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社会平等”是社会学部的重要研究主题。对社会学研究，需要更加体现研究的基础性与实用性，能够回应当前根本性和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与课题进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定位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基金会的研究应该集中于“危、重、险、急”领域，要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战略解释力，能够直面问题、敢于正面发声。
根据基金会的性质和定位，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是什么？黄平指出：基金会不同于教育部，也不同于高校，这里的研究应该是社会需要的、国家关心的，注重的是实用，特别学究气的学术研究不适合基金会。
社会学本身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能够纳入社会视野，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视野。社会学需要融合共同富裕的理念与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纳入社会的视角、社会的维度；它比任何学科都更天然地聚焦于共同富裕和社会平等这一核心的价值追求，可以切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梦想下做出贡献。社会学的研究体现社会性，将人民主体性置于新高度，这应该是对政治、经济研究的有力补充。
2016年社会学部有7项个人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研究和边疆研究领域，实地调研量大，研究周期相对偏长。与会学者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下一阶段的研究设想。
车耳教授的课题“自尊自律”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信用体制建设。从学理层面看，这体现市场经济的道德自律建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经济下行期有一个倾向，很多机构和个人开始用黑社会方式来进行债务追讨。他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并且会继续围绕社会信用做深入研究。
新疆大学祖力亚提·司马义教授的课题是“宗教‘去极端化’与新疆社会稳定研究”。她指出，新疆问题在国家战略上属于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国家启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后，新疆的稳定和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她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同时她也感到，新疆研究在国家层面受重视，但是整体的研究力量薄弱，而且很多调研形式化和不接地气；各地方对新疆社会的理解很不够；同时新疆本地的学者与外面学者基本没有建立联系，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来。
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提议开展“农村土地制度的社会学意涵”课题，主要是从综合性视角看待土地制度的社会意义。土地制度其实承载和包含了多方面社会关系，土地制度改革和变化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厘清现有的土地制度下个体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村民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土地制度进行变革，那么综合的社会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有关于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又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后果？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的课题是“农村基层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已做了7个省份的基层调研。提出按照劳动力流动和所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发展型村庄、衰落型村庄和涌入型（工业型）村庄三种基本型。相应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村庄，其治理形态不应一刀切，而应该体现治理的地方性。加强基层治理不仅需要以党建为抓手，更应该调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参与，构建多元治理格局，以达到乡村“善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潘杰提出开展“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合作化”议题。她一直致力于共享经济与生态农业研究，近期在山西的蒲韩社区做调查，蒲韩的实践与经验提供了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下一阶段将从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行课题立项。
陈立开展的“精准医疗与全民健康”课题，发现健康问题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尤其在扶贫领域作用极大。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与健康的关系相较于教育更为密切，所以从医学社会学这个角度来看，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社会学部认为，可以将“农村土地制度与现代化”作为下一步的公共课题。
清醒认识千年未有变局、理智选择发展路径
修远基金会的杨平介绍了自己近期的研究与课题进展。修远基金会承办了《文化纵横》杂志，目前杂志发行量在5000份左右，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数在5.3万左右。同时，还在进行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的系列研究。在当前这个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有必要致力于国家的文化与价值建设，也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包括民族道路选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研究价值重建的社会基础，在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解构的社会形态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是新生的2亿到3亿农民工（新的工人阶级）、城市白领，及新生城市中产阶级，三大新兴主体的政治文化诉求也是重点的研究对象。修远基金会还在上海理工类大学承办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作为高校思政课改革的样板，探索原有思政课程的有效改造，其核心是构建中华文明新的史观，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文明治乱史观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史观基础上，试图从中华文明的“新史观”对于旧史观进行再造或者超越。
杨平重点介绍了去年承接的“迎接和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课题。该课题以超越经济周期分析的角度，试图从系统性角度认识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国际局势。课题认为，“新常态”是一个经济概念，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从高速期进入中高速期，此间要完成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发展与生态的和谐。而此课题探讨的“新周期”则是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范畴和概念，它对应的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诸多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军队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以及关于国际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但这些举措在实践过程中有一定争议，尤其是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靠近的知识分子，对于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有较强的抵制情绪。怎么认识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新举措的争议？课题组认为应该探讨这些政治战略和政治决策背后国际的、经济的、乃至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简单地说，十八大以来所有的举措都是与大的形势相适应的，原来的发展战略要因应新局势而进行适度调整。整体看，现在的大周期、大形势有如下三种表现：
第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来中国“搭西方的车”获得发展，融入国际体系、遵循国际规则，并不断获取西方知识来改造自身的干部队伍和精英。但这个进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不可能再“搭西方的车”，无法再借助人家的力量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然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对这一形势的变化并不清晰。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背后的国际性、根本性要素的变化从表象上也有显现，比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西方两党政治背后都有一些根本要素在发生错位和移动，这些要素可归结为三点：（1）中国崛起，这是从未有过的东西方攻守角色的转向。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的再造是根本性的变动趋势。（2）技术变迁，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快速冲击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要素的史无前例的变化。（3）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伴随资本全球化所并生的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全球化。原来在民族国家内生产要素是垂直分布，企业上下游都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现在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加之交通的便利，整个要素分布都是扁平化或水平化的，所有生产都分布在世界各地。生产要素、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全球分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在中国崛起、技术变迁、资本与生产的全球化分布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美国的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中东乱局等等，今天世界上的混乱、迷离、不可预测，其实都根源于背后基本要素的变化。这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周期危机进行解释，同时也需要跳出马克思给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解释。这是中国面对的新的最重要的形势，不去把握和面对这个形势将错过机遇。
