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1942年初，造访延安的作家萧军问毛泽东：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呢？他认为：应当有个文艺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建议很好！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先后找了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收集、了解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而艾青也对毛泽东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似乎有些吃惊：我讲，会有人听吗？
艾青肯定地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晚，毛泽东致信萧军：“准备本周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信很短，但极为周到。
当时的萧军以傲慢著称，他曾经放言说：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毛泽东听到后不但没有不快，更在这位“鲁迅的学生”面前，坦陈了自己在党内被整和遭受委屈的历史。萧军闻之大为不平，毛泽东反而劝萧军说：“一个人没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没受够教育啊！我们干革命，就要受得了委屈，方才能安身立命啊！”事后，萧军写出《论同志之间的“爱”与“耐”》，送《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特意打电话给舒群，建议文章照发，但要删掉自己的名字，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与作家是以心换心的，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亲切而尊重的。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向一百多名作家发出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1942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他比规定的开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他与到会的各位作家逐一握手寒暄，然后落座，大家注意到：毛泽东穿的棉袄破了，一抬手，胳膊肘上就露出了棉花。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这样召开的，而这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期间召开文艺座谈会，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毛泽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全部三次会议讨论，期间，他偶尔幽默地插话，但更多的时间是听会、思考，并埋头记录。5月23日晚，是最后一次会议，应作家们的要求，毛泽东为会议做总结讲话。谦虚低调的毛泽东讲出了一篇经典。
毛泽东一开始讲话，就抓住了作家们的心，全场鸦雀无声，偶尔听众中爆发出会心的笑声。他讲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鼓掌，人们久久不愿散去。诗人何其芳回到鲁艺，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着，与大家讨论到天亮。
毛泽东对讲稿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一年后，他才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了《解放日报》，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最为独特的地方是：全文五个部分，统统都是从“我们”开头的，而其中的三个部分开头的第一句话，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处处以“我们”开头，这表明，毛泽东这是在向自己人交心，他把延安的作家们，看作是自己人。而既然有“我们”，就必然有“他们”，“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成立。
在讲述“我们的文艺”之前，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什么是“他们的文艺”。正像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开头一样，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则是从什么是“他们的文艺”，什么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与“他们的文艺”的不同说起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抓住作家们的心，首先就在这一点上。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艺”呢？所谓“他们的文艺”，就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汉奸的文艺。毛泽东说：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文艺家们所理想中的自由和自由写作究竟是什么呢？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就是要表现自我、表现内心、表现普遍的人性。毛泽东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它是在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终究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下了《启蒙辩证法》这部杰出的理论著作，它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变，这是文化的资本化——即文化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互相交织着。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限。由于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部分，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文艺，所谓文艺表现作家的个性是完全不可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所谓“表现内心”，正是启蒙的产物，因为它来自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如果说这种秘密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哲学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简而言之，所谓内心的秘密法则，如今一点也不神秘了，它不过就是计算和推理能力，而在文化生产中，它不过就是对成本得失的精密计算而已。
毛泽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还沉浸在虚假的内心、自我、普遍人性的梦幻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工具与产业。正因为小资产阶级没有看穿这种骗局，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毛泽东说：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结果是得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根本上是走不通的。《启蒙辩证法》这样的著作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对于作家而言，乃是一种新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对于人类的文化则是一种新形式的摧残。中国的文艺，它的未来绝不能走那样一条路。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指出，如果沿着启蒙的文学这条路照走下去，中国最可能建立的，便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毛泽东则指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文学之后，我们绝不能走向市场的文学、拜金的文艺、走向资产阶级的文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作家们讲清楚。
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汉奸的文艺，便是“他们的文艺”，是与“我们的文艺”对立着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则可能把我们带到歧途，而“我们的文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不懈地反对上述潮流的新文艺。
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
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
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因此，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文艺，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更在情感。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在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精神上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转变，更是情感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情感没有转变，所以大家的头脑里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那么，为什么延安在思想上整风之外，还要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开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感情的问题。只有在思想上通了，而感情上也通了，那么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毛泽东说：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有许多同志比较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段话，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是讲话的核心。
时刻念着人民群众
