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讨论得最多的经济学话题之一。按照一般经济学者的看法，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应该让市场在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显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投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资本”包括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但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要是指私人资本，而不包括国家资本。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国有资本的存在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似乎只有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次是主张土地彻底私有化，放开土地兼并，允许以资本为核心来重新组织生产要素。
“林张之争”背后的核心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2016年10月，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林毅夫之间进行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根本分歧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产业政策，却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从而让西方的国际霸权维持了四、五百年。而林毅夫则认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时，人类历史的工业化才刚开始，它们面对的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时，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竞争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采用扶持政策，不以国家的力量来扶持经济的发展，就会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原料和资源出口国和商品倾销市场，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外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由国家对部分重要产业进行扶持，才能建立健全的产业结构，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更加有利。
中国过去40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经验。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国家与市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改革之初，国家推动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正是因为有国家掌控转型的节奏，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而非苏东国家那样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苏东国家，这种失去国家掌控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寡头。而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在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基本崩溃，本国产业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迅速衰退，整个国家进入“去工业化”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的失业。因此，苏东国家的转型虽然形式上似乎与欧美的民主自由政治接轨了，但转轨本身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全国人民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剧变之后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不仅经济衰退，社会发展水平也全面倒退，甚至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保证了市场化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为中国的市场化力量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国家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对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并不是不想干预经济，而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治理能力。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基础的产业积累，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无力改变这一状况。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这些国家虽然极少干预经济，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但它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成功。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西方，制度上接近欧美式民主，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大量国有企业，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所言，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扩展并未给它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在那些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放弃了部分国家经济主权，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造成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上也陷入长期动荡。亚非拉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
强大的国家让中国企业高速成长
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力量的强大非但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了强大的中国市场；有了强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强大的企业。从国家强大带来的统一而潜力巨大的市场受益的，不只是国有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而且主要是私营企业。
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度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因为国家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对国外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才使中国有了阿里、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它们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能免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压力，从而实现高速成长，到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上令人瞩目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竞争的国家，互联网也成为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做到这些，都要拜国家强大所赐。如果没有国家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不会发展到如此高度。而这一点，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欧也没能做到，虽然西欧对美国互联网企业采取了诸多反垄断措施，但仍然未能在欧洲培养起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相抗衡的企业。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淘宝。虽然国际电商巨头曾经进军中国，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失败，就是因为淘宝首先是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最重要的是，淘宝几乎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升级同步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也使国家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突然面临外需不足的情况，已不能继续依赖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从而从2008年起转向扩大国内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过投资“铁公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不仅为一些过剩行业提供了缓冲和需求，而且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虽然这一计划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至今为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轮的投资建设中获得大幅提升，尤其是公路，基本上实现每一个村庄、乡镇、县城之间都通了公路，才让物流网络能够覆盖到这些地区，淘宝也才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长期落后，主要的大型工程机械都依赖进口。但2000年以来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对技术创新升级的大力支持，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而一举完成了对国际同行的赶超。不仅是三一重工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大批在2000年之前久陷困境、甚至频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从中受益，迅速扭亏为盈，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另外像造船、港口机械等行业也莫不如此。而且，与许多经济学家们批评的完全不同，在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非但没有挤压私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反而存在大量相互合作的案例。这种合作既有资本方面的，也有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既有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也有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中国经验改写了西方经济学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
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实际上已经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与市场关系。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长期笼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自我封闭，脱离现实。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不同，今天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家对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而是各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过于亲资本，过于亲市场，从而有可能在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时向资本让步太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各级地方领导出于对“唯GDP”政绩的考虑，普遍对经济发展高度关注，而对一些民生领域的政策重视不够。而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如私营企业主在各级人代会和政协占据过多席位、党政干部通过各种民间沙龙、同学会等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对国家中立性和公共性的巨大威胁。
在主流经济学的论述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范畴之间讨论。而在200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则在更多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而直接谈论国家与市场。这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的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也要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社会作为缓冲地带，来减少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和资本也尽量融合在社会之中。但是，经过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大幅下降。目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下降到20%左右，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到50%以上。在一些人看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已经大于国家的力量，无需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而可以直接无视国家权力。因此，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时候会更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家进一步改革体制，将更多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减少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不过，相比之下，国家照顾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要远比资本多得多。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家常常需要顾及公共利益，而私人资本表现出来的贪婪则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且，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站在私人资本一边，批评国家权力，乃至利用种种话题，直接为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扩张争取舆论空间和民意支持。在许多时候，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甚至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称为“国家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扩张称为“国进民退”，将私人资本视为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故意混淆私人资本、私营企业的属性，而将之称为“民营资本”、“民营企业”。这种话语策略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霸权相结合，就形成了2000年以来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资本和私营企业主在社会上则越来越受推崇的局面。
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国家显然要比与私人资本考虑得更多。只是由于国家在理论层面无法对自身的功能做出有效且有感召力的理论解释，从而在舆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而且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资本的力量在中国也越来越不仅局限于实业资本，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本。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情况相同，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加深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而且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资本，迫使资本日渐从实业领域流出，转向金融领域，导致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
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近些年来，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调控遏制投机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房地产总是在经过一个短期的调整之后又迎来一轮幅度更大的上涨。意识到金融和房地产的过高利润正在侵蚀实体经济，国家试图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也每每事与愿违。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比较难，呼吁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国家每次出台刺激政策，央行增发的货币都会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并非如中央所愿流向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作为商业机构，银行除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时候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逐步减小。而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正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优势今天正在逐步弱化。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而不会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从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但今天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正在下降，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正在扩张，自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优势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更加难以继续保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大量存在，它们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行动，而是要讲政治，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企业自身的利益之上。
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并未结束，而且正在向欧美延伸、向政治领域延伸。危急关头，社会主义制度也可能成为欧美国家的重要选项。2016年进行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复兴的较大可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对中国而言，可能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优势之一。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