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专题研究

 

 

金融博弈,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与资本市场的金融操作不是一回事。金融操作讲数字,讲精确,而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博弈则讲宏观、讲相关性,金融操作讲逻辑链条,金融博弈讲大判断。

从历史看金融和军事的关系

讲到财富分配,金融和军事是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激烈和直接的手段,概括地说,金融与军事之间关系的历史,就是金融不断走向前台,而军事不断隐于幕后的历史。

战争催生国家信用

20世纪初的德国维也纳·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齐名。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认为新教的入世和禁欲主义伦理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桑巴特的代表作《战争与资本主义》认为,没有战争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战争从三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一是聚集财产;二是塑造观念;三是形成市场。其中,国家信用是短时间内聚集财产以支撑对外战争的最佳途径和基本手段,战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催生了国家信用。私人性金融活动由来已久,但国家信用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事,并且一开始就为战争提供融资服务;而战争及军事活动又为国家信用的扩张提供支撑。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战争非常频繁。14世纪和15世纪间英国和法国争斗了100年,200年中就有154年处于战乱。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昂贵,战争作为一门生意已不像冷兵器时代那样可以由私人或私人企业做下去。英国从1585-1604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花了150万英镑;1648-1660年是900万英镑;在威廉三世的战争中(1689-1697年)是近1900万英镑。而西班牙的战争花费,在十六世纪比十五世纪也增加了5倍。

面对如此昂贵的开支,国家的传统税收和私人信用都承担不起,战争走向由国家出面唱主角。于是以国家名义发行战争公债成为融资的重要手段,国家信用由此诞生。这方面,做得最早最成功的是英国。“在英国,每个明智之人都会把钱从私人信贷中撤出,转而投向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国债。在威廉三世时期,政府借贷的利率至少在20%30%。这些借贷给政府的钱几年内就会还本,然后再被借贷给政府购买新的国债。获利是如此丰厚,因而毫不奇怪,在60年间借贷规模攀升到八千万镑。”作为国家信用的“抵押物”,除税收外,更有战争中预期可能获得的土地和其他财富,在将这些财富进行“作价”后进行“证券化”,这些证券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也可以交易其“期权”,这又极大促进了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信用形式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由战争引发的国家信用产生和扩张,开启了“财富金融化(也称‘财富货币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历史。

战争推动了财富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

土地、自然矿产那些东西放在原地是实物,不能够搬动,现在可以通过产权化、证券化、票据化变成金融资本,进入流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英国发行国债,以其战争可能获得的土地作为期权来抵押,把财富货币化了。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存储、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过去,A国要占B国的土地需要通过战争实现,而土地证券化后,只要通过金融市场购买这块土地的证券,就可实现产权的转移。这就加速了国家财富增值过程,但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富流失的风险。

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蔓延到哪国,财富金融化进程就随之跟进到哪国。战争在16-19世纪充当了急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也同时充当了急速推进金融全球化的角色。 以往依靠军事占领才能获得的土地、资源和市场等财富,因通过金融化手段可以便捷地实现其价值的跨国性转移,因此在获得财富的手段中战争开始退居“二线”,而金融手段开始不断走向前台。所以著名金融家罗斯柴德尔宣称:“让我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体系,我才不在乎谁制定它的法律。”也正如西谚有云:“治钱者治一切。”

这不意味着军事手段不重要。相反,国家信用的“真正抵押物”是军事实力。因为只有在战场上有把握取得胜利,那些从“预期被征服国”财富证券中所获得的“期权收益”才是真实的,也才有人认购。因此,军事实力能够覆盖的范围,就是国家信用扩张的边界。也就是说,金融和军事是相互促进的,表面看金融往前台走,军事往幕后走了,但国家实力真正的终极手段还是军事。

军事实力成为支撑世界储备货币变迁的基础力量

近千年来世界储备货币变化的历史,就是军事强国不断被后来者替代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货币更迭,是英镑取代法郎和美元取代英镑。

英镑之所以取代了法郎,是因为英国人拥有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费体系。英国将筹集战资的能力建立在它的政府信用和商业贸易上,而国会也建立起一个令人欣赏的偿付债务的记录。当然,这一切又都依赖于其战争中表现出的实力。

与英国相比较,尽管拿破仑是军事天才,但不懂得把军事胜利转化为巩固和扩张国家信用。当时,为支付日益庞大的军队和战争费用,他只是以武力为后盾直接掠夺和索取。这种方法即使能弄到足够的经费,但疏离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为他的衰亡铺下了道路。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和掠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以英国胜利告终。英国在北美接管了加拿大,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新法兰西,原来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也被英国人占领了。英国横扫了法国商船所要经过的海洋,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最终,英镑在1815年替代了法郎。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起于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海上力量削弱,美国的海军力量超过了原来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开始和英国争海上霸权。为避免冲突、划分海上势力范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1921年于华盛顿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分配如下: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兰西,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这意味着英国被迫让出海上霸权,承认了美国在海上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成为英镑被美元替代的标志。军事实力作为一国信用抵押物的本质,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及其超级特权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学者斯泰尔的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指出,“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布雷顿森林协议是1944年签订的。1941年,英国对德战争已经快打不下去了,丘吉尔整天发愁,担心英国可能灭亡。这时突然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开战。丘吉尔知道只要美国参战,英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但他没有料到,美国参战的同时,给了英国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它开放金融市场,拆除美元进入欧洲的壁垒。

美元霸权地位的巩固,与马歇尔有关。马歇尔1947年曾任国务卿,1950年任国防部长。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在金融领域做了两件很高明的事情。第一件,他要求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在行囊中装上美元,仗打到哪里就把美元交易到哪里,就地投放美元。第二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战时动员起来的巨大产能突然变得严重过剩,此时欧洲一片废墟,没钱买美国货。马歇尔提出,把美元借给受援国,让受援国用来买美国的产品,用于战后重建,条件是将来要用黄金还贷。这个计划巧妙地把美国的过剩产能转换为美国对受援国的债权,由此把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下来。当时美国有这样做的底气,因为美军驻在欧洲,不怕欧洲人不还债。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信用最后的抵押物,还是军事实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遇到一个大问题。当时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手中积攒了大量美元,按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但美国已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兑付这些美元,这个体系已经运转不下去了。这时候出了一个奇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是时任尼克松政府财长的约翰·康纳利。康纳利于19718月果断关闭了美国黄金兑换窗口,然后要求主要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一方面减少了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黄金兑付压力。当时储备美元最多的西德最不愿意这么做,康纳利对西德代表团的答复是:如果想继续得到美军的支持,免除苏联的威胁,你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确定马克对美元价格。“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历史上,除西德外,另一个遭受这样屈辱的国家是日本,1986年的广场协议令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战的战败国,而且都有美国驻军。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直接使用军事霸权维护美元霸权!

这之后,各国进行了有关美元兑换和汇率的艰难谈判,以美国提议为蓝本的牙买加体系建立起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美元因此获得了超级特权。参加谈判的西德代表威廉姆森说过,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但即使知道这不公平,也不得不接,因为底线是军事这张牌。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财富金融化速度加快。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亚尔(Sanjeev Sanyal)估算,2014年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为294万亿美元,其中,股市69万亿,公共债市58万亿,金融机构债60万亿,非金融机构债31万亿,证券化贷款 14万亿,非证券化贷款62万亿。如果再算上房地产217万亿,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是当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的6.6倍。

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速度也在加快。其理论上的推手是爱德华·(Edward S.Shaw)和麦金农,他们同时提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金融政策僵化,因此需要进行金融深化。这个理论极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金融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践推手,一个是世界银行,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不遗余力地推进金融全球化并取得极大成效,现在全球每天金融资产交易量是贸易交易量的80倍。

国家财富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美国化,“三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不断巩固美元超级特权地位和美国操控全世界金融的能力,量子基金会创始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就直言不讳地说:美联储不仅是美联储,它还是世界的中央银行。

必须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是以美国的军事霸权作为支撑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美国军费开支是它后面8个国家军费开支加起来的总和,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美国也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美国人过去讲“商船到了哪里,军舰就应该跟到哪里”,现在讲“美元到了哪里,国家经济安全的边疆就延伸到哪里,有效打击范围就应该覆盖到哪里”。例如,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托马斯·巴纳特(Thomas Barnett)公开宣称:“美元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的生产成本不到一美分,但这的价值却是它的面值!美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证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拒收!”在一次演讲中,他更是赤祼祼宣称:“我们最漂亮的交易就是只用很少的纸片换来亚洲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所以,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同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

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主要手段

一是操纵汇率,目的是对冲巨额债务,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操纵汇率的手段不尽相同。比如,为了对冲巨额债务,它操纵美元贬值;为了使美元回流,它有意提高利息。2016年,美国政府债务达20万亿美元(其中他国购买超过6万亿),全部美国债务(政府债、私人部门、个人、社保、医疗等)占美国GDP1100%以上,政府债务只占其中不到10%。从1980年至2017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呈指数级增长,增加了13倍,而GDP才增加了6.6倍,债务总额与GDP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根本无法偿还那些债务。为了对冲债务,美国大量发行美元,采取了美元贬值的策略。19991000美元可以买4盎司黄金,20171000美元只能买0.8盎司黄金。通过操纵汇率、美元贬值,美国可以把债务不断对冲,变相获取财富。

二是金融制裁,造成被制裁国“硬通货”奇缺,本币大幅贬值,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需要的物资,从而耗尽其国力,沮丧其民气,加速被制裁国的溃败。由北荷兰公司出版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制裁问题,在比较了不同制裁手段后得出结论:“相较于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效果更佳”。以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为例。科索沃战争之前,美国实行对南联盟的金融制裁,使其本币第纳尔大幅贬值,美元储备消耗殆尽。科索沃战争之前,南联盟国库里只有3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米洛舍维奇为扭转本币贬值颓势,将手中仅有的美元储备一下子投放到外汇市场,企图逢低吸纳、抬高本币后还能多赚一点,结果这笔美元投放后却如泥牛入海,仅有的外储更少了。这也注定了他在战场上失败的命运。伊拉克的命运也一样。长达十几年的金融制裁,耗干了伊拉克的外储,没钱从国外进口所需的物资,国力极度衰败。战争还未爆发,金融制裁已决定了战场胜负。

三是“货币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试图用“货币战争”对付前苏联。前苏联经济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对硬通货(美元)的依赖。当时经互会内的国家之间是易货贸易,而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则用美元。前苏联对石油天然气出口依赖很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占其硬通货收入的60%以上),但输油管钢材等技术不过关,需要用硬通货到国际市场买。美国人为此制订了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的攻击计划,这个文件现已解密。其要点:其一,“迫使欧洲朋友不能以优于市场的利率向莫斯科提供信贷。” 当时西欧向苏联提供美元贷款的利率是7%(相当于市场利率的一半),1981年美国中情局的巴克利和一个金融专家小组到欧洲穿梭访问,要求经合组织拟定相关协议,将苏联从“中间借贷国”重新归类为“较富裕国家”,后来再压欧洲停止对“较富裕国家”贷款的所有补贴,这样苏联从西欧各国的贷款利率从7%提高到17%,实际上卡死了苏联向欧洲借贷美元的渠道。其二,“以前瞻性方式与盟国合作,以减少欧洲对苏联能源的依赖,不允许苏联利用西方关键技术来维持其经济体制。” 当时苏联在建第二条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正准备从西方获得有关的无缝钢管和汽轮机技术。1981年初,美国中情局局长凯西告诉沙特的法赫德政权,美国将打击沙特的敌人伊朗与苏联,同时要求沙特增加原油供应、降低油价;同时压迫欧洲按巴统组织(COCOM)协议,停止向苏联供应汽轮机和无缝钢管等设备。仅石油价格下降,就使苏联损失百亿美元以上。其三是“鼓励‘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活动,使波兰丧失偿还债务能力,把莫斯科这个波兰最大金融担保者推到失信者境地。” 当时以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欧洲贷款时,苏联是作为担保国出面的。1981年初,美国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导致波兰社会动荡,外汇收入急剧下降、还贷能力丧失,间接打击了苏联的金融信用。

四是信用陷阱。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是美国玩金融霸权的一个手段。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其实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记录很不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次级债务的75%都以3A级评价,10%2A级,只有8%A级、7%3B级。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迪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2A评级。美国国际集团(AIG)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个星期,穆迪还给其无担保债以3A级评价。实际上,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是以美国政府的国家信用形式维持的。2009年底,美国为救市而扩大流动性,美元信用不断下降。此时,穆迪突然宣布下调希腊主权评级,欧元随之大幅度贬值。此后半年内,希腊主权信用连续遭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20116月被评为“垃圾级”。非常巧合的是,每一次都在希腊与欧元区已经采取措施、债务危机出现曙光时,美国人都要这么干一下。所以,信用评级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意志,是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又一有效手段。

五是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他说,“利用独裁者与贪腐高管的金融账户,可迫使其按美国利益办事,也可用于换掉美国不喜欢的统治者”。“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要求其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金融危机后,又以打击避税为名,强行撬开世界“最安全保险柜”,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于20099月同意提交4000多个账户的信息。2012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用掌握的情报要挟关键人物。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以及针对俄罗斯的“颜色革命”中,美国都利用了这一招。

六是军事打击。如果上述手段不能奏效,还有谁想阻碍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就实施军事打击。英国金融学家彼德·高恩所著《华尔街的全球赌博》,第一次提出了“币缘政治”概念。作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美元几乎不再受任何外在约束。美国的生产性资本主义变成纯粹食利性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今天它除了军事工业(这还非常厉害)之外,其他实体经济已经一塌糊涂,美国主要是靠军事工业支撑它的金融业,地缘政治部分让位于“币缘政治”。作者指出,美国之所以要打伊拉克,主要是因为以萨达姆为首的阿拉伯复兴党世俗政权,致力于独立的现代化建设,致力于统一与复兴阿拉伯民族,使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扩张受到威胁。无论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政权是不是独裁,美国一定要消灭萨达姆政权,这就是它的逻辑。

美元霸权对中国金融和军事安全的影响

2017425日,习近平总书记谈金融安全时说:“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我个人认为,中国金融安全最大的扰动因素,就是美元霸权。

一是汇率风险。从2008年到2011年,中国几乎全部贸易盈余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了。我们现在持有1.1万亿多美元的美国国债,包括两房债券的公司债还有2000多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现在不知如何脱身”。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塞特塞尔(Brad Setser)认为,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资产,人民币兑美元30%的变动将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圭尔(Martin C.Mcguire)在权威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写道:“虽然让美元贬值2-3个点不会对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但却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对付中国的能力。不错,我们是借了中国很多钱。这是我们的债务,却是他们的麻烦。”事实上,美国人反复拿美元资产的安全作为筹码跟我们谈判,几乎掌握了谈判的全部主动权。

二是政策协调风险。一方面,我们内部要稳经济,需要让货币政策偏宽松,但受制于美元加息或加息预期对人民币贬值的冲击,我们又不能宽松,只能收紧。美国国防部金融战顾问、CIA金融问题顾问里卡兹(James Rickards)在今年2月份到中国参加了“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回国后写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可能面临一场经济危机,外有美元升息预期,内有债务水平高企,这将迫使其收紧货币政策,而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对已在困难中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地狱般的灾难。“中国人想让他们的货币做美国人让美元所做的事,但他们目前还没有资格与美国硬碰硬。”

三是信用评估陷阱。世界银行在2007530日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为什么定价这么低?原因就是评级机构的做空行为。2003年,我们的银行业都谋求海外上市,当时美国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的评级3B级(这是“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同时把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

四是面临信息攻击风险。曾有一度,国内金融机构的硬件、软件、操作系统、核心数据都由美国掌控。美国的《联合作战环境分析》公开承认,“可实现对敌金融系统、股票交易系统以及其他重要数据库发起攻击,使其瞬间瘫痪”。这次比特币勒索病毒发作也算是一次警告,说明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还很成问题。

五是面临“智能帝国主义”的威胁。来自美国的真真假假的所谓“高官财产”信息,也在试图降低民众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信心。

六是军事威胁。中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是因为中国有巨额的美元储备,美国实际把中国作为巨大的美元蓄水池,要挤出美元时就挤向中国,要美元回流时又从你那里抽回来。美元的流动又附加了大量的财富转移,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了其财富蓄水池。

在大战略下统筹金融安全与军事力量建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频频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击。从2009年起,中国央行行长在国际上高调主张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率先提出要推动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还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用本币结算,绕开美元陷阱,同时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2008年以来,我国一共与36个国家实现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有21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国际支付额度超过3.3万亿人民币,现在在国际上排第六;亚投行已经有90个成员国,人民币还加入SDR货币篮子。正因此,美国当政者认为,中国想撼动美元霸权地位,而美元霸权地位又恰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和关切。因此,恰恰是从2009年开始,我国周边的形势急转直下,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升温,朝鲜问题升温。也恰恰又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高调确认重返亚洲。我们要从这个视野来看美国当下对中国的军事围堵。

“人民币走出去”是摆脱“美元陷阱”之必须,是中国由引资大国迈向投资强国之必须。但为了确保金融安全,必须十分稳健,尤其是要与军事力量支撑能力建设同步。对大国来说,军事力量始终是保底的最后手段!总之,大国金融博弈和军事博弈一样,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手段,搞国际金融,不能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大战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金融安全,技术层面至多应对小问题。所以,必须将金融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大战略和大框架下来考虑。

(编辑  迟晨光)



* 卢周来,国防大学教授,中信改革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二十九期速记稿摘编。

 

 

 

2009年比特币问世开始,区块链技术逐步被人所知,到目前为止,已经七年有余。如果说比特币带给银行业的还仅是对数字货币的憧憬,那么区块链技术带给银行业的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

区块链概述与未来发展

区块链1.0时代——比特币诞生及其发展

比特币问世之初,金融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未对比特币做深入研究,对其认识仅是技术上的“新玩物”,不认为比特币会对金融系统产生实质冲击。

随着比特币交易的逐渐火爆,比特币与美元等众多纸币的兑换价格逐渐攀高。2011年初,比特币与其他货币兑换的交易平台开始建立,各类经济社会问题随之出现,各国央行开始着手研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对法定货币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但是本着审慎的原则,各国中央银行并未急于表态,仅表示保持关注,但不认可比特币对货币的替代功能。直到2012年末才出现了首家官方认可的比特币交易所——法国比特币中央交易所。

20133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系统发布了《虚拟货币个人管理条例》,打击比特币被用于洗钱目的的交易。各国金融主管部门也开展了打击和整治的活动,但是,此后比特币交易依然火爆,至201311月,1比特币的价格创出了1151美元的新高。由于比特币在中国交易量巨大,但又不具备法定货币属性,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等五部委发出紧急通知,关注比特币交易风险,导致比特币的发展遇冷。

1  比特币大事记

2009

比特币之父中本聪挖出世界上第一批比特币。

2010

第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成立;当年比特币价格首次超过1美元。

2011

比特币交易平台遭遇黑客攻击,安全问题受到质疑。

2012

首家官方认可的交易平台——法国比特币中央交易所成立。

2013

各国央行陆续表明态度,中国人民银行认定其为“网络虚拟商品”。

此后,比特币价格不断回落,交易逐渐趋于理性,其他类似的虚拟币种也在不断出现。然而,比虚拟货币更牵动人心的是该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开始不断发展。

区块链2.0时代——产业链形成

比特币的发行成功,推动了区块链技术走向成熟,以及相应的产品落地。导致区块链产品不断问世和产业链形成的原因,是区块链最重要的特征——去中心化机制。区块链技术最早出现于中本聪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该文奠定了比特币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区块链概念。作为一个计算机数据结构和编码学使用词汇,区块链具有很强的技术特征。然而,与其说区块链是一种技术,不如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机制,该机制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去中心化,即打破以中央机构为核心的组织方式。由于该机制可以解决中心化机制的某些缺陷,对现有组织运行方式不失为一种补充,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1  中心化机制(左)与非中心化机制(右)

在中心化场景中,机制的运行必须依靠中央机构的信用体系,如图1(左)所示。以货币发行为例,现有的货币发行依赖于中央银行的信用,货币通过中央机构的发行得以流通,但是以“去中心化”为核心运行机制的比特币发行却不涉及这一问题。在非中心化场景中,众多的节点(如图1右)形成了共识,无需中央机构即可完成交流,实现运行。

从技术上说,去中心化并不是一项简单可行的任务。在货币发行场景中,打破中央机构组织架构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新货币发行权;维护交易账本;认可交易的合法性。针对这几方面,比特币运用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第一,“矿工”具有比特币的发行权。任何人都可以运行一个比特币节点,这个节点的运行仅需要下载一个比特币客户端即可以完成,而全球拥有数以万计的节点。因此实际上由大多数人决定了这个系统的运行,并无中央权威机构来确定。当节点运行比特币算法的时候,比特币就产生了,操作者被称为“矿工”。

第二,这些节点的运行保证了由整个系统维护交易账本,并且由所有节点产生的共识对交易的合法性进行认可。

第三,如何判定交易的合法性,比特币通过“技术+激励”机制完成。是否存在着不诚实的货币交易,比如双重支付是否会产生?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惩罚创建双重支付的节点,但是由于节点没有身份,因而这种方式不可行。在比特币系统中,通过奖励诚实的节点,达到了减少不诚实交易的目的。

