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濒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毛泽东《祭黄帝文》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斗争与过去时代的斗争，比较起来，究竟有哪些不同特点？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持续了数百年的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解体，以金融和武力霸权维持的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正摇摇欲坠。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丛林法则基础上的霸权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正在受到广泛的质疑。
学术不等于政治，但讲政治需要有学术的准备。讲“制度自信”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和世界眼光。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尤其是指：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中国与西方
西方文明是历史地发展的。它有四个鲜明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希腊和罗马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问题，马克思揭示的最为深刻。
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形成了在中西比较中看问题的思路，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比如说，它忽略了中国与西方之外，伊斯兰文明在时空中的存在，把现代中国的问题，简单地视为中国与西方对话的问题。
西方，狭义地说是西欧。我们究竟受了多少西欧的影响？也要具体地看。鸦片战争后提出向西方学习，但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快就转向了苏联。用“中国与西方”这个框架描述我们的现代历程，起码是不太准确的。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应该是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关于西欧的知识向来有不少问题。毛主席曾批评“言必称希腊”，但对希腊却未必真正懂得。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起源于希腊，西方从根上就是民主的，这是个很大的误会。
首先，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与希伯来，并非只有希腊一个源头。
其次，希腊城邦并不仅有民主这一种制度形式，而是有君主、贵族、共和等几种制度形式，盛衰循环，君主制堕入僭主制、贵族制沦为寡头制，共和制发展为暴民政治，所有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而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不喜欢的就是民主制，在他们眼里，民主政治几乎等于暴民政治。《理想国》的原意是共和制，不是指民主制。希腊城邦制占主流地位的，与其说是雅典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制度更妥当些。它实质上就是军事制度。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荷马史诗有两个对立的主题：力量和智慧，分别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为代表，讲的就是战争。对抗性——这是西方制度文明的基本特点，艺术如此、宗教如此、西方哲学也是以“矛盾”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希腊影响，这就是基本的影响，罗马继承希腊传统，主要就是继承其军事制度、对抗性的军事思维。
柏拉图《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开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讲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城邦必须有公共财产，公民政治的基础就是公地，柏拉图强烈反对公民、治理者享有私有财产，他这样说：“公民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亚里斯多德《政治学》里说，“善政”的基础是公民道德，“公民”，即有公地的农民，他们共同劳动，共同战斗。
政治一词来自城邦（Polis），城邦政治（公民政治）的核心就是共产（公地），这是希腊军事共产制度的基础。
什么是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呢？《理想国》里关于“洞穴”的比喻非常著名。柏拉图说，人从洞穴里爬出来，要经历从“看见表象”，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由此，他区分了“可视的”与“可思的”、“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
古希腊人对智慧和知识的来源怎么看？苏格拉底认为来源于讨论和置疑。所谓“辩证法”，希腊文的意思是“助产术”，就是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柏拉图认为知识来源于对宇宙本质的沉思，这就是形而上学。
希腊的智慧，一开始是指辩证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后期则是指形而上学，以柏拉图为代表。
在古希腊、古罗马，战争就是生活的主题。战场瞬息万变，充满可能性而胜负生死难料。希腊、罗马的活力来自战争，他们的苦闷也来自这种生死难料的命运感。罗马人最终皈依基督教，这是把命运归于上帝意志的必然性。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一句很著名：“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话更深刻：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希腊、罗马时期结束后，西方有漫长的中世纪，那是教会统治。教会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它代表法律。教会说法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法律高于国家，这其实是说教廷高于国王。究竟“法大还是国家大”？这本是教皇与国王之间斗法的一个说辞，与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既然“智慧与力量”是西欧历史的主题，因此，希腊好战、罗马好战，教皇发动了十二次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依然还是好战，西方一贯推崇力量和实力，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文艺复兴之后，知识、智慧和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推动文艺复兴的主力军，不是希腊罗马那种公民（有公地的农民），也不是教士，而是工匠。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工匠文化，以能否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指标和准则。更准确地说，科学起源于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智慧。
文艺复兴带来的转变，就是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发明。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说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要说的不是希腊、罗马和法国农民的事，也不是洛克和斯密说的英国工匠和小业主的事，他说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全球化大生产”条件下的事。
