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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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的革新(下)

韩毓海 来源:《经济导刊》2017年08期 2017.08.30 17:44:32

 

从贵族政治到国家官僚政治的过渡

唐代继承并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除陆上丝绸之路外,唐还与伊斯兰文明圈携手,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唐顺宗时代的宰相贾耽作《古今县道四夷志》,记载了南出长安,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经海路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因长相特异,被唐人称为“菩萨蛮”。

唐代要对付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和日益强大的吐蕃,所以便如汉代一样,全力经营西北,继续开拓西域并维护河西走廊之安全,与此同时,隋唐依靠运河经营和勾连东南,依靠海上丝绸之路经营西南,富强一时超越两汉。汉、唐、清既均致力于开拓欧亚大陆,但也是因为西北问题的牵制,故于东北亚、东亚,均持守势。

唐代不得不从汉代继承来的负面遗产,便是由门阀士族制度演化而来的贵族制度。于是,怎样利用并克服贵族制度,这就是对唐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考验。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勋格,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二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南北朝到隋唐,佛教是一大贵族集团。举凡放债、典当、出卖度牒、发行债券,这些名堂都是寺院搞出来的,僧尼诸众不纳捐税,免除劳役兵役,国家财政一旦困难,就靠卖度牒集资。敬宗时(公元825-826年)徐州节度使卖了一次度牒,国家就丧失了六十万丁壮。

这是一种什么景象呢?是宗教热情,还是富户避役避税运动?显然是后者。虽然寺庙香火繁盛,但隋唐的佛教运动显然出于经济目的,与西方的宗教狂热不同。

这三大贵族势力的勾连,构成唐代的统治阶级。唐代固然结束了“封疆土,建诸侯”,但贵族的力量却更加强大。因而唐代是把地方的封建,变成了中央的分权。这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三省六部制”。

所谓“三省”制是: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这就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的实质就是分权,也就是皇帝与贵族分权。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是贵族、教会与王室分权。实际上,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实行了“三权分立”。

 “三省”把持在贵族集团手里,“三权分立”,意味着在中央是贵族掌权。而唐太宗以虚心纳谏著称,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因为他得罪不起贵族集团。唐高宗要把女儿嫁给河北崔氏,崔氏不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皇帝门第高贵。

“三省”意思是有三个宰相,宰相开会的地方叫议事堂,宰相吃饭时研究工作,叫“宰相会食”,任何人不能打扰,皇帝都不能参加。所以国家治理的事情基本上是“三省”定,皇帝是被架空的。

唐代若是贵族政治,那怎么看隋唐之科举入仕呢?所谓科举入仕,在唐代相当于官场里的“文工团”,基本上是个摆设。

其实,“考试”形式由来已久,隋以前,考试本是察举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隋代只是使“考试”脱离了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又一形式,并逐渐制度化而已。

科举脱胎于察举,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和州郡长官辟举任官制,各级长官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国家采用考试方法,统一选拔人才。隋炀帝时期,设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但是,以科举代替贵族官制,这么大的改革动作,绝不是通过上面一道改革命令就能完成的。人们惯常以为隋唐确立了科举制,这其实是误解。隋唐时代,科举不过就是摆设而已。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科举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门荫入仕”就是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爵的高低(需经过考试后)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为什么说唐代治理并不靠科举?首先,就选拔人数而言,据《唐登科记》,唐代科举及第的人数很少。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每次考中的只有二三十人,远不如宋和明清。而“诸色入流岁以千计”。显然科举入仕的官员比例并不高。其次,就任用方式而言,唐代科举及第后并不马上授予官职,因为还需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合格后,方才授予官职,谓之“释褐”,而通过铨选之后,进士所授官职,则要远低于门荫入仕。门荫入仕者一般占据朝廷高位,而胥吏阶层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入仕只是官场的补充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唐代的科举,并没有真正打破贵族官制。唐代的行政权,还是掌握在贵族手里。

唐代的中央,就是皇帝与贵族斗法,皇帝要办事,如果贵族反对他就办不成。于是,这就迫使皇帝越过把持中央的贵族集团,直接去抓地方。唐能统一天下,动员基层,这既不是靠科举制度,更不是靠三省贵族分权,而是靠府兵、靠均田,这是皇帝直接管地方的制度。府兵制脱胎于北魏,《木兰辞》有形象的描写: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老百姓自备装备服兵役,这就是府兵。

