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能源与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发达经济体运行逻辑正经历系统性考验。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强国，其经济持续受到外部冲击，出现罕见的连续性负增长，暴露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性问题。
德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并非短期政策失误所致，而是在特定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制度安排与技术路径叠加作用下逐步显现的，具有较强的普遍警示意义，为我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对照样本。
增长模式在外部冲击下易受系统性约束
德国经济波动并非单纯由周期性因素驱动，而是外向型增长模式在全球市场需求不稳定性背景下所面临的系统性约束，这一结构使得德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极强，在全球经济动荡或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时容易受到严重冲击。
首先，从需求结构看，德国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多数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德国出口额占GDP比重稳定在40%以上[]，经济扩张更多地依赖海外市场的持续吸纳能力。一旦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主要贸易伙伴需求收缩或贸易环境恶化，德国难以通过内需扩张迅速对冲外需缺口，出口下滑将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速回落，使其在全球市场冲击中呈现出高度同步甚至波动放大的特征。
其次，从产业结构看，德国出口主要集中于对经济周期高度敏感的工业品领域，汽车、机械、化工产品和电气设备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这些产品属于资本品或耐用消费品，其市场需求明显具有顺周期性，即在全球经济景气时，企业扩大投资、居民增加耐用品消费，出口表现强劲；而在危机或不确定性上升阶段，企业首先削减投资开支、居民推迟大额消费，上述产品需求往往率先收缩。由于制造业在德国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出口工业品的下滑不仅影响外贸规模结构，还将通过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进而影响就业、收入和投资扩散，从而放大对整体经济的冲击。
第三，从冲击传导机制看，外向型经济使德国更容易受到多重外部风险的叠加影响。全球经济危机并非单一需求的冲击，而是伴随贸易摩擦加剧、金融条件收紧、供应链中断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德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关键零部件、能源和中间品，高度依赖跨境供给。一旦国际物流受阻、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或贸易壁垒上升，即使产品海外需求尚存，企业也可能因成本上升、交付不确定或融资受限而被迫压缩产能。
最后，从宏观调节与内生缓冲机制看，出口导向型模式在危机时期往往伴随着内需托底能力不足。在外部冲击加剧时，居民部门因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弱倾向于增加储蓄、压缩消费，企业因出口前景不明而延缓投资决策，而财政政策又受既有制度约束和政治共识影响，逆周期调节力度存在上限。在此背景下，内需难以在短期内有效弥补出口下滑造成的增长缺口，使外部冲击更容易演化为持续性经济低迷。
能源结构性问题系德国经济下行的关键原因
2024年，德国制造业产出同比萎缩3%，全年GDP实际下降0.2%，这是1951年以来第二次出现连续两年负增长。2025年虽实现0.2%的微弱增长[]，经济从收缩转入低位徘徊，但整体仍处于增长动能不足的低迷阶段。这几年德国经济低迷与能源结构性问题高度相关。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重要诱因，德国经济对外部能源依赖度较高，能源价格大幅波动迅速推高工业成本并削弱出口竞争力，成为制造业收缩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能源领域制度性成本长期偏高，审批周期冗长、监管要求复杂，制约了能源替代和转型项目落地，削弱了应对冲击的调整能力。在新旧能源体系尚未有效衔接的情况下，能源转型相关制度约束被前置嵌入产业运行，对传统制造业形成刚性掣肘，冲击产业基础稳定性。此外，能源技术路径的急剧调整改变了原有成本结构和技术优势的形成机制，加速了德国在部分高端制造领域比较优势的贬值，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拖累。
高度依赖外部能源，放大能源价格波动冲击
第一，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放大了能源冲击效应。德国经济长期以制造业为核心支柱，这一结构特征决定了能源成本波动对整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20%以上，显著高于美国（11%）、英国（9%）、欧元区平均水平（14%）及日本（19%）[]。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GDP比重长期维持在30%以上[]，制造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德国对外竞争力的核心来源。
从企业结构看，德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前五大跨国公司中有三家来自汽车制造业，分别为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在中小企业层面，约80%的“隐形冠军”从事制造业相关活动[]。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和高度集聚，进一步带动本土服务业发展，德国服务业增加值约占经济增加值的70%，且前十大服务业企业85%～100%的采购活动发生在国内[]，高度依附制造业需求。制造业不仅自身对能源成本高度敏感，其成本变化还将迅速通过产业链和需求链传导至服务业和出口部门。能源价格的任何剧烈波动，都会被制造业、服务业、出口高度耦合的经济结构放大，进而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系统性冲击。
第二，制造业深度绑定能源密集型上游产业，使天然气成为关键成本变量，
