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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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合理性探讨

李曦辉,雷聪 来源: 2018.02.09 13:57:41

 

 

内容提要:所有制合理性的宏观层面是生产力标准,中观层面是社会公平标准,微观层面是人的发展标准,归根到底是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不同程度上对单位、权力、关系存在一定依赖,或者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存在一定依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坚持和发展了传统公有制,又最大限度使更多的个体成为自己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关键词: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  制度合理性  所有制变迁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个老话题,也是个新话题。早在1920年,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了“混合经济”概念。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将混合所有制经济视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学者认为,“这个论断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①]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省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47%[②]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点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可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所有制变迁与人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平衡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③]

 

长期以来,在考察所有制改革成效过程中,人们一直围绕“公有制比例大一些,还是非公有制比例大一些”展开讨论。事实上,包括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在内的任何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都只是我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中进一步解释,“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④]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的一切所作所为,归根结底都应当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我们考察包括所有制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加以研析、判断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

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人的依赖,那么相较封建主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对物的依赖,那么相较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此,所有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改进,是个动态的问题,与当时状态下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曾经提出人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⑤]

 

对于中国而言,逐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事情。但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人们不同程度上对单位、权力、关系存在一定依赖,或者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的依赖存在一定依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公私合营

1954年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把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界定为“由国家或者公私合营企业投资并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实行合营的工业企业”,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中居领导地位,当时的公私合营企业,是通过国营经济向私营工商业注入资金,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成混合经济(那时把公私合营企业定性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纳入国家需要的轨道,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经营,同时改变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最后用定息的形式赎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使之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项工作开创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新形式。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国营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是可以成为引导资本主义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的。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三大改造”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经济需要共同发展,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的事情。但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把它运用到新的条件下来。

 

传统公有制下对单位、权力、关系的依赖

1956-1978 年,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我国全面实行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体制有利于实现较高程度的公平,但逐渐产生效率低下、刻板的官僚主义和革新能力低下等问题,同时也限制了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对单位、对权力、对关系的依赖上:

一是对单位的依赖。“一大二公”所有制下,单位在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中常常有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单位就像一个大家长,它既提供一切,又控制一切。尽管在资源短缺的时代条件下,人们能够从单位获得诸如工作岗位、工资福利收入,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制度性保障,但这种保障是以个人依赖和服从于单位为基础的。

二是对权力的依赖。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历来较为深厚, “一大二公”所有制下,因物质匮乏,几十年里,日用必需品几乎都需要凭票购买或者凭证限额供应,在工业生产中,重要生产资料几乎都实行计划指标。限额配给制是由政治权力执行的一种资源分配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价值一度超越了科学、知识、能力的价值。

 

市场转型条件下对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的依赖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形式也由传统公有制逐渐多元。一方面,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不断探索转轨、改革,力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逐渐地,人们开始对经济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等因素产生了依赖。与单位、权力、关系等因素相比,增长、消费、科技、资本等因素有助于培育独立人格、自主能力,进而提高人格个性自由水平;但后者又使人受制于“经济必然性”,人格并没有获得真正完全的独立,容易陷入“对物的依赖”的巢臼。

一是对增长的依赖。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对生产力的快速提高有着迫切的追求,甚至认为只要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落后而生发出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对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偏向,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早有警言,“不应当只从增加国民经济产品数量的观点上来评价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潜力的利用程度”。[⑥]

 

另一方面, 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对人的发展的忽视,因为人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发展属于综合范畴,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体现为人的素质的提升和人的发展。

二是对消费的依赖。改革开放后,人们之间政治和人情关系的纽带逐渐减少,但突然的转换容易给人们带来失落感和孤独感。此时消费成了“新的权威”,填补了这种心理上的空白。“人们在……自己的汽车、高度保真的音响设备、错层式的住宅和厨房设备中发现了自己的灵魂。”[⑦]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广告的冲击,很多人把消费当作体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甚至把消费更多的物质资料和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看作人生成功的标签和幸福的符号。我们既反对禁欲主义, 也反对享乐主义, 应当把消费同社会生产、 同人的需要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一方面要提高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这应当是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应当反对脱离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来空谈消费, 而始终以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尺度,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合理的、健康的、文明的消费观念, 以指导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是对科技的依赖。马克思曾深刻地描绘过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他说:“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⑧]

 

的确,随着智能化、现代化设备走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双手得到了解放,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由于过分依赖科技,人们也不同程度地会出现本领缺失、本领恐慌,如离开了电脑就不会写字,习惯了以车代步。本来是人们在使用技术,却变为了技术对人的占据与控制,人们的自主性和能力在逐步丧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逐渐加剧。当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⑨]

 

四是对资本的依赖。凡勃伦曾说过“有财就有势,财富是权力的依据”[⑩]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对市场经济认识是片面的,不少人对市场经济理论仍是一知半解,把市场经济庸俗为赚钱经济和金钱拜物教。如近年来与互联网有关的很多创业行为,对资本的依赖已经异化为“烧钱”模式。如近年“滴滴”与“优步”的网约车大战、“摩拜”与“OFO”的共享单车大战、“支付宝”与“微信”的移动支付大战、“苏宁”与“京东”的电商大战等,其本质都是资本的大战。不仅造成人人谈钱、人人想钱、人人谋钱, 也不只是为了钱而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铤而走险,真正可怕的还在于资本已经异化为衡量人价值的重要尺度。[11]

 

媒体中常见的娱乐明星与科学家的价值错位,就是以资本为尺度的表现。

所有制的合理性判断

公有制究竟是“通往至善之道”,还是“通往奴役之路”?私有制究竟是“万恶之源”,还是“天赋人权的乐园”?它们实质如何,存在的合理性又何在?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更是针锋相对。

