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重建与儒家
在历史上，儒家除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也在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将基层治理交给士绅集团之后，儒家依托宗族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社会的宗法网络，从而成为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传统上，儒家除了在庙堂之上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还有基层社会的组织功能；其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 “向上看”和“向下看”。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时存在“向上看”和“向下看”的两种思路。
一些笃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眼睛向下看”，他们真诚地认为，儒家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他们看来，今天中国的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处于空心化状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仅剩下老弱妇幼，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基本崩溃。基层社会的这种现状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价值观体系的混乱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兴起，道德伦理的混乱，成了各种邪教组织和NGO组织活动的温床。一些真诚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认为，这正是儒家大有可为的空间。
这种“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种一心“向上看”，两只眼睛只盯着国家高层领导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比那种利用各种儒家复兴的机会做文化投机生意的人要真诚得更多。至少他们还认为，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走近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社会，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寻找发展的空间，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的冲击下，基层社会完全崩溃。辛亥革命后，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根本无力改变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采取了“承包式”办法，将基层社会治理完全交给了地方豪强，甚至连税收也交给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绅代为征收。地方上的地主实力与军阀势力相互勾结，导致基层社会完全由土豪劣绅把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识到，中国除了要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之外，还必须重建基层社会的乡土秩序，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长期呼吁各地应重视乡土社会重建。他不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呼吁，还亲身参与过一些乡土重建实验。然而，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无不依托于某些地方军阀势力，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活动就依托于山东军阀韩复榘。抗战爆发后，这些地方军阀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灭，或者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消灭，乡村建设运动也归于沉寂。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分歧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访问延安的梁漱溟曾与毛泽东进行过六次长谈。其中，第二次长谈围绕着梁漱溟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又曾在中央苏区做过大量农村社会调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农村现状做过详尽分析。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根据他的理论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两人的主要分歧是，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虽然存在地主、中农和贫农，但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也不应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毛泽东作为在首倡农村包围城市，并领导过土地改革实践的革命领袖，对中国农村现状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道路探索，也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和梁漱溟根本的分歧在于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通过革命的道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像梁漱溟那样就农村谈农村，用儒家理念来重建乡村秩序。
为两人的分歧做出结论的是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地主阶级被消灭，阶级剥削也随之被消灭，儒家赖以重建乡村秩序的宗法社会网络，自然也被彻底粉碎。在千百万贫苦农民看来，这是农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来，这个过程则是彻底摧毁了儒家传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就在全国土改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让梁漱溟到全国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梁漱溟能从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得到一些启发。梁漱溟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虽然中央规定土改中批斗地主不允许肉体惩罚，但实际上打地主的情况广泛存在，言下之意颇为不满，毛泽东自然大失所望。
无可否认，梁漱溟提到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但问题在于，在革命之前，农村广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绅对普通农民百般剥削，身体上的惩罚更是家常便饭，却从来没有人过问，不仅官府不闻不问，乡村里的儒生乃至地主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的核心，也无动于衷。到明清时期，宗法关系制度化，族长更是成为家族里的实权人物。他们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可以将一些儒家理念当作法律，他们在拥有执法权力的时候，对普通农民并没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象的那么仁慈，反而是相当凶残暴虐的。那时候没有人出来为农民说话，可是当革命发生，地主们挨打，儒家就不满意了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并不是说梁漱溟是自觉为地主阶级争取权利，但至少反映出，在面对土改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一向以懂农村自诩的梁漱溟，却并不能理解这样的巨变意味着什么。革命不必然意味着暴力，但不可能没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义是让几亿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翻身做主，从被统治阶级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却没有看到，只看到地主在土改过程中被打，这是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所在。
