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我总是想起冀朝鼎。
开局
1937年6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人是冀朝鼎，当时，他只有34岁。
1937年，远在美国的冀朝鼎介绍美国智库代表团访问延安。6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首位。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冀朝鼎和他们一起创办的，它也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在来延安前，他已经在《今日中国》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鉴于这一未来结果，美国的政策必须明确选择：究竟是站在中国还是日本一边。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毕森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联邦党人文献》中托马斯·麦迪逊的主张相同，那就是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在土地平等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正如当年美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使美国独立自主于旧大陆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独立自主。而美国与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两国都拥有广阔的土地，而英国、日本这样狭小的国家，只能依靠工商业和殖民地而生存。
毕森说，任何一个维护美国宪法的人，任何一个热爱土地、主张土地权利的美国人，都会天然地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与中国共产党相对立的国民党只代表中国沿海的少数买办的利益。
毕森的岳父是传教士，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在北伐时期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国民党的士兵要抢他的手表，而那块手表是毕森岳父父亲的遗物。
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是访问团的成员，他关心中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当时，他在延安采访调查的主要方向是：红军在长征中是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壮大的，以及红军中少数民族战士的情况。这种调查使他形成了如下观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像当年的隋唐一样，从中国的西北边疆兴起，团结各少数民族，席卷中原，统一天下。
代表团成员几乎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与赛珍珠的父亲一样，毕森的父亲长期生活在皖北农村，拉铁摩尔的父亲则在内蒙古与河套地区传教，所以，拉铁摩尔能说地道的西北话，还喜欢唱“酸曲”。
杰弗逊的名言是：如果上帝有自己的选民，并赋予他们许多真正的美德的话，那么，那些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偏远农村的最底层之前，这样做的只有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知道中国最底层百姓的无助与绝望，也知道他们生存的韧性。于是，这些到访延安的美国人与共产党人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
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些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一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在访问延安时，毕森曾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是否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援中国抗日？或者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而鼓动中日妥协反对苏联？因为国民党与日本共同的敌人就是苏联，一旦国民党与日本妥协而反对苏联，那么国民党是否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蒋介石是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国际上选边站队的出发点是阶级利益。因此，蒋介石对于世界形势有两个根本的误判，第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中共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同样基于意识形态原因，他认为美国和英国会把中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对于大势的错误判断，根本上基于蒋介石集团在英美有私人利益。
中共的根本出发点是，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只要赞成这个出发点，无论是谁，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合作。
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因为意识形态，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苏联是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些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而没有给过共产党一枪一炮，这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反对苏联，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但因为德国威胁了英国的特权和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与利益，英国最终会放下意识形态，选择与苏联合作。
毛泽东这样说，“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中国人民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进行抗战，抗战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很大，领土辽阔，内部不平衡，中国西北地区数千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目前，这里是中国抗战的核心，中国生存、发展的基本结构是由秦汉隋唐奠定的，这个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加强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结构。换句话说，今天被称为“边区”的地方，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的中心。
就这样，冀朝鼎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智库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接触，这次极为成功的访问，给美国人民和政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是把穷人当作上帝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一样热爱土地与农民，代表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利益。用赛珍珠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大地》，如果用海伦·斯诺的著作的名字来说，他们就是《红尘》，即他们如西北的大风与黄沙，以伟大的力量，铸造着中国。
这就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抚今追昔，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开局，决定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冀朝铸，是冀朝鼎的弟弟，很有名,做过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一下飞机就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后来说，他这是从太平洋彼岸伸出了和平的手掌），当时站在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人，就是冀朝铸。邓小平访美，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站在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之间的人，也是冀朝铸。
那时，冀朝鼎早已经过世了，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的故事，便不必知道我的名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办大事、开新路的人，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谁，更不会让你知道他在办什么大事——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搞得沸沸扬扬、敲锣打鼓，那事情就办不成了。
伟大的思想是孤独的，探索新道路，那是需要奋身孤往的。这是孤独的、勇敢的事业。而直到今天，冀朝鼎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读书人都没有名，名气对他们一文不值——办大事与出大名，这完全是两码事。
“纽约男孩”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他出身名门，父亲冀贡泉先后担任过山西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被捕学生中，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16岁。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17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
五四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民间外交的胜利，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的主权在民，它也鼓励了中国的国民民主运动。
1924年，21岁的冀朝鼎以优异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录取，赴美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他专门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岁。那个时候，冀朝鼎的研究关心战争与税收问题，在他看来，西方的资本积累，主要依赖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剥削其国内的工人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大英帝国的基本经济区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国内。这是当今世界结构的要害。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1927年，冀朝鼎去欧洲参加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盟大会，在欧洲，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代表团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是民国政府的高官。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央局，和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美亚》，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学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作者欧文·拉铁摩尔，就是这个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29年，冀朝鼎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通过纽约的学术圈，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据说还介绍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而白劳德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周围的学者们将冀朝鼎的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很多就来自延安。以至于麦卡锡后来认为，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基本上被美国共产党策反了。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他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核心功能在于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1941年，冀朝鼎回国，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
