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分享: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八)

周尔均 来源: 2023.09.04 11:03:20


 

深情嘱咐

难以承受之重

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我的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这时,“两条路线斗争”已上升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在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分别被宣布为总后第一、二号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我作为政治部主任多年的秘书和现任秘书科长,自然也噩运难逃,成为被揭、批、查的“重要知情人”和“头号保皇派”,也算是个“小走资派”。对我没完没了的批斗倒也罢了,最难过关的,是限期揭发交代直接领导和自身莫须有的“罪行”。这种无休止的精神苦刑,凡是当年挨过批斗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关爱至深的“三点嘱咐”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时刻,从西花厅传来七伯、七妈对亲属的三点重要嘱咐:第一,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第二,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第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七伯、七妈这三点嘱咐,是在“文革”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逐字逐句给予我们的指示,话短情长,饱含深意,充满对晚辈关切爱护之情,给予我们在险境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首先,“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是对我们的一种精心保护。七伯深知,他是江青一伙下一步清除的主要目标。这时大街上已经充斥着“拥护新文革”“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矛头直指七伯。有的甚至猖狂地指名道姓,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七伯深知,凡是同他有关联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就在七伯、七妈的“嘱咐”传来前夕,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因遭到江青指名诬陷自杀身亡。许明同志和她的爱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都是长期在七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因而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俩的爱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孔丹不久前告诉我,他母亲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许明深知,江青陷害她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哪怕丝毫蛛丝马迹,作为构陷周总理的突破口,她不会给江青留下任何借口。与许明同样,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卫士长成元功、秘书周家鼎等人,后来都成为江青指名道姓、蓄意陷害的对象。

七伯不只是对自己的亲属,在“文革”这一阶段,对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更是尽其所能,及时予以嘱咐和提醒。他亲笔写信,让秘书周家鼎分别送给多位副总理传阅,信中深情地叮嘱:务必谨言慎行,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务必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所谓“三反分子”。家说,七伯交代他,这封信务必当面送给本人看,不得让秘书转,不得放办公室,看后由本人签名。信传阅完拿回,七伯看后立即烧毁。

家鼎同志是七伯的军事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我在校政治部工作,兼任校纪委副书记。我俩合作得很愉快。家对我说,七伯写的这封信,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看后都十分感动,有好几位当场流了泪。

尽管七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要保护一批老同志,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要想保护所有的人是难以做到的。没过多久,陈毅老总、叶帅、聂帅、徐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革命元勋,终因向“中央文革”发难,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四三副”受到严厉批判。就是七,也不得不江青诬陷我的周同宇伯父“与王光美哥哥王光琦聚餐搞政治阴谋”,并诬陷世大姐是“苏修特务”,被迫亲自签字将周同宇和孙维世逮捕关押。伯的初衷是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尽可能地对这些人予以人身保护,他曾用这种做法保护了一大批人。但并非事事都能如他所愿,维世大姐后来被江青一伙秘密关押、残酷折磨致死,给七伯、七妈留下永远的心中之痛。同样,与七伯、七妈的“亲属关系”,仍然成为一些人我和在军的重要缘由。

其次,“要在运动中学会游泳”的嘱咐,是教育我们在“文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走向,七伯通过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教育我们积极投身革命、锻炼提高自己,而是称之为一场“运动”,让我们“学会游泳”。

我虽然不是游泳高手,但学过游泳,会游泳。细想伯的提示,坚持底线,保持坚强的信念和强大的定力,不到最后时刻决不轻言放弃。越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越是考验自己是否真正“学会”游泳的关键时刻。游泳也好,“运动”也好,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最后,“记住,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嘱咐,既是对我们的关怀与教诲,也表明了七对“文革”所持的鲜明政治态度。此时,江青一伙正大肆鼓吹在全国范围内“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造反派”“让真正的左派夺权、掌权”。对立双方争相给自己戴上“左派”桂冠,把自己的对立面打成“保守派”“保皇派”,置之死地,这就使派性之争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进一步酿成全国性的武斗和内乱。七伯很早就给我们注射了政治上的“预防针”,提醒我们远离“这个派那个派”,他这样做,也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七伯、七妈在关键时刻的“三点嘱咐”,展现了他俩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的党性和人性的具体体现。他俩的指示,引发了我对那场内乱和对人生价值观的深入思考,明白了许多当初并不懂得的政治和生活哲理。

众目睽睽下与我的亲切握手

就在接到七伯“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联系”的嘱咐后不几天,七伯与我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见了面。而且他打破了历来的约定,在众多领导人面前亲切地同我握手和致意。

