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编辑  季节）

热爱文艺的伯伯

七伯热爱文艺事业，他在少年时代就才艺出众。七伯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演过好几部新剧：《恩怨缘》《仇大娘》《一元钱》等。在那个年代，女学生还不能登台，七伯在剧中大都反串女角，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蔑视和冲击。

那时，西方话剧理论还没有介绍到中国，七伯用自己的行动开风气之先，带头抵制旧剧中某些低俗粗鄙的消极成分。他在 1916 年 9 月发表的《吾校新剧观》一文中，明确提出，新剧能够起到“感昏聩”“化愚顽”“开明智”“进民德”的作用，表明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称为“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曹禺，是新剧的爱好者和推广者。他在重病期间曾深情地同我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俩都是南开中学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他热爱话剧，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要我写王昭君，我写完后他已经故去了，没能听到他的意见，我很难过。”

七伯对新剧的爱好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他对话剧情有独钟。他与话剧大师郭沫若、田汉、老舍、曹禺、欧阳予倩、吴祖光等人相交很深， 时有切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话剧院的许多演员他都很熟悉。在办公之暇，他常常抽出时间去剧院观看演出，一律自己买票，而且每每叮嘱卫士要买后排的位置，熄灯后才入场，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军是北京电视台文艺组“四大名导”之一，话剧、歌剧、京剧等重要节目大都由她导播，因此我难得地观看了人艺和青艺演出的《茶馆》《蔡文姬》《家》《武则天》《文成公主》《骆驼祥子》《伊索》等一大批经典剧目。七伯时常对我俩夸奖北京人艺的演出，说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不仅是话剧，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戏曲，七伯同样十分喜爱。60 年代初，有一次我俩陪同他去怀仁堂观看越剧《红楼梦》，伯伯看得非常投入，不时鼓掌。他向我们盛赞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位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同时赞扬剧本的创作没有照搬原作、面面俱到， 而是抓住宝黛爱情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剧始终，让人深刻感受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

有一种说法：由于周总理的关心、扶持，越剧得以列入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剧种。同样，也是由于总理赞扬昆曲《十五贯》“一部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昆曲与京剧、越剧同样，并列为我们的国粹。

七伯爱好音乐，喜欢唱歌，他常在公众场合指挥大家合唱。七伯初见在军时，听她说正师从专家学习西洋唱法，有意考问她：“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他热心地开导她：“西方唱法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的民族唱法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王昆、郭兰英，就是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京剧演员，发声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特有的传统。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不可生搬硬套，学走了样， 把自身好的东西也丢掉了。”

七伯的谆谆教诲：“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军牢记了一辈子。她初任电视台导演不久，就编导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个“洋为中用”的节目， 不但风靡一时，而且历久不衰，成为传统节目。她推介的赵青的《红绸舞》和东方歌舞团包含中国元素的大量亚非拉歌舞，都得到七伯的赞赏。七伯离世后，在军牢记他最初的教诲，于 1985 年编导了一台规模宏大的《古今戏曲大汇唱》，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四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席乔羽老哥的祝贺题词：“我想，如果经过探索，使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寻找到一种可能性——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历史的，又是今天的； 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那将使我们在艺术世界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学会许多前人未曾具有的本领，真正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也正是在军想要向亲爱的七伯汇报的话。

七伯从骨子里喜爱民族音乐。王昆大姐讲过这样一件事：20 世纪 50 年代，她去苏联进修音乐回来后，给总理汇报演出 ，总理对她说：“这些可不是你过去唱的曲目，你还是要唱你的民歌。”七伯赞扬郭兰英，说郭兰英演《白毛女》《刘胡兰》等歌剧演唱皆佳， 是难得的优秀演员。兰英说：“当年总理曾问我：‘小兰英，现在你能唱能演，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后来懂得，总理是要我把民族音乐事业传承下去，所以我退休后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专门培养民族音乐人才，报答总理对我的知遇之恩。”

七伯深刻洞察文艺所特有的强大社会功能：它如春风化雨，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强烈感染和启迪人们的思想情趣。对他亲身投入的革命事业而言，文艺则是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亲眼见到：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在观看歌剧《白毛女》之后，纷纷在现场举手报名，请求批准他们参军。建国前夕，恩来伯伯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件事体现了他的初衷：以文艺为武器，用革命的歌声凝聚亿万人民战胜万般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中国人民以牺牲几千万人为代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出的强烈的呐喊声，至今仍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七伯是一位心灵与艺术相通的政治家和艺术家，是充满对真理和美的追求及人性关怀的伟人，又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公认的《东方红》“总导演”

1964 年 8 月的一 天，在军在电视台领受了一个重大任务：到人民大会堂导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后，她就不断说起在人大会堂的一些见闻。七伯也经常去看《东方红》的排练，甚至还对一些节目亲自进行指导。

多年以后，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巍峙和夫人王昆与我们相聚畅谈，他郑重地告诉我：“当年演《东方红》，其实是总理想给文艺界一个机会。”接着，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

1964 年年中，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态：最好在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当时大家都心里发虚，担心时间来不及。但是，七伯却鼓励大家：时间虽然紧了些，正好有了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七伯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东方红》应运而生。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里，七伯想方设法要通过举办《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演出，给文艺界创造一个“表现的机会”。

这时，江青、康生等已对大批优秀作品及作家、艺术家进行批判和打击。七伯曾在多个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七伯不能不为他们的处境担忧。而举办声势浩大的《东方红》演出，可以让文艺界光明正大地“表现”自己。

为此，七伯投入了大量心血，亲自点将，亲自组织讨论主题，最后又亲自决定将这台大歌舞定名为《东方红》。让文艺界众多知名人物上台亮相，是其重要特色。《东方红》的创作班底，调集了从中央到地方、部队的顶尖人才，称得上是全国艺术精英的大聚会、大会战、大阅兵。

在军能够导播《东方红》，也是她难得的机遇和荣誉。当时她在文艺组的导演里年龄最小。她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看到《东方红》的排练场面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规模好大啊，前台后台加在一起，演职人员有 3000 多人。她不免有些担心：人这么多，节目这么杂，排练时间这么短，能组织好吗？

但文艺界这次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东方红》的排练她看了不下 20 次。演员的精湛表演、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纪律性和领导的高超组织能力，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千名演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庞大的乐队由好多个单位的乐团组合一起，光指挥就有四位。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舞台，在短短三个来小时中来回穿梭，上场下场，还有大量布景道具搬上搬下，其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东方红》的舞台调度，几乎做到了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如此高效有序，七伯显然功不可没，他为《东方红》付出了最多的心血。因此他被众口交赞，誉为《东方红》的“总导演”。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 17 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东方红》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告诉我：“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陈毅副总理向外国朋友介绍《东方红》时也幽默地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他导演革命的歌舞”。

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东方红》也确实需要有七伯这样一位敢于拍板的“总导演”。当时一些领导对建国前的文艺工作作出了错误估计，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演员受到错误批判，一些优秀作品起初也不敢选用。比如，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甚至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周总理拍板才列入这台节目。七伯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事物要一分为二，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他甚至坦言：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失误？对人的使用，他坚持要一分为二。著名舞蹈家崔美善当时正在受到错误批斗，七伯拍板让她登台演出。他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果断拍板，但是，在如何表现八一南昌起义时，却非常慎重。他说：‘要写南昌起义，就写我的失败，不要歌颂。那个起义，当时没有经验，不清楚起义往哪走。要写毛主席，他领导秋收起义找根据地，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根据地， 所以后来分散了，主要部分到了井冈山。’他说不要写他。但南昌起义很重要，是表现我们武装斗争的开始。”最后，对“八一起义”做了淡化处理，只保留了一句话：“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而“秋收起义”则是完整的一场戏。

七伯身处高位，充满智慧，但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持原则，化解矛盾。他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遇到一时的错误， 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

为了保护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七伯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样，为了让文艺界利用好《东方红》的“表现机会”，他尽心竭力，付出了许多心血，甚至亲自帮助修改解说词。9 月 25 日，《东方红》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彩排，头天晚上，七伯还在西花厅办公室的灯下逐字逐句修订朗诵词。

1964 年 10 月 2 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演，在军作为电视导演，在北京电视台同时进行了直播。《东方红》的壮观与盛大的演出， 在全国引起了少见的轰动。10 月 16 日，就在我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的同一天， 毛泽东观看《东方红》。这天的演出同样十分成功，所有演职员都表现得非常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还接见了 300 多名演职人员。我想，这应该是七伯十分喜悦和欣慰的一天。

遗憾的是，《东方红》的成功演出，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文艺界的处境。原来的计划中《东方红》的艺术创作和电影拍摄是有第二部的，准备专门写建国以后的成就。但是，它最终胎死腹中。也不可能有下文了。“文革”即将来临，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一场长达十年的狂风暴雨。

“他既是国家领导人，更是知心朋友”

七伯对文艺界的关心，说到底是对人的关心、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七伯多次向在军询问文艺界朋友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帮助解决。我在一旁听到的就有：赵丹和他的女儿赵青、王昆、郭兰英、新凤霞、邓玉华、陆迪伦（海政文工团团员，苏振华夫人）等等。“十年浩劫”中，伯伯尽他所能，解脱了文艺界许多人遭受的苦难，周巍峙、王昆就是其中的两位。王昆说：“‘文革’中我们之所以没有失去对革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总理，他使我们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她和周巍峙还说：“我俩经常在同一个晚上梦见周总理，在梦里，就像巴金老师重病时所说的， 总理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

由于协助在军拍摄电视剧《百年恩来》，我有幸结识了文艺界的多位大师和知名人士：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祖光、袁雪芬、张瑞芳、孙道临、秦怡、田华、于蓝、关山月、沈鹏、欧阳中石等等。他们都有发自内心的共同评价：“周总理不仅是一位伟人、我们敬重的国家领导人，更是我们的知己和朋友。”曹禺先生在临终前逐字逐句给我俩讲的心里话尤为动情：“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

电视艺术家秦怡含着热泪叙述的她的亲身经历：

1941 年在重庆，十八岁的秦怡刚出生的女儿菲菲瘦弱呕吐，七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并帮助了她。十三年后的东南亚电影节上，七伯遇到秦怡，关心地问她：“你的小菲菲身体怎么样：胃好不好，还吐吗？”秦怡说：“当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流。女儿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可总理还清楚地记着，连菲菲的名字也记得。”

秦怡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没有永久的分离，只有永久的思念。”秦怡的这句话表达了我国文艺界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恩来伯伯永远的敬仰与思念之情。

“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得突然，势头猛烈，顷刻间全国风云突变， 人们茫然失措，我自己也不例外。

1966年 8 月 17 日，总政通知我参加一个临时召开的重要会议，部署驻军单位参加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领导强调：“明天的大会很重要，毛主席要出席。”我们按规定到了会场后，感觉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一次很少召开的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穿上了军装。会议进行中间，毛主席还被红卫兵戴上袖章。刘少奇主席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毛主席身边，而是位于一侧边缘。取代他的位置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却是林彪。

过后不久，街头开始出现“打倒刘邓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各个单位和街头巷尾，老干部被揪斗、学校的武斗之风开始兴起。军队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烈火烧进了总后大院，我这个科长也被扣上“小当权派”“知情人”的帽子，被逼揭发交代“问题”。平时来往密切的同事，有的急忙同我划清界限。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靠边站”的我被贬职担任一个临时任务：担任“红卫兵总后接待站”教导员，接待和管理来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

伯伯为接待千万红卫兵呕心沥血

1966 年“8·18”大会上，毛主席欣然接受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又走下城楼看望现场的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纷纷要求来北京见毛主席。这件事正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中央文革”的心意，他们干脆提出，院校一律停课，全国学生“大串联”“闹革命”，来北京见毛主席的，吃、穿、行费用全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以想见要耗费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更有大量繁重的组织保障工作。对此，林彪、江青一伙概不过问，所有难题都压在了七伯的肩上。

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总共 1200 万人。全国交通生产系统本身正在“闹革命”、许多单位已濒于瘫痪的情况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原本已经穷于应付“文革”运动和生产中数不清难题的伯伯，增添了更沉重的担子。事无巨细，都要他来处理。

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 100 万红卫兵时，北京各单位已普遍叫苦，伯伯不得不亲自表态：由中南海负责接待 1 万红卫兵，所需接待人员从邢台部队抽调。

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研究改成乘车检阅的方式，一次需要动用 6000 辆卡车，伯伯不得不下命令从邻近各军区调用。为了防止意外，他对行进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规划，亲自指挥预演。每次接见，要在车上站五六个小时，毛主席已感到吃力。伯伯不但要陪同乘车检阅，前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由我带领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的一批。1966 年 11 月下旬，上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有250 万人，加在一起将近 400 万人。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绝大多数红卫兵穿着单衣，为了给他们解决御寒的被服，北京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来仍不够。七伯不得不调拨所需军用物资。由于七伯的崇高威信和高超的指挥艺术，遇到的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江青一伙从中找不出一丝碴儿。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毛主席他老人家开了口：还是原地闹革命好！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同意周总理提议，安排最后一次对 250 万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

我名义上是“教导员”，实际上负责接待2000 名红卫兵。他们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只有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就餐、编组训练、思想动员以及受阅的各项准备工作，难度不小。他们听前几批被接见的红卫兵说，由于人数太多， 在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里，不少人并没有看到毛主席的真容。我只能说，按照上级部署和以往经验，最重要的是按照划定的位置就地坐好，当毛主席车队过来时，千万千万不能站起来，否则将互相遮挡。毛主席最后的这次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

1966 年 11 月 26 日凌晨三时，我带领 2000 人的队伍，徒步行军赶赴西郊机场。沿途挤满了红卫兵队伍，经过短暂的训练，我们这支队伍个个精神饱满，井然有序，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按照指令坐得整整齐齐。

五六个小时后，远处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人流开始沸腾、涌动，“毛主席的车过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这时身旁其他单位的队伍不顾要求和规定，一群又一群地站了起来，高呼口号，簇拥向前。我带的这列队伍很听话，开始端坐不动，终于按捺不住，逐个站了起来，但后边的人被前面挡住，什么也看不见，而毛主席的车队行驶速度较快， 不到一两分钟就从面前驶过。这样，我们这个行列中有将近半数红卫兵没能目睹毛主席的风采。身后女孩子失望痛哭的声音，已经压过热情的欢呼声。

在回总后的路上，不少人懊丧悔恨，责骂身旁的红卫兵队伍不守纪律。我很内疚，安慰大家，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年轻，今后还会有机会见毛主席。这些红卫兵热爱祖国，热爱党，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忠诚发自内心，但是当年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左”的思想影响。对青年的正确引导，确实是关系祖国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保密室里的一场“战斗”

1967 年 1 月，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在全国掀起。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声势浩大地来到北京 “造反”。第二军医大学是总后勤部下属单位。“红纵”的第一个目标是砸开总后政治部保密室，声称里面藏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师生的“黑材料”。

这时，总后机关的“造反”也搞得热火朝天。我们政治部领导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掌权的造反派同院校造反派声息相通，但在是否砸开保密室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无条件地支持和配合院校造反派的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不可以泄露国家和军事机密，不同意砸保密室。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把我这个“半打倒”“靠边站”的秘书科长推出来，同院校造反派打交道，后果都由我负责。“红色造反纵队”的人挤满了总后政治部的办公室和走廊，保密室的门也被堵得死死的。我负责所谓的“谈判”，其实是变相的批斗，我被“勒令”立刻交出钥匙、打开保密室大门和所有保险柜。数百人举臂高呼：“谁要胆敢阻挡革命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造反派自认为在强大的声势和压力下，一举就可以达成目的。我想除非自己被打死，绝不会交出这块阵地。

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凌晨一两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纵队”负责人要把“总后的头头”揪来，让他们下命令。这时，临时主持工作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和第一副部长张令彬就被带到现场。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老红军、开国将领，当然不会听从造反派随意摆布，但也不能同造反派硬顶， 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我想出了个应急的主意，随即建议：“砸保密室和保险柜是严重违反军纪的大事，不但我们不能办，张政委和张副部长也无权下命令。最近中央决定成立了‘全军文革’，这样重大的问题何不向 ‘全军文革’请示？”

“全军文革”是 1 月刚成立的。当时“中央文革”炙手可热，他们的发号施令在某种程度上比国务院、中央军委还要管用。新成立的“全军文革” 由军委徐向前副主席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有“中央文革”的大背景，对“红纵”还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池明、令彬同志当即表示：这是个好办法。“红纵”的负责人也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我找来保密电话，请池明政委向徐副主席秘书说明情况，事关紧急，我们等着回话。等到早上六点，电话铃声响了，徐副主席请张政委接电话。”徐帅对池明政委说：“保密室和保险柜储存的都是国家和军队机密，绝对不能动。二医大‘红纵’不是要查‘黑材料’吗？让你们秘书科派人把保密柜里的文件逐一拿出在原地打开，‘红纵’可以指定人从保密室门外通过玻璃窗从远处观看。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从远处也能看明白。其他文件，凡是页面有明显标题的可以排除是‘黑材料’。如果还有他们不放心的材料，可由秘书科、保密室负责人与‘红纵’负责人共同查对，确属‘黑材料’可交给他们或就地销毁。”

