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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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在华外国友人
王润泽 邓洁 徐诚 来源: 2020.09.14 14:42:52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播迅速,不分国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举国上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疫”总体战、阻击战。身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及时、有效地遏止了疫情大面积传播的巨大风险,为疫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基础,彰显了携手抗疫、命运与共的国际合作精神。

 

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在武汉封城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派机撤侨,而部分在华外籍人士选择了留下,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克时艰。

法国人Fred和他的武汉妻子,在武汉市黎黄陂路上经营着三家店,一家咖啡店,一家服装店和一个设计工作室。“我留下,这里需要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晚一点告诉我。”124日,Fred收到了法国领事馆发来的邮件,通知上说法国政府将安排撤侨回法国,让法国公民按照情况填写个人信息,“对于我来说,我早已经是一个武汉人,我没有想过离开,我也无法离开。万一家人有状况,店里、员工需要照顾,如果有可能,我也可去医院帮忙,哪怕仅仅是用外国人的面孔站出来鼓励大家。” Fred说。

“思前想后,妻子决定和我一起留下来。我们已在家隔离的这些天,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那就一家人一起留下。”Fred说,他和妻子留下来,他所在的社区没有安排物资分配,疫情防控初期,只出门采购了三次生活用品,他负责骑电动车去附近的大超市把一周的物资运回来。

为了及时获得疫情防控的信息,Fred每天都在关注法国新闻和新华社发布的信息,法国国内也开始恐慌,政府开通了专线帮助人们解答新型肺炎的各种问题。在武汉施行小区全封闭化管理之后,Fred表示,“每天我都在坚持工作,戴好口罩、手套,骑自行车去工作室做设计,但都是一个人,不再跟他人接触了。”

韩国人张昌民在上海已居住十余年,在一家韩国大型贸易企业的驻沪代表处工作。“即便是在韩企的艰难时刻,上海的韩国街都没有这么空旷过。我心里不是滋味。”多年来,他一直居住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周边。上海市虹桥镇韩国街周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该区域内,据不完全估算居住着近万名韩国侨民。疫情防控期间,街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商户仍然大门紧闭,只有少部分韩国超市及餐厅为周边居民提供基本的服务。

疫情没有国界,为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在沪外国人迅速行动起来。以在上海的韩国人为例,疫情发生后,韩国高丽大学上海校友会在其所在群组内发布通知,经过学校总部与校友工作的韩国本土口罩企业协调,向居住在上海的该校校友免费提供口罩,而该校校友会负责人还承担了将口罩从韩国带回中国的物流费用。

张昌民所在的公司是具有资质的贸易企业,在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在韩国购入口罩的同时,还分别向公司所在的区疾控中心及韩国商会赠送了1万个口罩,以帮助本地居民有效抗击疫情。在韩国街居住了4年多的韩国人罗志娜,自愿冒着疫情风险,申请帮助大家发放口罩,“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来自中国邻里的善意和爱心,在困难的时刻,能够帮助自己周边的韩侨和中国邻居做一些事情,这是我理所应当做的。”

随着交通的便捷、贸易往来的加强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国人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流行性疾病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感染众多人口,如臭名昭著的鼠疫、天花、霍乱等。在某一地发生的传染病很容易从各国大量跨国流动性中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的疫病。对此,战胜疫情不能只靠某一国或某一地区人民的努力,需要全球各国行动起来,世界各国加强疫情防控的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疫情期间搭起中外沟通的桥梁

 

在华外籍人士中很多人是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旅居者:一方面,他们文化的根深深植根在母国,他们熟练掌握着母语,熟悉母国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不同程度地希望融入所住国家的文化社区,并且不断在这两种身份中做出融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在华外国人都以他们的笔触或镜头,观察、记录和理解着眼前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国度。

武汉解封后,出于对武汉现状的关注,在南京生活了七年的日本导演竹内亮,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此前,他拍摄的《南京抗疫现场》,记录了疫情期间关于南京隔离外来人员、学生停学上网课、无接触式点餐、防疫信息APP的点滴,从一个平实的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将死亡率控制在2%的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很多人对武汉的了解还停留在二月份,只知道灰色的城市、空城、病毒、医生,偏见很多,所以我想把真实的武汉拍下来呈现给大家看,让大家有真实的了解。”此次前往武汉,竹内亮带着他的日本摄制组通过采访华南海鲜市场商户、餐饮行业经营者、医院医护人员和新冠患者及逝者的亲属、多月未见面的情侣、武汉普通市民等,拨开众说纷纭的迷雾,还原疫情后最真实的武汉。这是竹内亮拍摄《武汉,好久不见》的初心,也正是这种来自外国人的客观而挚诚的描述,让这部纪录片在国内外各大平台播放量居高不下,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评价为“贴近公众,朴实无华,透着真善美,打动着中日两国观众的心”。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为何伟,他是一位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因其“当代中国三部曲”的作品被很多中国人熟知。新冠疫情期间,何伟在四川大学任职,他和家人一起留在了成都,他一直以纪实写作记录着半年多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着从线下到线上的课堂交往、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疫情中的外卖配送员和电商网站,以及中美两国各异的应对措施。在整个春天,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两国关系在疫情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作为热爱并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何伟不愿意为中美交流再添焦灼气息,他笔下的中国是充满生活细节的,很少带有偏见,即使是批评,也常常饱含着深刻的理解、包容与善意,一如他在作品中对将不同文化的简单化描述的不认同,“我试图去表达,当下美国防疫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标志或价值观的反映,而是一个体系的崩坏、一场领导危机和结构危机”,相信在这样的笔触下,何伟向外国展现的是疫情下的遥远中国有着亲切的普通人,热心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真诚的人。