1967330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总后勤部礼堂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宣布邱会作总后工作。当时总后机关已经全面瘫痪,我是总后的一支“笔杆子”,重要会议的记录、整理常由我负责,因此,会议记录的重任落在我这个“靠边站”干部的肩上。我站在主席台入口处迎接领导人,七伯与中央几位领导和老帅从休息室走向主席台,正好同我打了个照面。我本来应该避开,不过,我实在想念七伯,机会难得,不但没有避开,而且向前迎了一步。七伯见到我有些意外,更令我意外的是,他停下脚步,在其他领导人注目下伸出手来,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我轻声唤了声“七”,七伯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凝视着我,“嗯”了一声,颔首致意。自从“文革”以来,无论是报刊照片还是纪录片,伯的眼神几乎都是严峻而深沉,少见笑容,而他这时的目光却充满了关怀和亲切,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七伯手中传递给我的力量和温暖,他却更加消瘦和疲惫了。此后,我虽然还有几次机会见到七伯,但这一次却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握手。

批林整风

总理在“文革”中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里同志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他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时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七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有关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719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后来,我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讲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

余秋里说,1968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26日,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他去,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他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余秋里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回忆了七“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

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叫‘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但是生产不能垮啊!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来引导运动。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的领导人,对七伯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我所知道的林彪坠机身亡的真相

1971913日,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920日,中央责令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总后勤部是“批林整风”重点单位,中央委派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指导总后运动。实际上,总后和总参、海军、空军这几个重点单位及全国的批林整风运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由此,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老领导余秋里,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197110月上旬,余秋里代表李先念出席总后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党叛国事件。会议在总后党委会议室举行,出席的有六七十人。余秋里在会上传达了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和中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详细情况。到会的军以上干部中,没有一人会前得知一星半点“副统帅”叛变的信息,黄、吴、李、被隔离审查一事又与总后密切相关,因此,大家极度震惊又紧张不安,人人凝神静听,唯恐漏掉什么。毕竟,当时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大新闻。各种传言不胫而走,至今不绝,其中不少都是主观臆测、以讹传讹的编造。根据我的了解,有两件在群众中传播很广的所谓“内幕消息”,实属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澄清。

一是所谓“林彪外逃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

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实际情况是:1971913日下午,在得知林彪座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有关部门请示是否采取拦击措施,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明确表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914日下午,七伯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报告,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从编号确认,这架飞机就是林彪乘坐的三叉戟专机。综合判断,应是他们一伙仓皇出逃,燃料耗尽,强行着陆以致坠毁。后来经过现场勘查确认无疑。“导弹击落”的传闻纯属编造。

二是所谓“听到林彪死讯后,总理号啕大哭”。

这件事也是无中生有。据先念、秋里同志传达:914日下午,总理得知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中九人无一生还的消息后,随即向人民大会堂待命的政治局成员传达,会场变得一片轻松。

对于上述两件事,更为详尽的情况,我是从林彪坠机前临危受命、前往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现场处理这一重大危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口中直接得知的。

德生同志是我和在军共同的老领导。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德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我任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共事五年之久。无论他在职时或是离休后,只要是纪念总理的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1998年,《百年恩来》电视艺术片在上海举行首映式,德生同志患腿疾行走困难,仍应我俩请求,坐火车和轮椅,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出席活动并讲话。

关于林彪座机坠毁前后以及与恩来伯伯相关的情况,德生同志作了详细的回顾:

眼看林彪飞机要出境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13日凌晨150分,飞出了国境线。

914日下午2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古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人全部死亡时,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以上所述,才是真实的情景。

林彪之死,在当时,只能让七伯卸下心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重负。

伯伯亲自指导总后批林整风

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对毛主席是一次很重的心理打击。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善后事宜交给周总理全权处理。七伯不负所托,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超乎常人的精力,全力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指定协助处理这一事件的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余秋里、张才千等同志,全都是治党治国的栋梁之材。他们精心贯彻落实伯伯的指示,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并使批林整风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在总后批林整风过程中,余秋里每天必到。他白天协助总理办理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晚饭后准时来到总后,陪同他的有国家计委处长房维中(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先念同志同他随时保持着联系。

里同志曾对我说:“你可知道总理现在担子有多重。没有他,我们这个国家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这个六人“小会”,常常要持续六七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结束,里同志才乘车离开。随后房维中和我按议定内容共同商量、起草简报,成稿后已经天亮。那一阶段,我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连续几个月下来,深感身体难以支撑。我常想,自己不过是负责一个单位的具体文字工作,而每天要处理无数国内外大事、解决数不清的难题,还要应对“四人帮”明枪暗箭的伯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即使是钢铁之躯,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