几年后，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发言，批评党的政策剥夺农民太多，工人受到优待太多，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这种言论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是以势压人，其实，这同样是梁漱溟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局限。他没有看到，要让中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就必须进行大量工业投资，在当时中国工业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从农业中拿出一部分剩余进行工业积累是必要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看来，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不在农村，而是要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待实现工业化后才有实力反哺农业。眼前对农业的征收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利益，也是为了农民的长期利益。
通过政治上的革命来实现乡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过工业化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梁漱溟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虚无化已经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有人撺掇梁漱溟站出来翻历史旧账批判毛泽东的时候，梁漱溟却淡然表示，历史已经为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做出了结论，他不需要再来为自己辩解。正是这种敢于在时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显示出梁漱溟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
今天，梁漱溟同时受到两方面的重视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新儒家，另一股力量则是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力量。在那些主张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来，这种努力是与历史大趋势背向而驰。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和农民的出路并不在市场化、土地私有化和资本下乡，而在于重建村集体。但他们的努力都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除了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们这些从村庄外部进入的人和机构很难发挥组织作用，也很难建立起农民对他们的信任。
基层重建与儒家复兴
基层社会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共产党进入乡村社会，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协、妇联等群众组织，将群众从地主阶级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唤醒农民的阶级自觉和斗争热情。在此基础上，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改，完成本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平均地权”的任务。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稍晚一些也完成了这一革命任务。第二步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利益与共的集体。这也就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改完成之后不久，随之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将在土改中分配到的土地拿出来，加入合作社，农民从土改之后单打独斗的个体农户变成村集体的成员，他们按照集体分配的任务付出劳动，集体则对他们的生老病死完全负责。而且，通过这种将村庄内部的所有人都组织在同一个集体之中的方式，不仅让弱者得到了保障，也让村内的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能力用于为集体谋取福利。
随后，在已有的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进行农田整修、水利设施、道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兴办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体系、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等。这些建设成就的取得，离开基层社会组织革命和集体化道路，是不可能的。
这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基础条件，无论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依赖于这套土地制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沿海务工，为中国制造的崛起提供廉价劳动力，却长期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正是因为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土地承担着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大量农村利用集体化的剩余劳动力就地开办小企业，为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初期的异军突起准备了条件。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与村集体瓦解
土地承包制改革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引起的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因为土地承包制的推行，村干部原来掌握的集体资源分配权力被架空，从而越来越难以组织和调动农民参加集体活动。同时，随着村集体瓦解，农民重新回到土改之后单家独户面对市场的局面，很快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1980年代的农村仍然残存着一些集体时代的遗产，村干部和村集体仍然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组织功能。到1990年代，因为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费的任务要依靠乡村干部完成，正是在这个时期，是乡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2004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干部连这点仅存的组织和调动村民的权力也被解除，完成了将农民从集体中完全解放为原子化的农户的过程。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幼，造成农村空心化。而集体组织和党组织及其他基层群众组织，在这种局面下也完全陷入瘫痪，因为基层党员干部也要外出务工。
农村自1980年代发生集体瓦解的变化，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原来在集体化时期已经被消除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农村人口较多的地方，则出现了邪教和地下教会大肆横行的局面与此同时，农村的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为了重建基层治理体系，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第一个主要措施推行基层民主选举。但基层民主很快就出现了各种乱象。在内地广大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内可供村干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出现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的情况。在沿海发达地区，担任村干部仍然有利可图，因此一些候选人收买选民搞贿选。在一些宗族势力不太发达的北方农村，因为基层组织瘫痪，出现了村庄内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获得公共权力的情况。
在南方宗族传统较为强大的地区，宗族势力成为集体瓦解和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能够将一部分人团结起来的手段之一，甚至主导基层民主选举。按照学界的研究，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宗族传统较为发达的地区。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姓的村庄，村干部长期由该宗族中的头面人物担任村干部，其他小姓宗族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宗族势力在基层治理体系中崛起，往往是为了在公共资源分配过程中为自己的宗族争取更多利益，而非组织全体村民进行公共建设，增加所有人的利益。
宗族势力崛起、封建迷信等陋俗的兴起，本身是基层治理体系崩溃的结果，是农村发展的倒退。但在新儒家那里，却把这些当作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复活，认为这是农村秩序重建的重要依托。甚至包括一些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活动和乡村陋俗，在新儒家眼里，也成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新儒家复兴需要适应社会变化
