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特别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大潮中不断深化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际国内条件不断变化的新时期,做到“五个并重”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优化“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一是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并重。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对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更多关注是十分必要的。到目前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一起推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其措施主要涉及各参与国之间经贸和法律等领域的政策与制度协调。我国建立的“一带一路”商事仲裁法庭,是在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一些物质层面的合作不断受到制度层面的掣肘,“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是实体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发展并重。“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已进入大力推动融资机制进一步优化、货币合作进一步深化的阶段,需要着重解决参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货币汇兑问题与汇率风险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步骤与计价和结算货币相关。在这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力度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货币合作的重要政策选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在许多参与国家受到认可,已充分显示出人民币的吸引力。

三是全面建设与精准发力并重。“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标是全球包容发展,其建设涵盖的领域和国家众多,各国情况或条件各异,需要投入的资金巨大,必须以长远眼光推进实施。在顾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需求的同时,具体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一定要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区别轻重缓急,设立优先顺序,挑选出一些地区(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投资领域和大型项目,实施精准发力,把每一项业绩做实做成做优,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更有效地树立起“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国际形象。

四是对外投资与市场开放并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益于鼓励中资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参与国投资的政策。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大幅拓展,“一带一路”各参与国的获得感大多也直接来自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效。除了对外投资,对广大“一带一路”参与国开放我国国内市场,让它们的产品与服务更加方便地进入中国,同样会明显提升这些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加大向“一带一路”参与国开放我国国内市场的力度,还将极大地提高我国与其他参与国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加速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五是建设实践和理论创新并重。“一带一路”建设既是实践也是理论,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作为热门曾广受关注,但后期出现衰落迹象。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明显加大,而发展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发展理念和现实推进,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新发展经济学提供了经验和土壤。根植于实践的理论创新,也将为在国际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创造良好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话语的力量决定于理论的建构。

(编辑  宋斌斌)

 



*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因而必须下大力气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病因与危害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党政上下层级均有存在,花样增多,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像繁殖蔓延的海藻浒苔一样,恶化执政环境,毒害政治生态。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干部和群众对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已经熟视无睹、见怪不怪。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侵害党风、文风,损害党的战斗力,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同时也降低行政效率,降低政治体制的生机与活力。这是继贪污腐败之后又一种严重的政治病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危害极大,应高度重视,找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破解和整治。

破除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应找出根源和病因。如果说腐败像一种恶性政治肿瘤,需要刮骨疗伤,动大手术和下猛药才见效果。那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则像是一种政治慢性病,严重侵蚀着党的生机与活力。若长此以往、听之任之,会导致整个社会精神涣散,改革空转。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社会生态变化的并发症和后遗症。腐败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政治生态变异的两面。民间比喻说,用力推开了反腐败的门,转过来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门。个别的腐败案件就像排污,毒性大,但短时间内社会影响面较小。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则像是雾霾,看上去短时间内危害小,但影响面却大得多,容易造成政令不畅,政策失灵,从而引发广大群众对制度和体制的质疑和不信任。

与腐败这类肿瘤病症相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具有继发性、周期性和传染性的慢性病,需要耐心诊疗、综合施策。只要找对病因,找准病灶,也是可以治愈的。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建议

第一,审时度势、在猛药祛病后更要重视扶正固源。政因时而变,我们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主题、施政方向和力度。

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顽疾,只要找准病根,是完全能够治愈的。首先要扶正固元,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相信和依靠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党的执政基础。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应采取包容和团结的方针,最大程度地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解各类消极因素。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绝佳机遇。一要不对抗、不折腾,不激化矛盾,维护好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二要循序渐进,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三要保持定力,积蓄内力,集中精力,凝心聚力。

第二,好钢用在刀刃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借机增容扩员,收揽权力,导致新一轮的机构膨胀。要警惕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包办代替,力戒新出现的权力全能主义现象。鼓励领导干部谋大事、看长远、抓关键,而不是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底,重拾行政命令和运动式管理的老套路。前不久媒体曝光的某副市长身兼40多个领导小组职务的现象,值得深思。应警惕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和又一轮机构膨胀,应多给各地和基层干部群众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空间和时间。

第三,改变工作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的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用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思维代替命令主义、唯我独尊和简单粗暴。批评下级应就事论事,不能吹毛求疵,上纲上线。动辄问责、过度追责,都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要鼓励失责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前进。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干出来的。要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努力形成你追我赶,敢为人先的干事风气。

第四,用好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力量。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开门见山,指出行政监察的目的是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行政监察的职责就是保证政令畅通,监督政风、行风。在具体实践中,一些地方还设立了行政投诉中心,专门受理群众举报的乱收费、不作为、乱摊派等行为。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后,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实现机构、职能、人员的深度融合,聚焦“主业”,形成合力。但群众反映,政风、行风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至今投诉无门。从近年来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斗争和反腐经验来看,敲山震虎,杀鸡儆猴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但对于“合规主义、程序主义”等西式行政低效却缺少整治良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风、政风、行风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应通过群众监督给以纠正;如果动用强力部门整治成本极高,甚至事与愿违。

第五,从上做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文风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八股文、假大空和空话套话盛行,基层干部群众对此极为反感。广大干部群众反映,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入心入耳,具有思想穿透力,蕴含着思想的内核。但是一些宣教文章,却是云里雾里,穿长靴戴高帽,空话套话一大堆,听后看后不知所云,群众戏称它像是“假和尚念经”。人们听腻了“辉煌体、伟大腔”,希望多一些亲民话、新鲜话,多讲真话、实话。只要下定决心,从讲话发文做起,在全国吹起一股清新务实的文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必将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六,树立正反两面的典型案例。建议各级领导亲力亲为,在调研视察过程中,发现并鼓励具有创新力、创造性和活力的正面典型。通过全媒体报导,起到一举多得的政治效果。同时,择机曝光一些“波将金村”式的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反面典型。

第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以“求真务实、正风增效”为主题的整风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实践活动,正面教育和鼓励广大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扎实肯干,带动和激发全社会创新有为、奋进争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八,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拥抱新时代的到来。在举国上下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积极营造“齐心合力、团结向上”,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国庆70周年是国家的节日,人民的节日,要培育天下同庆、欢乐祥和的浓重节庆气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创造精神,投身和拥抱新时代的到来。

(编辑  宋斌斌)



* 张树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2018年我国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基础上,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新的一年我国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新谋划、新部署。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

我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是我国是否具备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充分认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2018年我国面临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首先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不利预期;其次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出现各类矛盾,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第三是面对难点问题增多的复杂局面,要实现多重目标、完成多项任务、处理多种关系,政策选择和工作难度加大。尽管如此,我国经济仍然在高基数上达到总体平衡,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2019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不乐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20191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下调全球经济展望,把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降为3.5%。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

尽管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同时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2018年,在大幅度压减工业产能和严格环保督查的背景下,工业增加值突破30万亿元,在国内结构性去杠杆以及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企业经济效益继续提高。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6351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18583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同时,受服务业需求持续扩张以及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加了11.4%,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6.5%,保持了快速增长。

我国经济还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特别是4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快速升级,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需求稳步扩大。在中国扶贫攻坚力度加大、教育与技能培训普及,尤其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将扩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未来几年中国商品零售规模有望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零售市场。

我国经济不断迸发创新活力。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投入商业化运营,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实现示范应用。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位居全球前列,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111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增速高出6.6个百分点。2018年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经济运行层面,我们面临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的双重风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上,推出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措施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防止紧缩效应叠加放大,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为此,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加大需求调控力度。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2019年,国家赤字率拟按2.8%安排,比去年预算提高0.2个百分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这些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绝不意味着“大水漫灌”,更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2019年乃至更长远的时期,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取向都将遵循“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具体就是五统筹、六稳定: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中提出更高的目标,出台更有效的举措,继续创造更生动活泼的实践。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上,也体现在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上,还包括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2019年的任务就是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同时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五是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就要求继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要使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强身健体,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升级。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探索新路,并赋予微观主体更大活力。

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10项工作任务,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其中关键一环是要促进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要立足现实,立足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基本途径是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其基本规律大致包含以下三点:一是价值链条上的横向升级。由制造区段向上游延伸,向研发、设计、创意、标准环节推进,例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由制造区段向下游延伸,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务环节推进,例如家用电器产业。二是价值网络上的纵向升级。使从事制造区段的企业由模块供应商转变为系统集成商,并进一步升级为规则设计商,例如高端船舶、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三是价值整合上的创新。包括制造业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超前布局新兴产业。深化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发展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产业。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根据《世界互联网报告2017》,全球22%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年10月,数字经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自动驾驶是智能制造具有商用前景的领域之一。包括一汽、上汽、北汽、长安、东风在内的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都在智能化、自动驾驶方面进行了大量研发投入。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改革攻坚。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更多集中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优是当前发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现,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加以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差别定价,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的不足。这些特殊产业带有普惠性特征,引入市场机制后不以盈利性为唯一目的,但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解决知识经验短缺和资本积聚不足的问题。当前,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忧虑和困惑,并把背后的原因归结为形势不好。他们在前40年依靠旧动能在发展中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在新形势下,要依靠新动能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产业,这些超出了传统知识和经验。新事物既可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需要有一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参与。因此,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激发全社会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加大新技能的普及力度,同时需要探索社会资金积聚的新模式,为更多投资者开辟通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

(编辑  宋斌斌)



* 裴长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经济研究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专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由“信息匮乏”进入“信息过剩”时代。

 

算法主导了新闻内容和采编

近年来,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机构纷纷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手段,分析用户在网络平台的信息消费行为和偏好等,并将标榜着能够推测用户喜好的“推荐算法”应用于传播实践,如国内的“今日头条”、国外的Buzzfeed等都是依托“推荐算法”而迅速发展崛起的新媒体平台。而“推荐算法”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其广泛商业化的应用导致一些媒体机构出现了算法决定新闻内容、算法主导新闻采写等违背新闻工作基本要求和道德伦理的新趋向,例如一些色情低俗的信息成为“推荐算法”的头条新闻,而新媒体平台“推荐算法”机制本身的不透明也为互联网信息管理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

 

“推荐算法”改写传统新闻生产和信息传播模式

“推荐算法”引领全球主流信息平台的技术应用

“推荐算法”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海量信息的智能化处理和综合应用以实现精准化和精细化匹配。早期的“推荐算法”主要应用于西方商业领域的精准化营销,如沃尔玛、家乐福根据用户的购物习惯,利用电子邮件等进行个性化推荐,亚马逊的电子购物平台向用户进行定制化的广告推送等。随着“推荐算法”的内在理念越来越符合市场逻辑并受到资本青睐,应用领域也愈发广阔,目前“推荐算法”已经是包括搜索引擎、浏览器、资讯客户端甚至影音软件在内的互联网产品的标配,广泛应用于购物网站(淘宝、京东、亚马逊)、影音推荐平台(优酷、Netflix、网易云音乐、Pandora Radio)等。

在新闻信息领域,“推荐算法”的普及应用推动了传统新闻信息生产传播模式的变革。此前,媒体对于计算机智能算法的应用往往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很早就开始尝试通过算法智能抓取、自动写作并推送热点的财经类、体育类新闻;《卫报》的Open001、《华盛顿邮报》的Heliograf等智能化机器人可以自动完成热点新闻的撰写,并将广大受众可能关注的热点事件推荐给编辑部。

随着智能技术发展以及大数据的不断积累,算法逐渐形成以受众为中心的个性化推送机制,这种“推荐算法”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信息内容选择和分发模式。当前国内外不少用户规模处于领先地位的数字媒体平台,其热点新闻推送机制都建立在“推荐算法”的基础之上。

“推荐算法”的议题设置和内容分发机制带来的重大影响

媒体采用“推荐算法”,强调通过大数据对用户进行全方面、多维度的“剖析”,对用户“精准画像”,推测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并推荐给受众,提供特定场景下新闻信息最优的需求供给匹配。从算法的设计架构看,其底层逻辑是通过抓取内容特征、用户特征及环境特征三个维度的数据,由计算机智能程序力求推测出最契合用户偏好的内容、喜欢的主题内容并进行推送。

这种运行机制具有议程和议题设置属性,其个性化的内容分发机制必然对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重大影响。实际上,这种依靠技术支撑的新闻信息分发已替代了传统新闻生产中的“把关人”。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数据被记录、存储,进而识别、筛选,并与用户画像和用户需求相匹配,进而实现信息的个性化、定制化。内容分发模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不仅重塑了用户的内容消费模式,同时全面影响了信息生产机制和整体信息环境。

“推荐算法”孕育新的传播模式、促动传媒变革

相比于纸媒和PC门户时代的人工编辑分发模式,“推荐算法”分发利用数据技术,筛选用户感兴趣的新闻资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的分发效率。现阶段,在国内外信息传播机构当中,除了以“推荐算法”为基础的新兴资讯平台,门户类以及传统媒体类新闻客户端也都开始探索在产品中加入“推荐算法”功能,以优化用户阅读和使用体验。

在“推荐算法”驱动下,资讯行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促使传播生态发生变革。移动互联网研究机构Quest 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显示,无论从月活跃用户量移动网民喜好还是用户粘性等指标考察,一批以“推荐算法为主打业务的科技公司已逐渐转型为互联网信息分发平台,作为活跃的传播主体在移动资讯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具备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在算法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种种失范行为影响了传播生态和正面宣传效果,但其精准推送无疑大大降低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成本,增加了用户粘度,为各大媒体平台聚拢了人气并带来了丰厚的技术红利。

从现实层面看,进一步优化算法,实现精细化和精准化传播,必然成为媒体发展的大趋势,而在移动互联时代,精准高效的分发模式至关重要,尤其是基于“推荐算法”的传播平台,如果不能将海量信息资源与特定个体需求有效匹配, 媒体的生存发展必将受到威胁。

 

“推荐算法”对新闻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推荐算法”不仅具有新技术属性,同时具备非常强的商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将对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挑战。虽然算法极大提升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效度,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近期,一些以推荐算法为主业的平台上出现不少伦理失范、导向混乱的信息,暴露出一系列难以监管和规范的新问题。

1推荐算法”内含价值判断,分词体系缺乏统一思想及系统化指导

实际上,算法也有价值观,基于算法的资讯平台应当秉承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向用户推送“应该知道”的新闻,而不仅仅是“想知道”的新闻。但从“推荐算法”的内在逻辑看,很难由算法和机器学习本身去完成价值观的选择判断与修正。尽管不同推荐算法的代码呈现、运行效率各有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和设计思路都是类似的,关键就在于算法的分词体系。实际上分词体系是一种话语体系,所有的推荐内容都会根据这套话语体系重组和分发。而目前人工智能尚未真正突破对复杂汉语系统中有关词汇、语句、段落、全文等的价值取向的判断。

“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依托于不断更新的内容与受众的匹配度,但现行主流算法的分词体系无法有效做出文字内容的价值观和倾向性判断。例如,算法可能将“西藏”的下一级词汇体系分为“藏羚羊”、“高原”、“油菜花”、“精准扶贫”等反映西藏客观情况及发展事实的中立或正面报道导向,也可能按“藏独”、“达赖”等带有负面倾向的主题分类,还可能将这些相关话语不分彼此地一概纳入。同时,用分词体系对不断变化的网络语言进行价值取向判断更是困难重重。“推荐算法”的价值观内涵于“分词体系”中,而“分词体系”是否合理、价值取向是否正确,目前还没有定论。“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本身强调的是用户偏好而不是新闻价值,因此很难由算法和机器学习本身去完成价值观的审核与修正。而当前各个资讯平台采用的“推荐算法”的分词体系,并不具备对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主流价值导向的系统安排和指导。

2、“推荐算法”与现行网络舆论监管运行机制相悖,主流网络舆论引导面临困境

目前,由机器算法和人工智能充当大众传播“把关人”的现状,必然导致信息传播处于无序状态。“推荐算法”在后台运作的属性无形中赋予了算法制定者隐形而又强大的新闻选择权,其中较为完善的精细化用户画像存在被商业、政治甚至敌对势力操纵或影响的巨大隐患。如果算法取代人工编辑成为新闻的“把关人”,那么由谁来为算法“把关”,将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监管隐患。技术并非绝对中立,算法同样可以被赋予新闻伦理和价值观。“推荐算法”强调的是用户偏好而不是新闻价值,但从历史实践看,不加约束和引导的舆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俗甚至违背伦理道德。近年来,“推荐算法”的广泛普及与网络舆论监管方法和效率并不匹配,更多依靠媒体自律来保障“推荐算法”能够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佳,“推荐算法”的运行方式实际上跳过了监管环节,其本身就与网络舆论的监管运行机制相悖。

从当前技术发展的情况看,计算机的语言判断、语义处理等研究还需要大量的沉淀和积累,非常具有挑战性。目前每家资讯平台完整的算法体系都是以黑箱和商业机密的形式存在,其不公开和不透明特性使得各界很难了解每个平台算法的具体内在工作机制,增加了监管难度,如何充分调动这些平台的资源做好主流舆论引导工作成为了宣传工作的难点之一。党媒央媒虽然一直在积极探索跟进算法的运用,但由于缺乏“技术基因”,加之相应的机制、人才保障不足,相较于依托科技发展而来的移动信息分发平台仍存在一定差距。