宋霭龄亲切地称冀朝鼎是“纽约男孩”——在四大家族看来，冀朝鼎是一个单纯的书呆子，是一个被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极为纯洁的西方绅士。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此时，在冀朝鼎主持下，蒋介石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
当时，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冀朝鼎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
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逻辑”——向富人借款，向穷人课税，以借款利息为基础，大规模发行纸币。
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学说，冀朝鼎当然知道，这其实是亡国之策，但既然蒋介石喜欢，他顺水推舟，就这样办了。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共产党不是仅靠硬实力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的迅速胜利，抓住了人心这个软实力固然最重要，但更为值得思考的，则是共产党如何运用了巧实力。
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仅仅一年之后，国共双方便攻守易势。这里面，一个是靠毛泽东大智大勇，敢于以中央纵队四个连拖着胡宗南重兵在陕北转圈，以高超的战略指挥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一个是靠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乱了蒋介石的后院。以共产党不到100万军队，在三年内就击败了国民党900万现代化军队。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举三个例子：
金圆券及法币改革，人民币制度的创立，“第三世界”阵营的形成——冀朝鼎就是参与决策这三件大事的人。金圆券的币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人民币制度创立，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他参与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统一与分裂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哪个读书人非常厉害，那么，我个人认为冀朝鼎是一个，为什么？就凭他一篇薄薄的小书——《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部著作1929年在纽约出版，李约瑟曾经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一本小书，就压倒了“一切西文中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著作”——这个评价有多么高！
一个广土众民的大的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冀朝鼎提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范畴，他指出：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又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古代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被看成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
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秦汉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三国、南北朝时期，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纵向沟通了南北；元明清三代，除了继承上述基本经济区外，由于首都离基本经济区太远，遂有开发海河流域、京津冀地区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
古代中国的所谓国家能力，其实就是控制与建设上述基本经济区的能力。所谓“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大抵也在于此。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差异，影响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得以形成。
冀朝鼎的这部杰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深刻揭示出：战国时代，中国交通的要害在于秦楚之间，争夺要害在陇南；汉代以降，中国交通的要害在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隋唐继之，屏蔽关中者，为上郡（陕北），联系关中与巴蜀者，为陇南，扼守丝绸之路者，为河西走廊，这就决定了——今天所谓“陕甘宁”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唐宋以来，这种形势因运河开通而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由西北而东南。自此之后，中国治理体系之要害，就在于长江流域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与西北不同，江南非用武之地，从这样的角度看去，从王安石到顾炎武，一切改革之要旨，皆在增强官员（官僚体系）治理这一区域的能力。
同时，冀朝鼎的这部著作里面，还包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元代以降，中国的版图极大地扩大，这是中国治理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北方草原文明被纳入进来，元代的治理体系，是从治理草原地区的经验发展而来；明代则进一步有了“海国”的问题。而到了清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终于包纳了居国、行国、海国三个方面。这样一来，元代以降，中国的治理问题，当然就不仅仅是增加对于江南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的问题，王安石以降那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问题，则进一步成为魏源所谓如何统合居国、行国、海国之间动态平衡之问题。
换句话说，中国的治理问题不再限于立足于基本经济区发展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维护包纳以上三种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的内部复杂平衡的问题。简而言之，维持这样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运行，与增强基本经济区的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说所谓“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不是一回事，若追本求源，大致而言就在于此。
简而言之，唐宋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增加国家的经济财政能力，其核心就是对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与控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称为“治理能力问题”。另一个，则是维护三种生产方式之间的融合与平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集中讨论的问题，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治理体系”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治理能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不振、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实际上，清代的经济总量并不低），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瓦解造成的共同体分裂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洞见是完全正确的——控制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控制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中国并非以居国去统治“行国”和“海国”，甚至不是以南方去控制北方；恰恰相反，中国发展的大势是以边疆包围中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以北方的治理体系控制南方的经济区。毛泽东的视野超越孙中山、蒋介石，以及那些妄图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之处，庶几在此。
因此，冀朝鼎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要害。从战国到唐安史之乱，中国交通的要害一在秦楚之间，二在陕西与西域之间（丝绸之路决定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这都决定了陕甘宁地区的战略地位。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交通之要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这就决定了鄂豫皖、鲁西地区作为枢纽的战略地位。
陕甘宁、鄂豫皖和鲁西地位的下降，是宋代以来江南基本经济区开放的结果，而这个问题，到近代则发生变化——因为帝国主义要控制的，恰恰也是上述中国的基本经济区，而且是从海洋方向进行控制；反过来说，就是清王朝控制海国的失败，导致了与海国密切联系的基本经济区治理的失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上述基本经济区的瓦解，导致了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和中央集权的崩溃。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政权，都不能不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欲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政权，要么必须与帝国主义结盟，要么必须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结盟，这就只能走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除此之外，便没有出路。
持同样看法的人，是钱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里说，“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什么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这亦是一种开创精神，对国内经济并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国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养护培植，如是则不免把民族精力浪掷了，许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费了。”
那么，在基本经济区被从海洋方向控制的条件下，中国重新恢复国家能力的立足点，究竟何在呢？
特别是，当着抗战期间，滇缅公路被封锁，中国之交通，只能依靠西北与西南之间的联系，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只能是陕西与四川——而联系其间的要害，就是陕甘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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