 

所有制合理性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

多年来, 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问题众说纷纭。事实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拥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起来,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基本方式。这体现着科学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科学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意味着创造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价值标准就是能够逐步减少甚至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认为,价值标准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公正公平标准(是否有利于社会公正和公平)和人的发展标准(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公正公平标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相对性的标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这里讲的公正、公平是以现代社会文明为参照,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尺度,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为依据。人的发展标准,主要就是指所有制的有关安排应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有利于人的自觉自由发展。因而,凡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所有制就是有价值的,凡是否定人的基本权利,压抑人的发展的所有制就不是有价值的。一种所有制社会价值的高低也就是依其对人的发展的有利程度而定。

综上,所有制合理性的宏观层面上是生产力标准,中观层面是社会公平标准,微观层面是人的发展标准。但生产力和社会公平的根本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有关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考察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应该被消灭,根本上在于它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既是造成资本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根源,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根源。因此,1875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将原来“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提法改为了“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13]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既吸取了原始公有制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私有”方面的积极因素,还扬弃了前两种所有制的弊端,又形成一种既坚持公有又充分肯定个人权利的公有制。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只记住了片面坚持公有制,却忘记了公有制应该实现的真正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片面坚持公有制”就是,名义上每一个劳动者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实际上所有者对财产支配、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大部分个体都未真正感受到,只是被动地接受劳动安排和收益分配。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目标,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作为劳动力是自由的,但人作为人却是不自由的。在混合所有制下,既坚持和发展了传统公有制,又最大限度使更多的个体成为自己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

 

混合所有制的价值尺度

在此,我们从所有制与社会价值结合的角度,对混合所有制的应有的价值尺度做出一些初步探讨。

一是充分实现每个劳动者的财产权利。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实质就是要克服和消除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极度不平等的状况。“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就是使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对自己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每个人对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公正、合理占有的形式。混合所有制既不是搞“国退民进”,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也不是为了公有而公有。混合所有制把实现每个人的财产权利作为根本目标,坚持公有制,可以消除私有制条件下的剥削基础;而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克服少数人借“公有”之名垄断社会财富使用权的现象。这种公有制的有效运作,也必将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是真正保障每个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同其终极所有者(全民)距离过远,容易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降低,以及少数决策者因缺乏约束而决策随意化、甚至产生腐败行为的现象。在混合所有制中,公有制的基础可以保障人们不会因生产资料的限制而失去自由,每一个劳动者又可以有效地行使对产权的自主权,并有条件利用对产权的自主权促进自己的发展。

三是切实促进每个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如前所述,在传统公有制中,单位中的个人不能自主地去选择工作,在市场转型后,人又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消费主义消磨人的进取精神。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确立知识本位、能力本位,有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利于实现科学分配,有利于推动劳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此问题在下一部分会有详述。

综上,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有效结合的现代所有制,必将在宏观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观上推动社会的进步、微观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有助于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又有助于摆脱对人的依赖;既有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又有助于摆脱对物的依赖,最终极大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确立知识本位、能力本位

无论是对人的依赖,还是对物的依赖,都是人不健全、不完整的发展,最大的消极作用在于抑制了人的创造能力和个性的充分发挥。现代工厂流水线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掌握的技能日趋片面化。

而混合所有制可以促进相同所有制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彼此扬长避短,其本质是一种知识本位、能力本位的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为人们提供了未确定的机会、主体选择与平等竞争的舞台,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压力和动力。人们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人一生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潜力和努力程度。混合所有制不是要牺牲某种所有制的利益,而是要鞭策不努力者,牺牲那些不提高能力的企业和人的利益。这看似对一些人无情,但有利于整个社会来说的进步。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对普遍矛盾, 也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对突出矛盾。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公平程度很高,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易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问题相对缓解,然而公平问题表现突出, 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

从起点公平看,一些地方和行业由于单位、人情、权力等资源进入市场, 导致机会不均,破坏了竞争公平、发展公平,导致物质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配置的非能力因素影响加大,不利于挖掘和发挥人的潜能和实际能力, 不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的发展的不同需要。

从结果公平来看,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都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现象,腐败现象影响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还比较突出。混合所有制的出现,有利于适时地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重点,拨正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和航向。混合所有制在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过促进竞争、控制诸如污染这类外部性问题,以及提供公共品等活动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财政税收和预算支出等手段,有倾斜地像某些团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增进公平[15]

 

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实现科学分配

西方经济学者在强调人的发展之时,往往重视按资本要素分配价值。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坚持丰富了劳动价值论,也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分配模式中,人的才能、智慧、创造力、复杂劳动等占据主要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份制和证券化基础上,允许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职工个人以资本获取收益,可以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重在建立内部制衡机制,民主和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民资、外资等实现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约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将由传统的资本方掌握剩余索取权的雇佣关系向劳动者也拥有利润收益权的合作关系转变,进而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这类型的案例不仅在中国,在国外早已不鲜见,如美国的员工持股计划、德国的劳资共决机制、日本的终身雇佣机制等。

                                    (编辑  迟晨光)



* 李曦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雷聪,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洪银兴. 十八大以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38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情况发布会[OL]http://www.scio.gov.cn2017928

[]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恩格斯. 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页。

[] 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04页。

[] 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40

[]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72

[]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页。

[] 爱因斯坦.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页。

[]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6427页。

[11] 赵修渝,刘淳. 论“金钱万能论”的本质[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63页。

[12] 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74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26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5]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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