3、正能量的新闻内容生产滞后,不能有效匹配“推荐算法”的传播机制

“推荐算法”的应用在客观上降低了互联网资讯产品的准入和生产门槛,刺激了低俗、虚假、“标题党”等内容的生产传播。而传统媒体采编架构完备,由记者采集信息,编辑对新闻进行人工审核、筛选后再进行推送。而算法推荐模式下,机器不能实现人工的思考,也不能对内容进行价值判断。一些传播平台把算法当作商业运作的利益砝码,崇尚“流量至上”,以流量为选择和传播内容的标准,为了追逐利益在一些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甚至越过红线,导致假新闻、低俗惊悚信息、标题党内容层出不穷。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了对低俗信息的需求,所以导致很多自媒体生产这类内容;而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平台上,因为对算法的过度掌控,让这类内容又能获得大流量和可观补贴,纵容了其劣质生产动力。

同时,当前很多算法推荐平台的正能量内容池“数量小”、“吃不饱”,置顶推荐的主流新闻更新速率不足,用户刷新几次便没有新内容了,而且标题呆板冗长、内容枯燥重复的情况比较多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舆论传播环境中,要让正面宣传在海量的信息市场里真正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必须加大正面报道的供给侧改革,要站在用户内容需求侧的角度考量,提高宣传引导的质量和水平。

4、“推荐算法”导向信息“茧房”,舆论凝聚各方共识难度加大

按照“推荐算法”的运行机制,完全基于用户兴趣的信息供给将造成用户信息和价值观无形中的“窄化”,形成“茧房”效应(个人的信息领域被限于狭隘空间)。“推荐算法”的初衷是推送用户关注的内容,但是算法趋于迎合而不是改变受众的分词体系,导致用户的信息阅读越来越聚焦于个人兴趣,而对与自己兴趣和价值观相异的信息不会关注。

现有的计算机技术中的算法事实上还远没有聪明到可以真实、系统地洞察用户需求的程度,只是对于人们通过行为表达出来的需求进行反馈,而无法判别受众潜在需求。若资讯消费长期处于这种算法框架中,就容易发生信息“茧房”效应,继而加剧网络群体的极化。虽然目前推荐算法能够抓取受众的“兴趣点”,但是不能有效抓取、判断“立场”和倾向性。算法推荐平台倾向于推送受众“想看的”,而不是“应该看的”,这样的“信息孤岛”容易使人们沉浸在自我的话语场中,脱离整个社会的发展,进而加剧社会群体间的隔阂,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给正面宣传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的阻力。

5“推荐算法”可能消解党和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权,舆论被操控风险的隐蔽性加大

基于大数据和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新闻价值观,“把关人”缺失,甚至导致有的推荐头条新闻违背社会伦理和新闻道德。表面上媒体管理权和网络舆论引导权在党的手上,但具体到媒体的议程管理上和网络的议程管理上,领导权已经旁落。近年来,在网络舆论中,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或突发公共事件上,一些虚假信息通过所谓“推荐算法”、“新闻头条”等在互联网空间大肆传播,成为部分媒体的基本观点,这与党政部门的主动设置议程相冲突,对党和政府的网络舆论引导权带来挑战。

“推荐算法”本身是基于大数据分析、脱离人工干预的纯机器行为,但实际上,“推荐算法”的制定、用户偏好的分析都是基于人工判断后开发的计算机程序,价值观早已内化于算法的研发过程中,借助算法继而操控舆论风险的隐蔽性加大。此外,“推荐算法”需要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监管的缺失也对我国的网络数据安全带来潜在风险。

 

准确把握“推荐算法”核心规律,切实利用新技术改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推荐算法”的运用已成为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关注。综合分析“推荐算法”对网络舆论引导和新闻管理工作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以下建议:

1、统一网络舆论平台思想战线,重塑算法价值观和分词体系

从“今日头条”、“东方头条”、“一点资讯”等以“推荐算法”为核心业务的资讯平台实际市场运行效果看,如不加约束和引导,很多人会对离奇夸张、吸引眼球的内容产生好奇和认知愿望。资讯产品的传播效果和阅读量的确是重要的考核标准,但绝不能以此作为“推荐”标准,必须坚守社会责任,避免“唯阅读量”论。在网络新闻信息产品的生产、审核、推荐等领域,各大平台需要主动承担起责任,向“资深编辑+智能算法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

“推荐算法”型资讯平台在快速抢占市场和舆论空间后,因为传播不良信息、虚假广告泛滥等被社会质疑,受到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目前各大平台纷纷采取扩充人工编辑队伍、研发智能机器人筛查等措施应对。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的高阶技术尚未突破,计算机语义识别和深度学习的发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现阶段,人工审核对于商业平台来说仍是相对有效的手段。但从本质看和长期看,“推荐算法”内在的价值观及分词体系才是真正影响舆论生态的钥匙,对于算法“黑箱”不公开、不透明等问题,有关部门需要跨界联动配合,进行推动和指导,研究构建能够反映主流意识、体现正能量的分词体系。

2、加强网络正能量信息生产规模和效率,用优质新闻信息产品影响受众

为提高正面宣传效果,一些平台尝试建立了“正能量内容池”等机制,规定算法抓取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经过人工审核后的内容池,而不是简单地全网抓取。但内容池的新闻数量与受众需求严重不匹配,实际上使得推荐算法“失效”。大部分“推荐算法”平台只分发内容但不生产内容,掌握新闻生产资源的部门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应当积极推进建立符合新媒体表达形式和受众阅读习惯的正面宣传体系,打造符合当前互联网舆论生态的正面报道内容库。

近年来,虽然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强调新闻报道的内容创新、注重媒体融合和内容跨界,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新闻、好报道并不多,新闻报道中依然存在很多“唯上”倾向,没有转化为受众化思维,在当前新闻舆论主战场——移动端上“打得赢”的好产品非常少。主流媒体是重要的内容输出端,必须重视新一代年轻群体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的变化,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偏好,改变传统的正面宣传的体裁和话语体系,让正面报道大放异彩。同时,主流媒体需要针对“推荐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开拓新的舆论覆盖区,如结合“知乎”、“即刻”、“豆瓣”等问答、兴趣小组式智能推荐的特征,运用自身的优质内容包装相关正面话题小组,结合短视频APP的火热发展,策划主题活动,让正面宣传更具亲和力。

3、探索对“推荐算法”的科学管理机制,统筹多方资源尝试从技术维度突破创新

“推荐算法”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且是人类智慧赋予算法思想、准则和价值观的体现。从理论层面,“推荐算法”中存在的陷阱与漏洞是可以被发现并纠正的。当前,有关部门可以探索科学运用技术手段改进传统监管方式,如通过各大平台的“埋点”数据探索对“推荐算法”的有效管理。“埋点”是数据采集领域(尤其是用户行为数据采集领域)的术语,是针对特定用户行为或事件进行捕获、处理和发送的相关技术及实施过程。每个基于“推荐算法”的平台都会设置“埋点”,监管部门掌握了“埋点”数据,实际上就掌握了平台中哪些有害内容被广泛传播、有害内容有多少、被传播的情况等关键信息。从传播效果回溯,有助于出现问题的平台校正算法或审查算法机制方面的问题,也为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网络监管部门还可以对算法平台的分词体系、标引体系进行监督,给出指导意见,清除监管盲区。

此外,对于受众信息窄化等问题,可以探索运用技术路径解决。当前,一些资讯平台除借助大数据不断改进“推荐算法”外,还自发尝试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模型中的“钟摆”策略,建立多个维度的场景特征库,从用户的多种操作行为中感知用户的生活重心,通过对广度和深度内容的调整来解决传统推荐引擎“信息窄化”的弊端,如短视频资讯平台“看了吗”在传统推荐引擎基础上推出的CVIP系统(场景化兴趣感知系统)等。相关部门应当紧密对接技术前沿动态,加强对各大资讯平台一些具体的核心问题进行指导,如对正能量内容的标准界定、对于分词体系的规范等。

4、拓宽对“推荐算法”的管理视野,构建综合多领域协同监管体系

对于“推荐算法”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监管工作必然涉及技术、法律、伦理、公共政策等诸多领域。目前,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速度迅猛,有关部门应深入研究在法律层面进行规约,尽快推进相关网络立法,对平台方和用户有针对性地加大法律、信用、经济等多维度制约,倒逼开发者提升算法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当前,大部分“推荐算法”平台的运营模式与进驻用户的广告投放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创新平台运营体制,尝试以商业利益的“间接变现”、“延迟变现”形成制约。在新媒体市场领域,几乎无限的商业利益驱动与有限的违规成本并不匹配,应当转变运营平台现行的“直接变现”为“间接变现”,设立第三方账户“滞留池”。在“推荐算法”平台与进驻商户平台获利间设置“缓冲带”,即在流量打赏与金钱变现等之间设立第三方评估,在指定时期内,接受用户投诉和人工审核,未出现问题才能收到相应报酬,有效切断营销商户借助平台的“推荐算法”传播负面信息而谋取利益的途径,避免算法与利益间直接变现。

5、探索研究互联网有害信息溯源管理,真正从源头端形成制约

当前,主流“推荐算法”应用平台出现错误导向问题的新闻信息较多来自于微博小营销号或者微信小公号。由于文字类的新闻或者文章的倾向性判断基本依靠人工审核,机器判断远不能达到图片鉴黄系统那样高的准确率,现行的“机器+人工的审核力量远不能匹配海量的网络内容,漏网之鱼频现。目前的网络管理策略是抓大放小,重点惩戒平台的审核不力,但实际上根源一直未除。一个技术层面可能实现的路径是,政府统一提供一个网络上载的信息接口,所有的网络端公开平台都需要依规使用,如果某条新闻出现问题,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就能追溯到这条新闻由谁上传、哪个平台转载传播,原发者和传播者同时受到制约。

6、多领域多部门协同联动,探索对“推荐算法”的调整优化

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普遍认为,面对算法技术的不成熟不完善,应当打通业界和学界,强化破除部门壁垒,创新协同合作模式,鼓励推动新闻信息平台与高校、主流媒体、监管部门等合作建立相关实验室、研究中心,在技术驱动下不断优化调整算法,助力网上正面宣传做大做强。

计算机技术提供了新的生产力,而“推荐算法”则成为新闻传播领域新的生产要素,更是媒体智能化转型发展的驱动力。党和政府在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引导主动权的前提下,宜鼓励和保护媒介产业和技术创新,倡导行业市场的良性竞争及和谐发展。建议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好算法”的研发运用,提高大数据的使用效率,开掘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以创新网上正面宣传,全方位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编辑  季节)



* 毛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环球扫描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情报界“四大门派”——克格勃(KGB),中情局(CIA),军情六局(MI6)和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的传说。多少经典的荧幕故事都脱胎于四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主角们传奇的经历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还有一位山外之人,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查无此局”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 马里兰州一片森林的中心地带, 一座情报之城藏身于米德堡的西边,它占地数百公顷,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这里隐居着本文的主角——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1952 11 4 , 美国总统杜鲁门裁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组建了国家安全局。新成立的NSA属机密单位,在暗战前沿,密码技术超前,大权在握,享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但它行事却异常低调,情报界人士戏称NSA 查无此局” (No Such Agency)

NSA一套班子,三块牌子。虽然名义上它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

不同于中央情报局名声在外, NSA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不为公众所知, 但其实它的雇员更多, 预算更高, 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

情报系统的数据向来不为人知, 自称无可奉告局NSA更是如此。关于该局的预算规模, 外界仅能凭几点信息推算个大概。

2016 , NSA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以国家情报计划的名义, 提交了539亿美元的预算申请, 而国防部以军事情报计划为由又为其申报了179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NSA一家的预算就是全美34家情报机构的3倍之多)。

估算NSA实际雇员人数也并非易事。据2013年美国预算草案透漏出的数据得知,NSA拥有雇员约有2.1万人。仅就在编人数而言,NSA相当于美国其他15家情报机构人员的总和。

监听,一直是NSA的老本行。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打着反恐的大旗,将监听范围大大扩展。虽然在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在2015年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但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境内的信息收集进行了约束, NSA在国外开展的监视行动继续放任无视。这也让NSA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摆脱任何规章的约束。

监听整个地球

NSA的秘密一直被精心守护着, 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好奇心, 但这个秘密被爱德华·斯诺登粗暴地揭开了。

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NSA是一个全球监视系统的主导者, 且是数据挖掘方面最领先的组织之一。该局拦截了大量的电话数据和电子邮件, 监视了数千万美国人

为达成该目的, 它向AT&T、威瑞森、贝尔南方(Bell South) 等美国大型电话运营商寻求合作, 向这些公司施压, 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转发途经美国的通信数据。

监听器下无盟友,监控器前都平等,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能躲过绰号“大耳朵” (big ears) 梯队系统。数十个国家受到大规模监控, 法国、巴西、印度、德国等盟国也未能躲过美国的隔墙有耳。比如, 美国始终监视着英国这个最亲密盟友的通信——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直在收集着伦敦白厅街的数据,而白厅街是英国众多军政部门的所在地。

2013 10 , 欧洲乃至国际舞台的紧张氛围因一份2006年备忘录的曝光而升级。该备忘录明确提到, NSA的情报部要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挖掘各自的通讯录, 向其提供外国政要的电话号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等35 位政要受到了来自NSA的系统性监听。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私人电话被窃听十余年一事深感震怒, 《南德意志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好友冰凉的心》很能说明德国人心里的不是滋味。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 中国通信系统也受到美国的监视。NSA曾渗透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计算机系统, 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2013 6 , 中国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发现,NSA入侵他们的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 中国移动(7. 35 亿用户)、中国联通(2. 58 亿用户)和中国电信(1. 72 亿用户)获悉, NSA监听了他们的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

一直以来, 中国常常被美国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 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 而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一连串的曝光,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美国在监视整个世界,敌友均不例外。

数字暗战

爱德华·斯诺登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系统, 并在两位严谨的职业记者协助下, 将窃取的信息公之于世,使得世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行动不受限制、透明度几乎为零的监控系统。

全世界人民一片惊愕, 他们没想到美国的监视规模竟是如此庞大, 更没想到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战场已经蔓延到网络空间,MSA处于暗战的最前沿,“斯诺登事件”并未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NSA在国际通信传输基础设施上安装监听设备, 将经由网络传输的信息引向自己的存储站点, 收集互联网公司和电话运营商提供的用户信息。人们发现监视项目无处不在, 它们吞噬着海量的数据和元数据, 然后加以存储、揉碎分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大规模”和“无针对性”数据收集,也称为钓鱼式数据采集,是指大量采集数据, 然后手动或自动搜索和检查可能相关或有用的信息。NSA主要采取两种技术操作:一是监控基础设施(上游监听系统);二是直接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棱镜监听系统)。

与上游监控系统相比,“棱镜计划更像是巨大的下游数据收集系统。它通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网络电话(IP) 语音信息。棱镜监听计划直接从9 家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这些公司或是自愿或是被迫, 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网络聊天服务软件PalTalk 、视频网络YouTube、通信软件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公司。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目标, 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利用, 包括在最不起眼的产品上动手脚, 如魔兽世界或Xbox Live 等网络游戏。NSA可以访问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短信流、短信草稿, 以及IOS、安卓、蓝莓等移动平台的定位数据,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他们监控不到的。

除大规模监视方法外, 国家安全局还采取黑客手段, 开展计算机网络刺探,侵入并在运营商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 从而提取大量数据。

在这点上,比利时电信事件堪称教学案例。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联手, 以监视欧洲乃至全球时局为目标在比利时电信(Belgacom)的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2013 6 , 这个恶意软件被识别出来,但此前,比利时电信公司对用户系统被入侵一事毫不知情,要知道,这家比利时最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重要机构。

2014 年秋, 恶意软件已经感染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爱尔兰和伊朗的企业、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根据斯诺登泄露的文件, 美英情报部门使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雷金”(Regin)雷金伪装成微软软件, 对受感染的系统实施高级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

霸权而偏执的NSA除了监听手机外,当然也不能放过社交网络。它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全球范围内拦截近50 亿个社交网络上的地理位置数据。要知道,全球约有69亿移动手机用户, 30 亿人连接互联网。NSA的机器人、存储器和分析软件面对如此庞杂的连接与通信, 需要处理的字节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每天进行这么多的信号情报收集、数据挖掘、监视、侦察、分析和反情报系统, 当然也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于是,NSA与能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先进架构研究所。自2012 年以来, 这个研究所一直是具有惊人计算能力泰坦超级计算机的所在地。不过在2013 , 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打败泰坦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网络刺探,狩猎黑客,窃取数据,战场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NSA有一群逐渐深入无声战争战场的网络战士,为了打赢未来的数字战争,不断武装自我,希望控制第五个空间——网络空间。然后日子不再如过去一样容易, 斯诺登事件后,它再也无法在暗处悄然发展壮大。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的历史记录, 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NSA身披坚硬的铠甲, 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 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自1952年成立至今,60多年来,NSA为美国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期间,NSA参与了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及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重大行动。

但这样一个权力滔天的情报机构如果失控会怎么样呢?且不说NSA的政治目的,就说其实它是由机器大军统治的,在NSA里,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随着NSA的发展壮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

(编辑  碣石)