什么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呢？毛泽东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啊？我们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当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枣园的百姓蜂拥而至，他们喊着：毛主席不能走，毛主席不能离开延安。当毛泽东从重庆归来时，延安万人空巷，父老乡亲在机场翘首以盼，他们奔走相告：菩萨保佑，咱们的毛主席好好地回来哩！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异地发现，灶台上挂着的竟然是他的画像。毛主席问女主人说：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大嫂说：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鲁艺的师生排出了大歌剧《白毛女》。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当天晚上，《白毛女》在此首演。泪水合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而毛泽东却说，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国家视百姓如草民、草芥，而百姓视国家如无物、如寇仇。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根源。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唯有毛泽东这样告诉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又告诉他们说，你不仅是人，你是新中国的主人——平头百姓也许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他们知道，跟着毛主席走，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闸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时，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赶考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最为剧烈的沧桑巨变，就发生在1947年3月—1949年3月之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旧中国的统治结构，如坍塌般地轰然倒下，而在旧世界的废墟中，新中国如光芒万丈的太阳，喷薄而出，跃出了东方。“其兴也忽矣，其亡也孛矣。”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没有想到这巨变来得如此迅疾，如迅雷不及掩耳。
向北京进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当时，他若有所思地对卫士闫长林说：又是3月啦，好像一到3月，我们就要有行动呢！闫长林则欢天喜地地说：是啊！主席，前年3月，我们离开了延安，去年3月，我们离开了陕北，今年3月，我们要去北京啦！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啊！毛泽东幽默地说：连你都没想到，那蒋介石就更没想到喽！的确，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败，他更没有想到失败到来得如此迅疾而彻底。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于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河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6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不对外宣布，我们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准备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中直机关食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外公开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毛泽东是极其慎重的。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1947年3月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他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委，向太行转移，由叶剑英领导中央后委，向山西临县转移，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即使中央被打掉一个，还有两个，留下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于3月18日傍晚离开延安。胡宗南以为他们会一直向东行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安全地区。然而，毛泽东却转而向西，迎着胡宗南追击的部队走去，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与胡宗南的部队仅隔一道山沟。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中央前委只在夜间行进，直到抵达安塞县的王家湾。从4月12日至6月7日，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这里。当国民党利用无线电追踪技术追踪到王家湾之后，中央前委又转移到了附近的小河村，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
194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还在陕北。蒋介石闻讯大喜。他下令说：要全力以赴消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活捉最好。只要消灭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共产党必然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重回一盘散沙，共产党的崩溃指日可待，他还这样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最晚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了。毛泽东料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一心一意地惦记着他的人，其实就是蒋介石。而为了抓到或者消灭他本人，蒋介石会把什么都置之于九霄云外的。知蒋者，毛也。
蒋介石动员了26万精锐之师进攻延安，而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2万6千人，双方兵员比例为10：1，胡宗南则动用了4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4个连。蒋介石断言：只要毛泽东留在陕北，他就插翅难飞。那时的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就是一朝陕北传来捷报：生擒或者打死了毛泽东。
蒋介石的心思全在陕北的毛泽东身上，他确实把什么都忘了。当他全力以赴注视着中国的西部的时候，东部战场却率先传来了消息：1947年7月，他的爱将张灵甫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击毙，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74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那时的张灵甫，就已经在用一套轻便的铝合金桌椅办公，74师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早餐必吃牛奶咖啡、行军时用铝合金家具办公的张灵甫，竟然被吃着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粟裕消灭了。陈毅和粟裕的军队不过是从新四军整编而来的，在皖南事变中，那支军队不是不堪一击吗？他们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便消灭了张灵甫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呢？在蒋介石看来，粟裕不过是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幸存者，他不过就是个游击队员而已。蒋介石藐视陈毅，更藐视粟裕。他不思悔改，而是更加全心全意地盯着那带着四个连在陕北“散步”的毛泽东。
这年8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南下进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大门洞开，而蒋介石的心思还在陕北，依旧还在毛泽东那里。而孟良崮战役爆发同时，毛泽东便指示林彪向南满发起攻击，并命令陈谢、刘邓、陈粟三大野战军会师中原。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舍下自己的一条命，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而蒋介石却只顾盯着毛泽东，竟然忘记了全中国。
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冲昏了蒋委员长的头脑。固执己见，害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蒋介石甚至把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理解为他个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博弈。而毛泽东要推翻的却是整个旧世界。这是胸怀的博弈，也是意志的较量。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人胸怀与气度的差距，如宵壤之别。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自己率领的四个连，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战略规划。双方开战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在靖边县王家湾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他预言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1947年3月——8月，这短短5个月里，全中国的战局发生了倾斜式的变化。而当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变化时，他觉悟得已经太晚了。
