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和平与发展”作了新的内涵概括和定位，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表述，把“和平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一个目标，而不是对现在世界的一个时代判断。
历史发展方向正在产生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的理解，时代已经变了，“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甚至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不再用“时代主题”来定义“和平与发展”。
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四个赤字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四个赤字，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局面。所以“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平与发展”有了新的概括。我们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和平力量，也是对世界上的霸权和战争力量的最大制约。如果中国的发展不能制约战争和霸权的力量，那么世界就没有和平可谈。这是我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解。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用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个阐述把过去所说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深化了，中国的发展，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各国的发展也要在中国找到机遇。这两句话可以说对“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
对于和平，我们应有新的理解。过去我们说世界大战不爆发就是和平，但现在的局面是，没有世界大战也不等于世界上是和平的。像乌克兰危机，这个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它可以把全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全部卷进去。乌克兰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更大的欧洲战争甚至核战争。所以局部战争本身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
战争本身又带来很多非军事领域的战争：金融战、经济战、科技战、舆论战，甚至生物战。这些新的战争形态相继出现，可以用以制裁俄罗斯，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传统战争带来的打击。所以对和平要有新的认识，对战争也要有新认识。我们过去对和平的认识（比如以不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标志）比较笼统，这个认识要加以变化。况且我们自己还面临着台海的紧张局势，即使没有世界大战，台海不稳定也是一种不和平。
发展也是在变化的。发展过去主要是南北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向现代化强国的方向迈进的阶段，就不能说我们还是一个“南方国家”了。我们同美国的矛盾是在走向世界制高点的征程中遏制与反遏制的矛盾，这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别的。由此，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南北矛盾，而且发达国家自身也出现大量的发展问题，所以他们在发展问题上要压制中国，从各个方面打击中国的发展机会。反过来，在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矛盾之中，又产生了安全问题，产生了和平问题。所以，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高度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我们要看到军事力量。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它本身也是发展的一个结果。没有充分的发展，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足以保证和平。二十大报告中讲到，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这充分地表达了中央关于未来对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这两对关系的核心论述。也就是说，我们随时准备运用军事力量，要常态化、多样化运用，而且军事斗争要灵活展开，塑造安全态势。美国一直在做“塑造”的事情，而我们往往是被动的，每当它发动了某一场安全危机，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应对。在特定的形势下，我们要加快塑造安全环境。
我们绝不会主动地去发动战争，但是要主动地塑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和平与发展、安全与发展高度交织在一起，中国国内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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