这样，总算按照徐副主席的指示，双方取得了共识。

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徐副主席，在万难中帮助我们解了围。我按照他的指示，让秘书和保密员找来两张办公桌，放在保密室门口，摆上椅子， 请“红纵”负责人亲自“登台”查看。我们的保密员也按照规定办理。好几个柜子的文件，逐一查看下来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了。原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辛苦了十多个小时，“小将们”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悻悻撤退。

（编辑  季节）

最近，许多人都在关注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加码限制的问题。对于一个每年进口量达数千亿美元，信息产业规模早已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来说，这种限制无异于在一个疾行者的前路挖了个大坑。其实何止芯片，中国高校、科研单位、医院和企业里，但凡高端仪器设备和核心软件，至少90%都是进口的。多年前有人曾发出“谁来装备中国”的诘问，庞大制造业大厦的底座掌握在他人手里，这个问题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未解。

“卡脖子”是否因为我们基础落后、人才经费不足

应当承认，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地化、商业化开发，是后发国家绕不开的发展路径，今天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现实中的“卡脖子”问题，我主要有两点思虑：

第一，这些年来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信息产业面临的风险更是令人揪心。某种程度上说，产业规模越大，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也越大。但产业界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会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所谓“毁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不可能出现。而“以市场换技术”，从“技工贸”到“贸工技”的转轨，是把中国产业大厦牢牢建构在他人底层技术基础之上。今天，当美国决意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在岸生产”，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友岸外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以商业思维谋划国际竞争战略，是进行路径选择，还是战略短视？

1. 芯片技术理论早已定型，甚至看起来并不深奥，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专家，为什么一直做不出来？荷兰ASML的专家说，即使把光刻机的图纸交给中国，中国也造不出来。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说，中国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比如同样被别人“卡脖子”的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疗仪器，甚至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乘用汽车、农用拖拉机等，中国许多专家早就对其理论烂熟于胸，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造不出稳定可靠的高质量产品，究竟原因在哪里？

   更多的人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科技人才匮乏，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行。于是，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经费预算，围绕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国家级行动和计划不断推出，985、211、院士、杰青计划、千人计划、知识创新工程、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专项、大科学工程等层出不穷。若论经费，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早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绝对在世界第二方阵中。地方政府也穷其财力引人才、建平台、搞园区，试图一举突破产业瓶颈约束。据说，仅高端芯片产业就已投入上万亿，投资百亿级的芯片项目接连冒出，效果究竟如何？

   我无法苟同将产业问题简单归咎于科技问题，因为理论是一码事，工程实践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形成规律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理论也许可以共享，技术也许可以引进，物化的技术产品也许可以用钱买到，但技术能力必须是内生的，是十年磨一剑和久久为功的结果，从来没有速成之说。以芯片为例，台湾总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无论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能比大陆强多少。资金方面更是没有可比性，广东、江苏一个省的实力都能超过台湾。在市场应用方面，别说台湾市场，整个欧洲国家市场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大。有人有钱又有市场，却无法在芯片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上挺直腰杆、赢得尊重，看来不仅是板子打得不够重，下力不够猛，而是可能打错了地方——方向和路径错了。

   最近有两份材料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个是MIT前校长苏珊·霍利菲尔德的新书《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从科学的视野出发，阐释了生物技术和工程学的结合，在不久的将来如何“为改善我们的世界提供非凡的手段”（哈佛前校长福斯特荐语）；另一个是重温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2015年发表在《前沿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还原论和系统论》，在充分肯定还原论对于近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奠基性作用外，文章特别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包括对信息的忽视，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对系统层级结构的忽视，难以回答“总体大于子和”；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这两位东西方学术大师的中心思想，都是指向基于系统和工程化的技术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发现，完成从0到1的过程，具有唯一性；而创新是对理论的产品化、工程化和系统化，完成的是从1到100乃至无穷的过程。实践证明，这个工程化过程并不只是线性的理论成果转化，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系统整合配套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大量缄默知识，具有对特定情景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具有典型的“非公共性”。哈耶克认为，在人类的知识中，除了有Know that外，还有Know how，显性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说一切知识总体是一座冰山，那么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缄默知识则是隐藏于水下的绝大部分。

   这种缄默知识来自于工程化实践。由此，我结合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科技体制以及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卡脖子”问题，关键不在于还原论基础上的经典科学差距，而在于系统工程的缺失，技术科学、系统科学是最大的短板；第二，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更多地突出市场和需求的引领，突出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功能，然而用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无法解决复杂应用场景下的系统组合问题；第三，政府的作用需要精准定位，要着力解决创新生态，特别是政策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化以及对颠覆性创新的体制性扼制。

   我国科技布局缺乏对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的重视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用两位杰出华裔科学家的论断。一位是杨振宁先生，他在1981年就曾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走两个极端”，即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经费多得多。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我理解的发展性研究，就是指的工程科学、技术科学。

   另一位是李政道先生，他在1999年说过：“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而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他科技的发展。”显然，经典意义上的还原论无法回答大多数系统问题、宏观问题。

   引用以上思想，主要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知识冰山究竟有多大，形状如何，运行轨迹如何，才是决定露出水面部分之功能关键所在。如果只有理论研究，而没有基于完整、持续发展研究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而且也失去通过工程化手段探索和认知极限状态、系统状态下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可能。在我国目前的科技结构中，基础理论科学固然亟待加强，而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是更大的短板。一方面，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我们历来关注两端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各种资源配置及政策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工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体也不够清晰；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能工巧匠的层面，并未登上学术“大雅之堂”，以至于工程科学和技术成为教育、科研和就业的偏门冷门，真是谬以千里！

   以荷兰ASML为例，它从1984年起步，至今已近40年。加上对菲利浦之前20年技术开发基础的承接，可以说是集60年之力而成就的。为了保证全球工厂每秒以比头发丝千分之一还细的精度准确刻出上千亿个晶体管，他们不但开创性地利用全球“智识”为我所用，进行全球性的产业链布局，而且在时间、精度、速度、成本、强度、稳定性、成品率等多维度下求得最优，是数学、材料学、光学、化学、力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为一个数据往往需要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试错与否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系统性思考、互动性分析、创新性思维的成果，是对各子系统互动规律的全新发现和认知。

   这样的世界性企业还有不少，美国的特斯拉、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都属于此类。他们能够走到世界领先乃至一骑绝尘的位置，成为国家倚重的战略力量和国际政治角力的关键筹码，其成长过程和规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赢在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上，赢在通过不断实践和迭代所积累的丰厚缄默知识上，赢在与市场应用场景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互动与协同上。归纳而言，第一，十年磨一剑，与急功近利无缘；第二，应用场景和市场结果导向，构成完整价值闭环；第三，开放合作，实现全链条合作共赢。

   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科技结构布局上，还是资源配置上，都没有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斥。我曾与一位知名科学家交流工程技术对现代科学发展的价值，但被其完全否定。言谈之间，明显表现出对于工程技术的不屑，认为只是工匠和苦力，不是原创，不具有前沿性。我不知道这种思维在学术界是否为主流，但以在CNS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为大确属事实。最近几年，医学界不断曝出学术不端行为，一个成功做了上千例手术的临床医生，居然必须以发表学术文章获得职称晋升。这鼓励的是什么？申请课题，发表文章，获得奖励，这种“三点一线”的学术路径，让不少学者陷入陷阱，这种机制怎么能支持创新性的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是成功孵化出全球无人机领导者大疆创新、“水上特斯拉”逸动科技等一系列明星科技创业公司的知名科学家。他曾分享创业成功的核心思维模型——工程意识：“以前招学生，都是找最好的学校、成绩最好的，最后发现错了，工程意识比成绩更重要。未来的工程师要学会跟跨学科的团队合作，学会从设计到制造的快速迭代，学会把艺术、工程跟设计融合，去面对全球的市场”；“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如何动手，如何学习，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迭代。我们所熟知的创业者，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皆是如此”。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这既是经验之谈，更是规律使然。

   不少学者认为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不是原创，那什么才是原创？原创并不是经院中的奇思妙想，是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灵光，更多的是在长期和大量工程实践中打磨而成的经验性知识、平台型模式、开拓式思维。ASML、台积电、三星做原创都是在几十年工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厚重，令后来者望尘莫及，望而生畏。马斯克的电动汽车、火箭回收、星链计划、真空管道交通和脑机链接，其实都不能算是原理创新，但人们却认同其原创性、颠覆性。集成，并由此积累起缄默知识和产品门槛，这就是技术和产品层面上的原创，其复杂性、探索性绝不在原理发现之下。

   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学立国”，并且取得了骄人成就，其发展路径同样发人深思。陕西科技厅原厅长孙海鹰教授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是搞什么“遴选拔尖人才”“苗子经费资助”“面向国际前沿”“基础科学计划”“帽子、票子”等，也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在产业应用中深入科学研究，敢于进入“无人区”。在日本已经获得的23项诺贝尔奖中，有6项属于基础科学（基本粒子等），有17项属于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日本科学研究的重点。

   事实上，当代最热门的新兴学科，几乎都是科学、技术和工程一体化的产物。比如计算科学，当人们认识到计算机本质上是对符号的操控，更高级的编程语言、更能控制程序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基于软硬件结合的算法不断被开发出来，并且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再比如材料科学，过去更多的是基于大自然已有材料的功能发现与利用，而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等的出现表明设计特定功能的材料成为可能，深圳光启实验室就是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的探路者。技术乎？科学乎？

   （编辑  苏歌）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明确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党的二十大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保障。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可能真正做到政治上坚定。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广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包括自然辩证法,也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和深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权威伴随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非常重视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该章程中明确规定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全盟的立法机关,既体现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的思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支部的作用。1850年,他们明确提出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强调“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1873年,恩格斯发表了《论权威》一文，指出：“一个是一定的权威，另一个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2]

列宁继承并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党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时,全党和群众对党的领袖的重要性还没有深刻而又统一的认识。1900年后,列宁对党的领袖从不同角度作了多次的论述。他首先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集团,但他同时还认为,这个领袖集团同时也是由领袖个人组成的。1900年,针对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不要任何党的核心、忽视理论斗争的主张,列宁高度重视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强调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4]；“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5]。列宁在该文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6]。列宁还指出,“可以把一句名言(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作者注)改动一下,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7]。1918年,列宁指出：“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无论是铁路、运输、大机器和企业都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社会主义是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如果正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不能使自己的各种机构像大机器工业所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工作,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8]1920年,列宁的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诞生，标志着列宁关于党的领袖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统。列宁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同时论述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列宁在该书中指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9]1920年8月,列宁指出:“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0]1921年,列宁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11]

1935年，我们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12]。对于领导核心,毛泽东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13]“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4]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5]2016年,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的科学总结,对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的政党,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具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往往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是新时代党之大者,同时又是国之大者。

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积极推进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一国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推进。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 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6]

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要结合革命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以列宁为政治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才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苏联取得了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脱离、背离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则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大灾难、大倒退。当今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正是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历史回响。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坚决维护这一核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尤为重要。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核心,致使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后，我党形成了坚强正确和成熟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十四年间，不仅战胜日本侵略者,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除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撑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从思想理论上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特别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列宁深刻阐发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是把这四个概念及其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视野下进行阐发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就不可能认清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但列宁的重点是为了阐发领袖的极其重要性,并把群众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党内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7]

我们党通常所讲的群众，实际上是指人民，我们通常把人民和群众联系起来放到一起讲,叫人民群众。我们党所讲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人民群众主要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群众概念的内涵会相应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士包括地主,只要赞成抗日、参加抗日就是人民的范畴。“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18]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来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等已经不复存在,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改变。毛泽东在1957年2月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0]二是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革命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任何真正意义的革命中,工农群众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群众与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1]1921年,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是执政党,所以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22]。这就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供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依据。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力量所在，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性质的上述表述十分正确与准确,这是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等一系列论述演化转化而来的。但这两个先锋队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个先锋队是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是第一个先锋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始终保持第一个先锋队的鲜明的阶级性质,第二个先锋队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强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必须把这两个先锋队的辩证关系统一起来,但也决不能把这两个先锋队的作用相并列,更不能对立起来;在当前形势下,应防止有人用第二个先锋队来淡化甚至否定第一个先锋队鲜明的阶级性质和根本性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往往是灾难性的、颠覆性的。”[23]他还说:“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24] 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不是要否定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但是,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25] 我们党坚定提倡贯彻民主集中制,就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的核心,但党和国家政权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国家概念,党是国家中的领导力量。用党的领导来替代国家政权同样是十分荒谬的。

列宁论述了领袖的内涵。领袖是一定阶级的突出代表,同时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一些人常常有这样的历史错觉,好像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伟大事件和伟大时代的原因。这恰恰颠倒了伟大人物与伟大事件、伟大时代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社会和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造就伟大人物。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然出真知、出领袖。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一个成熟的政党总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带领党和人民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是成熟,一个根本性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个乃至一批有十分坚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依靠群众的领袖人物。这样的领袖,往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着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在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创建了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境界,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指明方向。无产阶级领袖又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有着崇高的威信,与人民群众时刻保持着血肉联系,是人民群众的向导、组织者和鼓舞者。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往往能以科学的预见和非凡的胆略，在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带领党和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即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复杂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所有传统、陈腐的所有制和与其相适应的观念送进历史的坟墓。

我们需要弄清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26]，“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27]。列宁说:“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28]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决定历史的结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更主要的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所决定。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领袖是能够正确地总结、概括、反映并能带领人民实现自己意志的伟大政治人物。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人民万岁”;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否定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一代又一代地推举出自已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与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即使取得统治地位,这个阶级所取得的统治地位还会丧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无产阶级忠诚的先锋战士,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肯定伟大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就是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领袖的巨大作用,首先体现在革命理论的创立、坚持与发展上。人类社会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当社会新的伟大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领袖常常是历史必然性的最先表达者。1901年,列宁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29]唤醒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袖。列宁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毛泽东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读原著,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和习近平对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都十分熟悉。

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马克思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也说,“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30]恩格斯还说,马克思的思想“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31]。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32] 列宁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毛泽东说：“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33] 毛泽东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而且还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的关于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极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的重要组成。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如下所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34]而现在有的学者整天热衷于“创新”,在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中,就宣布自己有多少多少处“创新”。这种文风其实是新八股的一种突出表现。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5]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6]

（编辑  季节）

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推演与现实演绎

新冠疫情后，美欧等政府出台了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事实上践行了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否认了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也就是在经济中还有闲置资源的情况下，货币超发、正确举债和财政扩张不会引发高通胀，即便产生高通胀也可以轻松通过财政紧缩来解决。

但是，这一结论显然与当前美欧高通胀的现实发生了背离。新冠疫情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零利率+量化宽松+财政大幅扩张”的组合，政府债务率、赤字率一度创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通胀问题也十分严峻。2021年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CPI通胀率已经持续两年多高于2%目标水平，且上涨幅度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高，其中美国通胀率最高超过9%，英国和欧元区更达到两位数，即便是长期通缩的日本，其通胀率也一度超过4%。

为什么现代货币理论会漠视通胀风险？该理论的逻辑是，从“赤字货币化”到恶性通胀，至少存在着三重门槛。第一个门槛是，调动“闲置资源”可以促进供需平衡。当闲置资源被动用，在需求增加的同时供给也会增加，若能做到供需平衡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通胀压力。

第二个门槛是，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可以抵消货币扩张。该理论认为，货币创造无法独立于实体经济运行，而是受到存款货币银行持有准备金的意愿、贷款意愿、企业借款需求和居民储蓄倾向等多方面影响。这意味着，即使中央银行超发货币，若有效融资需求不佳，最终创造出的货币供给总量可能有限，也不会形成恶性通胀。

第三个门槛是，财政紧缩可以轻松控制通胀。现代货币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财政和货币不分家，财政支出是另一种形式的货币创造。因此，即便真的有高通胀，政府也可以通过征税、减少财政支出等财政紧缩手段，类似货币紧缩，帮助冲掉多余的流动性并控制通胀。

除逻辑推演之外，事实上21世纪以来直到新冠疫情以前，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由于财政和货币过度刺激而引发高通胀的情况。换句话说，“经验主义”可能也是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漠视通胀的原因。尤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欧日经济体长期保持了“三低一高”（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的格局。尽管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率显著攀升，财政自我约束逐渐放松，但通胀率整体低于2%的目标水平。日本的例子最为典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采取了“财政刺激+发行国债+央行买单”的政策组合，国际金融危机后成为实施量化宽松（QE）的先驱，“安倍经济学”更是具有强烈的MMT色彩。但日本的通胀水平反而较欧美更低。

那为什么现代货币理论在新冠疫情后的实践中却出现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并不成立，使得货币和财政刺激引发通胀的风险被严重低估了。