与上述三点相伴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突出特点是从传统静态的社会进入到高度流动的社会，社会在流动之下被两层标准重新分割：一个是人们在“体制内外”的身份有明显差别；另一个是市场的区隔，竞争与专业分工不断地导致市场分层、两极分化，形成不同群体。流动社会出现及体制内外有别和市场上下有异，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执政党过去从未面对过的，传统的治理方式无力回应。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我们在讨论新周期时必然纳入分析框架的重要面向。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于一个新周期之中。新周期和新形势下附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干部队伍的变迁。革命战争时代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建国后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尽管走了弯路，但领导工业化是执政党任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和创新，这个历史性的挑战摆在面前；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将决定“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成败。这是“新周期”这一课题的基本思路。围绕新周期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课题，重点是探讨21世纪问题，所谓21世纪问题就不是20世纪留下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超越的眼光，走在大多数人民的前面，不能够被现实拖着走。
黄平对杨平的发言做了点评，认为他的发言积极回应了思想界的重大和棘手的争议与问题，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是对社会学部讨论的画龙点睛，具有超越性思维和独立精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社会学部课题的选择及其意义
黄平提出了6个研究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学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倒计时阶段，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进行讨论，关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而很少提到社会建设的层面。所谓社会学路径，不仅是社会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者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而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研究框架中纳入社会视角和社会维度。
与此相关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实情和经验的。所谓新型新在哪里？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可能是一个新型，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城乡关系，就是在城市化率加快提升的过程中，要给进城落户的农民以公平待遇，户口、养老、教育、住房等等都要有所涉及。即便如此，我国还会有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还要正确处理城镇化进行中的城乡关系，清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特点与所处阶段。
关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目前全党全国工作的一个重点是要以扶贫为抓手实现共同富裕，扶贫作为硬指标和任务，各级政府的压力较大。黄平自己1980年代起就在“老少边穷”地区搞扶贫工作，近20年的扶贫工作让他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中央要求2020年贫困地区脱帽，精准扶贫完成，小康社会建成。但到时扶贫资金和项目没了，可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不能持续或者维持现有的水平？贫困有时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但也有天灾人祸的因素，所以从社会学层面探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是重要议题。
关于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学从学科诞生之初，就在处理工业社会早期阶段出现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问题。现在全社会在讲共建、共享、共赢和共同富裕，但是做研究不能只看未来的目标和理想的价值追求，更应该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现实是社会已经是高度阶层化，在已经分化的情况下怎么建成共享机制？怎么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集中力量解决，至少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关于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研究和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这两个课题的特点是“一体两面”，即将人民主体性与政策公共性纳入到研究和应用的视野。社区建设是要将社会落到社区，但现在的社区已经虚化和行政化了，服务于行政管理。社区重建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是认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会形成共同的认同，小到乡村、社团，大到国家，都应有共同的认同，就像中国人会认同“我们是中国人”。有了共同的认同，回到自己的社区，就会有安全感。虽然各过各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但是遇到有事的时候，比方天灾人祸、地震洪涝或是外敌入侵，社会才会体现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而社会认同与安全感形成的背后，有一个更为要害的因素，就是人的主体性或叫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不只是西方社会政策意义上被同情、被可怜、被慈善的“客体”，而是“主体”——社会的主体。这个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是社区重建或者社区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的社会政策才会更加体现公共性，所以人民主体与政策的公共性是相辅相成的两面。
走向综合的社会科学
黄平指出，这些课题看上去像是一串问题，看似“拾遗补缺”，但指向的是更加本质和紧要的东西。自18、19世纪之后，知识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似乎不分工就不专，不专就不能成为学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那一块都是真的，但是却再也看不到整个大象。
经济学、政治学各有其研究范式，法学要按照法学学科规范，现在美国或者西方更是如此。美国大学，甚至在同一个系，有做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被分割肢解、被专业化到一个个小格子里。然而社会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大象的生命是整体性，如果谁把大象的哪一块单独拎出来，那是不能存在的。一棵树离开所处森林也没办法活下去。学术研究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对于研究整体，在18世纪的时候是要找它的规律，但其前提是研究的整体是比较确定的对象，是沿着确定性的假设做研究，这一时期是研究的过渡时期。然后是对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研究，其研究定型为制度，定型为理论结构，但实际上现在包括所谓发达国家，亦越来越表现出不确定性。从确定性整体到不确定性整体的研究，认识范式需要转变，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整体性、二是复杂性、三是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分割之后的学科设置，这就使我们既看不到整体，更看不到整体的复杂性。约翰·杜威当年写《确定性的寻求》，是要让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找到规律，而现在社会的变化成了常态，不再适用确定性与分化的研究。主流的从业者现在还是在强调分化、专业化，甚至还评比，看谁发的文章多。基金会应该打破既有研究的路径缺陷，能够从以问题为导向，走向综合的研究。这恰好体现基金会的“拾遗补缺”，基金会此时就是偏师。
当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的时候说，“人家不做的事我们做”，有人说这是谦虚，但其实他所说的“拾遗补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事物更加本质的探究与追寻。所以，下一阶段的研究可以是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整体性与不确定性，虽然很难，但意义重大。关于跨学科研究这一点是基金会青年同志们建议的，可以根据议题，组建团队，要以问题为中心。这个问题的研究里，既可以有法学家，也可以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自由组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可以做这一尝试，做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城镇化研究、发展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乃至国际关系问题等等。现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不只是学国际关系的，而是学经济、学政治的，或者学其它学科的人。
黄平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50年的重大科学项目的评估，评估花了5年时间，从1995年开始做到2000年，做了5年以后，整理、梳理和写作又花了5年，2005年截稿。其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的分置就错了，现在要重新综合，应该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