¨ 本文摘编自《美国国家安全局》,中信出版社20193月出版,熊文芳摘编。


 

这世界真正属于谁

这个故事是从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曼的人开始的。他是个瑞士人。曾经有很多年,他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这家银行的门面,也就是德国经济的门面。他在所谓的德意志股份公司影响巨大,致力于将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理念输入德国。在2007-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引全球金融危机时,和德国的其他银行、中央银行以及政府部门携手一起,成功阻止了德国银行金融业的崩溃。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2011年秋天,却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坐上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背后有这个权力和资本,可以阻止约瑟夫阿克曼成功任监事会主席呢?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决定着德意志银行的重大事项?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后落在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那里。这家资产管理者所投放的资金数目惊人,高达4.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也就是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以及所有的其他产值组合在一起,才只是这家世界金融公司所管理资产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向世界经济注入的资本相当于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7倍、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的13倍。据知情者透露,约瑟夫阿克曼的任命与否,决定权在美国黑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手里,人们称他为“拉里”Larry)。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这位在金融危机时德国总理、德国各家银行总裁都俯首听命的强权人物,却在曼哈顿遭遇了滑铁卢。实际情况是,约瑟夫阿克曼虽然曾是世界银行协会的会员,但他却没有获得一家进行秘密投资的资本公司的正式许可而这家资本公司在全球几百家金融公司均有参股,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以各公司集团的名义独立地进行投资交易。毋容置疑,它也持有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6%的股,因而属于德意志银行最大、且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这家公司在瑞士持有瑞士再保险公司(持股4%)和嘉能可公司(持股7.5%)的股份,在奥地利持有奥地利第一银行的股权(4%)。

拉里阻止了阿克曼。黑岩这家纽约投资公司与所有和拉里一样的其他投资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这条规则就是,他们不会任命一位企业的领导直接调任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在全球每一家黑岩所投资的企业中,只要是他们的权力所能够触及到的企业,他们都会影响那些企业的人员任命。对于他们而言,阿克曼升任监事会主席的愿望,只不过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设立储蓄账户一样,是资产累积的一方式而已。

在这一案例中,有一点已经浮出水面:这里存在一个全球金融经济权力网络,一个由全新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运动队,一个在雷曼破产案之后逐步攫取了权力并仍在继续攫取更大权力的资本家俱乐部。而且这个网络制定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全球,凡是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都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即使它们所做的投资决定涉及的资本数量极其庞大,大到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之多,即使这些决定关乎许多企业、各类市场,甚至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它们仍然能够处于大众的视野之外,人们对它们仍然知之甚少。在大多数民众背后,它们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日益强大的战斗方阵。这个方阵由金融公司组成,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具有战斗力的金融方阵在经济战争中会遭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阿拉伯的公候王国资本、俄罗斯显贵的资本,这些资本也同样努力在经济战争中进行权力扩张。它们还会遭遇到养老保险公司这些巨大的亿万资本,以及大型家族企业的金融帝国资本。对于这些资本而言,它们一方面需要新产品和市场,另一方面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它们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交给拉里芬克来管理。

谁在新资本主义背后掌控实权

这种由金融投资市场所掌控的新资本主义,反映出一种地缘战略性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拥有了武器的特点。那么,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这些正在角逐市场、资源、原材料的主角,它们到底是谁?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显性的、透明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如何?它们对付危机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或者,它们会不会向上或者向下转嫁危机?最后,它们会不会加重各种危机呢?

我们在此试图揭秘世界上真正掌握金钱的主人,从而揭秘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人物。在各国政界高官每天都占领媒体头版头条的同时,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新资本主义背后的实权人物却几无所闻。因为保密是这组织的最高行动纲领。这世界真正属于谁?当今站在各个市场和市场主宰者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拥有资本权力的那些极少数人又是谁?大众通过日常媒体报道而得知的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高级雇员:各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在格鲁-萨克逊语言体系中,这些董事长有一个名字——首席执行官(CEO)。在这个圈子中,许多数字是公开的:他们的薪金、他们的特别津贴、他们的养老金收入、他们的企业经营政策、他们的履历。但大众对于企业的监事会了解很少,关于企业的所有者,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公司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是总经理的老板,企业的终极老板。资本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异常有活力。在全球投资市场上,资本会在纳秒内自动做出投资决定,投资决策由计算机程序和各种算法来操控。

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政策规定,银行业应保证实现最大的信息透明。但是各大商业投资机构远远没有重视国家的这项政策,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影子金融。这也正是新资本主义的一个盲区,是人们所看不见的。我在这里大胆做出预言,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在这一领域内产生。银行业务被控制和管制得越严格,银行越会趋向于将资金投放到其他的投资机构中。

所有这些改革和创新的主张,如果没有背后那些极力谋求利用投资赢得利润的投资者,这一切仍然仅仅只是一种想法,只是没有未来的计划。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必须要询问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将最终拥有资本和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拉里芬克掌握着曼哈顿金融市场的权力,他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总裁。约瑟夫阿克曼和德意志银行的故事正如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的员工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德意志银行,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决策是不符合黑岩公司利益的。

 

顶级资本家的最高领导

黑岩——拉里芬克

人们都明白,芬克这位美国大佬实际上就是世界金融组织的总裁,他是顶级资本家们的最高领导他比所有人都更有权力影响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命运,他将直升机撒钱这种金融手段的另一种形式纳入了全球经济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位个体投资人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资本的必然结果:4.9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本数量就在黑岩公司Blackrock的管理之下,而黑岩是芬克在1988年与合伙人一起共同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公司的开端是流传在曼哈顿的一个传说,如今黑岩已经发展成金融业巨头。据说,芬克有意识地把黑岩总部设在纽约中城,而没有设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是因为芬克先生既不想和华尔街的阴谋诡计有关系,也不想与波士顿茶会有什么牵扯。芬克比较特立独行,他比较赞成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监管,比较喜欢经济运行有一定的秩序。在金融帝国中,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代理人,并且支持美国民主党。因此,当希拉里克林顿计划组阁时,她想邀请“拉里担任内阁中的金融部长,对拉里而言,这是对他所作的社会政治工作的认可。2015年,拉里的年收入2.86亿美元,20164月,他获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卫洛克菲勒奖,这些都是对他的认可。

拉里芬克,这位黑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的权力从何而来以什么作为基础?芬克1.3员工,黑岩公司就像一座黑色岩屹立在一道风景中在这道风景中,人们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消弱了银行的能力,却增强了黑岩公司的能力。现在,芬克公司所从事的很多业务,都曾经是银行从事的业务。比如,黑岩公司向一些公司提供贷款,它持有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康采恩的股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分析计算机系统阿拉丁,它经营许多资本市场基金,黑岩购买国债、投资不动产,并向各国中央银行及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切对于拉里而言,已经具有彻底的全球化意义,也包括全球性的利益冲突。拉里作为金融投资高手,他的娴熟技艺是在华尔街第一波士顿银行(目前已升值成瑞士信贷集团)练就的。在这里,他在优选权证券和抵押贷款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后来他开始独立经营金融公司。一开始,他在黑石这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保护伞下工作,一直工作到1994年。然后,拉里转入匹兹堡金融服务集团,他的工作享有高度自主权。1999年,他的黑岩公司成为上市公司,2006年,黑岩收购了美林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2009年收购了英国上市公司巴克莱银行。这样一来,芬克最终荣登资产管理者榜首,黑岩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鉴于拉里的巨大权力,在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权贵论坛上,许多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都争相与他交谈。2011年,欧震华(Stuart Guilliver)旋风式地从伦敦飞到纽约,以获得拉里芬克的支持,确保自己能够成功升任汇丰银行董事长。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席执行官或金融董事都和拉里及其团队取得联系。假如不联系,或断绝与拉里团队之间的关系,他们承受不了其后果。一旦出现了大麻烦,或者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后果可能就是减持股份、讨论正确的管理实际上就是走马换将。有一点直接与德国经济界30家最佳公司的高管、与所有公司领导都直接相关,这就是德国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指数达克斯。黑岩在所有达克斯上市股份公司中都持有股份,它是股东,而且持有一些重要投资项目的股份。比如,黑岩持有拜耳(7.0%)、戴姆勒(5.2%)、巴斯夫(6.2%)、大众(近4.0%)和西门子(5.6%)等公司的股份。黑岩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撒在德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更能代表黑岩公司权力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保险公司是德国两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黑岩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股比例分别是6.2%5.4%

影子银行

黑岩用于投资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自愿产生的,它是全球最大的被动投资公司,为了能够复制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指数,它需要在所有上市公司均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由此,这位黑色巨人就自然而然地持有德意志银行6.2%的股份。

在金融市场的专业术语中,黑岩公司属于影子银行。正规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的管制和整顿越严格,影子银行的业务就越繁盛。这确实有一些讽刺意味。当然,黑岩公司老板在1986年就曾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做错了那一宗抵押贷款业务,这2008的金融风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芬克可用于投资的大量资金来自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基金会、国家基金和家族控股办公室。这些公司寻求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这一投资市场人们称之为紧急状态投资。这一名称颇有谄媚之嫌。在美国,黑岩持有苹果公司5.75%的股份。在其他大公司也有持股,比如微软(5.8%)、埃克森美孚石油(6.0%)、通用电气(5.7%)。在这几家公司中,黑岩的持股是决定性的。

世界头号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和全球其他金融公司之间相互参股渗透,它们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黑岩在摩根大通银行持股率达到了骄人的6.6%,在道富这家全球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5.1%的股份,在普信集团这家全球第11位金融公司持有5.9%的股份所有这些公司也以较低的持股率持有黑岩公司的股份。实际上,黑岩所持有各家大企业的股份都是少数股,但是如果把黑岩持有的所有股份加起来,就超过了多家基金会所共同持有的股份总和。更重要的是,黑岩这家公司系统性地在幕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这一切都经由黑岩公司的雇员团队实现。这个团队成员分别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和香港工作。黑岩公司所投资入股的所有基金,无论是主动投资基金还是被动投资基金,当然也负责在基金公司内部的投票表决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践行相同的准则,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我们是长线投资商,所以我们对建立长期关系很感兴趣。黑岩欧洲部主管阿姆拉贝莱克(Amra Balic)说。黑岩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并不出现在各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大会上。但是,假如在会议开始前的讨论中一无所获,黑岩一定会反对各公司高管的一些建议。在英国,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金融公司曾经多次就公司高管所提出的一些一揽子薪酬建议投了反对票。拉里芬克说,他只是资金托管方。假如我们将亿万资金都投资于一个产品,那我们就太大了,但是实际上这些资金并不属于我们。我们会将三分之二的资金投资于上市公司和其他指数基金(保值基金),这些资金我们并不主动进行管理。对我们而言这一部分资金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黑岩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保值性基金,是保值基金的头号投资商,仅在安硕这基金,黑岩的投资额就超10亿美元安硕是原来巴克莱银行收购的一家基金公司,它已经占领欧洲50%的市场份额。据内部信息分析和估算,到2021年,欧洲金融市场规模会翻倍成万亿美元的市场。

黑岩公司所拥有的超级权力已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警,它不愿意出现在政界、在公众面前或金融市场上。比如,监管部门开始关注黑岩在投资市场上的基金及一些与银行业务类似的业务。最令监管部门担忧的是黑岩的数据分析系统阿拉丁,许多资本管理者也在阿拉丁设立账户,在这个系统里流通的资金量已经有14万亿美元。对于投资者而言,它是一种类似SAP的金融管理软件。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的阿拉丁用户总计有两万名,这些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黑岩看到整个金融世界。

黑岩公司很喜欢招募一些著名人士,比如,曾经是瑞士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弗里德利希默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是黑岩德国子公司的总裁。社会名流维系了各种关系。其原因在于,拉里芬克的抱负还要更高更远一些。黑岩应该还有其他的业务领域,这要依靠政治的帮助。

每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芬克都会不遗余力地主张,美国应该节俭。一只有12000美元积蓄的普通美国人,如果他就这样退休,那他的退休金就太少了。对芬克而言,澳大利亚是个榜样。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将雇员工资和薪金的一部分作为积蓄,积蓄比例最高达9%。芬克说:这样的话,作为这一法律政策的结果,澳大利亚人将来在退休后,将会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于他的黑岩而言,这个榜样就是一个梦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他的公司将会成为试验学校。拉里芬克也知道,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非常想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控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黑岩公司的透明度不够高,所以,它拒绝黑岩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参股。

黑石——史蒂夫•施瓦茨曼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是黑石(Blackstone)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在德国市场上,黑石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多,比如黑石目前以45%的持股比例参股了传奇式相机生产商莱卡公司。2011年起,黑石参股了德国室外用品专营商狼爪,并将继续增资7500万欧元。在塑料生产商科佩集团黑石甚至已经是公司所有者和顾问。

与其他基金公司和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像黑石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会积极参与各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在黑石所参股的企业中,资本投资与企业决策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其他企业,资本参股与公司决策权的关联都不很明显由所有者或家族经营的企业外。黑石甚至在上市公司德国电信也经常引起躁动。从2006年起,黑石一度持有德国电信4.5%的股,除了联邦政府这位大股东之外,黑石成为德国电信的第二大股东,劳伦斯•古菲(Lawrence Guffey代表美国人任职于德国电信监事会。黑石曾经力劝德国电信向马来西亚投资但德国电信不想像施瓦茨曼一样去做全球投资商最后这位美国大神才妥协。

现在,施瓦茨曼这位黑石总裁已经深知,针对他的私募股权投资,德国人一直都怀有很强的保留态度,德国人曾骂他们是蝗虫之灾。假如人们把黑石公司仅仅看作是一家参股公司那就大错特错了。2015年,施瓦茨曼所管理的资产几乎达到3400亿美元与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黑石的资产价值可谓遥遥领先。2015年年底,黑石公司的私募股权业务涉及的资产价值超过940亿美元,正好占总资产的25%。黑石的金融业务种类越来越丰富,仅贷款业务总额就近80亿美元实际上黑石已经是一家银行了它所投资参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并不显示在投资公司自己的收支平衡表上,投资公司通过贷款基金筹集贷款,它们将直接在投资人那里进行再融资。这样来,投资公司就具备了传统银行的职能,当然它们与原来的私人银行无法相比,而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私人银行中,银行家以自己的私人资产作为银行责任,并经常与自己的客户一起进行投资而这种私募股权公司需要施瓦茨曼个人承担风险的资金数额很少。

黑石在不动产业务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2007年,黑石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办公物业信托基金。2016年中期,施瓦茨曼已经跃升为全球头号房地产所有者。因利率过低,促使黑石继续购买房地产,而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其他金融公司只能望其项背。2015年,黑石旗下不动产的总值已达1350亿欧元,全球只有加拿大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动产总值略超黑石1370亿欧元。从此,黑石继续增加其房地产投资,在美国和印度,没有哪家公司比黑石拥有更多的办公大楼。负责房地产投资的经理是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格雷的经典收购案例是,2007年,他以260亿美元把希尔顿从股市上买走,2013年12月,他又将希尔顿上市并大赚了一笔。目前,有5万栋出租房属于施瓦茨曼帝国。2017年,这些出租房将统一上市。在富国银行、通用电气的支持下,黑石以230多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房地产资产组合这一法和黑石当年购买曼哈顿史文森城这个项目如出一辙。当时,黑石出资53亿美元,但黑石的这一项投资失败了。在德国,2016年年初,一系列物流企业的地基已经出现。下一步,黑石准备购买第一办公”这家德国办公室租务集团的100座办公大楼。这曾是德国房地产公司IVG的核心业务,而IVG陷入了支付困境。

私募股权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短期参股一些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这些私人企业尚未成为公开募资的上市公司。黑石的资产组合中,有90多家私募股权企业。黑石也会购买上市公司的一揽子股票。此外,黑石也有收益颇丰的对冲基金业务,对冲基金业务占黑石总业务的五分之一。实际上,黑石集团的业务领域已涵盖所有的另类投资业务。

自2007年起,黑石公司就已经在股市上市。2015年5月,黑石的市值达到了高峰。但在随后的8个月内,其股价狂跌,下跌了50%。黑石的盈利状况波动很大:2012年,黑石的税后收益超过8亿美元;2014年,其收益猛增至370亿美元;2015年,黑石收益又降至160亿美元。但这只是黑石公司本身的收益,不包括黑石旗下各基金的收益。私募股权行业颇受争议,这也是因为在手续费核算方面经常是不透明的,当然,2%的基准手续费除外。在2014年的收益中,共有58%来自运行费用,这是与投资经营收益挂钩的费用(每单投资收益的20%)。收入增加与收益增长同步,这是拉里•芬克的黑岩和美国普信集团合谋实现的,这两家资产管理巨头所拥有的资产总值是黑石资产总额的15倍之多。

史蒂夫•施瓦茨曼是黑石公司首席运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他管理着近100亿美元的资产,被媒体称为“华尔街之王”。这个人物不会总那么客客气气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曾经计划对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增加征税,施瓦茨曼将这些计划比喻成“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来,共和党人取消了这些计划。

