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30·60 目标”。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实现绿色转型，应当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尽快建立起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基础，并将此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优先事项，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微观基础的基本框架。
“30·60目标”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向“30·60目标”迈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挑战来看，主要有两个约束条件：第一，现在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7吨以上，超过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尽管还有十年的达峰前时间，但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最多只有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就会增加。第二，目前我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欧盟国家是3万～4万美元，我们的既定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3万～4万美元，也就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即6万美元左右。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难点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
发达国家中，英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碳达峰的，德国是在70年代末，美国是在2007年。实际上，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碳达峰没有减碳的压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比如服务业比重提高或新节能技术的应用，碳达峰自然会出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没有或者少有减碳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的，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碳达峰本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传统发展道路，就是高碳排放下实现较高的增长；第二条路是低碳排放低增长。现在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就剩下第三条路——低碳或者零碳，同时还要实现较高增长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低碳和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增加值和较高的增长速度，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在碳中和目标的巨大压力之下，仍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行列未有先例，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可选择的空间不大，并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重压之下必须转型，转型以后可能就会出现优势。一方面，作为后来者，中国既有短板，也有优势。发达国家是碳排放达到峰值以后才开始转型，我们还没有达到峰值就开始转型，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可以直接用绿色产品进行替代。比如汽车，以发达国家每千人的车辆保有量来说，美国是845辆，欧盟是423辆，日本是575辆，中国目前是173辆，假定未来达到400辆的水平，依然还有230辆左右的增长空间。因此，从历史跨度看，由于提前转型，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的重置成本或者沉没成本很高。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较高，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市场空间很大，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我们希望有更多创新，或者新的竞争优势，但在现有的车道里很难超过先行者，绿色转型是一个转换赛道的新机遇。中国有成本优势、需求优势，再加上已经有相当的技术积累，中国的企业未来将拥有更多的机会。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我国制造业已经涌现出不少成功的案例。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可能推动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的一次最重要变革，或者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
以重大绿色技术推动绿色转型
从根本上来说，绿色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需要依靠一套新的绿色技术进行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地更换技术。绿色技术的推广，需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第一，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技术水平一定要排在前面；第二，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第三，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低成本竞争力。
目前，我国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0%，充电成本降低了30%-40%，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可以与传统的燃煤发电成本进行竞争。据预测，几年后光伏发电的成本很可能只有燃煤发电成本的一半。
什么是绿色技术创新？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技术首先需要符合绿色标准，不符合绿色标准的新技术就是不合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绿色技术，所有的创新都是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组织中外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绿色发展以及绿色城镇化过程中涉及水、能源、交通、建筑、土地利用6大领域的20项重大绿色技术，目前这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建议“十四五”期间向全社会推广较为成熟、能够产生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大绿色技术。
表1 “十四五”期间可重点推广的六大领域20项重大绿色技术
建立“碳账户” 筑牢微观减排基础
如果做一个比喻，目前绿色发展仍然是“挂在空中的一个美丽的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是根基不牢固。欧美国家早就开始自愿推动碳排放市场，近些年中国也成立了不少碳排放交易市场，但业务开展并不理想，原因在于缺少微观基础。
现阶段，中国的减排主要依靠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实现碳中和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行动，但主要采取行政手段来实施，从上到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美国家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这种办法的优点是行动比较快，短期之内也能见效。但存在的问题是：指标的分配可能不够公平合理，存在搭便车问题，权衡性较差等等。特别要防止一个取向，尽管减少碳排放是件好事，但也容易滥用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正常的生活运行。
在绿色转型前期，行政性办法和局部市场尚可应付。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必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适应的微观基础。换言之，绿色转型，既要技术创新，也要制度创新。
除了碳排放，目前中国还存在一般污染物、生态修复等问题，同时还要实现较快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的绿色发展是广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有一个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推动碳中和，建立碳账户。
碳账户实际上就是建立每一级政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在减碳方面的责任，对排放多少碳、减多少碳进行核算。只有确定责任，交易才能活跃起来。除了减碳之外，其他污染物、生态修复、经济增长等因素也要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目的是界定产权和责任。只有明确责任，各人自扫门前雪，世界才能变得清洁。
最近我们在做绿色责任账户的研究。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的原则是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碳减排与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经济增长协同推进，基本构成要素包括GDP、生态元、碳排放、其他污染物排放等，将这些要素做成一个资产负债表，以生态元计量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为资产，单位GDP产出界定生态元提供责任，其他污染物排放为短期负债，碳排放是长期负债，进而建立起各级政府，包括国家、省、市、区，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明确相关主体的减碳责任，并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账户平衡。
综上所述，针对国家层面的碳中和和绿色发展目标，通过各相关主体责任的分解落地，才能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编辑 宋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