但是,在比特币完成去中心化实际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效率问题越发突出。事实上,比特币的产生耗费很大,这是由于“矿工”需要运行比特币算法才能不断产生比特币。目前,比特币挖矿算法所需电力已经达到数百万瓦特。为了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比特币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实际中多数情况下,没有效率的区块链应用,无法用于产品设计和场景应用。目前比特币在不断向挖矿能力很强的节点集中。完全“去中心化”实现“公平”的同时,“效率”问题并未获得很好的解决。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部分去中心化和分中心的折中机制。

    区块链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

发展至目前,脱胎于比特币的区块链应用已经成为众多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竞相追逐的投资热点。

2  区块链阶段性发展

目前,多数研究机构均认可区块链应用已经进入2.0时代,即区块链技术不限于数字货币发行,能够在其他理论上可行的领域进行试点,证实应用的可操作性和盈利性。如果将区块链应用作为一项产业来看,该产业所处生命周期已经开始进入成长期,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观察研究,如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发生重大风险,以及法律和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等。为规避投资风险,加速应用落地,区块链应用产业内产生了清晰的分工,形成了包括基础研发、中间试点、推广应用的上下游产业结构雏形。

3  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的倒金字塔结构

现有的产业结构以三层倒金字塔形式构成(图3)。图中所示三个方面几乎同时在发展,并且具有显著的上下游关系。

目前,基础层方面以研究机构、实验室和科技巨头的基础研发为主,份额较小但是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全球专利引擎(patentcloud)显示,包含区块链字段的专利已经达到了数百项。中间层方面,各大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都纷纷建立起技术联盟,通过相互合作进行技术试点,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由数十家国际金融机构搭建的R3区块链联盟。应用层面,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均投入重金进行实际尝试。Coindesk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5年,风险资本投资区块链的数额分别为1亿美元、3.6亿美元和6.9亿美元,2016年第一季度即为2亿美元。基础层、中间层和应用层的规模形成倒金字塔模式,只有通过三者的上下游协同发展,区块链应用才能在未来数年内不断落地,完成实质上的技术革新。

未来区块链发展的路线图

区块链未来将为信息不对称领域建立起去中心化的信任体系。互联网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于信息传递与互联的便利。区块链的节点网络体系打破了中央机构组织运行的方式,采用分布式记账进行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价值交换的方式,因此可以预见,区块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在于价值互联。

《经济学人》杂志将区块链称之为“信任的机器”,因此,从应用角度看,区块链的主要应用集中于解决信任的场合,实现价值互联。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以比特币应用为基础,区块链的发展必然呈现逐渐演进的过程,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

短期来看,信任问题较为突出但中心化模式难以解决的领域是区块链迅速发挥特长的用武之地。例如,在产生信任的成本相对较高但又备受关注的领域,包括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等。中期来看,改进型应用将会占据主要地位,区块链可以应用在现有信任问题较多但是不可能根本性采取去中心化的领域,并将逐渐改进其效率。比如股份发行、审计、公证、食品安全等。长期来看,通过对组织的重新设计和价值重构,区块链将打破现有大多数机构和领域的运作方式,甚至颠覆运行机制,包括重构财务系统、征信系统等。

4    区块链发展路线图

伴随着区块链底层协议的逐步深入,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研发,并达成一致的行业标准,在可操作性、用户友好、可推广复制等诸多方面进行完善改进,才能使区块链得到尽快应用,适用于更多的业态。

区块链的发展与银行业应用

区块链发展与金融中介服务

对金融业来说,区块链所创造的分布式记账体系打破了现有的支付、清算和结算模式,将对金融中介服务业态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不论是股票交易还是跨境支付,都需要交易所和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但是分布式记账体系却颠覆了这一流程。区块链采用“全民记账”的方式,该模式对现有的中介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前,在大量的交易场景中,具有良好信用背景的金融机构胜任了中介服务这一角色,但是高昂的中间费用阻碍了交易,降低了流动性。以跨境支付为例,许多国际间中小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知之甚少,要通过诸如Western UnionSWIFT进行汇款,成本高昂且花费时间较长。而区块链跨境支付场景中,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效率得到显著改善。

第二,交易量越大,对中央交易清算机构来说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多,需要防范的安全风险也更大。但是,在区块链中,交易数据越多,因信息难以被篡改,交易信息反而越安全。这是由于区块链技术的特征所导致的:由于真实的信息被大多数交易方所了解,并且交易量越大,部分虚假信息就越难以在交易系统中达成共识。区块链技术创造的分布式记账体系有助于培育高效安全的清算支付系统。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交易清算机构均面临交易膨胀的难题,所以各国的交易结算机构对区块链反应积极(见表2),这些机构寄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减少成本,同时提升其安全性,合理增加结算量,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2  近一年交易清算机构与区块链发展

2015年下半年

2016年上半年

近期

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首次将比特币衍生工具纳入监管范围,正式将比特币与其他数字货币定义为《美国商品交易法》下的“大宗商品”。

12月,纳斯达克首次在对私人投资者发行股票时采用了基于区块链的交易平台Linq

德国证券交易所投资数字资产控股(DAH)约5000万欧元,对区块链技术进行验证。

韩国交易所(KRX)开发用于场外交易的区块链交易系统,希望通过这样的系统降低交易的成本。

欧洲清算系统宣布与科技公司合作,将尝试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更为高效廉价的结算服务,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将首先参与试点。

澳洲证券交易所已考虑使用区块链来替代原有清算和结算系统,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资料来源:官方报道

当然,由于区块链技术仍然处于初始开发状态,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性能低、单位时间内交易频次少、技术应用生态环境缺失等缺陷。因此,对支付清算业务,区块链首先改变的可能是场外业务。由于场外交易是离散的,流动性比较低,交易量也不大,涉及用户少,因此可能率先落地,接下来才会是场内交易业务。在简单的金融中介服务中,将区块链作为“点对点的全球互联网货币”,可以要求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实时的支付清算业务。从深度应用上来说,作为一种底层技术意义下的革新,当底层的节点网络搭建起来之后,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搭建资产属性和工具类的应用,因此,区块链可能通过变革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彻底改变金融业现有的面貌,对金融中介服务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银行积极参与区块链应用产品试点

在互联网浪潮中几乎迷失的商业银行,目前又将面临着区块链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5年度报告中,将区块链技术称之为“银行业游戏规则的颠覆者”。

一家美国加州的区块链技术创业公司于2015年发起了一项基于分布式共享分类账技术的开拓性商务应用R3 CEV,至今该项目已吸引了超过50家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加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商业银行。这家联盟希望借助试验拟定行业标准,加速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

同时,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开展研发,或者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尝试应用区块链技术。截止到目前,包括票据交易、银团贷款在内的传统银行核心业务,均在各银行区块链实验室进行了模拟交易(表3)。

3 国际领先银行的区块链布局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20154月,瑞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区块链金融研发实验室,重点探索区块链在支付、电子货币和结算模式等方面在商业银行领域的应用。

201510月,瑞银集团区块链技术实验室的Peter Stephens在峰会上介绍,瑞士联合银行(UBS)在区块链上试验了20多项金融应用,包括金融交易,支付结算和发行智能债券等等。

2016930日,瑞银集团推出了一个项目原型,旨在将国际贸易交易的整个周期都复制到超级账本(Hyper ledger)的Fabric区块链上。该项目是瑞银与IBM共同合作进行的,该原型在设计上全面结合支付交易,将贸易金融交易、外汇支付等融合到一个精心制作的智能合约。

纽约梅隆银行

20154月,纽约梅隆银行已经尝试将比特币的去中性化、点对点模型基础应用到银行系统,并在内部开发了一款虚拟货币BK Coins,该硬币可以用来兑换礼品卡、优惠券和其他津贴。

巴克莱银行

20164月,巴克莱银行宣布,尝试运用智能合同和区块链技术交易金融衍生品。

20166月,巴克莱银行与比特币交易所Safello达成协议,将探索区块链技术如何加强金融服务业,改变银行运作模式。

20169月,巴克莱银行和以色列一家初创公司共同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交易。将信用证、提货单、国际贸易流程的文件放到区块链上进行不可篡改的验证。通过区块链技术,传统需要耗时7-10日的交易处理流程被大幅缩短至仅不足4个小时。

花旗银行

20157月,花旗集团创新实验室主任KennethMoore透露:花旗银行已开始启动并运营三条区块链。这三套独立系统搭载着花旗银行的数字货币-花旗币(CitiCoin)。Moore还将花旗币视作跨国转账的一种方式,并预测将形成一个内部挖矿网络,终端节点可以通过该网络完成必要的工作量从而对账本进行维护。

2015105日,花旗银行关闭了花旗币测试平台,但花旗币所有区块链已在2015年圣诞节前后完成。

桑坦德银行

20156月,桑坦德银行内部已经确定25项区块链可以应用的领域,包括国际转账、贸易金融、联合贷款以及抵押品管理等。

2016526日,桑坦德银行在员工内部试运行区块链支付APP,英国分行是首家将基于RTXP的区块链技术引入跨境支付中的英国银行。

20167月,桑坦德银行任命数字资产控股(DAH)首席执行官Blythe Masters为其桑坦德银行高级区块链顾问。

摩根大通

20162月,摩根大通进行了一次内部测试,在涉及到2200个客户的测试中在伦敦和东京进行资金转账。

同月,摩根大通与初创企业数字资产控股(DAH)进行合作,推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验项目,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复杂程度,并且解决摩根贷款资金流动性错配的问题。

数据来源:各大知名银行的官方网站

银行应对策略

我国银行业应当吸取互联网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需要认清形势,积极应对区块链技术将要带来的变革,加强对该区块链应用产业未来的研判。

一是充分预判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抓住契机强化银行科技部门建设,迎接产业发展的风口。在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银行的变革往往只是前端使用数字技术,中后台的基础架构仍然采用原有的信息系统,从而在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竞争中丧失了大量的客户和市场。而区块链技术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具创新的技术之一,同样也作为底层技术,这将对银行基础架构的更新提出要求。银行业应当充分预判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和阶段,抓住契机,提早布局。

二是充分认识短期内银行中间业务受到冲击的痛点,抓住这一特点有针对性进行重点投资,做到有的放矢,推进区块链应用向纵深发展。根据区块链产业发展路线图,区块链在短期内将革新银行作为中心化组织中的中央机构职能,直击银行中间业务的弊端,因此中间业务部门当前受到的影响最大。以跨境支付为例,目前跨境支付九成以上是B2B支付,其中绝大部分通过银行完成。跨境汇款费用高,且通常需要一天以上才能到达,通过区块链技术降低跨境支付的费用并提高效率,势在必行;实际测试中区块链用时不到一个小时,服务价格也较低。此外,传统的供应链或贸易金融流程高度依赖人工,包括纸质文件和验证单据大量存在,失误风险较高,管理水平低。区块链可以通过分布式账本管理,降低伪造、人工失误等风险。现已有不少试验涉及到供应链金融板块,银行业必须及早参与,以免错失业务转型机会。

三是通过同业合作,积极广泛布局,促进银行业务沿区块链应用向更广空间发展。随着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银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颠覆性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认为自建团队应对区块链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区块链技术对银行业的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从现有的技术联盟测试统计来看,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中的应用场景之多,也远超理论设想。以零售业务、对公业务、金融市场的分类来看,现有的区块链应用试点内容几乎已经覆盖了这三大板块各业务条线的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商业银行对区块链应用的研发应该持开放态度,通过合作降低成本,做到技术试点尽可能覆盖银行现有业务。

在零售业务方面,现有的测试除涵盖支付结算外,还有消费方面的积分兑换、礼品卡以及区块链app等,如纽约梅隆银行、桑坦德银行。对公业务方面则包括了跨境转账、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内容,在公司业务领域较强的桑坦德银行和摩根大通率先进行了试验。金融市场板块则至少包括债券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如瑞士联合银行和巴克莱银行。面对如此多样的应用场景,银行只有通过同业合作和加入区块链联盟,才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取区块链应用的核心技术,获得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

四是尽快形成合适的投资战略,并注意风险防范。商业银行应尽快参与区块链技术应用探索并积极投资于各类应用场景的开发。然而,与历次技术革命相似,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同样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特征。对银行来说,可以通过自己成立专业部门或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也可通过参与技术联盟进行合作开发区块链应用。有效应对区块链技术对银行业带来的变革,还需分门别类进行对待,视银行自身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特点进行布局,优化投资。

总体来说,银行应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应当坚持两个原则。一方面,银行试点区块链应用必须控制风险,防止在试点中发生导致业务能力倒退的事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试点解决传统业务中的痛点,在创新中发现良药。

(编辑  杨利红)



* 曾相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中信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信息化能够解决计划经济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一个很久就有的设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被表述为“社会主义计算”的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曾经提出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方式来模拟市场出清,从而来发现市场的价格。兰格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提出,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他在三十年前的论文中提出的反复试错求解均衡物价的方式变得更为简单了。他说“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1]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种设想无疑更具有现实性,被许多学者重新提起。例如,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波拉克就论述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未来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2]2012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提出: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3]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人又提出中国的经济应该走向新计划经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云的观点。马云认为:由于大数据,市场看不见的手被发现,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不是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炒热了这个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信息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形态变化,二战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内外部一体化进程正在逆转。这一系列内外部挑战,表明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待升级,但是升级的方向不是新计划经济,而是“新鸟笼经济”。

我在新书《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中建议实行“新鸟笼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版本,以从制度层面回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新计划经济Vs. “新鸟笼经济”

新计划经济者都主张大数据可强化计划者的预判能力,但是对于计划者的主体有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三类:第一是指企业的新计划经济;第二是互联网平台的新计划经济;第三是基于中央计划经济。

企业从来都是有计划的,当代的信息技术无疑强化了企业的计划能力,消费者需求会被即时、准确的捕捉,大量生产活动将是按需生产、定制化生产。然而,这绝不是计划经济,恰恰相反,它是市场经济的增强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价格调节的企业生产的事后性与盲目性。

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指:在数据时代,市场主体之间事后的协调行为已经成为事前预判的协调行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已经被发现,因此未来“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但是,谁来计划呢?显然谁有数据谁就能计划,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平台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因为市场数据并非由一般企业或者个体掌握,而是主要集中在淘宝、微信、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拥有“上帝之眼”,能够洞察平台上的企业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因此能够对平台上的经济行为进行计划调控。当超级资本家在说计划经济的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为之欢欣鼓舞,恐怕是既会错了意,又用错了情。

只有波拉克、李玲等学者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新的“计算社会主义”,他们认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中央计划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央的经济计划就必要和可行。在互联网时代,除了强中心化趋势,更重要的趋势是去中心化趋势与分布式活力,而只有分散的、自主的决策才最有活力,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市场化趋势都在加深,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融合,企业通过平台创业、租赁、代工、外包、外协等引入内部市场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并行的时代。分散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仍然起到基础性功能,而且随着信息更加对称,市场协调的盲目性会减弱,同时,行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计划配置资源能力空前提高,通过两种机制在不同层面的结合,减少交易成本,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同志提出了“鸟笼经济”的设想,经济要搞活,就好像鸟儿要飞,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个“笼子”,不然鸟就飞跑了,他说的“笼子”就是计划指导。[4]

天高任鸟飞,鸟却飞不出天外去。“新鸟笼经济”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市场调控、信息调控与计划调控的有机结合。市场调控是价格信号为基础的自发调控,信息调控是以互联信息为基础的前瞻调控,计划调控是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结合的自觉调控。

计划调控具有对于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引导性与信号预期三个功能,国家需要对重大的经济结构进行总量平衡调控。同时,积极探索产权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公私两利、公私融合的共有财产权制度,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保持高的广义积累率,同时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新鸟笼经济”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巨大等新问题而提出的,是发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复合优势的制度框架,既要避免顾此失彼,也要避免两者形成组合劣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三大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功能类似物理学上的顺磁性。市场就如同一个磁体,市场中千千万万个企业就如同小磁针,它的指向是自由与混乱的;而规划就是加在磁体上的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并不会使得磁体中的指针都指向同一方向,但是从概率统计上,会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针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磁场越大,这个比例也越大。磁场是规划指引,小指针指向就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规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国家目标与个体自由的结合,如同有了磁场提高了小磁针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规划就促进了分散个体的合力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同磁力不同,会对小磁针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强度不同,国家计划具有约束性功能、引导性功能、信号预期功能。

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而不是经济计划十三五规划84%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即便是剩下的4个经济发展指标,也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煤炭等实物量指标。战略规划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来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观的经济活动。

国家计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企业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定优先次序,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同样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千头万绪,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如同孙悟空面对九头虫怪物,不知该先劈哪个头了。

国家计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对于企业或个体作为生产主体、同时又具有全局或战略意义的“混合型”产品或服务,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企业,但是规划制定了国家制造强国的路线图,并配置了相关资源,这将有力地引导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体的行为,形成战略合力。

国家计划对于社会资源具有信号预期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的看法一度曾不明朗,而规划公布了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6.5%之后,就在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还没有过未实现的情况。

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企业、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规划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5]

基于计划的总量平衡调控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6]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主动调整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总供给与总购买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重大结构平衡。

规划调控介入的领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整体知识领域,而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使得这种国家战略导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能够更好地匹配起来。

例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产能仍然过剩,但是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现产能短缺,煤炭、钢铁等价格开始上涨,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笔记中提过的一个风潮:说煤多了,过了不久又说少了,令人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7]如果能够有效收集与运用供需的大数据信息,就能够差别化地、适应性地去产能,使得宏观导向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保持高广义积累率,激活公共投资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将国民收入使用总额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基金的比重为积累率,[8]可以将积累率的概念扩充为广义积累率概念。

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的增加率,扣除消费比率与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9]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改善和科技研发,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1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和居民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瑞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3万美元,[11]根据家庭调查数据的估算表明,2014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均值44.4万元,总财富已接近200兆元。[12]

这是市场流动性充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抬高了房地产、证券、字画等投资品的价格。这些财富如果没有合适的疏导渠道,就会造成经济的脱实向虚,以及形成一轮新的对于中产阶级财产的洗劫。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之间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国家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而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收益排他性模糊。

他还提出了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而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13]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就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探索开放产权,让共享的真正共享

积极推动形成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资本和劳动共赢的新型产权方式。

互联网平台型经济将资本社会性的本质表露无遗,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而其所有制性质仍然是私人占有的。这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并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让社会的回归社会,让共享的真正共享。通过产权创新推动平台型经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健康发展。

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除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尝试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网络购物也设置基本公共消费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按照居民积分、收入情况对基本住房需求进行保障。公共保障房按照一定的准入条件和一定的配额免费提供给无房居民租住。同时,采用集体议价、共有产权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实现购房梦,逐步实现“家家有套房”的目标,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公共消费还包括公园、健身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社交场所的免费开放与提供。未来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共社交、工作与生活空间会有巨大的需求,会有很多人不愿意窝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而是向往第三空间。微信实际上是提供了虚拟的公共空间,所以有很高的用户粘性。公共空间免费的开放,提高了居民非货币化的消费福利。

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额领取基本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用货币购买,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

通过基本公共消费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论贫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又可以释放巨量的社会需求,提高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市场经济叹为观止的财富创造能力与丛生的弊病,中国人已经目睹与体验,市场化的潜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中国既没有条件象美国那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陈云当年的智慧,把它称为“新鸟笼经济”。

(编辑  杨利红)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1]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3页,1981.

[2]翼飞:《美国学者论信息技术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可行性》,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4期。

[3]李玲:信息时代:新计划经济的必要与可能20122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696930100z9ax.html?tj=1

[4]《陈云年谱》,356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李淯:《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85页,章晓英译,北京,红旗出版社, 2012.