施瓦茨曼和私募股权行业的其他经理都受益于一项规则。按照这项规则,私募收益中的一部分叫作运行费,它从与收益挂钩的手续费中抽取。运行费会与资本收益一样来纳税,而不以劳动所得税来纳税。这一收益叫作共享收益,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古代海运时期。那时船长会从其所运商品的收益中收取一部分费用。在美国,期资本收入的纳税率最高20%,工资收入的纳税率最高可达40%。私募股权行业中这项原则所导致的后果是,经理人会有一笔逻辑上讲不通的额外报酬。有时候,这些经理的额外报酬甚至是美国一些大银行总裁所获薪金的很多倍。

对于史蒂夫•施瓦茨曼而言,收入高低关涉他的个人荣誉。收入更多、社会地位更高、财产更多、股值更高,这一切都是竞争成功的一种表达方式。施瓦茨曼希望自己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他很成功,所以他很富有。2015年,加上他的资本收益,施瓦茨曼一年的总收入是8亿美元。如此高的收入,大部分中型企业家只能做梦才能实现。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约6.4亿美元来自于他所持有的黑石股份的红利。他持有黑石公司20%的股份——他的共享收益总计8800万美元。

早在几年前,施瓦茨曼的年收入就以类似的规模在增长毫无疑问,施瓦茨曼在金融界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施瓦茨曼来自费城,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31岁的时候,施瓦茨曼担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在全球进行企业并购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他与上司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成为好友,彼得森曾任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长,这位保守政治家有很好的关系网,他与施瓦茨曼这位金融管家的融资智慧一起形成了一种适应市场的最佳结合。1985年,这对合作伙伴成立了黑石公司。自成立以来,黑石公司已经买卖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企业资产。

施瓦茨曼是位神通广大的公司老板,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私募股权业的行业形象:趋利避害的世界观、大量商业理念、外交手段、权力欲、荣耀和尊贵,以及出手阔绰。纽约布莱恩公园附近的纽约图书馆有一条漂亮的艺术走廊,这条走廊就是以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支付了这条走廊的修葺费。在清华大学,他以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该项目被命名为施瓦茨曼奖学金。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每一个人都想去实现。当然,施瓦茨曼也享受着富豪的终极奢华——极品艺术品。曾有一次,他想在府邸挂上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油画《黑板》,便直接请世界头号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帮忙,从韩国购得了一幅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成功的标志是这样的:施瓦茨曼的纽约公寓价值3700万美元,它曾经属于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施瓦茨曼在佛罗里达拥有一处沙滩别墅,在长岛、圣特罗佩和牙买加,施瓦茨曼也有房子。

如今,这个人想树立多个标杆,他说,黑石不仅做生意,而且黑石有一种使命”,它应是“最好的公司。2007年,为了庆祝60岁生日,施瓦茨曼邀请了1500位客人齐聚纽约上东区这次庆典花费了3000万美元。这一年,施瓦茨曼以最佳形象示人,这完全符合他曾经的战斗格言:我要战争,不要小打小闹!因为施瓦茨曼把它的公司定义为有限合伙公司,其他参股人都无权参与决策。黑石公司精心挑选了它的上市时刻,那是在2007年,不久之后,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所冲击的核心是银行,而不是参股基金和对冲基金。

史蒂夫•施瓦茨曼知道他的幸运应归功于谁。他每年坐飞机旅行的时间有6个月,他要去拜访那些机构投资人,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或国家基金的总裁,比如他要飞阿布扎比。他最好的客户是大投资商,这些大投资商想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在股市之外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大投资商往往是一些大的私人投资者。在追逐了丰厚利润之后,金融领域的顶尖高手显然还要树立一个特殊标记。

凯雷——大卫鲁宾斯坦 

长期以来,鲁宾斯坦最大的担心是,全世界都可能将他的公司看作是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的枢纽。在伊拉克战争和安全人员滥用监控信息丑闻之后,这在国际上对公司生意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凯雷资本集团(CarlyleCapital)成立于1987年,在它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许多订单都来自军工行业。大卫宾斯坦(DavidM.Rubenstein)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小威廉•康威(William E.Conway jr.)和丹尼尔德安尼罗(Daniel A.DAniello)曾经想过这个主意:围绕军工系统建立一个投资参股公司。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网。

鲁宾斯坦很了解政治,1977至1981年他曾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政府里工作过。当时他负责治理通货膨胀,而当年的通胀率已经上涨到了15%以上。鲁宾斯坦在政治上接近民主党人,但那些后来在凯雷工作的政治家却来自共和党阵营。

后来,凯雷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鲁宾斯坦的实力越来越强即使在这个时期,鲁宾斯坦仍和民主党前总统卡特保持着关系。鲁宾斯坦和乔治•布什的关系比较紧密,小布什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曾代表凯雷在凯特空”这家航空服务公司的监事会任职。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之后,鲁宾斯坦立即将克林顿政府的亲信们招聘到他的公司。鲁宾斯坦并不是思想家,他更像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鲁宾斯坦并不以向政党捐款而引人注目,也不认为有声明自己到底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说: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鲁宾斯坦认为,凯雷从来没有对政治施加过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公司形象问题。

凯雷这家私募股权公司早已经脱离了军工企业而独立发展了他们买卖一切,只要它们能带来利润——从炼油厂到火车铁轨。最近几年,和鲁宾斯坦做生意的包括餐饮公司唐恩都乐、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赫兹租车公司。200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穆巴达拉这家国家基金以7.5%的持股比例投资了凯雷下的“合伙单位”基金后来穆巴达拉还增加了持股比例。加州养老基金也是凯雷的大股东。四年之后,凯雷公司收购了荷兰阿尔卑斯投资总公司60%的股份,该公司负责管理养老基金。如今,凯雷所管理的资产总值约为2000亿美元,它在私募股权行业中名列第二。

自2012起,凯雷成为上市公司。凯雷共有上市股票3.25亿美元,其中有8100万美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但是,2015年凯雷的股价缩水了一半,2016年股指飘摇不定。为了救市,2016年2月,凯雷投放股市2亿美元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油价下跌,全球经济不稳定,投资人对手续费过高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对凯雷的股票市值都有损害。

鲁宾斯坦的资产约为22亿美元,凯雷是鲁宾斯坦成功的标志。2011年,鲁宾斯坦的收入是1.4亿美元,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的年收入与他相同他们收入的90%以上来自于投资人的收益。2014年,鲁宾斯坦得到的基础年薪是27.5万美元。与他的投资收益相对比,这份年薪显得很谦虚。

鲁宾斯坦的父亲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邮政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鲁宾斯坦年轻时是一个书虫,他想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鲁宾斯坦至今仍保留着阅读习惯,他每周阅读四五本书,每天至少读六种报纸。他的努力是值得的:鲁宾斯坦属于上流社会中的千分之一。

鲁宾斯坦把时间用于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比如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导师委员会主席。在和习近平主席一起用餐时,他提到一句有关成功的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过,无论鲁宾斯坦多么勤劳,在他的巨大王国里,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很成功。比如,从2014年起,凯雷旗下的对冲基金克拉伦道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从投资人手里掠去了60亿美元。2015年,鲁宾斯坦本人的房地产生意却创造了27%的梦幻收益(对比一下,他的主要基金的收益率是13%)。

 

世界真正属于谁

巨人之间的斗争

曾经的金钱贵族、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基金之间如何明争暗斗?它们如何争世界霸权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这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数万亿资金在自由流动跨越国界、跨越各行各业它每天都给企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强的压力。资本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化,这种国际资本不论肤色、不论宗教信仰,它只关注最低收益和再投资。这种国际化的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可治愈的力量。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不确定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福利标准,当前也因为有几百万移民。紧跟着“资本”的全球化,“劳动”这一因素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在世界经济中,资本和数据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它们能够决定企业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企业所在国的权力。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这些资本?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属于谁?如今,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迫切而现实。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执掌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以怒气冲冲的亿万富翁形象示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凡此种种表达一种感觉世界的这种发展只让小团体更加富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价值观的含义,摧毁了迄今为止的经济秩序。金钱的权力决定着政治,即使四年一次大选也几乎不会对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各国政策的重新民族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欧盟的东部国家中。西方最新趋势是民族与社会相遇”,更极端一点就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1] 经济的重新民族化可能紧随其后。这有了第一批警告信号。怎么看这种发展呢?

在全球经济中,很少有一个领域像金融业的扩张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1970年,美国在打越南苏联在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前联邦德国则敢于搞更多民主,也包括经济上的民主。在那个年代,世界金融资本的水平与地球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一致。然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美元与现有黄金储备脱钩,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负债钱钱交易随之爆发了。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为12万亿美元,商品生产量是11万亿美元。199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已经是56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只有23.3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似乎还算理性 到了2000年,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比例是119万亿对33.3万亿。金融市场数额几乎达到了商品与服务市场数额的3倍。

今天金融业务量几乎是商品生产量的4倍。全球国债、信贷、股值、贷款的总额大约是270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总量超过73万亿美元,而且实体经济或多或少在滞涨。未来金融业务量对实体经济的比例会更高。在世界经济史上,金融市场从未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且金融力量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那些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金钱中游泳,对他们而言,满地都是黄金。货币政治家在一些重要的中央银行中每采取一次扩张措施,包括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库券发放,本来就多维度的金融资本就会再一次膨胀壮大。

这简直太明显不过了这些资本仅仅在金融业中循环,它们仅仅供养着金融资本业。在过去的25年中,即使这些资本确实流入了实体经济,却更经常地被实体经济用来在股市回购自己的股份,这种做法再次使股票指数冲高。或者,这些资本被用来支付公司并购和接管,使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企业的集中化程度继续提高,新的企业经营活动并没有产生。有一个实例,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孟山都。今天,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控制着大约30%的世界市场,孟山都控制着种子市场的26%(拜耳持有30%),雀巢和荷兰JDE共同瓜分世界咖啡市场的40%,嘉能可控制着60%的世界原料贸易,四家公司集团[2] 分享大企业的经济审计市场,万豪集团占有世界最重要酒店集团的一半,陆逊梯卡公司制造全球大多数的眼镜架无边界的货币增量导致企业的高度集中,而世界对这一点还没有看清楚。

如果说,这是金融世界的凯旋路,那胜利凯旋与官方正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少。自2008年以来,正银行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正规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充当世界的管控机构角色了这场凯旋更多与“影子银行”的那些繁茂丛生的高管相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现在它们在做普通银行所做的业务,比如发放贷款、支付房产或者做公司生意。对于新资本主义的疯狂世界而言,传统银行职员,尤其是欧洲的传统银行职员就像是一种银行官员,他必须注意那么多规定,以至于失去了生意机会;他必须为自己的银行组织自有资本,以便使雷曼兄弟银行或者德意志银行类的赌博不会发生,然后他就将赌博和投机资本主义留给所有那些很少受到整顿的人。

世界属于一个类似拉里•芬克的人,他掌管着黑岩,黑岩的投资资本几乎有5万亿美元。这世界并不属于约翰•克莱恩John Cryan,他的德意志银行慢慢地变得资本不充足,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黑岩的意志,黑岩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2016年春天,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克莱恩称芬克是世界流动资金的最后一级机构,已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位置。这世界也属于一个叫史蒂夫施瓦茨曼的人,他的金融公司黑石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拥有者。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中,人们要的永远是获取更多,人们并不要受损的市场。这个市场因零利息甚至负利息而受到牵累,这把投资国库券变成了幸运游戏一样。专家们将一切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东西都称作“阿尔法收益”,在一个行业中寻找尽可能多的“阿尔法收益使许多人躁狂。一位德国经济界重要的监事会成员说:压力总是来自投资人。投资人越来越强调寻找阿尔法收益管理人选对了吗?要不要更换管理人呢?我们需要并购吗?

270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资产的总额——这是全球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与此相关,风险发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在新经济风潮(2000年)和雷曼兄弟银行的烛心融化(2008年)之后,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灾难,那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至少有一些趋势,很值得人深思。

趋势11995-2005年,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长率超过了300%。资产管理公司共有74万亿美元可供使用,仅这一项就已是世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总量。该行业中的十大巨头所拥有的资本超过了2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企业500强的股值总和还要多一点,而欧盟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16万亿美元。那几家为数不多的美国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资本公司中作为大股东出现,他们经常是最大的股东。这是一种新的垄断,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趋势2公共资本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意义迅速提高了,而且会继续提高。在过去20年中,大部分国有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基金从8万多亿增加到了36万亿,是原来的4倍。在这期间,国家基金又从5000亿美元增加到了7.25万亿美元。从这一资金源泉中有大量金融资本流出,被用于最大胆的政治目标。国家资本管理者试图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投资提高国民的资产,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为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储备。但是,他们经常只在最远的地方挣得收益,正如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样,他们如何用钱赚钱,这些国家基金也如何使钱生钱。这些富翁们就是行话中所说的高净值人士”(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超高净值人士”(3000万美元以上)

趋势3财富分配不平等,尤其在非洲和印度非常明显。在那里,上层社会人士只占社会总人口的1%,却拥有全社会资产的47.2%或者53%。这个数字在北美(36.7%)和欧洲(32.2%)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够高了

终有一天,对大数据的拥有权会形成新的权力体系,正如金钱的拥有权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数据早就已经被推到了资本那一边,数据甚至是的资本。这世界也属于那些人,正如来自美国西部的四大公司一样(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那些拥有数字经济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可以与那些对冲基金计划抗争,并确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他们要把自己的标准带进世界中去。作为规律,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谁能用数据吸引资本,谁就会崛起。华尔街和硅谷是这个标准的密码。

这种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的驱动器,是雇员和被保险人的养老退休保险金所产生的几十亿和千万亿资本,这是通过退休基金和保险集团来投资的。在世界市场上,这类预防资本主义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基金、国家参股和工业帝国的巨大资产所有这些资本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我们眼前上演着的是一场全球分配大战,是在世界范围中争取最佳地位的角逐。

大众集团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目前陷入重重困难。关于大众,各方纷纷扰扰、争执不断,这实际上是战场,正上演着这些权力战争,发生着各种文化之间的经济混战。在这里,所有那些利益集团都相遇了,他们要打得头破血流,无非就为了努力争取让这世界属于它们。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个家族(甲壳虫发明者的继承人)、战略性国家资本(这里是下萨克森州)、工会和投资基金结盟(比如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或者卡塔尔投资)、资产管理商(比如黑岩和安联),以及全球投资人。围绕大众汽车公司上演的资本战争大戏,可以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教科书。[3]

这世界属于谁?从历史上看,世界首先属于那些军事征服者,他们创造了权力吞并异国领土,实施经济剥削;他们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推广传播他们的文化。随着军事权力的扩张,贸易关系逐步增强,这使商人更加富有战争和财富是联盟伙伴海路的控制权是通过强大的海军获得的,于是各大帝国纷纷建立海军。从历史上看,庞大的资产都产生于贸易、发放贷款或者拥有土地,其后果是对农业经济或对土地资源的剥削。举例来说,几百年来,佛罗伦萨的豪门贵族富雷斯可巴第家族Frescobaldi一直是大地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生产葡萄酒。他们曾经发放贷款,借贷的人既有英国国王如亨利八世,也包括教会主教们。

19世纪的征服者就是那些工业先驱们,他们沿着河流定居,比如在莱茵河畔定居,河水可以用来生产药品;比如在巴塞尔,定居的家族包括霍夫曼家族、罗氏家族、山度士家族、嘉基家族(Geigy)和克拉维尔家族(Clavel)。工业先驱的家族更喜欢定居美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逐步上升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18374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美国出生,他和一些大工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AndrewCarnegie)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一起,主张建立大企业集团,这些工业集团应该控制经济,并因此使美国上升为全球经济大国。他们代表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的范德比尔特建造了铁路线,卡耐基锻造了钢铁,洛克菲勒用原油创造了超大规模的能源企业,后来这家巨型企业因为新的反卡特尔法而被分解。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留给纽约市和美国的银行包括JP摩根大通银行、摩根斯坦利银行和一家艺术品收藏馆馆内藏品包括艺术大家提香Tizian Vecellio名画。在他那个时代,摩根拥有一种至高权力今天甚至金融业最大的那些金主都不可能拥有那样的权力。正是这位摩根先生,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厂,并锻造了美国钢。1907年,美国发生银行业危机,摩根这位磁石般的金融家把自己的巨额私人资本投入到金融系统中,促使其他银行家和他一起行动,从而度过了金融危机。几年之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成立了,这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这家中央银行有私人所有者很清楚,以私人资本拯救类似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次不可能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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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就是纳粹——译者注。

[2]指国际四大律师事务所毕马威 (KPMG)、普华永道,德勤(Deloitte和安永

[3]译文索引:狮子酿(L?wenbr?u弗朗西斯卡纳(Franziskaner奥德隆酒店(Adlon汉森宫酒店(Palais Hansen德班斯大酒店(Grand Hoteldes Bains绮年华(Eterna劳特莱(Rotary希格(Sigg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孟山都(Monsanto)。

深化改革



1 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




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最早是由英国创新经济学家弗里曼(Chris Freeman)于1987年提出的,当时是为了研究日本的经济奇迹提出这个概念。国家创新体系概念自诞生以来,对世界创新理论的研究、创新政策的制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概念的影响下,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创新体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产生的作用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和回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的制订。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历程梗概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沿袭前苏联的科技体制,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较为僵化的组织体系,造成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现象。

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是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征程。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上是学界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通常的阶段划分法。