在新儒家看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改，以及农村风俗改造，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网络，是彻底摧毁了儒家的社会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新中国这种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建构基层社会本身具有伟大意义。而且真正摧毁传统文化和儒家的社会基础的，并不是农村的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迫使一些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城市打工谋生。这种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现状迫使农村家庭长期分居，或者年轻的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年迈的父母留在农村，孩子或者随父母在城市边缘生活，或随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思想主要价值观的孝道，就无从体现。中国农村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已经变成现实。而家庭是儒家思想的原点，这个原点既然不存在了，自然无法展开。
此外，儒家的亲疏远近观念也以血缘为核心展开。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因为人口流动性高，年轻人缺乏与远近亲戚之间的交流，因而较为陌生。相比之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同学或朋友，而不是家族和亲属。虽然同学和朋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有共同生活、学习的经历，或者是日常性交往较多，从而更加熟悉，也更加信任。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非常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其中的原因如社会学家所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农村的熟人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在农业时代人们的流动性较低，村庄内日常交往多。而城市生活，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因为不在一起工作，缺乏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公共生活，当然会陌生。儒家是建立在农业条件下的熟人社会的环境中，以血缘为核心展开其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在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中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适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和快节奏的生产生活方式、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血缘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解体、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网络正在形成等重大的变化。可以说，能否适应这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儒家思想，将直接决定儒家在基层社会能否复兴。
儒家在基层社会复兴的关键，并不在于现在的新儒家们所提倡的诸如祭孔、恢复传统礼仪和乡规民约等，尤其不在于重建以宗族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到以日常行为交往为核心等等这些现实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换言之，如不做任何改变，就想以儒家原来的面目直接在今天的中国复兴，只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毫无成功的可能。儒家要真正复兴，就必须适应现代化。这才是今天的儒家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提倡“乡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016年，国家提出要提倡乡贤，让他们在基层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谓“乡贤”包括村内的各种精英，尤其是一些曾经担任过公职、拥有某些社会资源的退休人员，也包括一些村庄内的先富起来的人和村庄内部的文化人。毫无疑问，这些从农村成功进入城市的人，在当地的村庄都是社区精英。但国家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为自己的乡土贡献余热，未免一厢情愿。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这些人多数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乡土，在城市里生活。即使他们与乡土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但要参与村庄内部日常的公共事务，显然不现实。而且，集体既然已经瓦解，他们也缺乏为利用个人的社会资源为乡土做贡献的动力。媒体曾经集中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但这些模范可以提倡，却不能做出制度化的要求。寄希望于个别人的道德自觉，不是可持续的基层社会重建的出路。
国家提倡乡贤在农村基层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最有可能呼唤的就是仍然生活在村庄的那些社区精英。也就是说，今天的“乡贤”实际上是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在村庄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在村庄内部已经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与儒家所希望的那种由文化精英和道德权威治理的、温情脉脉的乡贤政治显然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农村基层正在发生一些值得警惕的变化，随着土地流转和集中，村庄内部的贫富分化很有可能将向雇佣关系转化，农村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将重组，需要建构一套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秩序伦理。而这正是儒家所能发挥作用之处。
儒家复兴意味着什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体系都在急剧变化之中，新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形成。正是这个过程为儒家复兴提供了空间，新儒家也为他们规划了未来的蓝图。政治上，对人民主权的逐步悬置和贵族政治正在得到儒家理论的支持；在农村，集体基本瓦解，新的精英阶层正在农村获得全方位的权力。但无论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成形，还是新儒家由此获得的复兴，都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对中国革命遗产的全盘否定，也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的这种“机遇”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因为革命本身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传统和正当性，不能被全面否定。
如果儒家想以一种健康、积极的姿态复兴，就必须考虑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儒家本身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其次，从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向城市化之后的陌生人社会体系转化，熟人社会可以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来约束和规范，在陌生人社会结构中，法律会越来越重要，维护道德伦理则需要儒家发挥积极作用；第三，随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家庭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过去以血缘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解体，而儒家的亲疏远近伦理恰恰就建立在血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上；第四，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下，儒家能否建立一套对今天的国际秩序的解释，在国际社会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情况下，儒家传统在国际关系层面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能否适应这些变化，将直接决定儒家在今天的中国能否复兴。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