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重构,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地区劳动成本变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形成逆全球化态势,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今年,美西方以加强“经济韧性”和安全为名,推动“去风险”(de-risking)化,实际上企图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亟须评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从国际关系、经济政策、企业投资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
美国以“去风险”之名推动对华“脱钩”之实
自2015年起,我们就全球产业链发展进行常年跟踪和逐年分析整理并做出报告。在疫情管控常态化后,2023年2-4月,我对非洲四个国家(东非、西非各两国)以及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群进行了多次一线调研。本报告结合宏观数据和调研反馈,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进行评估,并就我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仅2022一年,世界各国共出台了1486项各种限制贸易的措施;2023年上半年各国已经出台了1272项贸易限制措施。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干扰,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成为制造业最关注的问题。
经济学人《贸易转型全球报告2023年》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企业应对风险的韧性优先于短期盈利能力的考虑。随着跨国公司放弃优先考虑超低成本、及时交付和最低库存的战略,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离岸生产”、“近岸生产”、“在岸生产”再到“友岸生产”,全球化时代的低成本优先的“即时生产”(Just in time)模式正在向逆全球化时代的供应链安全优先的“以防万一”(Just in case)模式转变。2023年4月上海面料展期间,笔者调研走访了长三角诸多纺织、面料和服装企业。与疫情管控措施放开前的情况不同,这次国际面料展并没有大批国际买家前来商议订单,国际买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和中亚地区,而携有大量订单的欧美买家少之又少。此外,很多原本并没有考虑出海设厂的纱线工厂也表示,为了获取更多的欧美订单,将考虑把工厂搬到东南亚,以避免由于无法提供中国生产的纱线没有使用新疆棉的证据,而接不到欧美订单。因而,这类企业的外迁动因并不来自降低生产成本(在国内基础设施便利,供电稳定,基本可以实现全自动化生产,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动迁到国外完全是迫于地缘政治和美国无端制裁下的无奈选择。
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国内极力推动相关供应链产业链合作领域的对华“脱钩”(decoupling),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脱钩”是他演讲中的常用词。欧盟出于自身利益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针对美国政客和与中国“脱钩”的舆论喧嚣,2023年3月3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强调“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首次提出了“去风险”(de-risking)的概念。
此后,美国官员把“去风险”当作“脱钩”的马甲来使用。2023年4 月 27 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次重大政策演讲中也使用了“去风险”的表述:“我们是为了降低风险,而不是为了脱钩。从根本上降低风险意味着具备有弹性、有效的供应链,并确保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胁迫。”但是,“去风险”的隐晦说法不能掩盖美国力图推动“脱钩”的实质。
2018年以来,美国不仅对中国产品加收高额关税,而且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以各种莫须有名义围追堵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迄今为止,已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各种制裁清单。
同时,近年来,美国还不断对其他国家施压,游说其他国家跟进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共同制裁和限制,通过《瓦森纳协议》、“五眼联盟”、“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AST)”等多边机制协调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并购审查等政策,限制我国获取高技术。2022年5月,美国启动由14个亚太经济体 [1] 组成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宣称要通过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实际上是在国际上组织新的机构和通过新的规则来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彻底孤立中国。
全球供应链重构下中国地位依然无可替代
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依赖度高达22%。从表1可见,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工业品6838.4亿美元,其中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占16.4%,低技术产品占8.7%,中技术产品占32.6%,高技术产品占42.3%。同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工业品5545.5亿美元,略低于欧盟从中国进口工业品的规模。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17.7%、低技术产品占8.7%、中技术产品占34.3%、高技术产品占39.3%,可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也与对欧盟的出口类似,中高科技产品占75%左右,同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仍有相当比例。
表1 2022年欧盟、美国进口中国工业品数据(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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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
美国 |
制造业产品 |
6838.4 |
5545.5 |
- 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
1122.3 |
979.7 |
- 低技术产品 |
592.4 |
482.2 |
- 中技术产品 |
2233.2 |
1904.6 |
- 高技术产品 |
2890.5 |
2179.0 |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2022年,欧盟工业品进口对中国的依赖度(从中国进口占工业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为4.2%,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度为5.9%、低技术产品依赖度为3.8%、中技术产品依赖度为4.2%、高技术产品依赖度为3.8%。相比欧盟,2022年,美国工业品进口对中国依赖度更高,达到21.7%,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度为27.5%、低技术产品依赖度为24.2%、中技术产品依赖度为19.5%、高技术产品依赖度为21.5%。
2022年,欧盟向中国出口工业品2090.9亿美元,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6.5%、低技术产品占4.5%、中技术产品占50.0%、高技术产品占39.0%。可见,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89%)。同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额为845.2亿美元,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占3.7%、低技术产品占3.4%、中技术产品占31.6%、高技术产品占61.3%。可见,在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中也是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美国对中国出口工业品总额的92.9%。2022年,欧盟、美国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分别为1.3%和7.1%;其中美国中高技术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相对较高,达到13.0%。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欧盟、美国向中国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同时,也从中国进口更多同类产品。中国进口中高技术产品属于中间产品,经过加工后的中高技术产品再增值出口。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表2 2022年欧盟、美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数据(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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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
美国 |
制造业产品 |
2090.9 |
845.2 |
- 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
135.3 |
31.1 |
- 低技术产品 |
94.1 |
28.7 |
- 中技术产品 |
1045.5 |
266.8 |
- 高技术产品 |
816.0 |
518.6 |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欧盟对中国工业品依赖度。相比之下,中国市场在欧盟、美国工业品出口额中的权重相对较低,其中欧盟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更低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工业品的依赖,欧盟更多的是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俄乌冲突之前的2021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19.7%[2]。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采取“中国+N”的战略,这里的N指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也被称为“多岸外包”(multi-shoring)。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所有从中国迁出的生产能力。