以上世纪90 年代后期为分水岭,科技体制改革前后阶段的特征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个差异的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经济体制转变,有必要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体制。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强调企业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立足点。适应这一变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科技界引入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并运用这个理论指导科技体制的改革。

——从改革任务来看,早期的改革是试图突破计划经济中形成的科技体制,90 年代后期改革任务扩延至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从改革特点来看,从面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重点突破或单项推进,深化至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更关注创新体系的整体推进;

——从改革重点来看,早期改革更多侧重于微观运行机制,而后期改革主要是在宏观管理体制和机制上有所变革;

——从政策工具来看,早期更多关注政策指导,后期则希望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规则。

11998年为分水岭,对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重点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前后20年的时代背景的差异,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以及改革的措施也有诸多不同。

1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前后阶段重点内容对比

 

1978-1998

1998-2018

时代

背景

国际形势缓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向市场转型;

科技体制僵化,与经济两张皮

加入WTO,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

经济高速增长,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创新系统效率不高,无法成为发展动力

改革

目标

“面向”、“依靠”、“攀高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

建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自主创新、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主要

对象

科研院所、高校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

改革

措施

各类科技计划、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释放科研机构活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211工程、985工程

知识创新工程、科研机构改革、产学研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双一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竞争、成果转化激励、评价机制、税收激励等

主要

文件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1993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06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8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5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2006-2020)》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2015年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首次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放到了突出地位。

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在科技体制改革初期,一些学者意识到,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相比,科技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是比较滞后的。当时科技界对科技体制改革也有理性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往往停留在思考层面或者原则性的概念,比如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等。对我国科技体制的功能、特点和主要问题,如何更好地提升各有关主体的效率、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等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也无法对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

然而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科技体制改革所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触及到深层理论问题。认真研究改革的理论,成为中国学者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直到引入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以后,上述的理论研究工作才焕然一新,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与学者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关注是密不可分的。罗伯特·索洛(1956)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后来,保罗·罗默和他的老师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出现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像熊彼特、尼尔森、弗里曼等,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分析范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过经济高速增长,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形成挑战。所以当时出现技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思潮。一些学者认为,虽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国家必须以一定的政策措施推动,实现技术的突破。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英国学者弗里曼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概念。他认为创新体系的理论基础来自两方面,一是李斯特的国家体系理论,二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伦德瓦尔于1992年进一步提出创新体系内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形成各种联系。这一理论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创新系统理论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创新系统理论把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绩效紧密联系起来。第二、强调了创新是一个系统的概念。第三、强调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对创新的重要性。第四、强调知识在行为主体之间流动的重要性。第五、强调了国家专有因素的重要性,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因素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第六、强调创新体系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以促进创新主体做长期的投资;但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创新体系也应该随之变化。

国家创新理论自产生以来,经合组织(OECD)做了大量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的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创新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意义

1995年国家对科技体制改革十周年进行评估,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向中国官方建议,重视并采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此后,国家科委设立了“市场经济下中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项目,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这是理论研究阶段。

国家创新系统首次写进政策文件,是中国科学院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报告,江泽民同志做了批示。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后,2006年、2015年、2016年中央关于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都强调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创新体系,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有如下启示意义:

第一,明确各个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和关于建立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思想。强调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但是产学研各个主体的作用是不同的。各创新主体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并且要求产学研各环节应密切协调合作。企业在技术开发中起主导作用,科研机构是完成国家战略任务的主力,大学在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方面要发挥主要作用。相关部门和各创新主体密切配合,协同创新,有效整合创新资源,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

第二,政府要提升创新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创新体系的变革。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在创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有利于创新主体发挥作用的现代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同时,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注重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创新交流。当前世界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这对我们传统的创新体系形成很大挑战。传统的创新体系和政策着眼于追赶型,现在我们要对突破性、颠覆性的创新给予相当的重视,组织和制度也要及时更新,以适应新的形势。

第三,加强创新发展理论研究,重视创新研究和发展研究的结合。理论工作者应该深入改革实践,发展理论,指导改革。理论研究要保持开放性。科技创新理论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之间,过去的对话和交流比较少。为更好地贯彻创新驱动战略,科技界应该和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开展对话。创新研究需要和发展研究紧密结合,深刻理解创新发展的机制和规律,深入开展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研究。

世界上各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产生了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的发展现实其实也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应该基于自己的实践,提出中国本土的发展理论。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是作者20181223日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的“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与自主创新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 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文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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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现在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次开会,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超过预定的计划,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7日到7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四位老帅上送《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

7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它们发动武装进攻。它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它们送进坟墓。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它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它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它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技,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它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它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29日至9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2)8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3)原定1968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618日至8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们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们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们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们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们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们接触,我们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5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们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8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8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8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8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8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8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8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1)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

    (四)胡志明主席于9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外电报道,9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9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9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17日报送周总理。

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10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1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10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10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10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7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2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1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5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10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1969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10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8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5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即将出版的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信出版社出版,季节摘编。

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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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国寻常街市的旧城改造到泱泱大国的恢弘场所,从雪域高原的博物展览到繁华都市中心的文化呈现,从对侵略者屠杀同胞的倾诉与愤怒到对大地震逝者的默哀,从伊斯兰文明之瑰丽再现到汉族生活的缤纷铺陈,从数亿百万平方米的城市住宅高楼,到200多所大学新校园的美丽……都有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何镜堂院士的建筑作品。

“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崛起中的大国的灿烂,呈现了一个激变的,在继承中寻找突破的时代的波澜。他垒起了一座文化之山,让后人们——无论是建筑学人或是普通百姓都无法绕开,他所塑造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以上是中国建筑界大师,俞孔坚教授在2017年“何镜堂:为激变的中国而设计”展览的观后感言。

何镜堂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中国建筑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建筑发展道路,孜孜以求,不断摸索出一条建筑设计与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持续不断地探寻建筑的真谛和思想哲学。他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进行理论创新,总结出两观(建筑的总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即建筑环境;文化性,即建筑传统;时代性,即建筑的现代技术)等一系列思想方法,持续地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设计作品,建构了一个从理论方法到作品创作的完整体系。他以突出的技术优势和饱满的民族精神主持设计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本刊近期对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进行了专访,在与他深度交流中,理解他丰富的人生,领略他硕硕成果后面的建筑设计理念。

 

“两观三性”塑造了卓越

经济导刊:一个建筑大师是靠眼光和思想来探索建筑的,它的表现力不仅仅体现在专业技术层面,同时也存在学术思想,学术道路问题。您的“两观三性”是一个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建筑理论,在当代中国建筑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效应也具有相应的示范性意义。

何院士:我觉得中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行各业都要走这条道路,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范畴,具体怎么去践行和实现,我们就要思考。比如我们建筑设计,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说过,建筑是科学的艺术,艺术的科学。用哲学的角度来讲,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既是技术的,又是艺术的;这种综合性将具体体现在我们的规划与设计之中,在一个现代化的层面去体现一个好的建筑,一个好的城市。我想在跟你重点讨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要强调研究中国道路必须要研究国情。

第一个问题,建筑的文化特性。刚才讲了,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它不像纯技术、纯物理、化学;但是它也不是纯艺术,天马行空不行。因为建筑是给人使用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我们常常说,建筑是以人的需求作为它的出发点。检验一个建筑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满足人的最终要求,作为它的终极,建筑应该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筑除了功能使用的要求,同时还是通过精神,通过文化起作用的。

经济导刊:有人说,建筑的外观作用于精神,建筑的内部催生情感。建筑是刻在石头上的史诗,它既是物质的财富,又是精神产品,能传递一定的精神内涵。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具有很高文化品位的建筑,像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它的文化和艺术感染力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标志。建筑的作用能够凝聚和拔高人的精神。

何院士:是这样的。特别是标志性的建筑,那些国家代表性的建筑,那些体现时代,体现我们民族的意识和追求的建筑,它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仅考虑专业技术,它有文化的一面,好的建筑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对建筑的内涵要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建筑没有唯一性。因为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同一个建筑,有人说它好,有人却不喜欢。建筑没有100分,它常常是多元的,要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为什么很多建筑竞标前三名评价意见分歧很大,或者出现这个方案那个方案定不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唯一性,它侧重点不同,风格不同,这是建筑的一个本质。

建筑三性的和谐统一

 经济导刊:从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宗教、技术等差距,以及各国各地气候、资源等差异,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建筑形态发展产生了各自的特色,没有唯一性和共通性。在建筑类型上,也没有统一性而言,是否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何院士:确实存在多元性和综合性。我总结了建筑的社会性、多元性、综合性三性。社会性是很明确的,综合性是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种因素的综合。多元性体现出对建筑的不同理解和表现。

我研究了建筑的本质,它是受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各种各样外来的影响,通过对建筑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我总结出“两观三性”理论。“地域、文化、时代,以及建筑必须要有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地域就是地区。华南跟东北区域气候不同,建筑要求就不同。东北要求保温和防风沙,华南要求通风。我们广东那个地方建筑要遮阳、隔音,通风好。全世界不同地域对建筑物的要求都是不同的。还有各地的传统及文化不同,中国的幅员广大,有中原文化,也有岭南文化等,有汉族文化,也有新疆等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是三种元素组成的,第一个是本土的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兵到南粤,现在的广东,就把中原文化带过来。广东这个地区历史上是古代丝绸之路,它一直在和外部交流,近几百年外来文化更多了,所以它是三种文化的交融。任何一个建筑,它离不开所处地区,离不开所处环境和气候,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各地曾经的风俗习惯、爱好都不一样,都有传统影响。第二个,文化是建筑的最高境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建筑,常常是文化起主导作用。一个城市虽然GDP很重要,但最终那个城市有没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文化作用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建筑必须跟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建筑是一个时代的写照,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方向。新的知识体系、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科学技术,必将带来新的设计观念,建筑师必须立足创新,不断调整自己创作思路,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现在特别强调环保。

以上是我对建筑本质的基本理解。 关键是不能孤立地理解这几个要素。

经济导刊:您的“两观三性”不仅是具体的形式语言,更多是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和处理专业问题的原则,同时,它是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相互融合的。

何院士: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把这三点融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基础上,我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两个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这样考虑的。

 

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的结合

经济导刊:您强调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必须要融为一个整体,并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摸索总结其规律性,并将其理论化。我看了您的传记[1],在这本书里也阐释了您的这种思想。

何院士:是的,在作者专访中,我谈了我的建筑理念。上述是我对建筑的理解,不管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考虑建筑就离不开这几条特性。

我在美国、意大利、纽约,米兰等很多地方讲过我对建筑的理论的认识。我认为,搞建筑必须要有理念,有理论指导,不能盲目地搞。

另外一个要谈的重要问题,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有曲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还比较保守,封闭嘛。

经济导刊:这反映在建筑上也是这样吗?

何院士:也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国外的发展趋势,缺乏基本的交流和沟通,那时,我们专业设计者出国都很难。而国外的资料很难搜集到,信息和眼界上都有局限性。在那个年代,尽管我们有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但国家的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国外的发展现状没有基本的参考和了解,更不要说学习借鉴和赶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国外的东西进来了,也可以合作了,当时我们都觉得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经济导刊:刚开放的时候,国家要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要搞好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环境。首先要盖饭店,当时外国人来了都没有地方住和办公,那就先盖几个大饭店,在北京像京伦饭店、兆龙饭店、香山饭店都是外国设计所设计的。

何院士:当时五星级饭店初期建筑多为外国人设计的。引进一些现代饭店设计,当时我们觉得很先进,要赶上人家首先就要学习,学习消化吸收是缩小差距和赶超的基础。我们先引进来,接着派人出去留学、交流、参观考察,改变我们的落后局面。

经济导刊:当时引进的规模很大。在广东的经济特区,例如深圳,一个小渔村,一个贫穷的小镇,几年就神话般的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了。很多城市都拔地而起各种异国风格的建筑,建筑日趋多样化,百花齐放,迅猛发展,却没有让我们感到逐渐形成民族的独有风格,多数是简单的模仿和移植。

何院士:改革的起始阶段需要大规模引进,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与技术不在一个层面上,三个引进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进与合作设计很多都是洋的东西,确实是比较新鲜,也确实是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完全替代不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没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缺乏自己的文化。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很多国外设计在历史上都曾经是从我们这儿取经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们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北京的建筑就体现出来了。从那种“千城一面”没有个性的设计不断地蜕变,一会儿是沿着长安街的建筑都上大屋顶,一会儿又全是欧派风格;一会儿全用洋的,一会儿一点洋的都不要,全是本土的。一个指令下来要用我们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就盖一个大屋顶,体现一个建筑符号。来回反复,体现出转型阶段的理念变化。

 经济导刊:表现出简单化、概念化,在设计风格上追风,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日本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在他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一书中讲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探讨历史主义建筑缘何消失,以及现代主义与日本传统的关系,日本建筑学者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共同面对的困惑。他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包括工业革命时代,世界各地建筑的多样化逐渐消失,清一色地尽归欧风,各国貌似多姿多彩,但终究还是热了希腊罗马哥特的剩饭,毫无创新。到了20世纪至今,19世纪全球尽染的欧洲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却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漫步纽约、巴黎、罗马、埃及,或是东京、北京,街头建筑的模样都似同宗兄弟一般,那些钢筋水泥制成的四方玻璃箱式建筑,在世界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由此,有些人提出,希望突破趋同风,打破仿制趋势,挖掘出突破性的新形态。那么,我们在引进过程中能否趋利避害?

 何院士:我们首先要打破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式。如果学人家仅是从表面上、形式上去做,就永远找不到结合点。其实国外好的东西确实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不等于外国所有东西搬来都是适用的。洋的东西不能都说是现代的、先进的,其中有精髓也有糟粕。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筑方面始终找不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建筑,怎样才能吸收人家好的东西,并形成自己的东西。我在设计和实践中一直注重研究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包括建筑文化,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建筑是长期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的过程里面发展起来的。我始终执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实践中,你合乎潮流了,合乎发展规律了,你就能够长期持续地发展。如果你做的事情与整个时代、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背道而驰,那注定要失败。

 

传承是基础,关键要创新

经济导刊:您讲的这种认识真是实践经验教训里得出来的,我们国家在建设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曾经也是这个也搞过、那个也搞过。

何院士:我们要注重传承,但是传承就必须立足于创新,要把握好这中间的辨证关系。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就没有血脉,就会飘浮。

传承是基础,关键是创新。特别现在,习主席特别强调,核心的技术必须要自己掌握。我们要立足于创新,任何东西创新的价值远远比原来一成不变高得多,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建筑也是这样,在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还应认真研究我们要传承什么,创新什么。

在中国文化中,孔子也好,儒家也好,都讲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一些东西只有和谐了,才能够往前发展。建筑也存在与大自然的和谐,跟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和谐,跟文化传统的和谐。我们要传承我们几千年建筑史中比较好的技术、材料、做法,我们更要传承建筑的本体。建筑是有社会性的,有多元性的,有综合性的,建筑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建筑的本质。

我们创新什么呢?建筑创作是有文化状态和特性的,一个建筑有有形的一面,也有无形价值的一面,我认为要从地域、文化、时代三个方面去创新。从根本上讲,我们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符号传承,而是文化内涵,即好的思想、好的精神的传承。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谐的理念,这都是文化精髓。

传承不仅仅是具体怎么做,这是较低层面的问题。我认为,不管什么建筑,要将建筑设计理念跟地域、文化、时代融合在一起来考虑。不是简单的抄人家,这样才能有生命力。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学得变成我了,已经有一个齐白石了,再来一个齐白石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

经济导刊:日本在科学研究上的能力很强,得了很多诺贝尔奖,建筑学上也做得很好吗?

何院士:不错,确实不错。它也经历过引进吸收阶段,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开始还比较落后,就引进模仿国外的技术,在吸收中结合自己的文化来发展,现在它那些主要的建筑都是自己搞的,而且也做得很好。

今天,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不断探索,大家对建筑的理解,要始终立足于跟中国结合,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

2014年,建设部曾把我们找去谈中国建筑的发展,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缺少大师,缺少国际的影响,缺少国际的奖项。过去,中国建筑师真正在国外搞个人展览的很少,怎么能让世界了解你、关注你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要发扬它,走出国门。

 

以发展的视角纪录时代变迁

经济导刊:去年,您的作品展在威尼斯展出反响热烈,这说明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施展影响。我听说有一个国际期刊登载一篇评价文章《当代中国建筑的24个关键词》,其中一个关键词为“中国性”,评价的代表作品就是您设计的中国馆,看来,国际上认为您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主流作品。您到国外去进行讲学和交流,是否很明显的感到你们已经融入主流?

何院士:应该是吧。当然,这也与国家的强盛有关系。如果国家不强大,没有坚强的后盾,你到国外,人家根本看不起你。

以前国外只知道有几个零星的建筑师。现在他们认为我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我们在国际上一炮打响,通过宣传,我认为世界将对中国的建筑逐步了解,慢慢地就会得到改观。

经济导刊:您通过国际和国内巡展,把建筑作品,还有建筑思想理论带到国际上,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们觉得您是一个中国的主流建筑师的代表。听说,一些国外著名大学者和建筑大师称您是“事件建筑大师”?我看过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彼得·罗德的一篇评价文章,他说,您的创作成果并不是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和风格特征的重复来建立可辨识度,而是每个项目都有自身的形式逻辑和特别表达方式,而且不同项目之间看起来差异很大,很难归结于单一的创作源泉。他在评价中说,您的创作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非同寻常的结合,在概念上回应了用特定主题来标记“事件”的要求。这是否表明你的作品被认为是有很强的时代的代表性?

