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本文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从提振消费要处理好三对关系、提振消费的路径、提振消费的长期机制三个层面，深入探索提振消费的机制与路径，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
提振消费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内需与消费的关系
内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过去十多年，内需增长更多由投资拉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升级改造、工矿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转型期，传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效应逐渐减弱，加上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外投资的空间逐渐收窄。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更多转向扩大消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这一指导思想揭示了内需在宏观经济中的双重价值：一方面，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有助于在全球需求疲弱的背景下，增强经济运行的回旋余地，保持增长的基本盘；另一方面，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和居民收入状况，其稳定性强、抗外部冲击能力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支点。因而，内需与消费的关系是整体框架与核心支柱的关系，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引擎。换言之，内需扩大最终要落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提升消费预期上，让消费在内需体系中发挥更为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投资对消费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拉动作用。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改善生产能力、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活设施水平，从而为居民释放可支配收入；间接作用则是投资通过收入分配和就业实现对消费的拉动。高质量的投资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增加企业收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增强居民消费意愿。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投资的主体和结构决定其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随着经济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投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民间、向科技创新产业转移。投资结构更聚焦于新兴服务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领域。这些投资有利于创新消费产品、消费服务及消费场景，更大程度地激发消费需求。
消费也可以促进投资。消费的增长能够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引导资本投向，从而形成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反之，如果消费增长乏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会下降，陷入投资无力拉动消费、消费不足以支撑投资的负向循环。
（三）技术进步与消费的关系
一方面，技术进步正在重塑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直接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数字技术为例，智能终端、平台经济与算法的普及，使消费从商品导向更多地转向服务导向和体验导向，从线下门店向线上、即时、个性化场景延展。同时，技术改善了信息获取和交易效率，降低了搜索成本，扩大了消费者的可选空间，促进文化娱乐、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新型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呈现出更高质量、更高附加值的特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和支付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夯实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劳动报酬提高和就业结构改善，为居民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预期收入提供支撑。新技术加速金融创新，推动消费信贷、支付工具和普惠金融服务更高效地触达，提高居民的可支付能力，使潜在需求得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消费增长因此呈现出稳定、可持续的特征。
提振消费的可行路径
（一）坚持扩大内需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扩大内需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居民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占比较高，严重挤压居民的消费空间。因此，通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推进托育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改善住房保障与租赁市场供给等措施，可以在不降低居民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减少家庭的结构性支出压力。
二是要改善商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扩大内需要提升供给质量，尤其是服务供给质量，让居民“花得值”。当前我国的养老照护、家政服务、健康管理等服务业，仍存在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通过服务标准化认定、服务数字化改造、服务机构激励，能够让居民更愿消费、主动消费，把潜在需求真正转化为现实需求。
三是要让区域内的需求流动起来、汇聚起来。我国人口和产业向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但中小城市和县域市场的潜力未曾释放。通过完善县域物流体系、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把零散、分散的需求组织起来、集聚起来，使内需增长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而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形成规模效应。
（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口结构深刻调整、居民需求快速升级的背景下，单纯依靠物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投资于人”是指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注重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以消费潜力释放和人力资本提升驱动高质量发展。当然，人的投入不能与物的投入相割裂。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都应更多嵌入教育、医疗、养老等人力资源要素，使物质空间的发展真正服务于人才集聚和能力提升的需求。
“投资于人”也将反向提升“投资于物”的效率。当劳动者技能提升、知识结构优化之后，物质资本的投入才能发挥更大效能，即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随着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收入能力不断增强，“投资于人”才会转化为稳定的消费需求，推动内需持续性增长。
（三）发挥人工智能与场景重构在提振消费中的引擎作用
从技术层面看，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嵌入生产、流通与服务的各个环节，通过效率提升直接创造供给和需求。一方面，围绕重点行业推进智能化改造，引入算法驱动的需求预测、智能制造、一体化供应链管理等智力创新活动，缩短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上市的周期，降低中间环节成本，使供给具备更高的响应速度和更强的定制能力，让消费升级有货可买、有服务可享。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消费的智能化应用，让数字技术切实消除“难、慢、贵”等痛点。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领域的智能化供给，可通过在线诊疗、智能辅学、数字康养、智慧出行等方式扩大服务可及性，减少成本开支，推动服务型消费从“替代性”走向“增量性”。
消费领域的场景重构对于提振消费极为关键。无论是城市商业街区的智慧改造，还是文旅消费的沉浸式体验，都可以通过场景重构带动新的消费热点，让技术成为创造需求的新引擎。此外，还要推动数据要素在消费领域的高效流动与安全使用，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规模与结构变动情况，准确把握消费趋势，帮助社会找到消费需求，并降低消费需求的边际成本。
不断完善提振消费的长期机制
要实现消费从阶段性回升向长期稳定增长的转变，需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一方面，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安全感；另一方面，应优化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机制，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消费不仅受居民短期收入变化的影响，更依赖居民长期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将成为长期拉动消费增长的动力。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应通过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等制度，提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应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和最低收入保障等手段，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兼顾高收入群体的合理税负，形成更加公平、可持续的财富分配格局；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应以制度供给方式提升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公共服务质量和可及性，使居民在消费中享受高效、便利的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服务标准、绩效评估机制和资金保障体系，改善消费体验，在结构上引导消费升级，使居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稳定释放消费潜力。
推动消费长期稳定增长，还需要协调好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力。财税政策主要通过精准减税、专项补贴和公共投资引导消费结构优化，同时激励企业提升供给质量；金融政策需要通过消费信贷、数字支付、普惠金融等手段，降低居民与企业参与消费的成本与门槛，增强消费的可持续性；产业政策应当重点支持新兴消费业态、服务型产业和数字化改造，实现供给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匹配。三类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要互相适配，形成联动效应。财税激励可以为企业创新供给提供资金保障和价格优势，产业政策的供给创新能够激发居民新的消费需求，金融政策则在资金流动和风险控制中保障居民与企业顺利参与消费。通过这种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反哺需求的互动循环，不仅可以平滑短期波动，更能在中长期内增强消费增长的韧性，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支柱。
结论与展望
提振消费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更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格局的战略举措。稳定且持续的消费增长，有利于增强经济韧性，平衡区域发展差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消费增长机制，需求引导供给创新，供给激发新的消费动力，形成良性循环与互动，为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保持内生动力提供保障。在这一过程中，消费不仅驱动经济指标的提升，更成为衡量经济现代化、社会进步和民生事业的重要标尺。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