以印度为例。在逆全球化和与中国脱钩的喧嚣中,印度被西方专家和舆论视为是替代中国打造“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一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印度制造业确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根据笔者调研,目前为美国运动鞋品牌代工的在华工厂已经被通知转移到印度去开设新的工厂,未来品牌买家将把订单下给印度的工厂而不再是中国工厂。在全球消费市场整体萎缩的现状下,在印度开设新厂无疑会导致关闭中国现有工厂。此外,印度庞大的英语人口有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中心。但是,印度在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使其成为对外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对在印度生产的公司吸引力较小。印度国内的市场购买力(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2380美元[3])的吸引力远低于中国(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12850美元)。
更重要的是,2022年印度的对外出口体量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而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仅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约94%是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仅占56%。印度出口产品的“大头”是精炼石油、药品、钻石、大米以及珠宝。印度制造业出口不仅体量小,而且产品结构差别也很大。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5%,而印度的中高技术产品不到36%。总体而言,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大致相当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印度现在还不具备类似中国那样具有完整体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扮演“世界车间”的角色,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再以全球绿色转型所必需的电池生产为例。2023年7月17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排除中国的电池供应链看来无法实现”的文章[4],以“压倒性存在”来描述中国企业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作用。文章指出,电池生产加工是美国供应链“去中国化”最难实现的部分,中国的镍矿冶炼与加工能力约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中国还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锂加工能力。即便这些数字也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因为许多海外的加工厂都有中国公司参与。中国企业还主导着电池零部件的生产。在电池的各个零部件中,中国产能的全球占比少说也有一半,在某些门类甚至超过70%。余下的产能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共占到电池行业中游部件生产的92%到100%。
应对策略:“五管齐下”为全球产业链注入确定性
我国应旗帜鲜明地以积极主动的“供应链确定性”(securing supply chain)替代被动的“供应链去风险”,推动新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确定性的过程中,应对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对欧洲、日本争取更多的经贸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给予更多的支持。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建议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政策和企业层面推动全球供应链确定性:
第一,为全球产业链注入确定性,首先从法律的角度给美国画出清晰的红线,在法律上表明中国政府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严正立场。在这方面,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2020年9月,商务部颁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1年1月,商务部又颁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特别是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为反制外国对我国的制裁和“长臂管辖”,依法行使反制裁、反干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上述法律框架下,我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芯片、对镓和锗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释放了明晰的信号,对美方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第二,打造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中、日、韩为主)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尽管中日韩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也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挑唆,但是打造东北亚区域供应链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也是区域内企业的业务诉求,完全具有可行性。建议以RCEP的生效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企业加强经贸联系,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相互开放市场、便利企业界人士往来(互免商务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以密切的经贸联系增强政治上的互信合作。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加强与欧盟的互动和沟通,通过与欧盟和欧洲企业的合作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特别是通过中欧班列与沿线国家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中美工业品贸易额的相互依赖度相比,中欧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在贸易额方面表现较低,但是实际上涉及关键的技术和产品。例如在车辆和零部件以及航空器和配件两个领域,中国从欧盟进口产品的总额均占中国同类产品全球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脱钩”不符合欧盟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开始强调降低在战略性领域的对外依赖,进一步加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多元化。然而,欧洲企业并没有撤离中国市场,主要关注国内的高效、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我国企业可以给予主动回应并持续沟通。
第四,坚定推动双循环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特别需要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的结合部,即我国的边境省份下功夫。西南、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广西等省、自治区与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尼泊尔、印度、缅甸、老挝、越南13个国家接壤;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隔海相望。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外方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推动优势产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边境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双循环的新高地,成为“一带一路”驿站。
第五,推动全球供应链确定性也需要我们保持定力,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依然较高,2022年此类产品的出口金额为6245.5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的31.3%。因此,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制造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的潜力依然很大。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在“一带一路”扩大朋友圈。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较大。欧洲国家在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非洲的工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国合作,尤其是争取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投资园区落地,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结合非洲经济发展的三方合作,不但有利于促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中、欧企业自身发展,共同助力非洲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注入新生力量,不断夯实供应链确定性。
( 编辑 季节)
* 于佳,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F2302摘编。
[1] 成员包括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以及斐济。
[2] 于佳.从贸易依赖度看美西方对俄制裁的影响[J].经济导刊,2022,No.276(Z1):62-67.
[3] 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
[4]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3/07/17/ a-battery-supply-chain-that-excludes-China-looks-im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