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论》，面对“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革命性就在这里。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没有人是用自己的钱办企业、搞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都必须仰赖社会信用机制，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信用机制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只有他们能用，别人不能动——这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痼疾。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那样一种形式。
了解西方文明的上述四个特殊性（军事、法律、劳动和资本）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点比较。
首先，既然推崇武力，西欧其实就没真正爱好过和平，而和西欧相比，中国人往往看不起兵，所谓“好男不当兵”。而1840年以来的道理有一千条，根本的就是我们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不过人家，你说什么都没用。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而在中国历史上，“依法对抗国家”这种道理根本讲不通。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剧烈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在欧洲，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早已有不少人提出，尽管论述没有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是士大夫执政，这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职业官僚。士大夫阶级的专业就是治国理政，这是专业化、理性化的管理阶层，是当时世界史独一无二的行政阶层。要论行政程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机制，西欧从来就比不了中国。但是，士大夫这个阶级来自从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自东汉产生以来就脱离生产劳动，劳动者在读书人眼里是下等人，因此，读书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英意识，根深蒂固，改也难。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的大炮轰毁了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科举废除，读书人当官的路子被封堵。除非你外语好，能给列强当买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在走投无路之后，才走上与工农和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这种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太土，而是太洋，说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一人，其实是蒋介石。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劳动者的思想，但让中国的士大夫接受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比登天都难。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逻辑根深蒂固，蒋介石如此，其他人也差不多。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到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无论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雍正皇帝还是毛泽东，那都得留下骂名——世界上只有“鞋匠造反，要当老爷”，从来没见过“老爷造反，要当鞋匠”，屠格涅夫的话不仅是幽默。
今天，我们说“西方文明衰落了”，意思是说：西方正在丢掉它好的东西，而不断发扬它坏的东西。比如说：穷兵黩武、宗教冲突甚嚣尘上、劳动者沦为消费大众、金融资本垄断一切、经济脱实向虚。
说西方文明衰落，是说西方那些“好东西”，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中国道路
百代都行秦政法
中国文明并不是世界上发生最早的。在我们之前，有埃及、有两河、有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希伯来。但是，这些产生最早的文明，都处在沙漠海洋包围之中，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它们产生了很久，但却没有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夏商周还是氏族部落制度，不是国家制度。那个时候，中国还叫笼统的“天下”，而不知何谓“国家”。中国统一自秦始。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叫秦，加个a,变成了China。
秦，标志着中国文明的成型，而我们这个文明一成型，立即对世界产生了影响，其标志，就是秦始皇派蒙恬击匈奴。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最终造成了匈奴的西迁，把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次是秦汉击匈奴开始的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开启的，一次是欧洲大航海开启的，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要看今天的“一带一路”了。
秦统一的基础是“郡县制”。它的起步是建立在国家统一土地税收基础上的“武装垦殖”制度，“士为知己者死”，战国时代所谓士，就是耕战之士，即武装垦殖的武士。钱穆和增渊龙夫都认为，秦之郡县，其实就是从其他诸侯国那里抢来的王田和公田，所谓县就是“悬”，这种悬在秦原有的国境之外的土地，即殖民地，其称为“县”，正是以之与“邑”和“封邑”相区别。
秦的改革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即孤悬在秦故土之外的殖民地“特区”实行改革，起初是所谓“新区新政策”，而随着新区的扩大，新的郡县制度逐步覆盖了原有的老区。
七国中，为什么唯独秦国能够做到依法治国呢？这就是因为秦之落后。因为落后，所以它的治理，起初要靠“客卿”，即引进人才，而不是靠本土亲贵。比如说，齐国孟尝君（田文）就当了惠文王时的秦国宰相。
客卿治国的好处，便是官位不能世袭。上层是客卿治国，基层是农民当兵，所以就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一句话——秦之“依法治国”，靠的就是客卿和农战。
秦的守令，绝不同于周之方伯、诸侯。方伯、诸侯，是周天子的亲戚，夏商周政治，就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氏族政治，而秦的守令则是皇帝派遣的国家人员，周天子的亲戚可以自专，而秦始皇却对守令有绝对权力，守令每年需将郡县政务和财务决算报告于丞相，这叫上计。平时，皇帝派遣御史大夫的僚属巡行各地，这叫监御史，此官虽微，但是皇帝亲信，权位甚重。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秦之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制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就是刑名责罚。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从氏族血亲政治向国家政治制度迈进，就是用法的关系，代替亲戚关系。