唐代百姓与中央建立关系,就是通过均田与府兵,靠的是军书和黄册(土地册)。

唐代制度,有一条是继承了秦汉,而又超越秦汉的——那就是设立独立于三省六部的“御史台”。既然贵族把持了中央三省,御史台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监督三省和六部,而是巡视地方。中央派出巡视地方的巡视员叫观察使,分巡地方十道,这是皇帝控制地方的制度。而到了唐中宗,观察使就驻在地方,因此被称为节度使。这样,中央派出的巡视员,逐渐成了地方诸侯,在安史之乱时期,它就演变为藩镇。

陈寅恪说,安史之乱,实质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后代造反,即融胡汉为一体的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分裂,这是很有见地的。钱穆说,唐代地方形成藩镇,主要还是由中央巡视员驻在地方的结果,权力的监督机构变成了地方权力本身,观察使分巡十道,使州县之上有了道,而道终于裂变为藩镇。这也是一种不俗的见解。

中国的贵族政治,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开始走向衰败。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是河北山东一带。它不仅导致关陇集团的分裂,也沉重打击了贵族门阀势力,使中国自汉末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走向终结。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从这个意义看,安史之乱不失为一场制度革命。它开启了新的改革大门,导致了儒家的复兴。不过,这里复兴的不是孔子之儒,而是汉代之儒,核心就是要维护大一统,强调中央权威,重视经济发展,尤其是重视企业(盐铁)和商业(漕运)发展,重视农业和土地税收。汉儒被门阀士族打败了,但唐代贵族制的没落,却为汉儒思想的复兴创造了历史条件。从中央层面说,一旦贵族式微,三省制度便少了依托,而中央集权,则是从集财政权入手,即从税收、转运、军需的强化入手,这就是杨炎和刘晏的改革,它造成了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权力的上升,并对原来的“三省六部制”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于是,主管财政的三个部门,在重新分工中崛起为三部——盐铁部:管盐茶、商税、铸钱、铸造兵器;度支部:管漕运、军粮、俸禄;户部:管田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宪宗之间发起永贞革新,这是中国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点,即从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转向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制度,实质是从贵族政治,转向国家官僚政治。革新中涌现出著名的改革群体,他们都出自这三个财政部门。这就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秦始皇、汉武帝的路线上去。

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到白居易,都是这个改革集团中人。他们代表了中唐学风、文风和作风的巨变:从贵族的自由主义和雕饰文风,转向严肃的治国理政。当时柳宗元是御史,刘禹锡是屯田员外郎,分别是监察官、财政官,他们都不是空头文学家。

由于这次改革失败,导致了“二王八司马事件”。著名的《封建论》乃是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做,这篇文章是对秦、汉、唐治理体系及其效能的深刻总结。

毛主席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他认为:一,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在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教训。毛主席认为柳宗元是一流的政治家,他的文章能够把“义理”与“才情”高度统一起来,把治学与治国理政统一起来,能够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

后唐的第三个皇帝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三司制度。三司制度被宋代继承,使宋代成为一个极为重视经济的朝代。

千年大变局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从隋唐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大运河。宋把秦、汉、唐的大部分江山都丢了,保有的只是勾连东南地区的大运河,这样,宋把中国发展的方向,由欧亚大陆引向了东南沿海。

隋文帝时,开广通渠,漕关东汾晋之粟给京师。隋炀帝时,开运河,漕东南之粟给京师。从宋代起,西北的问题、欧亚大陆的问题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东南沿海。明代刘侗说,“有西北之劲以制东南之饶,亦用东南之饶以养西北之劲”,但秦、汉、唐西北之劲,是因为军旅以农民编成,强大的军队是打出来的,不是靠东南沿海养出来的。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是宋代以来制度安排的结果。

宋代的军队是养出来的。国家高薪养兵,把军队当摆设,开了历史先河。宋太祖的名言是:“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益。”国家把兵养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安史之乱,但是,这样包养的军队,从此就不能打仗了。

宋代以科举制度,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多是废物,没有造反的能力。宋代以其积贫积弱,反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王朝,就是因为它以包养的方式,搞定了中国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举废除了中国文武两个阶层的能力。

