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9至22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等一行六人赴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与美国主要智库进行密集的对话与交流。访问团成员还有：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
几天的交流中，中方学者明显感到议题的重大改变：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从美欧中改为中美欧。美国关注的议题不再是自由化和人权，而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是否会挑战或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中关系的走向是竞争还是合作。
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对话
6月19日上午，访问团到访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John H. Coatsworth，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Merit E. Janow，副院长Terry Culver，美国前财政部长Jacob J. Lew，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及多位教授座谈，商议未来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对话”事宜。
林毅夫教授表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诸多必要前提条件下，中国过去30多年平稳实现了经济转型并取得快速增长，而按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却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这表明，现有主流理论并未揭示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家应进行反思，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帮助仍占世界85%人口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由林毅夫教授创建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立足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基地和旗舰型智库机构。智库研究和咨询项目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模型和诊断工具应用到全球和国内的实践中。自2015年中心成立至今，已多次展开国内外的实地调研工作，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分析工具，取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资料，帮助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贝宁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
6月20-21日，访问团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多家美国主要智库展开为期两天的对话。出席对话活动的主要学者有：传统基金会总裁Edwin Feulner（富尔纳）博士、亚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Jim Dorn 博士、马里兰大学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国军事研究专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军分析中心(CNA)副总裁兼中国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博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日本与亚洲研究的高级副总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长C. Fred Bergsten、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Jeromin 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员会中国部高级研究员 Ely Ratner、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Bonnie Glaser、中国研究副所长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亚洲经济高级顾问 Matthew Goodman、中国研究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Johnson，以及其他美国研究亚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6月20日上午，传统基金会举行“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专题对话会。对话会分为两场：第一场主题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场主题为“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
在“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对话中，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进行了阐述。
国内方面，就中国双轨渐进改革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转型之前中国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也保留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干预，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种优势。上海自贸区进行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将向全国推广，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际方面，林毅夫教授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经济学根据。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多责任。中国的角色不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优势”，提出自己对全球发展与合作的新思维、新想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
林毅夫教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理念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性。中美要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奥巴马时期这种契合点体现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中美合作的契合点。双方应该就此展现合作，展现表率作用。
针对美国学者对中国“搭便车”的质疑，于品海博士认为：中美的确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地诠释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在过去三四十年，人们一般是通过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来理解中国。近几年中国发展和转变的轨迹正明显地发生变化。于品海博士认为，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决策过程或治理文化中，意识形态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换位思考已经成为中国观察事物、表达看法的重要方式。双方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平台，各抒己见，弥合彼此分歧，求同存异。
在“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对话及随后的交流中，中美双方学者就包括产能过剩、国企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观点交锋。
文一教授从新工业革命史出发，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包括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在内的基本假设。他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并非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中国早已存在的产权制度也没有催生工业革命。是英国二、三百年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下乡镇企业的繁荣，尤其是纺织业的繁荣，其前提包括英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航海法令，动用海军开辟海外市场和大西洋三角贸易，保证海外纺织品的倾销和纺织原料（棉花）的供应，同时消灭印度等地的竞争产业，才能实现英国纺织业的规模经济，引发工业革命。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因为周期长，代价高。迟至19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际，英国的产权和法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是黑社会和民间的私法而非政府的法庭统治着社会和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下而上的一系列市场创造和产业扶持政策和强大能力，包括保障社会安定、建立社会信用，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国的增长远比印度、东欧、拉美快得多。
陈平研究员在2012年的熊彼特经济学国际会议上，提出代谢（波浪式）增长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收敛式）和内生（发散式）增长论，说明技术、产业和资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出现大国兴衰。陈平教授指出，亚当·斯密的基本贡献，不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国际贸易不会自动平衡，而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生态资源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地理环境的资源限制导致中国和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国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西方是节省劳力，消耗资源。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罗马时代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上百倍。工业革命的基础是规模生产，这才会在十五世纪人少地多的西欧对外扩张殖民；西方工业革命只是延续了西欧规模农业的发展。发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规模经济引发生态危机、气候暖化，难以持续。科学革命和信息革命引发的非线性作用产生新的复杂经济，创新竞争从比规模、比成本、变成比创新、比多样。例如中国餐馆的菜肴种类比西餐多好几倍，中国的日用商品种类也比西方丰富得多，从而能创造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双轨制也比东欧休克疗法更好地兼顾创新和稳定。中国的分区试验也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有效地解决技术换代过程中，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社会转型。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我们提出的“经济复杂性”，都从方法论上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演化的多样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趋同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决中美与世界面临的问题。
贾庆国教授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演变，以及近年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经历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贾庆国教授指出：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从敌对到融入，后是从融入到开始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中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备受屈辱的中国，但也还不完全是一个富裕发达、备受尊敬的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这使得中国在界定国家利益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开始经历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处理多方关系的过程，这里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在不断摸索和改进。
孙哲教授就中国发展的双重性和以及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评述。孙哲教授认为：中国的自我期许和世界的对中国扮演“有良心的大国”的期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内政建设上一直以反腐及环境保护为重点；在外交方面确定了新兴大国关系、人文与公共外交、海洋权益等几个重点目标。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成为中国外交发展的优先目标。十九大之后，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挑战仍然存在。例如，中国构建全球伙伴网络的困难，中国与几个邻国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意识形态与人权方面的较量交锋以及中国现代国防力量壮大后引发的争论等等。
厘清疑虑，增进理解
本次访问之行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中，不难感受到美国精英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弥漫着的“美国焦虑”。中美双方智库针对尖锐话题进行正面碰撞，有助于双方厘清疑虑与误解，增进理解和互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将继续在推动国际交流、促进思想碰撞中，推进世界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与接受。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