[6]前三个平衡完整表述为: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参见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3页。后来陈云同志又有关于外汇平衡的论述,合为四大平衡。

[7]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11910日)

[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是指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国民收入使用总额是国民收入总额中扣除援外支出和进出口贸易差额的那部分资金。

[9]陈云:《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10]这一观点深入阐释参见鄢一龙:《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及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12期。

[11]瑞士信贷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

[12]靳永爱、谢宇:《中国家庭财富的不平等》,2017年。

[13]史正富:《用结构性投资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经济导刊》20162月。

 

“共同富裕、社会平等”是社会学部的重要研究主题。对社会学研究,需要更加体现研究的基础性与实用性,能够回应当前根本性和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与课题进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定位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基金会的研究应该集中于危、重、险、急领域,要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战略解释力,能够直面问题、敢于正面发声。

根据基金会的性质和定位,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是什么?黄平指出:基金会不同于教育部,也不同于高校,这里的研究应该是社会需要的、国家关心的,注重的是实用,特别学究气的学术研究不适合基金会。

社会学本身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能够纳入社会视野,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视野。社会学需要融合共同富裕的理念与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纳入社会的视角、社会的维度;它比任何学科都更天然地聚焦于共同富裕和社会平等这一核心的价值追求,可以切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梦想下做出贡献。社会学的研究体现社会性,将人民主体性置于新高度,这应该是对政治、经济研究的有力补充。

2016年社会学部有7项个人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研究和边疆研究领域,实地调研量大,研究周期相对偏长。与会学者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下一阶段的研究设想。

车耳教授的课题“自尊自律”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信用体制建设。从学理层面看,这体现市场经济的道德自律建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经济下行期有一个倾向,很多机构和个人开始用黑社会方式来进行债务追讨。他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并且会继续围绕社会信用做深入研究。

新疆大学祖力亚提·司马义教授的课题是“宗教‘去极端化’与新疆社会稳定研究”。她指出,新疆问题在国家战略上属于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国家启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后,新疆的稳定和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她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同时她也感到,新疆研究在国家层面受重视,但是整体的研究力量薄弱,而且很多调研形式化和不接地气;各地方对新疆社会的理解很不够;同时新疆本地的学者与外面学者基本没有建立联系,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来。

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提议开展“农村土地制度的社会学意涵”课题,主要是从综合性视角看待土地制度的社会意义。土地制度其实承载和包含了多方面社会关系,土地制度改革和变化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厘清现有的土地制度下个体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村民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土地制度进行变革,那么综合的社会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有关于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又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后果?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的课题是“农村基层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已做了7个省份的基层调研。提出按照劳动力流动和所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发展型村庄、衰落型村庄和涌入型(工业型)村庄三种基本型。相应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村庄,其治理形态不应一刀切,而应该体现治理的地方性。加强基层治理不仅需要以党建为抓手,更应该调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参与,构建多元治理格局,以达到乡村善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潘杰提出开展“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合作化”议题。她一直致力于共享经济与生态农业研究,近期在山西的蒲韩社区做调查,蒲韩的实践与经验提供了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下一阶段将从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行课题立项。

陈立开展的“精准医疗与全民健康”课题,发现健康问题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尤其在扶贫领域作用极大。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与健康的关系相较于教育更为密切,所以从医学社会学这个角度来看,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社会学部认为,可以将“农村土地制度与现代化”作为下一步的公共课题。

清醒认识千年未有变局、理智选择发展路径

修远基金会的杨平介绍了自己近期的研究与课题进展。修远基金会承办了《文化纵横》杂志,目前杂志发行量在5000份左右,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数在5.3万左右。同时,还在进行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的系列研究。在当前这个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有必要致力于国家的文化与价值建设,也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包括民族道路选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研究价值重建的社会基础,在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解构的社会形态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是新生的2亿到3亿农民工(新的工人阶级)、城市白领,及新生城市中产阶级,三大新兴主体的政治文化诉求也是重点的研究对象。修远基金会还在上海理工类大学承办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作为高校思政课改革的样板,探索原有思政课程的有效改造,其核心是构建中华文明新的史观,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文明治乱史观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史观基础上,试图从中华文明的“新史观”对于旧史观进行再造或者超越。

杨平重点介绍了去年承接的“迎接和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课题。该课题以超越经济周期分析的角度,试图从系统性角度认识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国际局势。课题认为,“新常态”是一个经济概念,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从高速期进入中高速期,此间要完成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发展与生态的和谐。而此课题探讨的“新周期”则是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范畴和概念,它对应的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诸多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军队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以及关于国际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但这些举措在实践过程中有一定争议,尤其是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靠近的知识分子,对于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有较强的抵制情绪。怎么认识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新举措的争议?课题组认为应该探讨这些政治战略和政治决策背后国际的、经济的、乃至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简单地说,十八大以来所有的举措都是与大的形势相适应的,原来的发展战略要因应新局势而进行适度调整。整体看,现在的大周期、大形势有如下三种表现:

第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来中国“搭西方的车”获得发展,融入国际体系、遵循国际规则,并不断获取西方知识来改造自身的干部队伍和精英。但这个进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不可能再“搭西方的车”,无法再借助人家的力量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然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对这一形势的变化并不清晰。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背后的国际性、根本性要素的变化从表象上也有显现,比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西方两党政治背后都有一些根本要素在发生错位和移动,这些要素可归结为三点:(1)中国崛起,这是从未有过的东西方攻守角色的转向。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的再造是根本性的变动趋势。(2)技术变迁,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快速冲击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要素的史无前例的变化。(3)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伴随资本全球化所并生的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全球化。原来在民族国家内生产要素是垂直分布,企业上下游都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现在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加之交通的便利,整个要素分布都是扁平化或水平化的,所有生产都分布在世界各地。生产要素、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全球分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在中国崛起、技术变迁、资本与生产的全球化分布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美国的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中东乱局等等,今天世界上的混乱、迷离、不可预测,其实都根源于背后基本要素的变化。这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周期危机进行解释,同时也需要跳出马克思给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解释。这是中国面对的新的最重要的形势,不去把握和面对这个形势将错过机遇。

与上述三点相伴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突出特点是从传统静态的社会进入到高度流动的社会,社会在流动之下被两层标准重新分割:一个是人们在“体制内外”的身份有明显差别;另一个是市场的区隔,竞争与专业分工不断地导致市场分层、两极分化,形成不同群体。流动社会出现及体制内外有别和市场上下有异,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执政党过去从未面对过的,传统的治理方式无力回应。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我们在讨论新周期时必然纳入分析框架的重要面向。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于一个新周期之中。新周期和新形势下附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干部队伍的变迁。革命战争时代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建国后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尽管走了弯路,但领导工业化是执政党任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和创新,这个历史性的挑战摆在面前;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将决定“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成败。这是“新周期”这一课题的基本思路。围绕新周期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课题,重点是探讨21世纪问题,所谓21世纪问题就不是20世纪留下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超越的眼光,走在大多数人民的前面,不能够被现实拖着走。

黄平对杨平的发言做了点评,认为他的发言积极回应了思想界的重大和棘手的争议与问题,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是对社会学部讨论的画龙点睛,具有超越性思维和独立精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社会学部课题的选择及其意义

黄平提出了6个研究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学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倒计时阶段,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进行讨论,关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而很少提到社会建设的层面。所谓社会学路径,不仅是社会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者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而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研究框架中纳入社会视角和社会维度。

与此相关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实情和经验的。所谓新型新在哪里?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可能是一个新型,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城乡关系,就是在城市化率加快提升的过程中,要给进城落户的农民以公平待遇,户口、养老、教育、住房等等都要有所涉及。即便如此,我国还会有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还要正确处理城镇化进行中的城乡关系,清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特点与所处阶段。

关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目前全党全国工作的一个重点是要以扶贫为抓手实现共同富裕,扶贫作为硬指标和任务,各级政府的压力较大。黄平自己1980年代起就在“老少边穷”地区搞扶贫工作,近20年的扶贫工作让他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中央要求2020年贫困地区脱帽,精准扶贫完成,小康社会建成。但到时扶贫资金和项目没了,可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不能持续或者维持现有的水平?贫困有时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但也有天灾人祸的因素,所以从社会学层面探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是重要议题。

关于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学从学科诞生之初,就在处理工业社会早期阶段出现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问题。现在全社会在讲共建、共享、共赢和共同富裕,但是做研究不能只看未来的目标和理想的价值追求,更应该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现实是社会已经是高度阶层化,在已经分化的情况下怎么建成共享机制?怎么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集中力量解决,至少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关于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研究和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这两个课题的特点是“一体两面”,即将人民主体性与政策公共性纳入到研究和应用的视野。社区建设是要将社会落到社区,但现在的社区已经虚化和行政化了,服务于行政管理。社区重建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是认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会形成共同的认同,小到乡村、社团,大到国家,都应有共同的认同,就像中国人会认同“我们是中国人”。有了共同的认同,回到自己的社区,就会有安全感。虽然各过各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但是遇到有事的时候,比方天灾人祸、地震洪涝或是外敌入侵,社会才会体现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而社会认同与安全感形成的背后,有一个更为要害的因素,就是人的主体性或叫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不只是西方社会政策意义上被同情、被可怜、被慈善的客体”,而是“主体”——社会的主体。这个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是社区重建或者社区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的社会政策才会更加体现公共性,所以人民主体与政策的公共性是相辅相成的两面。

走向综合的社会科学

黄平指出,这些课题看上去像是一串问题,看似“拾遗补缺,但指向的是更加本质和紧要的东西。自1819世纪之后,知识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似乎不分工就不专,不专就不能成为学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那一块都是真的,但是却再也看不到整个大象。

经济学、政治学各有其研究范式,法学要按照法学学科规范,现在美国或者西方更是如此。美国大学,甚至在同一个系,有做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被分割肢解、被专业化到一个个小格子里。然而社会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大象的生命是整体性,如果谁把大象的哪一块单独拎出来,那是不能存在的。一棵树离开所处森林也没办法活下去。学术研究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对于研究整体,在18世纪的时候是要找它的规律,但其前提是研究的整体是比较确定的对象,是沿着确定性的假设做研究,这一时期是研究的过渡时期。然后是对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研究,其研究定型为制度,定型为理论结构,但实际上现在包括所谓发达国家,亦越来越表现出不确定性。从确定性整体到不确定性整体的研究,认识范式需要转变,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整体性、二是复杂性、三是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分割之后的学科设置,这就使我们既看不到整体,更看不到整体的复杂性。约翰·杜威当年写《确定性的寻求》,是要让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找到规律,而现在社会的变化成了常态,不再适用确定性与分化的研究。主流的从业者现在还是在强调分化、专业化,甚至还评比,看谁发的文章多。基金会应该打破既有研究的路径缺陷,能够从以问题为导向,走向综合的研究。这恰好体现基金会的拾遗补缺,基金会此时就是偏师。

当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的时候说,“人家不做的事我们做”,有人说这是谦虚,但其实他所说的“拾遗补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事物更加本质的探究与追寻。所以,下一阶段的研究可以是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整体性与不确定性,虽然很难,但意义重大。关于跨学科研究这一点是基金会青年同志们建议的,可以根据议题,组建团队,要以问题为中心。这个问题的研究里,既可以有法学家,也可以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自由组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可以做这一尝试,做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城镇化研究、发展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乃至国际关系问题等等。现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不只是学国际关系的,而是学经济、学政治的,或者学其它学科的人。

黄平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50年的重大科学项目的评估,评估花了5年时间,从1995年开始做到2000年,做了5年以后,整理、梳理和写作又花了5年,2005年截稿。其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的分置就错了,现在要重新综合,应该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编辑  碣石)



¨本文是2017416日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二届年会社会学部的讨论摘要,由王海侠整理。

 

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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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这种复杂性来自于认识的多样性。国企形象是强大的,体量大,竞争力强,近些年来,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的国企数量持续上升,在国家科技奖励中也斩获众多,尤其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多为国企获得所获;国企形象是有担当的,在重大自然灾害以及海外突发事件救援中,国企总是冲在最前面;国企形象是重要的,在保障经济运行、保障国防安全中更是不可替代的,卫星上天、航母下海、大飞机问世,都是国企担当重任。但不容否认的是,国企形象却是负面的,垄断、低效、高薪、腐败、封闭、傲慢等形容词总是伴随着国企。

国企在社会舆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今在媒体笔下,国企总是被置于负面地位,在社会舆论中时常面对打板子、抓辫子、扣帽子的问题。

打板子。对于国企存在的局部问题进行归纳深挖,设置负面议题的问题以突出报道。对于企业发生的经营业绩、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薪酬福利、廉洁自律等诸多问题,都可能被媒体放大,形成社会舆论热点。

抓辫子。对于国企干部员工个别不慎不当言行进行放大,对于个别人的问题贴上国企标签进行放大,动辄即以“国企高管”如何如何来进行偏激报道。

扣帽子。从理论基础上质疑国企的公有制属性,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和矛盾的,是搞不好的。

国企在社会舆论场中常常面临“塔西佗陷阱”。从经营业绩看,如果经营业绩好了,被说成是垄断,如果经营业绩不好了,被说成是低效;从社会捐赠看,如果捐的少了,被说成是不履行社会责任,如果捐的多了,被说成是用公家的钱买私人的情。总的来看,国企的社会形象建构正面临着重大挑战,企业舆论环境中的特征是:价值判断多、事实判断少,负面化、情绪化、标签化情况突出。

国企形象问题出现的原因

国企形象问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剧转型,社交媒体主导的舆论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国企自身素质的不适应及工作缺陷,都对形成国企形象产生巨大影响。

意识形态差异化

现在国际国内经济学界流行的是新自由主义。这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主张国企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该理论成为西方国家执政党的主流主张,特别是与长期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趋向。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流行,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并直接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一些拉美国家,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改革彻底、迅速而出名。按照这种理论,国有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或私有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这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根本不同的,在看待国企发展上,得出的判断也是迥异的。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否定国有经济,否定国企发展,这种理论观点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上非常活跃,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对国企形象形成较大的杀伤力。

国际竞争白热化

200091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电视讲话中说,如果中国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能够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但事实上,加入世贸十几年来,以央企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非但没有在国家竞争中消亡,还成长为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强有力对手,成为我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市场竞争的主要力量。

近些年来,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实现持续增长,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国企数量大幅度上升。建筑施工、水电建设、核电建设、电力装备制造、轨道装备制造等行业央企的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竞争力。例如,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型桥梁一半以上都是由中交集团参与设计建造的。中材集团凭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泥装备技术和完备的水泥工程产业链,国际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首位。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央企在国内厮杀不是真本事,要从国内低端市场退出。在业绩考核中把国际化经营作为重点,推动央企走向海外市场。

而为了削弱中国国企的国际竞争力,在20125月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官方称,中国国有企业享有巨额政府补贴及各项不公平的政策倾斜,呼吁中国对此做出改革,要求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要求“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美国官方的这些声音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迅速得到传播,丑化、妖魔化中国国企就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而国内的媒体舆论界却将这种被设定的观点全盘植入。

社会利益分化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大型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不一,国民收入分化加剧,使得国企成为一些地方发展中的矛盾焦点。

由于中央企业税收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大,地方政府对本地的央企始终抱有复杂的心情。一旦在环保、安全生产等方面出现问题,就开始向央企施压。近年来,经常出现某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向媒体发布通报,点名批评央企在当地的下属企业的污染问题,要求向市民道歉,要求巨额罚款等。这些问题由地方政府提出且涉及公众切身利益,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放大,形成对国企、央企的强大舆论压力。

媒体格局变化

当代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官媒”到“商媒”到“网媒”再到“自媒”。过去那种由党和政府掌握单一信息出口和传播渠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从实践中看,社交媒体的传播原则就是:反常放大,框选事实,逆向思维,关注故事、细节、数字,主动贴标签,为“非官方少数人”代言,关注“非官方信息源”。在这种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下,国企显然还不太适应,国企形象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的问题非常突出。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在针对50项全球风险所做的年度调查基础上,提出了三大风险:面临考验的经济和环境风险抵御力、高度互联世界中的“数字化野火”、骄傲自满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报告认为,社交媒体这一开放的系统使得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其标准和制度虽尚未明确定义,但已初现端倪。高度互联的通讯体系让我们受益匪浅,但同时它也助长了那些有意无意误导或煽动他人的不实信息的肆虐传播。[1] 这种情形可以被看作数字化野火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精英的脆弱性——2013年地缘政治风险》也认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传播作用下,领导者们参与损害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今,即便一个无伤大雅的不当举动也足以在一夜之间葬送政治明星或企业社团的前途。在网络媒体的这种即时暴政面前,政府、企业、甚至大型媒体组织根本无力招架。”“被舆论认为不称职的精英人士,自然就成了最脆弱的一环。[2]

在这种“数字化野火”的吹袭下,国企的一个言行失当就可能会被放大,不论当事人还是当事企业都成为“脆弱的一环”。这种现象在近些年尤其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达后,更是屡见不鲜。

内部问题显性化

这些年,国企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内部管理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在当前的信息公开和社交媒体格局下,越来越表露出来,成为社会上对国企诟病的重要源头。这其中,国企内部关于薪酬、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等方面的意见很大,不但公众有意见,而且政府体系内的议论也很多。这些议论在社交媒体舆论场中就成为焦点话题。

20148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专门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会议提出当前中央企业存在薪酬结构不尽合理、薪酬监管体制不够健全等问题,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与此同时,在十八大后,中央高压反腐,国企的内部问题更加显性化。每次国企领导人出现的腐败问题,都会成为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热议的话题,引来各种负面的评论。

对外沟通弱化

国企及国企领导人形成的经营风格基本上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能不说就不说。只要“好业绩”,不关心“好声音”,也很少考虑到“好形象”。

当前,国企负责人“不屑说、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依然普遍,不能有效回应社会关切,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企业形象带来不良影响。许多国企负责人没有意识到:今天情况变化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已经具有市场竞争力,再不能不说话了。正如一个人,当他个子很小,缩在墙角,不说话可以,但当他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引人注目时,再不发声就不行了。事实上,在社会对国企关注度越来越高、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国企要主动发出自己的“好声音”,树立自己的“好形象”。这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也已经成为国企负责人的基本素质要求。

从国企“走出去”情况来看,企业形象不佳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并不是仅仅凭质量、价格和服务就行了,形象十分重要。一些西方媒体为了打击中国企业,拍个片子,说中国企业来抢别国的资源,破坏别国的环境,这些片子在当地电视台和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就极大地丑化了中国的国企,给企业国际化发展带来阻力。

国企形象传播面临的这些挑战,表明了树立良好国企形象的迫切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也表明树立良好国企形象必须多管齐下,从理论建设上增信释疑,从战略传播上促进了解,从自身建设上不断改善。对国企来说,不但要有“好业绩”,还要有“好作为”,并且要有“好声音”,成为“三好企业”,如此,国企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美誉度和贡献度就会共同提升。

(编辑  迟晨光)



* 胡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李·豪威尔主编: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第八版),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2013

[2] The Vulnerability of Elites: Geopolitical Risk in 2013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我受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莫建平董事长的邀请,于20174月底到这家企业实地考察学习,了解了未来电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设想,受益匪浅。同时也引起我对改革开放大环境中乡村企业发展经验教训的一些思考。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方面都在探索如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农村,除“分产到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之外,也在政策上鼓励乡村工业,提出“无工不富”,“离土不离乡”,“以工补农”等等。

由于苏南(含浙江杭嘉湖地区)受到上海工业辐射的影响较直接,当地很多人在上海工作,而且这个地区比较富庶,文化素质较高,地方工业较为发达,因此当地农村从创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开始,主要承接大中城市的配套产品,充分利用“星期日工程师”等技术力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而温州地区(包括台州地区),因地处台海前线,解放后一直没有发展重点建设,工业基础薄弱,农民比较贫穷。但温州人市场经济观念强,有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历史上又有到海外谋生的习惯(如浙江青田等),摆脱贫穷落后及求富欲望更强,因此纷纷以个体或家族形式创办乡村企业。因此上世纪80-90年代,媒体上经常有所谓“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讨论。

当时笔者在国务院机电产品出口办公室工作,经常到长三角、珠三角等机电产品出口量较大的地区进行调研,也有机会多次到温州地区考察。因为当时温州的打火机、眼镜等小商品出口量较大,而且属于“一般贸易”,利润率较高,不像“珠三角”主要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仅赚取一些加工费的血汗钱,以换取当时稀缺的外汇。1995年和1996年,我先后两次用了五个星期,到温州考察了近50个私营企业。创业者有农民、手工业工人、中学教师、公务员、南下干部的后代及“反右”时遣返回乡的人士等等。去过的企业,包括现在己有知名度的正泰、德力西、新华(以上做低压电器),人本集团(做轴承),亚包中心(做包装机械)等。主要了解当地私营企业的内部情况,它们起步时如何进行资本积累、管理模式的优缺点、持续发展的可能等等。特别是初期资本积累方式对“温州模式”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中国的私人式民营企业的“第一桶金”,不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早期那种侵略掠夺、榨取殖民地的路子。调查后给我的印象是:温州人思想解放、吃苦耐劳、不怕失败、敢于走南闯北(甚至到国外)等等,创业精神很强。但温州人除劳动致富进行财富积累外,也出现了种种不良现象:如利用当时法律尚不健全的漏洞,有的从事走私贩私,有的搞假冒伪劣等等。企业形式也相当灵活,有的前店后厂,有的一家两制(一个在公家做事,一个办私人企业),有的从机修工发展到办企业做设备(如制鞋设备)。加上政府实行包税制,条件宽松,藏富于民。工业产品多样化,比如眼镜、打火机、灯具、低压电器、电子接插件等。

经过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温州开始出现集团式的大企业,形成了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集群生产模式,如台州的模具,汽车用塑料制品,甚至发展到吉利汽车、机床、工具,真正做出了小商品大市场。温州的家族式私营企业逐渐演变到生产合作制,再到股份制、上市、集团化、国际化,究其所有制性质,还是属于民营经济。因此温州模式的原始资本积累也许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苛求。

“未来电器”改革发展回顾

未来电器的改革发展道路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

1985年,成立了村办作坊式小企业——吴县北桥电器厂(后更名为北桥开关附件厂)。村政府投资3000元,约10名员工,莫建平任厂长,生产骆驼牌电风扇的调速电抗器。

1989年,经上海电科所介绍,北桥开关附件厂进入低压电器行业,生产低压断路器的附件,如MCCB的转动手柄。1991年成为原机械电子部低压电器附件定点企业,先后开发了DZ20CM两个系列的塑壳断路器附件。

1997年,工厂改为股份制公司,13人参股。1998-2002年两次增资扩股,股东达40人。

1996-1998年,参加上海电科所组织的DW45框架断路器辅助、分励闭合、欠电压等附件设计;自主研制CD2电动操作机构,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设计开发了系列附件近400个品种规格。与常熟开关厂CM1CWl配套。

2007年,企业为解决“穷庙富和尚”弊病,采取招标方式出让(买断)企业股权。经几次投标,最后莫建平投标成功,成为家族式企业,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莫建平尽管身背8000万元债务,仍借款投资35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并于2010年起研制智能化微型断路器(MCB)新产品,至2013年,先后开发成功FAR1FAR2塑壳自动重合闸断路器,和FAR5FAR6微断自动重合闸保护器。