与秦、汉、唐、清不同,宋朝从来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北宋的一统是“小一统”,统一的只是五代十国那个区域,而宋的周围依然有辽、金、西夏列强环伺。北宋的制度改革或者制度设计,就是这种尴尬处境的产物。一方面,为了维持内部统一,避免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重现,它就必须以文人政治代替贵族政治、武人政治。文人不作为,但也不会生事,如此就能维持住内部的“小一统”,但是,面对列强环伺的处境,又迫使它不得不有为、不得不改革、不得不图强。

为了内部稳定,需要用规矩人、乃至庸人;为了谋外部生存则需求强势、求破格,而如何以庸人求强势呢?是所谓“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于是,整个北宋就只能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徘徊、等待、消磨,最终只能是维持而已。

中国的读书人政治,即“学而优则仕”政治,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到北宋方才确立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的科举之门大开,不仅选拔人数大大增加,而且是考中即授官。北宋开启的制度革新,使得读书人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比起贵族阶级,“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前人指出,宋代的成就,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胜的周朝,也不同于效法“功力”取盛的汉唐,而是“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其家法严,故吕(后)、武(则天)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王(莽)、董(卓)之祸不作于朝廷”。与历代不同,宋是最讲法制、讲规矩的,这造成了制度稳定,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也有很大缺点,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缺乏治理能力。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极其严密,这似乎是一种进步,但是一考定终身,这也使科举成为畏途。这样,许多有才能者只能做胥吏。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小心不犯错误就调走,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地方实际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叶适这样说:何谓“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簿书期会,一切惟吏胥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这就造成了宋代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宋代法度极严,御史台也有了新的变化。历代的谏官本是向皇帝提意见的,甚至是帮助宰相来监督和均衡君权,而到了宋代,谏官逐渐地偏向监督宰相、监督政府。谏官本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评价其称职与否之标准,一般来看就是敢不敢说话。此前,谏官向皇帝肆无忌惮地提意见方显称职,到了宋代,谏官的职责竟然成为直接反对政府,如此以来,本来就不太会干事的官员,就更加不敢作为了。

至于宋代的地方制度,乃是为了纠正唐代地方权力过大而设计的。与唐代仿佛,宋代同样是派御史到地方巡视,但不叫观察使或节度使,而改叫监司官,而且是每一路派四个监司官,把地方的财政、司法、军事、民政一起管起来,把这些权力全都收归中央,其中,以管漕运的转运使最为权重。唐代中央-地方分税,总还是给地方留了一些财政自主权,但是到了宋代,地方完全无权,财政、军事、民政全归中央,太守坐拥空城。于是,面对辽金的“游击队”也完全无可奈何。

史家说宋代积贫积弱,并不是说中央积贫积弱,而是说地方积贫积弱。因此,叶适指出:如果说唐代的巡视制度之缺点是放任了地方,使中央巡视员变成了封疆大吏,造成末大不掉,那么,宋代的监司巡视制度则完全相反,宋代的监司,成为了中央压迫和榨取地方的工具,使地方日益困穷无能。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它所终结的,实际上就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从道学产生,中国的儒家思想就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搞出了一套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王安石讲“道以致用”、“道之用见于器”,陆九渊、叶适讲“民心”,但他们这一套,在道学面前均属逆流,在道学家眼里,这些人都是小人。

与秦、汉、唐不同,宋代对于西北、东北均无能为力,唯独对于东亚产生了很大影响。宋儒对于东亚的影响,一是铸成了鄙视乃至挑战欧亚大陆的“岛夷意识”,二是强化了东亚的封建等级制。日本京都史学派美化宋朝,以为唐宋之变,开创了人类现代化道路,造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立、脱离的“东亚文明共同体”,这并非偶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旗号就是“大东亚共荣圈”,而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宋代道学家的信徒。

从大分流到大翻盘

在欧亚大陆上,在中国与西欧之间,有三大游牧民族,一是土耳其,二是鞑靼即蒙古主力,三是通古斯,而女真为其一种。

首先横扫欧亚大陆的是蒙古。元代打开了唐代衰落以来梗塞已久的欧亚交通陆路,并开通了南洋和印度洋贸易。

元代造成了佛教的复兴。它全力打击先秦、两汉、隋唐、有宋以来以治国理政为旨归的儒学,停止科举90余年,任用贵族、僧徒、胥吏为官。但是,以消灭儒学为目的的元代统治者,却大力扶植道学,因为道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是顺民的哲学。正是蒙古人为两宋道学确立了正统和支配地位。1313年,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从祀孔庙,这样,儒学就变成了“儒教”,而儒教就是宋代的道学。对于蒙古人、西域人是否用道学治理呢?绝对不用,道学只是治理汉人的治术或学问。故章太炎说,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就是亡国之学。鲁迅甚至说,从那时起,中国读书人就断了脊梁。