1947年6月，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指示中央工委必须在六个月里全力做好如下三个工作：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件事比天还大。1947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7月17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发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发出号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日，《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陕北神泉堡向全国公布。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真正把中国基层农村组织起来的是土地改革，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依靠力量，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地被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正是由于丧失了这个基础，蒋介石政权便如水中浮萍一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基础，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随着土改的完成，中国基层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此结束了。1950年，毛泽东回顾土改时这样说：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6亿人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6亿人民打胜的。
在河北平山，流传着这样一首支前歌：最后1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1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送亲骨肉上战场，就是为了“保家卫田”，如果不去打仗，那么蒋介石来了，农民就连牛马也做不成了。
1947年 11月，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标志着中央工委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又一项任务：“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石家庄解放，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体；二，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经验，三，使石家庄成为中共管理城市的实验田。
到1947年底，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当时的刘少奇得了严重的胃病，人瘦得不成样子，而他却总是通宵工作。而中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拼命的。毛泽东说：我们靠的就是坚忍。陕北我们只剩下一个县，蒋介石说我们只能吃树叶。吃树叶就吃树叶，我们就是吃树叶，也要打倒旧社会。
1948年3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佳县。《东方红》在佳县诞生，如今，毛泽东就要从这里离开陕北，离开《东方红》的故乡了。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热土陕北。蒋介石终于没有抓住毛泽东，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却丢掉了华北和东北的绝大部分。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数天后，毛泽东在子长县王家坪听取任弼时讲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毛泽东为刘胡兰而动容，他慨然为这个15岁的女共产党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人民才是真正的铁墙铁壁。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在那里，他挥毫为即将创办的《光明日报》题词：“光明在前。”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立即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说，土改必须讲政策，革命更必须讲原则。所谓“群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就是“胡来”。如果是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与李自成究竟还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主要就是康生。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什么是共产党的政策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尾，毛泽东这样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干部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土改中的左倾路线，那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于是，毛泽东发出号召，必须一边土改，一边整党，一边改造中国，一边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1948年5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而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只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凡是到那里去过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从此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能将办不成事情，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好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当然也在调兵遣将，但是，蒋介石那时所发出的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哀求，蒋介石一面封官许愿，一面哀求他的下属能够“精诚团结”，救党国一命。但是，这种哀求，如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中国的上层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但是，历史的巨变反复告诉我们：在变局到来的时候，最不可靠的就是利益。中国的旧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最脆弱的。
一时间，飞鸟各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国共两军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军是靠利益纠合在一起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是靠信念组织起来的。一支没有意志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一个没有信念的党，必将灭亡。蒋介石面对一支正义之师兵败如山倒。毛泽东用3个月10天，308封电报，便横扫了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全盘失去了中国的基层之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上层也树倒猢狲散，土崩瓦解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自1927年毛泽东第一次在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20年——当年衣衫褴褛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如今已经壮大为摧枯拉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没有变的是信念、是革命的意志。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信念与意志的体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大战役结束，又逢元旦。
1948年12月30日夜，北国飞雪，悄然覆盖了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雪落长河，寂然无声。那个时候，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了，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
建设一个新中国
在1949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如同那波澜壮阔的伟大乐章的最后音符，毛泽东这篇文章把千钧之重，落在了薄羽之轻上，它使重显得更重：“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诗一样的文字，是铁一般的规划。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此要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了。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胜利，还不如说是考试，是空前的大考。
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一任务比革命更为艰巨而繁重。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不熟悉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既成的样本，供我们照抄照搬。