2009年,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合并重组,改名苏州未来电器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

2014年底,公司改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两次扩股,共计97人持股,占企业11.9%股权。同年7月在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这预示着未来电器在体制机制上探索成为百年老店的可能。公司设想,在2020年前实现IPO,逐渐减少家族股,增加公众股及职工股。

MT电动操作为核心技术的智能终端电器的计划,公司目前已逐步实现远程控制、集中控制、自动控制乃至遥控、遥调断路器,包括过欠压保护功能、剩余电流保护功能、电能表全自动费控系统功能、漏电保护功能、线路故障保护功能等。                   

1  未来电器历年经营业绩简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年销售额

税金

年份

年销售额

税金

1990

 200

 

2008

 8259

 668

1995

 715

 

2009

 8670

 662

1997

1194

 

2010

11181

1266

1999

1410

 

2011

12758

1543

2000

2015

 

2012

12026

1438

2002

3527

 

2013

14498

1690

2005

6532

 

2014

15796

2260

2006

6899

 

2015

15772

1925

2007

9046

779

2016

23130

1720

 

2016年企业净利润比上年增长三分之一,是未来电器发展业绩亮丽的一年。

               2  未来电器2016年度财务决算概况报告

 

2016年绩效(万元)

比上年增长  %

营业收入

20.034

43.97

净利润

2.944

33.28

税收总额

1.646

 -8.9

全员人均收入

7.99

19.26

人均产出

37.45

25.59

注:税收总额减少原因,是因公司存货总额较年初增加3.402万,进项税抵扣额增幅较大所致。

创业者莫建平董事长办企业的哲理

莫建平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业者,父亲是贫农,不识字的老共产党员。1974年他高中毕业,19741982年在家务农,19831993年在村办企业(针织厂、开关附件厂)任职。由于附件厂办得好,上级要求莫建平同时任庄基村党支部书记,后任合并几个贫困的邻村变为大庄基村的党委书记,同时任未来电器厂的董事长,一肩挑干了14年。在这期间,莫建平利用企业盈余的资金改善村里的住房、道路、校舍及环境条件,累计筹划资金4916万元用于以工补农,这应是新农村建设的1.0版。据称当时苏州市委书记也到场祝贺新农村的揭幕。苏南及杭嘉湖地区的农村建设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如萧山鲁冠球领导的著名的万向集团也是这样做的。当时苏南农村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后来,由于种种矛盾的交织,加上工作繁重,莫建平下决心辞去了村党委书记职务,专职任未来电器的董事长。从此未来电器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未来电器只断路器的内装与外装两类附件,为常开、正泰、人民等各种断路器的整机厂配套。由于各厂断路器来源不同,因而附件的品种十分繁杂,导致生产过程中要用很多种注塑模、冲压模,组织生产很困难,利润率低。但莫建平不埋怨,不懈怠,背着数千万债务,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工作,让用户满意。在实践中,莫建平形成了一套办厂的哲理。

1、突出专业、力争领先,坚持一米宽、百米深的理念,做专做精,产品做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强,不仅为国内的低压电器厂配套,而且延伸到为美国E.T.N GE、韩国LS、日本三菱及ABB、施耐德等国外高端客户配套。

2、“人家想不到的你想到了,你就得以生存”。

3、“人家不愿做的你做了,企业可以差异化竞争”。为主机厂进行个性化定制,虽然利薄,但未来电器把别人不做的事担当起来,赢得用户尊敬。

4、“人家做不到的,你做到了,成功就在眼前”。了解莫建平的人说他“决策眼光超前独到,技术管理经验丰富,善于果敢科学决策”。

他在2010年就谋划设计微型智能断路器MCB(最新一代MCB模块宽仅18毫米),向高性能、小型化、高可靠性、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2014年研制成功,2015年批量生产,刚好国家颁布“中国制造2025”规划,2016年到广东电网等处招标,都是第一名中标,当年仅智能MCB断路器销售额就达1亿元。微型断路器的核心技术电动操作器(MT),其特点一是体积小,二是动作快,仅数毫秒,三是采用PLC技术、具有双向通讯功能,四是可拓展故障自诊断功能,五是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公司的5项发明专利中,有2项国际发明专利,这是一次飞跃式的原始创新,为各终端用电领域的智能化、信息化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在国内做到了“引领技术、引领市场”。在此基础上,公司一方面扩大产能占市场份额(因为估计会有人仿制),同时开始投入新一代技术和产品的研发。

5、“小胜凭智、大胜凭德;公生明、廉生威”,30年持续改革创新,永续动力。

6、“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以人为本,科技创新;

7、“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超前谋划,持续发展;“方向是战略问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可以看到,莫建平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具有相当的深度。他善于学习,努力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知彼知已才能百战不殆,少走弯路。他先后荣获江苏省先进农村党委书记、苏州市政协委员、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他所在的大庄基村被评为江苏省文明村。

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他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实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贯彻,特别可贵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职工与农民享受到改革开发的成果。

企业兴旺,在于用人之道

30年来,莫建平领导的一个作坊式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低压电器附件企业,他实践中得出结论:人才是决定一切的。我得知这个企业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测试实验室,并经国家CNAS认可,可以按照工ECEN国际标准进行产品检测,这是我参观众多企业的测试实验室中,唯一由国家CNAS认证认可的。除多种环境测试、材料及失效测试、EMC测试等项目外,特别是可测试欧共体认定的六价铬、汞、镉、锡等10类有害物质(达到欧共体颁Rohs测试实验室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在机械企业看到(研究所也很少有)。这些设备必须有高水平的人员进行测试操作及数据整理。我在实验室见到由河北工业大学的低压电器可靠性研究著名专家陆教授推荐的一对专家夫妇就职于此。莫建平也亲自到上海、贵州、宝鸡等国企请来专业技术人才。

为培养“永久牌”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优先录用所在苏州相城区的应届毕业大学生、研究生,而且预先进行沟通。莫建平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具有履职能力的管理团队和能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高素质服务团队。目前400多员工中,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占1/3,其中博士3人、教授3人、具有中高级职称的22人。公司组织内训外培,选派16名主管经理参加清华远程教育培训班。莫建平深知“独木难成林”,必须带好一个班子作为核心,要培养一批研发、管理、销售、质保等各方面的团队。他为各岗位职工制定了10等、每等分12级(总计120级)工资标准,使人人都有成才的可能,激励全体员工的创新动力。

莫建平亲自制定了“未来电器用人之道十八法”公布于众:

    文化先导培养人 绅士风度尊重人 能师前人带后人  微小细节要求人       

  品德为上用好人  能岗匹配用对人  公平竞技提升人  效率业绩考核人

   科学机制激励人  优胜劣汰育新人  制度规章约束人  能上能下历练人

   和谐环境留住人  管理创新用能人  信息数据简化人  智能管理少用人

   优厚待遇吸引人  定向增发变主人

他还特别注意企业创业者的安置。从大局出发,让文化程度低,能力弱者离岗,每年10万元年薪养起来,或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既有利企业的发展,也使创业者安心共享创业成果。

“未来电器”的未来

莫建平制定的未来电器的六年战略规划(2015-2020年),文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用户需求发展形势及本行业发展形势,具体到国内外竞争对手的优劣势分析,以及对本企业现状的分析,包括规模、财务、人员结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设备、产供销、产品结构、质量、信息化管理程度、主要客户的需求,及企业成功的发展理念;并构想了企业在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蓝图。当然,规划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在这样的蓝图指导下,“未来电器”会有辉煌的未来。

莫建平的设想如下:

一个中心:打造苏州未来Witera品牌为中心,围绕智能终端系列产品提升公司知名度,铸就有影响力的“品牌”。

个基本点:

——坚持附件专业不动摇,向终端智能化深度拓展,向专、精、深、强、大方向发展;

——融入资本市场,以资本的力量撬动实业发展为支点,发挥杠杆效应。

三个聚焦:

——智能制造技术向工业4.0方向跨越,目前己成为江苏省国家示范企业之一,已专门设置了CIO即首席信息官;

——市场客户的需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务实高效,一切以效率为先。

四个轮子联动:

——以优化人才结构来驱动;

——以科技手段来拉动;

——以持续创新来推动;

——以纵、横合作来助动。

五个倍增:

——营收倍增:目标4亿元,挑战目标6亿元;

——效益倍增:目标利润8000万元,挑战目标1亿元;

——资本倍增:目标市值30亿元,挑战目标40亿元;

——人均收入倍增,目标人均年收入10万元,挑战目标12万元;

——贡献倍增:目标纳税5000万元,挑战目标8000万元。

为了保证2020年达到五个倍增,有着可操作的措施,在产品及管理两条线实现两化深度融合,互相促进。

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比较后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长三角及珠三角率先涌现出一批村办企业,由于地理、文化、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等条件不同,发展的方式有所不同;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矛盾也不尽相同。经过多年在市场中的磨练,优胜劣汰,殊途同归,今天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群体(含家族所有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合作制、上市公司公众所有制等形式),其领导者或大股东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既有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也有公职人员下海的企业家,目前一大批有留学背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企业家也在涌现。我接触很多民营企业家,由于他们经历不同或曾经从事的职业不同,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自己的企业如何发展,共同迎接工业4.0时代的到来。这是需要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来研究的。这个课题的研究,影响着这一批从乡村企业转制过来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苏南的乡镇企业,早期都是集体性质的,是隶属于乡村集体的“政企不分”型企业(少量为大集体),在当时情况下做到了以工补农,对国家、地方、村民都有好处。庄基村的当年如果没有未来电器提供的资金,就不可能实现新农村建设的1.0版,显然这比温州模式在“公”的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后来由于小农意识,甚至是传统的宗族因素影响,人与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它渗透到乡村企业的内部,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苏南模式走向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温州模式也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从家族式私有制开始,完成原始积累后,内部也产生矛盾,从而出现裂变、寻找出路。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温州的印象是假冒伪劣产品多,但笔者经考察认为并不完全如此。当时温州市曾大力提倡“以质兴市”,力求改变人们对温州模式的看法。在市场经济拼搏中,温州的家族所有制企业积累了财富,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后来形成集团,纷纷走向全国,走出国门。当然,温州企业也有负面的东西,如开设地下钱庄,资本在全国流动炒房炒股等等。

上世纪90年代,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又有一大批经营困难的地方国营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这类民营企业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在领导企业,企业仍存有国营企业的DNA。因此就出现了像常熟开关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经过八次改制,最后定位在混合所有制。领导与职工根据岗位责任的不同差异化持股,并规定人退股退,即员工从常开厂退休或退职,要把自己所持股份按时价转让归还给企业,以便新来的员工可以持股。这样的股份制,只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那就不能构成剥削。笔者认为,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属性的,但这种所有制形式尚未为高层及经济学者所重视。

现在民营企业还出现了一些情况,即第二代接班问题。第一代创业者大都文化较低,而第二代完全不同,不仅有高学历,而且很多有海外留学背景。很多第二代不愿接班,于是有的民营企业老板把企业变现后,或退休或做其它工作。这种现象己经影响很多民营企业的发展与稳定,值得有关方面重视。

祝“未来电器”成功,祝莫建平董事长的理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持续发展并得到实践的检验,祝“未来电器”向百年老店迈进。

 

附:

对“苏南模式”乡村企业发展历程的浅思

——苏州未来电器及庄基村发展历程

/莫建平*

改革开放初期,苏南乡村企业都是集体性质。集体代表着“公”,当时确实对国家、地方和人民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改善城乡面貌、交通环境、群众就业,共同致富等方面,相较温州模式具有明显优势。但结果,企业经营不善、亏损、倒闭的为多,成功的企业凤毛麟角。里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1、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

    集体所有制内生动力不足,管理者缺少积极性,搞好了不是我的,搞砸了对个人利益影响不大。当企业由小变大发展过程中,政治环境、政策环境、行业环境、人文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应顺势而为,调整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企业才得以健康生存。

2、机制失衡

在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下,企业处于村情、民情、亲情、人情包围中,企业小的时候,依靠能人还能把人们调理好,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光靠个人就力不从心,要靠合理的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必须依靠组织和制度约束人,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制度要相对稳定,但也不能一成不变,要随企业内外情况的变化适时修订,以合理的、可操作的机制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这是每个企业的底线,如果丢了这一底线,市场不惩罚你才怪了。

3、用人难、难用人

苏南模式的乡村企业,在起步时直接面临用人问题。尤其是一把手和领导干部要德才兼备,有德无才难成事,有才无德办坏事;二要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三要对自身准确定位,明确方向和战略,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故才有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之说;四要先有司、赦小过、举贤人,即打铁先要榔头硬,身先士卒,具备宽容的胸襟,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五要知道什么是领导,领即走在前面,导即引领方向;六要善于搭平台、定规则、当裁判,让所有人在公平、公正的平台上竞技,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一个地方或单位,矛盾无处不在,当领导,解决问题和矛盾是必备之技能,当矛盾产生后,如何解决以求平衡,但平衡不是永久的,又会出现新矛盾,所以矛盾与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对立的统一。周而复始,我们通过实践要辩证地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把握好一个“度”,这是做人、做事的大智慧。而乡村企业在起步时,有多少人具备此潜质?难怪会兵败如山倒,成功的企业和地方寥寥无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4、价值观扭曲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人民富裕了,少数人暴富了;一部分人先富了,视野开阔了,好东西进来了,糟粕的也混杂来了。社会变得五彩缤纷,诱惑无处不在,陷阱无处不有。一切向钱看,芸芸众生皆为名利而来,坚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的反成为异类。社会现实中,不乏出淤泥而不染、感恩社会、回馈人民,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正义之士,但贪腐和争名夺利的歪风,也玷污了人们的价值观,污染了社会环境。

苏南模式在改革前期,普遍“富了和尚穷了庙”,走了点弯路。好在经过乡村集体经济积累了经验,得以重振雄风。从我个人的从政历程和企业的多次变革经历,也鉴证了这一点。

(编辑  苏歌)



* 沈烈初,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经周因栋同志及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郭学俊副会长斧正,并经未来电器领导审阅,在此表示感谢。

* 莫建平,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前不久,国务院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对所有的企业整体减负一万亿元,其中减税降费的比例要占到60%,这是一个宏大计划。我今天想谈的问题,是与当下全球化市场竞争企业怎么减轻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以比较开阔的视野,按照“全景图”的概念讨论如何把中国企业的税费和其它负担往下调节,以及在企业降负的同时必须考虑的一系列的相关改革问题。

曹德旺议题重要,结论还不到位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曾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和聚焦的事件,就是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专门对于中国、美国之间各种企业负担对比后发表的一番看法,内容涉及人工费、电费、天然气成本、物流中的过路费,其它开销里的厂房、土地费用,还有各种融资、清关、与配件相关的负担,等等。在说这些企业负担的时候,曹德旺以税的概念提炼了一个基本认识,认为比较之下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他的这番议论引发了社会大讨论。有人说中国企业碰到了“死亡税率”问题,一些企业家在座谈会上叫喊活不下去了。对此,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做出了一些回应。

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是很有严肃性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考察分析,力求严谨。

第一,曹德旺的议题非常重要,但他的结论不全面:他说中国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他说的到底是税,还是税与其它负担的总和?依我的理解,曹德旺说的税负绝不限于税,但是他最后集中到税的问题上对比。

曹德旺反映的税负问题,其背景我们应该心里有数。我们无法回避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加入国际合作和竞争、面对生产要素用脚投票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企业的负担问题,企业负担的降低和投资环境的改变,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的预期,是内在联系的。

企业负担先从减税说起

我国税种一览表(19种)

税种类别

税种内容

流转税(4种税)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所得税(2种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财产税类(3种税)

房产税、车船税、船舶吨税

行为目的税类(7种税)

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停征)、耕地占用税、契税、

车辆购置税

资源税类(2种税)

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农业税类(1种税)

烟叶税

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12月审批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我国将于201811日起开征环境保护税,届时我国税种总数将为20种,如考虑营改增和投资方向调节税停征的情况,实际开征18种。

 

正面理性看待企业负担问题可先从税说起。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政府的正税有19种,从税来讨论减轻企业负担,讨论19种税之中我们能减什么、怎么减。19种税里面属流转税的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现在营业税完全被增值税替代。但是营改增全面铺开以后,仍然称为改革的试点,这意味着政府很谨慎,这个改革还有不成熟性,还要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所以在整个税制框架中,营业税的概念依然存在。

所得税是两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财产税现在设立的是房产税、车船税和船舶吨税三种。房产税过去一直是在营业性的相关房产发生的税收负担,非营业性的、个人家庭的消费住房不被这个税调节。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授权可以具体设置房产税相关的实施规则,国务院利用这个授权启动了上海、重庆两地从无到有地在消费住房保有环节征税,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创新式的税收调节。

行为目的税现在有六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实际上已经停征,今后在“税法法定”的某个环节会把它从清单里面去除。

资源税有资源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类。还有农业税收里面唯一保留的烟叶税。

按照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审批通过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法,我国将在2018年1月1号开始开征环境保护税,这是把原来企业排污要缴纳的排污费通过负担平移改为更规范的税收了。

这样加在一起是20种税,实际开征的是18种。

税收又被分成直接税和间接税。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非常明确地表述,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同时提到要稳定宏观税负。言下之意,在提高直接税收入所占比重的时候,就必须要降低间接税的税负。至于说宏观税负往下调,更是要注意到如果不是逆转“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个改革方向,是符合这样一个逻辑和改革方向的,就要更大力度地降低间接税的税负。我们现在所做的营改增就是带有减间接税特征的。

降间接税需同时考虑提高直接税比重

如果我们肯定降低间接税的方向,从全局考虑,必须同时考虑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因为哪怕是宏观税负往下降低,也不可能降得特别低。不论是在维护适当的宏观税负还是在降低宏观税负的情况之下,都要考虑优化税制,优化税制的结构取向是必须把直接税更好地培育起来。这是配套改革里要从正面考虑的一个具体要点。贯彻中央降低宏观税负的战略,其约束条件会更加严格。只讲减税而不讲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不能够真正把握好配套改革要点的。

减税的同时,我们必须维持整个政府体系运转履职,还必须安排各种支出满足一系列的社会目标、要求。要保民生事项的托底,这是“社会政策”的托底。比如,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就要解决中国农村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而且,中央表述为精准扶贫,这就意味着7000万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要分析到位,对症下药,投入各种资源——一定是以公共资源为主,使他们从贫困的状态转为脱贫的状态。这个精准的操作里面,有一些资源的投入是必须的。比如,如果认定一部分人致贫的因素是他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解决之道就是实行异地搬迁扶贫。现在脱贫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异地搬迁扶贫不管多高的成本,必须在通盘规划之下尽快找到地皮建新村。在硬件投入后面,还有软件的投入,比如给干部适当的出差津贴,让他们一家一户动员贫困户,陪同他们完成搬迁。所有的这些投入都必须以财政为主,甚至完全由财政负担。

这还只是列举出一件事情,其它还有很多的刚性支出,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中央的财政赤字率在2016年和2017年已经提高到了3%,赤字率的提升,隐含的机制是中国必须靠更多发行政府公债填补这个赤字的缺口。穆迪最近给中国政府主权债务降级,原因就包括这一点,现在举债的水平已相对比较高,而且未来几年很可能是继续提高。中国在经济下行几年以后,已经在2016年-2017年连续五个季度经济运行处于“小平台”的状态,而且略有抬头。我们不讳言,中国现在赤字率控制在3%,不排除以后有必要时再往上抬一些。但是在社会普遍的关注之下,想迅速把赤字率抬得很高,恐怕不现实,会把经济问题社会化和政治化。

哪怕肯定了增加直接税这个方向,实行起来也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但现在减少间接税过程却很快,从可持续性来说,减少的间接税变量,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须找到短期内填补它的收入来源,这其实与在正税之外更多举债,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比照金融学里面保罗·克鲁格曼和蒙代尔所说的三元悖论框架,我们提出“财政三元悖论”来表述财政领域的关系。最简单地说,老百姓都非常拥护的减税,还有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大家非常认同的控制赤字和举债规模,在一个具体的操作中间,这三件事同时只能至多满足其中两项,而不可能三项一起满足。这是非常简明的三元制约的关系。由于这个框架里面三项至多只能满足两项,就必须找到一种理性的权衡,在可持续的视角之下,让这三项得到尽可能理性的处理方案。我们要在这里面处理的制度供给和其他要素供给,就是形成理性的供给管理方案,在考验政府能不能形成比较高的决策水平。

中美“减税”基本不可比,应防“东施效颦”

当前,中国、美国都在讲减税,但是这两个经济体的减税基本不可比。在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压力下,我们要努力做好减税,同时要清醒意识到,中国可不能照猫画虎,否则就会变成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特朗普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降低美国联邦政府中的个人所得税,还有适当降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美国的公司所得税是州一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个人所得税则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美国还有称为Local的地方层级,一共三级。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整个收入来源的近50%(最新查到的数据是47%),这个税种是非常典型的直接税。联邦政府拿到这一最大的收入来源之后,再匹配上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工薪税(也是一种直接税,但它有特定用途是支持美国的社保体系的),这两个直接税收入占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80%左右。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是比较典型的超额累进,收入水平到了某个临界点,往上跳档,即边际税率往上提升。特朗普所说的个人所得税降低,就是要降低它的最高边际税率,同时减少跳档的档次,减少个税的调节力度。公司所得税,没有超额累进的特定设计,意愿上是把标准为35%的税率调低到15%。当然按照美国的法律,特朗普的减税方案要走过全套程序,可能难免在国会和其它方面制约条件下的修改调整,但是基本的套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里根经济学概念之下的供给学派力主的减税。这很显然是个直接税概念下的减税。