因而德国制造业对能源冲击高度敏感。该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20%，从业人口约占全国劳动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在制造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中，化学工业是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中规模最大的门类，约占德国制造业总产值的10%，占欧盟化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位居欧盟首位。钢铁、铝、氨气和烯烃等处于上游的能源密集型产品，是德国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中间品。约87%的非出口工业品以中间品形式供给下游工业部门，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机械装备、电气工业和化工体系等领域，用途范围广、替代性弱、战略价值高等。例如钢铁用于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汽车电池安全外壳和汽轮机；铝用于汽车车轮、制动系统和结构件；氨气是现代农业化肥生产的关键原料；烯烃则广泛用于塑料、合成橡胶、纤维、医药原料、农药和涂料等领域。由于这些中间品在制造业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成本变化会对下游产业产生显著的传导效应。在能源供给结构上，天然气是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来源，占能源消费总量近三分之一[]，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由此，天然气价格成为德国制造业体系中的关键成本变量，其波动会通过上游中间品价格传导至整个制造业体系，显著放大能源冲击的经济影响。
第三，能源供给结构长期单一依赖俄罗斯，放大外部冲击风险。在制造业高度依赖天然气的背景下，德国能源供给结构的单一性进一步放大了外部冲击风险。德国本土天然气产量仅能满足制造业约5%的需求[]，长期依赖进口。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便与苏联（后由俄罗斯继承）开展了通过管道和技术换取天然气的贸易、并长期维持两国天然气合作关系，并在多次能源危机中强化了对俄气的路径依赖。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展现出的高度契约精神，从乌克兰境内分流天然气资源。优先保障对联邦德国的供气承诺，使德俄能源合作进一步深化。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俄罗斯长期是德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其供应量约占德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高于挪威（约25%）和荷兰（约20%）[]。2020年，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进口结构中的占比一度高达58%[]，成为德国能源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外部来源。这种长期形成的单一来源依赖，使德国在能源多元化和替代能力建设方面投入不足，能源体系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抵御能力明显偏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对德天然气供应被切断，年均天然气缺口约500亿立方米[]，能源供给冲击迅速转化为价格冲击。天然气批发价格由2019年约18-38欧元/兆瓦时，一度飙升至130-235欧元/兆瓦时[]。由于天然气在发电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价格上涨迅速推高工业电价，德国工业电价较2019年水平上涨约60%—75%[]。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直接推高制造业生产成本，成为2024年制造业产出同比萎缩3%、GDP连续两年负增长的重要背景因素。
高制度性成本阻碍能源转型进程
从现实执行层面看，德国能源转型推进乏力，其原因并非缺乏政策目标或社会共识，而是受到财政与行政等制度的制约。严格的财政纪律与繁复的行政审批相互叠加，通过压缩公共投资能力、延长项目落地周期、挤占企业研发资源等多重机制，显著抬高了能源转型的整体成本。
第一，财政纪律过严，压缩能源转型与行政能力建设投入空间。德国长期坚持以“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为核心的财政纪律框架，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年度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35%。该制度在维持财政稳健的同时，也对公共投资形成刚性约束。在能源转型高度依赖电网升级、可再生能源并网、储能设施建设以及配套数字基础设施投入的背景下，“债务刹车”显著限制了政府扩大相关投资的能力。与此同时，该制度同样制约了行政机构数字化改造的资金来源，间接降低了能源转型相关事项的审批效率。截至2024年底，《在线政务法案》（OZG）规划数字化的575项行政服务中，仅有115项得以落实[]；在数字技术融入法律与行政管理方面，德国在经合组织的30个国家中，仅列第25位，在全球193个国家中，行政数字化水平排名第44位，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财政纪律通过同时压缩基础设施投资与行政能力建设，实质上抬升了能源转型的制度性成本。
第二，繁文缛节显著抬升能源转型的合规与审批成本。在行政层面，德国能源转型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普遍面临多层级、多机构的审批约束。相关项目往往需经历联邦州、联邦政府及欧盟层面的多重审核，单个审批流程可能涉及多达25个不同机构，程序复杂、周期冗长。实践中，风力发电项目从提交申请到获得批准平均需近25个月[]；一条长约30公里的铁路从前期规划到正式启用平均耗时23年；原材料开采扩建许可审批时间约5年，新开发项目甚至长达10～18年[]。与此同时，繁重的合规义务对企业形成持续性成本压力，中小企业因行政负担产生的成本约占其年销售额的1%～5%[]。仅信息披露义务一项，2024年即造成约665亿欧元的成本支出，挤占了企业用于能源转型和技术研发的资源空间。
第三，制度性成本高企，直接反映为能源转型进度全面滞后。在财政约束和官僚主义的影响下，德国能源转型整体进展明显落后于既定目标。德国在光伏发电、陆上与海上风能、热泵装机、充电桩建设、电动汽车产量及制氢电解槽产能等关键指标上，距离2030年发展目标均未过半，目标缺口大。其中，风能发电扩建尤为滞后，陆上与海上风电装机速度需提升至当前水平的三倍，方有可能实现气候目标。除技术和供应链因素外，港口与公路空间不足、审批周期过长、基础设施配套滞后等制度性约束，已成为制约能源转型提速的关键瓶颈。
能源转型制度约束制造业产业发展