何院士:这两年我在国内外做了很多展览,非常成功。我在北大做展览的时候,请专门研究中国的著名美国评论家彼得.罗给我写序,他在序里称我是“事件建筑师”。我开始还不理解,怎么我变成了一个“事件建筑师”了?他是说,我的作品聚焦了中国一些重大的事件。

我想“事件建筑师”这个称谓也许表明我的作品对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所等,回应的都是民族灾难的历史事件,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则是中国民族开始走向富强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典型性设计,同样的还有钱学森图书馆,因为“两弹一星”也是我国走向民族振兴的重要事件。

经济导刊:时代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组成的,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改革开放等历史,以及世博会、奥运会、大地震等重大事件。而您的创作有一大特点是,很多建筑作品是表现历史和时代的,以及这些时代的重大事件。

何院士:对,历史是由这些大节点组成的。我做了很多反映这些节点的建筑,所以我会被称为“事件建筑师”。历史上要谈到中国这些事件,肯定要联想这些建筑。中国第一次举行世博会,中国馆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形象。

你谈中国现代史上受人欺凌,不强大,中国现代的民族灾难,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国家公祭每年都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我的作品就是要表达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

何院士:外国人对我的第二个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建筑师的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格,就像艺术一样。比如做SOHO建筑设计的扎哈,她说一般建筑师的作品都是一种类型,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是他的。而我的建筑看不出来,一会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黑的。她说我像“明星建筑师”一样。

经济导刊:另外,是否她认为您的作品有强烈的差异和标记?这也表明她认为您的作品非常的多样化,并没有通过重复的形式或者风格特征来建立辨别度。

何院士:叫标签吧,这个就是明星设计师。我的设计会显现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必须要和它的主题、环境、地域文化等紧密结合。首先要解决功能与环境结合。另外建筑也是艺术,要体现文化是传承的,有根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我们的根,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生存力量。

我是按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来设计。但是我的理念是不变的,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域,我会呈现出不同的建筑特色,适应性更强。通过具有强烈意向的建筑形体和色彩,直截了当地表达设计概念。如果说文化形象的营造可以用中国馆为代表的“红”色系来概括,热烈的“中国红”就更加强了这一主题。另一类作品的特质则可以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灾变、苦难及其带给我们沉重、悲怆的纪念性感受的“黑”色来体现。侵华日军大屠杀扩建工程用“暗灰”色调,低缓匍匐的建筑体量和结合基地形态绵延展开的线性轴线串联起了一系列庭园、小广场和隐喻着“尖刀”的建筑体量,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长长的路径和边缘锋利,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体,表达了深沉而有力的纪念性主题。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充分地因应了山地环境,断裂而又重新连接的形体体现出地震的破坏,象征着灾区人民的坚韧和震后重建的意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地是在原有遗址上建造平缓建筑斜向嵌入地面,表现出一种挣扎抵抗的姿态,是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映射,黑灰色的碎石和带有燃烧痕迹的条木指向建筑主体,与建筑一起完成无声的纪念和反思,我设计了这种很消沉,很震撼,令人心灵颤动的建筑。

建筑设计都不是凭主观臆想,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定位,体现中国特色的时代特征。假如中国馆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能叫中国馆。但是又不能仅仅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上海世博会主题之一是人类科学进步,所以要把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筑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得到启发,中国馆建筑外形设计成像中国传统鼎的造型,既非常中国,又非常现代。建筑没有唯一答案,但是不是无章可循。第二,我做了大量的创作实践,第三,建筑有很强的社会性,建筑师要为社会负责,是有历史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要敢于针对中国重大事件来进行设计。

 

探求建筑的真谛和哲学思想

何院士:建筑要评标,所有设计都要竞标。我靠什么做呢,第一,靠理念作为后盾,针对每一个建筑的特点,我要把它解题。第二,我之所以回归大学,是要通过项目把设计、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现在不都讲究产学研吗?我们既是一个设计单位,搞设计,又是一个研究单位,并进行人才培养。而且把它融在一起,成为现在这个时代一种三结合的模式。这样我就有很大的团队。我的团队既要有理论,又要有人才,还要有团队精神。 我们面对这么多影响因素,就要讲辩证思维,抓主要矛盾。

经济导刊:我看您的传记里头多处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在反复地读《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认为您的建筑理念和思维中,有哲学思想基础,它体现于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何院士:特别重要,特别清晰。哲学基础指导我怎么抓主要矛盾,在所有因素的影响中,我总结了“地域、文化、时代”,这六个字即是主要矛盾。我要求我的团队思考对建筑有影响的因素,要分析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主要的定位是什么。比如对中国馆的设计理念,我定了八个字,“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没有中国特色不能叫中国馆,但必须体现时代要求,时代的思想观念的要求,以及现代时代科学技术的要求,将两方面的要求融合。

中国馆承载着地方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的文化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当代演绎。中国馆的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哲学思想中,表达中国的文化符号,它唤起了我们对历代建筑的根本联想,但并不是照搬,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国”的标志性。中国馆既有中国特色,它又是一个现代化完备的建筑,架空起来通风非常好,见太阳,它本身就是一个环保建筑。

我设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馆的定位是“从战争到和平”。不仅让大家了解这场真正的灾难,震撼心灵,永远不忘记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共同走向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这个馆让我们去仇恨日本,要在设计中体现共同走向文明才是和平。我们要在设计中表达很高的境界。此前,我看过世界上很多建筑,他们主要强调灾难。比如说,德国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人进到里面整个灾难的过程都表现出来。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什么意境。我们的和平宫非常漂亮,最后就是一片宁静、和平的气氛,而和平之前我要反思,冥思嘛。就像写一本小说一样,有序言,有开头,有主题的高潮,高潮以后结尾,有回想,这样去写。建筑也是这样,到大屠杀看完之后,你会震撼,而最后让你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的强烈欲望。地震馆也有主题,就是从记忆到希望,让我们记得这样一个事件,这是一个自然灾害,它不是一个人为的灾害。最终呼唤人类共同走向人与大自然和谐,这就要靠学会分析各种各样的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表达你的主题,写一本书也要抓住纲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建筑大师的职业态度

经济导刊:您已经是院士,年纪较大了,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大工程的竞标,不断的琢磨创新?而且每天奔波于各地,亲自参加很多大型项目的竞标,很多年轻一些的院士都已超脱具体工程了?

何院士:像我这样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参加很多代表国家的大工程呢?如果你不参与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勇气,敢于竞争。当然这就要敢于创新,而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关键。

经济导刊:您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何院士: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特别经验,就有两条。

第一条,找准方向,跟社会同步发展。当你做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是同步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发展。我的努力跟国家、跟民族、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不能跟它反方向,方向正确,就有可能成功。

第二,要有人生目标。很多人都立志,年轻人都下决心,立一个志愿。等到五六十岁回头再看,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大部分人都不是很成功的。我们要找好实现目标的办法,这也是相当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是学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分配专业不对口。1973年调到轻工业部的造纸厂,文化革命结束时,我已近40岁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才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候我就考虑人生,要怎么样发展。我一直想搞建筑设计创作, 就开始筹划,找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单位。我是广东人,20世纪80年代初,母校希望我回去。我就想,光是搞设计还不行,还得跟研究结合,这样促使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我要找一个可以把设计、研究跟教学相结合的单位,只有学校具备这个条件。所以1983年的54日,我从北京调回学校。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大变化。1983年至2017年,我都在学校任职。这就让我找到一个方向,这时候国家正在大发展,我就紧跟国家的发展。

经济导刊:在这个过程中,您也遇到三个转折点,但是都是要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第一个是您1983年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广东发展;第二个是您爱人和孩子要去美国,你面临选择去留,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第三个是当了院士以后重新奋斗,在国家大发展中紧跟需求,找到新的突破口。

何院士:除了这两个选择,我还有三个节点。第一,1983年,我决定回母校。回来第三天,正好碰到一个设计竞赛,深圳科学馆。深圳科学馆当时是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之一,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此一脚迈入门槛。

经济导刊:这是您的第一个作品吗?

何院士:这是我转向建筑设计的第一个作品。我那时候刚调回广东,住在招待所里面,还没分到房子。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预感机会来了,我就跟我夫人商量,马上借了几个工人,做了20天设计和模型。交卷前一天晚上,一个通宵把模型做好,第二天一早就坐车到深圳,中午交卷,下午评标就通知我中标了,这是打响人生的第一炮。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今后我做的每一个设计,都要做到三到位:第一,任何工程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作品来做,认认真真做,不是应付,更不是挣钱,每一个都要做成精品。第二,要做到这个精品能够拿到设计奖。第三,必须对这个精品进行总结,写论文。一直到现在,我每做一个重要工程,都有作品,有设计奖、有论文。这叫做三到位。

经济导刊:后来我看您发表了好多论文,还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何院士:对,我第一个获奖作品就是深圳科学馆,获得国家二等奖。在《建筑学报》发表论文,就是《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谈深圳科学馆的设计》。后来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我主持的所有的重要工程都要出好的作品,获建筑奖,发表论文。已在《建筑学报》发表了六七十篇的论文。

1983年开始,我发展得很快,用了16年时间,1999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且是我们学校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院士。后来我总结这段人生经历时有两点体会,首先要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你的大方向跟国家发展应是同步的。第二,在业务发展上要找到方式,要有持久性。也就是我上面讲的三到位。

经济导刊:在工程院院士里,建筑学科的院士多吗?

何院士:到目前为止十来位吧。因为建筑面是很大的嘛,有历史,有园林,各方面都有,我是前五位吧。

经济导刊:您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啊,要做到这些会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是很艰难的。

何院士:真的很艰辛,但没有这种奋斗你不可能实现理想,所以好多媒体这样报道我,一个45岁起步的建筑师,前半生是空白,说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做到了一般人要几十年做得出来的事情。就是厚积薄发吧。

经济导刊:这样您理论结合实际,三结合也做到了。

何院士:对。我当了院士后,我们校长、书记给我总结了成功源于这八个字,“勤奋、才能、人品、技艺”。要想成功,这八个字缺一不可。1997年我当了副院长了,2002年就当院长,前年才退下来。

刚才讲了我的三大人生转折的决定,第一,从北京回广东。第二,是否出国。我夫人的家庭是华侨 ,她通过家庭关系申请我们全家移民美国,1992年美国使馆通知通过了我们全家移民,我就马上做出决定我不去。我的夫人就带我的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了。我的夫人大半年后也回来了,这个决定很重要。第三,重新奋斗。1999年我当了院士之后,我下了一个决心,万里长征重新开始,那时候正好遇到全国城市大建设,教育大发展,这给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校园规划的掌门人

经济导刊:全国大学都开始扩招,这给您带来什么机会?当时全国范围内校园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的数量惊人,据说您是在以“鱼骨式”建筑平面布局的全新面貌发展?

何院士:浙江大学首先将4个学校合并。有70多个单位报名参加招标,我带我的学生参加,中标了。从那时起步就不可收拾了,我开始研究大学的建筑,时至今日,我们团队参与了很多校园规划,在全国搞了300多个校园规划,遍布大疆南北,我本人就主持了100多所大学的校园规划。人家说我是“校园掌门人”。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技术奋斗不停步,这一条非常重要。好多人以为我一生很顺利,其实我前半生是不顺的,没办法发挥作用。45岁之前没有作品,但是我积累了知识,做了思想准备,奠基了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抓住机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找到办法,就坚持下去。我的主要作品是在这十年、八年的,是当院士之后,好多人的成果都是在当院士之前,我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探索中国特色的道路怎么走,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建筑创作的一个道路、方法和理论,包括中国的理念、文化,也包括怎么做人,也包括思维方法和理论创新。

文化自信的力量

经济导刊: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去过很多国家考察,有学术上的交流,还有前一段,您的作品也在国内外进行展览,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听说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以前我们是学人家,现在国外的这些同行或者学术界的人,他们是怎么看咱们国家现在建筑学领域的发展、设计水平?您刚才说,我们与别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飞跃发展阶段,而人家都逐步停滞了,慢下来了。我们有很多实践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了人家,我们也在创造我们自己。其实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个特点。

何院士: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做得还不够。好多人对中国仍然不了解,比如说,我到一些著名大学演讲和进行展览,原来中国的主要建筑,那些高水平的建筑,我们并没有出去宣传。我前年去威尼斯展出,过去中国出去展的都是皮毛,没有反映中国真正的面貌,人家以为中国就是搞那么一点东西。国外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始终有怀疑,他们不了解中国,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一旦他们了解之后,就很认可我们的水平和能力,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合作。

这几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竞赛,都是同台竞标。比如这次雄安新区起步区规划设计的竞标,大部分是请外国人,第二轮的设计只有3个是中国的单位,其他几乎都是外国的机构。我们也参加了雄安新区起步城市竞标,被评为优秀方案。海南岛自贸港海口江东新区的规划设计项目,我们一举夺得三个奖项的第一名。国外来的建筑师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强手,我们中国建筑师在竞标中要应对这么多国家的建筑师,我们即使被淘汰也是自然的。我们不是不怕输,不过输多了就赢了。关键是要是有好的理念,好的团队,好的人才,有好的平台和团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经济导刊:4 2 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了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最新建筑设计方案,并公布您担任迪拜世博会设计总顾问,您能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吗?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是像“一带一路”似的,你们更加注重国际化,走出去发展,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设计。我看了你们的设计后,觉得将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何院士:很有可能。我们最近去了迪拜,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外观取自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代表光明、团圆、吉祥和幸福。但是开始的时候,外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认可,总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这跟国家的强大有关系。例如,美国不认同你的时候,连底下的人都不认同的,但是我们顶住他们,也不跟他斗,而是不断激发我们自己的奋斗,迅速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经济导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自信了。

何院士:对,现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了。建国70周年,全国评了300个大奖,我们单位中了15个奖。

经济导刊:这么高密度啊。您真是老当益壮啊!

何院士:其中我本人主持的有13个奖。排在全国第一名,这个不容易。现在真正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院士,没有像我这样还敢于去招标、竞标,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再去竞标,输了不好看。我自己认为输了没关系,要放得开就赢了。我们是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也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路。

(编辑  苏歌)



* 本文由本刊季节专访、执笔。

[1] 周荆华:《何镜堂传》,人民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道路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波动已经不再是局限于金融系统内,同时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漫长的经济复苏期间,国内外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热度与日俱增,研究内容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探讨、方法测度和监管实践等等方面。

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系统正愈发显现出多市场、多机构之间的联动性,单个市场或机构所发生的局部风险将快速转移、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内,对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预警与防范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外部因素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很多学者和决策者从不同的研究方向或政策制定角度,对其有不同的定义和考量。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指局部发生的风险事件在金融系统内蔓延,损害了金融中介功能,并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造成实质性的负面影响,[1]强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外部性,即部分或全部金融市场的失灵或金融机构的运转障碍,会损害整个金融系统及实体经济的运行。

金融稳定委员会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产生的“大而不能倒”以及“太联结而不能倒”的问题,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上,由于经营失败而给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带来显著破坏的金融机构,被定义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对其判定标准包括:机构的风险敞口和资产管理规模、与其他机构的联结性以及金融业务在整个金融系统中的不可替代性(FSB2009)。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将在全球范围内被严格监管,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恶化。

前美联储理事塔鲁洛(Daniel K.Tarullo2011)强调了处于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动态联系,他阐述了机构从产生困境到系统性风险的发展过程。

一是经典的多米诺效应。单个机构的经营困境由于无法履行借贷上的还款义务而将信用风险传导至对手方,并引起系统内的连锁反应;

二是资产抛售。机构为获取流动性而进行资产抛售(fire-sale),导致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触发更多机构的抛售行为,并形成螺旋反馈;

三是传染效应。市场参与者从单个机构的经营困境联想至其他经营模式相似的机构发生困境的可能性,市场信心恶化;

四是发生经营困境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业务在金融市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如结算、清算等。

Giesecke & Kim2011)同样将机构无法履行对债权人、客户或对手方的义务与系统性风险联系起来;Aikman et al.2009)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于银行资产负债表联结所产生的对手方风险、资产抛售效应以及市场信心恶化对融资条件的影响。Billio et al.2010)将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为短期内一系列金融机构违约所触发的流动性收缩以及金融市场信心的崩塌。

欧央行(2009)在《金融稳定评估》报告中分别从风险的传染性、共同风险敞口以及金融失衡三个角度观察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传染性指单个风险事件蔓延至其他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系统;而当金融机构持有共同的风险敞口时,市场的冲击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逆转会导致一连串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同时产生问题;此外,如高杠杆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也会在某个时点突然崩溃,引发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功能的失灵。

