改变学术路径，还需要调整专业和授予博士学位点，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最后我还是决定选择后一方案，我决意做自己感兴趣的国情研究。

不过，当时的选择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当时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学决策产生巨大需求。这如同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需求，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4] 之后，各方开始研究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也包括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做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进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大背景。汲取了建国以来在多次重大决策失误中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注重倡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1986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邓小平批示：“很好，全文发表!”陈云同志也批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8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万里的文章。万里同志指出，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再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在这种大背景下，成立了各种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分析小组也应运而生。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承担国情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周立三为首的科学家组成了国情研究小组，对我国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粮食进行综合的系统分析，也为我从事国情研究开拓了学术新天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关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容我们再有重大的决策失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并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回过头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走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新道路，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非正式的智库。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鲁问学: 人们都知道王绍光教授和您提供给中央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对推动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您们如何把握国家发展方向？

胡鞍钢：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苏联共产党解散、国家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六”，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低潮，更是资本主义似乎战胜并取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时刻。1992年底，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术讲座时有人公开挑战问：苏联共产党统治苏联70多年垮台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报告中引述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警句，要防止铁托之后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教训。这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功的例子是极少的，不成功的例子却很多，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解体。我们的报告从最坏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以避免最坏的可能性。

当时改革争论问题的实质，一是中国是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续走正路还是转入邪路的方向性问题；二是否要加强中央政府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指导者和驱动者，要不断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

最后，我们提出建议如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中央、省区、市县、区镇）运行结构；撤销计划单列市编制，取消地区行署级；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现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使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国税为全国统一，省区无权改变或免减；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开征个人收入所得税。

同年6月21日，新华社内参以“两留美博士提出：‘加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题，摘发了该报告提要。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央决策者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力排众议，做出了关键性的决断，即从1994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这可称之为建国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起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奠基性、长远性、历史性作用。

201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对此报告的评价是：“对于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报告出台之时，加强中央财政能力的分税制改革尚未启动、中国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还是强调市场调配资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这时距离国企大规模下岗还有3年时间，离中国“入世”还有8年之久。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力主提升国家能力，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在随后的改革之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在20年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由此《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展现了深刻的洞见能力，见证了跨越式发展的中国道路。

鲁问学: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您所作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对推动西部大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请您具体谈谈吗？

胡鞍钢：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最大国情特点之一，因此，中国治国理政的最大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使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994年2月，我完成了《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国情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探讨了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改革以来，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尤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甚大；从总体上看，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在缩小；各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在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地区与高收入地区的绝对差距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构成中国为实现全民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所作努力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认为，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政治稳定最为优先的位置。尽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下世纪初，如果能使十几亿人民都过上小康生活，避免贫富悬殊，这无疑地会带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

1994年，我前后四次到贵州调查研究，撰写了《“贵州现象”呼唤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调整》的调研报告，因为“贵州现象”代表了当时全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典型，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此，我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更要“西行”；不仅领导人要“西行”，而且部长们也要“西行”。只有多走走，多看看，才能发生感情变化，才能真心实意地为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做些好事和实事。更重要的是使领导人巡视地方的做法制度化。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将对我的采访刊登在内参上。之后，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相继到贵州调研。据后来介绍，江泽民主席十分震惊、寝食难安，到了其他省份时心情才好了一些。1999年，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设想作出了战略部署。

我邀请王绍光教授加盟该项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国际比较视角进行研究。邀请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成员）从反贫困和政策评估视角进行调研。为此，我与王绍光、康晓光合著出版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报告为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调整中国地区发展方针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国情背景和决策依据。

鲁问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全面取消军队经营性活动，我们知道您很早就提出“正税养军”，当时您的考虑是什么？

胡鞍钢：早在1994年时，我和康晓光在《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提出了应当“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的建议。1998年我又以《严禁军队经商，坚持正税养军，促进军队改革》的国情研究报告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撤销军队开办和联办的各类公司，军队不得参加地方各种盈利性活动，军队不得接受地方各类捐赠及生活补贴；二是军费开支应全部来自政府经费拨款，应当“正税养全军”；三是部分国防公共财可由社会提供，由军方招标定货，不必一切自我包办；四是国防科工委与军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五是重新界定军队的任务，减轻军队过多的非军事支出负担。上述设想不仅提出了严禁军队经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而且也提出了军队改革的设想，即军队如何有效利用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高效率地使用国防开支，体现出中央提出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思路。

鲁问学:您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思想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也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从今天来看，民族政策确实正在走向民族交融一体与繁荣一体，您能谈谈当时的研究吗？

胡鞍钢：民族问题始终是事关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不断增强，因民族因素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凸显，在一些地区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斗争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方面的工作，他曾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时提到：“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民族政策方面，早在2011年，我就与胡联合一起发表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即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这也为我国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鲁问学:您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所带领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如何参与五年规划研究？

胡鞍钢：《国情报告》是我们最主要的政策建议平台，旨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主要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截至2018年7月底，已累计提供1500余期，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上百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咨询提供持续的国情国策研究成果。

从参与决策咨询的视角看，我们从“九五”计划开始参与背景研究和决策咨询，从一定意义上，将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九五”计划制定前后，我的国情研究主要聚焦在地区发展差距和调整地区发展战略上，是主动参与，积极影响。

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朱镕基总理明确提出，在“十五”计划纲要制定方法上，力求提高社会参与度，使计划制定过程成为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成为各有关方面达成共识的过程。为此，我作为国情专家持续参与，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1999年4月到8月期间，我和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研究员邹平多次应国家计委和有关司局之邀，对“十五”计划发展思路和公共政策提出重要参考建议，特别是关于“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投资于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基本思路。

我和王亚华就“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向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作了专门的汇报。之后，我们又出版了《国情与发展：五大资本动态变化（1980—2003）》（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我们首次采用“五大资本”即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国情特征进行定量与动态分析，分别考察了综合国力、经济国情、开放国情、人力资源国情、自然资源环境国情和知识资源国情，分析了五个方面国情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定量计算了五大资本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旨在维护和提高五大资本、应对主要发展挑战的四大战略（经济全球化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知识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我还和王亚华、鄢一龙撰写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首次采用目标一致评估方法，对“十五”计划作了后评估。

后来我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带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这支精干团队，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规划，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地开展公共政策咨询、评估研究，在五年规划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除了直接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决策咨询之外，我的团队还参加了国家中长期专项发展规划，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建言献策。

我们团队向中央有关部门率先提出“五大发展”重要理念，后来该理念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成为指引“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

这成为国情研究院政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从战略上、思想上、理念上，为党和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提供高价值知识产品。我和团队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及其增订版《中国新发展理念》，并出版了英文和日文版，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