历代文人皆痛骂秦始皇专权自私，骂他自私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只有章太炎赞叹说：“始皇负扆而治天下，子弟为庶人”，秦始皇不用自己的子弟亲贵治理国家，而是派公正的官员治理天下。 柳宗元说，历代君王，他们不但自私，而且“私其子孙”，于是就有分封——封建制植根于帝王之私，而秦始皇之为制，“公之大也”。按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不得为吏，为此，秦始皇杀了自己的亚父“阳翟大贾”吕不韦，这不但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的腐败，而且从此杜绝了大资本爬在国家头上、富商大贾绑架国家权力这条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孔子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它以为处理好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封建制。孔子学说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部落政治的思想，它离国家政治学说还很远。
把一种部落时代的思想当普世价值，这是后世元代即蒙古人的发明。
王道与富强
汉代的成就有二：其一，是击溃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国屹立于欧亚大陆。其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汉之伟大，就在于“富强”二字。而汉的失误，则在于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入到利益阶层手中，形了门阀士族。
汉击匈奴是继承秦始皇的事业。而汉武帝的战略功绩在于占领西域与河西走廊一线，有效分割了来自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股游牧民族势力。沿河西走廊、西域开拓的丝绸之路，是汉的欧亚大陆战略的产物，一旦掌握这条战略通道，则可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自此以后，自汉到清，中华民族便是延续这样的战略思维，屹立于欧亚大陆。。
强的基础是富。经过战乱的破坏，西汉面对的第一个要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景之治，实质是“无为而治”，也就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秦灭后，项羽重新分封。汉初，封同姓王、异姓王（韩信、英布等），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然，因为战乱破坏了交通和商业交换体系，派功臣亲贵分驻各地，便于分收租税，否则，汉初的国家是养不起这些骄兵悍将的。
汉代的郡守县令 是国家派遣的，但是，西汉太守大抵是所治郡县本地人士，且得自置吏，而为吏者，多本地豪家，这样一来，秦代“商人大贾不能为吏为官”的法律，就率先在基层被冲破了。豪族便如此起于地方。
汉代在经济方面是充分进取性的。中央十分重视工商业，汉代最大的企业就是盐铁的制造与采冶，重视商业则以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代表。相对于秦而言，汉代却不那么重视农业。这也是其最为儒家所诟病的地方。
西汉的封国之所以渐次瓦解，原因有二，一是中央的打击，二是豪族的侵凌。封君生活豪奢，入不敷出，要摆排场只有向富商大贾借债。《平准书》说，对富商大贾，“封君皆低道仰给”，这正如西欧16世纪以来，贵族在富商面前低三下四如出一辙。
汉初，有从基层选拔官员的制度，是为察举。由各郡国推举人才，但时间不固定，科目也不固定，主要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等科，基本原则是“以德取人”。而豪族世家的出现，使基层选举制度陷入了危机，如此一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便代替了“德为人先”。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士名”和“族望”成为选拔的标准，终于导致了门阀士族政治的产生。
更有一种现象，即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贫富分化。东汉时代，书肆出现于市场，穷人无书也买不起书，于是富家垄断了文化资源。西汉初士人大抵半耕半读，但至此大族子弟以读书为业，读书人与生产劳动完全分离，有钱人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然后做官，这样，富人就垄断了知识和权力。出现了官、产、学一体化的世家——即后来的士族。
汉代中央集权，以武帝为最。武帝之集权，是经济集权加皇室集权。汉武帝把朝廷分为“内朝”与“外朝”，他自己主要依靠“内朝”办事，内朝有桑弘羊等办盐铁，有外戚大将军带兵，这样汉武帝把财政、军队抓在手里，如才能击溃匈奴。如果听任“外朝”的议论和扯皮，那匈奴是万万打不得的。皇室集权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本作为皇帝管家之一的“尚书”的地位权力上升，尚书由皇帝的生活秘书，变成政务秘书，由管理家事，变成参与政事，处理官吏的奏议以及草拟皇帝的诏书。
这个模式的中央集权，起初非常有效，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使内廷和外戚的权力膨胀，因此桓谭《新论》说，王莽篡权，“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取之”，即内官和外戚，不必攻城野战，仅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就可篡权。中央政权被篡夺，地方被豪族把持，封国又被富商侵凌瓦解，选拔机制全被士族垄断，汉代的政权，就是这样日益沦入了贵族——士族门阀之手。
两汉有儒家的复兴，而两汉之儒，则与先秦之儒大不相同。第一，汉儒讲“大一统”，统于天子，强干弱支，反对封建，这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二，儒法合流，把国法与家法统一起来，使儒家学说有利于治国理政，这是大小戴《礼记》。第三，是重视农业。《盐铁论》中，与桑弘羊辩论的，都是儒生，但他们反对工商业，希望通过制止经济发展来消除两极分化，都是空想。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概而言之，“自古有无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两汉之得在富强，两汉之失则在王道。
发展商业、办企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两极分化。汉代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了豪门富商手上，这是两汉瓦解的根本原因。
重视商业，轻视农业，自由放任，于是造成土地兼并。西汉末期爆发五斗米道起义，就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西汉末期，无论中央还是封国都无力自保，这些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都不是被中央，而是被豪强大族势力镇压下去的。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大族起兵恢复汉室。于是，与西汉不同，东汉的政治，完全操于大族之手。且东汉政治的权重，已经在地方而不在中央。东汉后期，刺史坐大，州牧成为地方割据的首领，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镇压黄巾起义，依然靠的只能是地方豪族及其部曲，曹操便是地方豪族的首领。
士族垄断权力的顶峰，是东晋时期。几个世家大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号称与司马氏“共天下”。南北朝时期，整个南朝、甚至北朝的中央政治机构的重要位置中，基本上由几个门阀大族垄断。地位显赫的士族有：山东（指今天豫陕交界处河南灵宝崤山以东）的崔、卢、李、郑，南方的王、谢、袁、萧、顾、陆、朱、张等。
魏晋时代政治组织的特征，与16世纪的西欧类似，就是王权与豪门富家联合执政。具体说就是：富家士族把持政治，却又不讲政治，而是大谈自由放任，大讲“小政府”、“有限政府”。陶希圣说，“士族之于政府，参加而不负责任。政府之于士族，尊重而时相抵触”——这个概括准确而精妙。
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畅言“自由”。可以这样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发端于魏晋时代的老庄玄学，而不是16世纪的欧洲。门阀士族看重的还是工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他们既视政治为俗务，也看到了政治的风险，所以尽管占据高位，却不谈政治，而是大谈老庄与玄学，而非儒学。这是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意识形态的特点。
（编辑 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