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其实这在国际范围也适用。这场疫情对所有不同社会的经济体系、医疗体系来说都是一场大考。这既是人与病毒的较量，也是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控体系效能的较量。这场疫情对各国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将带来明显的变化。
疫情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制度的较量，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哪一种制度应对疫情能做得更好一点。最后，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从口罩讲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不同社会间的“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是两种不同的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戴口罩在西方如此之难
今年1月开始，中国从武汉开始发生了一场疫情遭遇战，1月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1月25日左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要求不仅来自2003年非典的教训，也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用于疫情的防控，可能还是从中国开始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了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比较实用的口罩。当时在那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他不相信口罩能预防瘟疫，因此他坚持不戴口罩，后来病死了。
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出门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例如《华尔街日报》1月31日发自北京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一些专家提出质疑，特别提到中国国内有人持反对意见。总之那时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戴口罩是不靠谱的。
他们认为什么是靠谱的？1月24日德国《明镜》周刊发了一期专刊，专讲武汉疫情，一些言论很恶毒。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该刊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也不是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就是当时西方开的典型药方。
到了2月，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个别新冠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仍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而且都是在后来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都发行了官方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很多报纸炒作中国的戴口罩行动，称中国进入了“切尔诺贝利时刻”，他们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把中国体制扳倒。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再告知民众，不建议佩戴口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月3日，那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已经超过了6000人，认知这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法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在1月底时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直到3月底，卫生部网站才发布了防疫指南，告知民众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法国到4月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直到5月11日，政府才要求民众乘坐公交车辆时必须戴口罩，这时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
在英国，直到4月下旬，政府还对民众说不建议佩戴口罩，到6月4日才发布通知，说6月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早就提出了警告。3月27日报道，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警告，说不戴口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3月的时候，要求戴口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月18日），斯洛伐克（3月25日），然后是波黑。这些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西方媒体说，这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月1日，以色列、奥地利要求人们戴口罩，这两国是集体主义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4月22日德国要求戴口罩，然后是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要求民众戴口罩（5月才在全国实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政府到5月才开始要求民众戴口罩。
戴口罩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国家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慢慢地接受，这期间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口罩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全球目前戴口罩的情况。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北欧的瑞典，非洲的一些战乱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是要求戴口罩，或是建议戴口罩。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国外早有人做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5月9日以前做出的，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很清楚，疫情期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
关于防疫要戴口罩，中国国内媒体发表过很多文章，讲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所以这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不简单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在西方，戴口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从英文、法文、德文报道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照片：抗议群众打出标语，最多的口号就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喜欢戴口罩，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干涉。还有打出标语自由（freedom），你让我戴口罩就是暴政（tyranny）。很显然，口罩之争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多的，从3月开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还有日本（小规模抗议）等等。8月底，欧洲很多国家又爆发了抗议戴口罩的活动。美国这种活动就太多、太频繁了，举不胜举。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罩之战实际上是主义之战。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我们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这个社区，保护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在东方是这么看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一位法国著名的流行病学者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不亚于一场革命，也就是说，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
自由主义程度和不遵守防疫规范的相关性
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合作行为。
有人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囊括了175亿条各种行为记录，截止到6月15日，数据总量达到250TB，用了97台计算机，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它的自变量是评估美国各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指标是从1790-1890年间，这些地方处于边境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边境是不断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个人主义的东西就越强烈。因变量是各县人民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它的结论很简单，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影响遵守程度可以影响41%左右的水平。
这个研究项目同时对其他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美国的分析和对另外83个国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相应地，感染率也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用美国的大数据做研究的，是四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可以发现，虽然看起来很高明的研究，其实是我们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带有常识性的东西。
疫情大考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这一次疫情暴发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没有数据）。五国人口有15亿人。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只有12.9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人数是9万多人，死亡不到5000人。而在OECD的37国，已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接近50万人（2020年8月底）。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为什么有些社会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也有两项研究成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项研究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发表，两者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两个研究能看到一个相关关系，就是哪些地区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方，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点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可以引出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包括英、美、法、意这些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这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看到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害，应该认识到，戴不戴口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保卫社会的一个举动。这会不会使得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些帖子，就是“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我们中国人对此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编辑 高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