如果我们比照美国这样减直接税,在中国是没有操作空间的。除了大企业之外,中小企业的所得税早已经减半征收,标准税率25%减半就是12.5%。小微企业更是采用简便征收办法,是很低水平的负担,而且“起征点”的标准还在不断抬高。所以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确实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总体而言已没什么减收空间。上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出来后,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接受工薪方面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调节的范围大约是2400万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现在还没见到最新数据,估计随着这些年我们工薪阶层收入水平提高,纳税人应该有3000万至4000万,其税收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征收的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元,但这样会使个税在我们社会中进一步边缘化,对中国的减税全局来说,是让个税在已经非常边缘化的情况下再让它几乎出局,如此而已。这跟美国的减税完全不是一个框架,基本的税制不是一回事。我们的直接税几乎没有减税空间,如果按照美国减税取向,我们应该把切入点放在间接税方面。

美国的直接税首先产生的是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因为经济景气水平上升,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自动跳到更高税率负担的区间去,这样的效应使经济降温,是反周期的。到了经济低迷的时候,收入下降,税率自动往下落档,而落档带来的是给经济升温,鼓励大家更积极地参加创业,增加收入,也是反周期。这种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就现在减税来说,是总体功能、逻辑、方向都没变,只是调整参数状态。中国如想在间接税的方面按照美国的大规模减税来操作,我们是在原来已经有的间接税顺周期的不良状态下让它加码,让它已经对物价产生的不良影响、对于经济反周期带来的不良影响等有欠缺的方面更推波助澜,这跟美国的效应就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现在基本没有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如果照猫画虎,有可能促使我们的矛盾问题——比如与以间接税为主相关的顺周期粗放发展、累退调节、扩大赤字和举债压力、刺激增费、价格波动等等,形成更多的不利因素的综合。这是中国之所以减税不能够简单化、要防止东施效颦的原因。

减税要与减负综合考虑

从国际可比的宏观税负水平看,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判断: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应该把最宽广眼界下的各种负担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看得出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痛点之所在。可比的宏观税负水平,国际货币基金(IMF有明确的定义和统计口径。现任财政部长肖捷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基本观点是:按照IMF的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大致是33%左右。现在有人把它估计得高一点,最多到35%、36%,这与发展中经济体宏观税负约为35%的水平相差不大,基本的判断就是它并不高。

既然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发展中国家大致的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那么考察不能到此为止,接下来就是我特别强调的“全景图”概念:中国除了十几种正税之外,特别需要考虑的有行政性收费。这些年行政性收费正在往下调减,但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多如牛毛。比如在曹德旺发表观点以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专门列出了一个500多项税费的清单,绝大部分是行政性收费,经过发改委和财政部清理、认定,认可其中的近300种,这就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痛点,很多企业家习惯一句话归结为这是政府强加的税收负担,其实里面大量的是正税之外的行政性收费。交这些钱时,企业还要花费多少心思讨价还价,要消耗多少精力并处理隐性成本,这都是负担。

从中央到地方有明确文件依据的种种行政性收费,后面跟的是管理部门林立。各种局、委、办等政府机构都有公权,这些公权首先表现为审批权,以及很容易派生出来的收费权。明的收费权后面还有暗的设租权,等等。对此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碰到一个小企业的创业掌门人,这个企业家说,他现在正是企业开办阶段,办手续中,各个局委办要盖章,合计是好几十个章——这还算少的,早几年前是一、二百个章。这些都是企业实实在在的负担。现在企业最新的负担还有一种,就是相关部门拖沓不给你办事。八项规定执行越来越严厉,很多企业反映,去政府部门以后,虽然被客客气气招待,但是事始终办不下来。对企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市场的情况千变万化,事情如果早两个月办成,就可能冲破发展瓶颈;晚两个月,企业很可能就夭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讨论的各种负担因素。

正税和行政性收费具体可以减什么

正税、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各种隐性负担放在一起,我们具体可以减什么?

减税的空间并不大

具体地讲,营改增做到全覆盖以后,还有一系列的细则问题,经过调研以后需形成解决方案。比如,它实际上不鼓励创新型企业稳定住研发创新的带头人。高科技企业要出高薪稳住自己的研发带头人和它最核心的创新团队,但高薪酬在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上是没有进项抵扣的。于是,有可能一些高科技企业在新的增值税环境之下税负提高了——表现为高端人才的薪酬大量投入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企业实际的税负不降反增。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营改增下一步完善中要具体考虑。

还有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的起征点虽然可以再抬高些,但由于其规模因素,意义并不大,何况我们对中小微企业已给了很多企业所得税免减的优惠措施。还有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已把加计扣除从150%提高到175%,再往上提,也未必能对企业产生多么大的帮助。还有细节问题,比如加速折旧,这是可以做的。企业从财务上的税负来看,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它可以加速提取折旧而更多减少它的所得税负担,把这个税收负担转移到后面的时间段里去逐步完成交纳,实际上就产生了一块时间价值,给了企业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更好争取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性。这些企业减税的细节虽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操作的空间并不大。

减少行政收费、关联大部制改革等的攻坚克难

相比税制改革中的减税,减少行政性收费更是攻坚克难的问题。娃哈哈一家企业各项费用近300项,这些收费后面都有部门,要进一步减少项目、降行政性收费,就涉及到真正做机构的精简、按照大部制和扁平化重构行政架构,这就是“伤筋动骨”的问题了。近两届政府都明确提出要推进大部制改革,但至今真正大部制的框架还没有形成,其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现在种种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跟社会的不和谐都有一定关系,都隐约与行政架构改造成功与否有内在的关联。公共权力环节有这么多部门,每个部门都把自己的审批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有审批权,后面是明的收费权,暗的设租权,跟着的是企业负担,这些负担要真正把它往下降,一定是系列的配套改革,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降低“五险一金”水平必须解决社保基金制度机制问题

与国际比较,我国的“五险一金”负担明显偏高,改革会涉及相关的社保基金制度机制问题。养老资金池理应做到全国统筹,由全社会形成基本养老的一个大蓄水池,这个蓄水池的互济、共济功能充分发挥的情况下,社保税率也可以往下降。而我们现在的基本养老只做到省级统筹,全国至少是30几个养老金池子,相互间不能调剂使用。比如,辽宁工人里面退休人员比重非常高,其养老金早就入不敷出,广东、深圳由于职工年龄结构很年轻,但其“富裕”的养老金根本无法支持辽宁、帮助解决资金支付,只好让社保基金理事会代他们做安全理财,这两边的资金就完全不能够产生互济、共济的作用。

要把蓄水池的构建提高到全社会统筹,恰恰又是触动既得利益的事情,因为相关的部门有自己的收费权,已经发展出来几十万大军的人员队伍,维持这个队伍实际上带来种种实惠。如何破解既得利益,怎么能够按照更合理的改革逻辑形成社保基金的全社会统筹,使基本养老的蓄水池功能充分发挥,还能带来费率的调低、企业负担的减轻——这是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很现实的、需要啃硬骨头的统筹考虑。

企业的隐性负担问题相当严重

中国企业负担中的一大“特色”是隐性负担沉重。比如,企业开办至少要盖几十个章,继而产生一系列的隐性成本、综合成本;企业运行起来了,对几十个局、委、办等公权部门的“打点”也会常年不断。这些成本在国外不能说没有,但应该讲与中国比可能是有天壤之别。所以正税减降不是企业负担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中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定不移减税,另一方面,一定不能忽视减税概念之外,怎样更好地整顿我们整个营商环境,遏制潜规则造成的设租寻租、变相索贿等等。为官不为的情况下,拖延也是一种负担。这些约束要破除,依靠什么?怎么做?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企业负担的其他因素

如何看待人工费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前些年支持中国超常规发展的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撤空,这个比较优势的滑坡在若干年内会基本走完。对美国,若干年内我们还能维持这种因素的相对优势,而对东南亚我们已经明显丧失了这种竞争力,从珠三角开始,不得不“腾笼换鸟”,那里常规的投资要往外转移。这方面我们要处理好以劳动合同法约束和健全市场上的相关制度环境,争取在这个过程中间掌握好它应该动态把握的合理平衡点。但总的趋势就是,低端劳动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放空,已不再成为我们的比较优势。

电费要借改革压低,但中国不能与美国比拼电价

中国不能简单跟美国比拼电价。中国的电力现在最主要是用煤烧出来的火电,而美国基本不用烧煤了。煤的运用中“负的外部性”非常明显,从开采,到运输,到使用中有害气体的排放,造成环境压力,外部成本非常明显。中国已受到使发展不可持续的环境因素危机,烧煤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估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作为基础能源的煤的比重会缓慢下降,但这个过程至少是几十年。我们现在快速发展的风电、光电,基数很低,虽然增长比较可观,但是离它们挑起能源大梁还有很长的发展阶段。

这是基本的情况:中国既然是以煤为主,努力想做煤炭清洁利用,控制煤的不良气体排放,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综合成本非常之高。中国在这个约束之下,从经济学逻辑来说,怎样能逼着产业链上运营中的相关企业千方百计减少能源耗费,千方百计开发有益于节能、降耗、绿色、低碳发展的工艺、技术和产品?电的比价关系就不能让它表现出很便宜的特征,应该就是在比价关系上使大家感受到用电相对成本是很高的,从而千方百计要节电、省电,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全局、长远利益力之所在。

中国的“三重叠加”——人口密度和与人口密度相关的能源高密度消耗、机动车高密度行驶等等,叠加上了我们的粗放发展阶段所形成的高排放、高污染不良影响,再叠加上以煤为主的基础能源要素禀赋结构造成的中国特色的清洁发展压力,使环境承载力相关的可持续性问题呈现“非常之局”,要有非常之策才能解局。从这个角度来说,曹德旺所比较的电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在这方面以后可以跟美国比拼谁更低。美国不依靠烧煤发电的情况下,它的原油战略储备之丰厚是别的国家无法同它相竞争的。美国把自己所有探明的国内油田都封存,在国际上不断按照最合适的方式抢价格低点进口原油,而且是按照美元的国际霸权控制行情。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实际上与基础战略资源石油是挂钩的。这是美国手里的相对优势,我们跟美国完全不是一个类似的机制,低电价是学不来的。

中国不宜与美国比拼过路费

美国上世纪50年代推进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带来了基础设施支撑力的提升、经济的蓬勃发展,其高速公路基本不收费。中国目前还处在发展追赶阶段,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做不到美国那样的交通干道、高速公路基本不收费,我们还不得不依靠贷款和PPP融资进行高速公路建设,然后以收过桥过路费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循环中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这是中国现代化中从追赶到赶超的特色。

老百姓对收过路费有不满,应该依靠阳光化机制,说清楚这个钱收来以后怎么用。比如北京首都机场连通T1、T2的高速路收费,民众发现其贷款已经还清。那为什么还继续收费?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管理部门不得不变成单向收,还把10块钱降到5块钱。其实应该说清楚,北京除了首都机场之外,现在正抓紧建设的第二机场,第二机场也要匹配交通干道,加快建设需要巨量的资金,现在是把收入转到支持第二机场的高速公路建设,所以完全可以继续收费。

运输中还面临滥罚款问题。中国现在交通干道运输中,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载重卡车不超载就赚不到钱,因为一路上要面临着很多交费与罚款。但同时,超载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由此又引申出需要一个管理部门对此收费和罚款,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和税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怎么整顿吏治的制度性建设问题。

如何看待土地、厂房成本

曹德旺强调,他去美国投资后,土地成本在州政府的补贴鼓励下对冲掉了。这种情况中国也有,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也是这样的,招商引资时给予种种地方优惠,土地几乎白用,但往往仍然不能如愿地招商引资成功,原因就是其它条件不到位。比如,我们的地方政府一次性靠土地批租把钱拿足,造成的短期行为是在自己这一任内尽快出政绩,不会太多考虑后续领导班子怎么过日子,继而产生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公司所得税是州一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美国Local的层面——这是三个层级中最下面的层级,主要依靠的收入来源是称为财产税的房地产税。财产税是法治的、透明的,这个长期稳定的税收占到基层政府收入的40%~90%,这就是它们可以“白送”土地给曹德旺的原因。美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土地财政”不像中国这样具有短期性,这是我们应该借鉴的经验。

如何考虑融资等方面的成本

融资成本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的负担因素。中国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常规金融在某些区域明显被边缘化,灰色、地下金融甚至是高利贷大行其道,最典型的就是以我们增长极区域的温州为代表,各种“跑路事件”频频上演。温州金融系统出现的危机,暴露了它的产业空心化:在金融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更新换代的情况下,实际融资成本是中、高利贷形成的,使区域全局的产业升级受阻。而实体经济发展中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的话,原来一个强劲增长的区域就痛失好局,原来的隐患变成危机,必须做出痛苦的调整。

我们应特别警惕,像温州这样的不良案例会不会在长三角、珠三角复制。中国一定要在深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让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能够无缝连接地对应实体经济的各类融资需要,特别是在商业性金融的旁边,要无可回避地对接我们需作正面表述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所谓开发性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都必须在后面有一个国家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融资机制的支撑,包括现在有明显的政策融资色彩的产业基金、引导基金。当这些都成为有效供给以后,各种各样无缝对接的金融产品里,应该有常规金融的低利贷,有现在发展起来的小贷公司式的中利贷,有政策金融,各种多样化的融资形式合在一起,能够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我们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够健康起来。

有减法有加法,在攻坚克难中解决“真问题”

减税、减负的另一面是加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一定要改革的,这里面有减税,主要是低中端要往下调整,也有加税——除了极高薪酬的高管接受最高边际税率调节之外,最关键的是要把工薪收入者之外其它的先富起来的人群(比较典型的是厂主式的富豪)的非工薪收入,归在一起接受超额累进税率调节。对直接投资的资本网开一面,可以给予相对优惠的比例税率,剩下的要合在一起接受超额累进税收的调节。这时候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由45%降到35%甚至30%,档次也可以由现在的七级减少到五级甚至更少。所谓起征点应该适当提高,第一档税率可以设计为由现在的3%调低到1%,这样有利于培养纳税人意识。然后往上走得比较慢,待走过应培育的中产阶级主体收入水平的某一个数量值以后,再非常明显地把超额累进的力度抬起来。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有减税、有加税的新机制。

对家庭的一些必要的专项应扣除,如考虑赡养系数,考虑家庭第一套住房按揭贷款,对月供中的利息支出做专项抵扣,这一方面是国际惯例,一方面也适合中国老百姓的诉求,体现了个人所得税应有的公平税负具体设计。当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还会有较为漫长的路要走。有关部门下这个改革的决心并不容易。比如,当年推出全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要主动申报个税,但在执行过程中不敢动真格。政府目前还不能真正规范严格地依法征税、应收尽收。这么多年来,12万元以上收入者的申报逐渐成为一个形式。美国多年前没有网上信息系统的时候就敢动真格,每年对1%-3%的人抽查,抽到以后认真核查,补税的同时还要交滞纳金、罚金,情节严重的甚至被投入监狱以示惩戒,这样就对全社会产生了威慑作用。中国动这个真格,是非常难的政治决心,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

减税之外的增税,在中国是难上加难,但这是一个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造现代税制必须经受的历史性考验。

房产税已经在上海和重庆试点,下一步如果启动了“加快立法”过程,如何做房地产税税法设计,本土经验对此会很有意义。中国必须设计好社会可接受的起步框架方案,不能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制度。观察重庆式180平米扣除,我们可以讨论,为了在中国使这一税改可接受,到底怎么做“第一单位”的扣除?是按照人均平米数,还是宽松一点按照每个家庭的第一套房,还是更宽松一点?允许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前两套房,以避免离婚潮等等,这个要在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应该积极地推动房产税加快立法,有关各个方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及其论据,加强各界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听证会等。

中国需要减轻企业负担。从税到非税、到隐性的各种负担,到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投资和发展环境中的负担,这些问题应该放在一起、有“全景图”的把握,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好厘清企业降低负担的解题思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企业尽可能轻装上阵,加入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发展过程。同时,降负和使负担合理化应匹配的是一系列的改革,不是简单地加强管理、技术上做得更周到的问题,是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敢不敢啃硬骨头的问题。

中国能不能凝聚改革的基本认识,合成改革推动的力量来攻坚克难,使制度供给由此真正提升到一个高标准、法治化、低负担、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社会和谐环境,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全景”模式下我们要牢牢抓住的中国真问题,大家应群策群力,才能一起去攻坚克难。

(编辑  张三友)



¨ 根据贾康201769日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三十期的演讲整理摘编。

*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社会观察

 

我是第一次来到云南红河州的屏边县进行扶贫调研,首先的感受就是,屏边是一个边城,一个小城。小巧而精致,整洁而清新。但我也是带着很多的问题和疑问来到这里的。对于这次扶贫调研,我个人的感受和体会很深刻,收获很大。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扶贫问题

贫困问题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研究、治理、开发和摆脱贫困,也一直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使命。人类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贫困的梦魇始终如影随形。因此,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向战胜贫困发起了冲击,仅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成功让7亿多人摆脱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的4年时间,又有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减贫成就世界瞩目,但党中央对我国贫困现状的认识依然格外清醒。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脱贫。

最近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国最后一公里脱贫路举步维艰”。文章称,中国正在试验扶贫新方案,并且认为,按照当前的扶贫速度(极度贫穷人口每年减少一千多万)——让农民在三年内摘掉“贫困帽”谈何容易。可见,中国的扶贫和脱贫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究竟扶贫的实效如何,我们也更期待答案。

通过这次中信组织的屏边扶贫调研活动,加深了我对中国扶贫和脱贫的认识,改变了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云南地区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众人皆知。尽管屏边只是一个小县,屏边的扶贫也只是中国扶贫故事的个案。但是通过对屏边的实地调研和亲身感受,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这一轮扶贫是“真扶贫”,是“真脱贫”、“脱真贫”,脱贫效果明显,脱贫实效很大。我自己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国家,我都看过、都了解过,所以有横向对比也有纵向对比。实际上,在中国以外的全球其他地区,这20多年来,全世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也就是说,世界的减贫成就主要源于中国。没有中国这样一场脱贫战役,今天的世界会更加不平等。

这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和思维,过去我一直认为,彻底改变中国的贫穷问题只有靠城市化。没有城市化的推动,没有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中国不可能彻底脱贫。但是通过屏边几天的实地调研,我原来的书本知识和逻辑出现“大翻转”。事实上,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化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化的新农村建设问题。

屏边全县15万多点人口,县城仅有2万多人。这样看来城市化的比例并不高,不但没有达到全国的城市化平均水平(52%),甚至也没有达到云南省的城市化平均水平(37%)。屏边城市化的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和云南省的城市化水平。按经济学的逻辑来推演,我曾经认为像屏边这样一个老少边穷县,要实现全面脱贫、彻底脱贫,道路非常困难,也非常艰辛。

但是通过几天的实地调研,包括现场考察以及入户调查,我发现今天中国贫困县的脱帽和发展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城市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精辟概括为:加强领导是根本,把握精准是要义,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参与是合力,群众参与是基础。这个概括实质上就是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减贫治理体系,将为全球有效治理减贫提供“中国方案”。

根据屏边的具体举措和实效,我认为屏边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和脱贫的新路。比如,适度的搬迁与产业的推动结合,教育发展脱贫,就业创业脱贫,资产收益脱贫,劳动力转移脱贫,实施技能扶贫专项计划等等。因地制宜,种种“加强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出,很多“老大难”问题有了针对性解决方案。中信集团在屏边这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战役中,功不可没,成效很大。正是有了中信集团公司的支持和参与,中央的政策支持,当地政府的积极有为和农户的积极配合,屏边才能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取得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因此,我把屏边的脱贫模式称为“公司加政府再加农户”的模式。

屏边是整个中国脱贫故事的一个缩影,通过屏边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脱贫攻坚的中国实践: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这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必将在世界减贫史上镌刻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中国的发展只能根据国情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道路极富启迪意义。

让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感动世界

看待今天的中国发展问题,尤其是看待中国的脱贫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西方理论和模型演绎。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称作发展经济学。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其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出了诸如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药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后来的“华盛顿共识”更加极端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干预太多,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表现越来越糟。而中国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脱贫的道路,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它所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屏边的发展来看,全县15万多人口,财政收入只有1.5亿,也就是人均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元,而且全县财政支出14亿,就是说人均支出超过人均收入9000多元。仅仅从数字上进行推演,屏边的发展存在不足,依靠现有财政状况不可能实现正常发展,也更难实现全面脱贫。但是,通过调研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结论显然与屏边的实际脱贫效果有着巨大的反差。仅仅依靠理论和逻辑推演,无法全面、正确地阐释扶贫攻坚的中国故事。由此,我们对未来三年中国的脱贫实践和效果也更有信心。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引起全世界瞩目,但是为什么西方普遍不相信中国取得成绩?上级领导指示我们要好好研究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感染世界。因此,如何让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在全世界传播,让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感动世界,这是我们未来需要大力倡导和总结的大事。

