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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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上)

孟捷 来源: 2020.09.14 14:59:32

 

市场经济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为创造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的“任意剪裁”下,中国崛起的“春天的故事”被不断歪曲和误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英国早期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二战后西方的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显著和根本差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超越。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的逻辑,必须构建市场经济3.0的理论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3.0三个版本。[1] 按照一般的理解,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只有私有企业一维,国家只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扩展为中央政府和私有企业二维,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国家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内生性主体。市场经济3.0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集中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更加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2]

 

不同的市场经济版本,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解读中国经济的理论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理论。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体系。

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只有1.02.0两个版本,从而对政府作用的讨论,不免陷入“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这个钟摆式陷阱。将市场经济3.0纳入学术谱系当中,无疑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与理论价值,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实践与理论参照。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求国家理论必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关机构(如地方政府)以及党的经济作用,否则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晚年列宁之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几次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争论,是围绕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当时发表了《反对〈资本论〉与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兰西文选》)。他一方面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又体认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相矛盾的,对这种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解答。他的这种认识,当时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有反映,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接纳了后一种看法。

列宁在其晚年对类似问题做了深刻思考。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一个解答,其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并成功,体现了这种偶然性。第二,列宁问:为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革命的理论。就主观方面而言,列宁早在《怎么办》里提出了新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关于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论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动。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偶然性”理论,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如果只有历史偶然性,强调生产力归根结底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丢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代表了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方面。列宁指出,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次平常意义的政治革命,而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必须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那里可以是“事后的”,就是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在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如果说列宁试图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邓小平同志则在更高的层面代表了必然性的回归,这一回归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接过了列宁之问,即接纳必然性,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完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需要更新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对此加以解释,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全面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

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时期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3] 并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4] 这一表述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对历史唯物论既有命题的新阐释: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嵌入了经济社会基础,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样,经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种制度领域截然二分的传统假设,就难以成立了。

    一些学者在这条路线上继续发展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史正富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包括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层主体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维(私营企业)市场经济。[5] 为此,我们需要发展包括两级政府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

    笔者重点讨论了如何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要围绕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只有当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真正进步。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如血族、宗教或国家等),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两类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因其功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区别。在历史上,血族、宗教和国家都曾扮演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在国家权力承担生产关系作用的场合,整个国家机器在功能上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如外交、军事)仍然是纯粹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嵌入了经济基础,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当中。这一观点是波兰尼理论的一个回应。在波兰尼看来,一个“脱嵌的”(完全摆脱其他制度型式的嵌入、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事实上是一个乌托邦。[6] 换言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嵌入的。波兰尼的所谓“嵌入”,意味着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因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7]

 

这里有必要强调:第一,国家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法权意义的所有者,而且在于国家权力直接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第二,国家发挥生产关系的功能,不只是建立在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前提上,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具体途径开展更为切近的类型学分析和研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笔者认为,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可以作为上述理论参照系。孙冶方、卓炯、蒋学模等老一代学者很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后者则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走向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并引发国家的干预。

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发展为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力的进步,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含的生产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由此还引申出马克思的另一结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说的一个经济体接纳创新的能力。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从而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并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剩余价值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

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将其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那么这一模型一方面要求抽象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就同时假定了作为分配性正义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实现;另一方面还要假设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委托人”,[8] 即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经济含义。

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理解。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剥去其附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一般化,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理论,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预设了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参与竞争?过去40多年改革的许多事例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需作澄清的还有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价值规律究竟是否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诸般作用,如通过价格、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促使企业节约成本等,都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为中介而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上述作用一个也不能实现。

需要指出,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如果我们要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市场失灵

 

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不能以纯粹的方式实现,它会遇到多重条件的约束,它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分别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

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是以一场蔓延到两大部类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机器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变得日益重要。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自行破坏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第一,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积累率下降,资本和人口会出现双重过剩;第二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一方面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两个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形成和瓦解受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竞争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集体谈判、成本加成等制度型式,造就了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机制,即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根据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这种定价制度遏制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可以借此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这三重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全社会剩余价值不能充分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导致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大量剩余价值转用于奢侈性消费和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资产投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遭到了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这便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这使得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是任何一个制度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这里的“市场失灵”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不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界定,而是涉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矛盾。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

大体说来,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比如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

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国家的作用是“内生的”,国家不仅通过嵌入市场经济内部,即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是国家因应市场经济在矛盾中的发展而再形成的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家的作用被看作是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要条件,担负这一功能的国家也相应地“嵌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在此双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的经济作用视为内生的。强调国家的这种内生性作用,有利于我们破除将市场经济和国家视为某种二律背反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教条,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编辑  苏歌)



* 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2] 史正富:《超常增长:194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3]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36页。

[4]习近平同志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5] 见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6]波兰尼:《大转变》,冯刚译,刘阳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7]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见第一至四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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