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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其一: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定位

王湘穗 来源:《经济导刊》2017年10期 2017.11.06 09:46:46


 

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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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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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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