一是充分就业缺乏合理的界定。2021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认为的“自然失业率”在4.3%-4.5%左右，但当时美国实际失业率明显高于这一水平，因此美联储即便观察到通胀上升，也误判其为“暂时性”的，在退出货币宽松时比较犹豫。2022年，当通胀率已经持续一年高于2%目标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反思称，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需要上调到5%。其实，“充分就业”的界定一直颇有争议，“自然失业率”如何界定、不同部门的充分就业水平会不会有差异、劳动力基数变化会不会有影响等，都不够明确。对充分就业的误判，是本轮美欧财政和货币刺激过度的主因之一。

二是货币主权的独立性很难保证。现代货币理论成立的一个假设是货币主权是绝对独立的，政府只借入本币债务，继而本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但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除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比较独立之外，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都或多或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尤其新兴市场很容易受到美联储政策外溢效应的冲击。而且，这一次美国的货币宽松助推了全球通胀，自身多少也受到反噬。所以，这个假设不完全成立。

三是财政紧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看到，当美欧遭遇高通胀的时候，似乎只有央行在努力“救火”，财政则隔岸“观火”，并未看到明显的财政紧缩。这与人们常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其实是一回事。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比如西方政治民粹化的倾向，执政者需要维持财政宽松来赢得选民支持等，这些都在影响财政政策的操作。毕竟，理论跟实践要相互结合，理论上可行，并不代表实践上可操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生的供给冲击，现代货币理论着墨不多。现代货币理论的说辞是，历史上恶性通胀往往由特定事件驱动，实质上承认了供给冲击会引发通胀问题，只是不认为现代货币理论需要对恶性通胀负责。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基本上没有针对供给冲击的讨论，更不用说分析如何解决由此造成的通胀问题。比如，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的全球通胀高升，现代货币理论是否也有责任，以及是否需要采取行动帮助遏制通胀，这些问题很难从该理论思想中寻得答案。

辩证看待和使用现代货币理论需延伸讨论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现在西方主流对现代货币理论持什么看法？

也许，“赤字货币化”不是一个约束，而是一种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事实。财政赤字似乎在西方政策实践中并不是特别大的约束。比如，美国在考虑赤字货币化问题的时候，其实更关注的是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还本”基本上不用考虑，只要能够“付息”就可以了。

再比如欧洲，欧洲央行在去年创立了一个“传导保护工具”（TPI）。货币政策的紧缩，势必造成很多欧元区主权国家的主权债价格下跌，比如说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很快。为了解决不同成员国经济的“碎片化”问题、以及国债收益率的差异化问题，欧央行推出这个工具。当某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上升过快、主权债务风险飙升时，就相应加大直接购买这个国家的主权债，以纠正所谓“不理智”的市场定价行为。实际上，这种操作就可以视为直接的赤字货币化。

可见，在新冠疫情后，其实西方政府很少将“赤字货币化”视为一个问题，且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约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二个问题，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践有没有积极效果？

之前当我们论证高政府债务和高财政扩张可以并存的时候，多是用日本举例。我们认为，这一轮可能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美国。本轮美国的政策刺激力度是引领全球的，在践行现代货币理论方面是非常充分的。

美国在践行现代货币理论时出现了什么状况呢？硬币的反面当然是高通胀。虽然美国通胀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通胀回落的速度较慢，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较长。目前，美联储加息周期可能仍将继续，而且前期加息速度很快，加上持续缩表，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因此，这整个抑制通胀的过程最终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多大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硬币的正面。硬币的正面是什么呢？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韧性很强。虽然从去年全球就开始讨论美国经济衰退的问题，但直到目前美国经济仍是有韧性的。最新美联储模型预测，今年二季度美国GDP仍可以实现环比折年增长2%左右，与潜在增长水平基本匹配，所以很难说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了。

美国经济为何有韧性呢？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通过财政大量补助家庭，所以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健康的。美国居民超额储蓄的规模最高时超过2万亿美元，目前仍有1万亿美元左右，人均超过3千美元。从最新收入情况看，居民劳动收入的增长与通胀水平基本匹配，而且结构上出现了优化，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非常快。之前很多观点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但目前已经发生变化。

原因之二是，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为什么美国财政对企业的支持不多，但企业能够保持健康呢？我们认为，针对居民的财政支持，保证了企业的终端消费需求；企业未被直接救助，所以新陈代谢较快。新旧产能的快速更迭，带来的好处可能是生产率的提升。美国劳动部数据显示，企业单位时间的产量在疫情以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比较健康。

原因之三，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的房地产比较健康。美国的房地产不像中国的房地产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地产投资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不到10%，但地产行业与很多服务业以及居民就业息息相关。由于美国房屋的库存水平比较低，而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所以整体呈现供需两旺的格局。在高利率面前，虽然去年美国地产投资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但今年以来，地产销售和开工指标已经出现回暖迹象，地产的韧性是较强的。

总之，在践行代货币理论之后，美国经济似乎并未伤筋动骨，反而各个方面指标都还不错。

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两个担忧。

一个是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债务高企。但若评估美国政府偿付能力或者利息支付的情况，未来两三年其利息支出占GDP的占比其实不会明显上升。由于之前发行的多是长期债券，即使目前短期国债收益率在攀升，但长期债券收益率涨幅有限。此外，在新冠疫情初期，美国政府大规模举债的时候，市场利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美国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占GDP的占比甚至一度下降。这恰恰体现了财政和货币的适当配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夯实政府债务偿付能力。目前，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至少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

另一个担忧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一般认为，政府大量举债后，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可能相互嵌入、相互共振。但事实上，美国金融系统，尤其当前引起公众关注的地区性银行，还是比较稳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加强了金融监管，即使一些地区银行、影子银行的问题未必能完全排除。美国的传统大型银行仍是比较稳健的。另一部分原因可能也得益于货币与财政的配合。此前美联储降息和扩表时，客观上帮助降低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即便目前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也是建立在经济仍有韧性的基础上。

总的来看，美国经济较有韧性，美国政府的债务持续性还不错，金融体系也还比较稳健。美国实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到底对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中国政府债务的演化路径

关于中国政府债务的演化路径，我们把它概括成“三化”。

第一“化”：专项债一般化。简单来说，就是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占比降低，一般债的占比上升。地方专项债最关键的是收益率考核，但现在能够符合收益率考核要求的项目是越来越少。但从偿债资金的来源，以及资金的投向来看，事实上地方专项债和一般债的界限已模糊化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更多发行一般债，地方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建更多的基建项目。对于这些项目，仅算财务收益就没有办法达到专项债标准，但考虑到整个经济社会的总效益，这些项目也许是值得做的，投入产出比还是高的。对于地方专项债的一般化，更多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目前学界和市场似乎没有太多的分歧。

第二“化”：地方债国债化。直白来讲，就是以国家主权的信用，更多地去替换地方政府的信用。换言之，中央政府债务的占比要上升，中央财政支出的占比也要上升。这将关乎财政体制的重新优化与调整，即央地财政关系的重塑。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加更多的杠杆，尤其是考虑到土地出让金下滑后，地方财政比较拮据，地方政府即便想加杠杆也未必有空间。此外，地方政府也受制于隐性债务反弹的风险等问题，而中央政府加杠杆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第三“化”：所谓的“债务货币化”。所谓的债务货币化，最终可能演化为赤字货币化。这一块有较大争议，但我们认为也需要辩证地看待。

首先，赤字货币化可不可以有条件地用？比如，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是跨域的，可能是跨多个省的。要求某一地方政府去单独承担，不是一个合理的行政边界。这时候，是不是可以中央政府去做？

再比如公共消费支出。党的十九大讨论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给这些新市民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帮助他们完成身份转换，这不仅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涉及经济发展问题：此举会不会带来房地产需求的增量，会不会带来消费增长的增量等。而且，中央政府在公共消费品上的支出越多，对私人消费的拉动效应也会更明显。这里并不存在“挤出效应”，只会存在“挤入效应”。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支出得越多，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就会越低，消费增长的空间和后劲才会更广更足。

第二，赤字货币化可不可以变通地用？我国央行不能直接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对于是否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此举对于国债的流动性总量和流动性构成的影响有没有本质区别，是可以讨论的。如果说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现象，而非刻意追求的制度安排，现在我们强调的加强货币和财政配合，是否必须有个明确的界限或者约束，是值得讨论的。

第三，赤字货币化可不可以阶段性地用？阶段性就是当私人部门都不太加杠杆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政府部门加杠杆；如果地方政府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中央政府加杠杆。目前，私人部门加杠杆的倾向不明显，疫后消费恢复的高度和持续性不及预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仍需提振。当私人部门加杠杆不够时，即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时，可能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比如通过投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来释放积极信号。这不仅能够直接补足和提振需求，也能起到信号显示作用，有助于真正促进预期和信心的改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配合，是当下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新冠疫情后，国外现代货币理论的实践，同时带来了负面和正面的结果，我们可以更加辩证和客观地看待这一理论的优缺点。至于我国政府债务的演化，在我们讨论的“三化”中，即专项债一般化、地方债国债化、赤字货币化，前两个路径或已有部分共识，第三个路径仍有不少争议，也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编辑 尚鸣）

在市场的大环境下，营销环境与数字经济存在互动效应。一方面，数字经济基于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实现创新、创造价值和创造就业，为营商环境的提升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营商环境的各项政策、法律、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的优化与完善，又会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当今世界的经济组织结构已趋向扁平化发展，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具有极高的渗透性功能，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第一、第二产业扩张，出现了三大产业相互融合的趋势，进而形成了与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相融合的新的产业生态发展趋势。数字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数字经济的精准和高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减少传统工业生产对有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减轻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危害，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是通过大数据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的一种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营商环境作为开展商业活动的外部环境，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它是指在某一地域或特定范围内，政府和市场等各种主体共同创造和维护、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市场机制、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评价。

2001年，世界银行成立全球营商环境评估项目DB（Doing Business），通过对比全球不同经济体和不同时期的商业监管环境，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一期《营商环境报告》；2004年，中国被纳入调研考察范围，DB报告中对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进行了营商环境便利度评估并排名；及至2019年，DB报告已涵盖了世界191个经济体。由于覆盖面广泛、评估体系相对客观，国际影响力日渐提升，极大促进了全球投资、国际贸易和营商环境的改善。

2022年2月4日，世界银行官网发布了新的营商环境体系BEE（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普遍译为宜商环境）项目概念说明。2022年12月，BEE新版概念书发布，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项目名称进一步正式确定为B-READY（Business Ready）。根据世行公布的计划，新的首轮评估将分三批次、每批约60个经济体。2023年1月启动第一批，包括我国香港地区，并于2024年4月前发布第一份评估报告；2023年6月启动第二批，将在2025年4月前发布第二份评估报告；第三批将在2024年6月启动，在2026年4月前发布所有评估报告。从整体来看：

一是BEE注重单个企业与整个私营部门之间的均衡，既关注单个公司开展业务便利性的角度，也从整个私营部门发展的角度去评估商业环境；二是BEE注重监管与公共服务的均衡，不仅关注政府监管方面，还将关注公共服务的提供，因为公共服务也是市场运作的关键；三是BEE注重法律法规与实际执行的均衡，在实际评估中不仅会收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信息，也会收集反映实际执行情况的信息和测量结果；四是BEE注重数据代表性与可比性之间的均衡，BEE将通过专家咨询和企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努力在各国的数据可比性和特定经济体的数据代表性之间觉得平衡，以克服指标单一的局限性。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基于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利用数据和信息资源，实现创新、创造价值和创造就业的新型经济形态。而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经营和发展所处的政策、法律、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互动作用，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而营商环境的不良则会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

研究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关系，首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其次，分析数字经济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优化营商环境的思路和方法。再次，探讨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作用，可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营造良好环境的方向和途径。最后，提出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建议，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指导和借鉴，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营商环境的优化。

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关系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关系需要持续关注和研究，以推动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良好互动和协调发展。

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产生的作用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国家的经济软实力，也是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果。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它的发展需要营商环境的支持，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法律法规保障和市场监管等支持，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为数字经济提供发展所需的基础和保障。

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包括政策环境、法律法规保障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保障。政府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转型。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政府部门应当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研究政策，优化营商环境。比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数字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措施，为数字经济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加速数字经济落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数字经济的落地和实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扶持和引导，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例如，政府部门可以推动数字化专项指导，完善数字化服务，加快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措施，促进数字经济的落地实践和应用。

数字经济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了关键性的要求和挑战。

首先，数字经济促进营商环境的政策创新和调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营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带动了政策创新的加速和升级。政策部门通过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优化和完善营商环境。

其次，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市场监管的力度，加快市场化的改革，提高市场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维护数字经济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对法律法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部门需要根据数字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新和完善法律法规，保护数字经济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等等。

第四，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市场改革的进程，数字经济创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促使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推动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同时也有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提升。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营商环境的升级和提升，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互动机制

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关联机制

政策引导机制。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营商环境政策，引导数字经济企业在特定营商环境下进行经营活动，促进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如加强数字政府的建设。数字政府是一种以信息为引领的升级治理工具，具有更高效的系统回应能力和更强大的市场监督能力。数字政府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探索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能够强化模式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让如同北京“一网通查”、浙江“上链盖戳”、上海“一网通办”、广东“粤省事”等先进举措遍地开花，通过“掌上办”“指尖办”为人民生活提供方便，快捷方式，让政府服务更加有温度。

市场调节机制。营商环境是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市场机制通过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市场价格等方面的调节，对数字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反过来也对营商环境的市场环境产生影响。如近年来贵州铜仁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通过探索“制度化规范、差异化推进、信息化登记、一体化监管”的融合模式，理顺证照功能，明晰政府和企业权责边界等，从“资质监管”向“行为监管”转变，破解企业“准入不准营”等问题，使全市的营商环境得到有效优化。

技术创新机制。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数字技术的创新，数字技术的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营商环境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营商环境中的服务和监管的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赋能营商环境的建设，信息化、数字化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也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一把金钥匙。信息技术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无穷的机会，我国是人口大国，网络覆盖率很高，造就了广阔的数字经济市场空间。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技术创新机制，依托先进的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就可以较快实现数字化转型。例如政府利用AI政企机器人，采用最前沿的语义识别引擎技术与知识图谱构建技术，基于最新的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可以完成对机器人的快速智能化训练。AI政企机器人可以24小时在线，并在1秒内完成对咨询事项的语义识别，给出答复并提供导办。

公共服务机制。公共服务是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数字经济企业需要依托营商环境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平台来实现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转化，反过来也可以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营商环境的公共服务的提升。例如海南省围绕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改革需求，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为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创新建设“海易兑”系统，按照全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原则，快速搭建政策管理与服务系统，通过与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接，确保全流程实现闭环，真正做到进一扇门、办全省事，为企业提供更快更便捷的补贴申领业务办理系统。

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互动方式

第一，数字经济推动营商环境的升级和发展。

营商环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系统性工程。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大潮中最具创新性和成长性的新经济业态，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爆点。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互动，要树立并全面贯彻“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使各类市场主体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促进营商环境的政策和服务的升级和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朝着透明、公开、公正和便利的方向发展。

第二，营商环境的各种机制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营商环境的政策、法律法规和市场机制等对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约和促进作用，有助于数字经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创新活动。

第三，规范的市场秩序，能够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良好的市场环境具有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率，保障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第四，政策制度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已超2700多万，占GDP总额的60%以上，贡献了国内50%以上的税收。要让这些民营企业稳步发展，就要有好的政策指导，释放市场活力，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为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第五，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给法律体系带来极大的挑战。法治要适应新业态的发展，要跟上新技术的发展，要为数字经济发展“松绑”。积极推进“柔性监管”，坚持“监管中体现服务，服务中加强监管”。探索在互联网内金融、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存在风险领域，设立“安全空间”，允许企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试错。

总之，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双向促进的关系，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促进了营商环境的升级和提升，反过来营商环境的优化也促进了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之间还存在着联动协同的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营商环境的支持和保障，营商环境的优化也需要数字经济的参与和推动，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需要协同作用，才能够实现共同发展。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依存关系，政府部门需要加强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的政策沟通和协调，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为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

1. 加强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的联动协同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政府部门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的技术交流和资源整合，加强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为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好的技术和资源支持。

1. 完善市场机制和监管体系。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的市场机制效应需要加强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监管体系的建设。政府部门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市场机制的升级和完善，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促进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市场协同发展。

四、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平台建设。

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的公共服务效应需要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平台的建设。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平台的投入，为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支持。

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加强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完善市场机制和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平台建设，为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路径。

从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的营商环境管理模式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缺乏足够的深度研究和应用经验。为了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现状，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国际物流园区，有着自己专属的“点到点”服务和“一站式”的服务，构建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措施。政府部门和企业应该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数字经济和营商环境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编辑 杨利红）

伴随平台经济的发展，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数据资源成为各平台争夺的对象。个人信息作为数据资源重要的成分之一，仅依靠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手段远远不够，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反垄断法》自然地成为各方寻求的救济手段。而关于是否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反垄断法》保护范围，存在着肯定、否定两种意见。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反垄断法》存在交叉领域，并且《反垄断法》在执法效率上具有优越性，所以，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兹事体大。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可通过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事项中，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建立企业收集个人信息的透明公示制度、建立数字守门人制度等，实现个人信息的《反垄断法》保护。