中国人民银行的一篇文章(陶玲&朱迎,2016)将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将传导机制归纳为内部传导和跨境传导,将扩散机制归纳为信贷紧缩机制、流动性收缩机制和资产价格波动机制。内部因素包含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和资产价格波动等内生不稳定性;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周期的变化和政策干预,如央行为抚平短期经济波动而进行的利率调整可能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从传导机制看,金融系统内部传导渠道包括:金融机构通过清算支付系统和银行间市场同业业务往来形成的相互敞口,或金融机构因持有相同资产或资产结构形成的共同风险敞口;而外部传导渠道主要体现在由实体经济带来的外贸、投资或国际金融市场相互关联所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从扩散机制来看,信贷紧缩通常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引起,而信贷紧缩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和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三者形成恶性循环;流动性收缩同样指市场融资条件、市场流动性、资产价格及市值等多个变量在资产抛售情景下的恶性循环;资产价格波动既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需求、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需求,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引发金融风险,又可能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信贷渠道和流动性渠道等方面形成风险传导放大。

上述意见,印证了前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 2013)对当今金融系统的描述,即目前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复杂联系已成为金融体系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些联系可以跨过地理的边界和市场的边界,不仅将市场参与者连接在一起,也使局部的金融风险以跨市场、跨机构的方式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衡量

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学界基于上述定义中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衡量,例如单个金融机构经营困境对整个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的负外部性、由资产抛售行为引发的资产价格下跌与整体流动性收缩的恶性循环、长期积累的金融脆弱性突然崩溃等。

在衡量单个机构风险传导至整体金融系统方面,Acharya et al.2010)使用系统性预期缺口来代表一个机构能够对整个金融系统所施加的负面外部性。系统性预期缺口衡量了当金融系统遭受冲击时,单一机构发生资本金不足的可能性。一个机构的系统性预期缺口随着其杠杆率、股价波动率、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尾部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加。其中,股价波动率、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尾部相关性3个指标构成机构的边际预期缺口,代表了当市场回报低于某个百分位时,机构的预期资本金缺口。在此基础上,Brownlees & Engle2012)改进了对边际预期缺口的计算,他们使用计量模型来估计机构的随时间变化的条件波动率、随时间变化的股价与市场指数的相关性以及相应的尾部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方法能够有效使用一小部分公共信息来衡量机构在逆境中发生资本金不足的可能性。

Huang et al.2009, 2012)通过建立困境保费来衡量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在假设的前提下,困境保费衡量的是机构为预防系统性金融困境所产生损失而投保的保费,该金融困境可被定义为总权益的损失超过一个特定门槛,如15%的总负债。他的研究表明,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边际贡献是一个包含机构规模、违约概率以及各机构之间资产回报相关性的函数;机构的规模是决定其对系统性风险贡献的决定性因素,但规模通常不会随时间发生剧烈变化,尤其在一个报告季度内;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随时间变化的边际贡献,主要由其风险中性违约概率以及各个机构之间的资产回报相关性矩阵所驱动。Huang et al.2012)的困境保费使用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的利差来代替边际预期缺口中的股价回报率。信用违约掉期回报的一部分由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驱动,另一部分则由风险溢价决定。因此,当信用违约掉期回报上升时,这未必是因为实际风险上升,而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所造成。这也反映了基于可观察的市场价格的指标在应用时可能带来的信息模糊性。

Adrian and Brunnermeier2011)提议使用条件风险价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CoVaR)来衡量系统性风险。该方法计算的是当某一单独机构陷入困境时,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一个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衡量方法是该机构条件风险价值与无条件风险价值(unconditional VaR)之间的差值。他的研究表明杠杆率、规模、期限错配以及资产价格泡沫对于预测机构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都是显著的。条件风险价值的缺点在于它只能衡量单个机构传导至整个系统的风险,而不能衡量整个系统对单个机构的风险。

在衡量金融脆弱性方面,信贷与GDP比率、贷款总额和货币增长、房地产和资产价格的变化、银行杠杆、资本充足率和行业层面的资金流动等变量被用来衡量金融失衡积聚的程度并被当作银行业危机或金融危机的预警指标(Borio & Lowe2002Alessi & Detken2009)。可惜的是,这些预警指标和模型对发达经济体的预测效果较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发生时间的预测上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上述方法度量均依靠市场及公开数据,因此在市场参与者获得足够消息、善于分辨金融风险并且不存在羊群效应及其它行为偏差时,方法结果才是准确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些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监管者同样可以从有限的、可观察的公开数据中获取信息,以更好地判断风险情形并制定监管政策。

从实践来看,金融危机之后,压力测试成为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大央行衡量并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主流方法。压力测试能够在机构面临共同的信贷和资产敞口的基础上计算不同负面宏观金融场景下的损失,其本质是对假设情景的测试,度量资产组合、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面临偶发但可能发生的冲击的敏感度。

主要的压力测试方法可以分为三类:会计法、市场价格法以及宏观金融法。会计法是基于会计报表数据的方法,也被称作资产负债表法。会计法需要用到利润损益表、表外项目以及金融报表等补充信息,这是目前压力测试的基础方法。市场价格法则是基于金融工具的市场价格,尽管它的数据更具有时效性,但通常这种方法仅作为会计法的补充。宏观金融法则着重关注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联系,这种方法通常会同时用到会计报表和市场价格数据,以此估计宏观经济与金融的连接性,并进一步作为前两种方法的补充。在金融危机后,大众愈发能体会到金融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因此宏观金融法正受到监管者越来越多的重视(Ong2014)。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

中国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对外扩大开放和对内加快改革的关键时期,各金融市场与各金融机构存在紧密的联动性,在某一市场或某一机构发生的局部风险事件将不再被局限在单一市场或机构中,而是会通过一系列传导和扩散机制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近年来屡次发生异常波动,并且这些波动均体现了多个市场联动的特征。例如2013年发生的“钱荒”事件,在银监会打击“非标”资产、监管影子银行并控制宏观负债率的背景下,银行间同业市场流动性急剧收缩,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从5月的3.5%上升至6月的6.9%以上,甚至一度曾达到11.6%的高点;为缓解流动性紧张局势,金融机构抛售债券资产导致债券市场利率上升并进一步影响股市,6月份上证指数最高日跌幅达到5%以上。又如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探至6.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从2015年末的6.45调高至2016年末的6.92,人民币年内贬值幅度达到7.3%,触发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从4万亿美元顶峰直降25%3万亿美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导致国内流动性收缩,中国央行在保持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等多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痼疾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所积聚的宏观高杠杆与高负债率,这使得中国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经济下行周期、货币政策转向等冲击更为敏感;同时,虽然中国股市、债市、汇市的参与主体并不相同,表面上各个市场呈现较为割裂的局面,但由于各个市场均缺乏一定深度和广度,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容易产生“羊群效应”,导致局部市场风险向整个金融系统蔓延;并且,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外部冲击或由外部冲击所引发的市场信心恶化,将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另一个需要防范和警惕的关注点。

我们从宏观债务与金融周期、金融机构风险度量、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贸易摩擦、金融开放7个维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考察,对当前的风险等级进行综合评估。

宏观债务与金融周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宏观经济预警框架,并开始重视研究宏观债务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IMFBIS均发现,宏观债务水平过高会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强。而杠杆率则是衡量债务水平高低的核心指标,巴塞尔协议Ⅲ中就把“杠杆率”新设为重要监管指标,旨在衡量债务的可持续性、现行系统的稳健性。

为对冲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稳定就业,中国政府于2008年底推出了四万亿的一揽子投资计划用于基建与房地产建设,如果不是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展现出的韧性,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的幅度就不只是0.1%。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基建与房地产项目背后所承担的大量债务成为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中国的宏观高杠杆率不仅仅是大规模刺激计划的结果,也反映了经济制度上的结构问题:各类型企业不断扩充产能,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民营企业举债快速上升。

中国经济增速由2007年的14.2%逐渐放缓至2017年的6.9%,而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却丝毫没有放缓。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信贷对GDP的比例,由2007年的96.8%上升至2017年的160.3%2018年第一季度达到261.2%(其中一般政府部门信贷占GDP比例为47.8%,非金融企业部门信贷占比为164.1%,家庭部门信贷占比为49.3%)。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去杠杆成为监管当局试图缓解金融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手段。2018年上半年,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金融监管并收紧货币条件下,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有所放缓。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正在逐渐缓和。BIS将信贷缺口作为发生债务危机的预警指标,当一个国家信贷对GDP的缺口大于10%时,其可能在未来35年发生债务危机。BIS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中国信贷缺口达28.3%的峰值,2018年一季度为14.9%,下降近一半。

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和各国政策部门更深入理解了金融系统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周期概念也被监管者重视起来。信贷指标被广泛用来刻画金融周期。

从金融周期的视角来看,高杠杆与高资产价格之间存在自我强化的互动,这体现在金融破灭尾随于金融繁荣之后。这些互动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并可能导致严重的金融压力和经济资源错配。

信贷周期、房价周期、汇率周期代表金融周期综合性指标。信贷缺口、房价缺口、信贷增速和房价增速是构成中国金融周期的基础。中国大约一共经历了36个完整的金融周期。从201612月开始,中国开启了新一轮的金融周期,目前处于周期的下降期。从历史数据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金融周期频率和持续时间都已趋向于稳定,每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3年,上升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下降期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中国金融周期指数从2007年第一季度0.84开始收缩,2018年第三季度下降至0.42

金融机构风险度量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互叠加,金融机构经营中的违规乱象也得以整治。在此,我们将从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三个角度分析其风险特征。

从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来看,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不良贷款率也呈上升趋势。尽管2015年末至2018年初,不良贷款率稳定在1.75%左右,但进入20182季度,该指标再度上涨。截止20183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涨至1.87%,创20092季度以来新高,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更是增至20322亿元(见图1)。

从保险业及证券业的微观层面来看,多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在近期创历史新高。系统性预期损失值(SES)总值达到了历史最高值,系统性风险指标(SRISK)总值也逼近历史峰值,这说明金融行业整体在近期面临较大的风险。指标走势说明,近年来保险业总体风险虽然可控,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正在逐步释放,保险业自身发展模式业面临转型。2017年来,监管层政策导向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风险防控作为首要目标,坚持专注保险主业和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改进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工作,治理市场乱象,弥补监管短板,切实守住风险底线。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最大,其系统性风险指标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这与我国金融行业的基本特征相吻合。银行的间接融资仍然是我国经济主要的融资渠道,且银行业机构的体量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券商和保险公司,这导致在内外冲击到来时,银行业所受负面影响最大。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防范对象仍然应该是银行业。

债券市场风险:流动性与信用风险

外部融资环境收紧、资金链紧张,导致债市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截至20185月底,债市已出现违约的债券共计21只,涉及的违约主体11家,违约总金额184亿元。从上述主体的违约原因来看,包括大额对外担保、公司重组和资金链紧张,其中明确表示因资金链紧张导致违约的融资主体有8家,涉及违约金额114.78亿元。

在紧信用的货币环境下,需要警惕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风险。在央行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的政策导向下,截至20184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下滑到历史最低点的10.5%M2同比增速下滑至历史低位的8.3%,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融资等融资渠道收缩的情况下,仅依靠信贷投放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未来实体经济的现金流预计仍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从2018年以来债市违约的情况看,负债率过高、评级相对较低(AA及以下)的融资主体容易出现违约风险。

短期的债券市场存在较大风险,外部再融资环境收紧,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以资管新规正式公布为标志性事件,我国金融市场进入统一监管新局面,从2017年开始的金融强监管,意在限制资金空转、金融加杠杆问题,这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实现长久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股票市场风险:企业融资结构与股权质押风险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风险仍需警惕。自2017年初至今,上市公司中总共有2126家公司发生过股权质押融资事宜,占当前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60.4%;根据2017年全部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共有2543家上市公司处于股权质押状态,其中质押股本数占总股本比例超过60%的有54家,占比超过40%的有345家。目前股权质押融资成为上市公司股东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方式,但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质押品,其价值随着市场波动幅度较大。20181-5月底,上证综指累计下跌6.4%2017年底处于股权质押状态的2543家上市公司股价平均下跌8.01%,质押的上市公司股权价值大幅下跌容易引发质押品的集中抛售,由此带来的股市系统性风险隐患值得关注。

为了防止股市、上市公司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时刻关注并警惕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占比过高、上市公司融资规模过大、收购资产估值过高和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等风险因素。由于股市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易被识别,具有隐蔽性、传导性特征,需要从监管层、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三个层面,逐步建立完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及时切断风险源,保障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汇率波动与资本流动风险

外资在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占比逐渐上升。以A股市场为例,通过QFII/RQFII、沪深港通、以及A股加入MSCI指数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外资流入的渠道明显增加,净流入的金额明显上升。截至20184月,QFII总投资额度达到994.59亿美元,RQFII总投资额度达到6148.52亿人民币;至同年5月底,通过沪股通累计净流入资金2614.36亿元,通过深股通累计净流入资金2120.25亿元。

外资的流动可能对股市和汇市构成流动性冲击。根据上市公司2018年一季报显示,QFII持有 279只股票,持仓总市值为1436亿元,在流通市值中占比0.32%;截至5月底,陆股通累计买入净额为4734.61亿元,在流通市值中占比1.11%。从成交额方面看, 20181-5月沪港通累计成交额在沪市总成交额占比为4.85%,深港通在深市总成交额占比3.17%;沪港通日均成交金额102亿元,深港通日均成交金额79亿元。当前的陆港通政策已经放开了资金流通总量的上限,仅保留了日均净成交额的上限,预计在继续放开资金流动管制的趋势下,外资在A股市场的流动性将进一步上升。届时外资的集中流入和流出,可能会对股市以及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冲击(见图2)。

 

金融开放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对外开放一直是中国金融系统改革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在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全球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路径再一次成为中国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焦点。

何为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是金融开放最核心的两个要素。参照中国过去40年金融开放的总结,中国 “金融开放”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体现为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对外资准入的放开;二是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的开放,即实现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国内与国际投资者双向参与对方金融市场的投资和结算。

20011110日中国成为WTO新成员,是中国在对外开放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中国不断履行相关国际义务,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外国投资。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金融开始主动走出去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2016OECD公布的各国金融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程度可以看到,不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业,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都处在较低水平,名次仅高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均宣布了多项将在2018年落地的金融业开放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时代。

在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国内外缺乏合法合规的资金流通渠道。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逐渐融合,国内资金渴望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外资金也期望投资国内市场,QDIIQFII应运而生。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等对外互联互通机制提上日程。

金融对外开放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推进,相辅相成。但是,对外开放更考验着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金融监管的健全。在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历程中,曾多次受到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造成重大损失。当前,我国外部形势非常复杂,在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路径的同时,更要把握好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能力的平衡度。

中美贸易摩擦对系统性金融稳定的冲击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分别为对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会对两国的宏观经济以及产业布局产生冲击,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速的影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未来关税政策的变化。若美国维持目前现状,即对500亿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对2000亿中国出口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一年的出口额将减少约789.8亿美元,中国总出口增速将下降3.29%GDP增速将下降0.54%;若美国对2500亿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一年的出口额将减少约1518.8亿美元,出口增速将下降6.4%,相应的GDP增速将下降1.1%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中间品以及中高科技商品上,由于额外关税的原因,这些商品价格的提高会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地位。若配合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则有助于提高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地位(见图3)。

就系统性风险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是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因素之一,将进一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余额,削弱中国抵抗外部风险的缓冲效果。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并不仅仅只是影响中美经济,由贸易关税所产生的摩擦成本将由全球价值链传递至所有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为全球经济活动带来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所展现出的反复无常的态度及立场也将加剧中国国内对两国之间最终是否能达成协议的悲观情绪。

 

从全局综合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政策应对

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局部爆发、全面蔓延的特征,因此从全局角度观测、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相关的政策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为全面观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和程度,我们通过金融风险热力图、金融稳定图以及金融巨灾指数三个方法来进行综合评估。

从金融风险热力图的整体表现来看,近年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去杠杆政策的推进取得了一定效果,大部分细分风险指标都处于可控范围。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扩大,内外因素相互叠加,局部风险点有暴露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银行业资产质量与汇率市场的风险暴露程度有所增加,综合来看经济风险整体仍然可控(见图4)。

 

从金融稳定图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随着去杠杆深化,私人部门信贷增速得到抑制,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业风险,但这也给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带来压力,尽管2018年中国金融状况已趋于宽松,但外部环境恶化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这种环境下,3季度信贷增速明显增加。3月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虽至今仍未对中国贸易产生剧烈影响,却已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影响,出现一些波动(见图56)。

 

宏观层面的金融巨灾风险指标(CATFIN)在短期内激升,但未突破长期风险警戒阈。这表明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金融市场经历了阶段性的高风险时期,实体经济也承受着一定下行压力(见图7)。







¨ 本文摘编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论文,课题主持人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Acharya et al.,2010; Adrian & Brunnermeier, 2011Brunnermeier et al., 2010Cortes et al., 2018ECB2009FSB2009

中国企业


 

美丽的南海之滨,耸立着一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

它既普通,又不普通。

说它普通,是因为它只是一座核电站,与世界上目前正在运行着的400多座同类型的核电站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

说它不普通,是因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大型核电中外合作合资项目。它的建造过程,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每一个节点,它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国运。

正因为它的普通,使每个中国人说起它来都有一种亲切感,它就耸立在我们的国土上。

正因为它的不普通,多少人为了呵护它而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它还被编入小学教材之中。

大亚湾核电站,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催生了一个新型的企业集团——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广核集团,它也创造了一个国家的新名片——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品牌。