在疫情期间的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竹内亮和何伟们在主动自觉地从事着这项记录工作。在舟山生活了10年的波兰人卡霞在新冠暴发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拍摄制作微视频,因为她目睹了外国媒体所报道的大量有关中国疫情的不实信息,她想展示她所在地区的真实面貌。她和其他波兰朋友一起把向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的中文歌曲翻译成了不同的外语版本,以期通过传递积极能量,唤起生存的希望;美国加州女孩梅根·梦露刚来武汉工作就经历了封城,她从隔离第一天就开始在社交软件上分享武汉的生活日常,她直言她曾后悔过没回家,但现在她很庆幸她没回家,因为她有机会同许多人交流,为大家提供真实、开放的信息,尽管受到很多质疑,她仍旧坚持分享着武汉人在重大疫情中坚强乐观的精神,期望将此传递给全世界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各国人民。

这些在华外籍人士,他们既是中国社会里的平常一分子,也是来自异文化之邦,他们跨越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将自己置于新的生活体系中,他们切身感知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其身在其内体验,又从不同视角为世界理解中国以及理解自我提供着一种独特的视域。当每一个疫情的亲历者都成为平等的讲述者,我们将不再与他们关山相隔,在互动的基础上,跨文化之桥上的共情与对话式理解将被一点点重建。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守望相助

 

病毒传染不分国界,抗击病毒亦不分国界。持续发酵的疫情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一批在华外国人的心。尽管他们的国籍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年龄和职业各异,但他们同样热爱中国,同样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他们自发地加入到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队伍之中,用各自的方式为中国鼓气。

“我是医生,我的责任是治病救人。”疫情期间,在武汉工作的法国医生菲利普·克莱恩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疫情最为严峻的关头,他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开始通过线上问诊及登门看病以降低人们在就医途中的感染风险。菲利普说:“我不能做逃兵。全世界的医生都有一种相同的东西,就是勇气。中国医务人员展现了无畏的勇气。”菲利普同这座英雄的城市里的千万人口一同并肩战斗着,疫情暴发以来的几个月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紧张忙碌、却也最振奋人心的阶段。

同样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线——武汉,来自巴基斯坦的瓦阿里为400多位生活在武汉的阿拉伯人组建了一个微信群,精通中文和专攻医学的他每天都会把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翻译成阿拉伯文发到群里,为群友解疑答惑、提供防疫建议。他在“非典”时期就在中国读书,抗击非典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能够战胜这次疫情,中国的医疗水平在国际上是先进的,我们没有救治上的担忧。”

在中国其他城市,在华外籍人士的抗疫故事也一个个陆续上演着。“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帮上海,也在帮自己同胞。”疫情期间,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韩国妈妈金京正主动承担起了社区外语志愿者的工作,为联络和对接其他在华或返沪韩籍人士提供便利。在天津生活、拥有350万粉丝的白俄罗斯籍美妆博主爱莱,在她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持续地号召全球人士为中国加油。疫情暴发以来,她的倡议不仅得到了其社区内数百名外籍人士的支持,也在法国、波兰、以色列、美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受到广泛关注。南非建筑师伊恩·汉姆林顿在疫情期间与广西阳朔一地村民风雨无阻地守候在村口,为外来人员检查体温。即使面临餐饮业经营危机,在海南经营西餐厅的韩裔美国人全大卫仍坚定地将爱心餐送至留守海南的大学生们手中。在这特殊的时期,相较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在华外籍人士所面临的困境难免更甚,但他们仍能以非凡的精力与热情,投身于微小却重要的努力中,为中国乃至全球抗疫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危难时刻,世界多国展现出“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戮力齐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机构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医疗物资互援、疫情信息沟通以及病毒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许多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和组织也展开了自助与互助行动。在上海从事韩国料理的商户组成“韩国外食业协会上海分会”,倡议韩侨餐厅为赴华工作的韩国侨民免费提供餐饮服务;曾在上海留学的韩国教授禹守根,在韩国的赴华留学生群体及韩国民众中发起筹款倡议,在短短两天内向中方转交了善款;在中国疫情告急的关头,许多侨民自发地从各自国家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带回中国,希望帮助中国尽快渡过难关。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受到冲击,但人们跨越国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间隔,鼓足力量以自救和互救,每一个看似渺小的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都给予身在困境中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这无数个“为众人抱薪者”,唤醒的是人们对至暗寒冬后,春天必将如约而至的共同信念。疫情终将结束,非常时期的安抚慰藉与心意相通,如何在社会常态化运转下,转化为始终充满善意的跨文化交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将社会危机下的合作经验转变为长效的合作机制,显然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探索路程。

                     (编辑  季节)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武汉抗疫亲历者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G2004)的研究成果。

*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徐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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