科技巨头企业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获取消费者信息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颁布，指出要加快培育一个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的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1]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越来越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生产要素——消费者通过数据的提供（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享受到更便利和优质的服务体验；经营者通过对消费者提供的大量个人信息数据进行筛选、整合并利用，享受到可观的收益。

在数字经济时代、在信息通信技术这张大网里，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逐渐由传统的线下市场活动转战到互联网平台。随着近几年曝出的美团等平台企业“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等问题，平台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逐渐超越被授权的合规范围。个人信息数据资源的重要性及巨额利润回报率，诱使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数据进行更深层次地获取和利用。[2] 特别是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经营的网络平台，用户对其依赖性高，可供用户选择的、具有相同功能的平台少之又少，这些巨头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制定一些强制性规定，即用户如果“不同意”授权信息，平台将无法为其提供服务（或更优质的服务），构成了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的保护范围，借助《反垄断法》，规制具有支配地位的科技巨头实施禁止的垄断行为，从而达到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目的。

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的争议

国外对于个人信息是否纳入《反垄断法》保护范围，已有一些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调查脸书（Facebook）案。但国内关于是否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的保护，仍未形成统一观点，理论和实践层面依旧存在两种声音：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支持将个人信息进行立法保护

即应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的保护范围，以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免受经营者侵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将个人信息作为消费者利益的内容实施保护。

相较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更加强调的是消费者利益，即消费者作为群体的利益；消费者权益则侧重于保护作为个人的消费者的权利与利益。[3] 通过剖析个人信息，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部分信息具有经济性价值，或者与经济利益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被市场赋予了经济性。[4] 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为了获得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有可能会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不排除这类垄断行为可能产生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效果，但只是暂时的），最终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对经营者垄断行为进行规制，从而形成了“保护竞争--消费者利益保护”的“行为--结果”模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成为符合消费者切身利益的内容，如果在《反垄断法》中不为消费者个人信息提供保护、导致消费者利益可能受损，就违背了《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所以主张将个人信息作为消费者利益的内容，由《反垄断法》提供保护措施。

第二，主张将保护个人信息作为非价格因素的内容。

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质量、创新等非价格因素逐渐成为消费者关注的内容。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不仅考虑价格因素，还会要求经营者为其提供更好、更有特色或者更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商品或服务，尤其涉及个人信息方面。

个人信息在数字经济时代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之一，平台向用户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个人信息还充当了平台企业与用户的交易对价，与价格同等重要，[5] 不仅影响消费者选择，而且对竞争者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利益驱动力。经营者为了企业利益可能会实施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所以有必要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范围。

否定说：反对将个人信息纳入保护范围

反对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虽然偶尔出现在《反垄断法》视野，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边缘位置，不能因为有一定的联系，就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范围。

第一，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与《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不同。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尊重、保护个人隐私权，是从保护人格权的角度出发，避免个人的隐私权受到不法侵害，也就是更强调保护非经济性的、具有人身权性质的权利。而《反垄断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不难看出，《反垄断法》所追求的是经济意义的公平和效率，虽然最终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但更加侧重于经济性（非人身权性质）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与《反垄断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是不一样的，不能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的保护领域。

第二，质量等非价格因素的评估难度大，执法困难。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面对因价格因素而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时，可以及时发现并作出反应，通过价格（如“价格歧视”“不公平的高价”“不公平的低价”）来判断经营者是否构成垄断；但是对质量等非价格因素的评估却非常困难。复杂且不精确，仅从一个维度评估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也并不全面。[6] 如果将个人信息作为质量等非价格因素实施保护，有可能使保护陷入不确定状态。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重视程度、衡量标准不同，而且对于个人信息隐私性边界的界定，难度很大。数据隐私意味着该信息主体的信息自由，不受信息处理者的侵犯，[7] 但是，每个信息主体对于隐私的内涵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如何界定，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反垄断法》毕竟不是一部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不可能替代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出专门界定。在执法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难以测量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重视程度、衡量标准，无法精准有力保护个人信息。而且侵犯个人性信息具有隐蔽性，权利受到侵犯的消费者都很难及时察觉，更何况作为第三方的执法机构，执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反垄断法》保护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分析

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正在成为平台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数据层面的反垄断将成为下一阶段治理的重点。[8] 个人信息作为数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反垄断法》存在交叉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利益问题的积极回应。信息时代，个人信息越来越成为摆在群众面前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把每个人都放在了信息化的空间内，个体或多或少地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互联网+”“平台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平台垄断行为与个人信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平台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还不具备控制信息、随意抓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条件，但随着平台的发展壮大，依仗垄断地位强制获取用户信息，或者利用垄断地位排挤竞争对手、获取相同或相关领域的用户数据信息易如反掌。平台实施垄断行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后果，是平台会缺乏动力维持现有或更高的隐私保护水平，且不再担心随意获取用户的数据信息会降低企业的信誉或者经济利益。

由于用户在平台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只有很小的选择权——要么继续使用垄断平台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条件是允许该平台持续地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数据；要么用户放弃使用该平台，寻找替代商品或服务。但即便用户拥有放弃的选择权也不是治本之策，一方面是因为用户对平台的黏性较大，很难放弃该平台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转而选择其他平台，只能继续成为“待宰的羔羊”；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用户不再继续使用该平台，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抓取该用户的数据信息。在此种交叉问题下，个人信息保护法不能够很好地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需要《反垄断法》发挥规制作用。

《反垄断法》具有执法效率上的优越性

对个人信息既要做到全面保护，又需要确保保护力度，避免弱势群体成为市场竞争的“牺牲品”。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方面，《反垄断法》有其执法效率上的优势。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其在执法资源配置以及决策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9] 执法机构的统一性可有效避免执法过程中的多机构执法冲突，节约执法成本，进而提高《反垄断法》的执法效率；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可避免其他机构或组织的不正当干预，并实施合理的执法行为。统一性、独立性的特征，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效率。此外，为了对消费者（用户）的个人信息实施更加妥善的保护，还必须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恰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新的《反垄断法》不仅在“总则”部分新增了数字平台反垄断专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从事禁止的垄断行为，在分则部分更是规定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从事前述禁止的垄断行为。新增的强化《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的具体适用规则，将会成为规制平台从事垄断行为的一大利器。

《反垄断法》保护个人信息的体系构建

以德国脸书案为例

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调查脸书案是首例也是唯一一例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保护范围的案件，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践经验。2016年，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开始对脸书强制收集和使用用户信息的行为展开调查，发现脸书公司不仅收集使用用户的信息数据，还收集该类用户在其旗下社交服务平台Whats app/Instagram的信息数据，并通过跨平台应用程序开放接口（API）获取用户在第三方网络平台或手机APP上嵌入脸书社交插件中的“喜欢”和“分享”按键的使用行为数据。[10] 通过界定脸书公司的相关市场范围，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017年12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披露了案件初步调查卷宗，指出脸书滥用其行业主导地位，使用会员协议的方式，允许该企业“无限制地收集使用第三方网站产生的各种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该用户的脸书账户合并”。同时，根据脸书提供的服务合同内容：“如不接受整个套餐协议，用户就不能使用这个网络。”[11] 脸书利用其在德国社交网络服务领域的支配地位，强制收集用户数据信息，利用用户数据信息精准投放针对性的广告商品，不仅侵害了用户的个人信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据此，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认定脸书公司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德国卡特尔局认定脸书的垄断行为以其具有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切入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以分为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12]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主要对排他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了规定，但剥削性滥用问题尚存在法律空白，仅有《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对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差别待遇的行为作出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对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等进行分析，从而根据其支付能力的大小等因素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13]

例如近些年引起人们关注的大数据“杀熟”事件。美团针对同一笔订单，会员的价格要高于非会员的价格，一经揭露便引发热议。“大数据杀熟”是由算法定价引起的一种现象，有可能是一种正当的价格歧视行为，也有可能不是，[14] 判断的依据，在于是否利用个人信息实施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美团“大数据杀熟”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差别待遇，性质上为剥削性滥用。

在平台经济领域，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往往直接作用于交易相对方，而对于竞争对手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反而以间接的效果呈现出来。[15] 德国脸书案为我们确定剥削性滥用的标准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剥削性滥用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反垄断法》法律法规中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有必要在以后《反垄断法》修订案中，增加平台企业剥削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条款。

建立企业收集个人信息的透明公示制度

营造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要求企业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时，需要收集个人信息的，应该向消费者说明其收集信息的种类、用途以及消费者撤回同意时所留存信息的处理方式等，这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同时也是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的重要程序性事项。但很少有企业会将这些内容以显著的方式传达给消费者，而是仅提供内容冗长的服务政策和隐私政策，消费者一般直接勾选同意选项，几乎不会完整阅读，以至于消费者在向平台企业授权时不了解企业获取信息的具体范围以及使用途径，非常容易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所以，为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免遭侵犯，有必要建立收集个人信息的透明公示制度。

针对信息收集的透明性问题，我国有相关文件已经涉及。2021年工信部颁发的《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中，关于个人信息收集的透明原则指出：要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双清单”，[16] 以此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17] 个人信息保护清单可以让消费者清楚地知道，哪些信息被收集了以及使用途径如何，当消费者知晓个人信息中的隐私部分被过度收集时，可以及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优化隐私政策和权限调用方式，让消费者在授权前就知悉企业在提供服务时需要获取哪些隐私类信息，尤其是敏感信息部分，据此作出授权或不授权的决定。

建立个人信息收集的透明公示制度，不仅对于消费者有利，在某些方面对企业同样有利。如果企业及时透明地公示个人信息清单以及与第三方共享的个人清单，并承诺给予高级别保护，消费者就会选择该企业而放弃提供低级别保护手段的企业，从而使该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框架内进行保护仍不够，还应在《反垄断法》中新增透明公示制度，作为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免受垄断行为侵犯的辅助性条款。

建立数字守门人制度

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市场监管执法、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针对平台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强制收集非必要信息等乱象，不仅要将个人信息保护与《反垄断法》规制的具体垄断行为联系起来，还要将其纳入《反垄断法》的监管框架内，加强事前监管、合作监管，[18] 同时还要以事后的惩处力度作为支撑，保障事前监管具体落实。在反垄断监管框架中，事前监管是抑制垄断势力抬头的重要程序性阶段。做好事前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将平台垄断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保障市场有序运行，提高市场竞争活力。而对于容易受到侵犯的个人信息，更应该做到事前监管、及时高效，在还未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前，通过加大事前监管力度，做到有效保护消费者个人权益。加强事前监管，设立“数字守门人”制度事关重大。由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12月公布的《数字市场法案》提出，通过将具有绝对市场优势的平台认定为数字守门人，禁止数字守门人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开放。[19] 数字守门人既可能成为营造竞争、有序市场环境的“敲门砖”，又可能成为中小企业的“拦路虎”，因此要求其积极地促进市场竞争和消极地禁止从事某些垄断行为。

建立数字守门人制度，需要确立认定标准，其标准认定可以依据三个方面：第一是规模标准。只有当一个平台规模足够大、服务的用户足够多、可能产生的影响足够大时，它才会被认定为是监管意义上的数字守门人，并被要求履行更多的义务。[20] 第二是力量标准。被认定为数字守门人的企业（平台）要有能够控制某个关键的入口或渠道的能力，对境内市场有着重大影响。符合这个标准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市场中只有一个平台，此时平台的力量达到顶峰状态；二是市场中不止一家平台，但其他平台未能撼动某个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它依然可以依靠绝对优势操纵市场。第三是持续性标准。数字守门人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持续性的；如果某一个平台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威胁，但威胁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此时不需要对其进行监管规制，便可让市场重回自由运转的状态；但当该守门人平台持续地对市场竞争造成威胁并难以消除时，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干预，通过负担更多责任的方式瓦解守门人的支配地位。

综上，只有对数字守门人的认定标准进行明晰，才能通过建立数字守门人制度，对数字守门人实施事前监管，以此削减其对市场竞争的威胁，推动市场自由运作，恢复市场竞争有序的状态。

《反垄断法》的修订虽然强化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具体适用规则，但对个人信息保护，仅强调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并未明确是否将消费者（平台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反垄断法》的保护范围。因此，建议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将个人信息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围，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建立透明公示制度和数字守门人制度。

（编辑  杨利红）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百年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世界迎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新的时代命题再次要求我们对其展开学习和探索。

信息洪流的爆发和全球化的推进，使这个时代被赋予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体系。中国作为一个绵亘千年而不断的文明古国，“复杂”对于中国人来说从不陌生，但现今有两个特征是过去的中国不曾经历过的：首先，治理对象已经复杂到难以将其降维简化为确定性问题来完成解析；其次，现今大数据时代使积累足够数量级的国家治理数据和大幅度提升算力成为现实，此二者相加，使得不以牺牲细节为前提地完整认知复杂性具有了必要和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进一步说明，针对复杂性这一整体概念的方法论被深度发掘和充分研究的时机业已到来。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发生深刻而复杂变化的时代，“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确定性”，我们越是深入探究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就越是能感知到变幻无穷的复杂性。

在三十多年系统工程的实践中，在大自然“适者生存”的启示下，笔者以解决工程系统的复杂性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工程实践出发，向自然生命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复杂工程系统的V++设计方法和有机适应性理论。在反复的推演中，工程领域人造系统的这套适应性理论与我国治理体系之建设存在相当的互通性，站在国家面对的挑战与现有能力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用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步对应解决“复杂性”这一策略问题的时刻了。

以复杂性为重点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新方法

在20世纪晚期，美国已稳坐世界霸主的位置，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范式，也经由各个领域源源不断地输出给全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逐渐被塑造成为国家治理的标准。美国自诩是照耀世界的“民主灯塔”，美国经验成了全球认同的所谓“真理”。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将成为国际格局的全新划分标准”的观点，预言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时至今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搅乱了全球经济，西方制度的“正确性”不断受到内外质疑，各国治理体系的效率及成果的对比也愈发强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人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而在瞬息万变的当下，制度的先进程度和实用性随着时代大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通过在纷乱复杂的信息中，确认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之特性，提炼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词，形成适应我国现实情况乃至世界需要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法论，实属必要。

适用且可持续的方法论，要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上，中国既不像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全社会统一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部分西方国家存在公众高度认同的价值观；更有别于那些或土地面积小或人口密度小，政府管理不具有太大难度的国家。因此，若要论及我国国家治理之客体的本质，没有比“复杂性”更能概括和描述它的特性了。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有其深层次的科学问题，研究好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是我国当下之需，也是世界区域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之需。首先，中国幅员辽阔，北至冻土，南到雨林，西通高原，东临沧海，多样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地区间交通情况、经济实力、地方民俗等等存在巨大差别，对管理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古语“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所表述的即是这样的情况。例如同样一套海外人才引进制度，其在上海推行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可能远高于东北的某个重工业城市。因而，我国需要在纵向确保政策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横向推动多种具体的操作制度，才能保证不同地域、不同行业能够达到预先设定的统一发展目标。

其次，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的迅速崛起使得知识和教育的门槛大幅下降，突发新闻事件在数秒内就能够传播到全球，管理者与群众之间曾经的信息差被极大地抹平。一方面，民众个体的强烈独立意识产生了更多的创新和机会；另一方面，在发展中不断积累着大大小小的矛盾，为我国的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综合以上两种特质可见，我国所面对的国家治理问题可谓相当复杂，这样一个由千千万万个有机的个体、家庭、企业、社团组合而成的庞大群体，以及由其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共同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考虑如何科学地认知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依据这些本质特征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以保证治理体系稳步实现所规划的目标。

社会体系是人造体系，其组成的主体是多样、多层和非线性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是复杂多变。对这一社会体系（模型）的构建遇到的主要难题在于：（1）一般由单元、系统和总体不同层次和使命组成的体系，如何进行整体设计？（2）体系的各种模式和作用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无穷的，如何认知这个体系？（3）体系的组成是庞大和复杂的，如何实现对体系的有效管理，以及体系的有序演进？总之科学地认知体系，是研究出发的基础。

以现代化的新视角重新认知体系来认知复杂性

从工程的角度出发，体系的概念在学界之中尚莫衷一是，大众对于体系的认知更是局限。一般地讲，当下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以“降维解析”为主的笛卡尔的还原论思想，这种传统的认知方法采用的是“将面临的所有问题尽可能地细分，细到能用最佳的方式将其解决为止”的方式。还原论虽然在推动现代科学发展上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但是它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其在分解解析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体系整体性与主体间交互性的流失，即使在后期能够再次进行集成，降维时流失的整体性和主体间交互性也不可能彻底得到还原。所以，在信息和智能时代，如何用现代化意义的手段更加完整地、不以牺牲细节为代价地认知体系十分重要，而这也是笔者建立的复杂性适应理论的基础。