按照里同志嘱咐,我们的简报以绝密件直接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极少数领导人,每次不超过七八份。除文字简报外,李先念、余秋里还随时向总理当面汇报总后批林整风情况,及时向我们传达他的重要指示。伯和先念、秋里同志竭力排除干扰,采取许多特殊和有效的办法,在查清问题、消除隐患的同时,落实党的政策,尽力挽回“文革”中造成的严重损失,为全面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总后批林整风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这是恩来伯伯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向毛主席进言,将“文革”期间总后流放外地的干部,调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总后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有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提及在1967年到1971年期间,总后被直接诬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462人,8人被迫害致死。还有一位红色医疗专家、总后卫生部原副部长傅连暲,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战争年代救治过毛主席和恩来伯伯,在“文革”初期遭批斗时写信给毛主席,恳求救他一命。毛主席批示:“此非当权派,又无大罪,应予以保护。”但由于遭到林彪、叶群嫉恨,江青、康生又直接插手,他和夫人陈真仁被关进秦城监狱,遭到非人的待遇,仅15天就惨死狱中。

我同傅连暲和他夫人都熟悉。我在总后卫生部工作期间,常向傅连暲副部长请示工作。他因兼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在家办公的时间多,他夫人陈真仁与我是同事,是总后卫生部药材局局长,因此我常去他们家中。印象中的连暲同志温文尔雅,身体偏弱,患有胃病。我后来听说牢房里只给他吃冰凉的窝窝头,想吃口热稀饭也没有,显然难以经受牢狱之苦。傅连暲的惨死,毛主席必定有所耳闻。1975年我在总后党委办公室工作时,曾看到毛主席对贺诚同志信的批示原件,其中有一句话颇为动情:“贺犹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至于遭受打击迫害、被发放外地的人更为数不少。批林整风开始后,这些干部纷纷写信,要求回北京参加运动,揭批林彪一伙的罪行。七伯意图借此机会,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争取将这批干部调回北京工作。这件事如果得到毛主席的允准,就为全面解放“文革”中受迫害干部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七下的一步大棋,应该说也是一步险棋。

这件事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972年春末,里同志以执行临时任务为名,指名调我到国家计委办公大楼,与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处长房维中(他们三人被誉为国家计委的“一、二、三号大笔杆子”),关起门来,共同起草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内容如上述。由于文件内容极其敏感和重要,我们在秋里同志亲自指点下,夜以继日,共商共议,字斟句酌,几易其稿,大约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这个文件的起草这样神秘,保密程度这样严格呢?

“文革”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都有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干校”安置或劳动,其中包括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九一三”事件之后,七伯曾利用各种机会,在征得主席同意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军队的老同志。但进展很慢,七伯指令总后的情况写这个报告,走一步险棋,就是想一次解决一大批人的问题,为全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总理审阅定稿后,由他直接报送毛主席。我留在国家计委待命。一天,里同志回到计委大楼,兴冲冲地告诉我们:“总理刚才说了,文件报给主席,他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可以理解为已经默认了。我看,你们就照此办理、具体落实吧!”

总后这一大批干部从外地返回北京,等于宣布“文革”中挨整干部的大批解放。回来的同志心情振奋,一个个如同获得了新生。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播到驻京各单位和外地,他们也纷纷照此办理。

对批林整风中涉及的总后大量在职干部,伯伯和先念、秋里同志也提出了鲜明的政策。对这部分干部,原则上划分为三类,严格按政策办事。

“九一三”事件发生到1973年上半年,七伯亲自过问并通过先念、秋里同志具体指导,查清了问题,落实了政策,尽可能地团结了大多数人,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逐步恢复遭到破坏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力消除“文革”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影响。

七伯在心中始终关心的是人,是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

铁骨铮铮,唯民是从,把所有的人装进自己的心里。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

(编辑  季节)



¨ 本文摘编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中信出版集团202211月出版,季节摘编。

* 周尔均,周总理的侄儿,少将,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纪委副书记。

热门话题

关注医改,没有健康哪有小康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疗改革,明确医改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健康权益,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查看更多

新常态下装备制造业路在何方

2015年4月22日,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牵头,邀请行业内部分重点企业领导人和管理部门&...

查看更多

>

2023年10期

总期号:293期

2023年09期

总期号:292期

2023年08期

总期号:2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