在能源转型尚未实质性完成的背景下，德国制造业已率先承受高强度的制度性成本约束。德国企业同时受到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与本国国家排放交易体系（nEHS）的双重碳定价压力（前者纳入电力、钢铁、建材、航空、化工等部门，后者纳入建筑和运输部门），两套机制对这些部门的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实施严格限制。作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消费国，德国在能源价格和碳成本传导方面承压尤为明显。同时，欧盟对绿电在可持续性认证、全流程可追溯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方面设置了较高门槛（例如对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原料来源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严格限制、要求作全面环境影响评估，并保证电力来源的可追溯性），进一步抬升了绿电合规、认证与运营成本。鉴于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密集型中间品供给，在能源替代尚未形成稳定规模、转型目标尚未过半的情况下，就开始强化成本约束，在客观上压缩了制造业核心领域的生存空间，反映出能源转型节奏与产业承载能力之间的明显错配。
新能源技术替代加速削弱内燃机技术积累形成的核心优势
德国汽车制造业长期为出口结构中的支柱产业，本土生产车辆中约76%用于出口，其竞争力高度依赖内燃机领域数十年积累的技术优势。目前，德国汽车产业80%以上的营业额仍来自内燃机轿车和卡车。然而，随着全球汽车技术路线持续向电动化转型，这一比较优势正被系统性削弱。2024年大众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3.5%，净利润降幅高达31%[]，逐步显现出结构性压力。更为关键的是，道路交通排放约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0%，欧洲议会已决定自2035年起禁止燃油车上市，预计全球内燃机乘用车年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约7000万辆压缩至不足3000万辆[]。这一制度性转向意味着，德国赖以支撑出口竞争力的核心技术路径正面临加速贬值，其影响已超出企业层面的调整能力。
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承前启后关键历史时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放缓，争夺高科技制高点竞争如火如荼，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结构、要素条件和比较优势也已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推进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和制度完善的同时，防范结构性风险、增强经济体系韧性，成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核心课题。德国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防范结构性风险、提升经济体系韧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避免对外需拉动的过度依赖，夯实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体系
德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参与国际分工所导致，而是将长期过度依赖外部需求作为主要增长引擎，使经济运行高度暴露于地缘政治冲击之下。在全球需求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供应链重组背景下，这一模式的脆弱性被反复放大。对我国而言，进入“十五五”时期，外需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成为长期变量，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空间和稳定性均明显下降。必须进一步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区域协调发展，拓展内需增长的广度与深度，避免形成对单一外部市场或单一产业出口的路径依赖。
在推进绿色转型中统筹转型目标与产业承载能力，防止成本约束过度前置
德国经验表明，若在能源供给体系尚未稳定、替代能力尚未形成规模之前，能源转型过早、过强地引入高强度成本约束，容易对制造业基础形成系统性挤压，反而会削弱长期转型能力。要关注转型节奏与产业承载能力之间的错配。我国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更应注重转型的系统性、渐进性和可持续性。在“十五五”时期，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考虑产业结构特征和区域发展差异，避免以行政性指标或成本约束替代产业升级本身。尤其是在能源密集型和基础制造业领域，应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制度创新降低转型成本，而非主要依赖价格和合规压力去倒逼调整。
确保转型与创新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
德国能源转型缓慢的重要原因，并非缺乏政策目标或技术储备，而是长期形成的财政制度约束和复杂的行政程序显著抬升了制度性成本，压缩了公共投资和企业创新空间。表明刚性制度本身也可能成为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对我国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建设的重点不应仅停留在表面上的“规则完备”，更应关注“制度执行效率”和“制度成本可控性”。在“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行政审批和合规成本，提升公共投资和行政能力建设的灵活性，为科技创新、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更具弹性的制度环境，防止制度性成本在长期累积中侵蚀发展动能。
加快构建多元化技术竞争力，警惕技术路径突变对传统优势产业的系统性冲击
德国汽车产业的困境表明，当全球技术路径发生结构性转变时，长期积累的相对竞争优势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贬值。如果未能提前完成技术储备和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反而会成为经济调整中的“风险源”。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更加注重技术路线多元化布局和前瞻性战略储备。在巩固现有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快在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系统布局，避免形成对单一技术路径或单一产业形态的过度依赖。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完整性，提升经济结构对技术变革的适应能力和缓冲能力。
（编辑 杨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