为方便理解，笔者将学界对体系认识的原点与基于复杂性理论认知体系的路径进行对比剖析，并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从降维到升维认知：体系是动态的，传统认识体系的手段——基于还原论的降维解析过程有其致命的局限性。还原论是静态分解，是通过降维来规避体系复杂性的理论，其过程弱化或忽视了体系在时间上的动态演化特征。体系的整体性状态是连续变化的，是由各个主体之间通过交互共同决定的。只有从三维扩展到时间的第四维度上，体系才表现为状态的持续变化，形成一股连续的状态流。任何体系都是多主体的物质与能量在时间维度上的状态流，体系的协同与适应是由体系内主体之间随时间变化的流程来表达的，是一种时间的升维，所以只有站在更高的维度上才能更全面地认知体系。

从隐性到显性认知：认知体系的关键是挖掘体系运行的隐性规律。蚁群的活动，我们看到的是每只蚂蚁简单的行动引起群体涌现出非凡的复杂结果，但看不到的是它们行动的规则。只有通过大量的观察和挖掘，我们才能提炼、总结其中的规律，从而认知蚁群是怎么协作的。认知隐性的关键不仅是发现认知隐性的方法和手段，更重要的是隐性规律的提炼和显性应用。这是从隐性到显性的认知过程，也是认知体系复杂性的一个新的视角。

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认知：简单的系统，如汽车有驾驶员、飞机有飞行员、公司有老板，一般都是有中心的控制系统。但是一个城市的协调运作，似乎是物质和能量的永不间歇的流动，没有哪个主体可以主宰，但是城市本身却动态地演化发展起来了。城市的组成呈现类似生态的多样性，并在广泛的多样性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下达成了高度的协调性，在没有单一的行动指挥中枢的复杂社会体系中，一个人只有遵从一系列规则，包括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交通法规、单位规章等等，才能有序地开始每天的工作和生活。这就说明了，简单系统基于控制实现有序，而复杂体系基于规则抑制熵增。

从无机到有机认知：从大自然的生物个体角度来看，有机性表现为生物的智能水平，它是生物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正确行为的一种生理机制，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性机制。生物有机体表现出其他物体所不具有的一系列特征：有机体是一个系统，它把系统内和环境分开；有机体是一个自发生长的过程，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有机体的进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有机体还呈现整体性、系统性、适应性等特征。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造体系的终极目标基本都是对自然界的无限模仿。从简单的系统，到可以协同的复杂系统，乃至社会体系，人造体系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非智能向智能，也就是从无机到有机的发展趋势。

在对体系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在认识上走过了一条从降维到升维的路，体系的概念不再虚无模糊，开始逐渐清晰。对体系的认识不仅限于它的外在特征，更重要的是发掘内在的规律和秩序；体系是由若干有中心的系统或多中心的复杂系统组成的无中心的综合体；体系开始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冰冷的无机走向智能的有机，并最终走向学习与适应性。

体系的新内涵说明，体系的本质是一种生态，体系的核心是无（弱）中心化的资源整合和配置，体系的主体是多元的，体系的范围是弹性的，体系的发展是渐进式的规则引导下的自主演化。这些特征都让我们在认识体系、运用体系的实践中，在认识上产生了革命性的思想飞跃。

至此，我们尝试给体系一个全新的定义：体系不是系统，而是一种“有机生态”，是由复杂系统构建的有机综合体；是由多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关联，并依据一系列规则演化出的适应性机制；是从有中心的无机系统向无中心（或弱中心）的智能综合体的升维，是从基于中心的管控向基于规则的引导的适应性演进。

这是对体系的重新认知。其核心就是全面准确认知其复杂性，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对体系复杂性的认知和管理问题。

以V++三层模型认知复杂性的实践与理论创新

在人工设计一个复杂体系时，无论是国家治理制度还是工程系统，其最为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使系统被赋予类生物的有机性。在数十年的工程研究及实践经验中，笔者意识到系统工程的本质是正向设计，而挑战是发现工程背后的系统科学问题。科学既是严谨的，同时也是创新的，这同样也是我国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的复杂系统设计主要采用还原论的思想（将复杂系统分解成多个简单系统、降维解析的方法），但这会带来复杂工程系统交互性与整体性的缺失。为了更全面准确反映复杂系统的本质和全貌。笔者从自己的工程实际经验出发，发现在探索复杂工程系统自适应性、不确定性等特性分析时，必须有所突破和创新。针对前面提出的在体系设计时遇到的三个最大难题，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1）为了解决体系的整体设计问题，我们参考比较成熟的国家治理的法律体系：第一层为宪法，稳定而不可侵犯；第二层为规范社会各领域的法律，归类而有指导；第三层为指导实践的法规或条例，灵活而可操作。同时，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但是执行中下位法优于上位法，以体现法律与实际的适应性；同位法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并由上位法予以制约。

借鉴于此，我们可以把体系设计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宏观层效力优先，追求稳定；中观层协作优先，追求最优；微观层适用优先、追求成本最小。三层的粒度和反应等都不同，宏观少而精，微观多而细；宏观反应慢，但作用力大；微观反应快，但作用力小，中观衔接过渡。三层相互适应和制约，共同构建复杂体系的适应性机制。同时，在传统体系设计面向能力、基于架构和模型驱动三个关键要素的基础上，我们创造性地引入了“流程”“环境”“生命力”一些新的关键要素，开展了“数据驱动的体系流程设计方法”的探索，为此，我们提出了体系设计的V++模型和 DE-CAMP键要素模型（详见笔者的《从降维解析到映射升维》一书），把体系的三层第一次实现了整体描述。

（2）为了解决体系的认知问题，霍兰教授在《隐秩序》一书中提出，隐秩序是系统进化、适应的内在决定因素。所以，尽量去挖掘和认知隐秩序，并把其转化为显规则，是认知体系的关键。体系是永续变化的，而且体系的隐秩序既不可能被全部认知，同时自身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要想准确认知体系，无论是仿真手段还是实体迭代，要么仿不真，要么代价大。只有从虚实映射的CPS入手，利用数字孪生的手段，在赛博空间中寻找隐秩序，在虚实映射中形成显规则。为此，我们在V++模型中构建了微观层的数字孪生，因为中观层的系统和宏观层的总体都是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的涌现，所以让活跃的微观层在虚实映射中去穷尽主体间各种相互作用，体系的隐秩序才会被更多地认知。                 

（3）为了解决体系治理问题，我们认可“复杂适应系统（CAS）是由用一系列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多主体系统的组成”这一观点。体系中的这些主体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靠不断调整变换规则来适应。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大城市的治理是由市长控制了每个市民，城市的治理依靠的也是规则。

例如，激光原理是通过控制激光器输入的电流强度，能使原子自组织起来放射相同频率、方向的相干光，我们施加的仅仅是一种微小的“引导”，所有原子都被引导到有序状态，从而产生激光这一宏观巨大变化。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借助特殊光场从外界对激光器里每个电子施加控制，使它们按照相同的节奏放射光波形成激光。不过后一种方式的能耗无疑是巨大而不可接受的。针对复杂系统，如果采取“控制”的管理方式，要么代价无法承受，要么由于过度管制或无效管制而引起体系的混沌过程。

由此，体系的运行要基于规则的治理。若使规则的运行也遵循规则，为此我们设计了三层规则引擎，让体系的治理由基于中心的控制转变为基于规则的引导。

自然界有其自身的法则和适者生存的适应性机制，而人造体系要想学习大自然的生态构建和自主演化，就要为体系赋予生命有机特性。首先，人造体系要把自身从无机非智能体升维到有机智能体；其次，人造体系内各主体的运行以及主体间协同的规则需要制定，并设计一个引擎，驱动体系构建起适应性机制，从而实现自然界“生命以逆熵为生”自主演化。

体系能够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进行交互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这样体系才能演变或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而成的更大的主体的出现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在霍兰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这些主体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 并根据学到的经验不断变换其规则、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从而具备了主体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人造体系有机适应性借用生物学有机性概念，意指体系具有生物有机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进化”五个方面：

“自学习”是模仿生物的学习功能，它能在体系运行过程中通过评估已有行为的正确性或优良度，自动修改系统结构或参数以改进自身品质，经学习而得到的改进可以保存并固定在体系结构之中；

“自组织”是体系能按照相互默契或约定的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完成某些功能；

“自适应”是体系的主体之间，以及体系与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可以通过确定适应性因子和计算适应性指数进行评价；

“自修复”就像生物有机体的某个部位被损伤后能自我修复一样，人造体系有机体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具有自身不断更新和再生的能力（当然这种修复能力是有限的，当受到损伤达到致命的程度，超出修复能力范围时，体系将会无法遂行使命）；

“自进化”就是体系在学习、适应中改进其行为、状态和结构以形成新的有序状态，并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下，通过自身的演化而形成新的结构和功能。

从自然界生物的智能等级程度上可知，适应性越高的生物，其复杂性也越大；反之，复杂性越高的生物，其适应性越强。所以，人造体系无论是工程体系还是社会体系，应对复杂性的策略就是构建有机适应性机制，但是，人造体系是要为人类（共同体、国家）发展的目标服务的，不能无限自由野蛮生长。由此，若使复杂体系演化方向健康，既需要减少微观控制，更需要加强宏观引导。

以有机适应性理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把国家治理看成一个复杂体系时，能否科学地解决复杂性问题，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方案在世界舞台展现的一次机会。

易变且不确定时代（VUCA时代）的挑战和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发，进一步表明复杂性研究已经成为热点。笔者循着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本质特征，自问题降维转化为体系升维出发，从隐性规则挖掘出显性规律入手，最后由控制全局到引导方向破局，总结出“升维”和“深维”两种手段，完成了复杂性研究三个台阶的跨越，并出版了三本相关书籍，即《从降维解析到映射升维》《从隐秩序到显规则》《从控制到引导》，为系统、体系以及复杂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笔者通过构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层适应性架构和规则引擎，将复杂性设计由外部控制的“他组织”为主转型为内部演化的“自组织”为主，形成了类生命的有机适应性机制，将传统系统工程对研究客体降维解读的“V”模型映射升维成“V++”模型，使系统设计能够满足交互、动态且有序演进的要求；笔者提炼总结出“适应性因子”和“适应性指数”，使得系统复杂性由定性向定量的数学方式表达跨越了一大步，并令复杂系统脱离“全面控制”的高耗能、高成本、低反馈模式，转化为以适应性指数作为参考指标的方向性宏观“引导”模式。V++三层规则的有机适应性理论，虽然不是工程系统复杂性研究的唯一方法，却是实验验证了的解决复杂性的可信路径之一。

这是工程学派的复杂性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这一成果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在解决社会科学领域问题时也可以得到应用。复杂性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复杂系统不确定性的问题，种种社会问题的最小单元本质上是人，而人的不确定性是恒定的。因此，在路径选择时，根据复杂性理论，我们要放弃对问题的彻底解析和控制的思维定式，寻求对它们进行映射和引导，并通过此种方式达成预期目的。

相应的，当将国家治理系统整体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待时，我们强调它的效率和能够带来的正面作用，而对于人造的复杂系统而言，复杂性理论将“适应性”作为检验其设计优劣的核心指标；系统适应性越强，其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具体比照工程设计而言，可以用五个生命力指数即生存力、恢复力、学习力、决策力、进化力，对一个复杂系统的维持系统活动、持续和发展的能力进行定义和量化。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华文化之所以赓续五千年不断，就是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微观活跃、中观规则、宏观引导的三层架构，而且在宏观上引导好了，国家就发展得好。古时的宏观引导主要依赖皇帝个人能力，现代的宏观引导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可以自我革命的大党。所以现代中国能够快速崛起，经历风高浪急也能行稳致远。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曾预言：21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当今的社会科学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复杂性问题，就是如何更好适应不稳定性和如何引导好演化性，即通过建立虚实映射来预测不确定性，并通过适应性指数来引导演化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理论更具有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国家治理体系的复杂性本质，要求我们以“适应性造就复杂性”这一认知为根本，以构建微观活跃、中观规则、宏观引导的三层有机模型为架构，以调控微观、中观和宏观适应性指数为引导；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一个宏观以共产党领导为引导、中观各行业或地域基于规则运行、微观各单元主体活跃涌现的可进化的社会体系，就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体现，也是中国为世界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在半导体产业领域，推动组织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跨部门联合研发项目，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迅速赶上美国，一度成为世界集成电路强国。本文探讨日本在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模式对于攻克集成电路核心技术的作用。

关键词：举国体制；跨部门协同；VLSI项目

集成电路技术是信息产业的基础，也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键技术领域。我国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到2030年实现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跨越发展。

中国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最大的生产、出口和消费国，但其基本元件——集成电路等关键产品却高度依赖进口；2021年我国集成电路贸易逆差超过2000亿美元。集成电路技术相对落后，成为我国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上一个关键环节。

历史上，日本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背景环境与今日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从相对落后地位跃升至全球领先地位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半导体贸易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多方面扶持。当时美国在世界半导体领域扮演着基础理论、应用技术和产业策源地的角色。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从美国引进了晶体管制作技术，此后通过对半导体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和学习，一直保持着快速跟进态势。60年代，仙童半导体公司对日本电气硅平面工艺的授权以及德州仪器对索尼的技术转让，使得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获得一定技术优势，在此基础上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实现了半导体产业迅速壮大。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集成电路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整体水平与美国比较差距还很大。此时，美国开始减弱对日本的技术扶持，并且要求日本开放国内集成电路市场。加之IBM开始研发高性能计算机，日本集成电路企业遭受巨大威胁，由此日本政府开始组织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扶持发展。

在日本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项目实施下，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展，半导体产品在1986年占世界市场45.5%，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到1989年，日本的存储芯片占全球市场的53%，而此时美国仅占市场份额的37%[①]。

1985年，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的报告，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萧条归结于日本的倾销，威胁要对日本实施制裁，美日两国开始发生半导体贸易摩擦。经过多轮磋商，1986年两国签订了《日美半导体保证协议》。[②]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长达十年的制裁，企图抑制日本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全面恢复美国在该行业的统治地位，两国的半导体竞争格局再次发生转变。从图2可以看到，日本集成电路产品全球市场销售额占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年下降，美国重新获得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至1992年，美国市场份额重新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

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一度辉煌，主要体现在动态随机存储芯片（DRAM）的成功。日本集成电路产品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自1975年以来逐年递增，于80年代初超过美国（一度几乎达到80%）、居世界首位，日本企业在世界芯片市场所占份额近乎达到80%。至1986年，日本电子产业产值仍有较大的涨幅。而后随着美国的打压，以及20世纪9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异军突起，欧洲的集成电路产业也逐渐兴起，日本电子产业的产值才逐步放缓，90年代初开始下跌。

日本根据各阶段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了不同时期的产业技术发展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等方式配置资源，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当日本产业崛起后遭遇美国贸易打压后，政府推出了多项跨部门协同以应对新的危机，将研究重点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级芯片，且重视细分领域的研究，重点研发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

日本政府统筹主导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

日本政府善于根据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形势，制定不同时期的产业扶持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等方式，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当遭遇美国贸易政策的打压时，政府又推出了多项措施，组织跨部门协同，转而将重点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级芯片，且重视细分领域的研究、包括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的研发。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减弱对日本政策扶持并且要求日本开放其国内集成电路市场，同时IBM集团进行的高性能计算机项目将严重威胁日本国内集成电路企业，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国家项目管制。日本面临“卡脖子”技术难关时，其国内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通过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的研判，制定了通过在国内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促进“学产官”跨部门协同、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的计划。

VLSI项目的实施，是由通产省牵头主导研发方向，通过分析产业发展趋势和合作各方利益诉求、选择关系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并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和组织管理模式；由政府牵头进行跨部门协同研发，并提供政策支持，引领企业研发的全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由通产省下属的电气技术实验室，和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等五家企业联合实施。由于各企业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关系，单靠企业联合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在这一重大长期项目中，政府出面协调各企业协同攻关的职责不可或缺。所以，通产省电气技术实验室牵头设立了6家共同实验室，并成立理事会，由五大企业高管和通产省官员担任主要理事会成员。共同实验室采取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各公司管理不同的实验室项目；在共同实验室中，以小组的形式开展不同项目的研究，且要求共同实验室成员来自不同企业[③]。除此之外，两个先前成立的企业合作实验室也加入了该项目：一个是日立、富士通和三菱合作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CDL），另一个是东芝和日本电气合作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NTIS）。

为了占据市场份额，企业都想掌握最前端的信息技术，因此集成电路企业往往很注重对自有核心技术的保护，在联合实验室无法进行全部的技术研发。由此，日本政府决定将联合实验室的研发重心放在对所有企业都有利的且适用于未来的共性技术上[④]。