中国扶贫伟大战役的巨大成就,远远超越了西方对中国发展和脱贫的判断或认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真实效果,也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发展进程和发展成就的判断和认知。

今天,贫困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这样的历史性难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现在,中国人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中国不但彻底扭转了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格局和世界印象,而且困扰中国和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彻底解决。中国的扶贫故事,不但非常精彩、生动,而且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史诗般的意义。

讲好扶贫的中国故事是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在屏边县的调研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这样一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地方政府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艰辛,让人非常感动,也深受教益。回顾中国的减贫历程,不难看出,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没有中央政府的政策体系支持,没有各级政府的主导、作为和推动,不可能取得今天脱贫的巨大成就。

从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中国减贫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中国将促进减贫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其二,坚持以发展解决贫困、以减贫促进发展的理念。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大规模减贫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立足于培养和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引导和帮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减贫活动,使之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力量,稳定了减贫成果,增强了减贫的可持续性。其三,减贫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改善贫困人口和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人口和家庭发展能力是减贫的关键切入点,需要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来保障;其四,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政府积极推动脱贫攻坚的同时,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加入扶贫济困行列。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确保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如何更好地总结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和担当,更是一种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用经济学的语言,把中国这场轰轰烈烈的脱贫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完整地、鲜活地书写出来。云南屏边的脱贫故事就是脱贫攻坚中国故事的缩影,透过云南屏边县近20年的脱贫扶贫,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开展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各地区各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合力攻坚,脱贫攻坚成绩显著。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大规模减少。数据显示,2013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91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6年底的4.5%,下降5.7%2012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中央预算资金404亿元,地方各级统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80亿元,搬迁贫困人口591万人,有效拓展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空间,加快了搬迁群众脱贫致富步伐。可以预料,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实现脱贫,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地解决,中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继续走在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

把中国的扶贫故事写好,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对贫困宣战的决心和信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脱贫攻坚战役中的伟大成效,让全世界更多的国家看到脱贫实践中的中国智慧,并从中国脱贫的伟大实践中获益,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使命。

中国发展的成效和脱贫实践,说明西方理论和发展模式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更与全球发展治理的主题渐行渐远。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提供的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借鉴和思路。

对今后脱贫、扶贫工作的一些建议

未来三年,扶贫工作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任务会越来越艰巨、复杂。我们既需要有坚定信心,更需要注意扶贫攻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扶贫战略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战略。

穷困县的教育振兴,必须要两手抓

我们参观了屏边县的几所小学和中学,基础教育的硬件投入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水平,但是总体感觉穷困县的教师队伍和教师学历结构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改变教育落后状况和格局,光有硬件投入是不够的。穷困县的人才储备不够支撑未来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如何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从事基础教育,扎根农村,培养好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需要周密和长远规划。

中信集团在参与屏边县扶贫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屏边县的基础教育,先后建立了十多所希望小学,捐资捐物,大大改变了屏边县基础教育的硬件设施,集团领导都高度关注和重视屏边县的教育发展,曾先后分别题词。在今后的学生教育中,可以更好地把领导的重视、关心和关注融入到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中,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奋斗经历去回报领导关心、关注和重视,这是最好的励志教育。    

正确看待资本下乡

关于资本下乡问题,有许多不同意见。我认为对资本下乡还是要区别对待,关键是资本下乡要与产业相结合。重要的是让政府驾驭资本,而不是资本驾驭政府。资本的目的是要逐利,但是逐利的同时要给他人带来更多的福利,不能只是考虑资本的利益。在屏边扶贫和脱贫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正是通过中信集团的资本带动和引领,资本与项目很好地融合,才助推了屏边的良好发展,使屏边县的贫困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体现了国有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正是通过“公司加农户”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看到了屏边未来发展的希望,也更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正确处理脱贫易地搬迁中的问题

我们参观了几处屏边县易地搬迁工程,整洁、漂亮,新居比原来农民居住地周围环境好很多,但是,现有的易地搬迁要考虑到农民生活的方便,还要考虑到农民的意愿,搬迁后能否立得住、住得长久。易地搬迁工程不能只是把房子修得好看,而是要考虑到农民今后生活和生产问题,简单地“归大堆、搞集中”,可能会给农民今后的生活带来更多不便。房屋的设计还要更多考虑到农民饲养家畜的方便,考虑到农民生活的方便,不能用城市的理念去改造农村民居。

搬迁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搬迁规划当中,可以更好地将国家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搬迁的新居中去。比如,国家从去年开始提倡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可以利用易地搬迁结合发展特色旅游,把屏边特色文化融入到搬迁当中去,而不是简单化地投资旅游,要考虑到当地的特色和文化,把特色和文化融入到建设新农村建设中。

把产业发展、扶贫和脱贫放到国家大战略中去

产业发展不能单一化,一定考虑专业化分工,走特色化产业发展的道路。屏边发展荔枝、枇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这些产业的可模仿性和扩展性都很强。仅仅从一个县的角度和视野来考虑经济林木的种植是远远不够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后,从全国来看,市场容易形成饱和。云南是植物王国,而屏边更是天然的资源宝库,土壤和气候更适合种植药材,而且中药材的附加值更高。因此,贫困县的产业发展不能简单地盯在水果上,要考虑专业化和特色化。水果种植还要考虑深加工产业,考虑做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要有超前的意识,把产业发展、扶贫和脱贫放到国家大战略里去布局、去规划,把县域经济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发展战略,形成专业化的产业带。

(编辑  杨利红)



* 周文,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效之一就是减贫人口数以亿计,占联合国“千年计划”中全球减贫目标的70%以上,是人类历史上短时间内最大规模、最成功的脱贫成效,称其为“史无前例”并不为过。也因此使得改革开放在中国获得广泛的拥护,在世界获得普遍的认可。

脱贫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随着时代的变化,贫穷的标准也会改变。当今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处于贫困状态。中国政府加大扶贫力度,提出精准扶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大目标的组成部分,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分享改革红利。因而,各级政府在这个时间限度内尽可能地将贫穷人口降到最低,扭转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底线要求。

过去几十年,中国民众脱贫致富有一个大规模应用且简单有效的方法,即结合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与发展城镇化以及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相伴,步入工业化生产行列。这一方式成为无数农民脱贫最常见的脱贫途径,但近年来这种方式的有效性降低了。首先,我国制造业发展速度降慢,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降低;其次,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员工技术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民经简单培训就成为工人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第三,中国城市化率从30多年前的不到20%发展到接近60%,虽还有增长空间,但速度也在降低;第四,农村地区青壮年大量外出,老年人口难以成为有效劳力;第五,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全面足够覆盖,造成当今中国依然有约10%的贫困人口。

如果说中国前几十年的脱贫是“大兵团作战”,那么,这对中国剩余的贫困人口已不再完全适用。如今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在偏远地区,分布不均,交通不便,地区人口密度不大,自然条件各异,社会文化条件也错综复杂,很难再通过相对简单一致的办法实现迅速脱贫。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今剩下的脱贫工作相对难度更大,进入“零敲碎打”、因地、因人而异的最后攻坚阶段。

元阳因其特殊性更需要放开思路

中信集团长期贯彻中央的扶贫方针,几十年来在多个偏远落后地方坚持扶贫,屏边、元阳就是其中的两个县。除了提供相当数额的扶贫资金、选定扶贫项目外,中信集团还常年在这两个县派出干部挂职,参与当地扶贫。应该说中信的扶贫工作是有效的,体现了中央企业为国分忧、为民众办实事的社会责任。中信集团在云南两县的扶贫工作是多样化的,例如教育扶贫、产业转移、整体搬迁等。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精准扶贫”,中信集团的帮扶方式也是因人而异,体现了灵活多样、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元阳虽是个贫困县,贫困人口较多,但这个偏远的地方举世闻名。元阳属红河州,地处哀牢山脉,人口以哈尼族为主,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元阳县2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全是山地,最低海拔144米,最高海拔2900多米。44万人中91.5%是农业人口。宋朝就有当地人开始开垦梯田的记载,红河州最早的梯田有1300年的历史,如今仍蔚为壮观,号称“大地艺术”。2007年,哈尼梯田被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2013年,哈尼梯田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哈尼梯田的主要景区都在元阳。

然而,这样一个举世闻名、令人过目难忘、流连忘返的地方,却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到2014年底,全县贫困人口3万多户、14万多人,贫困发生率35.34%。经近几年努力,贫困人口下降到2.3万户、9.5万人,贫困发生率24%,但贫困人口数还是全州第一、全省第八。我想指出的是,元阳与其他地方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元阳扶贫需要看清自己的特点,在扶贫上创出一条新路。

元阳的特殊性在于:首先,由于元阳梯田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因此,改变梯田、尤其是水田的状态是行不通的。元阳总体上说难以通过征用土地发展工业。其次,元阳梯田都是山地,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基本没法用,只能采用人力和畜力,因而生产效率也难以提高。第三,元阳共有水田19万亩,核心景区7万多亩,因其生产特点需要大量劳动力,如果农民离开土地转为其他谋生方式,元阳梯田景观也将不复存在。第四,元阳梯田一千多年来,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水稻品种——红米,红米亩产只有300多公斤。虽然从种质基因的角度,元阳红米表现较为优秀且稳定,农民可以自留种子,但这样的亩产还是很难让农民有较高的收入。第五,由于元阳人均耕地仅0.84亩,水田的产出基本只能糊口,难有更多剩余。由此,元阳的扶贫工作必须面对它的特殊条件:为了保持和维护人类这一伟大的创造,为了让如此壮观的大地艺术永留人间,农民不能离开这里的土地,而且只能用传统的方式从事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连改种其他经济作物都不行,这使得元阳农民的脱贫面临长期性的挑战。

多重附加值打造元阳的精准扶贫

元阳因为其特殊性,只能定位于单一作物的小农经济。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唯一或者说主要的方式只有提高农产品价格。目前,在元阳新县长主导下,已开通网上的“元阳商城”,元阳红米按不同档次和加工工艺,每公斤最低卖19.9元,最高卖79.9元。这个差价主要是红米后期加工工艺不同导致的。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设定了不随市场变动的收购价,每公斤7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如果有一亩水田,正常情况下,每年水田红米的收入大约不超过2500元。现在的元阳农民一般是扣除留种,以每公斤7元卖出红米,再以低于7元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入白米做口粮,能留在手里的活钱并不多。与市场价的差额部分或者属于工业附加值,或者属于物流或商业利润。

创造属于农民的工业附加值

这里涉及到的工业附加值,即把初级农产品加工成不同的商品。只是工业附加值如何才能属于农民,而不是属于本地农民之外的工业群体,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元阳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尝试。元阳目前的人均耕地只有0.84亩,似乎太少。如果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小农经济水田劳作适当的人均耕地面积(假设5亩),则可以倒推:该有多少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农产品加工行列。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应使他们尽量留在本地转到工业,或成为农户手工业的模式,以个人、家庭或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分享农产品的工业附加值。这一方式的好处是,劳动力离家不远,农忙时可以帮忙。

在工业附加值方面,除了水田的红米,还有旱地和林地经济作物,都可以通过增加工业附加值的方式,使农民得到更多收入。元阳水田的水源除了自然降雨,主要来自高山森林的自然蓄水,如果山地开田过多则水源不足。因而元阳近年来有几万亩水田实行退耕还林,以使山地保持水分涵养。这样元阳虽以壮观的水田梯田而举世闻名,但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旱地、林地可资利用。例如中信集团在元阳帮扶的项目之一,就是山坡种植林下板蓝根。中信集团的帮扶方式是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中信集团免费提供板蓝根种苗,板蓝根生长养护期间,合作社向贫困户优先提供有酬用工。板蓝根由医药公司定点采购,贫困户享受合作社的年终分红。这一方式还可以适度发展,如果板蓝根种植面积足够大,未来可改出售原材料为建厂加工。除板蓝根外,还可以有其他经济作物,例如屏边县引入的红心猕猴桃等。针对元阳还需要强调一点:如果元阳转为工业的收入大大高于农业收入,很可能会导致梯田弃种抛荒。这一现象不应该出现。对此,元阳应该注意本地第二产业收入与农业收入的比例关系。而最根本的是提高农业收入。

多方位开发文化附加值

从事元阳梯田劳作的农民还可以在政府帮助下获得第二个附加值,我称之为“文化附加值”。元阳红米的文化附加值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类似元阳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有一个参照,即湖南韶山毛氏祖田的大米。韶山冲毛泽东故居门前有20多亩水田,曾经是毛家的祖田。前几年“祖田米”热销,产量不多,每公斤能卖到100-150元。这是农产品文化附加值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元阳梯田最长有1300年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元阳可以结合考古、民间口头记事、家谱、地方志等资料,确认某些地块为宋田、元田、明田、清田等标志认证,并核发证书,从而使得某些地块的红米提高市场价位。

此外,元阳水田只能采用人力畜力的小农经济方式,在纯商业条件下是市场劣势,但可以通过文化加以转化。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农业为本,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属独一无二。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种方式在主要农业产区的平原地带已不多见,尤其是千百年来很多中国人独创的农业生产工具,现在只能在各地的博物馆里看到。元阳正可以利用它的特殊性,复活所有的古代农具,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古代农业经典著作中的描述,以及历代帝王颁发的“劝耕图”,在元阳的水田里复活,将元阳梯田变成数千年中国农业史的一个露天开放的、活着的博物馆。把数千年来为中国人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精耕细作农业,在元阳留下一个依然健康延续的活标本。换句话说,将元阳梯田变成数千年中国农业史的微缩版,农民的劳作成为古代农业真实历史的演出。这一文化附加值的潜力不容小觑。游客还可以亲自下田体验,犁田、插秧、除草、收割、脱粒,操控中国人祖先使用的农具。

中国农业模式长期以来被称为男耕女织,所谓织,有棉麻,也有丝绸。在中国传统的丝绸产区,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由于工业发展造成地价上涨,桑树种植面积已大为减少,当地丝绸产业不得不将桑树种植转移到湖南、广西等地。元阳也完全可以与江浙地区的丝绸纺织企业联合,接纳一部分桑树种植和养蚕业,从而使得“男耕女织”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提升生态附加值

元阳红米在品质上有其独特性,其遗传基因的稳定,是优秀特征之一。元阳农民种植水稻和其他作物,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农民一样,以前从来不用农药和化肥,元阳施用农家肥还有一套特殊的做法。元阳梯田的特殊环境还有一个好处是病虫害较少。

当今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元阳可以利用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做好生态农业的品牌。云南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基因库之一。生物基因资源涉及种子、医药、观赏等多个方面,在未来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必须加以保护和开发。保护方面,首先是要严格防范外来物种对本地独特基因的侵害。前几年,我国南方几省引入了外来物种速生桉树,但在元阳几乎没有看到。速生桉树作为外来物种可能对本地物种造成基因侵害和基因污染,而且,速生桉树对水分要求高,长期过多种植容易造成土地荒漠化,对元阳梯田生态造成严重危害。由于抵制了速生桉树,当地生态保护良好,旱灾影响也较轻。

我认为,元阳应该有较严格的生态立法,在加大科研力度的基础上,防范外来物种,保护本地基因,进而宣告:全县禁止使用农药化肥。使得元阳农产品的生态品牌形成全国、全球性的知名度。当然,加大科研力度同样是指加大对生态肥料、生态防止病虫害的研究。例如,在中国有久远历史的稻鸭鱼系统,水田冬季养殖浮萍等,其他地方己不多见,但在元阳依然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价值的生态施肥、防止病虫害的传统。在这方面,元阳可以与外部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引入科研单位在元阳建立分支机构,针对本地生物资源,开展常态化研究。

动员社会力量提高道德附加值

前几年,农产品市场出现“蒜你狠”、“姜你军”的现象,即大蒜、生姜价格猛涨。如果农产品涨价,好处能落到农民口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事实上,农产品涨价的好处大都成为中间商、批发商赚钱的机会。因此,压缩销售中间环节,让消费者付出的钱,更多更直接地到达农民手中,我将其称之为农产品的“道德附加值”。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确认,自己付出的钱,直接帮助了一个生活困难的农民,至少一部分消费者愿意多付一点钱,这是一种类似捐款的慈善现象,又不同于直接捐款的慈善,这种方式类似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这个领域,中信集团的扶贫工作可以有所作为。例如,元阳当地政府详细开列尚存的2.3万户、9.5万人的贫困户名单(如果太多,可首先集中于核心景区)。注明各贫困户基本状况以及劳动能力、适合或有意愿从事的农业工作,例如种水稻、养猪、养鸭、养鱼等。中信集团有能力召开扶贫活动推介会,由个人或企业当场以合适的价格,认购名单上某个或某几个贫困户的所有农产品。同时设立扶贫网站,接受全社会对贫困户的农产品认购,认购期限可以一年,也可以多年。当地政府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监督农产品生产过程以及成熟后的加工程序,保障物流。物流费用可协商解决,甚至可以由大型物流企业以慈善方式认购。贫困户如果缺乏必要的生产成本投入,除了当地政府部门帮助解决小额贷款外,消费者也可以提前支付部分认购款项。消费者可以是个人、家庭,也可以是企事业单位,很多企业都有员工食堂,农产品需求量相当大。以这种方式精准扶贫可以保证消费者付出的钱,绝大多数都直接归贫困农民,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这一精准扶贫的方法未必在全国有效,但对于元阳是最合适的。

以民族风情为重点开发旅游附加值

提高元阳当地农民收入还有一项就是旅游附加值。目前,元阳全年接待游客约150万人次,随着交通的更加便利,旅游设施日益完善,元阳接待游客数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结合前文所言的文化、生态建设,元阳旅游未来升级上档次,广泛接待国内外游客,是可以预期的。

元阳是多民族居住区,不同民族在这里长期和谐相处,民族风情也应该成为主重要的旅游资源,但现在这方面开发不够。例如,虽然行人还有很多穿着民族服装的,但建筑风格为传统民居独有特色的蘑菇房有所减少。政府部门应结合民族建筑与现代化生活设施的需要,设计几种民族建筑的样板房,指导或引导民众的个人建房。元阳旅游还可以给每一位认购贫困户或当地居民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旅游优惠和特殊服务,例如免除门票、全家或集体受邀参加长桌宴等民族节日活动。还可借此开发体验式旅游,游客如有兴趣,男女老少都可以亲身体验农作物种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借助民族风情、中国传统以及梯田景观,元阳还可以开发蜜月旅游,使元阳成为传统婚礼的理想之地。很多民族手工艺品经现代艺术改造加工,应该会很有较大市场。

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的工作。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贫困标准也会相应改变。精准扶贫只是当前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结合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和工作力度,短期与长期相结合,针对元阳的特殊情况,制定一个可操作的长远规划,未来使得元阳的农民成为中国农民群体中令人羡慕的幸福榜样。

(编辑  杨利红)



*  刘仰,独立学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随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分别出台文件,对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做了详尽规制。

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对扶贫事业的支持力度,财政投入超万亿,扶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和成效,每年有千万人口脱贫(2015年脱贫人口为1442万、2016年脱贫人口为1240万)。扶贫工作不仅改变了我国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更对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扶贫攻坚的推进,各地在扶贫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贫困识别维度不清晰、扶贫政策使用存在误区、扶贫工作形式化、政府干预过强和扶贫资金存在“精英俘获”等问题。

鉴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经部分咨询委员建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一部分学者组成扶贫专项调研组。调研组于2017418日至25日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两个县进行调研。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是中信集团的对口扶贫点。1992年,根据国务院的安排,中信集团开始对红河州进行定点扶贫,重点扶贫对象是元阳县和屏边县。25年间,中信集团积极帮助贫困户脱贫,为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积累了宝贵的扶贫经验和认识。本次调研的宗旨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调研内容侧重于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造血扶贫)和易地搬迁(整村推进)三个方面。调研组深入村镇,了解当地的贫困现状和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在调研后与当地政府进行交流,对下阶段扶贫工作开展的要点交换了意见。

中信集团对口扶贫的主要举措及成就

在实施定点扶贫的25年间,中信集团累计向两县投入资金9916.2万元(其中屏边县投入5083.67万元,元阳县投入4832.53万元),选派优秀挂职干部29人(现任挂职干部4名:元阳、屏边两名副县长和两名村第一书记),主要实施了460多个扶贫项目,帮助两县开展了整村推进、易地搬迁、美丽家园、产业培植与培训、中信奖助学金(中信集团员工个人捐资助学347.38万元,资助和奖励贫困学生9954,奖励优秀教师1289)、教学宿舍楼建设、乡镇及县干部培训等项目。具体而言,中信集团的对口扶贫举措涵盖如下四个方面:

1、扶贫示范村建设。在元阳县重点实施了南沙、新街一镇六村、沙拉托、攀枝花、牛角寨等扶贫片区开发,使得38个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受益贫困群众2.5万余人,有效助推5个乡镇减贫摘帽。在屏边县的玉屏镇、白河镇、和平镇、湾塘乡、新现镇实施整村推进项目20个;帮助白云、玉屏、新现、白河4个乡镇实施易地搬迁项目12个;帮助白云乡大湾子村完善基础实施建设,发展农村经济。

2、基础设施建设。中信集团逐步加大对美丽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在元阳县支持完成3027.6公里入村道路和村内道路硬化、411.7公里输电线路、6个乡镇的通信设施改造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在屏边县改造白云乡底土公路16.4公里,使公路沿线83个自然村1.6万群众受益;在屏边玉屏镇、新现镇、湾塘乡等建成1090口沼气池,有力推动屏边县沼气能源建设;帮助白云乡修建的沙碑大沟,解决了415亩农田灌溉用水;帮助屏边3个乡镇建起人畜饮水工程。通过基础设施扶贫,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居住环境差、交通不便、饮水难等问题。

