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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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推动下的绿色转型

刘世锦 来源: 2021.06.22 11:04:02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30·60 目标。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实现绿色转型,应当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尽快建立起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基础,并将此作为实现“30·60目标”的优先事项,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微观基础的基本框架。

“30·60目标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向“30·60目标”迈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从挑战来看,主要有两个约束条件:第一,现在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7吨以上,超过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尽管还有十年的达峰前时间,但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最多只有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就会增加。第二,目前我国人均GDP1万美元,欧盟国家是3万~4万美元,我们的既定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3万~4万美元,也就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即6万美元左右。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难点是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

发达国家中,英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碳达峰的,德国是在70年代末,美国是在2007年。实际上,碳达峰和碳中和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碳达峰没有减碳的压力,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比如服务业比重提高或新节能技术的应用,碳达峰自然会出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没有或者少有减碳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的,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碳达峰本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传统发展道路,就是高碳排放下实现较高的增长;第二条路是低碳排放低增长。现在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就剩下第三条路——低碳或者零碳,同时还要实现较高增长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低碳和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增加值和较高的增长速度,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在碳中和目标的巨大压力之下,仍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行列未有先例,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可选择的空间不大,并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重压之下必须转型,转型以后可能就会出现优势。一方面,作为后来者,中国既有短板,也有优势。发达国家是碳排放达到峰值以后才开始转型,我们还没有达到峰值就开始转型,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可以直接用绿色产品进行替代。比如汽车,以发达国家每千人的车辆保有量来说,美国是845辆,欧盟是423辆,日本是575辆,中国目前是173辆,假定未来达到400辆的水平,依然还有230辆左右的增长空间。因此,从历史跨度看,由于提前转型,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的重置成本或者沉没成本很高。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较高,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市场空间很大,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我们希望有更多创新,或者新的竞争优势,但在现有的车道里很难超过先行者,绿色转型是一个转换赛道的新机遇。中国有成本优势、需求优势,再加上已经有相当的技术积累,中国的企业未来将拥有更多的机会。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我国制造业已经涌现出不少成功的案例。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可能推动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的一次最重要变革,或者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

以重大绿色技术推动绿色转型

从根本上来说,绿色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模式,需要依靠一套新的绿色技术进行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地更换技术。绿色技术的推广,需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第一,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技术水平一定要排在前面;第二,少排放或者零排放;第三,与传统企业相比,具有低成本竞争力。

目前,我国光伏发电的成本降低了80%,充电成本降低了30%-40%,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可以与传统的燃煤发电成本进行竞争。据预测,几年后光伏发电的成本很可能只有燃煤发电成本的一半。

什么是绿色技术创新?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技术首先需要符合绿色标准,不符合绿色标准的新技术就是不合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绿色技术,所有的创新都是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组织中外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绿色发展以及绿色城镇化过程中涉及水、能源、交通、建筑、土地利用6大领域的20项重大绿色技术,目前这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建议“十四五”期间向全社会推广较为成熟、能够产生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大绿色技术。

1 “十四五”期间可重点推广的六大领域20项重大绿色技术

 

建立碳账户筑牢微观减排基础

如果做一个比喻,目前绿色发展仍然是“挂在空中的一个美丽的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是根基不牢固。欧美国家早就开始自愿推动碳排放市场,近些年中国也成立了不少碳排放交易市场,但业务开展并不理想,原因在于缺少微观基础。

现阶段,中国的减排主要依靠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者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实现碳中和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行动,但主要采取行政手段来实施,从上到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美国家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这种办法的优点是行动比较快,短期之内也能见效。但存在的问题是:指标的分配可能不够公平合理,存在搭便车问题,权衡性较差等等。特别要防止一个取向,尽管减少碳排放是件好事,但也容易滥用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正常的生活运行。

在绿色转型前期,行政性办法和局部市场尚可应付。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必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适应的微观基础。换言之,绿色转型,既要技术创新,也要制度创新。

除了碳排放,目前中国还存在一般污染物、生态修复等问题,同时还要实现较快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的绿色发展是广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有一个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推动碳中和,建立碳账户。

碳账户实际上就是建立每一级政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在减碳方面的责任,对排放多少碳、减多少碳进行核算。只有确定责任,交易才能活跃起来。除了减碳之外,其他污染物、生态修复、经济增长等因素也要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目的是界定产权和责任。只有明确责任,各人自扫门前雪,世界才能变得清洁。

最近我们在做绿色责任账户的研究。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的原则是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碳减排与生态修复、污染防治、经济增长协同推进,基本构成要素包括GDP、生态元、碳排放、其他污染物排放等,将这些要素做成一个资产负债表,以生态元计量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为资产,单位GDP产出界定生态元提供责任,其他污染物排放为短期负债,碳排放是长期负债,进而建立起各级政府,包括国家、省、市、区,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明确相关主体的减碳责任,并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账户平衡。

综上所述,针对国家层面的碳中和和绿色发展目标,通过各相关主体责任的分解落地,才能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编辑  宋斌斌)



本文是根据作者近期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整理。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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