共性技术是进行其他应用性技术研发的基础，是各企业都必须掌握的，对共性技术进行联合研究符合所有参与企业的利益。它不仅能给参与企业带来相对国外企业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由于单个企业无法开展这些投资数额庞大的研究项目，所以必须借助联合研究。VLSI项目约有20%的共性技术在联合实验室展开研究，研究成果由各家企业共享，另外80%的研究科目由各企业独自展开研究^[⑤]。将研究重心集中在各企业都需要的共性技术与面向未来的基础技术上，既保护了各方的知识产权，也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在该项目的跨部门协同中，日本政府提供了291亿日元的研发费用，占研发费用总额的39.5%，其余费用由参与各方分摊^[⑥]。在该项目中，平均每年投入175亿日元，相当于参与该项目的五大企业每年研发投入总和的2-3倍，这对各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大提高了各部门协同的积极性。研发资金总额中仅有15%-20%分配给联合实验室，其余大部分资金分给各公司内部独立的研发机构，意味着大部分资源被用于支持各企业自身应用性技术的研究[⑦]。作为竞争对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通过政府的协调，让企业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进行研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需要，这也将保护各家企业的核心利益。

VLSI计划的实施，使得日本得以掌握多方面的核心技术，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

“举国体制”是中国特有的提法，它的含义是政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实施的重大项目，通过动员和调配全国优势资源，在尖端领域攻克关键技术，尽管日本官方文件没有明确提及政府的功能，但为了实现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应对美国的打压，通过在全国动员和投入优势资源，采用政府统筹主导、组织财团参与、跨部门协同与联合攻关等方式，推动本国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做法，即为“举国体制”的模式。

虽然VLSI项目只进行了五年，但是此后日本在集成电路领域所展开的一系列跨部门协同项目的运作，都是依据其成功的经验，与VLSI项目有着类似的组织架构与实施路径，可以视为是VLSI项目的延续。日本政府充分整合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集中了优势资源，结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突破了“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了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为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崛起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日本政府在举国体制下组织跨部门协同的攻关项目，一直在继续实施。近来日本集成电路技术综合竞争力不断下降，为此日本经产省延续了VLSI项目的成功经验，推动东芝、日立、三菱、松下、索尼等11家企业成立了尖端系统级芯片基础技术公司，将产品重心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级芯片。一系列类似VLSI项目的跨部门协同计划，如飞鸟计划Asuka，未来计划MIRAI、HALCA、DIIN等都已开始实施。

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的重要作用

1.协同可以获得更高整体价值的合作。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跨部门的协同与共享已经成为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协同即是企业明确自身优势进行资源共享，从而获得更高整体价值的合作关系。从微观层面看，跨部门协同可使企业内各部门在共同价值目标的驱动下，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知识分享机制，进行多方位合作；从宏观层面看，主要通过产学研协同形式， 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促进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的有效汇聚,充分释放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从而实现合作各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韩国产学研跨部门协同的成效研究发现，跨部门协同不仅促进了大学的竞争力，还完善了其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促进了产业的创新发展。

2.跨部门协同的障碍。

“政产学研”跨部门协同过程中往往会存在诸多障碍。由于政府、企业、高校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动力机制，往往会导致“合而不融”的问题。很多企业与高校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研究不同步、目标不一致等原因，导致部门间协同缺乏积极性，缺乏长远稳定的合作管理机制。日本跨部门协同过程中也存在合作方需求不匹配、成果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而导致跨部门协同难以深入，影响协同效率。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微观主体之间的跨部门协同，很少有对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的研究，且多集中于对协同效率的评价，对如何打破跨部门之间壁垒的研究较少。基于此，对日本举国体制下所实施的跨部门协同项目——VLSI进行具体分析具有典型性意义。

日本举国体制下跨部门协同的经验

通过对日本举国体制下集成电路产业的跨部门协同项目进行梳理，发现其充分整合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集中优势资源，结合产业发展和市场需要，突破了“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了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为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获得下述经验启示。

1.激发企业主体地位。

在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中，虽然政府起着政策引领、协调各方的作用，但是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在促进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是政策的执行者、人才的需求方、研究成果的转化载体，无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院校的科研活动，都需要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在VLSI项目中，企业是联合实验的主体，各企业之间既有联合又有竞争，竞争企业的联合实现了优劣势互补。联合实验室的主体研究团队由五家协同企业的上百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共同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

在举国体制下，日本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地方小型企业为辅。龙头企业往往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会把低技术水平的业务外包给中小企业，这就实现了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可以带动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原精机产业公司就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一家做挂面的小作坊发展成拥有数百名员工的集成电路组装工厂。

2.构建协同创新机制。

VLSI项目构建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机制。首先，政府依据国家战略意图与市场价值追求，将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共性技术确定为攻关任务，聚焦于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其次，在明确的战略目标与任务下，选取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五家龙头企业，充分激发企业的主体地位，构建企业间的跨部门协同，集中优势资源形成强大的技术攻关合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通过产学合作为核心技术攻关提供支撑力量，自主培养科技人才，赋能跨部门协同可持续发展。最后，建立了完善的管理机制，较好地结合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通过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合理的经费分配、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充分激发了创新主体的活力与潜能。

3.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想要促使竞争企业的深度协同，必须制定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由于日本的传统观念和终身雇佣制，日本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非常注重对私有技术的保密，不愿意人员流动和信息共享。日本政府针对研发成果的扩散进行了一定限制，明确了企业不愿意共享的那部分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保障参与企业的利益分配。VLSI项目联合研究共获得1200多项工业技术所有权和500多项专利，取得多项技术成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这些共性的研发成果均免费向各参与企业转移。

4.自主培养科技人才。

VLSI项目的实施，促使了企业间科研人员的交流，提高了人员的研发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首先，提高了单个企业员工素质。在合作研发的过程中，来自各公司的一线研究人员相互沟通信息，尤其是在日本企业采取终身雇佣制，且各集成电路企业互相竞争难以单独合作背景下，这种无障碍互相交流学习，大大提高了各企业研究人员的知识储备，从而拓展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其次，推动了技术扩散。联合研究下，克服了不完全信息环节下的局限性，通过共同分担、共享知识的机制，提高了企业搜寻知识的效率，促进了员工科研能力的提高；最后，在竞争中促进了员工发展。由于共同实验室中的研究人员仍然归属于各企业，各企业之间经营竞争并没有因为联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而消失，这会促使研发竞争的产生，各企业员工会在与他方员工的合作中竞争，促进自身科研素质提高。

综上所述，政府对科技领域重大项目的主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是日本实施举国体制下的跨部门协同，构建创新联合体进行联合攻关,突破了“卡脖子”核心技术，才促使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展并且赶超美国。这对推动我国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突破科技产业“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国家政策引导与资源统筹配置，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针对重大科技领域出台长期的产业支持政策；其次，针对科技产业共性技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创新联合体进行联合攻关，充分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再次，加强产学合作，自主培养科技人才，赋能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坚持企业创新的主体原则，集中支持龙头企业从而汇聚主要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坚持区域集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编辑  杨利红）

城投债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短期看，如果说经济能够企稳，房地产能够回暖，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它是长期持续性的，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二级标题）

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实际上承担了80%的事权，但是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只有50%左右。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的转移支付，大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0%。这种情况下，地方要保证经济增长，发债的冲动还是非常强烈的。

城投平台从1992年开始出现，真正的大发展是2001年之后。大家经常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增发了4万亿元贷款，实际上这只是项目的规模，加上各种配套可能达到10-20万亿元。这里指的配套融资，大部分是地方城投融资。当时我们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债。但是为了稳经济增长，2009年国家特地开了一个口子，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限制放开后，城投债发行迅速增长，2010-2014年期间，从每年大约0.17万亿元增加到1.19万亿元，增长了接近5倍[1]，主要投资项目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这两类。

化解城投债风险需要一定的时间(二级标题)

2013年，审计署对城投债问题做了一个梳理。城投平台是地方政府主要的举债主体，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4.08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达8823.5亿元，可能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的债务达2.01万亿元，规模总共为7万亿元左右。

到2015年，地方债放开发行，开启债务置换即“开前门、堵后门”。2014年、2015年，我们下了很大决心解决城投债务问题，解决的前提是要承认它。所以“开前门”就是中央承认其中一部分债务，当时的思路是既然开了“前门”，“后门”（地方自行举债）就不能再发展了。

2015年，中国的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2016、201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很好，名义GDP增速一度超过10%。2018年后，受资管新规等政策性、周期性因素影响，经济又出现回落。2019、2020年以稳增长为主，地方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中央的基本方针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过去几年财政政策并不那么积极，因为受预算约束。地方怎么承担稳增长责任？只能举债。

   本来，“去杠杆”是为了抑制债务增长，但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举债最终又被迫抬头。我们既要限制债务，又要稳增长，几方面目标不易兼顾。本来2019年、2020年是要限制城投债的，但是因为经济的波动性，城投债的压力又再次上升。当然城投债的增长也是受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另外，由于城投债中有较大部分用来借新还旧，真正用于补充新项目的不多，所以城投债的可持续性也面临挑战。

当然，过去的3年遇到了特殊情况，经济确实面临较大的困难。如果经济循环链条能够正常运转，城投债是可以持续的。但由于过去3年经济机器怠速运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长期性问题，需要时间来逐步解决。

过去几年，很多县级、地级市的融资平台，AA+债券融资已经很困难了。之前是有城投“信仰”，但现在市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AAA级、省级的，以及信用比较好、财政实力比较强的地级市的城投债，才值得投资。

整体看，由于市场的约束，2022年城投债净融资规模较2021年大幅下降，尤其是低等级和低行政级别的城投平台。县级城投债净融资降幅最明显，省级城投债净融资还有所增长。如此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比较困难，由于经济不景气和财政的约束，最终会对城投平台的财务状况形成约束。市场是有效的，城投债融资会越来越困难。本来是一个需要用5年、10年解决的问题，现在来看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实际上，城投债问题不仅西部地区很严重，东部地区也很严重，比如天津、浙江、江苏。最近几年，江苏、浙江很多县级、地市级的城投债务，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占比都已经很高了。

    最近我去东部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级市，跟城投平台的负责人谈，他们过去几年的思路是通过借债发展经济，就是修公路、造新城。但这种模式早晚会出问题，因为当地的流动人口并不多。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东部或西部的问题。西部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西部的财力本来主要就靠转移支付，本地的税源比较少。但是东部的一些大省，尤其是那里一些市级和县级融资，其实也存在一些风险。

之所以说城投债风险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主要原因是2021年，地方土地出让金对城投债务本金和地方债利息支出基本上能100%覆盖，只有极个别地区不能覆盖。但是到了2022年，地方卖地收入少了近2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已经没有办法覆盖支出了。而很多城投平台的抵押物基本上就是土地，土地的流动性相对是最好的，但是过去的一年，由于房地产市场显著回落，导致地方城投也面临挑战。

借债发展经济的模式难以持续(二级标题)

解决问题，首先要救急，就是先救活房地产。如果房地产继续低迷，地方城投债就是迫在眉睫的挑战。房地产问题也很严重，高房价的背后就是卖地，就是土地财政。

回顾过去几年我们解决房地产问题所做的工作，我们发现，本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工作的方法和力度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变得更加严重。

如果房地产问题解决不好，城投债就是一个“黑天鹅”。如果房地产市场短期之内能够改善，社会信心回来了，那么城投债就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问题。10年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0%，现在降到3%，这里面是什么问题？

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二级标题)

要解决城投债问题，最终还是增长的问题。为了解决增长的问题，短期内的债务稍微放松一点应该没问题。最近也有很多专家争论，债务到底是毒品还是蜜糖，实际上债务问题的背后是经济增长问题。

我们提出去杠杆已经有5、6年了，但根据社科院统计，实体经济杠杆率不降反升，其中的问题是值得反思的。在经济增速下降情况下解决债务是很难成功的。

现实中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是通过经济增长把债务降下来，历史上解决债务问题的方式值得参鉴。1947年，由于二战的原因，当时美国二战后债务率非常高。1947年-1975年由于经济增长情况好，美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最低降到40%左右。这种情况非常多，包括英国，芬兰等等。所以解决债务问题，首先是要把经济增长问题解决好。

本来2020年要采取一些稳增长的措施，不过遇上了疫情。所以过去5年，城投债风险持续发酵，问题逐渐积累起来。我认为，短期内应该先通过债务把经济增长启动起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增强国企和民企的信心，改善预期。只有把全社会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改变地方政府唱独角戏的境况，如果大家都躺平，光靠地方政府奋斗，它们的债务只能是越来越高。当整个社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把蛋糕做大，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会逐渐减轻，支出减少，税收增加，债务就会越来越低。

    历史上看，我们有不少去杠杆的案例。1998年，当时“四大行”的不良资产率达到30%-40%。我们一方面以外汇储备注资，把不良依次剥离。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增长。当时我国加入了WTO，通过国企改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其实“四大行”不良资产的总量水平并没有降低，但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不良资产的增速，问题就消解了。

过去十几年，银行不良资产率从30%-40%降到3%-4%，现在降到不到2%，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去杠杆的案例。总之，现在的中心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启动起来，老百姓敢花钱，民营企业敢投资，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要真正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比如改善预期，需要拿出一些实质性的措施来，而且还要注意部门之间的协调，否则可能出现“合成谬误”。我相信中国现有的经济潜力，城镇化潜力，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这需要一个系统的，而且长期的方案。但前提是经济增长要好，如果能够恢复经济增长，我相信10年之后这些问题全都能解决。

（编辑  尚鸣）

市场经济最初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这不意味着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天然地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矛盾，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会有较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会出现大量失业，造成劳动力资源大量浪费，继而，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系统性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在私有制下，资本在追求收益最大化中，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的矛盾，生产供给无限扩大的趋势与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断扩延激化，市场调节失灵，导致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看来，经济危机（经济衰退）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为了缓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捡起政府干预的手段，采取政府宏观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措施，以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缓和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而这恰恰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权利的局部剥夺或者控制来实现的。

 西方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实际是对私人财产权进行了局部剥夺

为什么说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干预经济运行，以求实现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权利的控制或局部的剥夺，来缓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西方国家为了降低失业率、缓和社会矛盾，开始放弃传统的自由化主张，在经济危机时，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运行。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面对经济危机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失业现象，不得不承认除了自然失业外，还存在“摩擦性”失业，这是因为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缺乏协调平衡机制，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就只能减少生产规模和裁员，于是出现大量非自愿的失业。所以政府适度干预经济运行，刺激社会扩大有效需求，让企业的产品能卖出去，并且企业产品有需求，生产规模才能得到扩张，如此就会增加就业，使失业率降低。

怎么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社会总需求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出口-进口，即净出口）组成，也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希望增加净出口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他们一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帮助本国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或通过谈判、或动用武力，要求别国降低关税，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极力扩大海外投资，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采取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市场，限制进口。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帮助本国资本开拓海外市场、缓和国内总供求矛盾的同时，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形成了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获得发展。但当别国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本国贸易逆差扩大时，向别国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以缓和国内总供求矛盾的努力就归于落空。这时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又往往走向自由贸易的反面，拾起贸易保护主义，千方百计打压竞争对手。美西方国家一贯采用各种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打压国际竞争对手，包括这几年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打压。在这种环境下，就需要把视角主要放在国内的政策上，怎样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历次经济危机证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仅靠市场机制是没有办法自动解决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已经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扩大有效需求，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怎么刺激有效需求？主要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收入，实行赤字预算，增加国债去弥补赤字。但增加财政支出，如政府投资、政府采购等等，它本身就是一种需求，不仅有政府的需求，而且会产生乘数效应，拉动私人投资和消费加倍增长。面对政府需求，私人企业的产品可以更多地卖出去，从而进一步增加生产规模，再带动私人增加投资和消费，社会的总需求就会扩张。

减少财政收入，主要是减税，这样可以增加私人企业税后利润，使他们提高投资的欲望，如此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工人就有更多收入，也可以更多用于消费，由此可以拉动社会有效需求扩张。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收入，就要通过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

增加支出事先就得有收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发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没有增税，有可能还减税。但财政收入的主体仍是税收。税是由谁交的？也许社会公众都可以称为是纳税人，所得税是有所得的人交的，流转税是参加交易的人交的，总之收入高的人交的税就更多。征税意味着政府通过强制手段，把私人的收入部分征收交到政府，由政府统一使用，实质上这就是对私人财产权的局部剥夺。因此，每次增税时总会遭到大多数所有者更强烈的反对，因为交税就等于把私人的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交给了政府，这正是通过对私人财产的控制，集中了部分社会财产，再用于社会公共用途，以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征税是一种取得财政收入用于财政支出，通过对私人财产的局部控制或者局部剥夺来实现的手段。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就业机会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增税，甚至还减税，这时就要通过发行国债取得财政收入，用于财政支出。那么，发行国债谁买？表面上看，企业、社会公众谁都可以买。但实际上是有所得的人、有财产的人才能买。购买国债的人是把自己的财产借给了国家，政府以国家信用的名义向老百姓借钱。有财产的人买了国债，就等于暂时放弃了财产的使用权。人们为什么愿意暂时放弃财产使用权？因为以后要还本付息，能够增值。正是利用信用机制，利用人们谋求增值的心理，国债得以成功发行。

购买国债的人并没有真正放弃财产所有权，因为将来是要还本付息的，但是他暂时放弃了财产使用权。所以，发行国债筹集到了财政收入，用于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有效需求，降低失业率，本质上正是通过对私人财产使用权的局部控制来实现的。