3、产业扶贫。中信集团在元阳、屏边两县实施了南沙镇育苗大棚基地、赛刀村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微型鸡繁育场、紫山药种植、妃子笑荔枝种植、中华红心猕猴桃种植、黑山羊养殖、鸡猪养殖、老猪脚包装等产业项目。在元阳扶持120万元发展乡村客栈12户,示范引领215户,辐射带动1万余人就业。

4、教育扶贫。中信集团充分认识到扶贫工作要既治标治本,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发挥教育的潜在作用,才能帮助贫困地区群众从根本上脱贫,因此把扶持教育作为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中信集团援建了元阳的箐口、倮铺等17所中小学校舍;援建了屏边半坡、平田、岩峰希望小学,帮助大湾子、白沙、阿季伍、白河小学建盖了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并捐赠了计算机设备,极大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截止2016年,中信集团累计发放的中信奖学金助学金”有347.38万元,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中信集团每年还为两县各投入5万元,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累计支持5000余名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拓宽了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途径。

20167月,习总书记在宁夏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切实提高工作水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信集团云南红河州扶贫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目前云南红河州屏边县、元阳县还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168740人,中信集团计划2017年将投入扶贫资金1060万元,协助两县继续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屏边调研纪要

屏边苗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州东南部,全县国土面积1906平方公里,辖43乡,76个村民委员会,4个社区居民委员会,704个自然村,831个村民小组。境内居住着苗、汉、彝、壮、瑶等17种民族,总人口15.6万,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7.32%,是全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云南省唯一的苗族自治县,也是全国592个扶贫开发片区县之一。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51540人。

屏边调研,始于离县城9公里的王屏镇石头寨村,全村42户,27户属于贫困户,年均人收入在3000元以下。石头寨属于搬迁扶贫范畴,为了对农户搬迁前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有直观了解,调研组先到搬迁前的村落调研,然后再到安置点进行调研。

石头寨处于滑坡危险地带,至今路面未硬化,来往交通不便。2016年,石头寨在国家扶贫政策下进行整体搬迁。每户都住进了新房(建筑面积80平米、使用面积108平米),房屋总造价为12万元,其中政府补助6万,农户自筹6万。贫困户另有2万元的无偿补助,自己只需支付4万元。搬迁农户的自筹部分还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政府贴息),20年还清。新村的道路和基础设施由中信集团投入150万元建设。

在调研新现镇洗马塘村的道路建设和产业扶贫情况时了解到,中信集团投入94万元为该村修路,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在当地村民的坚持下,立下了路碑,碑文有言:“夫路者,铺下去之碑也;碑者立起来之路也。若下把总寨道路硬化之工程,寓中信集团之情谊,寄党委、政府之关怀,诚功在当代、利于千秋之盛世也。

“公路通,百业兴,路道建设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在路通之后,洗马塘村在中信集团的帮助下开始产业发展。调研组调研了三处基地:中华红心猕猴桃基地、荔枝示范园基地和红桃种植基地,并走访了产业扶贫带动下的贫困户,还就屏边县的产业扶贫状况、产业扶贫模式与基地负责人和当地农户进行了深入访谈。

最后,调研组参观了中信半坡希望小学,那里有荣毅仁副主席、王军董事长和孔丹董事长的题词。调研组与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校领导和老师代表,以及接受中信奖学金、助学金资助的同学代表进行了座谈。其中一位早年获得中信奖学金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当地玉屏镇的副镇长。他的发言令大家感触很深,虽然当时奖学金只有一百多元,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明确了努力的方向,考上了大学,继而考上了公务员,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和国家干部,带动了家族中的弟弟妹妹们努力学习,其中许多人成为有用之才。

元阳调研纪要

元阳县位于红河州南部,红河南岸,全县国土面积22123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7.22万亩,人均耕地仅0.83亩,森林覆盖率为44.5%。全县辖14个乡镇、138个村委会(社区),1043个自然村,总人口44.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0.86万人,占总人口的91.5%。这里世居着哈尼、彝、汉、傣、苗、瑶、壮7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9.81万人,占总人口的89.2%。元阳县是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止目前,全县有8个贫困乡,63个贫困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5805人,贫困发生率为24.12%

元阳的调研活动始于对新街镇全福乡一户贫困户的走访。此户属于长期因病致贫的典型,也是低保户,男主人患有心脏病和双眼白内障,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对于这种半劳动能力或无劳动能力的农户而言,兜底保障是一种基本的生存保障。

接着,调研组看了中信集团在当地支持的两个产业扶贫项目:新街镇板蓝根种植合作社和水卜龙茶厂提质增效项目。新街镇海拔184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水量1370毫米,有5000多亩连片退耕还林地,比较适合种植板蓝根。中信集团投入68万元,扶持全福庄村126572人建档立卡户,与全福庄村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板蓝根产业。去年6月,已有退耕还林土地1200亩种了板蓝根,由云南白药厂负责保底价收购,预计亩产收益可达6000元。这一产业扶贫模式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合作社+农户+贫困户”运营模式,合作社由当地大户组建而成,普通农户以退耕还林的土地入股,贫困户以资金入股;二是中信集团将68万元的投入变为贫困户参与板蓝根产业的原始股金,使其参与合作社利润分红。中信集团虽是出资方,但真正的股权主体是全福庄村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户占27.2%的股权,合作社占72.8%的股权。但因为贫困有时效性,考虑到脱贫户与新增贫困户,股权结构还加入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建档立卡户脱贫后,其所占的股权归村集体(村委会)所有。这一机制可以使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更具普惠性和长期性,项目本身也更有可持续性。

新街镇水卜龙村的集体茶园海拔1800米,有茶园面积200亩,固定资产350万元,注册商标为水龙牌,现有绿茶系列5个品种,曾经荣获2010云南省著名商标,茶场现有职工140人。

在充分调查了解、分析对比的基础上,中信集团确定水卜龙村茶园作为扶持示范项目,同时该项目也被认定为元阳县扶贫工作与基层党建双推进的两个试点项目之一。项目共投入扶持资金100余万元,对水卜龙茶园进行改造提升,帮助水卜龙村240人建档立卡户发展经济。该项目实行村集体+茶厂+建档立卡户的模式,协定村委会占10%,茶场占30%,建档立卡户占60%。目前每年可给贫困户10万元分红,该村共有38户建档立卡户(105人),户均2631元、人均952元,分红所得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水平。

接下来,调研组前住黄茅岭乡,调研茅山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茅山村隶属于黄茅岭乡普龙寨村委会,位处高寒山区,是元阳县仅有的两个民族直过区之一。现有农户62户,总人口328人,建档立卡贫困户58户。茅岭乡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采用的发展模式是PPP模式(如图1)。

1  茅岭乡易地扶贫搬迁发展模式

 

按照模式规划,在乡镇所在地征地55亩,征地成本2.8/亩,用于100户农户的集中安置,其中有60个单元房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易地安置。单元房户型为90平米,户均造价14万元;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政府补贴6万、农信社贷款6万(政府贴息),另需个人交2万,20年内还清,年平均偿还3000元。一楼统一设计为商铺,一梯10户,10户共享一层商铺的收入,租金由贫困户分享。目前已有29户搬到安置点,但仍有27户未搬迁,主要由于生产生活等原因,搬迁动员工作仍在进行中。

最后,调研组前往元阳一中与县教育局局长、校领导、老师和学生代表们座谈。元阳一中创办于1954年,目前共有2395名在校学生,高中35个班1743人,初中12个班652人,共有教职工203名。2016年元阳一中高考学生577人,本科上线率达到41.6%。元阳一中在当地是办学时间较长的学校,自建校以来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对于元阳县的教育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新城区的建设和红河州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限制,面临优质生源外流、学校投资不足的问题。座谈中得知,县教育局长和三位老师都是中信集团奖学金的受益者,其中一位得到一对一帮扶完成学业的女老师,对初中时连续三年资助她的于叔叔,至今念念不忘,很想当面感谢他。

调研座谈的总结与建议

实地调研后,调研组与县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和部门进行了座谈,听取扶贫工作整体情况的介绍,也就调研心得与建议进行了汇报和交流。

屏边座谈:以“八个一批”为抓手

421日,召开了屏边县扶贫调研座谈会,县委副书记木伟主持会议。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汪晋云做了专题汇报,重点讲述了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情况。按照省、州统一安排部署,屏边县以八个一批为抓手,推进综合扶贫开发工作。屏边县规划到2019年,使51540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与全国、全省、全州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具体规划与扶贫举措如下:(一)通过发展生产脱贫20000人。2013年以来先后发放金融扶贫资金10.7亿元。目前,全县已累计发展荔枝5.6万亩、猕猴桃5.48万亩、枇杷6.56万亩,建成百亩以上连片基地81个,面积2.48万亩。(二)通过易地搬迁脱贫10460人。制定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共规划安置点81个,搬迁500016667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口327410460人,实现易地搬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三)通过生态保护脱贫325人。国家每年给予生态护林员补偿资金260万,用于聘请32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固定享受国家补助8000元,定期对生态林巡山保护,既保护生态,又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四)通过教育发展脱贫500人。2016年,全县拔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1146.93万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1073.76万元。(五)通过就业创业脱贫1000人。制定了创业促进就业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2016年已扶持微型企业100户,发放扶持资金300万元,带动贫困人口117人。(六)通过劳动力转移脱贫10255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步伐。(七)资产收益脱贫3000人。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吸收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增收。(八)通过社会保障6000人。全面加强农村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衔接,达到两线合一2016年,共发放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788616140人。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代表调研组做了主题汇报(详见本期“讲好扶贫攻坚的中国故事是学者的使命和责任”)。周教授认为:屏边扶贫通过政府主导、企业支持、农户配合,将易地搬迁与产业推动相结合,很有特色,这说明贫困县的发展不应囿于简单的城市化导向。看到中信集团投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实例,说明国有资本的支持和地方发展、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就能发挥好的作用;对资本要分清类型,并要有相应的制约。经过对屏边的调研,对于中国的脱贫道路更有了信心。

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表达了他对屏边扶贫“八个一批的想法,并重点讲述了资本下乡的利弊,指出从全国调研的经验来讲,资本下乡后很难进行妥善经营,往往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老师指出:扶贫工作是长期性的,不能只看一时一地之功,应该将扶贫事业与国家和地方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要衡量扶贫成效、巩固扶贫成果,应该恰当和辩证地处理五个关系:(1)政府干预与经济规律的辩证统一,本轮扶贫开发政府干预性较强,但同时也要尊重和符合市场规律。(2)政府主导与顺应民意的辩证统一,扶贫利国利民,但像整体搬迁、土地流转等方式,有时不容易兼顾农村各部分人群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生活的不便,扶贫开发要与以人为本和开发民力相结合。(3)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的辩证统一,农村社会已经出现贫富分化,本轮扶贫有大量资金和政策优惠涌入村庄,不少人在此过程中受益,要重点关注政策允许遗留的3%未脱贫人口的社会帮扶问题。(4)地方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的辩证统一,从全国农业生产大局看,需要在转变农业生产结构和保证粮食产量上寻求平衡,不能以种地不赚钱为由而普遍地转向经济作物。(5)长远规划与短期效益的辩证统一;农村社会往往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特性,要密切注意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扶贫开发最好配合建立社会政策预测体系,如关注移民搬迁后的山区生态环境变化。总之,脱贫攻坚不能以经济收入提高为唯一指标,而应纳入社会和风险控制视角。

元阳座谈:“六个精准”

424日,召开了元阳县扶贫调研座谈会。县长和爱红主持会议,副县长余胜华做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汇报。至2014年底,全县有9个贫困乡,92个贫困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208214余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5.34%。经过两年,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已有29个贫困村2.14万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截至目前,全县还有8个贫困乡、63个贫困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23395805人,贫困发生率降至24.12%

元阳的脱贫方式是六个精准:(一)发展生产改穷业。坚持“短中长结合”原则,既有短平快的产业,也有支撑长期发展的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二)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2016年,全县共实施30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涉及11个乡镇238110850人,其中建档立卡户15927158人,同步搬迁7893692人。30个安置点的开工率、竣工率、入住率分别是100%95%55%。(三)发展教育“斩穷根2016年春季学期,贫困户子女享受资助政策情况达22325人次,资助总额达1221.16万元。(四)生态补偿惠民生”。2016年生态补偿共计投入1911.63万,共覆盖31个行政村,涉及27018252人。(五)保障兜底解民优。紧扣民政求助制度和扶贫政策相衔接为主线,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兜底范围。(六)完善机制破穷障。强化整合机制,将发改、住建、国土、农林水等各类涉农资金4.3亿元整合投入扶贫项目。

文化学者刘仰代表调研组做主题汇报(详见本期“从元阳精准扶贫谈扶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元阳被誉为“哈尼梯田故乡”,19万亩高山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梯田景区被评为4A景区。传承千年的元阳梯田要维持和保护,其核心区不能做其它用途,但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收入又很低。如何将梯田价值的后续开发与农民的增收联系起来,可以从三个角度考虑:一是从考古的角度展现元阳梯田的历史岁月;二是把梯田保护区作为活的博物馆,将平时只能在书籍和影视中看到的农业耕作技术在核心保护区里复制还原,展示给旅游者;三是增加生态附加值,元阳红米的基因稳定且有营养价值,可将梯田区打造成有机农产品区域,形成品牌优势,尽量把市场附加值留给农民。

刘仰汇报后,中信集团工会副主席、公益办主任宋巍从中信企业扶贫的角度做了相应介绍。他指出,企业对口扶贫是辅助战场,整个扶贫攻坚工作,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介入的深度来说,政府都是主战场。政府是扶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最重的担子是由政府挑,企业的投入主要是配合性的。自1992年参与扶贫起,中信集团已有10任干部在元阳工作,日后还会再加大对元阳扶贫工作的投入力度。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似乎更具根本性。

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联络办主任张桐,针对元阳的扶贫状况谈了两点想法:一是看到扶贫工作的实践与进展、看到全县上下各级领导干部对扶贫脱贫工作的投入,体会到扶贫工作的艰辛与不易。二是谈到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和扶贫模式可复制性问题。调研中,张主任很关注板蓝根种植合作社的运行模式和经营状况,通过合作社,在扶贫和脱贫工作中组织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合作社方式可能是一种有发展、有前途的方式,将持续关注合作社利润分配等后期发展情况。

和爱红县长表示,在地方实践中精准扶贫模式很多,针对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其模式也不尽相同,要回答扶贫可持续性与模式可复制性问题,需要更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和县长非常欢迎调研组能在元阳做后续调研,总结基层实践经验,更好地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编辑  杨利红)



¨ 此调研项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扶贫调研小组进行,执笔人王海侠。

 

特别关注

 

201761922日,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传统基金会等机构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首席顾问于品海博士等一行六人赴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与美国主要智库进行密集的对话与交流。访问团成员还有:美联储圣路易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资深访问教授文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项目联席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创建人孙哲。

几天的交流中,中方学者明显感到议题的重大改变: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从美欧中改为中美欧。美国关注的议题不再是自由化和人权,而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是否会挑战或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中关系的走向是竞争还是合作。

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对话

619日上午,访问团到访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John H. Coatsworth,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Merit E. Janow,副院长Terry Culver,美国前财政部长Jacob J. Lew,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主任Jan Svejnar及多位教授座谈,商议未来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对话”事宜。

林毅夫教授表示:在缺乏西方主流理论所认为的诸多必要前提条件下,中国过去30多年平稳实现了经济转型并取得快速增长,而按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国家却遭遇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这表明,现有主流理论并未揭示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家应进行反思,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帮助仍占世界85%人口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由林毅夫教授创建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立足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基地和旗舰型智库机构。智库研究和咨询项目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模型和诊断工具应用到全球和国内的实践中。自2015年中心成立至今,已多次展开国内外的实地调研工作,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分析工具,取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资料,帮助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贝宁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

620-21日,访问团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多家美国主要智库展开为期两天的对话。出席对话活动的主要学者有:传统基金会总裁Edwin Feulner(富尔纳)博士、亚洲研究中心主任Walter Lohman、卡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Jim Dorn 博士、马里兰大学教授 Phillip Swagel博士、中国军事研究专家 Dean Cheng (成斌) 博士、海军分析中心(CNA)副总裁兼中国研究部主任 David Finkelstein(冯德威)博士、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日本与亚洲研究的高级副总裁Michael Green博士、彼得森研究所的前所长C. Fred Bergsten、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LardyJeromin Zettelmeyer Sherman Robinson 外交委员会中国部高级研究员 Ely Ratner、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Bonnie Glaser、中国研究副所长Scott Kennedy (甘思德)博士、亚洲经济高级顾问 Matthew Goodman、中国研究高级顾问 Christopher Johnson,以及其他美国研究亚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620日上午,传统基金会举行“中国在世界的新兴地位和美中关系”专题对话会。对话会分为两场:第一场主题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第二场主题为“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

在“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对话中,林毅夫教授对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政策进行了阐述。

国内方面,就中国双轨渐进改革问题,林毅夫教授指出,转型之前中国存在大量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也保留了一系列的扭曲和干预,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对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种优势。上海自贸区进行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将向全国推广,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国际方面,林毅夫教授详细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经济学根据。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扮演更多角色,承担更多责任。中国的角色不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是利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优势”,提出自己对全球发展与合作的新思维、新想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

林毅夫教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理念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性。中美要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奥巴马时期这种契合点体现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中美合作的契合点。双方应该就此展现合作,展现表率作用。

针对美国学者对中国“搭便车”的质疑,于品海博士认为:中美的确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很好地诠释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以及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在过去三四十年,人们一般是通过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来理解中国。近几年中国发展和转变的轨迹正明显地发生变化。于品海博士认为,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决策过程或治理文化中,意识形态不再扮演重要角色。换位思考已经成为中国观察事物、表达看法的重要方式。双方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平台,各抒己见,弥合彼此分歧,求同存异。

在“十九大后的外交政策”对话及随后的交流中,中美双方学者就包括产能过剩、国企效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观点交锋。

文一教授从新工业革命史出发,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包括制度决定论和产权决定论在内的基本假设。他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并非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而中国早已存在的产权制度也没有催生工业革命。是英国二、三百年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下乡镇企业的繁荣,尤其是纺织业的繁荣,其前提包括英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航海法令,动用海军开辟海外市场和大西洋三角贸易,保证海外纺织品的倾销和纺织原料(棉花)的供应,同时消灭印度等地的竞争产业,才能实现英国纺织业的规模经济,引发工业革命。市场是昂贵的公共品,只有远见政府才能提供;分散的私人企业不可能投资市场的基础建设,因为周期长,代价高。迟至19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际,英国的产权和法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是黑社会和民间的私法而非政府的法庭统治着社会和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驱动力来自于中国政府的自下而上的一系列市场创造和产业扶持政策和强大能力,包括保障社会安定、建立社会信用,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同样的全球化环境,中国的增长远比印度、东欧、拉美快得多。

陈平研究员在2012年的熊彼特经济学国际会议上,提出代谢(波浪式)增长论,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收敛式)和内生(发散式)增长论,说明技术、产业和资本都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才有可能出现大国兴衰。陈平教授指出,亚当·斯密的基本贡献,不是“看不见的手”,因为国际贸易不会自动平衡,而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生态资源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地理环境的资源限制导致中国和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工模式——中国是节省资源,消耗劳力;西方是节省劳力,消耗资源。这种经济文化差异在两千几百年前就开始了。罗马时代每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上百倍。工业革命的基础是规模生产,这才会在十五世纪人少地多的西欧对外扩张殖民;西方工业革命只是延续了西欧规模农业的发展。发展至今,西方的分工模式面临重大挑战,规模经济引发生态危机、气候暖化,难以持续。科学革命和信息革命引发的非线性作用产生新的复杂经济,创新竞争从比规模、比成本、变成比创新、比多样。例如中国餐馆的菜肴种类比西餐多好几倍,中国的日用商品种类也比西方丰富得多,从而能创造大量中小企业,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双轨制也比东欧休克疗法更好地兼顾创新和稳定。中国的分区试验也比西方的议会制度更有效地解决技术换代过程中,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社会转型。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的思维范式,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普里戈金的“自组织”,我们提出的“经济复杂性”,都从方法论上看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演化的多样性”,否定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趋同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接受多元演化的世界观,就不难理解当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包容而非排他性的思路,解决中美与世界面临的问题。

贾庆国教授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演变,以及近年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经历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贾庆国教授指出: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是从敌对到融入,后是从融入到开始在某些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其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崛起中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备受屈辱的中国,但也还不完全是一个富裕发达、备受尊敬的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这使得中国在界定国家利益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开始经历从一个相对强势的地位处理多方关系的过程,这里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在不断摸索和改进。

孙哲教授就中国发展的双重性和以及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评述。孙哲教授认为:中国的自我期许和世界的对中国扮演“有良心的大国”的期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内政建设上一直以反腐及环境保护为重点;在外交方面确定了新兴大国关系、人文与公共外交、海洋权益等几个重点目标。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显然成为中国外交发展的优先目标。十九大之后,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挑战仍然存在。例如,中国构建全球伙伴网络的困难,中国与几个邻国之间在边界问题上的潜在冲突、意识形态与人权方面的较量交锋以及中国现代国防力量壮大后引发的争论等等。