儒家既然没落,但小民的反抗却不能停止。元末,以私盐贩子为中心的暴动,最大的是浙江方国珍的队伍;而因穷为僧的朱元璋,最终率部截断运河,推翻了元代的统治。

明代处于世界历史大分流时期,处于中国历史大的转折关头。整个明代与历代的不同,在于它的挑战既来自陆地,又来自边疆,既来自西北大陆,又来自东南海上;它面对着西方海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明代没有成功地应对这种挑战,丧失了历史的机缘。明代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且对后世影响最巨者,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本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赋税政策,都是农商并征。嘉靖年间,浙江御史庞尚鹏奏请一条鞭法,提出一切赋税均依于土地、计亩征收,这就放任了江浙一带的商人。工商阶级没有田亩便不纳税、不服徭役,这是千年未有之大不公平。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一条鞭法实行,规定一切赋税皆纳银两,使白银成为明代国家税收货币,这又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此时,正值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大银矿。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白银流入中国,支配中国经济的货币财政政策,便操在了东南沿海的买办商人和西方殖民者手中。中国在资本时代的失败命运,从此铸就。因为白银依赖外部供给,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便陷入资本短缺的状态,从而使工业革命不能发生于中国。由于东南沿海商人勾结倭寇洋人,明清又不得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1614年,“海上马车夫”荷兰在中国南海与西班牙、葡萄牙人争夺海上霸权并占领台湾,从那里封锁了从菲律宾向中国运银的通道,造成明朝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被高利贷所压榨的中国农民奋起造反,1633年,明朝被清朝所代替。

清朝继承了秦、汉、唐的未竟之业,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纳入中华版图,大清使中国再次屹立于欧亚大陆。但是,女真这个狩猎的民族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这个时代是资本的时代,这个世界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清朝延续了明代以银为币的错误政策,它没有使货币转化为资本。1840年,巨额的商欠——即经营资本的缺乏,已经使广东公行的对外贸易不能持续,这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战争炮声一响,大量的白银赔付造成了清王朝财政体系的瓦解,清王朝随之崩溃了。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华文明陷于崩溃,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清代有汉学的复兴,从顾炎武到林则徐、魏源、康有为,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传统。但是,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传统已经不能救中国。清朝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继汉唐之后,将目光重新转向欧亚大陆。这种转向的一个悠远的历史回声,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逝世10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从那时起,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把这个前无古人的时代,称为“中国人民站起来”。

如果说,秦皇汉武和唐太宗,使我们的民族成功地应对了游牧民族的挑战,使中华巍然屹立于欧亚大陆的话,那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各族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成功应对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时代,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发扬光大的呢?

多年前,我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通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在此基础上,恢复了秦汉郡县制,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兵光荣,好男儿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从三湾到古田,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振奋了中华民族失落千年的武德,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挨打的悲惨处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第二就是通过改造基层,实现了人民的彻底解放。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自皇帝到基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

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是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的抵抗便是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共产党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上层治理体系已经叠床架屋,以官治官的改革难以奏效,从而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基层建设、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所谓民主,就要让人民参与治理者的工作,选举只是手段之一。而所谓群众路线,是要求治理者走下去,到人民中去生根、开花、结果。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是中国之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不同。

第三就是锻造新的治理者,形成了新的政治文明、治理者伦理或“工作作风”。

经世致用,治国理政,这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点,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地继承或者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们的任务不是复古,而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的目的不是复兴儒学,而是推崇科学,使知识与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第四就是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人民资本”。1948年,人民币在石家庄向全中国发行,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的信用货币。这种货币以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为基础发行,这不但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货币短缺问题,资本受制于人的问题,而且,一举将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推向了现代资本经济。

第五,就是以“春秋”改造“世界史”,以“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春秋》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从建立华夏,到夷狄与华夏的对立,再到融合华夏与夷狄的“天下”,即由“大一统”走向“天下大同”的辩证法。这就是所谓“三统”、“三世”。

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华夏大一统的时期,而自唐到清,是融合夷狄与华夏为一体的“天下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把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与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为人类大同而奋斗。

(编辑  季节)



*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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