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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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之战·主义之战

王绍光 来源: 2020.12.15 10:37:52


 

    习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其实这在国际范围也适用。这场疫情对所有不同社会的经济体系、医疗体系来说都是一场大考。这既是人与病毒的较量,也是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疾控体系效能的较量。这场疫情对各国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将带来明显的变化。

    疫情同时也是各种政治制度的较量,看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哪一种制度应对疫情能做得更好一点。最后,这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较量。

    从口罩讲起。我认为,这次疫情中不同社会间的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是两种不同的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戴口罩在西方如此之难

    今年1月开始,中国从武汉开始发生了一场疫情遭遇战,122日,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政府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125日左右,全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口罩。这个要求不仅来自2003年非典的教训,也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用于疫情的防控,可能还是从中国开始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了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比较实用的口罩。当时在那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医生,他不相信口罩能预防瘟疫,因此他坚持不戴口罩,后来病死了。

    今年1月底,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出门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例如《华尔街日报》131日发自北京的一个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民众戴口罩,但一些专家提出质疑,特别提到中国国内有人持反对意见。总之那时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戴口罩是不靠谱的。

    他们认为什么是靠谱的?124日德国《明镜》周刊发了一期专刊,专讲武汉疫情,一些言论很恶毒。里面有一篇文章,作者是在该刊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只有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也不是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就是当时西方开的典型药方。

    到了2月,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个别新冠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仍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而且都是在后来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都发行了官方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很多报纸炒作中国的戴口罩行动,称中国进入了切尔诺贝利时刻,他们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把中国体制扳倒。当然也有人发表文章说,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一再告知民众,不建议佩戴口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3日,那时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已经超过了6000人,认知这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法国,他们的卫生部长在1月底时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直到3月底,卫生部网站才发布了防疫指南,告知民众没有症状就不必戴口罩,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法国到4月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直到511日,政府才要求民众乘坐公交车辆时必须戴口罩,这时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

    在英国,直到4月下旬,政府还对民众说不建议佩戴口罩,到64日才发布通知,说6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早就提出了警告。327日报道,我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提出警告,说不戴口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3月的时候,要求戴口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18日),斯洛伐克(325日),然后是波黑。这些国家要求民众戴口罩时,西方媒体说,这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1日,以色列、奥地利要求人们戴口罩,这两国是集体主义色彩或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422日德国要求戴口罩,然后是意大利的某些地区要求民众戴口罩(5月才在全国实行)。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政府到5月才开始要求民众戴口罩。

    戴口罩对中国人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国家竟然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慢慢地接受,这期间成千上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口罩之争的实质是主义之争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全球目前戴口罩的情况。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包括北欧的瑞典,非洲的一些战乱国家。其他国家或地区,或是要求戴口罩,或是建议戴口罩。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国外早有人做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59日以前做出的,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很清楚,疫情期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

    关于防疫要戴口罩,中国国内媒体发表过很多文章,讲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所以这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而不简单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在西方,戴口罩被认为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们从英文、法文、德文报道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些照片:抗议群众打出标语,最多的口号就是“My body my choice”,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喜欢戴口罩,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干涉。还有打出标语自由(freedom),你让我戴口罩就是暴政(tyranny)。很显然,口罩之争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活动是非常多的,从3月开始,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还有日本(小规模抗议)等等。8月底,欧洲很多国家又爆发了抗议戴口罩的活动。美国这种活动就太多、太频繁了,举不胜举。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罩之战实际上是主义之战。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我们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这个社区,保护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在东方是这么看的。

    但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一位法国著名的流行病学者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不亚于一场革命,也就是说,只有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

自由主义程度和不遵守防疫规范的相关性

    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不合作行为。

    有人做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囊括了175亿条各种行为记录,截止到615日,数据总量达到250TB,用了97台计算机,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它的自变量是评估美国各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指标是从1790-1890年间,这些地方处于边境的时间。因为美国的边境是不断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个人主义的东西就越强烈。因变量是各县人民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它的结论很简单,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影响遵守程度可以影响41%左右的水平。

    这个研究项目同时对其他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对美国的分析和对另外83个国家的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相应地,感染率也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用美国的大数据做研究的,是四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学者,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李教授。可以发现,虽然看起来很高明的研究,其实是我们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带有常识性的东西。

    疫情大考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可以看到,这一次疫情暴发以后,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不太一样。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没有数据)。五国人口有15亿人。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只有12.9亿人。社会主义国家的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人数是9万多人,死亡不到5000人。而在OECD37国,已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接近50万人(20208月底)。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要好得多。

    为什么有些社会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也有两项研究成果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两项研究分别于2008年和2018年发表,两者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两个研究能看到一个相关关系,就是哪些地区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方,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点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可以引出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包括英、美、法、意这些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这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流行,看到疫情造成的巨大损害,应该认识到,戴不戴口罩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保卫社会的一个举动。这会不会使得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下降?

网上大家都看到过这样一些帖子,就是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我们中国人对此看得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编辑   高梁)



* 王绍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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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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