一句话，西方的政府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降低社会失业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很多措施，本质上都是通过对私人财产的局部剥夺或者控制实现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本质

经济学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对表面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更要揭示现象之间的联系，揭示现象背后事物的本质。我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取干预经济的措施来降低失业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很多措施是相似的，于是很多人热衷于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这些措施，而忽略其背后本质的经济关系。再看社会保障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很多国家都被称之为福利国，有些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发达得多。其实，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也是通过对私人财产的控制来编织社会安全网，以实现社会稳定的。

的确，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编织的一道社会安全网，是社会稳定器，或具有转移支付的功能，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稳定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和本质上可以看到，它恰恰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权利的控制来实现的。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现收现付制，也叫做代际转移支付，就是说，由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人缴纳社会保障金，去养活上一代已经退休的人。当然上一代退休的人过去也缴纳社会保障金，他们在养活更上一代的人。就是说，你在职期间所获得的收入，不能以工资的形式都领回去随意支配，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提取出一定的比例交到指定的社保基金账户上，已经退休的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领取使用。它本质上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收入的局部控制，转移给需要保障的人。当你退休的时候，下一代人也会为你买单。

这种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有明显的转移支付的功能，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但也存在缺陷。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在职的一代人负担将会越来越重，特别是当初欧洲老龄化发展很快，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交纳社会保障金赡养上一代人的压力很大。而且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容易养懒汉，不工作的人也能获得社会保障金。因此人们创造了另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基金积累制。

所谓基金积累制，是指你在职期间所得到的收入不能全部以工资的形式领回去，而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提取出一定的比例来交到指定的账户，等到你退休之后，就可以到指定账户领退休金和报销医疗费，能够领多少、报销多少，和你在职期间所缴纳的社会保障金数额相对应。

基金积累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自己给自己提供保障。你在工作期间能得到的工资收入中需要拿出一个比例作为社会保证金的组成部分，等你将来遇到相应风险时再动用。并没有剥夺你的所有权，它还是归你自己所有，并且将来可以继承的，但它对私人财产的使用权进行了控制。

当然，这种保障制度也有相应的缺陷，比如残疾人等缺乏劳动能力的人，一生无法就业，他靠谁保障？因为这种保障制度不具有转移支付功能，覆盖面窄。于是就有了第三种社会保障制度——混合制。混合制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一部分来自基金积累，一部分来自现收现付。我国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就类似于混合制的做法。它吸收了两种社会保障制度的优点，同时也保留了这两种制度的缺点，但是优点和缺点都已经钝化。

由此，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它的资金来源上来看，本质上无非是通过对私人财产的局部转移，或者对私人财产使用权的局部控制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更适合公有制的要求。在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会受到更多人的支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制度性优势

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措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相似的，政府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有效需求，降低失业率，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经济所实施的这些措施，本质上是通过对私人财产权利的控制、局部的剥夺得以实现的。在公有制条件下采取这些措施，更能够顺利地推进。我国无论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干预经济运行降低失业率，比西方国家有更强大的社会制度优势，在制度改革和新制度构建方面的进展也更快，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推进税制改革、集中财力的努力这么顺利，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搭建起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编辑  碣石）

全球市场转型：普惠贸易时代来临

全球市场发生变化，普惠贸易初露端倪

 1.技术的发展使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开始从跨境消费中获益。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普及，在全球范围低成本远距离实时跨越时空进行交流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人们通过在国外的亲友购买外国的商品，逐渐出现了专业代购、海淘企业为国内消费者进行全球采购，完成跨境的商品交付方式也伴随着交通运输服务的现代化而更加多元、快捷。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出境旅行以及境外消费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国际支付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使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和品类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低廉的价格以及国内稀缺的商品吸引着人们进行跨境消费，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开始能够从中获益，“普惠贸易”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

2.中小微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显现，普惠贸易零星出现。

在传统国际贸易中，贸易主体一般是大型企业，贸易品种单一、批量大、频次低。随着消费个性化、差别化发展趋势，以及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不再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手段，多品种、小批量、高频次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给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带来光明的前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中小微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全球中小微企业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美国约为10%，荷兰、意大利和日本则在30%-40%。1991年，美国500人以下的中小公司出口额已占总出口额的32.5%。1986-1991年，法国中小微企业出口额增加了58%。我国加入WTO后，中小微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和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全球的中小微企业一直都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不过在最初阶段，受制于支付技术、物流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相关商业规则的缺失，带有“普惠”特性的国际贸易还未形成一种趋势，而是零星分散的存在。

全球贸易发展趋势的演变

在跨境电商出现之前，普惠贸易便已经存在于传统市场之中。然而，普惠贸易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离不开跨境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利用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将多种市场资源整合到一起，使得消费者能够便捷的购买全球商品，既拉动了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又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同时刺激了跨境网络消费。

跨境电商，就是将松散零星的普惠贸易变形为一种平台化的商业模式。而平台（Platform）是网络时代市场资源整合和商业模式创新而成的具化形态。跨境电商的出现，大大压缩了交易环节和交易成本，使得买卖双方的交流更加便利和快捷，促进了优质资源和服务的全球流通。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开始借助平台进行跨境交易，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也逐渐得到了满足。“平台+中小微企业（个人）”的商业组织模式日益成为主流，平台的发展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强大的共享能力。同时，借助平台运作规则形成了规范化的商业规则，促使全球普惠贸易逐步实现规模化有序发展。网络化平台的基因注定了其全球的广泛渗透性和颠覆性，由此也注定了跨境电商平台接纳交易主体的多元性和交易品种的多样性，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形成全球贸易的新格局。

我们从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和跨境物流的发展这三个角度寻根溯源，探寻普惠贸易从起步到形成燎原之势的几个阶段。

1.跨境电商平台的生长。从平台的角度来看，第三方跨境服务平台的出现，使得互联网平台开始对国际贸易领域产生实质性影响。一些传统的电商企业开始试水跨境业务，2000年，亚马逊在美国开通了第三方平台业务，首次允许其他卖家入驻。2004年，王树彤推出了定位于“小额外贸B2B批发平台”的敦煌网，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主体，但是微型企业和个人仍然无法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2010年，阿里巴巴开办速卖通，提供了全球跨境网上交易市场，使得微型企业甚至个人也可以通过平台参与国际贸易。同年，阿里巴巴收购一达通，以集约化的方式，为外贸企业提供快捷、低成本的通关、物流、金融和退税等一系列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2012年，亚马逊正式在中国启动全球开店项目。此后，各类出口跨境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迅猛发展。

相比于成熟的出口跨境电商平台，进口跨境电商还处在成长期。面对这样一片蓝海，国内外电商大鳄纷纷跑马圈地，布局进口跨境电商。2012年，国际电商巨头eBay和走秀网的联姻成为开拓海淘市场的开端。此后，阿里巴巴、京东和苏宁等企业纷纷抢滩进口电商。进口跨境电商的发展有利于为国内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其全球性消费的需求。

2.跨境支付的激增。跨境支付包括境外收单和外卡收单，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借助第三方支付机构。现阶段主要的两种支付机构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和商业银行。以第三方支付平台PayPal为例，自2010年底，PayPal推出外贸一站通。2015-2021年，PayPal全球支付规模迅速攀升，2021年全球交易193亿笔、1250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和 33%。

第三方支付平台跨境电商发展迅猛，为众多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解决跨境支付的难题，贸易的“普惠”特性愈加显现。 

3.跨境物流的发展。跨境物流发展迅猛，能够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参与国际贸易提供物流支持。普惠贸易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运输以海运、集装箱为主的运输格局，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其订单多呈现出多品种、小批量、高频次的特点，物流转向以邮寄为主的模式。近年来跨境物流数量基本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2021年，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达21亿件，同比增长14.6%。

随着我国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促使由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开展的跨境贸易正在走向系统化、规范化。2010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海关总署、商务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质检总局、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从信息、支付、物流、结汇、保税等多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与逐步规范，使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进行跨境贸易逐渐成为趋势。

综观跨境电商平台、跨境支付、跨境物流的发展历程，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参与到国际贸易环节中，国际贸易性质开始朝向碎片化发展，普惠贸易进入高速成长期。

普惠贸易的主要特征

互联网平台依托新信息基础设施和新生产要素，踏上了DT时代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赋能的新征程。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更优质的资源、服务和多样化的渠道，迎来了国际贸易转向普惠贸易的时代。

普惠贸易，是指由于贸易门槛的降低，使得各种规模的贸易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及个人能够参与其中。它既包括贸易本身，又包括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法规。其核心是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中的所有群体提供贸易服务，包括被传统贸易排斥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商户等。消费者可以直接与全球的商户沟通，并获得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性的消费。国际贸易门槛的降低，具体体现在贸易市场信息对称、贸易流程规范透明、贸易渠道开放便捷，从而带来了贸易机会的均等与受益群体规模的扩大。

全球贸易实践的变化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体系下，一国的商品销往国外，通常要经过国内出口商、国外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才能最终到达国外消费者手中。在普惠贸易时代下，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和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国际贸易在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以及交易过程等三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全球贸易交易主体的改变

1.中小微企业跻身全球贸易的生力军。

当前，国际贸易主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众多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获得了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成为国际贸易的生力军。

截至2021年末，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达4800多万户，10年增长2.7倍。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民营企业（含中小微企业）进出口占外贸总值比重为48.6%。

2.企业“由大变小”将成为趋势。

随着普惠贸易的不断发展，从2012年开始，一些靠近消费端的大企业的组织形式趋向小型化，以消除内部管理层级多、信息传导机制失灵、市场反应速度迟缓等弊端。

亚马逊公司CEO贝佐夫曾提出“两个比萨定律”：如果两个比萨都喂不饱一支团队，那就说明这个团队过于庞大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IT技术的发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和创新迭出的环境中，小企业凭借其灵活的组织结构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而大企业由于内部管理层级过多，导致信息传导机制失灵，对市场反应速度变慢，使得企业与市场需求脱节，促使企业实行改组和小型化。

针对多频次、小单化的购买行为，为了保持对市场的灵敏度，海尔把8万名员工分为2000个“自主经营体”，将传统组织管理的金字塔转变为倒三角，直接面对客户的员工在最上端，最高领导变为倒金字塔的最底端。现在，接触市场的组织人员成为一级经营体，原来中层职能部门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主的二级经营体，原来最高管理层则变成负责长远战略规划和机制创新的三级经营体。在这种新的组织结构下，每个自主经营体被授予足够的权责，以保证他们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众多的互联网企业也加入这股浪潮，阿里巴巴把公司拆成很多小事业部来运营；搜狐和盛大也把业务采用独立子公司的管理模式；原来只有一家公司的腾讯拆分出高鹏；百度也拆分出奇艺和乐酷天。

全球贸易交易客体的变化

1.多频次、小单化。伴随着互联网和平台的发展，消费端通过互联网能够及时订购自身所需产品，中小微企业更加倾向于小批量生产，多频次、小单化的交易，多次订购的模式。

2.长尾产品不断涌现。普惠贸易时代，贸易客体不再只是大众商品，长尾产品也开始出现在其中。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

传统的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主要是做大众商品贸易业务，在有限货柜的条件下，长尾商品的成本远远超过其价值。因此，传统的贸易商一般不做长尾产品贸易业务，这样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普惠贸易时代，在互联网平台上增加一个商品品类，所做的仅仅是词条的录入及简单的编辑工作，其销售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因此可以在平台上添加长尾产品的销售信息。

全球贸易交易过程的变化

1.渠道的扁平化。

普惠贸易时代，中间商的作用在被不断削弱甚至剔除，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经过的环节越来越少，全球贸易呈现“渠道扁平化、交流与交易线上化、数据价值化”趋势。在传统贸易下，企业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商品的生产，企业的营销及品牌推广的能力较弱。由于普惠贸易中间环节减少，企业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促使企业更加关注对整个供应链的管理，有利于产品的优化创新以及企业的升级改造。

2.交易线上化。在普惠贸易时代，中小微企业借助互联网参与国际贸易，一系列的交易活动在线上进行。同时，能够高度契合普惠贸易市场特点的平台规则逐渐成为规范化的商业规则，促进了普惠贸易的规模化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商家提高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这种消费反馈机制使得买家在贸易关系中越来越具有话语权，卖方市场不断向买方市场靠拢。

3.贸易数据化。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同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一起，参与到国际贸易价值创造和分配的过程中。数据可以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结合重组，生产制造、营销、物流均发生变化。普惠贸易时代，DT技术被不断运用到贸易领域。数据通过连接、流动、开放、计算加工及共享，应用于贸易实践的诸方面，提高贸易的效率。

一方面，通过平台的每一笔交易都会产生数据痕迹，对过往交易数据的分析，建立了透明合理的信用评价体系，降低信用成本，促进贸易的进行。同时，信用评价体系也可以作为中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的依据，例如，阿里小贷根据卖家的信用数据提供纯信用贷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小微企业及个人的资金问题，激励中小微企业及个人遵守平台规则，共同维护平台的信用体系，保护平台交易的有序进行。

另一方面，具体交易过程的数据记录，直观反映出在交易的各个环节付出的时间及资金成本，企业及政府据此作出贸易流程的改革与优化。平台上记录的交易数据也可以作为解决纠纷的证明。普惠贸易时代产生的大量贸易数据中蕴含着无穷的价值，等待我们不断创新思路去挖掘。

全球普惠贸易趋势带来的新挑战

贸易门槛的降低使个人和企业都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流通运送、消费、回收和售后服务等环节中。在普惠贸易的背景下，卖家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将商品和服务提供到全世界，买家也能轻松地消费世界各地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促使国际贸易变得像国内交易一样方便简单。

借助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可以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数十个海外国家的企业和个人，这是以往传统贸易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究竟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呢？按照降低贸易门槛的划分标准，从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三个阶段，把普惠贸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分为几个部分。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及其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产品创新和贸易效率的提升，增加了交易机会。互联网促成了供求的有效对接，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消除了制度差异，减少了资源交换的障碍。“共享”让资源配置变得更加公平、更有效率。

第三方跨境服务平台的赋能

普惠贸易的实现，依赖于第三方跨境服务平台。互联网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应用是平台的技术服务、标准化流程和商业规则。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在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数据商业化等技术的应用。

互联网平台所形成的评价机制和信用体系，为实现跨境交易提供了保障。第三方跨境服务平台的出现和发展是实现跨国交易的基本要素之一。

运输物流技术的进步

现阶段，跨境物流已经从单一的邮政包裹，演变为由邮政包裹、国际快递、国内快递、专线物流以及海外仓等构成的物流体系，使得跨境交易更为便利，少量的、个性化的物流需求得到满足。

消费需求与生产供应的变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媒体的推广，产品不断创新，生命周期变短，迭代升级速度加快，由此带来的消费偏好和趋势变得难以捉摸。加上各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促使物美价廉与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两极化。

市场需求端所发生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变化，促使生产端进行小批量、多品类的快速生产，从而形成了“轻订货-重补货”的商业模式。该模式是一种以市场和消费者为中心的供应链模式。在电商平台上，电商企业利用预售、试销等方式，从销售数据中找到有潜力的商品，然后根据生产周期与销售周期进行补货。

贸易便利化的推进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指从事贸易、运输、加工、仓储等企业通过单一的信息平台窗口，一次性递交满足监管部门要求的标准化交易信息，监管部门通过信息平台窗口再把审核信息反馈给申报人。单一窗口的推行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监管效率，降低贸易和运输企业的成本，同时也为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巨大的便利，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

根据世界海关组织2020-2021年报数据，全球约有49%的海关采用“单一窗口”的措施，该措施符合了国际贸易惯例，实现了海关相关管理部门间的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简化了通关手续，大幅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及个人从事贸易的制度成本。

全球普惠贸易的理论解释：贸易门槛理论

在普惠贸易的时代，贸易越来越表现出“去国界”及“低成本获得产品/订单”的特点。普惠贸易并不意味着以同等的方式对待任何人，而是需要给所有人提供同等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参与到贸易中来并从中获益。在传统贸易中，资金实力及专业知识等限制因素往往将中小微企业及个人阻隔在国际贸易的门外。伴随着DT技术的不断创新及各种跨境电商平台的出现，中小微企业以较少的人员与较为扁平的层级结构开展跨境商务活动，我们将其原因归纳为贸易门槛的降低。

国际贸易门槛

1.贸易门槛。这里所说的贸易门槛，是指企业能否参与贸易以及其参与贸易的难度。贸易门槛越高，参与贸易的难度就越大。当国家政策禁止中小微企业及个人从事贸易时，它们也就无须考虑参与贸易的成本。

2.传统贸易时代贸易门槛的产生。在政策允许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参与国际贸易后，它们没有很快涌入这个领域，是由于贸易门槛的存在。作为普惠贸易主体的中小微企业及个人，其面临的贸易门槛与大型企业有所不同。按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各阶段，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人面临的贸易门槛进行分类归纳和说明。