厘清疑虑,增进理解

本次访问之行的对话和交流活动中,不难感受到美国精英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弥漫着的“美国焦虑”。中美双方智库针对尖锐话题进行正面碰撞,有助于双方厘清疑虑与误解,增进理解和互动。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作为国家首批高端智库之一,将继续在推动国际交流、促进思想碰撞中,推进世界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与接受。

(编辑  碣石)



¨ 本文参考陈平教授华盛顿记行的观察与思考及多维网相关报道。

 

中国道路

 

最近五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新闻学和新闻教育问题,也在授课、论坛和行业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学术观点。一些发表出来的文章、讲话,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大家都很支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创新信息化时代的新闻理论,改革现行的落后的新闻教育体系,提升我国新闻学院新闻教育的整体水平。

迄今为止,无论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前苏联、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科学体系的新闻学并没有建立起来,新闻学作为科学体系仍然处于“有学无论”或“有论无学”的状态中。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把新闻、媒体、传播、舆论这些密切关联而又本质不同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弄混淆的情况,就像把数字、数学、算法、数据库这些东西弄混了一样,各自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从研究角度说,也没有把国家、政党、机构、公众在新闻传播中的定位和相互关系理清楚,常用政治、政策代替学理,缺乏理性的思考和逻辑力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自从一个方面看问题的片面性,把科学变成了空洞说教。

许多专家、学者、老师、同学都有疑问,新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没有新闻学科的立学之本?现在的情况是,不仅在学科理论上讲不清,在教学上则是转向了技术、技巧、技能为主的传播学领域和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不同形态的媒体实务,忘记了在新闻学院新闻是立院之本,把新闻学等同于一般的文化、信息、商务、广告传播,导致只有树木而没有森林的混乱局面。某些新媒体更是把文艺界出现的一些男女绯闻和“人咬狗”当作主要新闻,把负面事件放大到极致,严重冲击了社会主流新闻价值,破坏了舆论生态,干扰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如何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创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体系。

 

新闻学的核心是“新闻”

要建立科学的现代新闻学,我们首先要厘清媒体、传播、新闻、舆论这四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混乱的源头是概念的混乱,如果概念、范畴不确定,大家讨论的不是一回事。

媒体

媒体是传播介质。它是适应人类传播行为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媒体作为人们交流、传播信息内容的载体,都是物质形态的,自古就有,是随着技术变革而发展的。从最初的肢体、手势、语言、文字、石刻、钟鼎、竹简到纸质印刷品、声光电产品,再到现在形态各异的数字载体,都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人们利用物质载体记录历史、传承文化、互通信息和远距离传播信息的产物。今后,新技术的发展还将产生更多的传播载体,例如光纤、超导、量子等新技术、新材料还会带来大容量的新形式的传播载体,目前在航天、通讯、传播领域已有应用,今后必然会更加广泛地进入社会,必然使媒体的形态更加丰富。

但媒体本身并不具有新闻的性质,它在本质上是个物质载体运用问题,这个载体什么人什么信息都可以用,不是新闻学中特有的东西,因而不能用媒体或新媒体这样的课程代替新闻学。不能以一个指代另一个,这就是概念的错位。西方新闻学的工具主义就是有意掩盖媒体是有“老板”这个事实,把它们打扮成“社会公器”、“公平正义”的工具。从他们提出用互联网“打通中国民主之路”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虚伪本质,不难辨别掌握在资本手中的媒体是谁的工具。

传播

传播是人类的活动之一。传播行为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是个人与他人或社会交流思想、交换信息、交融感情的行为方式。当肢体动作、语言交流这些最早近距离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传播需要时,就发明了以技术手段实现远距离、大面积的传播,并不断用新技术提升或创造新的传播能力。目前,无论是个人传播、机构传播、国家传播都是空前频繁,可以说远距离、全球化、大面积、多样化传播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有信息交流的需要,就有相应的传播行为。

新闻

新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它是对最新发生的事件、最新发现的事物、最新认知的现象的相关权威信息,公开发布、社会公用。

最新发生、发现、认识的事件、事物、现象,经过机构新闻发布人或媒体新闻工作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载体、不同平台、不同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的特定行为,称之为新闻报道。新闻是一个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中介性活动,是一个在媒体报道之前就客观发生的事件、事物、现象,例如政治活动、政策出台、国际交往、战争战乱、生物演变、考古发现、地震火灾、天象骤变、动物迁徙等,不管你传播不传播、认识不认识,它都是存在的。只有当人类自觉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有目的作为新闻消息传播给社会公众时,才变成了新闻信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发现、选择、加工、传播、评论等新闻工作过程,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就是要按照这些规律去从事新闻工作。

舆论

舆论是社会公众的反映。它是公众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新闻内容、新闻言论的评价和反馈。在一定的条件下,公众议论可以形成现象和思潮,有巨大的反作用。所谓舆论引导、舆论工作,不是禁止群众发表意见,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让公众舆论的主流积极健康、友善、向上,形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和理论思想的真理性是灵魂;传播的效率、效能、效果是选择新闻传播手段的出发点;媒体提供的是平台、渠道,是物质支撑;舆论引导力是要实现的新闻价值,也是评论新闻的客观尺度。一个新闻信息传播的结果是可以用实践去检验的,就是它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可以用调查数据和公式计量的。在新闻、传播、媒体、舆论这四者中,新闻和舆论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有讲话中、中央文件中都是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这是个核心问题,新闻理论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明确新闻学的重点是什么,不要走偏了方向。

 

新闻学的学理基础是“三大规律”

一切学科的核心都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的,从自然学科到社会学科都是这样,否则就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新闻学的本质是揭示人类对新发生的事件、新观察的现象、新发现的事物进行认识、再认识,并公开进行传播的一门科学的话,那么“三大规律”就是它的理论根基,这也是构建科学的现代新闻学的学理支柱,立学之本,没有它们,新闻学就立不起来,就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新闻事实客观存在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人类参加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也是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的,不管你认识不认识、报道不报道,它都是按照它的自身规律运动着、发展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了独立存在于传播主体之外的新闻本源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不管什么人,包括政府官员、机构领导、媒体记者、编辑主播、新闻当事人、新闻相关人,都必须依据客观事物、事件、现象的真实存在状态发布相关新闻信息,不得利用职权歪曲事实、编造相关信息,模糊公众的认识或误导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新闻真实性的客观规律。凡是能把真相事实准确、客观表达出来的新闻,都应当受到公正、有力的保护。这个规律决定了新闻传播必须要保证事件的真实性、评论的真理性、态度的客观性,这是新闻的价值之源。一个新闻有没有价值,首先在于真实性和真理性。至于新闻传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例如由于掌握资料不全、深入不够、把握不准、个人认识局限等造成部分失真的问题,那是另一个层次即工作质量的问题,不属于违背了真实性的客观规律。正是由于这一重要规律,才奠定了新闻学的科学地位。

新闻报道主观认识的规律

新闻活动的本质是新闻工作者认识客观事件的过程,报道得好不好,是与认识水平相关的。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伟大的认识工具,用来解决新闻从业者主观认识上的正确性问题,用它来指导和统领我们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教学活动。这里的规律性表现在五个方面:

1一切客观事件、事物、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可以认识的。新闻业者有意识的活动就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于是产生了概念、范畴、思想、理论、故事等新闻活动资料。

2人类的认识运动的过程,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永不停止的,新闻活动也是这样。这就保证了人类认识不断深入,实践不断发展。

3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实践越丰富认识越深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现实社会活动的主体,他们也是认识的主体。新闻活动主体的一切认识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为人民立言记事。

4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深化认识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的力量就表现为理性认识。而理论是人类认识的经验和科学总结,包含了无数仁人志士长期的认识成果,是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只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必一切从猴子变人开始。所以从事新闻工作和一切其他工作,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前人已经形成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这也是人们在一生中要花二十多年的时间上学,工作中也要不断学习和培训的原由。学习新闻理论、学习新闻史、学习中外新闻实践的经验,学习新闻工作的技术和能力,就是提升新闻业者内在的专业素养和认识能力。

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和规律。无论什么理论都得在实践中去检验,正确的就是科学的,错误的就是谬论。新闻更是这样,你的报道真实不真实、客观不客观、准确不准确,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领导说了算,更不是媒体说了算,而是要经社会实践的检验。因为新闻传播出去,新闻当事人、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甚至外国新闻界、外国政界都会有相应的反应,事实、观点、结论能否经得住考验,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至于新闻评论、新闻监督、舆论引导更有强烈的实践性,所以,倾听实践的呼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就是检验我们新闻真理性的客观标准和再认识过程。

新闻传播中主客观对立统一规律

新闻生产是为了传播,新闻传播是客观事物的主观表达,主客观对立统一规律是新闻学的重要规律,也是专业领域的特殊规律,应当成为贯穿全部新闻学的一条主线。

新闻生产的过程和各种传播载体虽有不同,但它的规律性是一样的,都是客观事物与主观认识的对立统一,一切新闻活动应当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有人认为,在多点多元传播的条件下,“谁是记者”不确定,媒体的定位不明确,这就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看不清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还有什么规律性?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技术改变的只是传播方式,把纸变成屏、把文字变成形象,并不能改变它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新闻内容的采集到传播到公众中去,依然有它的客观规律,现代新闻学就是探究新媒体出现后新的变化。

1无论是时政新闻、财经新闻还是社会新闻、自然现象和灾害,新闻源头都是实践,凡是离开实践编造的新闻信息都是不真实的,这是铁的规律。这是因为一切新闻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一切事件的发生、发现,一切自然现象的记录和观测,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一切社会活动的产生、发展,都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事物,它们的运动、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地进行着,只有真实而准确地采集信息、记录事实、编辑加工、传播出来,才能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闻价值。这是所有新闻生产的源头和新闻内容的现实基础,没有这个本源就没有新闻。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的一面。

2人的主观要能动地反映客观存在,这个过程就是争取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统一,是最大限度保持新闻内容客观、准确的根本保证。尽管有许多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及时拍摄、记录、监控某些事件、事物和现象的现场和过程,智能机器人也能在太空、战场、自然灾害进程中发送新闻报道和照片、录像等,但也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要传播有思想、有情感、有质量、有分析的新闻,必须要靠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必须要有具备专业素养的记者、编辑、评论家。而这些新闻工作者又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认识主体,他们必然带有主观色彩:立场、观点、方法、态度、感情,这就使得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不可避免地加上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为了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就要使主客观达到高度统一。我们对记者提出要用“脚板”去写新闻、深入深入再深入、坚持“三贴近”等等,都是为了防止因不深入新闻现场而造成客观认识的失误。因为没有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就难以守望公平正义,就难以对得住职业良心。

3新闻传播中的“先入为主”和“黄金时效”,也是新闻受众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认识现象。人们在接受外界信息刺激时,常常有“先入为主”的特点,即第一个信息作用最大。尤其在新闻信息,人们常常以“知道”为止,不太深究。例如,从互联网知道的第一个消息是假新闻,中央电视台的第二个、《人民日报》上发的第三个发的是真新闻,但受众反而认为后者是假的,从认识上讲它已经反客为主了。无数事例证明,第一个新闻信息落点最有效,这是一种“黄金时效”的规律性。所以好记者、好媒体,都是“抢新闻”,而不是“等新闻”,抢的就是第一落点、抢的就是“黄金时效”。

4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解疑释惑的。新闻是舆论的对象和内容,有时可能成为社会舆论的导火索,引发社会公众的激烈情绪和铺天盖地的跟帖、点评,这反映了社会公众的主观认识。而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与新闻报道质量有很大关系。我们提出的新闻传播的“时、效、度”就是出于对坚持正确导向的考量。这里有一个重大原则: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新闻事实。就是不能假造新闻事实去导向,一旦事实造假就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在今天大数据技术条件下,一切新闻真相都会大白于天下,造假的结果就会适得其反。这里的导向,就是用深度分析和高水平的评论,用真相真理说服人,只有主客观高度统一才能起到导向作用。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追求”的五个方向

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创造,要给世人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性、科学性、现代性的新闻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要给学生一门真正的有新闻特色的学科。出于这样一个总体目标,在学术追求上有五个重要方向,需要牢牢把握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工作的“定盘星”和灵魂,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产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在新闻方面更是如此。其影响因素有三个方面:(1)制度环境。马克思是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监控下办报的,他一直都同欧洲反动势力作斗争,争取新闻自由是他的战斗目标。他教育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争取自己解放,拿起批判的武器动员武器的批判,他的新闻理论是批判为主,这是他的新闻思想总基调,与我国现在制度环境不一样。(2)实践发展。马克思设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整个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中国这样的革命方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因而也没有见到过共产党执政后新闻制度和新闻活动模式。(3)技术变革。马克思只见过书、报、刊等印刷技术支撑的新闻活动,他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他没有见到互联网、数字化等传播渠道和技术创造,因而他没有料到人类新闻自由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当然更不能预料到新媒体带来的巨变和未来的前景。

显而易见,面对当代新闻舆论工作的国际化、全球化、数字化、全民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的新闻实践经验,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学术研究。

新闻学术体系的中国化

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西方民主遇到了历史性挑战,以民主自由标榜的西方新闻学已经破产。而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到了世界前台。中国新闻学术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柱学科,正在逐渐地形成和发展,我们有条件构建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创造现代科学的学术理论、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学体系,全面推动新闻学中国化。

新闻研究视野的国际化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互动共振的社会,一个新闻事件、一个新闻信息都会在全球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美联储加息新闻能引起全球金融震荡,一个网络谣言能使股市跳水而千百亿美元瞬间蒸发,一个恐怖事件会让亿万人神经紧张……新闻信息在世界和平、安全、安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研究新闻不能局限于既往的习惯思维和偏居一隅,而要站在全球公平正义的制高点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去审视我们新闻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以推动人类文明的情怀引领国际化的新闻学,让它既是中国特色的,也是有益世界的科学体系,包容人类新闻研究的所有成果。

新闻传播体系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也是我国近百年奋斗的目标。我国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要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新闻传播的现代化当然就是题中应有之意。这里的核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互联网思维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基础,实现新闻事业的全面现代化,包括思维方式现代化、新闻理论现代化、新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新闻制度的现代化、新闻管理的现代化。新闻学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度思考,也需要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更需要深化改革和开拓创新,实现新闻生产、传播、引导和管理的全程现代化。

新闻舆论基调的主流化

在多元传播的格局下,社会舆论是良莠杂陈、反差极大。由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每一个新闻信息或新闻评论都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和后果,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分歧甚至是误判误导,不少人分不清主流和非主流,有时候负面的东西点击率更高、影响更大。这种现象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舆论圈,各说各话、各有其理,互不融合、相去甚远。我们应当承认,不同舆论的存在是客观的,官方媒体衣食无忧,拿钱办事,是用宣传、原则、讲话精神等度量新闻舆论,而普通老百姓是用柴、米、油、盐、物价、看病、上学这些身边事去度量新闻信息的,这难免产生不同认识。应该说产生不同舆论的根源都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形成主流舆论,引导公众正确判断和认识形势,形成向善向好向前的舆论总基调,帮助社会凝聚共识。中央早就提出,要构建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舆论工作新格局,这就是要通过融合发展壮大主流舆论阵地,运用新技术新渠道扩大主流舆论传播,以客观、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内容增强主流传播公信力、影响力;就是要用法治思维解决新闻传播中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所有新闻活动的公共行为。这些应当作为我们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重要内容,加以认真地研究和概括,上升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内容。

总之,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乱贴标签,而要达到新闻学的三个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科学的制高点和道义的制高点,代表当代人类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新认识。

(编辑  季节)

 



¨本文系柳斌杰教授201774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主旨演讲,发表时有删节。

*柳斌杰,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文史沉思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得最多的经济学话题之一。按照一般经济学者的看法,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应该让市场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投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资本”包括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是指私人资本,而不包括国家资本。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国有资本的存在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似乎只有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次是主张土地彻底私有化,放开土地兼并,允许以资本为核心来重新组织生产要素。

“林张之争”背后的核心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201610月,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进行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根本分歧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产业政策,却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从而让西方的国际霸权维持了四、五百年。而林毅夫则认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时,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才刚开始,它们面对的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竞争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扶持政策,不以国家的力量来扶持经济的发展,就会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原料和资源出口国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外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由国家对部分重要产业进行扶持,才能建立健全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加有利。

中国过去40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国家与市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改革之初,国家推动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正是因为有国家掌控转型的节奏,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而非苏东国家那样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苏东国家,这种失去国家掌控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寡头。而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在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基本崩溃,本国产业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迅速衰退,整个国家进入“去工业化”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失业。因此,苏东国家的转型虽然形式上似乎与欧美的民主自由政治接轨了,但转轨本身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全国人民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剧变之后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不仅经济衰退,社会发展水平也全面倒退,甚至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保证了市场化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为中国的市场化力量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国家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对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并不是不想干预经济,而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治理能力。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基础的产业积累,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无力改变这一状况。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些国家虽然极少干预经济,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但它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成功。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西方,制度上接近欧美式民主,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大量国有企业,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所言,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扩展并未给它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在那些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放弃了部分国家经济主权,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造成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上也陷入长期动荡。亚非拉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

强大的国家让中国企业高速成长

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力量的强大非但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了强大的中国市场;有了强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强大的企业。从国家强大带来的统一而潜力巨大的市场受益的,不只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而且主要是私营企业。

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度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因为国家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对国外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才使中国有了阿里、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能免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高速成长,到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上令人瞩目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竞争的国家,互联网也成为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做到这些,都要拜国家强大所赐。如果没有国家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不会发展到如此高度。而这一点,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欧也没能做到,虽然西欧对美国互联网企业采取了诸多反垄断措施,但仍然未能在欧洲培养起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相抗衡的企业。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淘宝。虽然国际电商巨头曾经进军中国,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失败,就是因为淘宝首先是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最重要的是,淘宝几乎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升级同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也使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突然面临外需不足的情况,已不能继续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从而从2008年起转向扩大国内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过投资“铁公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不仅为一些过剩行业提供了缓冲和需求,而且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这一计划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至今为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轮的投资建设中获得大幅提升,尤其是公路,基本上实现每一个村庄、乡镇、县城之间都通了公路,才让物流网络能够覆盖到这些地区,淘宝也才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长期落后,主要的大型工程机械都依赖进口。但2000年以来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对技术创新升级的大力支持,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而一举完成了对国际同行的赶超。不仅是三一重工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大批在2000年之前久陷困境、甚至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从中受益,迅速扭亏为盈,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像造船、港口机械等行业也莫不如此。而且,与许多经济学家们批评的完全不同,在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非但没有挤压私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反而存在大量相互合作的案例。这种合作既有资本方面的,也有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既有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也有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中国经验改写了西方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实际上已经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长期笼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自我封闭,脱离现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家对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而是各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过于亲资本,过于亲市场,从而有可能在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时向资本让步太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各级地方领导出于对“唯GDP”政绩的考虑,普遍对经济发展高度关注,而对一些民生领域的政策重视不够。而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如私营企业主在各级人代会和政协占据过多席位、党政干部通过各种民间沙龙、同学会等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对国家中立性和公共性的巨大威胁。

在主流经济学的论述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范畴之间讨论。而在200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则在更多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而直接谈论国家与市场。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的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也要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社会作为缓冲地带,来减少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和资本也尽量融合在社会之中。但是,经过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大幅下降。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下降到20%左右,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到50%以上。在一些人看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已经大于国家的力量,无需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而可以直接无视国家权力。因此,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时候会更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家进一步改革体制,将更多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减少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不过,相比之下,国家照顾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要远比资本多得多。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家常常需要顾及公共利益,而私人资本表现出来的贪婪则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且,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站在私人资本一边,批评国家权力,乃至利用种种话题,直接为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扩张争取舆论空间和民意支持。在许多时候,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甚至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称为“国家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扩张称为“国进民退”,将私人资本视为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故意混淆私人资本、私营企业的属性,而将之称为“民营资本”、“民营企业”。这种话语策略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霸权相结合,就形成了2000年以来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资本和私营企业主在社会上则越来越受推崇的局面。

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国家显然要比与私人资本考虑得更多。只是由于国家在理论层面无法对自身的功能做出有效且有感召力的理论解释,从而在舆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而且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资本的力量在中国也越来越不仅局限于实业资本,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相同,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加深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而且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资本,迫使资本日渐从实业领域流出,转向金融领域,导致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

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近些年来,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调控遏制投机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房地产总是在经过一个短期的调整之后又迎来一轮幅度更大的上涨。意识到金融和房地产的过高利润正在侵蚀实体经济,国家试图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也每每事与愿违。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比较难,呼吁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国家每次出台刺激政策,央行增发的货币都会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并非如中央所愿流向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作为商业机构,银行除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时候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逐步减小。而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优势今天正在逐步弱化。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而不会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从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但今天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正在下降,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正在扩张,自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优势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更加难以继续保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大量存在,它们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行动,而是要讲政治,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企业自身的利益之上。

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并未结束,而且正在向欧美延伸、向政治领域延伸。危急关头,社会主义制度也可能成为欧美国家的重要选项。2016年进行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复兴的较大可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对中国而言,可能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优势之一。

(编辑  杨利红)



* 萧武,《经略》网刊编委,观察者网新闻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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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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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