从大亚湾核电站孕育而生的中国广核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之路,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一代代的中广核人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用自己的智慧、辛劳和汗水实现了三个重大跨越、树立了三个成功典范:

一是全方位开放,高起点起步,成功建成了大亚湾核电站,实现了我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从无到有”的重大跨越,从而奠定了中国核电发展的基石,树立了我国能源电力领域改革开放的成功典范。

二是成功走出一条“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对接国际、融合创新”的产业发展道路,实现了我国核电从技术引进到“四个自主”、批量化建设的重大跨越,从而带动我国相关重大装备制造业快速提升,树立了我国高端技术产业追赶式发展的成功典范。

三是坚持创新发展,保持战略聚焦,实现了从单一核电企业向国际化综合清洁能源集团的重大跨越,从而重塑了全球核电发展新格局,构建了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树立了国有企业发展的成功典范。

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19782月至3月,我国的一个原子能电站技术考察团在对法国核电站的科研、制造、施工、运行等方面进行考察后提出:为了加快我国发展核电的步伐,从法国引进90万千瓦核电机组作为样机,并引进必要的制造技术,是可行的,也是适宜的。

1978124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一行后宣布,中国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

19799月,广东省和电力部向国务院呈送报告,建议在广东省建设核电站。

19825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第三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会议指出:核电技术是成熟的,世界各国都在搞。我们中国核工业力量不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差,如果说风险,人家的风险比我们更大一些。和平利用原子能是百年大计,从国家经济利益着想,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198212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站问题,决定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吹响了我国核电事业起步的号角。

198393日,国务院成立核电领导小组,加强对核电建设的领导。

198787日,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199421日,历时7年的艰辛努力,大亚湾核电站成功投入商业运行,实现了我国大陆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零”的突破,走出了我国核电“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发展之路的第一步。一座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大型商用核电站,在我国的南海之滨拔地而起。

迄今为止,大亚湾核电站安全运行了25年,积累了多方面运行和发展经验。

以核养核,滚动发展

大亚湾核电站贯彻落实“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方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核电的良性发展之路。

“以核养核、滚动发展”是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我国核电发展的现实情况而制定的方针。狭义的滚动发展主要指资金与人才,广义的滚动发展还包括管理经验与发展机制。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不仅得到大亚湾核电站发展实践的证明,而且对我国核电事业未来的良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模式是“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有人把这一模式称为“借钱买鸡,养鸡生蛋,卖蛋还钱”。大亚湾核电站的资本金仅为总投资10%,借贷比例高达90%,而且占资本金总额75%的中方资本金也是贷款。在项目启动的初期,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以一定的利率向中国银行贷款3亿美元,作为中方的资本金投入;然后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市场化运作进行国际融资,有效地解决了核电站建设所需40亿美元的资金问题。今天,我们在原国家计委的投资项目表中可以看到,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数额一栏赫然写着“零”。正如1982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大亚湾核电站时所说:广东建核电站基本上是无本生意。正是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和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使大亚湾核电站成功实现了这一壮举。

大亚湾核电站19942月投入商业运行之后,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负荷因子,从而创造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为“以核养核、滚动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到20087月底,本息总额57亿美元全部还清。与此同时,利用大亚湾核电站所获得的利润,继续滚动建设岭澳核电站和其它核电项目,并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也就是说,在大亚湾核电站实现了“01”的突变基础上,通过滚动发展实现了“1N”的裂变。

“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方针不仅为后续核电站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核电建设、运营和管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大亚湾核电站从建设之初,就把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放在突出位置,先后派出110多名青年技术人员赴法国、英国学习3年,人均花费130万法郎,熟练掌握了核电站的生产和管理技能,迅速成为核电站各岗位的骨干,在电站投产初期,通过实施中方员工与外方专家一对一的“影子培训”,全面深入地掌握核电站的运营技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培训管理体系;全员实行严格的授权上岗、定期复核、终身培训制度,使电站运营队伍的水平得到了提高。大亚湾核电站建立了专业化、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已成为国内核电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从大亚湾核电站走向全国,并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而逐渐走向世界。

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创造自主核电站技术品牌

从账面上看,大亚湾核电站似乎是花钱买来的,而实际上,它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技术水平,而且成功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核电技术品牌有形的东西(如设备、技术)可以花钱买,而强烈的责任心、创新的思维和对世界一流水平的追求这些无形的东西,是无法用钱买来的。

大亚湾核电站引进的是法国上世80年代中期的技术。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自电站投入商业运行以来,每年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先后进行了数百项技术改造,实现了安全技术水平的升级,极大地提高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大亚湾核电站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的成果,在岭澳核电站得到了有效利用和拓展。岭澳核电站采取“翻版+改进的策略,共进行了34项重大技术改进和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岭澳核电站于1997515开工建设,200318提前66天建成投产,节省投资约3.81亿美元(比国家批准的预算节约近10%),工程建设质量达到了国际同类核电站的先进水平。这个成就是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方针的产物,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誉。2002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专家在对岭澳核电站进行运行前安全评审认为:“岭澳核电站许多指标都可以与新的IAEA国际安全标准相媲美;其在生产准备、调试和运行水平方面为国际核能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引进和借鉴只是手段,自主和发展才是目的。在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一期的建设和运营中,标准化和系列化已经在技术、管理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功实践并形成效益。通过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建设,实现了岭澳一期的自主建设;通过岭澳一期的高起点投运,又开始了岭澳二期的高起点建设,并且形成了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CPR1000)这一自主技术品牌,同时也促使这一系列核电站的造价,由每千瓦2000美元逐步降至1800美元、1500美元;标准化和系列化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的实践证明,只要思路正确,决策果断,措施得当,执行到位,我国核电国产化和自主化不仅是做得到的,而且是可以做得快、做得好的。

瞄准世界一流,与先进水平对标

与世界一流水平对标,提升了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和运营业绩,而且进一步树立了核电安全、环保的清洁能源形象。

安全、经济的核电站就是先进的核电站。承认差距,是为了缩短差距;学习先进,是为了赶超先进。大亚湾核电站始终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跳高”,持续提升核电站的安全性与经济性。

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主要体现在负荷因子上。大亚湾核电站是以法国电力公司(EDF)的核电站为参考电站的。EDF所属核电机组的平均负荷因子,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82%-83%之间;美国作为世界核电先进大国,其核电站的平均负荷因子在上世纪80年代仅维持在60%-70%左右。大亚湾核电站当初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确定的负荷因子为65%1994年投入运行的第一年,其负荷因子就超过了85%。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大亚湾核电基地的6台机组平均负荷因子超过了90%

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在安全性和经济性方面所取得的业绩,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2017年,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机组的72WANO(世界核运营者协会)指标中,有61项达到世界前四分之一的先进水平,先进率高达84.7%,其中53项达到世界前十分之一的卓越水平,优秀率达73.6%。当年,在法国EDF举办的国际同类型核电机组年度安全业绩挑战赛中,大亚湾核电基地荣获了“核安全”与“能力因子”两项第一名,至今已经累计获得38项次第一名,是全球获得冠军最多的参赛核电基地。

核电站的废物产生量和排放量逐年降低,环保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2018年度大亚湾核电上网电量达461.38亿千瓦时,相当于香港全年的用电量。与同等规模的化石能源相比,这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约1426万吨,减少向环境排放二氧化碳约3728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在珠三角地区种植了近10万公顷的森林,可以覆盖半个深圳或个香港。随着核电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发电调度方式的实行,核电在节能和环保方面的优势必将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我国能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必将得到更加明显的改观,核电作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清洁能源的形象也必将得到社会各界进一步的认同。

开放合作,倡导大团队精神

在实现核电国产化的道路上,大亚湾核电站通过开放合作,实行大团队精神,辐射带动了我国核电产业整体能力的提升,为我国核电的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亚湾核电站投产后的技术改造项目,基本立足国内,充分发挥国内相关单位的作用,促进其整体能力的提升。推进国产化,实现自主化,是我国核电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大亚湾核电项目早在供应合同谈判阶段,就努力促使外方逐步向国内设计、制造、施工单位转让技术,从而加速了我国核电设计、施工等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设备的国产化进程。通过按国际标准参与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国内设计、制造、施工和技术服务单位掌握了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核电技术,国家核电产业自主化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对秦山二期及后续核电工程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岭澳核电站一期在建设过程中,全国共有17个省、直辖市的181家制造厂和供货商提供了设备,整个电站设备制造的国产化率达到了30%,其中核岛为11%,常规岛为23%,辅助设施为50%。岭澳二期的设备国产化率有了新的提高,按价值计算,1号机组核岛部分超过50%2号机组超过70%,上网电价比当地的脱硫火电更有竞争力。核电自主化方面,依托项目首批工程,以招标方式引进国外第三代先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在首批机组建设的同时,使我国的技术人员积累相关经验,为后续机组的自主化建设创造条件。通过这些标准化、系列化措施,使国内相关企业提高参与核电站建设运营的能力,为国内其它核电站的建设运营创造更多、更有效的经验。

引进先进管理理念,进行管理创新

大亚湾核电项目,在全面引进国际先进核电站建造和管理技术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有益尝试。引进现代科学管理体制,高起点起步,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对于大亚湾核电站来说,它起到了“点”上的示范作用;对于核电行业来说,起到了“线”上的导向作用;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起到了“面”上的辐射作用。

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实行了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的总经理负责制、分级授权的管理体制。对外与香港合作方充分协商、确保双方的共同利益,对内明确各级管理权限。在项目实施方面,全面实行“四制”(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和监理制),科学地规范了项目各参建单位的责权利,以有效保证项目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三峡公司的招投标制度就是以大亚湾核电站的做法为蓝本,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建立了一套程序至上的运行机制,切实做到“四个凡事”(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凡事有据可查),得到了国家审计署、原国家电力公司、中国投资协会以及一些核电兄弟单位的认可和推广。在专业化管理方面,为了实现大亚湾和岭澳两个核电站的资源优化和经验共享,借鉴国外运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将核电站所有权与运营权分离,提出了群堆管理的专业化管理思路,成立了核电领域的相关专业化公司,系统进行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转化。从大亚湾到岭澳一期和岭澳二期,通过实施专业化管理,为中国核电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对于引进、消化、吸收三代核电技术和自主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亚湾核电站管理制度的创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许多人到大亚湾核电站参观学习后认为,大亚湾核电站的成功经验说明,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得好的。大亚湾核电站在管理创新方面的有益尝试,对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华龙一号”: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国家名片

大亚湾核电站于1994年全面投产,同年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2013年更名为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作为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辖的试点企业集团,按照“以核养核、滚动发展”方针进一步发展核电。

如果说大亚湾核电站标志着我国大型商业核电站实现了“01”的突变,那么在此基础上的滚动发展则是实现了“1N”的裂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研发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路线——“华龙一号”。

在技术转型中抓住战略机遇

2005年,我国开始进入核电的规模化建设阶段,以二代改进型技术为主的核电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此时,国际上三代核电已成为发展的趋势,我国引进的AP1000EPR两条三代技术示范项目也进入建设阶段。此时中广核面临两条发展道路。一是继续选择成熟的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这样可保持项目建设速度,且不需要新增研发投入,企业风险小、收益稳定;二是选择研发三代自主核电技术,这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和较长的研发周期(国外一般需要810年),企业承担的风险较高。

根据对全球核电发展趋势的判断,中广核敏锐地意识到未来核电市场的竞争实质是技术路线的竞争,二代核电技术虽然仍有很强的生命周期和市场需求,但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不断缩小;三代技术代表着核电技术的发展方向,势在必行。因此对中广核来说,技术“代际转化”过渡期是难得的转型机遇,要不失时机进行技术研发,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从而在未来的国际核电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华龙一号”研发的特点

纵观“华龙一号”的整个研发过程,集中体现了三个主要特点。

一是始终坚持在引进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进行再创新。

1997年,在大亚湾核电站运行顺利的基础上,正式启动建设岭澳核电站。以大亚湾核电项目引进的M310技术为基础,岭澳一期进行了55项重大技术改进。2003年岭澳核电站一期投运,实现了我国核电发展从项目引进到技术引进,从技术空白到消化吸收的重大突破,夯实了再创新的基础。

2004年,国家确定了“积极发展核电”的方针,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减缓电力供需矛盾,2005年岭澳二期正式开工。二期工程采取在岭澳一期基础上的“翻版加改进”技术方案,又进行了55项重大技术改进。中广核通过渐进式改进和标准化设计,稳步形成了我国首个二代改进型整体技术方案CPR1000品牌,奠定了全面推进核电国产化和自主化发展的基础。

2010年,中广核按照国际最新设计理念,开始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研发。中广核及时吸取了2011年日本福岛事故的经验反馈,增加了非能动安全设计,厚积薄发,研发出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实现了我国核电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17年底,形成相关知识产权2036项,其中申请中国专利1741项,申请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外专利41项,软件著作权254个。

中广核在核电站设计、建设和运营上,经历了“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自行开展单项技术创新的过程,逐步积累了自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的宝贵经验。从引进二代M310技术到推出二代改进型的CPR1000CPR1000+技术,再到开启三代ACPR1000技术研发,直至最后与中核集团携手研发成功“华龙一号”,成功掌握了三代自主核电技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自主创造”的技术能力。中广核始终保持与国际新技术、新标准的接轨和同步,具备了实施核电“走出去”的技术条件。

二是“华龙一号”体现了先进性、安全性、成熟性与经济性的均衡。

在先进性方面,“华龙一号”充分借鉴了国际同行先进的核电设计理念,充分吸收了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国内外同行的经验反馈,全面落实了最新核安全标准和监管要求,满足美国、欧洲三代核电技术标准。融合了“能动与非能动”先进设计理念,主要技术指标和安全指标满足国内外最新安全要求。在“华龙一号”的研发过程中,技术人员相继攻克了多道技术难关,例如蒸汽发生器以及主泵的专项研发,堆芯设计软件与核安全计算分析软件自主研发,真正实现了关键设备及燃料设计的国产化,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在安全性方面,“华龙一号”完全具备应对类似福岛核事故极端工况的能力,在能动安全的基础上采取了有效的非能动安全措施,与安全相关的重要物项实现了充分的实体隔离,采取了完善的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提高了对外部事件的防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外壳可以抵御大型商用飞机的直接撞击。从现有设计基准指标来看,“华龙一号”的安全性能在全球三代核电技术中处于领先水平。

在成熟性方面,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集成创新,采用经过验证的成熟技术,立足于当前的技术基础,确保研发产品具有可行性,节省了研发时间。充分利用了我国近30年核电站设计、建设、运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技术和人才优势,充分依托业已成熟的我国核电装备制造业体系和能力,实现了关键设备的国产化。

在经济性方面,“华龙一号”采取18个月的长周期换料,电站设计利用率高于90%,电厂设计寿命高达60。“华龙一号”与国际上现有三代核电技术相比,具备经济竞争力。目前,中广核在英国华龙一号核电项目的通用设计审查(GDA)进入第三阶段,厂址地质勘探正在有序推进。

三是通过“华龙一号”的工程项目建造,国内成熟的工业基础、工程优势和运营经验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和持续提升。

“华龙一号”示范项目首台套国产化率即可达到90%,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由此我国核电技术一跃迈进国际第一阵营,实现了与国际先进水平从跟跑向并跑的快速过渡。目前“华龙一号”国内示范项目——福建福清、广西防城港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后续多台待建机组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40年前全盘引进技术建设大亚湾核电站开始,中广核人始终坚守技术报国之路,须臾没有忘记研发自主先进核电技术的重任。“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的成功研发,不仅成为我国在核电技术领域的大国重器,而且成为打开中国核电技术“走出去”大门的钥匙。

20151021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投资协议,“华龙一号”成功进军老牌核电强国英国,成为继高铁后我国“走出去”的又一张国家名片。

作为拟建英国布拉德韦尔B项目的参考电站,“华龙一号”的国内示范工程中广核广西防城港核电厂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国产化率达到86.7%在成功出口英国的示范效应下,已有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华龙一号”产生强烈兴趣。目前,中广核已与国外20多家企业或政府主管部门签署了核电合作谅解备忘录或意向书,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历史性转折,使我国在建设核电强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伴随着核电技术“走出去”的步伐和节奏,我国的核燃料供应也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我国天然铀资源贫乏,探明储量仅占全球3%右,铀矿品位普遍较低、开采成本高,如何保证天然铀资源供应成为我国核电发展的关键。中广核是国内最大的核燃料用户,落实天然铀保障的重任刻不容缓。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广核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纳米比亚等全球铀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进行战略布局,通过资产并购、股权投资、合作开发、贸易锁定等多种方式掌握了30万吨以上铀资源,可以满足30台百万千瓦机组运行30的燃料需求。中广核通过对全球第三大铀矿——纳米比亚湖山矿的收购和矿山建设,成为全球重要铀资源生产商,有效平抑了国际铀价。项目于20134月开工建设,201612月生产出第一桶铀,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的资源瓶颈得到了有效缓解。作为中非合作标志性工程,中广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打造项目建设与非洲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中非合作共赢。湖山项目达产后,可使纳米比亚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约5%,出口额增长约20%,为当地提供2000个永久就业岗位,连带提供就业岗位数万个,成为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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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雄,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