（1）交易前阶段产生的成本：中小微企业及个人为了获得交易机会、建立贸易伙伴关系需要付出的成本。大型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雄厚并通常有自己的品牌与知名度，其国际营销活动包括参与博览会、展销会等，也会产生成本。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人来说，这一类成本过于昂贵，参与贸易无利可图，故被阻挡在国际市场之外。

（2）交易中阶段的成本：主要是谈判及签订合同发生的沟通成本及签约成本。

（3）交易后阶段的成本：主要是为履行合同所产生，包括消除人为设置的贸易障碍所需要投入的制度成本、交付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包括商品从工厂到达最终消费者所产生的一系列仓储、物流及支付成本。

3.普惠贸易时代贸易门槛的降低。由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出现以及DT技术的应用与进步，贸易的门槛降低，各类企业都能够参与到贸易中来。

（1）交易前阶段。

搜索成本。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搜索到更适宜的贸易伙伴。伴随着平台的出现，信息展示方法更加多样化也更加简便，中小微企业可以以直播等方式在平台上全方位的展示自身产品，充分说明产品特性。搜索信息更加高效精准。企业能够在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中更加精准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及服务。

信用成本。跨境电商平台有自身的信用评价体系，对入驻的卖家及买家的信用水平给予相对透明公平的评价，帮助买卖双方建立信任。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信用评价体系，使每个人都能够查询到买家和卖家的信用等级，并且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改进信用评价的规则。由于交易线上化的特性，交易的数据都沉淀在平台上，中小微企业及个人本不透明公开的信用状况变得有迹可循，并且便于追溯与监管。

学习成本。由于渠道的缩短，企业通过直接接触到消费者，了解消费者行为。及时得到消费端的信息反馈，便于观察消费者偏好及需求变化，大大降低了企业学习成本。

（2）交易中阶段。

沟通成本。卖家能够通过互联网与买家进行实时沟通，并将个性化沟通转变为一对多的标准化沟通，跨越了距离的限制，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资金成本都大大降低。企业能够在网络上发布标准的交易细节内容，让所有对相关交易有兴趣的人都能够接收得到，提高沟通效率。

签约成本。普惠贸易时代，面对大量待签的合同，企业通过平台使得签约标准化，单个签约和整体签约成本都大幅降低。

（3）交易后阶段。

制度成本。在普惠贸易的趋势下，各国政府都重视构建连通各个行政机构的单一窗口，简化了企业报关、报检、出口、退税等工作的流程。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便捷和低成本的单一窗口合规服务，企业只需将相关服务外包给“一达通”这样的外综平台，由平台与口岸和各机构进行数据对接，这样能够降低通关的时间成本与资金成本，同时也便于相关机构进行监管。“一达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让中小微企业及个人以“团购”的价格，享受一系列优质的出口报关服务。平台还通过不断开辟新的进出口链路，对其进行标准化改造，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大大降低了中小微企业货物流通的成本。

交付成本。集约化运输有效控制了运输成本。碎片化的货物运输成为趋势，相关物流企业处理的包裹数量急剧增长，物流企业应用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运输路径，在最佳区位建立物流配送中心，通过数据联通加强各方合作，从而使得物流的成本得到控制，质量得到优化。

平台集成化服务，提供了多个物流选择，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物流的议价能力。例如阿里提出的“物流超市”概念，将各种物流服务集中在平台上，如同超市中的商品一样，由企业去选择最适宜的物流方式。一方面集成作用使物流企业间产生竞争，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拥有的选择权也增加了其议价能力。平台对物流服务的集成大大降低了交付成本，使中小微企业参与贸易的门槛降低。 

支付成本。普惠贸易趋势下的支付行为具有多频次、小额化的特点，主要通过国际信用卡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如Paypal、支付宝等进行支付，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不断创新发展，降低支付成本、简化流程、提升时效性。中小微企业的商品更具竞争力，促进其参与贸易。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担保功能不但降低了交易的风险，降低了相关的附加成本，还解决了交易中的信用问题，推动了交易的完成。

贸易门槛的降低对贸易效应的影响

贸易门槛的降低，对于国际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小微企业能够广泛地参与国际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专业的贸易服务，专业分工协作机制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而劳动分工结构的演进带来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大大增加了中小微企业的贸易量，形成了良好的贸易效应 。

1.贸易门槛的降低促进劳动分工结构的演进。

随着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广泛参与国际贸易，需求产生了专业的中间商——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专业贸易服务，由此新的劳动分工结构得以产生。企业无需再花费时间和精力搜寻交易对象，货物的运输、通关、结汇退税和售后服务等各环节服务都将由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协调和组织完成，企业可以集中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专精于生产高质量产品。平台通过提供全方位的贸易服务，让中小微企业克服了参与国际贸易的种种结构缺陷，“在家门口开展和完成国际贸易”已成为可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者作用。

2.劳动分工结构的演进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

交易效率可用单位时间内完成同质交易或业务活动的次数（及质量），或者用完成单笔交易或业务活动所消耗的平均时间来衡量。当单位时间内完成同质交易或业务活动的投入程度越少，交易效率也就越高。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有多方面，主要包括物质条件、交易技术和交易制度等。

物质条件主要包括经济发达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供交易的物品或劳务就较多,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交通、通讯、港口、信息传输、金融保险、教育培训和其它基础设施的建设, 极大地改变了交易的时空状况,迅速提高了交易效率。

交易技术主要包括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方面的技术。围绕货物流的交易技术主要有包装、保管、仓储、运输、物流管理等技术。先进的物流技术可以大大节约物流时间,节省流通费用,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交易效率。围绕信息流的交易技术主要包括与交易相关的通讯、信息搜集、信息传播等方面的技术。先进的信息交易技术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从而提升交易效率。围绕资金流的交易技术主要包括与交易相关的投融资技术，如电子银行、远程数据交换、数据库采掘、网络终端等。先进的金融服务技术可以扩大交易范围,加快交易速度,提升交易质量,提高交易效率。

交易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制度、信用制度。市场制度是指市场竞争的规范或规则。完善的市场制度有利于交易规模的扩大、提升交易的质量。政策制度的创新为国际贸易买卖双方提供坚实的交易效率基础。信用制度是指对交易方遵守交易规则，履行合约的行为规则。完善信用制度是扩大交易规模、减少交易磨擦、提升交易效率的重要保证。

在市场发展的初期，物流等基础设施、交易的分散性以及交易制度建设的滞后等，制约了交易效率的提高。此时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较高，劳动分工协作体系还未形成，交易效率较低，因此中小微企业独自承担贸易服务更加有利可图，例如买方独自到出口国进行商品贸易谈判、下单、采购，而卖方则独立承担货物的生产、组货、运输及国外销售网络建设。

随着贸易门槛的降低，跨境电商平台不断将贸易服务集聚于平台内，再加上基础设施的完善、交易制度的创新，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

以资金流的变化为例，传统贸易的资金支付或取得，主要通过银行信用证等方式完成，手续多、流程复杂、时间长。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优化第三方支付软件，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大大降低资金支付或取得的难度，简化交易手续，缩短交易时间，提高了交易效率。

3. 降低贸易门槛带来的效应。

跨境电商平台不只是缩短了贸易伙伴的距离，增加了专业化程度，它还完成了贸易模式的创新，显著降低了贸易的门槛。首先，跨境电商平台使得贸易商可以在互联网上直接对接，极大改善了以往贸易门槛中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对称，贸易伙伴的距离消失在互联网中；其次，跨境电商平台的专业化经济是没有上限的，呈现正的网络外部性，即参与跨境电商的贸易商越多，每个贸易商的获利更大。这种正的网络外部性为弱势的中小微企业赋予了强大的能量。

贸易门槛的降低对中小微企业产生一系列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贸易门槛的降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贸易机会。跨境电商平台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信息搜寻、信用评价、在线沟通等服务，一改传统贸易体系下，中小微企业的被动局面，为中小微企业和世界市场打通了连接的通道，提供了和大企业平等的贸易机会。

另一方面，贸易门槛的降低为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赋能，让其很好地参与国际贸易。其主要体现是：中间成本降低、制度成本降低，构成了中小微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的制度优势。由于国际贸易资金周转周期较长，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融资难。平台提供融资，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后顾之忧。跨境电商平台基于历史交易数据，可以为有实力但又确实资金周转有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提供针对性的平台贸易融资，使其生存能力提升。比起传统贸易方式，跨境电商平台拉近了中小微企业与世界市场的距离。此外，网络外部性的改善，使得中小微企业能够从不断增长的跨境电商企业那里获得更多的选择。

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降低自身贸易成本，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赋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将迎来新的增长点。

（编辑  季节）

一个行业的一流企业，是领飞的“头雁”，是产业链的主导者、规则制定者、生态构建者，发挥着“链长”的作用，肩负着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合作发展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全球产业体系加速调整时期，我们要加快培育“链长”企业、依托“链长”企业建群强链，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产业体系的主导者

现代产业链本质上是一个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既包括各种新兴产业，也包括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核心价值再造。现代产业链相关企业通常形成了一种多方位协同、多元化联通、平台化运作的企业运行体系，保障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链长”的引领和协调。

作为龙头企业，能否在产业链创新发展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类资源和要素的聚合与运作，并主导产业链的布局，是现代产业链形成与成长的核心要素。

现代产业链内部，上下游企业的产品供需、资金流动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就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正常运转。在市场经济中，世界一流企业以多赢和共赢思维去处理各方面与技术相关的利益关系，通过将技术成果转化为新的商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利润来源，形成技术持续进步的机制，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

从历史及实践来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技术产品，有能力筹集资金支撑巨额研发投入，并且通过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合作或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形成持续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力量。同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中不断地“裂变”和“聚变”，从而使其先进的研发理念、技术标准、工艺水平不断地向其他企业溢出和传递，共同推动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批本土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制定人才国际化、资金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通过在全球筹集研发资金和分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竞争能力，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做出巨大的贡献。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布局分工，各生产环节被尽可能地细分。一件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来自处于分工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当一国在复杂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不具备优势时，该国可能只承担其中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全球价值链基于产品内生产环节的分解，形成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生产网络，产品内分工已成为世界一流企业重要的生产模式。

国际产业链的调整除了经济（成本、效率等）方面的因素外，当前受安全、政治、环保等多重因素影响愈发明显。国际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出现了“内顾化”“区域化”倾向。一方面，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转向以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海外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国际产业链呈现区域性集聚趋势，如部分跨国公司兼顾效率与安全，将其国际产业链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集。出于安全考虑，美西方在高科技、战略资源等敏感领域加强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力度，提高了门槛；从追求环保的动力看，一些国家大力推动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链发展，传统化石能源工业产业链发展受到抑制；部分跨国公司还通过绿色采购法规，促进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依托一流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我国在绝大多数产业的中低端环节都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高端环节上。高端环节产品的市场竞争规律与中低端产品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中低端产品技术成熟，主要竞争点在成本和价格方面，高端产品竞争主要在技术和产品品质性能方面，对价格往往不敏感。因此，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特别是发展高端产品，必须鼓励一流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做好前瞻规划，强化技术研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市场经营和客户服务能力，力求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同时要坚定对外开放，维护和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确保技术、信息、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打造高效协作的供应链体系，在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产业链安全和竞争力的提升。

面临美西方的技术封锁，我们要依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冲入“无人区”，夺下“制高点”。一流企业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尤其要努力补全产业关键技术的“断点”“盲点”。一些进入技术创新‘无人区’的龙头企业要继续加大投入做好基础研究，进一步创新突破，用原创性、根本性、前瞻性成果支撑应用技术创新。

一方面，要依托国内大市场，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许多新研制成功的高技术产品，必须获得实际应用的机会，才能克服质量缺陷、完善产品性能，不断迭代提升。产业链中的龙头大企业应尽量采购使用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原材料，给国内产品应用和提升的机会；要将国内市场作为战略基地，让自己的新产品更好地依托国内市场，获得验证、提高和获得客户信任的机会。

也要看到，关键产品、高端技术往往市场空间有限，虽然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也不可能实现全部产品都自主生产，这既不必要，也不经济。龙头企业要通过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在世界范围获取技术、要素和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导关键产品的国际供应进一步分散化、多元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参与构建全球产业体系，需要一流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等各环节做实做强，以世界一流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壮大一批具有产业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重点产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机制。通过联合攻关、定点采购、交叉持股等方式，为重点产业培育具有竞争力的配套行业。要以重点区域为依托，有计划、有重点地布局相应供应链网络，降低区域产业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以重点企业为龙头，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生态体系的重要构建者

世界一流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处于枢纽地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支持企业进行底层技术研发、抢占新赛道、推动国际化发展、强化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整合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优质资源，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持久发展能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领航企业培育工程，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以更大力度支持推动中央企业解决产业链创新链核心问题，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工信部将培养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或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分工协作与关联形态。每个行业和产业，都是由企业群构成，形成由供应链、创新链、信息流以及发展环境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必须发挥一流企业在产业链综合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支配力和引领力，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产业组织方式和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传统产业链进行转型升级，使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水平。

苹果、华为作为通信、手机产业的领军企业，产业链十分庞大繁杂，厂商数量也十分可观。在苹果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厂商数目一步步增多，2015年苹果的33家核心供应商中，有30家中国企业，而2019年的59家核心供应商中拥有52家中国企业。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厂商有22家，中国台湾厂商有10家,国外60家厂商中，美国33家，日本11家。苹果、华为在智能手机、通信设备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中发挥了影响、支配和引领作用，建立了不断创新完善的产业发展模式。

纵观这两个典型企业的情况可以看到，其生态主导力主要体现在：

（1）具备定义产品和创设市场的能力。通过标准控制、概念设计、品牌营销等，使其产品辨识度高、市场声誉好、用户黏性强，进而改变和引领消费风尚或生产方式，并通过产品迭代升级“创造”新需求，“创设”出新的市场空间。

（2）具备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掌控力。作为“链长”的一流企业与链上企业深度耦合，形成稳定的分工协同关系，并运用其产业链优势地位，通过订单安排、资源配置、联盟领袖地位等途径，影响上下游中小企业，以商业赢利模式为纽带，推动补链、强链、延链等垂直整合活动，在采购、物流、营销、融资等供应链环节也有较强的话语权。

（3）具备创新溢出和危机救助能力。“链长”企业研发投入大，科技创新成果丰富，产业化动力强，既对链上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通过供应链向配套企业传导创新压力，是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4）实现商业利益和行业责任相统一。“链长”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做大规模、做强竞争力，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形成生态主导力的根本所在。

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将主导或控制一个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价值链，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从我国的情况看，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的几十家中国企业存在一个普遍问题：虽然企业规模很大,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上缺乏控制力；多数骨干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尚未完全摆脱中低端地位。

因此，告别“中低端”，探索“高附加”，实现“现代化”，一流大企业要一马当先，要坚持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两条腿走路，加强产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进行制造业强链补链行动，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创新能力、自主知名品牌、标准制定、营销网络为依托，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推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世界一流企业是行业发展的领军企业

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和产业链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纵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在当今地缘政治复杂博弈的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规则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美国发动针对我国的贸易战以来，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受到技术“封锁”、“隔离”、产业断链、“去风险化”的严重冲击。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持续一年多的俄乌冲突，更使很多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各国纷纷通过加强资源整合和“保护性措施”减少对外依赖，像核心芯片、关键原材料、生物制药、高端医疗设备等行业，就近或本地化生产成为重要趋势。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基本条件。一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产业链供应链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二是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工业门类齐全，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在不断地完善。四是中国一贯重视教育，人力资本优势雄厚。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优秀企业，要真正迈进世界一流的行列，必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研发，加快企业技术、业态、经营模式和管理创新；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企业技术的融合，实现产业链上创新资源的战略性互补；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产业价值链体系重构和价值创造环节再造，着力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实现价值链提升。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补上我国严重受制于人的产业环节和关键领域，增强我国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拥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企业效率、效益和品质在全球中领先。充分发挥一流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生力军作用，培育一大批以自立自强为使命的科技领军企业“预备队”，牵引形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效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世界一流企业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顶梁柱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以自身为中心配置区域性产业链，针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和技术封锁，企图将我国孤立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再加上前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种种因素阻碍或威胁着我国产业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畅通与稳定：原材料与上游零部件供应失序、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受阻、物流渠道阻塞、用工短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要立足国内，调整全球供应链结构，维护现有供应链，加强产业链的补链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和发挥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争创世界一流企业，让越来越多的一流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的国有企业做出积极贡献。企业在开拓业务过程中要依托核心竞争优势，拓展商业联系，形成广泛协作的企业网络，通过订单约束和规范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关联企业，带动其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层层拉动上下游企业营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融合发展的创新生态；引领关联企业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共同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数字化水平提升，形成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销售的协作关系，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积极打造协作平台，推进制造能力、物资材料、营销等信息共享，深化对接协同；用好国内市场，为新产品产业化提供前期市场支持，促进产业质量性能提升，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抓住全球产业链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合规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国家“十四五”规划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一流企业对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创新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顶梁柱。发挥好一流企业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和带动作用，支持一流企业做强做优，培育一批在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品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一流龙头企业，增强全产业链整合能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话语权,是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有效途径。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