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考试，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而顺利通过这场考试的人，在历史上还没有过。鲁迅曾经感慨说：我们的前人最糊涂的地方，就是事情总拣容易的做，而把难题留给了后人。而毛泽东则是这样的人——面对空前大考，他的性格却是题目先捡最难的做。搞现代化，最难的题目是什么呢？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瓶颈究竟在哪里呢？就在社会发展的组织力量之阙如。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就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是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有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行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直到1933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联系，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明确的财政预算根本无法做出，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靠借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而更沦为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法币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把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题为《党委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目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则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这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了。而这就是毛泽东交待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而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会议还决定，人民币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完全脱钩，不以贵金属为准备金，而以解放区的收支和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1947年底，第一套人民币票版设计完成，它遵循了世界各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本国银行钞票上的惯例。而当绘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毛泽东否定了这种设计，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印他的像，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平生最不爱摸的东西就是钞票，二是他反对宣传个人。于是，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
1948年初，董必武在西柏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写出了极不普通的6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为世界三大储备货币。自人民币诞生起，这只用了短短的67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这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从此之后，中国就能够运用货币手段，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则因此而奠定。建立了独立自主、得到人民充分信任的货币体系，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组织现代社会的根本手段。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考卷，那么，在进城之前，在西柏坡这个地方，共产党就已经率先拿下了60分。
毛泽东关心的是：人民币是信用货币，而共产党怎样保持自己的信用呢？他说，共产党的信用就来自人民的信任，要保持这种信用和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人民币是组织现代经济的手段，而共产党怎样不断改善自己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的能力呢？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谦虚谨慎地学习，只能来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壮烈的，当人民已经给共产党打了100分，乃至120分的时候，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充其量只有60分，要获得那未来的40分，势必将更加困难。伟大的胜利到来了，但是，毛泽东的脸上，却写满了严峻，他的目光里，从此更加充满了忧患。
此时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搞的不仅是现代化，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泽东这样感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中共进城前，上海的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共打天下100分，搞经济不及格。而毛泽东闻之十分不屑，他说：打天下没那么容易，搞经济未必就难成了那样。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关好过，过现代化的关也不难，但是，最难过的是社会主义这一关。
究竟什么是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危险呢？在革命胜利之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被敌人的暴力所击溃，而是被貌似公平的商品和金钱交换关系所瓦解。在毛泽东看来，在武力上打败反动派，发展中国的经济，这都不过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搞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征。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如果劳动者“不能以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那么，不但经济最终发展不起来，即使发展起来，其成果最终也会被葬送。
今天看来，对于革命家毛泽东，对于现代化论者毛泽东，反对的人很少，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理解的人则恐怕不多。所谓毛泽东一生“功过是非”的关键点，无非就在这里。
1948年3月5 -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举行。与会者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36岁的习仲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是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的名字是云泽。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唯一为自己辩解和评功摆好的人，竟然就是王明。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集中批评了王明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还为党立了这样几条规矩，他说：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破坏旧世界，转向了建设新世界；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从此后，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便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1973年11月2日夜，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惠特拉姆问：主席是怎样把一个弱小的中国迅速地改变为世界性力量，世界大国的？毛泽东却这样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而用钞票和GDP的标志去衡量毛泽东的成就，这是对这个拒绝把自己的形象印在钞票上的伟人的最大亵渎。
毛泽东关心的从来就不是蝇头小利，他始终忧思如海地凝视着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用资产阶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那则是一个笑话，更是一种亵渎。没有人不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正如没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这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此之上，毛泽东更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49年的春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春天。从那时起，人类的四分之一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
1949年初春三月，在一间烟熏火燎的伙房里，毛泽东以这样的话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他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
整整40年前，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远行，离开韶山冲，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当时，他的担子上一头是书和简单的行囊，另一头是供几天吃的口粮。
40年天翻地覆，40年弹指一挥间。而这一次，两辆卡车就装下了中共中央的全部的家当。这些历经磨难的革命者，从那一刻起，成为了世界上最朴素的国家领导人。遥望北京，毛泽东说：我们要赶考去了。当时他还这样说：李大钊同志要是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好人啊！没有李大钊同志引路，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在北京大学，他遇到了李大钊，也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三十二年还旧国”，遥望远方，毛泽东这样自言自语：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存者。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泽东，回到了古都北京。
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里，当年的毛委员向四野的装甲部队挥手敬礼——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红一军团。冒着硝烟炮火，红一军团一路高举红旗，前赴后继地走来了——“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
那一年，毛泽东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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